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华热点 【山径文学社作品】（漫漫长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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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径文学社是1985年湖南省城步苗族自治县一群少数民族青年自发组建的群众性业余文学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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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曾少立：
关于“新大众文艺”作品的评价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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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先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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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我因视频博主“半挂车主孙美金”的《苏幕遮》一词在网络上引发的热烈反响，撰写了《<苏幕遮>：“新大众文艺”的当代诗词样本》一文，意在将其视为“新大众文艺”在诗词领域的一个值得探讨的样本。该词获得4.7万高赞，评论区涌现大量仿写、改写、接龙式的“二创”互动，这种由大众自发参与、集体赋义的文化现象，令我深感其已超越个体创作范畴，具备了“新大众文艺”的典型症候。
曾少立先生随后撰文《这首词真的是新大众写作的代表作吗？》提出异议，认为该词只是“初学者”的水平，内容“矫情”，并举自己的作品与之比较。我读后，既感意外，亦觉遗憾。曾先生似乎将“代表作”直接等同于“经典作”，并自觉地将自身创作归入“新大众文艺”阵营，欲以传统诗词的精英尺度来重新丈量这片新兴的文化场域。在名利面前难守平常心，以贬抑他人来抬高自己，这在诗词圈内并非少见现象。曾先生耕耘词坛多年，颇有建树，此番亦未能免俗，诚为一憾。
借此机缘，我想就“新大众文艺”作品的评价标准，略陈管见，以就教于方家。
我认为，“新大众文艺”的核心特征，可凝练为两点：一是“大众写”，二是“写大众喜欢的”。至于网络传播、多媒体融合等，皆为其外在形态，是这一内核在技术时代的自然延展。基于此双重内核，其评价标准亦应相应地从两个维度展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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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流量：作为“新大众文艺”评价的核心指标
传统写作，尤其是古典诗词创作，长期秉持“精英本位”的评价体系。其标准由少数文化权威、学院批评家及历史经典共同确立，强调技艺的精湛、意境的深远、用典的妥帖与风格的独特。这一体系如同一个精密的筛子，以“雅”为尺度，层层汰选，最终留存于文学史者，寥若晨星。大众在其中，多为被动的接受者与学习者。
而“新大众文艺”的革命性在于，它颠覆了这一单向度的评价秩序。当“写大众喜欢的”成为核心目标时，大众的“喜欢”本身便不再是无足轻重的反应，而成为最直接、最不可回避的验证标准。这种“喜欢”，在数字时代具象化为可量化、可追踪的“流量”——点击率、点赞量、推荐量、收藏数，以及评论区中真实、鲜活、甚至粗粝的褒贬与互动。
流量之所以能够成为核心指标，并非因为它比精英批评更“深刻”，而是因为它更“真实”地反映了文艺作品与社会大众之间的精神联结强度。一首词得到4.7万次点赞，意味着它至少在那一瞬间触动了数万人的心弦；评论区数百条的“二创”接龙，则证明它激发了大众的参与热情与创造力。这种由下而上的、集体性的情感共振与意义再生产，是传统文人孤芳自赏式的创作所难以企及的。流量是大众用指尖投出的选票，它丈量着作品在当下社会情感结构中的渗透力与辐射面。因此，在“新大众文艺”的评价框架内，流量具有一票否决的权重——无流量，则无从谈及其“大众性”。
