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析馆藏《无望村的馆主》修改稿 从“残缺”到“完整”
文/慕津锋
内容提要：《无望村的馆主》是师陀上世纪四十年代创作的一部中篇小说，该小说最早在柯灵主编的《正言报》副刊《草原》发表。1941年7月，上海开明书店将该小说收进“开明文学新刊系列”，出版单行本。1946年12月，开明书店再版该书。1983年7月，福建人民出版社将《无望村的馆主》作为“上海抗战时期文学丛书”之一，再次出版。但两版《无望村的馆主》内容变化较大。原因是作者师陀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初，曾对这部小说进行了较大修改。
中国现代文学馆收藏三部与《无望村的馆主》有关手稿。笔者经过认真比对与分析，发现这三部手稿应是一部有序言、小引、正文（一～一二）、结尾与跋的完整修改稿。
主题词：师陀、《无望村的馆主》、修改稿、版本的差异对比
2004年9月，由刘增杰编校，河南大学出版社出版的《师陀全集3·中长篇小说》收录了师陀中篇小说《无望村的馆主》。该书共有两个版本的《无望村的馆主》。一个是1941年7月的开明书店版，另一个是只节录了部分章节的1983年福建版（福建人民出版社出版）。
一
《无望村的馆主》是师陀借用其兄弟季孟的名字署名，于1949年之前创作的唯一一部中篇小说。它创作于1940年底至1941年初，并于1940年11月14日-1941年3月6日连载在柯灵主编的《正言报》副刊《草原》。
1940年9月20日，《正言报》在上海创刊，其副刊《草原》也于当日发刊。该报由美商联邦出版公司发行，美籍律师樊克令担任该报董事长，总编辑袁业裕，经理冯梦云，该报社址在九江路281号。该报表面上为洋商报纸，而实际负责人是国民党上海市党部主任委员兼三青团上海支团主任干事吴绍澍，该报由国民党重庆政府直接管理。
曾参与《正言报》教育编务的潘湛钧，对该报主要工作人员有过忆述“……主笔李秋生，原在国民党办的平明通讯社工作，主要负责社论，主编副刊《文综》。编辑主任为胡惠生，主编要闻版。国际版编辑程玉西，国内新闻编辑沈公谦，本埠新闻编辑管久安，各地通讯编辑胡道和，教育版编辑潘湛钧，体育版编辑胡道璋，兼采访主任，经济版编辑胡安定……主编副刊《草原》的是柯灵，主编副刊《大众》的是潘大年，另有副刊编辑邢琬(又名邢慧民)。……”
主编副刊《草原》的柯灵是当时上海著名进步作家、新闻工作者、副刊编辑家，他也是师陀的好友。
上海沦陷后，中国共产党积极领导上海文化隐蔽战线斗争，他们通过众多诗歌、小说、散文等作品宣传抗日、发动群众，建立爱国统一战线。1940年，上海形势进一步恶化，我党的文化宣传主要借助洋商报的副刊。柯灵曾说：当年“争取洋商报纸成为抗战宣传阵地，是党创造的一个聪明的战略。”（何为，《从<浅草>到<草原>——记孤岛”时期上海两个文艺副刊》，《上海“孤岛”文学回忆录》（下），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5年版，第117页）而那时的柯灵是冒着生命危险在上海坚持编辑副刊。作为一名进步文化人士，在柯灵编辑的副刊中，他一直坚持积极抗日、宣传民主，“民心至上”的办报信条。他的副刊立场十分鲜明，他倡导“把心交给群众，就会得到群众的心，和群众拥抱，就会从群众中得到力量。”柯灵主编的副刊《文汇报·世纪风》《大美报·浅草》《大美报·茶话》不仅成为党的宣传阵地，更是柯灵呼唤正义、激浊扬清的阵地。
因欣赏好友师陀的创作才华，柯灵常为自己主编的副刊向师陀约稿。散文诗《夏后杞》1939年春在《文汇报 世纪风》发表，署名康了斋；小说《马兰》在副刊《浅草》连载数月。
1940年9月20日，柯灵在自己主编的《正言报·草原》刊发了发刊词《我们的声音》。在文中，柯灵有感于“这黑白混沌，乌烟瘴气的‘孤岛’”，文艺界一片荒凉，恰如创刊时节是个萧竦的秋天。但是知识分子，尤其是文艺爱好者和工作者，“对于民族的忠贞，渴求光明与真理的热诚”并不稍衰，他们“不肯投降世俗”，“他们还大量地分担着时代的苦难”，他们不甘寂寞也不愿长久的沉默下去，《草原》就在“这样环境和时日里发刊”了。发刊词庄严宣称：“真正的文艺总还有他提高人类情操的作用”，“推动时代的力量”，“文艺其实也是一种武器。”，“我们愿意做一粒地下的黑色的种子；因为中国正是一片广大无垠的原野，她永远生生不息，不可摧毁！”
在柯灵的努力下，副刊《草原》很快便发表了众多优秀文章，在上海声名鹊起。其中有叶圣陶的随笔《人生观》《心》，巴金的散文《先死者》《在沪县的废墟上》，茅盾自鲁艺寄来的信函，阿英撰刊的《国难书话》，谭北平、子冈、凤子等人的散文，卞之琳选译的散文《女主持》《金匠店》等。连载的作品则有姚克的海外特稿《旅美杂记》，师陀的中篇小说《无望村的馆主》，都不失为上乘之作。除了《无望村的馆主》，师陀还在《草原》发表过短篇小说《阿嚏》。
谈及《无望村的馆主》小说的约稿及创作经过，师陀曾有简单忆述：
当时三青团的吴绍树在“孤岛”时期办了一个《正言报》，其副刊叫《草原》，起初是柯灵编的。作为一个报纸的副刊，需要一个长篇，有了这么一个长篇，它有方便之处。稿子不够，若一个长篇可以编排自如。它是应柯灵之约写的。后来柯灵到了《大美晚报》，没法自由活动，就住在报社里（那时报馆要拉铁门，汉奸要找麻烦，《大美晚报》那个老板张似旭就是被汉奸打死的），他便介绍我到《正言报》替他编副刊。编此副刊，虽然只干了几个月，我却吃足了苦头而干不下去了。那样，柯灵再接过去。这部小说，是为柯灵所编副刊写的，他叫我去接副刊时，我继续在写；直到他又接编时，我还是接着写。（师陀，《师陀谈他的生平和作品》，《师陀全集8·第五卷 书信 日记 论文 附编》，河南大学出版社，2004年9月出版，第399页）
1941年7月，上海开明书店将师陀的小说《无望村的馆主》收进“开明文学新刊系列”，出版单行本，署名沿用“季孟”。抗战胜利后，开明书店（代表人范洗人）1946年12月再版此书，署名依旧为“季孟”，每册定价国币一元二角。
1941年7月，开明书店初版
1946年12月，开明书店再版
师陀晚年曾谈到，自己在这本小说第一次出版后不久，曾有动手修改的想法。但考虑到自己修改后，如果书店想出版新修改的书，那它不仅需要重新排印版式，而且还必须重新付排印费用。但想到该书也许本来销路就不太会好，修改后也不见得会有什么变化。想到书店不容易答应这点，而自己生活窘迫也拿不出这钱，只好放弃要修改的想法。
抗日战争爆发后，留在上海的师陀当时生活确实较为“窘迫”，他常常为生计发愁。对此，师陀在《师陀谈他的生平和作品》和《师陀自述》中曾分别有过忆述：
“战争久了，我房租付不起，就只好搬到了一个亭子间，还在花园别墅。后来这个也住不起了，我就在花园别墅前面临马路的一个白俄二房东那儿租了小小的一间，一张床之外，有一张小写字台和一个小橱。我将它叫为八尺楼，一直住到胜利以后。后来我就把这个八尺楼改为‘饿夫墓’。”（ 刘增杰编校：《师陀谈他的生平和作品》，《师陀全集8·书信日记论文附编》，河南大学出版社2004版，第396页。）
“日寇发动太平洋战争前后，曾任苏联上海广播电台文学编辑（直到该台1947年秋冬之间结束文学节目），赖以维持最起码的生活。由于伪币通货膨胀，虽有稿费、剧本上演费的补贴，仍不免时常挨饿。”（刘增杰编：《师陀自述》，《师陀研究资料》,北京出版社1984年版，第34页。）
这两个“开明版”在全文内容方面，没有任何变化，都是十五个部分、共127页。其中，“小引”（1-17）17页、正文“一～一三”章107页（一：18～27，二：28～35，三：36～41，四：42～46，五：47:61，六：62～71，七：72～82，八：83～89，九：90～96，十：97～105，一一：106～108，一二：109～117，一三：118～124），“尾结”（125～127）2页。
