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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阅读与写作

余文祥

阅读与写作，既是一个老生常谈的话题，也是一个与时俱进的课题。回首人生，阅读与写作是我的生活方式，是我的毕生至爱。即使是退休之后，仍手不释卷，笔耕不辍。阅读与写作，虽然是一件苦事，但苦中有乐，苦后有甜。正如一副楹联所说的那样：“无情岁月增中减，有味诗书苦后甜。”

阅读与写作，关系至为密切，犹如一对同胞的姐妹、孪生的兄弟。阅读是输入，写作是输出。阅读是写作的根基，可以帮助我们积累素材、学习技巧、拓宽思路；写作是阅读的延伸，可以帮助我们加深理解、发现不足、提升思维。阅读是写作的必然，写作是阅读的深化；没有阅读就没有写作，没有写作就没有深度的阅读。如何提高写作？正如杜甫所说的那样：“读书破万卷，下笔如有神。”

我的阅读与写作，既有偶然，也有必然。个中滋味，虽然只有自己知晓，但愿意与大家分享，并求教于各位方家与读者。

一

1984年8月，我调离了编剧岗位，到文化馆从事文学创作辅导和文艺理论研究工作。但我对戏剧有着不解之缘，业余时间不断学习和研究戏剧理论，首先从阅读朱光潜先生的《悲剧心理学》说起。

朱光潜先生，是我国著名的美学家、文艺理论家、教育家。《悲剧心理学》是他在留学英、法时期用英文撰写的博士论文，1933年法国斯特拉斯堡大学首版。20世纪80年代，由张隆溪翻译成中文，1983年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对该书我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反复阅读后，撰写了“悲剧理论的新发展——读朱光潜的《悲剧心理学》”一文，充分肯定了朱光潜先生的杰出贡献。贡献之一是填补了我国悲剧理论的空白，之二是正确地阐述了悲剧的审美快感，之三是论证了悲剧与宗教、哲学的关系，之四是对悲剧创作的指导意义。与此同时也指出了该书中的两个问题，一是“距离”说，二是“中国没有悲剧”说。

1986年，我以此文应邀参加了长江流域戏剧理论研讨会。1987年，在《武汉剧坛》第3期上发表。1988年评副高职称时，又将这篇评论送华中师范大学资深教授晏炎吾鉴定，晏教授对该文给予了极高的评价，使我副研究馆员职称顺利通过。同时被聘为武汉市群众文化专业高级职称评审委员会委员。

我并没有因此而沾沾自喜，也没有因此而浅尝辄止。针对朱光潜先生的“距离”说，撰写了《论悲剧的现实意义》一文，论述了中国悲剧的现实主义传统，发表在1988年第3、4期《楚天剧论》上。特别是针对朱光潜先生的“中国没有悲剧”说，又撰写了《中国古典悲剧的三大民族特征》的论文，论证了中国古典悲剧的客观存在及显著特征。中国古典悲剧的三大民族特征，第一表现在题材上注重反映现实生活。元代关汉卿的《窦娥冤》、明代冯梦龙的《精忠旗》、清代李玉的《清忠谱》、孔尚任的《桃花扇》等悲剧都是取材于现实生活。第二表现在主题上反映惩恶扬善的思想。中国古代悲剧家顺乎人民的意愿，饱蘸人民的血泪，写下了时代的黑暗与辛酸，写出了人民的愤怒和呼喊。他们的悲剧作品，给人以悲壮的美，给人以报仇雪恨的快感。第三表现在结构上大团圆的结尾。中国悲剧的结构，是一人一事的纵剖型，从头到尾的开放型。这种一人一事、从头到尾的结构方法，是我国戏剧的民族形式。中国观众看的就是报仇雪恨、大快人心的结尾，爱的就是皆大欢喜、大团圆的结尾。

让我始料不及的是，《论中国古典悲剧的三大民族特征》一文。1992年在湖北省社会科学院主办的《江汉论坛》第6期上公开发表后，当年的《新华文摘》第9期予以转摘。殊不知，《新华文摘》是综合性学术期刊，是中文核心期刊，这大大地激发了我阅读与写作的热情。

二

2000年我退休后，赋闲在家，有了阅读和写作的大块时间。于是我开始系统地阅读了《楚剧志》和湖北省《文艺志》编辑室编印的《文艺志资料选辑》、湖北省戏剧工作室编印的《戏剧研究资料》等，计一百万余字。我发现，楚剧是一个了不起的地方剧种，有着自身独特的个性和鲜明的特征。楚剧是我国最早接触共产党人的剧种，楚剧的历史是一部革命史。楚剧是一个长期受到反动政府压制的剧种，楚剧的历史是一部奋斗史。楚剧是一个历史短、底子薄的剧种，楚剧的历也是一部创业史。

