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年秋天，我去一家单位参加一个计算机联网项目的验收活动。结束后，正往外走，一个穿深蓝色西装的中年人叫住我，连名带姓，用的是乡音。

我转回头，看他，脑子里一片空白。

他站在那里，比我高出半个头，整个人有一种稳稳当当的气场。

他说，老师，您教过我，村办小学五年级。我叫阿庆。

“五年级”三个字落下来，我眼前闪了一下——一个白净的男孩，坐第二排，胳膊举得笔直……

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初，我作为知青来到这个村子插队。后来学校缺老师，大队让我去代课。那年我二十出头，自己还是个孩子。

那间教室冬天冷得手脚都要被冻僵，夏天热得人发昏。我备课本写得再满，站上讲台还是慌，手心一层汗，板书歪歪扭扭。我在台上拼命维持一个老师的模样，他们在台下看得一清二楚。每讲完一道题，我都要问一声“听懂了吗”，等他们点了头，才敢往下讲。

那几十个孩子里，我记住了一个，但我至今叫不出他的名字。

他坐在最后一排，个子矮，冬天穿一件蓝棉袄，鼓鼓囊囊的，像把自己裹进了一个壳里。头发又黑又硬，一根一根倔着往天上长。脸也黑，应该是帮家里干活晒的。成绩单上前几名找不着他，课堂上也注意不到他——从来不举手，从来不抬头。

就是这样一个孩子，有一回交上来的作文把我怔住了。句子顺得不像他写的，中间还夹了一段引用，像从哪本书里摘的。我翻来覆去看了好几遍，心里一清二楚——是抄的。

我把那篇作文压在桌上，压了一节课。我想了又想。按规矩，我应该划个红叉，写上“抄袭”。可我放下笔问了自己一句：他为什么抄？

他费那么大劲抄了一篇，不就是想被夸一句。他坐在最后一排坐了那么久，从来没有被看见过。

我决定不戳穿。第二天语文课，我在班上念了那篇作文。念完了，全班鼓掌。

他低着头，黑黑的脸慢慢透出一层红。然后他的头抬起来了，嘴抿着，但嘴角是往上走的。他冲我笑了一下——很短，很轻，像云缝里漏了一寸光，在他脸上晃了一下。

那一寸光，我记了半辈子。

后来的事，我没想到。那次以后，他的作文真的越写越好。字还是歪的，但句子里有了他自己。我不知道他是不是从那天起才开始读书的，还是终于找到了那个“门道”——但我能看出来，他信了自己能写。

毕业以后，我再没见过他。几十年了，我偶尔还是会想起那件蓝棉袄，想起他黑黑的脸泛上来的那层红。我至今叫不出他的名字，可我不需要那个名字。那个笑就够了。

其他孩子也有碰见的。

有一回去服装市场，正挑外套，摊主说：“张老师，您不认识我啦？”我抬头，圆脸，笑盈盈的，一脸惊喜。她说她叫小梅，当年就坐在中间那一排。我努力想，只想起一个模糊的影子——成绩一般，腼腆，安静。她也不在意我想不想得起来，一边帮我挑衣服一边说：“您那年穿一件磨得发白的外套，戴蓝袖套。我妈说这老师真朴素。”

我说你妈还记得我。她说：“我妈说你教得认真。”

她把她记得的、她妈妈记得的，像掏东西一样掏出来。我站在她摊位前，什么话都接不上。

感谢他们记得我，也庆幸我也还记得他们。其实他们记住的，是我站在那间破教室里的样子——认真，笨拙，心里其实没底，但一直站在那里……

作者简介：张秀景，曾在新闻单位供职，历任记者、编辑等。发表新闻作品与文学作品于多家报刊，有作品在全国征文中获奖，河南省作家协会会员，原洛阳市老作家学会副会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