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路上④
苦乐年华
文/刘乙苏
三尺讲台一支粉笔承载着多少人的梦，那是我一生的追求。
西上庄乡联办中学，是我走上教育岗位的第一站，是梦开始的地方。
校址在东西两上庄的中间，地名“后岭”。共30多名学生，四位老师，我是初三代课教师，教化学，那年我22岁。
第一次走上讲台，心里仿佛揣着一只小兔砰砰直跳。我对初三化学略知皮毛，心里直打鼓，真是赶着鸭子上架。可又不敢告诉头儿，害怕失去这份工作，我像爱护自己的眼睛一样珍惜这次机会。可我又多么害怕误人子弟，如果误了这班孩子，那将是千古罪人。强烈的责任感告诉我：无论费多大劲，硬啃也得把这门课弄透彻。每天晚上备课到深夜，找来好多化学资料，要拿出拼命三郎的精神才行。好在这班孩子对学习有着浓厚兴趣，自学能力很强，既聪慧又肯学，好多孩子都是一点就透，我只递个拐棍儿就行。
没有教室，村里三间破仓库就是课堂。没有桌凳，土坯墩儿做桌腿，木板当桌面儿就是孩子们的课桌，凳子自带。山里孩子从不为条件简陋而懈怠，也不为生活困顿而颓废。他们刻苦学习，坚韧不拔，不畏严寒酷暑，那种如饥似渴的学习劲头至今记忆犹新。
邢台市一中最拔尖的数学老师刘聚林，邢台师范学院物理系主任赵喜梅，还有牛选民，徐金堂，徐记生等几位教师，都是这个班出去的学生。他们是大山人的骄傲，我真为他们感到高兴，也为自己差点没耽误了他们而庆幸。
勤工俭学是那个时期的产物。移民搬迁后西上庄乡刚成立，一切都得新建，也包括学校。
为建一所像样的乡办初中，国家没钱，全靠自力更生。学校规定，每个班每星期要参加一天勤工俭学。到一座很高的山上拉石英，从山后用排子车拉到山前汽车能到的地儿，卖了石英盖校舍。打石头放炮由师兄赵占有负责，我负责拉石头。山上的路很窄，为了安全，老师必须亲自拉车，学生装石头或帮着推车，带上干粮和水，一干就是一天。多亏我有石子厂的经历，干起活来得心应手，也算轻车熟路。
为增加收入，学校还喂了20头猪。那时学校每年放三次假：麦假、秋假和寒假，秋假40天。秋天到了，学校老师大都一头沉，得回去收秋，只我光棍一条不用惦记家里，领导把我留在学校喂猪。平时都有学生分成若干小组，每天给猪打草做些猪食，而今要靠我一人喂40天真的够呛，不把猪喂飞才怪呢！我犯了难。
此刻，突然想起家里用橡子儿喂猪的事，顿时来了主意。这地方到处是橡子坡，干脆放猪得了。说干就干，每天吃过早饭我就掂个小棍儿，吆喝上那群猪出了门。先让猪边走边吃草，到了橡子树下，哇！猪吃橡子儿的场景令人惊叹。一个个摇头晃脑，哼哧哼哧你争我抢，像吃爆豆，“嘎巴、嘎巴”响成一片，一会儿工夫肚子便滚圆滚圆了。放完橡子就把猪赶到柿子树下吃红柿，这样猪不会上火，40天风雨无阻。开学了，一群猪个个胖乎乎的腆着个大肚子，毛色顺溜，油光发亮，校领导眉开眼笑。
陈庄村是我的第二故乡，代课二年后我被安排到这里的小学任教，由代课教师转为民办教师。工作的稳定性和长期性让我信心十足。
这村共有学生81名，分两个班，我和本村的范志华老师各带一个班，分别在两所学校上课。我教一、二、五、三个年级，45名学生，复式班。小学是一独门小院儿，三间教室，两间伙房，一间办公室兼宿舍。校门前一条小河，一座石拱桥，学校紧挨石桥，在桥的东南角。复式班上课像串门，教了这个管那个，穿插进行。粉笔的“嘎嘎”声，朗朗读书声和哗哗流水交织在一起，此起彼伏，酷似一曲不绝于耳的交响乐。
