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载青春忆留年

文/胡兴贵

       时光回溯至一九七〇年新春过后，我们怀揣少年的懵懂与憧憬，踏入大金高中的校门。短短两载流年，置于历史长河不过弹指刹那，却在我们这一辈心底，镌刻成一段刻骨铭心、百感交集的特殊记忆。时至今日回想起来，那段浸透饥寒、劳作，亦不乏欢声笑语的岁月，已然成为青春当中最为厚重的底色。

      那是物质极度匮乏的年代，饥饿是萦绕在每一位学子心头真切的记忆。还记得刘辉珍同学每逢周日返校，总会背来一袋家中蒸熟的红薯，小心翼翼收纳于木箱之中。然熟红薯难以久存，撑不过三日，待到周四，便只能够前往食堂打饭。一分钱一份的清汤菜汤，于多数普通家庭而言，依旧是一份不轻的负担。于是自家带来的腌咸菜，便成了饭桌上不变的主角。清苦流年之中，同窗情谊愈发显得弥足珍贵。张光起母亲亲手制作的腐乳，滋味醇厚鲜香，他每每都毫不吝啬拿出来与大家分享，那一缕咸香，漫过艰苦的求学晨昏，留存下脉脉温情。夜深人静之时，亦有同学实在难耐饥肠，悄悄穿过水池，溜进厨房寻一点剩饭锅巴充饥。时隔经年回望，这般为求果腹生出的莽撞举动，尽是时代之下万般的无奈与辛酸。

       当年的课堂，并非仅仅囿于教室四壁。遵照“五‑七”指示，学生以学为主，兼学别样。大约三分之一的时光，我们奔赴长岭山、牛栏山以及赤霉素厂等地参加学农劳动。午后放学之后，还要去往周边村落捡拾牛粪。而我与宋超、孙换弟、周灿荣几位同学还算有幸，当同学们头顶烈日开山劳作之时，我们被挑选排练样板戏《红灯记》。我持二胡伴奏，悠扬弦声响起，暂时拂去一身劳作疲惫，沉浸于戏曲独有的意境之中。校园之内亦兴办各类实践班组，篾艺组、理发组次第开设。我随同陈海桃进入理发组学习剃头，经年反复实操练习，时至今日，拿起剃刀，依稀还能摆出几分当年的架势。体育课大都转为军事训练，摸爬滚打，磨砺出少年一身刚毅。文化课门类简约，仅有语文、数学，另有工农机课程，教员讲授农机器械相关知识，物理、化学，在那时的课本之中几乎是一片空白。

       两年求学岁月里，有两件往事，一悲一喜，亦苦亦趣，时至今日依旧历历在目，成为那段岁月鲜活的注脚。一回就餐之时，胡起华同学竟于菜汤之中发现污秽之物，当即呕吐，刺鼻的气味让周遭众人记忆犹新。一桩小事，折射出当年卫生条件的窘迫境况，深深烙印在一代人记忆深处。另有一桩趣事，带着少年的顽皮，裹挟着时代特有的荒诞。一日放学之后，我与蔡超云、张光起、程祖春几位同学，私自跑到大金铺野外捕捉黄鳝，打算回到寝室悄悄改善伙食。不料事情泄露，被班主任舒怀老师知晓。次日上课，老师并未厉声斥责，而是布置全班撰写短评，题目便是《是黄鳝，还是毒蛇？》，以此对我们开展批评教育。身处那样特殊的年代，我内心惶恐万分，整夜辗转反侧，寝食难安。那一篇短文，也成为我少年时代最为刻骨铭心的一次警醒。

       一九七二年元月四日，我们迎来毕业。没有盛大的毕业典礼，没有执手依依的道别，大金高中的求学光阴，就这样匆匆落幕。回望一九七〇至一九七二那一段韶华，青春之中混杂着红薯的清甜、腌菜的咸酸、黄鳝的鲜香，更缠绕着属于那个时代挥之不去的苦涩与荒诞。正是这一桩桩真实鲜活的际遇，淬炼出我们这一代人坚韧豁达、懂得知足的品性。岁月纵然清苦，却是生命当中一团滚烫、永生难以忘却的青春印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