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朱海燕

王宜强轶事

[一]

写王宜强，我不想从宏大叙事着手，想写他的小事，'写那些鲜为人知的东西。

王宜强是我的好大哥，好朋友，相知，贴心，无话不说。当年为写《我是共产党员》的长篇通讯，我与他朝夕相处半个多月。当然，这还不算之前之后与他相处的时间。

我第一次认识王宜强是1978年春天，在察尔汗盐湖的一个连队，那时，铁道兵文化部干事，吕希杉到七师采风，把我从三十三团十七连文书的岗位上抽调出来，到三十四团陪希杉体验生活。一天中午，连队发生争吵声，原来是连队干部在连部的火炉子上做小锅菜，被一个叫霍世禄的排长发现了。霍世禄是1976年入伍的甘肃兵，五大三粗，能干活，铁道兵需要的就是这样的干部。因为能干活，很快提为排长。霍世禄有个性，他认为连队干部应该与战士同甘共苦，不应在连部做小锅菜。他闯进连部，一脚把小锅菜踢飞了。

图为铁道兵第7师34团指战员开上盐湖，就地取材挖盐壳，造盐屋，安营扎寨，投入施工。/

这事惹了麻烦，连队坚持要撤职霍世禄，团里一部分领导也坚持这一观点。由于意见不统一，团党委派王宜强下连队调查。那时王宜强刚从三十五团调到三十四团不久，任团参谋长。王宜强到这个连队时，我正在这个连队。他总是唬着脸，脸上没有一点笑色，神情十分庄严。说实话，我不喜欢他，感觉他官气十足，没有人情味。

因为要处理霍世禄，霍世禄开展“绝食”斗争，几天不吃饭。后来，霍世禄说：“我是假绝食，当着全排战士的面，我不吃饭。他们上工以后，我在火炉子上煮面条。我不傻，不能饿了自己。”经过王宜强的认真调查后，不仅没有撤霍世禄，他反而坐上直升飞机，得以提拔。兵改工时，当兵8年的霍世禄已是营职干部了，而这期间，王宜强也由参谋长升任团长，他一直是霍世禄的领导，且能驯服那头甘肃骡子。

[二]

我与王宜强更多的接触，是兵改工以后。年年岁末年初，十七局要开领导干部会，每次局领导都邀我参加，那时，我是《人民铁道》报记者。开完会，三处处长丁原臣，书记黄光福邀我回三处住几天，那是我的“老家”。一次，黄光福书记邀我，被王宜强听到了，他唬着脸对我说：“老朱（他一直这样称呼我）三十三团是你的家，三十四团就不是你的家吗？咱们七师都是你的家。”会议结束之后，他就把我拉到了四处。从那时起，我们接触便多了起来。

王宜强小时候家里很穷，父亲去世的早，他有一个哥哥，哥哥上学。但没有学费怎么办？为给哥哥挣学费钱，宜强卖起了烧饼。王宜强说，他8岁开始卖饶饼。他很会叫卖，能编成一串串的顺口溜。因为口才好，后来他被一个唱大鼓书的收为徒弟，他不识字，但记性甚好，十多岁走街串乡，居然能唱《三侠剑》《九剑十八侠》等等。后来王宜强入伍、提干，除了他能干以外，另外，与他有超强的记忆力是分不开的。领导作报告，他记录，用的全是别人不认识的代号。领导作三个小时的报告，他用代号作记录，回去至少能传达两个半小时。

/铁路通过盐湖是青藏线施工中的大难题之一。担负施工的第7师34团指战员和科研工作者共同实验，在盐湖上筑起一条牢固的晶体路堤。被称为不见桥墩的万丈“盐桥”。/

王宜强不热衷宣传报道。他对我说：“那是瞎吹，胡编。”由于他的文化受限，我不跟他讨论新闻是事实还是瞎编问题。上世纪90年代，他到南昆任项目指挥长，他的副手是马鸿臣。对马鸿臣我非常熟悉，我在三十三团十七连当文书时，马鸿臣是四营工程师。王宜强与马鸿臣的关系甚好，但在工作上经常吵架，吵过架，接着还好，好过之后，继续吵架。我常见两个人嘟噜着脸，谁也不和谁说话，这种对立情绪，也就是两三天，两个人又好起来了。