同时，楚剧具有浓郁的地方特色和乡土气息，具有广阔的演出市场和深厚的群众基础，具有顽强的生命力和光明灿烂的前景。楚剧涌现出了沈云陔、李雅樵、关啸彬、章炳炎、熊剑啸等一批著名的楚剧表演艺术家和于盛乐、彭青莲、夏青玲、詹春尧等一批梅花奖得主。涌现出了《葛麻》《赶会》《百日缘》《打金枝》《白扇记》等一批传统剧目和《追报表》《狱卒平冤》《虎将军》《养命的儿子》《中原突围》等一批创作剧目。因此，楚剧值得大写特写，大书特书。这便成了《楚剧进城一百年》的由来。

在写作过程中，始终注意三个问题。一是克服重重困难，搜集资料。二是加以甄别，去伪存真，不主观臆断，不杜撰推理。三是力争做到知识性、趣味性、可读性。我用文史随笔的形式，以时间为经，以事件为纬，试图编织出楚剧从1900年至2000年间不断奋斗、不断发展的一道风景线、一幅速写图。全书110篇，有话则长，无话则短。其中写楚剧大师沈云陔篇目较多，如《沈云陔初挂头牌》《问艺二队入川记》《郭沫若赠诗沈云陔》《沈云陔的“速成训练法”》《沈云陔的急事特事》《沈云陔鼎力护贤才》等篇。

书稿杀青后，送武汉市文史研究馆审稿，得到认可。文史馆将《楚剧进城一百年》与其他两本著作放在一起，作为《武汉文史文丛第一辑》，于2001年9月由中国档案出版社出版。随后，武汉市文史研究馆举行了隆重而热烈的首发式。

2012年11月，中共武汉市委宣传部主办，武汉出版集团、武汉晚报、汉网承办的评选“汉味特色”十本好书活动开启，在推荐的100本书目中，仅有10来万字的《楚剧进城一百年》竞忝列其中。第一轮经过一个月海选，进入前50名。第二轮则由专家和读者共同评选，又进入前30名。一本薄薄的《楚剧进城一百年》，竟然成为最具“汉味特色”的30本好书之一，荣幸之至。

三

2011年春，接武汉市文史研究馆通知，让我写一篇关于春节文化的论文，参加国务院参事室、中央文史研究馆举办的“春节文化的传承与创新”座谈会。这与上两次不一样，上两次的阅读与写作属个人意愿，而这次却是“遵命文学”。虽然过去也写过这方面的文章，但那都是小打小闹，纯属“小儿科”。这次是写论文，必须遵循论文的三个要素，“论点、论据、论证”；必须遵循论文的五个原则，“思想性、创新性、科学性、实用性、可读性”。三要素是骨架，五原则是灵魂。

什么是春节文化，春节文化的内涵与外延，春节文化的历史渊源和现实意义，春节文化的传承和创新等问题，必须通过学习与研究，才能逐步弄懂弄通。巧妇难为无米之炊，唯一的门径只有阅读，阅读是一把万能的钥匙。只有这把钥匙，才能打开殿堂的大门，才能登堂入奥。于是我系统地阅读了南北朝梁代宗懔的《荆楚岁时记》、南宋吴自牧的《梦粱录》、当代叶春生的《民俗美》、杨永生的《中外民间节日》、马宏智的《趣话年节》、余彦文的《鄂东风俗志稿》、严昌洪的《20世纪中国社会生活变迁史》等有关著作。在阅读的基础上，又搜集本地春节文化的民间风俗和口头资料，然后开始选定题目。

