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天空

我生于一九八三年的鹤岗。枕着小兴安岭的风，听着煤矸石山脚下运煤火车的汽笛长大。这座北方小城，没有江南的烟雨，没有都市的霓虹，却以辽阔的黑土、凛冽的风雪、沉默的矿山，养出了一代代话不多、脊梁却直的人。

八十年代的日子，朴素，温热。那时候的鹤岗，煤是活的。矿井在山间日夜吞吐，机器的轰鸣从清晨响到黄昏。邻里端一碗水饺过来，敲门声还没落，就喊一声"趁热吃"。

初中毕业以后，我拎着一只编织袋去了上海。流水线上的灯比外滩的霓虹亮得早，也灭得晚。黄浦江的风是软的，带着水汽，吹在脸上没有重量。我站在人群里，忽然觉得空落落的，这座城市什么都有，就是没有煤的味道。

后来去了贵州。群山叠翠，吊脚楼隐在雾里。可我偏偏想念鹤岗那种干冷，想念母亲包的饺子，父亲做的韭菜盒子。那些我以为早就习以为常的东西，原来一直长在骨头里。

在贵州的一个雨夜，母亲打电话说，鹤岗新开了一家幼儿园，在招人。那一夜我没睡着。天亮买了火车票。

回来之后，我进了幼儿园。白天蹲在地上给小孩系鞋带、擦鼻涕，晚上回到家，翻开从旧书摊淘来的教材，一个字一个字地啃。别人下班打麻将，我趴在桌上抄笔记。专科，是一科一科考过的；研究生，是一页一页读完的。一寸一寸，往上长。

我老公是博士，北京科技大学读完的。我们之间的学历差距，是别人嘴里嚼了又嚼的话头。他们替我算了一笔账：你配不配。

这笔账，我听了很多年。嘴上不说，夜里翻来覆去的时候，它自己会找上来。

我考研究生，表面上是提高自己。但我知道，不全是。我是要把那笔账，一笔一笔地，从别人手里夺回来，自己算——算给那些年笑话过我的人听，也算给二十几岁那年拎着编织袋、站在上海火车站里不知道该往哪儿走的那个姑娘听。

从初中毕业到坐在研究生课堂里，我走了二十多年。每一步都踩在黑土地上，没有一步是虚的。

后来我开始去太极中心学拳。起势、揽雀尾、单鞭，一招一式慢下来。白天读研，晚上练拳，身体和脑子各长各的，却长到了一股劲儿上。十年太极打下来，磨掉了少年时的急躁，也磨出了中年人的从容。有人想学，我就教了。考了社会体育指导员，也算有个名分。

再后来，志愿者的活儿也接着干。孤困儿童服务团、红兵救援队、志愿者联合会，谁叫一声就去。都是不声不响的事，也没想那么多。就是觉得人活着，不能光顾着自己那一亩三分地。小时候邻里端一碗水饺过来，敲门声还没落就喊"趁热吃"——那点热气，我记了半辈子。现在轮到我，能递就递一把。

不知从哪天起，幼儿园门口接孩子，有家长主动搭话："你就是那个一边带孩子一边考研的老师吧？"我点点头，笑了笑，手在口袋里攥了一下，又松开。那些年别人算的那笔账，我已经自己算完了。现在站在人前，不再急着证明什么，也不怕别人说什么。话少了，人稳了，气就顺了。

我问他当初怎么看得上我。他说："你走过的路，比书本厚。"说完就去厨房倒水了。我站在原地，没动。

女儿今年上一年级，放学回来趴在桌上写作业，我站在厨房包饺子，窗玻璃上蒙着一层水雾，和三十年前一模一样。现在别人再议论，我还是会听见。但那些声音，已经落不到我骨头里了。我已经一寸一寸地，把自己从别人的嘴里，长回到了自己的土里。

又快到国庆了。女儿掰着手指头数日子，说要去天水湖公园看东方白鹳。采煤沉陷区改建的公园里，她跑在前面，我跟在后面。走到当年运煤火车经过的那段铁道边，我停下来。风还是干的，但吹在脸上，不再有煤灰的味道。远处树绿着，鸟飞着，天蓝着。女儿回头喊我："妈，你快点儿！"

我应了一声，跟上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