凝视中国地图，在内蒙古版图的东南角上，标注有一个叫正蓝旗的地方。600多年前，中国历史上著名的草原城市“元上都”即座落于此。关于元上都的辉煌，《马可波罗纪行》，十四世纪意大利旅行家奥多里克的《东方纪行》，俄国旅行家波兹德涅耶夫的《蒙古及蒙古人》，以及英国、美国、日本等国的历史学家和考古学家，都在各自的专著中有详细的描述。

       几年前一个偶然的机会，看到一则报道，昔日的世界都市，曾号令世界雄霸天下的蒙古帝国的首都和陪都，自元朝末任的元顺帝的仓皇北逃，在红巾起义军和明军将领的十余年战火中，几经涂炭，最终变成一片废墟，结束了它作为元朝都城的历史。上都昔日曾经的光彩随着硝烟慢慢散去，永沦塞外，至今几乎已被人忘掉了。

       从那时起，元上都的名字便深深埋在了心里。偶尔提到蒙古或元代，都会勾起对那段远逝的往事追忆。我想，六百多年的岁月沧桑，从未修复且无人问津的上都遗址怕早已是杂草丛生了，我很想看看它的残垣断壁，在塞外荒芜的残照中，追溯那令人鼓舞振奋的辉煌。然后，置身于边塞的清凉月色，在草原夜色和习习晚风中，发发思古之幽情。

       然而，意念在动，却身不由己。每日在纷纷扰扰的无常事务中焦虑，心也不由得处于一种忙乱状态。近日看到一个关于“忙”字的解释后吓了一跳：忙，就是心之亡，心的无所依归状态。这是一种现代人典型的心理状态。要使疲惫远游的心回家只有通过“忘”。忘字，从“心”，从“亡”，即从心中舍身，舍世，超凡脱俗，以自己的本然之心，自然之性，与万物合，与天地合，使自己的心处于一种逍遥自得的状态。学会放下，也必须放下，才能避免“役心以养形”。

       思之再三，放下眼前，趁这草原最美的季节，到草原去，了却心中夙愿，给自己的心一个交代。2010年8月中旬，在尊堂、小勇、跃进的陪同下，携妻驾车直奔锡林郭勒，经过十六个小时的奔波，一千五百公里的路途被甩在了身后。

      清晨六点多，一抹阳光终于穿透车窗，车内慢慢亮堂起来，辽阔草原的容貌渐渐清晰。逶迤起伏的草地波涛般向天边滚去。绿草茵茵，清新寂静，牛羊马群，散落杂陈。远飞的雁，长长的路，白白的云，湛蓝的天。置身其中，如诗如画，如天国般的美景，一览无余。脑海不由得浮现出庄子那句话：“天地有大美而无言”。被这“大美”陶醉良久才回过神来，才略懂了点“偷得浮生半日闲”的意境。有人说，敬业是敬自己，偷闲是爱自己。看来平生对自己是敬多爱少。

      中国历史长河中的过往，总能令我心生敬畏，对它的遗迹遗存自然神往不已。一首草原歌里有这样一句歌词：草原多兴衰。中国历史上的所有战事，百分之九十来自北方游牧民族对中原的袭扰掠夺。以元上都所在的正蓝旗为例，公元前相当长的时间到公元一世纪，这里是匈奴统治的区域，秦汉两朝在匈奴人的裹挟下，由盛而衰；公园二世纪到三世纪是鲜卑人的属地；四世纪末柔然统治该地区，到五世纪中叶则由突厥人治理；六世纪到九世纪接受了回纥人统治；十世纪便成为契丹人的领地，这里成了辽朝皇帝避暑的地方；十二世纪初，女真灭辽，建立金朝，金世宗完颜雍将此地更名为“金莲川”，说“莲者连也，取其金枝玉叶相连之意”。

       金莲川在蒙古人的执掌下，开始书写那一笔笔令世界震撼的丰功伟绩。

      1206年，成吉思汗统一蒙古各部后，亲率大军南下攻金，建立了大蒙古国，势力范围从漠北逐步向漠南及中原扩展。金莲川地区自然成为沟通漠北与中原的交通要道。

       公元1251年，成吉思汗的孙子蒙哥即位蒙古大汗，命其弟忽必烈总管漠南汉地即今天的山西河南陕西一带的军国庶事。忽必烈奉命从漠北迁到了金莲川，设立了府邸，这就是蒙元历史有名的“金莲川幕府”。