我选定的题目是，《论春节文化的传承和变异》，从四个方面去论述。一、武汉地区，九省通衢，是我国著名的交通枢纽和物流中心。南来北往的客商，既带来丰富多彩的物质商品，也带来形形色色的春节文化，极大地丰富和发展了武汉地区的春节文化。二、春节文化具有广泛的群众基础和社会基础，不仅具有相对的稳定性，而且具有一定的传承性。在春节文化的传承中，使春节文化不断发展，不断丰富。而这种传承，除文字传承外，民间则大多数是口头传承、言传身教。三、春节文化的地域性和变异性，十分突出和显现。十里不同风，五里不同俗。就过小年的时间而言，北方是腊月二十三，而南方是腊月二十四。就打扫卫生而言，广东西部农村是从腊月二十三至二十九日，安排得满满当当，而武汉农村规定是腊月二十三日打扬尘。拜年的时间，民间约定俗成，正月初一拜父族，初二拜母族，初三拜妻族，初四拜姑族。现在则没有这些讲究，什么日子都可以。过去过年，家家贴年画，现在随着房屋装修档次的提高和人们时尚心理的变化，人们不再贴年画了。四、春节文化，有一个思想舆论导向的问题。近年来，政府多次号召移风易俗过春节，过一个文明、吉祥、和谐的春节，提倡城市禁鞭，还各大中城市一个湛蓝的天空，还广大人民群众一个宁静的春节。政府和有关职能部门组织一些村落文化和社区文化，以此提升春节文化的质量。

此文三易其稿，得以通过。当年6月16日，国务院参事室、中央文史研究馆举办的“春节文化的传承与创新”座谈会，在全国人大会议中心召开。上午会议，由中央文史研究馆袁行霈馆长主持，国务院参事室陈进玉主任致辞，6位专家代表发言。下午分组讨论，我分在笫一组，我发言30分钟，讲述了我论文的梗概。最后由老舍之子、中国现代文学馆馆长、博士生导师、中央文史研究馆员舒乙作总结发言。会后，编印了座谈会论文集，还给论文作者以奖励。

这是我人生参加的一次规格最高的座谈会。更为可喜的是，当年7月18日，该文还在国务院参事室官网上予以发表。这对我来说，无疑是一个极大的鼓舞。

四

2001年秋，我到北京中国档案出版社校对《楚剧进城一百年》书稿时，在琉璃厂书店购得了一套由张次溪编纂的《清代燕都梨园史枓》和叶德辉编的《双梅影闇丛书》。在认真阅读这两本书后，萌生了我编著《京剧竹枝词》的想法。但仅仅只阅读这两本书，还是远远不够的。于是我又找出我在此前购买的《中国戏曲通史》（张庚、郭汉城主编）、《清代北京竹枝词》（路工选编）、《汉口竹枝词》（罗汉著）、《成都竹枝词》（林孔翼辑录）等书。后又托人在北京购得一套马少波等主编的《中国京剧史》（四本）、在武汉购得一套由雷梦水等编的《中华竹枝词》（六本）。这才开始了边阅读、边注释《京剧竹枝词》一书的工作。

因手头还有《武汉戏曲楹联辑注》《武汉名胜竹枝词》《雯翔吟集》《文苑漫笔》等书的撰写和编辑工作，使《京剧竹枝词》的编著工作时断时续。从2002年至2014年，前后花了12年时间，这是我阅读与写作时间最长的一本书。2015年，《京剧竹枝词》由武汉出版社出版，才算告一段落。

《京剧竹枝词》，共收录京剧竹枝词952首。其中最多的是安乐山樵的《燕兰小谱》（乾隆五十年刊行）和小铁笛道人的《日下看花记》（嘉庆八年刊行）。《燕兰小谱》143首，先后被《清代燕都梨园史料》和《双梅影闇丛书》收录。《日下看花记》168首，载《清代燕都梨园资料》。其次是金德瑛的《观剧绝句三十首》及王先谦等人的《和桧门先生观剧绝句三十首》，计180首。金德瑛（1701—1762），字桧门，浙江仁和（今浙江余杭县）人。乾隆元年（1736年）丙辰科状元及第，授翰林院修撰，官至左都御史（从一品）。著名戏剧家蒋士铨、杨观潮都是他的门生。著有《桧门诗存》和《观剧绝句》。《观剧绝句》虽自称游戏之作，但强调咏史价值。近百年后，金德瑛后人将其诗作请人和作，于是就有王先谦、朱益浚、皮锡瑞、叶德辉、易顺鼎等人的和作。其中叶德辉一人就有《和桧门先生观剧绝句三十首》及再和、三和，计90首。因考虑篇幅问题，只选了一和的30首。再次是晚清的著名诗人易顺鼎，他除《和桧门先生观剧绝句三十首》外，还撰写了《观剧诗四首》《天桥曲十首》《崇效寺看牡丹》《金鱼胡同那园观剧》等计52首。另外，我还搜集到当代诗人王昆仑在1961年写的《贺周信芳同志演剧生活六十年》八首、《悼梅兰芳同志》十三首。王昆仑（1902—1985），江苏无锡人。早年入北京大学哲学系。1927年任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政治部秘书长。建国后，历任政务院政务委员、北京市副市长、民革中央主席等职。著有《红楼梦人物研究》等书。能搜集、收录到王昆仑先生的这二十一首诗，给《京剧竹枝词》一书增色不少。