主要的不同在于：
1、1946年版的封面增加了图案。
2、版权页有了较大不同。
1941年初版的版权页在全书的最后一页，其正面印有“民国三十年七月出版发行、开明文学新刊、有著作权不准翻印、著者季孟、发行者上海福州路开明书店、总发行所上海福州路二六八电报挂号七0五四开明书店”等，背面印有“开明文学新刊”出版的小说、散文等相关信息。
1946年再版的版权页在全书第一页背面，其信息如下“民国三十年七月出版、民国三十五年十二月再版、每册定价国币一元二角、著作者季孟、发行者开明书店代表人范洗人、印刷者开明书店”等信息
开明版《無望村的館主》除小引、尾结外，小说主体为13章。小说由一个赶回家过年的青年“我”，因风雪留宿无望村，引出无望村馆主陈世德，并用倒叙的形式描述了一个封建世家“陈家”由盛而衰的故事。师陀曾说：“《无望村》名为小说，实为受民间传说形式影响［的］故事。”①
故事中，无望村原名吴王村，宝善堂陈家是村上大地主。陈世德祖父是宝善堂的创业者，拥有15顷土地，数不清的骡马，又大又坚固的住宅和众多的男女仆人、佃户。陈世德父亲花三千两买到武举头衔，他生性狂暴好斗，常被传讼，但其毫不在意，每每拿钱往衙门里埋，吴王村因此改名无望村。陈世德在全家期盼中出世。自小在父母亲溺爱与纵容中生长，养就了任性、骄纵、自私、残暴、爱好虚荣的品性，从小他就不肯读书，喜欢恶作剧，喜欢从别人的痛苦中获得满足。长大后，他成为猎艳能手，赌场常客，穷人的灾星。他曾撺掇破落户子弟满天飞侮辱过一位美丽的女子。当他知道那是自己的新婚妻子后，他残忍地杀死了满天飞，并把美丽无辜的妻子赶回娘家，使她蒙受终生耻辱。其后，为了补偿自己的羞耻、获得别人的恭维，他以陈家三代积攒而成的家业去供养一个戏班，当成为戏班馆主后，他每日里带着戏班四处巡游，追求刺激和狂热。他挥金似土，用金钱买来奉承和尊荣。最后，他将家业挥霍殆尽，赌尽赔光，沦为乞丐，他原来的仆人胡大海却成了富有的店主。最后陈世德得了重病。
该小说以鲜明生动的艺术形象，揭示了腐朽的封建制度是异化人性，摧残善良品质和崇高理想的罪恶根源。
二
时隔36年，1983年7月，新版《无望村的馆主》由福建人民出版社作为“上海抗战时期文学丛书”之一出版。［“上海抗战时期文学丛书”以抗战时期上海的作家和作品为主，兼收活动在上海附近的浙江、江苏、安徽、福建诸省，以至香港、南洋等地，而与上海仍有关联和影响的作家和作品（包括小说、诗歌、散文、报告文学、杂文、剧本、儿童文学等各种体裁）。师陀的《无望村的馆主》被收入该丛书第一辑，第一辑还包括《郁达夫抗战诗文抄》、郑振铎《蛰居散记》、罗洪《群像》、谷斯范《不宁静的城》、郑定文《大姊》、杨绛《喜剧二种》、陈伯吹《魔鬼吞下了炸弹——上海》、周木斋《消长新集》。］
该版《无望村的馆主》包括“小引”（1-15）15页, 正文12个部分（一：16～24，二：25～31，三：32～36，四：37～44，五：45～59，六：60～67，七：68～76，八：77～82，九：83～89，十：90～97，一一：98～110，一二：111～117）和“结尾”（118～121）4页, 新增“跋”（122～132）11页，共132页。该版与开明版有了诸多不同，其中最为明显的是两处。
（1）正文少了一个部分。师陀将开明版本中的第十一章、第十二章以及尾结的部分内容合并为新版的第十一章, 内容有增有删。
（2）新增11页的“跋”。
（3）新添33个注释。
“福建版”《无望村的馆主》全文修改多达2400多处，全文共多出2万字左右。可见师陀对这次出版极为重视，并进行了较大改动。学者刘增杰将他的这次改动称为“伤筋动骨的修改”。
对于这次出版，师陀在1984年9月19日《人民日报》发表的《<无望村的馆主>序言》中曾谈到：
数十年就这么过去了。我想不到她还有重印的机会，随着历史的变迁，作为腐页，烂掉是它应得的命运。……1981年，洪荒兄要编“上海孤岛时期文学丛书”，向我约稿，指名要这本小书，……盛情难却，我答应了他，于当年年底交给他修改稿，……②
1983年7月，福建人民出版社出版
文中所说“修改稿”，应为中国现代文学馆手稿库中，师陀用圆珠笔在1941年7月开明版《無望村的館主》上直接修改的稿件（后统称为“开明版修改稿”）。
笔者在查阅了馆藏收据资料后，发现有关师陀的捐赠主要有两次。第一次登记时间为1986年10月31日，当时我馆登记师陀本人捐赠资料信息有4条，分别为手稿和书信：1934年12月创作的20页《寒食节》，1962年3月创作的116页《<西门豹>（四幕历史话剧）》，14页的《<西门豹>后记》，以及3封15页的李健吾致师陀书信。第二条登记时间为1997年5月9日，登记师陀家属捐赠资料共112条。其中包括82件手稿，157封书信，简报、合同书、说明书等150多件，此次征集人为文学馆副馆长吴福辉和周明。其中与《无望村的馆主》有关的信息有两条。第7条为“无望村馆主”，该条在备注特别注明“发排原稿”；第33条为《<无望村的馆主>·序》，备注表明其为“复写原稿”。
对于该稿，师陀在《师陀谈自己的生平与创作—致刘增杰信摘抄》中有所谈及：
《无望村的馆主》：季孟是我兄弟的名字。这本书我只有一本，经过修改，已经寄给福建人民出版社，他们要重印。③
根据上面两处师陀所谈可知，这部开明版修改稿完成时间应在1981年12月左右。该开明版修改稿是一部总计92页的残稿，封面和封底版权页各1页，文章主体共90页。其中，小引残缺，只有1页（第1页-16页被撕去，只留有第17页）；第一章完整，共10页（第18页-27页，作者另编序号第19页-28页）；第二章完整，共8页（第28页-35页，作者另编序号第29页-36页）；第三章完整，共6页（第36页-41页，作者另编序号第37页-42页），第四章残缺，共3页（第42页、缺43-44页，第45页-46页，作者另编序号第48页-49页）；第五章完整，共15页（第47页-61页，作者另编序号第50页-67页）；第六章完整，共10页（第62页-71页，作者另编序号第68页-77页）；第七章完整，共11页（第72页-82页，作者另编序号第78页-88页）；第八章完整，共7页（第83页-89页，作者另编序号第89页-95页）；第九章完整，共7页（第90页-96页，作者另编序号第96页-102页）；第十章完整，共9页（第97页-105页，作者另编序号第103页-111页）；第1十一章残缺，只有3页（第106-108页，作者另编序号第112页-113页，第108页全部删除）。
作者在开明版修改稿每一页都进行了修改，其中较大删除和修改共10处，较大的添加共4处。通读此稿，笔者发现此次修改不啻于一次重新创作。对于修改原因，师陀在《<无望村的馆主>序言》中曾有提及：
其实这本小书出版后不久，我就想修改它了。……我的想法其实简单得很。那就是我原意在暴露无恶不作的败落地主陈世德，陈世德在北方的败落地主中有其典型性，使读者憎恨他，结果却拿一个被他的一次完全出于儿戏成为牺牲品的无辜少女，又以“三从四德”做他的陪葬品，这太不公平了。我认为这样处理，减轻了读者对陈世德的憎恨。……有个人读了之后，就曾亲自告诉我，说我同情陈世德。我同情强奸过无数穷苦农民人家的姑娘的陈世德！这岂不荒唐透顶吗？④
通过与福建版《无望村的馆主》内容比对，该开明版修改稿与新版著作几乎一致。但在与开明版著作比较后，笔者发现它们之间的差异还是非常大，这主要体现在：
一、在小引部分，师陀在福建版中将“我”进行了全新描写，对我的身份、家庭、经历、回乡原因进行了详细交代，并对陈世德在胡大海客栈里的遭遇也进行了重新改写。这部分作者共增加了17个自然段。但开明版修改稿因小引中1-16页被撕去，笔者只能看到作者对于小引第17页的修改。师陀将第17页4-11行全部用笔删除，并对最后一段进行了重新创作。
这里的“馆主”并不是书上记载的什么“红豆馆主”、“小樱桃馆主”之类的雅号，在我们乡下，说来好笑，不管是地主、无赖、流氓，不管张三、李四，即使是（不曾读过一天书的）目不识丁的文盲，凡是玩戏班的，一律被尊称为“馆主”。