有了二年教学经验，我很快适应了复式班的教学节奏，每天在油灯下备课到深夜。教案上画满了红蓝相间的穿插线，像公路边的指示牌。
按部就班的校园生活是丰富的，多彩的，快乐的，有活力的，整天和天使般的孩子们生活在一起，仿佛自己又回到童年。劳动课我们一起光着脚踩泥抹黑板，一起嘻笑打闹；顶着晨曦的露珠我们一起喊号子跑操；秋假到了，又带着叽叽喳喳的孩子们上坡下岭捡酸枣。那种爱，那种绵绵深情是我留进故乡的美好记忆。
陈庄村的乡亲，以最奇特的方式接纳了我。古老传统的师徒文化，和善良的小村人一起流传下来。过年过节家长要请老师吃饭，家里做出好吃的要挑好的送老师。我在那儿教书二年，每年放了寒假也不回家，和村里的民兵一起排练朝阳沟，我扮栓宝娘。这期间乡亲们排着号请吃饭，我是乡亲们的座上宾，有的户管了一轮儿又一轮儿，我和热情厚道小村人紧紧融在一起。
然而，天有不测风云。正当快乐的校园，带着温度的村庄让我享尽人间烟火，精神和事业都得到前所未有的满足时，一段男女情感纠葛突然造访。一封断交信将我和定亲6年之久的前男友分手。
一石激起千层浪，震怒涛涛江水，吞噬千年孽缘。是势力所致？是贪婪女色移心别恋？还是双方条件的失衡？不得而知，也不必去理会。自尊却被戳碎一地，奇耻大辱似一道阴魂不散的魔咒，颠覆了我的认知，也影响着一生的命运。25岁，在当时的农村已是大龄剩女，重新调整自己迫在眉睫，我选择独身。随即将户口迁到陈庄村，老支书为我批了宅基地，计划攒够钱盖一处房，等到中年领养一小姑娘为自己养老。
一切如常，我把所有的精力和爱倾注于学生和教育事业，孩子们的成绩每次统考都在中心的前几名，岁月静好。
不可预见的是：一个人的力量还不足以推翻世俗的偏见，男大当婚女大当嫁是那个时代不可逆转的风俗。父母和大姐为我这剩家女犯了愁，他们彻夜难眠，我成了他们的心病，成了亲人们的负担。独身只是痴人说梦一厢情愿。
翌年的雨季，一碗糊涂面将我拽进另一种情感轨道。
一个星期三的上午，三位不速之客突然来到学校：我姐夫、媒婆还有位高个子，显然他们是来谈婚论嫁的，这突如其来的阵势让我为难。情感已死，我不能轻易打开早已紧闭的心扉。可是，他们骑车绕道（水路不通）七八十里来到这里，无论如何也得让客人吃了饭再说，买卖不成仁义在。
从未给这多人做过饭，更不知应做多少。和了一盆子面，擀了足足一大篦子面条。说起来好笑，咋就不知往锅里分次下面条呢？硬生生将一大篦子面条一股脑倒进三号小铁锅。这下糟了， 瞬间锅里的面条成了蝌蚪，带着刺鼻的糊味儿。姐夫黑着脸，心里埋怨这个不会干活的小姨子。媒婆是个能把死人说活的人，在一边解围：“嘿嘿，我最爱吃糊涂面，糊涂面吃了不难受”。高个子一边微笑，一边用筷子一下一下挑着碗里的蝌蚪，眉头微皱，一副难以下咽的样子。我有些尴尬，盼着他们快走，当时的囧样有个地缝也会钻进去。
或许高个子小伙（我的丈夫）温文尔雅的言谈举止，或许吃饭时的娇羞憨态，或许闲聊中他对文学的独特见解，我紧闭的心扉有些松动。而他，准准的被我黑板上的字，被我当教师的外表，被那碗糊涂面给懵住了。