     忽必烈是成吉思汗孙子，蒙哥大汗的弟弟，是元朝的创始皇帝，也是第五代的蒙古大汗。 早在藩王时期，忽必烈就思“大有为于天下”，并热心于学习汉文化。凡战功卓著、满腹经纶、精通治国之术者，纷纷集于帐下。在漠北时，忽必烈就将“博通经史”的山西降州人许国贞、论天下事如指诸掌的河北邢台人刘秉忠、金朝状元王鄂及云中怀仁赵壁等请至漠北。后来，金朝遗士张德辉也应召到了漠北。经刘秉忠、张德辉等引荐，元好问、魏璠、张文谦、李德辉、窦默、姚枢等先后至漠北，为忽必烈陈述儒家治国之道。

      1256年，忽必烈奉蒙哥汗旨，命刘秉忠“于岭北滦水之阳，筑城堡，营宫室”。刘秉忠选择金莲川东西横亘的山岗，取名“龙岗”，历时三年，建城成功。大城背靠山峦，南临滦河，放眼一望无垠的草原，气势格外恢弘，命名“开平”。

      进驻金莲川后，除上述人员外，加入幕府的还有刘肃、王恂、李简、张易、杨惟中、许衡、郝经、商挺、杨果、宋子贞、徐世隆、八思巴、阿里海牙、扎马刺丁、也黑迭儿、李治、杨奂等数十人。从此，形成了忽必烈总理汉地军国事务兼有文韬武略的人才库、智囊团。幕府汉儒提出许多“用汉法、治汉民”的经国安民之道，如：确立崇尚儒学的“王道之本”的封建正统思想，以“安太平之基”；设官分职，“内立都省，外设总司”，正纲纪，立法律，制定各种典章制度，加强封建法制建设；以农为本，设劝农官、安抚使，“率天下百姓农桑”，立屯田，宽赋税，省徭役，恢复发展农业生产等。

      这些施政奏议的实施，在治理河南、陕西关中等漠南汉地的政务中，取得了明显成效。他的“爱民之誉，好贤之名”，很快就在汉族地主士大夫中传播开来。汉族士大夫支持他，把他看成维护汉文化传统的新统治者。这一系列的策划和活动，渐渐改变了蒙古汗国传统的统治方式，开启了以汉法治国之端倪，为忽必烈夺取汗位、治国安邦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也为元王朝的建立提供了社会基础。

      然而，忽必烈的这些举措却未被蒙哥大汗认可，蒙哥“自谓遵祖宗之法，不蹈袭他国所为”，派了使臣前来金莲川钩考，所有创设的机构尽被撤销。但实践中的积极成效和现实需要并没有使忽必烈停下脚步，反倒促使他更加坚定了吸收汉文化，以汉制来更改旧制的决心。

      1259年，蒙哥大汗率军攻打四川，在重庆北部的钓鱼山遭到南宋守军炮击，伤重不治而亡。忽必烈与其幼弟阿里不哥争夺汗位的斗争爆发了。蒙哥南征时，命阿里不哥统率留在蒙古的军队镇守漠北老营和林，并有意让他继位。蒙哥死讯传来，身边众大臣向阿里不哥献计：宜以留镇和林的有利地位抢夺帝位，以免受制于人。阿里不哥召集诸臣会议，决定立即行动起来，调兵遣将，准备以武力为后盾称帝，并遣使安抚忽必烈。不料蒙哥的皇后却暗自向正在率军攻宋的忽必烈通报了阿里不哥的活动。震惊且被震怒的忽必烈立即会集诸王大臣，决定与之争位。遂与南宋达成和议，摆脱了战事，于1259年底迅速北归。

      1260年3月，忽必烈在开平会集东、西道诸王，宣布即位，置百官僚署，建元中统。次月，阿里不哥在和林亦召集忽里台大会，也宣布称帝。忽必烈依靠部分宗王的支持，以汉人军将、谋臣以及汉地丰富的人力、物力资源为依托，率军北上，在漠北与阿里不哥大战。阿里不哥一败再败，被迫下野西退。忽必烈夺取了都城和林。开平自此升为府，一跃为首都，置中书省，总理全国政务。

     五年后，阿里不哥已无兵可御，无路可退，众叛亲离，败局已定，不得已率领残部向忽必烈投降。忽必烈赦免了阿里不哥及追随他的宗亲诸王，并遣使诏告西北诸藩王，但其谋臣皆被处决。

       有意思的是，阿里不哥归降后，忽必烈曾讯问阿里不哥有关这场内战的是非，阿里不哥并不认为自己即位为非法，只承认忽必烈是胜利者。当时的史家在记录元朝帝系时，把阿里不哥列为了宪宗蒙哥和世祖忽必烈之间的皇帝。