“好了，别吹你的大江东了。我且问你：你到底是要走还是不走？”店主胡大海的声音突然惊了我，当然也惊醒了陈世德。现在他是真的冒火了。
陈世德继续烘他的手，像泄了气的皮球，说：“我今天还没有吃过东西，肚子里直‘咕咕’叫—”
二、师陀将开明版修改稿第1章第18页开头一段全部删除，改为：
现在让我回头看看无望村的历史。无望村原来的名字叫吴王庙村。它村头上有座吴王庙，就是我们先前看见的那座破庙，乡下人感到叫起来麻烦，为简便起见，省去了“庙”字，只简单地管它叫吴王村了。
三、在福建版《无望村的馆主》第4章，作者有两处较大改动，主要增加了陈世德对于佃户及穷苦人家女性的欺辱部分的描写，以及他与繸子、繸子父母、繸子丈夫之间的纠葛。但在开明版修改稿中，因第43-44页缺失，笔者只能看到师陀对第4章42页、45-46页的修改。
1、 师陀将第4章42页全部删除。但根据福建版《无望村的馆主》可知其最后还是将其部分保留，并进行了较大修改。
（1）、 将第一段最后一句“等到他们把她们蛊惑，把她们弄到手里，接着满足了自己的欲望之后，他们便毫无留恋的把她们忘了，像穿破了的袜子或是泼到地上的水，永不回顾的把她们抛弃了。” 全部删除，改为“他们有地、有钱、有势力，可以把自己打扮起来，用富贵和衣服向乡下人炫耀。他们的邻居恨他们，同时又怕他们。”
（2）、 将第三段最后一句“他有优越条件，使女人羡慕，同时又使男人恐惧。”删除。
（3）、将第四段中“没有人知道他总共有多少相好，他有的大概比人们知道的要多一些。他是可以随便到什么人家什么地方去的，倘使他被人家捉住，人们不敢惹他，他们只敢向他恐吓……”删除，改为“吴王村的人家全是他家宝善堂的佃户。佃户怕宝善堂，更怕三千两。他们全记得三千两老爷人如何把人家的男人女人拉到大街上，揍得死去回来。因此，佃户人家中凡是年轻的、有几分姿色的妇女，尤其是姑娘，大半都被陈世德强奸过。……”
2、在第4章第46页，师陀将“这完全是另外这一种东西，有的女人，自然，她们也不能长得像一个夜叉，她们使人觉得可意。”修改为“得看她会不会下功夫，会不会媚男人，说句粗话：会不会灌迷汤。不会灌迷汤，纵然她长得像观音奶奶，你在她面前烧香，她不理你，还有什么趣味呢？”
四、在开明版修改稿第5章第48页，师陀将前三句（共40个字）全部删除。根据福建版《无望村的馆主》可知，师陀后来将其改为680多个字的九个自然段，讲述了陈世德与百合花的定亲过程。对于这一部分，开明版修改稿并没有直接体现，师陀只是在第48页右上角写了“补充的两页插入此处”，并用箭头表示在添加处。最初，笔者猜测此处所说的“补充的两页”可能已经遗失。
五、因开明版修改稿最后只到第11章106-108页，106-107页师陀没有进行较大修改，而第108页师陀则全部删除。根据福建版《无望村的馆主》可知，在结尾部分，师陀是做了重大修改的。
1、作者将开明版第11章、第12章以及尾结部分进行合并，内容也有删改。他删除了陈世德被奴仆、戏子抛弃，自己身染重病的部分；增加了陈世德带领戏班子到石家庄，最后如何将家产挥霍殆尽、沦为乞丐，以及百合花回到梦喜庄家中的遭遇等部分。同时，还对百合花以及夫妇二人最后一次见面进行了改写。
2、在结尾部分，师陀对开明版《无望村的馆主》进行修改，将“谈论宝善堂的灭亡”改成“我与胡大海的对话”。
3、新增“跋”，这个部分主要讲述了“我”如何与“百合花”成为夫妻及二人幸福的生活。在“跋”中，作者不仅将“我”变成为了这篇小说的主人公之一，而且还对“百合花”的形象进行了颠覆性的创作。在这里，百合花成为了一个积极争取自己幸福，并敢于抨击自己地主家庭及自己所属阶级的新时代女性。
除此之外，师陀在开明版修改稿的一些细节上也做了些改动。
一、 添加了注释。
关于这一点，师陀在《<无望村的馆主>序言》曾谈到：
“书里写到的一些带地方性和时间性的名物，原有少数脚注，只是总还不能让外地的读者都读得懂。为了他们的方便，现在凡是今天少数读者看不懂的地方，我又增加了好些注解。”⑤
福建版《无望村的馆主》共有33处注释，但在开明版修改稿中，笔者只看到3处注释。
1、在第1章第18页，作者添加了对“社书”的注释。
“社书”就是清朝遗留下来的各方长科。
2、在第1章第20页，作者添加了对“单传”的注释。
“单传”就是只生一个儿子。
3、在第5章第52页，作者添加了对“花场”的注释。
“花场”，北方农村演戏，往往在戏台前排摆两排大车，上架木板，专门供妇女看戏，称为“花场”，又叫看台。
二、师陀自第1章第24页起，除将第31页第2行的“无望村”改为“宝善堂”外，他将文中的“无望村”一律改为“吴王村”。
三、师陀将开明版著作中的祖孙三代改为曾祖孙四代。
三
除这部开明版修改稿外，笔者后来还发现中国现代文学馆收藏有另外一部师陀用圆珠笔创作的名为《无望村的馆主》修改稿。该稿依旧是一部残稿，共77页（版权页1页，手稿76页）。其中，小引完整，共18页（第1-18页）；无第一章、第二章、第三章；第四章残缺，共7页（两个第43页、两个第44页、第45-47页）；第五章残缺，共2页（第52页、第53页）；无第六章、第七章、第八章、第九章、第十章；第十一章残缺，共14页（第114页-126页，第117页有两页）；第十二章完整，共12页（第127页-138页）；结尾完整，共6页（第139页—144页）；跋完整，共18页（第145页-162页）。
这部修改稿的小引、第四章、第十一章使用的是“上海庙行制品厂出品16开 文稿纸500格（20×25）309”稿纸，第十二章、结尾、跋使用的则是“16K 文稿纸801 15×20=300”稿纸。该稿第52页和第114页右上方分别写有“补48面”、“上接108面”。
该稿有一个非常明显的特点：就是在仅有的76页中有多达28处注释（第3页“镇守使”、第44页“退地”、第45页“二房”“将军”、第46页“野食”、第53页“八字”“陪送”、第114页“道引”“打炮戏”、第115页“大子儿”、第117页“身金”“行头”、第118页“花账”、第119页“下处”、第131页“墨卷”“武营”“守备”、第138页“庚帖”“龙凤喜帖”、第139页“剥种地”、第140页“庄户地”“租种地”、第147页“填房”“二婚头”、第151页“头婚”、第152页“坐三天”“听房”、第158页“回门”）。这比开明版修改稿注释多出25个，只比福建版《无望村的馆主》少了3个，而且这些注释与福建版《无望村的馆主》中的注释内容完全一致。
除此之外，该稿还附有一页写在“福建人民出版社 15×20=300 ”稿纸上的书信。
师陀同志：
月初我从桂林开会回来，看到您寄回来的《无望村的馆主》的清样，拜读了阁下的大札。校样我通读了一遍，并根据您的那份誊清付印，勿念。
现将原稿及校样寄奉，请查收。感谢您对我工作的大力支持。
匆此 即颂
撰安
管权
5.9
管权，应是负责师陀《无望村的馆主》在福建人民出版社出版的该社编辑。在福建人民出版社1983年7月出版的《无望村的馆主·缘起》一文中，对管权曾有提及。
“……本丛书成立编辑委员会，约请巴金同志为名誉主编，推举楼适夷、林淡秋、柯灵三位同志为主编；具体编务，则由杨幼生、陈梦熊、管权、胡凌芝、萧斌如五位同志担任。福建人民出版社承担出版任务。”
统观该稿，师陀依旧在每一页都做了修改。其中，较为明显的修改体现在以下两点：
一、通过语句的添加，对其所描述的人物进行烘托。
1、第3页，在“今年暑假我大学毕业后”与“这多半也是受我父亲的影响””中间，师陀添加了“爱国心不许我做官”。这句添加直接点明了新版《无望村的馆主》中出现的“我”是一个进步的爱国青年。
2、第16页，在“这些事情至今都还记清楚地显现在我心里”与“他却戴着海狸皮帽，穿着缎子马褂”中间，师陀添加了“那时候陈世德的父亲三千两刚死去一年多点”。通过添加该句，作者意在表明在旧中国封建势力及封建思想最为顽固的落后农村，陈世德这样的败家子哪里会受父亲去世刚一年多的道德束缚，他不仅没有为父亲守孝，而且还一如既往地继续胡作非为。作者试图通过这样的修改，表明：这样的人物、这样的阶级，其腐朽与灭亡，是历史的必然。
