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豆沙关唐袁滋摩崖，镌刻贞元往事，是昭通彝汉交融的金石见证。曾鸿先生此文，钩稽碑刻史料，考辨边疆史迹，探溯民族交往源流，以笔墨留存千年古道的历史回响。
豆沙关唐《袁滋碑》是昭通地区彝文化历史的见证
曾鸿
与岳阳楼，黄鹤楼齐名的大观楼，名誉四海。更因大观楼长联词句对仗工稳，字凝句练，气魄宏伟，蕴涵深邃，脍炙人口，为古今颇多名人仰慕和青睐，被冠以“海内第一联”，“古今第一长联”、“古今长联第一佳者”等殊荣。而大观楼长联《汉习楼船，唐标铁柱......》一句，也给殊多学者留下未考证的疑云。“
唐标”，据史书《海内第一长联》，昆明大观楼孙髯翁长联详解:《唐标》乃是指汉唐王朝征服边疆后，用以标志其武功之物。而大观楼长联所指的“唐标铁(铜)柱”今在何处?时至今日，都没有见到历史学家指认联上所指的“唐标”立在何地。而云南现在只有蒙氏所立的铁柱，今尚存于弥渡县西6公里处，名《蒙氏铁柱》(史书海内第一长联记载)。“唐碑”是不是也可以解读为与“唐标”的功能相等呢?因为唐碑也是记录汉唐征服边疆的见证?这种推断能否成立，需待学术界定，因此本文不敢妄断。豆沙关《唐袁滋碑》，是远盛唐时代，彝文化在昭通地区的历史见证，这一点可以认定。
故此，对“唐袁滋碑”彝文化风格作如下考证:
2007年11月，昭通市人民政府，云南省民族研究所出版的《发现昭通》一书，20/21页载“......唐碑若用古汉语书写方式去识读，则很难读通，如用彝文化方式去识读，则一读就通”，可以佐证我们的这个推论。2011年3月，由云南日报报业集团，云南民族出版社编印的《中国云南彝族》一书章节，《民族团结姊妹碑，南诏德化碑与袁滋题记摩崖》，102页、103页、104页中清楚记载:唐袁滋碑摩崖石刻的书写方式独特，与古汉语的排列方式正好相反，书写特点，尊重彝文化书写方式由左向右直行书写，为此专门奏请朝廷，特赦“从其俗”。也可佐证唐袁滋碑文属彝文化的格式。
《唐袁滋碑》文计八行，共212字，只《袁滋题》三字为篆书，其余字全为楷书。尽管如此，因对该碑属哪种民族的文化风格不明，故在较长一段的时间里都很少有人能够读通、读懂该碑所刻的内容，又由于该碑文刻于山势陡峭的悬崖之上，悬崖下面又是汹涌滚滚的关河，唐碑正对面的岩石像一刀截开的悬崖，悬崖的半山腰间放置着许多僰人的悬棺，这数百丈高的悬崖半山腰，僰人的棺木又是怎样弄上去的呢?这是一个千古未解的谜团。正因为如此，就无形地给有依有据的大唐袁滋碑，罩上了一层厚厚的神秘面纱。古往今来为了弄懂该碑内容，有不少有志学者到石门关实地解读，因山势陡峭，头顶烈日，脚下是滚滚奔腾的关河，久读不通碑文，站的时间太长，出现了头昏、恶心、呕吐之状，为此有人不慎跌下悬崖摔死，由此民间就传出说:“谁人读懂唐碑文，三缸金来三缸银”。说这些跌下悬崖摔死的人是因读通了一半，听到山中滚出金银来，轰轰轰滚动的金银声吓昏了站不稳摔死的，此种说法，只不过是远古时期的一种传闻而已。唐袁滋碑历经1200多年的历史沧桑，为什么读通的人总是不多呢，就算是有的人根据别人提供的碑文读通了，但也不知道为什么碑文要倒回来从左至右读的原委，为了证实本文所作的推论，我们将影印件附于后，供君识读。看了影印件后，或许你会说影印件不明不清难读，好，那么我们就按原碑文的格式抄录于后，供君识读。
袁滋题，马开路置驿故刊石纪之。
尹兼御史大夫韦皋差巡官监察御史马益统行营兵马蒙异牟寻为南诏其时节度使尚书右仆射成都判官监察御史崔佐时同奉恩命赴云南持节册南诏使御史中丞袁滋副使成都少尹庞顾内给事俱文珍判官刘幽岩小使土吐承崔云南宣慰使大唐贞元十年九月廿日。
读不通是吗?原因是该碑是按照彝文化从左至右的书写方式。下面，我们将把该碑文用彝文化的方式抄录于后，大唐袁滋碑所记录的是什么内容，不就一目了然!
