批斗告一段落，他们把我交到通海口最响当当的造反派组织“硬骨头造反司令部”（搬运公司）去喂马，便于他们监督管制。

当时，汽车运输很少，大部分货物运输都是骡马板车，所以搬运公司专门有一个马场，养有骡马驴80多头，只有3个60岁左右的老工人管理，劳动强度可想而知。

1968年6月，39岁的我背着行李来到马场。我是来劳动改造的，脏活重活，我必须抢着干。

当时马场没有自来水，要从通海口洲河里挑水。挑马水，扫马粪，这些又脏又累的活，我要同老工人一块干。还要晒马草、捆马草（过冬的储备草料）、上饲料、上饮水。如此繁重的劳动以外，还得随时准备参加造反派召开的批斗会。

有一次，正值三伏天，我正在马场翻晒马草，造反派来了2人，令我到剧院为揪来的县委副书记陪斗，挂上一块用细铁丝穿好的几斤重的大木牌子。大热天，黑牌挂在脖子上，低头弯腰站了2个小时，大汗淋漓，真是要命啊!我几次要求把重木板牌子取下来，颈子受不了，那些丧尽天良的狗杂种们，倒还骂我不老实，最后我还是瘫坐在台上了。

1968年12月，上面强调要解放干部。在这个大精神下，我才从长达4个月的马棚里被“解放”出来。但仍然不结合，当时叫做“靠边站”，就是只做些“三线建设工程”“水利工地”的具体工作，不给于任何职权。

直到1970年元月，沔阳县委把我和其他区与我类似情形的几名区委书记、区长调到县直工业战线。此时才完全摘掉了“走资派”的帽子，摆脱了造反派长达3年零1个月的折磨。此刻的我，形容憔悴，骨瘦如柴，多种疾病缠身，精神上的创伤，更是不堪回首，只算是保住了一条性命。

县委调我到大型企业县电油厂任党委书记。该厂也同样被运动搅成了一锅粥。不过此时中央“1.31”指示紧急下达了，要依靠广大工人群众把生产搞起来，深揭猛批破坏生产、横行霸道行为。闹派性、搞武斗、影响生产、破坏生产秩序的都要检查批判。造反派的日子不好过了，为长期受压的老干部、老工人出了气、撑了腰。正气上升，邪气下降，工厂生产逐步恢复正常。

我在县电油厂只搞了2个多月。通海口区形势和各地一样，也发生了极大变化，在区革委会掌权的一些“乌合之众”被清除出去。有“支派”行为的区委领导干部，也要到“学习班”集中学习。这样，区里干部缺乏。

县委紧急找我谈话，老县长、军代表、组织部长3人分别动员要我再回到通海口去主持全面工作。当时我身体状况很差，县里治病条件好些，家属也在县城里，推诿再三，仍然不行，硬着头皮于1970年3月再次赴通海口上任。

在电油厂2个月的工作经历，比工作队时间还短，所以，我一直在履历中都没提。

经过几年折腾的通海口，百废待举，各行各业的调整，恢复工作量很大。我带着严重的疾病硬撑到1971年冬，终于一病不起，病倒在工作岗位上。

农村工作是艰苦的，尤其是那个时期的农村工作，无论严寒酷暑，常年在农村蹲点，搞调查研究，和群众同吃、同住、同劳动，办“试验田”。 特别是那几年的日子，我被整得死去活来，有病不能治，有家不能回。繁重的劳动，残酷的折磨，致使小病拖成大病。

1971年冬，我的血吸虫的肝病发作了，实在坚持不了，不得不到同济医院治疗。真是俗话所说的“病来如山倒”，来势十分凶猛，住在医院里病情仍然一天天加重，接着大腹水，肚子像个孕妇。

在同济医院，主管我的是个曾经留学苏联的老太婆，十分同情地对我说：“听说你还是在农村做领导工作的干部，怎么拖到这个程度才来治疗，你的病已经是晚期了。这在医学术语上叫做“失代尝期”，如早一年半载来治就好了”。

大夫哪里知道我的处境和苦衷，我的病是身不由己拖成这个样子的，是运动整成这个样子的。住院不到1个月，病情的趋势严重，卧床不起，不思饮食，靠吊针输液维持。

同济医院依据病情下达了《病危通知书》，病床上挂了红条子标记，由普通护理改为特级护理，并通知了家属和单位。沔阳县委负责同志、军代表（县人武部政委）、县委组织部长，以及通海口区委领导和同志们，相继来医院探望。我的亲友也专程到武汉来看望。老伴陈怀玉长期住在医院，日夜护理。

经过一段抢救性紧张治疗，病情有所缓解，腹水稍有消退，医院撤出了病危，取消了特护，但“腹水”消退极其缓慢。

那时，医院里的大字报、大批判搞得热火朝天，可是药品奇缺无人管，如“白蛋白”“冻干血浆”等腹水病人需要的药品，也要病人自己去想办法。后来还是托人找县医药公司买了1瓶“冻干血浆”，但杯水车薪，无济于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