3、第18页，在“我不是你的秋香姐”与“你敢进来？”中间，师陀添加了“我是你卖的丫头。”这句一语点破了秋香和落魄的陈世德之前哪里有什么温情，他们之间只是剥削与被剥削，压迫与被压迫的两个阶级之间的关系。
4、第143页，师陀在最后两段中间添加了以下整整一段文字。这段添加是此稿中师陀所做的最大一次修改。
我开始琢磨胡大海这个人。他为什么要对一个不相识的人讲自己的老婆被别人奸淫过呢？起初我不懂，这时才忽然明白过来：秋香既然是他像牲口般买来的，将来他可能不至于将秋香转卖出去；可是他不把她当成正式老婆看，他有权利讨正式老婆，秋香没有话讲，他可以在外面乱搞女人，秋香当然更只好随他的便了。就是现在他也许对秋香早已厌恶了。听完他的“十五吊，也便宜”，我通身从里到外不禁打了个寒战。
在这里，师陀将胡大海与秋香的关系从“我”的角度，明明白白地讲述出来。秋香虽从陈世德那里转给了胡大海，但她并没有摆脱在旧社会被男性压迫、欺辱的卑微地位，她不过是换了一个“主人”而已。而之前被陈世德呼来喝去的下人胡大海则因攫取了陈世德的钱财，摇身一变成为了有钱人和掌柜，成为了能主宰、欺压与剥削他人的新的地主阶级。
5、第150页，在描写百合花时，师陀在“躲到变相的尼姑庵里整整四年”后添加了“她就是躲到变相的尼姑庵里，冷言冷语仍旧常常难免钻到她耳朵里来。他们又如何想到她，她早已在娘家住怕了呢。”通过这样的添加，师陀意在将陈世德妻子“百合花”被休之后，所过的痛苦生活及所受的精神压迫清晰地表达出来。
二、通过删除语句或删除后的修改，使得文章表述更为精炼。
1、第5页，原本写有“无尽荒野包围着我们。大雪在我们上面和周围旋转。空中渐渐变成铅灰色，天慢慢暗下来，夜晚开始降临。”，后师陀将“大雪在我们上面和周围旋转。空中渐渐变成铅灰色，天慢慢暗下来，夜晚开始降临。”全部删除，只保留了“无尽荒野包围着我们。”
2、第8页，原本写有“最奇怪的确实正冲着上房有一座残楼，庭院里有几根柱子。”，后将“最奇怪的确实正冲着上房有一座残楼，”删除，只保留“庭院里有几根柱子。”
3、第43页，原本写有“夏天白天，人家姑娘们去地里割草喂牲口，他硬把人家按倒在庄稼棵子里。”，后将“人家姑娘们去地里割草喂牲口，”删除，改为“夏天白天，他硬把人家按倒在庄稼棵子里。
4、第45页，原本写有—
陈世德给逼急了，只得说老实话：“我不敢跟老头子讲。”
他心里说。
“如果我跟老头子讲了，是个赌棍的女儿，他不把我揍扁了才怪呢！”
繸子的母亲看到局面搞僵了，赶紧打圆场道：
“横竖您府上要使唤丫头。您就跟老太太讲了，把繸子买去做个丫头罢。”
但作者却将这一段几乎全部删去，改成了：
“陈世德灵机一动，来个‘将军’说：”
通读该稿，笔者发现“小引”第17页有部分内容与开明版修改稿仅存的“小引”第17页内容相似，但前者比后者要多出一个段落。由此，笔者推测该稿应比开明版修改稿稍微晚一些。
“小引”第17页手稿有以下文字：
这里的“馆主”并不是书上记载的什么“红豆馆主”、“小樱桃馆主”之类的雅号，在我们乡下，说来好笑，不管是地主、无赖、流氓，不管张三李四，即使是（不曾读过一天书的）目不识丁的文盲，凡是玩戏班的，一律被尊称为“馆主”。
当时陈世德年青、有钱，仪表堂堂，最重要的是他的慷慨。他曾经怎样像王子般惹人注目，同时他又显得何等骄傲，何等尊贵！何等像把全世界的祸福置之度外啊！
“好了，别吹你的大江东了。我且问你：你到底走是不走？”店主胡大海的声音突然惊醒了我，当然也惊醒了陈世德。现在他是真的冒火了。
陈世德继续烘他的手，像只泄了气的皮球，只得讲出他所以蘑菇的老实话说：
“我今天还没有吃过东西，肚子里直‘咕咕’叫—”
而在开明版修改稿上，同样的段落与之相比有一个明显差异：即缺少评述陈世德年青辉煌的段落。
“当时陈世德年青、有钱，仪表堂堂，最重要的是他的慷慨。他曾经怎样像王子般惹人注目，同时他又显得何等骄傲，何等尊贵！何等像把全世界的祸福置之度外啊！”
尽管两稿有一些差异，但经过细致比对，笔者发现该稿与开明版修改稿应该有一种内在联系。理由如下：
1、开明版修改稿除小引、第四章、第五章、第十一章残缺外，第一章、第二章、第三章、第六章、第七章、第八章、第九章、第十章均完整。该修改稿除第四章、第十一章略有残缺外，小引、第十二章、结尾、跋均完整。
如果将这两部手稿组合在一起，笔者发现两部手稿的内容非常连贯，而且页码也几乎是连续的（该修改稿完整的小引部分共有18页，而开明版修改稿第一章第一页右上方所做的新码刚好是第19页，开明版修改稿第一章到第三章非常完整，页码从第19页-第42页非常连续。该修改稿中紧接“小引”部分的第四章刚好是从第43页-第47页。而开明版修改稿的第四章则恰好是从第48页开始，有第48、第49两页。开明版修改稿的第五章则从第50页开始，其后在第二页右上方写有“补充的两页插入此处”，而这两页刚好是该修改稿的第52页、第53页。开明版修改稿第五章的第二页则被编为第54页。其后开明版修改稿第五章剩余部分与第六章、第七章、第八章、第九章、第十章非常完整，页码从第55页-第113页非常连续。该修改稿的第十一章则从第114页开始，其后第十二章、结尾、跋均非常完整，页码从第115页-162页也非常连续。）这说明这两部手稿应是一部完整的福建版《无望村的馆主》手稿。
2、该修改稿有28处注释，开明版修改稿有3处注释，两者相加刚好是福建版《无望村的馆主》中的31处注释。
3、开明版修改稿第五章第48页右上方写有“补充的两页插入此处”，该页开头两句被师陀删除。而上一页（第47页）的结尾则是：
“老德”是一种尊称，人们准备到时候把它们颠倒过来，把它们改的更像样点，改成“德老”。梦喜庄是陈世德的丈人家祖居的村庄，或是讲得恰当点：
该修改稿第52页右上方写有“补48面”，该页开头第一句为：
陈世德刚订亲不久的老丈人的村庄。
根据福建版《无望村的馆主》第五章可知，这两处语句合在一起刚好是完整的该章第五段内容。
4、该修改稿第114页的右上方写有“上接108面”，而该页开头第一段是：
顶滑稽的是他们到了石家庄。陈世德异想天开，自认为他的戏班子有名角……
开明版修改稿第108页被师陀全部划去，其第107页的结尾是：
……如果我们不妨想的更远一点，你会想到这情形。他们是多么像许多蚂蚁追随一匹蚜虫，从他身上吸取蜜汁，同时，尽可能想方法使他快活。
根据福建版《无望村的馆主》第十一章第99页—100页可知，这两部分刚好是连在一起的上下文。
由此可见，这两部修改稿应是八十年代初师陀重新创作《无望村的馆主》时的一部合成手稿。开明版修改稿在时间上应该稍微早一些，只是有可能在最初修改完成后，师陀对此稿中的部分内容并不满意，但因为此书大小的限制，于是他便“另起炉灶”对部分内容与章节进行了重新创作，这也就是为什么开明版修改稿是一本被拆散的书。
四
除在手稿库发现的这两部修改稿外，笔者还看到一篇师陀写在“16K 文稿纸801 15×20=300”稿纸上的《无望村的馆主》的“序言”。这篇“序言”创作于1981年7月21日。其所用稿纸与前文所说的《无望村的馆主》修改稿所用部分稿纸相同。笔者推测这两篇文章的创作时间应该很近。
该《序言》全文如下：
《无望村的馆主》
序言
这部小说我一九三九年或四O年写成于“饿夫墓”。一九四一年三月修改过，七月以我兄弟的名字季孟由开明书店出版，到了今天，四十多年过去了。在这四十多年中，我历经坎坷，早已把它给忘了，想不到有重印的机会。现在上海文学研究所论上海“孤岛”时期的文学丛书，想到这本小说，想收入进去。我同意了。由于这本小书原来并没有序言和后记，我想到我应该讲几句话，使读者更容易理解它的内容。
文学作品是反映现实的。当时我住在上海，囿于生活，没有办法写起积极作用的抗战作品。虽然我也写过反映当时上海一部分生活的作品，但是四周全是日本人和汉奸，又由于自己生活圈子狭小，不可能了解上海的各个方面。于是只好写“历史”题材，《无望村的馆主》便是其中之一。