马鸿臣得病后，王宜强找我，要我报道马鸿臣。我说：“你不是说，报道都是瞎编吗？找我报道干啥？”从那时起，他改变了对报道的看法。

《南昆铁人马鸿臣》的报道发表以后，铁道部授予马鸿臣“南昆铁人”称号，并获得“五一劳动奖章”。南昆指挥部奖励十七局项目部30万元。王宜强对我说：“想不到新闻报道也能挣钱，这笔钱，我给项目部人员发奖金了。”他接着说：“过去十七局进南昆铁路指挥部都是弓着腰，生怕工作没干好，挨批评。马鸿臣的事迹报道出来后，我进指挥部腰杆挺得直直的。十七局有马鸿臣，你们有吗？你们没有，我们有，这就是我的自豪。

[三]

马鸿臣之后，十七局党委想树王宜强这个典型，此事由十七局纪委副书记黄光福牵头，组织约十几人的写作班子，住在北京玉泉路北面的一个宾馆内，这个写作班子工作半个月，稿子没有写成。一总结王宜强的事迹，就陷入“王老抠”这个误区里，走不出来。作为一个领导干部，“抠”当然是好。但在抠的另一面，难道没有开放开拓，思想解放的一面吗？写不下去，这个写作班子也就撤了。

一天晚上，十七局局长兼书记丁原臣来京找我。他说：“写王宜强的事，我就交给你了。”这样，我又专程赶赴南昆采访王宜强，昼夜闲聊中，我发现王宜强是个有血有肉的人物，他的感情十分丰富。

王宜强不是天生的好战士。他入伍后，不是想解决为谁当兵，为谁修路的问题，而是想当逃兵。他说：“当铁道兵干活比农民还累，没有自由，我想当逃兵。”他侦察了几次，不知道从哪里逃跑。他说的这个地方在湖南。施工的地方距欧阳海牺牲的地方不远。

60年代，毛主席发出向雷锋同志学习的伟大号召。通过学习雷锋，他安心了，不想再当逃兵，并且成了好战士，并入党提干。他当连长时，正修襄渝线，他与丁原臣那个连队共打一个隧道，一个打出口，一个打进口。这两个连队都是三十五团的尖刀连队，两个连长在施工上都不是善茬。每天，连队上工之前，王宜强要给连队做形势报告：“同志们，我们的对手，就是对面的那个小丁，吹牛逼，要战胜我们连队。我们是泥捏的，还是铁打的？”大家说：“是铁打的。”“好！我们一定战胜他！”他的连队像打倒美帝国主义一样坚定，表示一定战胜丁原臣这个连队。王宜强说：“那时，丁原臣那个连队，就是我的假想敌，我必须战胜他，一定战胜他。”

王宜强的连队生活甚好，关键在于养猪。长年存栏的猪有上百头。这么多猪，饲料怎么解决？王宜强想到种菜。他在连队周围，哪怕有碗口大的地方，他都要开垦出来种菜。但一个明显的问题来了，开地种菜没有肥料。王宜强的办法是，到兄弟连队去偷。中午兄弟连队午休时，王宜强的偷粪小分队便悄悄出发了。但仍然被暴露出来。怎么暴露的？因为大便臭，热天，一旦粪便被搅动起来，半里路之内，臭气熏天，都让人捂着鼻子。兄弟单位说：“王宜强这个连队缺德，中午臭得人没办法睡午觉。”

而王宜强却有另一番解释，同志们，我们挑来的不是粪便，是红烧肉。有了粪，就能种菜，有了菜，便可养猪，有了猪，每星期都可吃红烧肉。

王宜强与女同志很少搭讪，但他有爱美之心。在南昆工地，他办公室的一个秘密之处，放的都是电影画报的美人，他把图片剪下来，精心地放起来。这个秘密被我发现了，我说：“你也爱美人照？”他说：“世界上谁不爱？人人都爱，有爱，才爱这个世界，才爱人世间的生活。”