      1263年，经扩建改造的开平正式加号为上都，设上都总理府。1264年，改燕京为中都，八年后，又改中都为大都。自此，元朝实行两都制，大都为首都，上都为夏都，每年二三月至八九月，皇帝及随行官员大臣在上都避暑理政。朝廷的主要机构在上都均有分衙或下属官署。上都仍是全国重要的政治中心。上都特殊的地理位置决定了“上都形势尤重于大都”。上都距原蒙古汗国的政治、军事中心和林较近，是沟通南北东西的重要枢纽。对联络、控制拥有强大势力的漠北宗亲贵族，在政治军事上均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它不仅是对付蒙古宗王反叛势力的前沿基地，也是便于运筹帷幄的最高决策场所。因而，元朝的前几位皇帝的即位仪式都在上都举行。

       了解了这些历史进程的脉络，剩下的就是踏访遗迹了。

       买了门票，乘着电瓶车开始缓缓游览。讲解员是一位皮肤黝黑带着眼镜的年轻蒙族姑娘，牛仔裤有几处破口，像是故意挑破的，可能是一种新潮前卫的寓意吧，但身形挺拔，充满活力。眼前是一片黄黄的芨芨草，一眼望不到边，风很大，呼呼作响。上都遗址的大致轮廓是由外城、内城和宫城三重城郭组成，游览路线按照由外至内顺序，最外圈四四方方的叫外城，每边长2·2公里，建城时汇集了国内外能工巧匠，后又经数十年扩建而成。城内店铺毗连，宫城约有半个故宫那么大。

       十三四世纪之间100年，这里一直是仅次于元大都（今北京）以外的第二个政治、军事、经济和文化中心，也是皇室贵裔宴乐休憩之所。《马可波罗纪行》中记载元上都“内有大理石宫殿，甚美，其房舍内皆涂金，绘重重鸟兽花木，工巧之极，技术之佳，见之足以娱乐人心目”。电瓶车在外城墙的城门遗址处停下，所谓的城门现在只是一个黄土所筑的墙体豁口，残高约5米，下宽约10米，上款约2米。当时在外城的东南西三个城门外设有关厢，每个关厢长约800米左右。关厢就是城门外的大街和附近的地盘。讲解员引用《上京杂诗》中的两句诗：西关轮舆多似雨，东关账房乱如云。意思是西关车辆繁多，而且是马市所在，应为商业区。东关因邻近官署为主的内城，前来觐见的王公贵族把带来的随从安排在这一带居住，因而“账房如云”。外城的东面西面还各有一座规模较大的粮仓，叫做万盈仓和广积仓。当时上都的粮食每年用量约50万石，主要靠从内地转运，为解决粮食不足的问题，政府采取官民共济之法，允许私人贩运，很好的接济了边疆军民的粮食欠缺问题。

      内城位于外城的东南角，呈方形，边长1400米，街道布局整齐对称，多为官署建筑，寺院和手工业作坊。当时 上都城有众多佛寺、道观、清真寺等宗教建筑，宗教活动十分兴盛。1260年，忽必烈就封八思巴为帝师，在上都城西南建有八思巴帝师寺。道教在上都也有很大势力，各宗派都建有道宫。上都常有色目商贾往来，很早就建有回回寺。上都居民中也有信仰伊斯兰教、景教等的。上都作为元夏都，是北方宗教兴盛的中心，同时也是多元文化交流的中心。

      在宗教信仰和思想文化方面，蒙古统治者采取了兼容并包的态度，凡是有利于巩固统治的，都可以得到推崇和流传。

       宫城位于内城中部偏北，南北长620米、东西宽570米。城墙用黄土夯筑，外用砖包砌，四角建角楼，东、西、南三面正中设城门，有丁字形大街与三门相连。宫城是全城的核心，有东华、西华、御天三门，城墙用砖包镶，其中南边的御天门最为重要，它与皇城南门明德门在一条中轴线上，是出入的主道。皇帝所下达的诏旨，都要在御天门上发布，再送住大都，然后转发全国各行省。主要宫殿楼阁和官署、宫学建在宫城内。宫城建有水晶、大明、鸿禧等殿，大安、延春等阁，华严、乾元等寺庙。宫城内还有泉池穿涌其间，园林特色十分明显。

       在宫城中央偏北，有一小山似的方形建筑台基，为大安阁址。大安阁是宫城内最主要的建筑，也是上都城的象征。它是元世祖拆迁并移取汴梁(开封)的金朝南京熙春阁的材料所筑成，建于1266年，大安阁不仅是都城中心，更是历史上横跨欧亚的蒙古帝国的心脏所在，忽必烈曾在这里运筹帷幄，号令天下，在近一个世纪的时间里，大安阁内发生的一切都决定着欧亚大陆的命运。