我少年时期曾在农村和小城市生活过，我从思想上憎恶破落或不破落的地主和所谓“名门世家”。我只是从表面上看见他们气焰万丈，横行霸道，欺压别人，并不懂用阶级分析的目光去看他们。按自然规律，一般说中国的地主从兴起到败落，须经过二百年。其实他们中间的大多数不需要二百年，旧的地主败落了，新的地主兴起了，照样剥削农民，照样欺压黎民百姓。我写陈世德的败落，就是作为他们的代表人物来写的。
我对梦喜庄的百合花抱着充分的同情，她善良，她无辜，她希望过好的生活，尽管她受过封建思想的影响。可是我原来把她写成只知道“三从四德”的妇女，首先是我自己从认识上歪曲了我同情的这个人物，她的结局太悲惨，反而引不起读者的同情，同时冲淡了读者对坑害了他一生的陈世德的憎恶，现在我把她的结局改了。我给她一个好的结局，《跋》是我新加进去的，使这个受尽欺凌的女孩子有一线生机，对前途抱有新的希望。
以上是我对这部小说要讲的话，最后我听读者的意见吧。
一九八一年七月二十一日
该“序言”共五段，师陀本人在创作完成后，对于该稿只是做了四处简单修改。
第一处，在第一页标题《序言》上端，师陀写下了《无望村的馆主》。
第二处，在第三页第一段第六行前半段，因之前少写了一个“改”字，师陀将其补上。
“现在我把她的结局了”改为“现在我把她的结局改了”。
第三处，在第三页第一段第六行后半段，师陀在“《跋》是我新加进去的”前面添加了“我给她一个好的结局”。
第四处，在第三页第二段结尾处，师陀添加了一句“最后我听读者的意见吧。”
在这篇总计730字的“序言”中，师陀主要讲了两个问题：
一、《无望村的馆主》早期创作、出版的简单情况。
二、在这次再版时，师陀想对读者讲的“几句话”。
1、讲述自己创作《无望村的馆主》历史背景。
2、小时成长环境对自己思想的影响。
3、自己对百合花的同情。
4、自己修改旧小说的希望。
对于序言，师陀有自己的见解，正如他在1981年4月17日致好友沙汀的信中所说：我对自己的无论旧作新作，专门爱写序或后记，表面看去仿佛只怕别人不懂，其实是自认诚如鲁迅先生所说的“空头文学家”，……
查阅资料，笔者发现2013年5月，由刘增杰、解志熙编校，河南大学出版社出版的《师陀全集续编·补佚篇》曾收录了一篇名为《<无望村的馆主>序言》的文章。
世上最苦的差事,我不知道别人如何看法.我自己认为莫过于写序言或后记了，这种感受包括给自己著作写序，给别人的著作写序更是如此。别人的著作且不说它，单说自己的吧。他要讲的话全在书里讲完了，硬要他搜肠刮肚再讲别的什么，等于叫他下苦海。我不愿意下苦海，然而这一次是我自取的，又不得不下。
光说这本小书写成的时间。它写成于一九三九年年底，动手于那一年的深秋或初冬，目的是揭露一个缺德的无恶不作的地主的败家经过。因为当时曾在一家报纸连载，根据回忆，每写完一章，便交给报馆。所以还依稀记得。发表时用的笔名是季孟。1941年由开明书店印单行本，用的笔名仍旧是季孟，抗战胜利以后，始由书店改用师陀笔名重印。季孟是我兄弟的名字，无论发表时和印单行本时，全光秃秃的，没有序言，也没有后记。
数十年就这么过去了。我想不到它还有重印的机会，随着历史的变迁，作为腐叶，烂掉是它应得的命运，对于它的这种命运，我绝对没有什么惋惜。1981年洪荒兄要编《上海孤岛时期文学丛书》，向我约稿，指名要这本小书，当然还有我在上海沦陷期间写的其他著作。他在去四明山参加新四军游击队以前，一直在上海工作，知道我一直留在上海，也知道我的写作情况。盛情难却，我答应了他，于当年年底交给他修改稿，并应他的要求，写了一篇序言。做了一场梦，一觉醒来，序言，还有稿末注明的初稿写成的时间，修改稿完成的时间，一古脑全不见了。那篇序言很简单，主要是讲我要修改它的原因。
其实这本小说出版后不久，我就想修改它了。只为考虑到书店需要重新排印，必须重新付排印费用，而书的销路又未必好，书店既不容易答应，我自己又拿不出钱，只好放弃要修改的想法。我的想法其实也简单得很，那就是我愿意在暴露无恶不作的败落地主陈世德，陈世德在北方的败落地主中有其典型性，使读者憎恨他，结果却拿一个被他的一次完全出于儿戏成为牺牲品的无辜少女，又以“三从四德”做他的陪葬品，这太不公平了。我认为这样处理，减轻了读者对陈世德的憎恨，我这认为有根据，虽然不一定能代表所有读者，有个人读了之后就曾亲自告我，说我同情陈世德。我同情强奸过无数穷苦农民人家的姑娘的陈世德！这岂不是荒唐透顶吗？然而我得仔细考虑它所不应得到而竟得到的这种效果，尽管认为我同情陈世德的只是一个人，是少数也罢。那应由于我对那位无辜少女处理的不公平，多数读者会怎么样想呢？服从“三从四德”旧礼教，在当时，在“五四”运动以前的地主家庭的姑娘当然是会真实的。我同情百合花，在我心目中，她是一位善良的女子，一粒可爱的珍珠，应该给她一条出路。我认为这么着对待百合花才公平，才能增加读者对陈世德的憎恨。于是我就这么改了。我不知道是否能收到我设想的效果。给百合花一个好收场。对我是一种安慰，我想对读者也应该是一种安慰，这么着我就很满意了。
我改的结果却得到另外一种报应，读者中有一部分认为小说中的“我”就是作者本人。这全是误会。对于我自己的书，我最怕的是写序言或后记，足以证明这一点的，是我有几本书原来都没有序言或后记，我觉得我的看法全写在书里了，用不着再啰嗦自己要写的理由。现在我应别人的要求所写的序言又失落了。其实即使不失落，照样印出来，这种误会也很难避免产生。毛病出在体例方面，也就是形式方面，前不久一位我也很引为知己的同志曾经来信向我提出这个问题，另外还提了一些意见。他并不曾把小说中的“我”当作作者本人看。但是他认为书中的“小引”和“跋”的确不合常规，希望我有机会修改。除了这位同志以外，也有别的同志提出这样的意见。
这是我引为知己的那位同志修改的提法，事实上我只写信告诉过唐弢同志；有人问我“跋”是否有具体事实做根据，唐弢回信讲，既然名为“跋”，引起这样的疑惑是必然的了。
小引在我们祖先是当作序言或题记用的，跋是当做后记用的。我意在给小说创造新的形式，在这本小书里试用。但是既然有这些同志热心地建议我改，我也不能不考虑了。然而我又没有按照这些同志的意见全改，仍旧是给小说创造一种新的形式。开头第一章的“小引”仍旧保持原样，不过这里的“小引”已经不是作为序言用，而是变通为当做引入后面的故事用，和它相应。那本来原有的“结尾”改成“十三”，将“跋”改成结尾。
书里写到的一些带地方性和时间性的名物，原有少数脚注，只是总还不能让外地的读者都读得懂。为了他们的方便，现在凡是今天少数读者看不懂的地方，我又增加了好些注解。有一点我只好在这里说明一下，就是小说里的《秀才卖驴》并不是戏文之类。那是一篇“八股”文，我读私塾时试听大人背过，后来我读了中学，又听一位同学拿着抄本念过，似乎没有刻印本。全书的文字我也做了一些润饰和校正。
关于这本小说的整个儿形势，虽然名为小说，其实它只能算是受民间传说影响的故事。1984年4月26日上海
这篇“序言”曾蒙我引为知己的那位同志改正了许多。他很虚心，不肯强加于人。来信最后说：“按我的私意，小引仍不如改为引子，但你既要创造新的形式，我也只好妥协了。”他既然如此，我也向他的建议妥协。这里仍旧只在正文中改为“引子”。
但该文写于1984年4月26日，并于当年9月19日在《人民日报》发表。这篇序言正文共8段，结尾处附一段文字，全文近2000字。但不知为何，该序言之前并没被收入2004年刘增杰编辑的《师陀全集》中。在序言中，师陀主要讲了六个问题。
一、自己之前不为《无望村的馆主》写《序言》的原因，以及这次为什么要写序言的缘由。
二、简单介绍《无望村的馆主》早期发表、出版的情况。
三、这次修改出版《无望村的馆主》起因及完成情况。
四、较为详细地阐述了自己修改这部小说的原因。
五、自己对这部小说体例（小引、跋）的看法。
六、对书中脚注、注解的说明。