项目部西南四五百米处有个歌舞厅，叮叮晃晃吵得人不得安宁。一次，吃过晚饭，王宜强拉我出去，说“你配合我演出恶作剧怎么样？闯进歌舞厅，你就说我是曲靖地委副书记，不允许大姑娘小媳妇在这里跟男人搂搂抱抱的。”

我们走进歌舞厅，我拉开大厅的顶灯，介绍说：“这位是曲靖地委的王副书记，请他讲话。于是，王宜强开讲，讲跳舞要规规矩矩，不要乱抠乱摸，想入非非。讲完后，他拉我跑出来，笑得蹲在石头上起不来。他问我：“像吗？”我说：“不像，你穿一双解放鞋，都是泥巴，谁信你是地委领导？”

[四]

王宜强大公无私，克己奉公是出了名的。人们说，把公家的钱交给他保管，即便是没有会计做账，不会少一分一毛。

一次，我随他从罗平到百色开会，路上我们各吃两个粽子。他说，我们两人没吃掉两块钱。好吃吧？在外吃饭就要这样。由于路况差，到百色，我的箱子颠散了，他找一根麻绳把箱子缠了起来。这样，很是麻烦，回京途中，我开启箱子很不方便。他把我送到车站离去后，我便把那个箱子扔了，又买了一只。

也是那一次，在百色一区两省有个活动，需要三个施工单位上台发言，这其中就有王宜强。他说：“老朱，你不知道上台讲话，我不会讲大道理，你给我写个讲话稿，让我背一背。”他的我写了。之后，他又拉了两位。说：“这两位你也帮助写个发言稿，我们都是施工单位的，不能在地方政府面前丢人。”此事虽小，我感到王宜强有大局观念，无论是不是中国铁建的人，他都想帮人家一把。

为写好王宜强，我召开了多次座谈会，但座谈会开着开着，就变成了批斗王宜强的批斗会，说他太抠，对职工管得死。那时还没手机，项目部只有一部程控电话，他做了一个小箱子，把电话锁在箱子里，不是公事，不能打电话，弄得职工很有意见。

一次，中国铁建党委副书记张宏正到工地检查，遇到我。他对我说：“你到十七局告诉王宜强，我今晚住十七局。”我到十七局将此事告诉王宜强，王破例安排做了一桌菜，结果那天张宏正没去。王宜强说：“浪费了，浪费了。”叙叙叨叨不知说多少遍。

修内昆铁路时，王宜强的副手是徐桐禄，王宜强做三十四团团长时，徐桐禄是三十二团团长，两人又是江苏老乡，但在接待问题上，两个人矛盾很大。一次，全线工地质量大检查，检查组到其他各局都是好烟好酒招待，而到了十七局，王宜强要拿几块钱一瓶的酒招待。为此，两个人拍了桌子。徐桐禄说：“我丢不起这个人，十七局更丢不起这个人。你不顾脸面，十七局不能不要这个脸面！”

那次，徐桐禄胜利了。

王宜强抠，十七局部分调皮捣蛋的职工，做他的恶作剧。某天，他们一行去昆明，随行者向王宜强推荐，说这家饭馆里做得粉条好吃。给王宜强要了一碗，王宜强说：“的确好吃。”于是又给他要了一碗。王宜强两碗粉条下肚之后，随行人员说：“指挥长，你一人吃了两碗粉条，我们一人一碗如何？”王宜强说：“每人来一碗。”结果一结账不得了，价格上万。王说：“怎么这么贵？”饭店说：“你们吃得不是粉条，是鱼翅。”王宜强吃了个哑巴亏，没有再说什么。你吃了两碗，大家每人吃了一碗，多吃多占是你啊！

王宜强跟我诉苦，这帮小子鬼精鬼精的，不小心要上当嘞。我成天泡在工地，哪见过鱼翅那玩意。

/内昆铁路建设中的劳动者/

修建内昆时，他还是十七局的指挥长，听说我去采访，他提个小板凳，坐在距工地5公里的山坳里等我，那里是我的必经之地，令我十分感动。我说：“做记者这么多年，从未遇到以这样的待遇。当晚，他带我到县城，说去吃我没吃过的东西。是什么东西呢？是烤土豆，烤熟的土豆就着胡椒粉与盐巴吃。他说非常好吃，我也只好跟着说好吃。那晚我们两人一共没花掉两块钱。