到了星期天，我骑车到姐家商量这桩亲事。没料到，姐夫、媒婆和高个子三人那天去学校回家路上就把亲事定了，第二天将定亲信物送至姐家，而我却全然不知，父母更不知晓。就这样，像变戏法儿，一碗糊涂面成就了一桩糊涂姻缘，我这找不到婆家的大龄剩女一转眼有了婆家。
我们结婚了，那是1977年腊月。第二年，我从有着很深感情的陈庄小学转到婆家的滹沱村任教。
融入一个崭新环境需要时间的磨合，需要人与人之间的锅碗瓢盆儿家长里短，需要相互理解和支持。
公婆是村里出了名的通情达理之人，对我很好。特别是婆婆，不仅有着传统女性的温柔善良，而且有种大家闺秀的气质，对我百依百顺，与对待亲闺女没啥两样。我庆幸自己大龄剩女误打误撞，竟然真的找了一个好婆家。
与丈夫的关系有些奇妙，花前月下海誓山盟早已从我的字典里抹去，索性糊涂姻缘糊涂过。奇怪的是，我们总能海阔天空，天南地北侃侃而谈。谈的最多的是文学上的话题，共同的爱好是联结彼此的纽带。与其说是夫妻，更像无话不谈的文友。结婚六年里，我们从未有过一分钱的交往，却仍能彼此理解，彼此珍重，彼此互敬互爱，彼此和睦相处。
那时丈夫在县水泥厂工作，每月有40多元工资，这在当时已经很不错了。我每月只有8.5元教师津贴，大队记工分。丈夫每月要把工资交给母亲，还有我每年的工分分红。在我看来，婆婆是一家之主，无可厚非，本该如此。一个星期天的上午，婆婆让我与丈夫一起到村北山上捡些橡子喂猪，干活期间丈夫要借我两块钱，说是第二天要去舅舅家，我满口答应。可转念一想，不对，你不是昨天刚拿家工资吗？我一笑又婉言拒绝，丈夫也坦然一笑：算了，我给妈要好了。现在想起，这哪像夫妻，倒像两个傻乎乎的小孩过家家。丈夫为人良善，孝顺父母，我们相敬如宾。他还诙谐地说：“我们俩的结合，是两个互助组成立了一个合作社。”我拍手赞同，幽默却贴切。
教书一如既往，那是我爱的职业，在那儿都一样。
滹沱村一千多口人，从小学到初中8个班，十几名教师。我在本村教书6年，教二年小学，后来担任初二语文。难忘6年中，老师们为了自己所教学科取得优异成绩，常常抢孩子们的早自习和晚自习。我们和孩子们一起，头顶辰星脚踏明月，从家里到学校要走的每步路，每块石头，无论高高低低，如履平地，闭着眼也不会摔倒。
我和另外两名同事准备报考县师范，除了干好本职工作便开始自学。
三个同事中我的文化底子最薄，被同事笑为“最小一粒种子”。第一年差1.5分没考走，可我并未放弃，继续复习。为考学，两个冬天睡觉没脱过棉衣，只迷瞪一会儿又开始学习，夏天没睡过午觉，过年插门在家学习。床头挂着一副墨字：“书山有路勤为径，学海无涯苦作舟。”经过二年的坚持和努力，我和我的两位同事同时考上了县师范。那是1983年，我32岁。
这是一场意志和灵魂的较量。经历了坚强和不懈奋斗，淡化了沉淀已久的伤痛。一段事业与情感交织的苦乐情仇，终于落下帷幕。
作者简介：刘乙苏，爱好文学，和老伴著有《大山儿女》一书。在《老人世界》《河北农民报》《清风》《邢台日报》《牛城晚报》发表作品近百篇。散文《婆婆的心里话》获2015年全国报纸副刊三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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