在序言中，师陀说自己这部小说是“写成于一九三九年年底，动手于那一年的深秋或初冬”。而在刘增杰教授1984年发表的《师陀著作年表》和刘增杰、潘国新2004年合编的《师陀著作年表》（增订稿）中都没有提到创作时间，只点明“《无望村的馆主》（中篇小说） 1941年7月由开明书店出版，署名季孟”。2022年，《新文学史料》第一期发表了南开大学黄思颖著《<师陀全集>中<师陀著作年表（增订稿）勘误》，在这篇文章中，作者黄思颖经过查阅资料，指出“《无望村的馆主》创作于1940年底至1941年初，”师陀关于这个记述是有误的。
翻阅有关资料，笔者发现《无望村的馆主》其实还有一篇序言，该序言是胡乔木所写。胡乔木与师陀相识较晚，但对师陀作品，胡乔木却早有涉猎，并有自己的看法：
“师陀当时也是左翼作家，却不是以左翼作品见长。他在左联的《文学月报》上发过作品，文字上很下功夫。作品形式也是多方面的，散文、小说、剧本都有，剧本主要是改编的。”（《胡乔木谈文学艺术》，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
为写好该序言，胡乔木曾三易其稿。
“《无望村的馆主》是原用笔名芦焚的老作家师陀同志在1939年上海沦陷期间写的一部中篇小说。最近作者作了不少的修改，并对一些为现在的青年读者和南方读者所不易了解的故实和词语作了很多注释，使这部描写北方（可以假定是作者的故乡河南一带）一户大地主在四代之中怎么由暴发为巨富败落而为朝不保夕的乞丐的浪漫故事，以新的面貌出现在读书界……这部书对于认识中国近代地主社会有一定的价值。这部中篇小说也是这类作品的一种，但是它既有自己的乡土色彩，而叙述的事件又相当奇特，所以又有独自的贡献。……这是一部小说，当然首先要从小说来评价。它篇幅不长，人物不多，但是舞台面的变化却很剧烈，有时简直近于暴风式的疯狂。读者可以从这里看出旧社会能把一些人的人性变得怎样凶残、丑恶、卑鄙和麻木，而善良的人们又在遭受怎样可怕的蹂躏。故事的进行是快速的，但作者对人物和场景的描写却一丝不苟，我们可以从中看到许多幅精雕细刻的肖像画和风俗画。一个好的小说家未必是一个好的文章家，作者却把这两者都做到了。这是这部中篇的另一个可贵之处。……这本书最初出版时由于当时的环境发行有限，现在重印，希望它能得到全国文艺爱好者的注意。我不是文学评论家，对于作者的人和作品都缺乏研究。当然不致糊涂到说这是什么伟大的杰作。我只想说，读者看了这本书会喜欢它，会跟我一样感谢作者用优美的文字叙述了一段悲惨、荒唐而又真实可信的历史，这段历史就产生在我们自己的土地上，离开现在不过半个多世纪。”
文章开头，胡乔木直入主题，谈及这部作品的梗概。随后他又讲到这部作品的文学价值、创作手法与技巧，最后他强调了该书再版的意义。对于胡乔木的意见，师陀还是非常认可的。他1984年5月2日在致沙汀的信中曾这样说：
这本小书曾蒙乔木同志看后提过意见。他看的很仔细，这是从他的来信中看出来的，例如体例（即形式）、应加的脚注、脚注应加的字以及错字，都提出来了，并且用商量的语气，我很感动，令人心悦诚服。
随后，师陀对胡乔木所谈到的“小引”“跋”等问题讲了自己的看法：这封信只能讲他提出的体例方面：“小引”在中国古代是代替序用的，而在“结尾”之后又来一个“跋”，“跋”在古代是作为后记用的；虽然我使用它们意在“创新形式”，可就大不通了。他建议我改，我考虑的结果，只尊重他意见的一部分：“小引”仍旧保留，并写一篇序，说明用意在变通古代的用法，作为引入下面的故事用；将“结尾”改成“十三”，将“跋”改作“结尾”。
当时，在再版《无望村的馆主》前，师陀是想请胡乔木来写篇序的，“本来应该请他写篇序”。但师陀又有些顾虑，“推己及人，他既然不曾谈及这本小说的内容，写序又自以为是一件苦事，生怕把他推入苦海。”
时隔一个多月，师陀还是决定请胡乔木为他将要再版的《无望村的馆主》写一篇序。他在1984年6月11日致沙汀的信中，讲了自己的想法“他来信指出许多《无望村》的缺点和错误，我认为发表出来对文学是一种鼓励，”师陀在去信胡乔木时，还附上了沙汀建议胡为师陀写序的信。很快，胡乔木回信师陀，“因分管别的工作，本不想写序，”但因为沙汀的缘故，他还是写了，并三易其稿。
1987年7月14日，师陀收到胡乔木所写的三页序言。在读后的第二天，他便将该序言复印件寄给了《人民日报》编辑姜德明。
1984年9月5日，该文以《序新版〈无望村的馆主〉》为题，发表在《人民日报》副刊。
可笔者在查阅馆藏《无望村的馆主》三个版本后，发现这三个版本都没有《序言》。［1941年7月、 1946年12月开明出版社初版和再版的《无望村的馆主》，全文分为《小引》、《正文》（一～十三）两部分。1983年7月，福建人民出版社出版的《无望村的馆主》则分为《缘起》、《小引》、《正文》（一～十二）、《结尾》及《跋》五部分。］那师陀为何还要专门写这篇《<无望村的馆主>序言》？
在通读馆藏这篇师陀序言后，笔者看到师陀对于序言，其实很有些自己的看法。
在开篇第一段，师陀就直接表明自己为什么不愿写序言的原因。
“世上最苦的差事，我不知道别人如何看法，我自己认为莫过于写序言或后记。这种感受包括给自己著作写序，……他要讲的话全在书里讲完了，硬要他搜肠刮肚再讲别的什么，等于叫他下苦海。我不愿意下苦海。”
此观点，师陀在该文第五段再次明确表达：
“对于我自己的书，我最怕的是写序言或后记，足以证明这一点的，是我有几本书原来都没有序言或后记，我觉得我的看法全写在书里了，用不着再啰嗦自己要写的理由。”
既然不愿，为何这次师陀要写这篇《<无望村的馆主>序言》？在该文第一段最后结尾处，师陀给出了一个简单答复：
“这一次是我自取的，又不得不下。”
为什么是“自取”？在该文第三段，师陀给予了解释：
1981年洪荒兄要编“上海孤岛时期文学丛书”，向我约稿，指名要这本小书……盛情难却，我答应了他，于当年年底交给他修改稿，并应他的要求写了一篇序言。
可见，师陀这次是被动写的这篇序言。但就是这篇序言，在师陀完成后，却被“那位同志改正了许多”。可能正是因为序言被改正过多，作者与编者总是无法达成一致。（从1981年师陀开始撰写，到1984年4月26日师陀最后完成，历时3年之久。）此序言最终没能赶上福建人民出版社出版1983年新版《无望村的馆主》的出版。
在阅读该文时，笔者注意到：师陀在第三段不仅讲了自己写序言的原因，紧接着还说了这篇最初完成的序言结局是“不见了”（……序言，……一古脑全不见了。那篇序言很简单，主要是讲我修改它的原因。）
师陀在文中所说的 “……序言，……一古脑全不见了。那篇序言很简单，主要是讲我修改它的原因。”,笔者猜测那篇“序言”很有可能就是完成于“一九八一年七月二十一日”，写在“16K 文稿纸801 15×20=300”上的这篇“序言”。 因为这篇《序言》在文章字数、段落以及所说的问题等方面，与收在《师陀全集续编·补佚篇》中的《<无望村的馆主>序言》相比，确实要“简单”，而且全文也主要是讲述了师陀修改该小说的原因。
在此《序言》中，师陀对自己在上海“孤岛”进行该小说创作所处的恶劣环境做了必要的说明。而这恰恰是《<无望村的馆主>序言》所没有的。
“当时我住在上海，囿于生活，没有办法写起积极作用的抗战作品。虽然我也写过反映当时上海一部分生活的作品，但是四周全是日本人和汉奸，又由于自己生活圈子狭小，不可能了解上海的各个方面。于是只好写“历史”题材，《无望村的馆主》便是其中之一。”
1983年，新版《无望村的馆主》收录在《上海抗战时期文学丛书》。上海“孤岛”时期，指的是从一九三七年十一月十二日至一九四一年十二月七日，上海四周虽均已沦陷，但租界却未被日军占领的这一历史阶段。滞留上海的广大爱国进步作家以纷纷涌入租界，并此弹丸之地为据点，继续文学创作。虽然作家们文风仍多激越，但限于客观环境，其表现手法多开始采用“迂回曲折”、“隐喻暗讽”。这些作品现在看来，可能色调暗淡，不够激进、明朗。但在当时历史条件下，进步作家能继续坚持文学创作和斗争，并敢于发表已属不易。因为在当时的环境下，进步作家常常是文章刚刚发表，便被逮捕，遭受严刑拷问，有的甚至还被杀害。这些作家在这一时期相当多的作品，都极具时代特征，其作品价值同样不可小觑。
