校门口那条路，照例是热闹的。背书包的小身影像雀儿一样叽叽喳喳，跑进跑出。我站在铁栅栏外，看他们汇入那片熙熙攘攘的童年，看那些小手朝我挥一挥，便转身跑向教室的方向。操场上空荡荡的，九月的阳光正一寸一寸地铺过来，温柔，安静。

我在原地站了一会儿，忽然想——我也曾经是一名教师。

那是八十年代的事了。我站在初中历史的讲台上，带一群半大孩子从远古走到近代；后来又站在高中语文的课堂里，陪他们诵读李白的诗篇，走进鲁迅笔下的世界。那时候教室旧，黑板是水泥抹的，粉笔常常写到指甲缝里，粉笔灰落满深蓝的袖口，拍也拍不掉。可每当看见角落里那个总低着头的学生，因为一句“你读得很有感情”而悄悄把脊背挺直一寸，我便觉得，这方三尺讲台虽小，站上去的人，心里得揣着天地。

那些年，我得了“市级教育先进工作者”的称号。一张纸，烫金的字，至今还躺在老家抽屉里，边角都卷了黄。但它留给我的，从来不是可以示人的光彩，而是一份时时敲打自己的清醒：教书这件事，说到底，是用一颗心去触动另一颗心，用一种真去唤醒许多种真。

九十年代初，我转行了。从教育到企业，从企业到新闻。有人问舍得么？说实话，舍不得。可人生像一篇长文，该换段落的时候，总得换。奇怪的是，在企业做管理，我发现自己还在“备课”——了解每个人的长处短板，像当年记住每个学生的薄弱章节；在新闻一线采写，我发现自己还在“批改作业”——掂量事实的轻重，斟酌每一个字的去向，落笔之前先叩问自己：这一字一句，可经得起岁月端详？

如今走在街上，偶尔还会被人叫住：“老师，您还记得我吗？”我端详面前那张不再年轻的脸，在眉眼间努力翻找当年那个举手回答问题的少年。他们说，老师，您当年讲过的那句话，我记到今天。我便笑着点头，心里却想——其实是你们记着了我。是你们让我相信，那些年在黑板上写下的每一个字，横竖撇捺，都没有被风吹散。

我收回目光，孙儿孙女的背影早已消失在走廊深处。风从操场那边吹过来，带着秋天才有的那种清冽和干净。几十年前，我是门里那个握粉笔的人；如今，我是门外这个白发渐生的目送者。可那截粉笔握在指间的触感，那句“上课”脱口而出的庄严，还有那些眼睛里扑闪扑闪的光——它们从未走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