王宜强是个孝子，每次回乡探亲，每晚必坚持给娘洗脚。娘说：“小成，娘的脚脏，你不能给我洗脚。”王宜强说：“娘，你的脚再脏，还能比我小时候脏吗？你不是一把屎一把尿把我养大吗。”娘不再坚持，每晚让宜强给她洗脚。

王宜强说：“娘就是娘，儿就是儿。儿子无论多大，也没有娘想得周到，每天早晨待我醒来时，娘早把油条豆浆买来了。每天起得都比我早。

”

娘虽然没有文化，但老人家是个识大体的人。她每天坚持看电视，看见电视上报道一个贪官被抓了，她便在墙上画一道竖道，不知不觉间画了36个竖道。这意味着，在老人眼里已经有36个人出事了。一次，宜强探家，娘指出36条竖道说：“小成，这些人都是因为钱坐牢了。我听说你已管着很多钱，能不能戒贪？能不能挺住？你要告诉娘。实在挺不住咱回来当农民，离钱远一点，但娘绝不许你贪公家的一分家。”王宜强后来被评为全国劳动模范，来北京要请我吃饭，他说：“这是我自己的钱，请你吃饭我不抠，因为这里面有你一半的功劳。我说：“你不能这样说，我只是写了你，不写你，你该是劳模还是劳模，因为你这个劳模是不掺假的。”

又一次中央主要领导在中南海怀仁堂接见十位全国著名劳模，宜强名列其中。他提前一天赶到北京，跟我商量，座谈会上要说那几点，经过商量，确定了几点。在座谈上他的发言受到中央主要领导同志的表扬。

   /青藏铁路二期建设中的图片/

青藏铁路开建之前，他又来北京找我，说要去找铁道部部长傅志寰。他代表十七局向铁道部送请战书，请战书是由我执笔写成的。傅志寰很是感动，对王宜强说：“老王，告诉同志们，别来送请战书了，你们的心情我与部党组已经了解了。青藏一期，铁七师是主战兵团，二期你们依然是主战兵团。但是，我也要代表部党组说句话，建设青藏铁路二期，没有你老王的事，你是“四昆”干部，青藏铁路二期上马，是年轻人的事，不是老人的事。就你个人来说，我不批准。”

王宜强退休时，给我打电话说：“这一辈子，他一共存款60万元，够用了，无后顾之忧了。一度时间，他回到老家去住，乡亲们知道他曾经做过县委书记这样大的官，且管工程管钱。东家来借，西家来借，借钱的都是肉包子打狗，一去不还。吓得他不敢在住，急急忙忙又回到西安。我问：“乡亲们借去多少钱？”他说：“大数也有十多万吧。”

我是在西安得知王宜强去世的。急忙打电话给十七局副总经理杨金城，杨是原七师直政科科长刘来法的女婿，与王宜强住在一个楼上。金城说：“你别去他家了。王宜强去世后，老伴过于伤心，啥也不关心，再加上胡阿姨一个字不识，什么也不知道。王宜强去世时，我就在西安，楼上楼下谁都没告诉。”

这样，我也不好去他家告别了，再说，宜强的遗体已早已火化。愿宜强一路走好！

朱海燕简介

朱海燕，安徽利辛人，1976年入伍，在铁道兵七师任战士、排长、副指导员、师政治部文化干事。

1983年调《铁道兵》报，1984年2月调《人民铁道》报任记者、首席记者、主任记者。1998年任《中国铁道建筑报》总编辑、社长兼总编辑，高级记者。2010年3月调铁道部工程管理中心任正局级副主任，专司铁路建设报告文学的写作。

第六届范长江新闻奖获奖者，是全国宣传系统“四个一批”人才，中国新闻出版界领军人物，中央直接掌握和联系的高级专家。八次获中国新闻奖，九十多次获省部级新闻一、二等奖，长篇报告文学《北方有战火》获中宣部“五个一工程”奖。出版各类作品集四十部，总字数2000万字。享受国务院津贴待遇，系中国作家协会会员。

编辑：乐在其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