      每年春夏秋三季，上都城的城外比城内更繁华，流动人口数十万，乃至上百万之多，城区方圆数十公里。城西还有离宫西内，周围十里，建筑以行宫和营帐为主。还有一处方圆25公里的大御花园，北郊则有很多寺庙、宫观等建筑。 元上都按离宫设计，有很强的园囿性，并极注意防御和对宫城的防护。把居民区设在城外，突出了此城整体的宫殿性质。。1271年，上都回回天文台正式成立（也称北司天文台）。忽必烈令札马鲁丁为提点，为元朝国家任命的第一任天文台台长。札马鲁丁研制了许多大型天文仪器并制定了“万年历”，为上都天文台的建立和发展奠定了基础。

      公元1262年，忽必烈在上都召见了著名科学家郭守敬，并采纳了他对北方水利资源和华北平原水利灌溉建设的六条建议。为保障上都城的安全，1298年，郭守敬在上都亲自勘查、测量、设计，并组织施工完成铁幡竿渠，将山洪导入滦河。现在在上都城西北3公里处，有一个宽约1公里的山口，两山之间有一个古拦洪坝遗址；坝身是用褐色粘土夯筑的，外用石块砌成；坝北迎水，南侧则又附土堤用以加固；坝西头留有溢洪口，下接溢洪渠，向南流入闪电河。这一工程是中国北方塞外草原较为成功的大型泄洪水利工程，至今保存完整，成为郭守敬留给草原人民的一件永久纪念品。

       夕阳西下了。

       两个多小时的游览结束了。 我们仍沉浸在这苍凉悲壮的氛围中，久久不能自拔。站在这沉寂了六百多年的巨大废墟上，极目四望，远山如练，残阳似血，此情此景，让人蓦然想起陈子昂的那首绝句：“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涕下”。见证了蒙元盛况的上都城，历经六个世纪的风雨浸洗，仍沉寂不语，默默躺在蓝天白云覆盖下的草原大地上，听由后人的评述。元上都是一个朝代的记忆和见证，也记录了生活在金莲川草原上的察哈尔蒙古族的历史变容。在这里，我们与历史对话。

       几百年来，评价盘马弯弓的元王朝一直褒贬不一。“马上得之，马上治之”，元朝上下不足百年，统治者始终难以汉化。以今人的眼光看，游牧民族那种文化上的固守，导致他们难成中原正统，自有悲壮之美。面对祖先的丰功伟绩，硕大版图，我们心驰神往，骄傲自豪；再看先辈们的成败利钝，辉煌散去，我们百感交集，唏嘘不已。元王朝曾是横跨欧亚的强大帝国，征服四十国，拥有三千四百万平方公里的疆域，在人类历史上产生了广泛深远的影响。作为元王朝的都城理所当然成为当时世界的政治文化中心。这份厚重的文化遗产不仅属于中华民族的，也是属于世界的。

       返程路上收听广播时，又听到中日钓鱼岛争端的相关报道。想起解放军一位罗姓将军的呼吁：尚武精神和大无畏的革命英雄主义气概应纳入国民教育体系，成为我们民族精神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遥想当年，金戈铁马，气壮山河，元代和元军中如果没有这种尚武精神和英雄气概，何以横扫欧亚建功立业？假设诸如台湾、南海、东海等领土争端问题出现在那时，怕我们的先人绝不会把这些难题留给后人。

       一支军队、一个民族就是要有敢于亮剑、善于舞剑的精神。现在社会上有种奇怪的现象，阴柔之气上升，阳刚之气下降。貌似和平的莺歌燕舞，一味强调建设的浪潮遮掩了重重潜在危机。

       一篇报道，一个日本记者到中国某大学演讲，演讲前问在座的听众，“谁知道黄继光、邱少云？”一名大学生抢答说，“我们在座的这些人都知道这两个傻帽”。这个日本人回国后写了一篇文章《中国青年的堕落》。我想，这就是我们近30年和平时期教育的悲哀。一个不崇尚英雄的民族是不会英雄辈出的。如果我们的舆论导向不是弘扬尚武精神、英雄情怀、爱国情操，而是一味渲染娘娘腔、脂粉气，那么一旦国难临头，这个民族是没有凝聚力、战斗力和生命力的。 俄罗斯现在经济上已沦为二流国家，但它的军力仍是一流国家，谁敢向它叫板！中国现在的GDP已经接近世界第二位了，但我们连国家的统一问题都没有解决，连被邻国掠夺的领土都没有收复，还能妄自称之为强国吗？ 

       人总是要有一点精神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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