大唐贞元十年九月廿日，云南宣慰使内给事俱文珍，判官刘幽岩，小使土吐承璀，持节册南诏使御史中丞袁滋，副使成都少尹庞顾，判官监察御史崔佐时，同奉恩命赵云南，册蒙异牟寻为南诏。其时节度使尚书右仆射成都尹兼，御史大夫韦皋，差巡官监察御史马益，统行营兵马开路置驿，故刊石记之。袁滋题。
1938年昭通地区箸名学者谢饮涧老师，曾亲临石门关观摩考证，并参阅有关史记撰写了“关于唐袁滋题名摩崖”史书，该书由云南省昭通地区文化馆印，扉页，谢老抄录了唐袁滋碑文，如本文的上节按照彝文化抄录的一样格式，但谢老在该书里并没有说明从左至右倒过来读碑文，是属于那种民族的文化格式。
中国是一个有着5000多年古老民族文化的国家，有的民族至今都没有遗留有文字的记载，有的民族的语言还待进一步的考证，如云南西双版纳的“克木人”，没有自己的语言，又如丽江的“东巴文化”，具象远古的刻符，又象远古时的象形文字，又具篆书和虫书的模样，也是文化部门至今都还待考证的文化属源。
又如，2007年11月，昭通市人民政府，云南省民族艺术研究所出版的“发现昭通”一书记载，“僰人在历史的长河中消失了，但他们曾经创造出的独特文化却永远地留了下来”。该书16/17页。但历史又惊人地发现，2009年5月21日云南日报的社会周刊，“僰人融入现代社会一文里，在云南省的丘北县发现，有僰人12375人，居住在官寨，舍得，腻脚等6个乡镇”。也就是说，通过历史的推移，我们将还会发现更多的历史文化的考证，唐碑属彝文化的书写格式，就是历史推移的考证结果。追寻远去的历史，豆沙关悬崖摩刻唐碑，是公元794年的一个秋天，大唐的袁滋，官居御史中丞，为了内地与西南边垂的政治、军事、文化、经济的勾通，袁滋奉命领着一队人马从都城长安出发，他们头顶酷暑，路经爬山涉水，一年后来到这遥远的西南古五尺道，前往滇西大理册封南诏王彝族头领异牟寻。当袁滋一行来到石门关时，为了记录此行伟业，于是就在此挥笔写下了唐《袁滋题名》碑。
风雨的坎坷，不得不使我们想起另一件事情，那是1958年，在大关县文化馆做临时工的王星明，不懂得文物就地保护的重要性，为想请功邀赏，未经任何领导部门的批准，竞冒然请石匠将该碑整块取下，用驮马送到云南省政府“献宝”，他这样的做法不但没有得到上级部门的认可与表扬，相反省政府领导批评他不懂文物就地保护的原则，责令他将该碑送返原地用水泥相嵌于原处。由于工匠不慎，该碑右上角打了一个缺，幸未伤其碑文。王星明后被县文化馆作解雇处理。唐袁滋碑现已是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1963年已修建有亭楼保护。现已成了豆沙镇的旅游参观点，唐碑和五尺道、僰人悬棺，已成为昭通市旅游的一道亮丽的风景线。
大关县南学研究协会理事会、监事成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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