本书的编排以地名和时间为序，地名有北京、天津、上海、南京、武汉、成都等城市，每一城市又以时间先后排列。本书在编著的过程中，难度最大的是作者介绍和词语注释，为慎重起见，有时为一个词语的解释，要翻阅不少的资料，但自己乐此不疲。《京剧竹枝词》出版后，送市文史研究馆汇报，馆领导高兴地说：“这正符合我们文史研究馆拾遗补阙的工作要求，填补了我国的空白。”

五

2026年9月10日，是楚剧命名一百周年的纪念日。在楚剧进城一百周年期间，我写了一本文史随笔；在楚剧命名一百周年之前，我又写了一本《楚剧竹枝词》。

《楚剧竹枝词》是2022年10月开始创作的。先是写的楚剧人物沈云陔、严少臣、陶古鹏、陈金秀等，在纸刊和网站发表后，获得好评。这便增强了我继续写下去的信心，并滋生了创作一本《楚剧竹枝词》的念头，作为向楚剧命名一百周年的献礼。于是我重温《楚剧志》，撰写源流沿革篇40首、人物篇164首、剧目篇300余首。我用微信发给武汉市文化局原副局长、楚剧资深学者李志高先生。他看后非常高兴，让资料库打印出来，并对初稿提出了十分中肯的意见。一是关于流派问题，楚剧流派历来公认的只有四大流派，即沈（云陔）派、李（雅樵）派、关（啸彬）派、章（炳炎）派。而诗中提到的其他流派，并没有得到楚剧界的公认，所以不要说某某流派。二是关于剧目篇的排列应该以大型古装剧、小型古装剧、大型现代剧、小型现代剧、连台本剧为顺序。根据他提出的意见，我一一改正过来。

关于《楚剧竹枝词》的写作，是我阅读量最大的一次活动。除阅读《楚剧志》《楚剧志资料汇编》《楚剧图文志》及其他楚剧史料外，大量的是要阅读楚剧剧本。幸好我收藏有一套《湖北地方戏曲丛刋》和一套武汉出版社出版的《楚剧剧本选》。前者16集，收录剧本196个；后者5辑，收录大型古装剧本23个，小型古装剧本54个，现代剧本14个，共计91个。这么多剧本，不能一次读完再写，而是边搜集边阅读边写作。除了阅读自己收藏的剧本外，还想了很多办法。一是向区楚剧团借阅，二是向剧作者罗慕磊、邱长元、宋西庭、熊文祥等求援，三是在网上购买，四是查看其他剧种的相同剧本。实在是找不到的剧本，就在网上购买楚剧碟子，一边看碟子，一边写作。

《楚剧竹枝词》，共分4个部分，即源流沿革篇、人物篇、剧目篇、音乐篇。其中剧目篇篇幅最大，大型剧目（即本头戏）每个写4首竹枝词，个别的5—6首；小型剧目基本是每个1首；而连台本戏是每个12—16首。共写剧目219个，计竹枝词594首。音乐篇分正腔、小调、高腔三类，分别写了13首、7首和8首。全书共写竹枝词826首。为方便读者阅读，我又一一地加以注释，特别是源流沿革中的历史事件、人物的籍贯生平、艺术风格及其影响，剧目和音乐的定性与发展等力求准确明晰。为避免重复，凡是写了本头戏的，其中的折子戏就没有再写，如《梁山伯与祝英台》中的《送友》《访友》，《白蛇传》中的《水漫金山》《断桥》，《贩马记》中的《写状三拉》，《狸猫换太子》中的《陈琳捧盒》《陈琳拷寇》《打鸾驾》《断太后》等。

书稿完成后，又一次发给李志高先生。他从头至尾地看了一遍，纠正了书稿中的错误之处，并热情地为《楚剧竹枝词》写序。

实践证明，阅读是学习最重要的组成部分，是写作的前提。阅读不可能立竿见影，写作也不能一蹴而就。阅读是一个长期的活动，是一个毕生的事业。北宋文学家苏轼曾说：“博观而约取，厚积而薄发”，说明阅读与写作的关系。博观厚积，是深埋地底的根系，是沉默的酝酿；约取薄发，是破土而出的新穿，是绚丽的盛放。阅读与写作，也是人生的一大乐趣。有益于社会的发展，有益于人生的提升，有益于身心的愉悦，何乐而不为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