这一时期的师陀，“心怀亡国之悲愤牢愁，长期蛰居上海”(《师陀自述》)。他在一个被称作“饿夫墓”的简陋的小房子里，靠担任苏联上海广播电台文学编辑(1941年至1947年) 和微薄的稿费，过着十分清苦的生活。尽管生活困苦，但师陀始终保持着可贵的民族气节，他不为汉奸刊物写片言只字。
也许正因如此，在自己修改的这篇《无望村的馆主》要收入“上海抗战时期文学丛书”时，师陀认为曾经当时创作的历史背景应在《序言》中进行介绍，以利于读者对于作者和此部小说修改前后的了解。但不知为何这段文字，在后来的《<无望村的馆主>序言》中却只字未提。
序言，通常用来说明作者的创作意图和写作经过。对读者而言，阅读序言其实有助于他们对文章的理解，更有助于他们走近作者的内心世界。
五
较之1941年开明版《无望村的馆主》（简称开明版），师陀在馆藏的这两部修改稿（应为一部）中对自己早年这部小说进行了大幅修改，这导致文中人物发生了重大改变。
1、“我”的改变。
在开明版中，“我”是一个赶回家过年的青年，听过关于无望村种种荒诞不经的传说。在全文中，“我”不过是一个旁观的叙述者，只在小引和第10章开头出现过。
而在修改稿中，“我”却变成一位在北京求学，如饥似渴吸收新思想的年轻人。大学毕业后，“我”因进步思想影响而拒绝了做官邀请，转而应聘到顺德府中学做教书先生。“我”在小说中，不仅是整个故事的叙事者，而且还是整个小说的参与者，“我”最后还娶了“百合花”作为妻子并过上了幸福生活，为整个小说画上了完美句号。
2、“陈世德”的改变。
在开明版中，陈世德是一个受父母、佃户、农村女性喜爱的骄傲的王子，由于自己的胡作非为，他最后穷困潦倒沦为乞丐，这里体现出一个浪子传奇的一生。最后，作者这样写道：
这个无望村的王子的骄纵和残暴已经得到他应得的报偿，正像我们后来看见的，司命老人失望之后便不再搅扰他的安静，他把他的英雄交给时间安排。⑥
这句话明显表现出，作者对这位“无望村的王子”、“英雄”陈世德充满了怜悯和同情。在《无望村的馆主》出版后，柯灵曾将其改编为《末路王孙》电影剧本，后来改名为《浪子行》。可见在当时的这部小说中，陈世德给人一种英雄的感觉，他的所作所为被认为是一种传奇，他最终悲惨结局也被认为是英雄的穷途末路而已。
而在修改稿中，师陀将陈世德塑造为一个从小就骄横、残暴、无耻、下流、自私的腐朽地主阶级的代表。并从不同角度、不同人群来揭示他所属阶级的堕落的秉性。
（1）、在第7章第79页（原第73页），师陀在“首先感到不安的是三千两太太，在先已经说过，宝善堂等待着它的将来的继承人，她等待一个孙子。”后添加了“所谓父母死后三年不同房，那不过是骗人的鬼话！否则三千两刚死，家里人就不会急急忙忙给陈世德成亲了。”
这一句话的添加，直接表明宝善堂所代表的地主阶级虚伪的本质面目。
（2）、在第8章第95页（原第89页），师陀在“陈世德这一天—特别是这一天需要流血，他需要用血洗涤心里的苦闷。”之后，添加了“要说打架，那些赌棍过去所怕的是三千两，现在三千两去世了，他们会把陈世德捶成烂泥。”
这里将陈世德从一个有血性的英雄变成了一个赌棍眼中只会依仗父亲威名的“草包”，不过是外强中干而已。
（3）、在第7章第78页（原第72页），师陀将“陈世德倘使要休弃他的太太，没人能够阻止，他自然能够办到。可怕的是他的太太生得是出众的美丽。这美丽吸引着他，它使他从心底里痛苦，不知道是否应该放手。”修改为“陈世德假使要休他的少奶奶，没有人能阻止，但是他用什么理由跟梦喜庄的丈人家讲呢？新娘是个“破货”，假使人家问起来：你是怎么知道的？他能把事实的经过讲出来吗？假使把事实的经过讲出来，谋害满天飞的事情就会暴露出来，他和满天飞开玩笑的事首先得暴露出来，自己要吃官司。”
这一段描写将陈世德自私、胆怯、虚弱的内心世界表露无遗，让读者直接看到他所代表的腐朽阶级的堕落本质。
（4）、在第7章第86页（原第80页），师陀删除最后一段“至少他应该答应她的要求。不幸这个英雄考虑过的是另外一个问题。他仅仅考虑到—当他不要他的太太的时候，首先他自然必须宣布一个理由，人们将怎样根据这种理由来嘲笑他，人们会说这是他—一个猎艳者的报应。”将其改为“不幸这个英雄考虑的除了自己要吃官司外，还有另外的问题。他有钱，衙门里也许不会判他给满天飞抵命。但是他从父亲三千两跟人家打官司的经验知道，衙门里老爷跟衙役，一个个都像饿瘪了的臭虫，他们会吸尽他的十五顷地，临末了人们还会当面嘲笑他：他，这个猎艳能手得到报应了！”
这段修改，将陈世德从一个内心还有一定程度的反省、对人言还有一定顾忌的人塑造成为一个隐忍不过是为了怕失去“钱”的贪婪者。
（5）、在第10章第108页（原第102页），师陀在“他怎么又来要钱？我不是刚让你拨给他吗？”后增加了一大段“陈世德万万没想到，就是胡大海这个忠实保镖，自从三千两死后，他成亲的那天夜里，命令胡大号强迫满天飞喝下信石，这个好保镖就诚心要玩他了。所有跟着戏班子做生意的流氓，都是他—胡大海招来的；所有戏班子里的角儿，都跟他-胡大海勾结起来；所有跟着戏班子卖淫的娼妇，都得跟他-胡大海白睡觉，否则他撵她们走路。”
这段添加表明胡大海对于陈世德背叛，都是陈世德咎由自取，他的所胡作非为为他带来的只会是旁人对他的众叛亲离，他与下属之间的关系不过是赤裸裸的金钱与利用的关系，哪里有什么情感可言。
（6）、在开明版中，作者在第十一章的篇幅中，写了即将死去的陈世德对自己过往开始有了一定程度的反思，由此揭示陈世德命运悲剧的社会因素。
而在修改稿中，作者集中描写陈世德的残暴腐朽与堕落、无耻。在这一章，师陀描述了陈世德在低暗、潮湿的破茅屋的地铺上倒下去，浑身散发着臭气，但他还在贪婪无耻地想着自己曾经的辉煌的荒淫生活，其中包括在石家庄妓院中大过皇帝瘾的无限眷恋，而对自己曾经伤天害理的罪行，他却没有任何的歉疚。这些描写更加表明陈世德最终的结局，只是他所代表的地主阶级咎由自取的毁灭结果。
3、“百合花”的改变。
在开明版中，“百合花”是一个被封建思想禁锢的可怜女子，当遭遇满天飞的侮辱、陈世德无情的冷漠和精神践踏后，虽也曾抗争，她曾当面质问新婚丈夫为何对自己如此冷漠？但当她知道原因后，她也曾告诉陈世德：
“我只要你给我一句话，你既然不愿意看见我，我听你处置：我死或者我活，你只要跟我说一声就好了。”⑦
但当她知道陈世德不愿意她去自杀而给陈家带来不必要的纠纷后，她最终还是选择了退让，她提出只要丈夫不要赶自己回娘家，哪怕她在陈家做一个丫鬟也愿意，可当这个最后可怜的要求都被拒绝后，她只有默默地回到黯淡的、没有希望的梦喜庄度过自己的余生。当自己即将告别这个世界，陈世德来看她时，“百合花”还幻想着“愿意死后能埋葬在姓陈的地里。”
而在修改稿中，对于“百合花”，师陀同样进行了的较大修改。对于修改原因，师陀在《<无望村的馆主>序言》和《师陀谈自己的生平与创作—致刘增杰信摘抄》中两次讲到：
“我同情百合花，在我心目中，她是一位善良的女子，一粒可爱的珍珠，应该给她一条出路。我认为这么着对待百合花才公平，才能增加读者对陈世德的憎恨。于是我就这么改了。……给百合花一个好收场，对我是一种安慰，……”⑧
“由于我是憎恨一切地主的，百合花（这是我给陈世德老婆起的名字）最后讲三从四德，要埋进陈家的老坟，这就冲淡了读者对陈世德（地主的一种代表人物）的憎恶。我把她改为离了婚，嫁给她私塾的一位同学，学新知识，准备日后到外面做事。”⑨
“百合花”的改变主要体现在：
（1）、“百合花”对陈世德的厌恶。在修改稿第5章第63页（原第57页），师陀将最后一句“先前的少女就在这时候站起来。”删除，修改为“你可能要问刚才被陈世德、满天飞看上的姑娘是谁吧？她不是别人，原来正是梦喜庄的百合花，陈世德未来的少奶奶。陈世德自己不知道，她可完全知道陈世德是个乱搞女人的不成材的东西。她的婚姻是她父亲一手主持的。她嘴里不说，心里可直埋怨父亲，给她找这样一份人家！但是说什么都晚了。但旁边坐着的那个青年女人—她嫂嫂指给她“小三千两”陈世德的时候，她心里又气又恼，脸上害臊，浑身说多么不舒服就有多么不舒服，只想找个机会逃走。现在戏场上一片混乱，她便毅然站起来了。”
这里的修改表明：在梦喜庄戏场上，百合花初次见到远处的陈世德时，因久闻陈世德无耻行径，而表现出对他的极其厌恶，和对父亲的抱怨。
（2）、在修改稿第12章中，师陀将百合花塑造成了一个开始质疑她所处的家庭、所属的阶级的有思想的女性。在娘家“变相的尼姑庵”里，除了念经、练字、种花，在剩下的时间，“百合花”开始分析周围的从孩子时期就亲眼目睹的情形，同时她还成了一个有魄力的大胆女性。当百合花再次看到破落的陈世德，看到他的无耻与下贱之后，百合花充满了满腔的怒火，她大胆地亲自起草休书，与这个堕落无情之人一刀两断。
（3）、在“跋”中，“百合花”与“我”结婚后，在“我”的影响下，百合花不仅看新报纸、新书刊，学新知识，并准备“到外面做事”，做一个独立、不依附于丈夫的现代女性；而且百合花还对自己的家庭与阶级，进行了大胆质疑和批判。
“比如梦喜庄俺娘家，算得上一家规矩地主吧？”
我点点头，承认她说得对。她接下去说：
“可是他们全家不下地干活，又雇着佣，吃喝穿戴从哪里来？从佃户。佃户在地里干一年，累死累活，碰上好年成，分的粮食只够吃半年，一年还吃不上二两大肉。”
4、农民形象的改变。
（1）、在修改稿第2章第33页（原第32页），师陀对第一部分进行了语句添加，他在“……他们曾经创立家业，在田地里吃过大苦”后加进了“他们的佃户们从他们创立的家业中当然吃过更大的苦，但是他们却从来没有享受过他们的富贵。”
（2）、在修改稿第2章第31页（原第30页），师陀将“年老的人把他当成他们的主人，少妇们都希望她们自己将来有这样一个儿子，少女们都有一种特别感情，她们自己也说不出为什么，她们对待他像对待一个小情人一样特别关心。总而言之，一句话说完，人们认为他肯到他们家里是一种荣耀。尤其是少妇和少女们，她们把他包围起来，把他抱起来，把他紧紧地压倒在胸脯上，把脸蛋紧紧地贴到他的脸蛋上，好像这在她们是一种安慰。接着他闯进第二家，第三家，他同样被包围在欢迎与阿臾中间。”修改为“他们不敢不欢迎，不敢不奉承，纵然他们心里恨死了三千两，也不敢得罪他的宝贝儿子。假使他们胆敢，那就不仅要被赶出吴王村，甚至要被弄得家破人亡。
（3）、在修改稿第5章第60页（原第54页），师陀把“他在花场里看见几个他的相识，他的几个相好。他并不招呼她们。”修改为“被他强奸过的几个女孩姑娘立刻咬起嘴唇，恨的尽可能别转脸。”
这些修改，改变了开明版中“愚昧”、逆来顺受、阿谀奉承、甘心奴役的农民形象和那些甘于被陈世德玩弄、侮辱，希望藉此得到好处的农村年轻妇女形象，将他们塑造成从内心对陈世德及宝善堂充满了怨恨，他们有自己的尊严，他们以自己的方式无声地抗争着，这些改变体现出地主阶级与农民阶级之间的天然的对立与矛盾。
笔者认为师陀的这些修改是想表达出一种新的创作思想：对自己曾经生活过的旧社会不公平的社会政治制度的无情鞭挞与批判。这种创作思想，师陀在新中国成立后所改编的其他作品中也有体现。
新中国成立后，有两个时期，师陀对自己原作进行过集中修改。一个是上世纪五十年代末到六十年代上半期，譬如1958年的《果园城记》、1962年的《大马戏团》。另一个是文革结束后的八十年代初，有1983年的《无望村的馆主》、1982年的《结婚》。这两个时期作品的修改均体现出：师陀作为从旧社会走进新中国的知识分子，他对新生政权是认同的，即使在十年文革中遭受了严重迫害，文革结束后，他依旧对这个政权抱有归属感。在《从我的旧笔记而想起的及其他》一文中，师陀曾明确表达出这个观点：
“作为一个旧知识分子，我深深感谢解放，是它挽救了我；是它使我的生活安定；使我有机会学习马列主义和毛主席的著作，投身各种运动，改造思想。作为旧知识分子，思想改造很艰难。但是我总在学，总在走，总在努力地一步步向前，不是后退。”⑩
正是出于对新政权的认同，师陀在文学创作上积极迎合主流文学意识形态。在修改旧作时，他也是非常注意在作品中增加自己对旧社会的鞭挞与控诉力度，以及对新社会的赞扬。60年代初，当黄佐临要重新演出《大马戏团》，师陀就表示要重新修改旧作：
我不能让社会主义时代的观众再看到那样一个充满了黑暗又毫无出路的戏。⑪
他在《<果园城记>新版后记》中，也曾表达出同样的创作思想：
“校改这本小书的过程中，我但愿推开这些老印象，时作时辍，精神上老在斗争。今天再来看这些小故事是令人痛苦的。……片面、肤浅，都是它的严重缺点，但是如果拿它来和我们今天的小城镇比一比，拿那个社会和我们今天的社会比一比，从反面—从对旧时代的憎恶中，也许到能发生点积极作用。”⑫
在修改反映旧社会农村题材小说时，师陀更是加大统治阶级与被统治阶级、农民阶级与地主阶级之间尖锐的矛盾与对立。他一方面增加对善良、朴实、勤劳农民所遭受的各种压迫的描写，表明在旧中国善良无辜的农民是受尽欺压与剥削，只有反抗才是他们唯一的出路；另一方面，作者增加了对剥削阶级（贪婪的地主阶级及反动的旧政府）冷酷、残忍、无情的描写，指出他们毫无人性可言。他修改后的作品少了原著的温情，取而代之更多的是“斗争”。
对于师陀这次大改《无望村的馆主》，可能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看法。唐弢先生在1984年3月12日致师陀的信中，就认为师陀对于《无望村的馆主》的修改，“改变了悲剧结局，客观上又不免减少了他（陈世德）的罪孽，他的罪孽反而不如原来写法的慎重了。”⑬ 而作家叶兆言则认为：师陀《无望村的馆主》，尤其结尾部分，新版和旧版相比，完全是神来之笔，显然比旧作增色许多。⑭ 在为该版小说写的序言中，胡乔木对作者的修改也作出了自己的评价。“《无望村的馆主》……最近作者作了不少的修改，……以新的面貌出现在读书界……这部书对于认识中国近代地主社会有一定的价值。……”⑮
对于这部小说的修改，师陀在1984年2月29日致河南大学刘增杰教授的信中，曾谦逊地表示“这本小说再印前曾经草草校阅，印出来再看，发现脱误颇多，有几句甚至文句不通，请勿笑我老昏了头。”（《师陀全集续编 补佚篇》，河南大学出版社，2013年5月，第436页）
无论怎样，我们都要感谢师陀先生晚年给我们创作修改的这部有序言、有小引、有正文（一～一二）、有结尾、有跋的全新《无望村的馆主》小说，它让我们有机会了解一个作家在经历动荡岁月后，他在想些什么？他要告诉我们什么？为什么他会有这样的变化？这些都值得研究者好好思索。
注释
①刘增杰编校：师陀致沙汀信，《师陀全集8·书信日记论文附编》，河南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61页。
②④⑤⑧刘增杰、解志熙编校：《<无望村的馆主>序言》，《师陀全集续编·补佚篇》，河南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第360页、第361页、第362页、第362页。
③⑨刘增杰编：《师陀研究资料》，北京出版社1984年版，第191页。
⑥⑦季孟（师陀）：开明书店1946年再版，第126-127页、第79页。
⑩⑪师陀：《从我的旧笔记而想起的及其他》（代序），《师陀研究资料》，北京出版社1984年版，第121页、第127页。
⑫师陀：《<果园城记>新版后记》，《师陀全集8》，河南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267页。
⑬唐弢：致师陀信，1984年3月12日。
⑭叶兆言：《围城里的欢笑》，《收获》，2004年第4期。
⑮胡乔木：《序新版<无望村的馆主>》，《人民日报》，1984年9月5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