二、艺术性：不可废弃的基本门槛
然而，若将流量奉为唯一圭臬，则“新大众文艺”极易滑向另一个极端——沦为网络段子、情绪梗、口水歌的集散地。比如《光明日报》有文将《异地恋》“异地恋/就像香蕉/不是黄了/就是绿了”视为“新大众文艺”的代表作，这显然不是我们乐见的。因此，对“新大众文艺”的评价，绝不能脱离作品基本的艺术性。这是其作为“文艺”而非单纯“文化现象”的最后底线。
但这种艺术性，不宜机械套用传统诗词的格律、辞藻、用典等精细尺度，而应着眼于更本质的层面。以孙美金的《苏幕遮》为例，我们可以具体分析其艺术价值的构成。
此词的艺术性，首先体现在对传统经典的有意识模仿上。作者选择《苏幕遮》这一词牌，并且在意象组合、章法布局上明显取法唐宋词的传统路径——上片写景，下片抒情，以自然物象起兴，以个人感怀收束。这种模仿并非简单的抄袭，而是意味着作者具备基本的审美认知能力，知道何为“词”、何为“雅”，并努力向经典靠拢。对于一个来自底层的卡车司机而言，这种自觉的文体意识和审美追求，本身就值得肯定。它说明“新大众文艺”的创作者并非毫无文化积淀，而是在大众文化的土壤中生长出来的、具有一定传统修养的民间写作者。
更为可贵的是，此词在模仿的框架中，生发出了属于当代人、属于作者个体经验的鲜活比喻。其下片中有两处意象尤值得注意：一是将云雾缭绕远山比作“似裹芦花被”——“青白分明，似裹芦花被”，这个比喻既出人意料，又合情合理。大雾弥漫之时，群山轮廓模糊，远远望去确有棉絮堆叠、被褥覆盖之感。这个比喻朴素、家常，带着浓郁的民间生活气息，与词人“半挂车主”的身份天然契合。它不是从书斋中翻检出来的典故，而是从日常经验中直接生长出来的语言，拙朴而真挚。二是将卡车挡风玻璃上的雾水比作“辛酸泪”——“原是寒烟，化作辛酸泪”，跑长途的司机对此深有体会：清晨出车，驾驶室内外温差导致玻璃起雾，凝结的水珠顺着玻璃流下，在朦胧的视野中，恰似无声流淌的眼泪。这个比喻将物理现象与心理感受高度融合，触景生情，情因景生，既写出了长途奔波的辛苦，也暗含了养家糊口的酸楚，画面感极强，情感浓度极高，堪称全词的点睛之笔。
这两个比喻的共同特点在于：它们都来自作者真实的生活场景，都经过了个体情感的深度加工，都以最朴素的方式达成了最有效的艺术传达。它们或许不够“雅致”，不够“锤炼”，但其形象性与感染力丝毫不逊于文人笔下那些精雕细琢的意象。这正是“新大众文艺”在艺术性上的独特优势——它拥有传统文人难以复制的、来自生活第一线的鲜活经验与真挚情感。正是这种“带着生活毛边的真实”，使其在艺术上虽然瑕疵可见，却在情感共鸣上拥有强大的穿透力。
当然，也必须承认，此词与传统经典词作尚有明显距离。部分意象难免落入俗套，整体格局也未能完全摆脱模仿的痕迹。至于词中“客衣单，柴米贵”这种对生活艰难的象征性表达，而不是具体切实的生活细节，孰优孰劣，则见仁见智了。但我将该词视为“新大众文艺”代表作品，是因为它代表了这类流量诗词写作的已有水平，既代表了可取之处，也代表了不足，并不是将其视为一件完美作品。我从“新大众文艺”的角度出发撰文肯定该词，意在鼓励“大众写”，希望每个人在沉重的生存面前还能保留一点诗意。没想到曾先生误解其意，以为我要做“经典”判断，确定《苏幕遮》一词的经典地位。因此，我有必要澄清一个认识误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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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赛道之别：各安其位，各美其美
在此，我想进一步澄清一个关键问题：“新大众文艺”与传统精英写作，本属于两条并行的赛道，各有其评价体系与价值归宿。
如果一位作者选择“写大众喜欢的”，那么他就应当坦然接受大众用流量进行的投票，在点击率、点赞量、互动热度的赛场上比拼高低。流量就是他作品社会效能的直接证明，4.7万赞就是4.7万份真实的情感回应，不容回避，也无须以“大众不懂艺术”来自我安慰。
反之，如果一位作者追求的并非大众认可，而是艺术上的独创性、语言的精纯度、意境的深邃度，乃至于与历代经典对话、参与建构文学史的雄心，那么他完全有权利留在传统精英写作的赛道。在那里，评价标准由时间、专家、历史共同裁定，流量从未被纳入考量，也无人苛责其“小众”或“晦涩”。这同样是一条值得尊敬的路径，许多伟大的作品正是在孤独中诞生的。
但问题在于，这两条赛道不应混淆，更不应相互攻讦。一位传统赛道的作者，若因自己的作品没有获得大众流量，便指责“新大众文艺”的样本艺术粗糙，这无异于短跑健将批评长跑选手速度不够——跑错了赛场，用错了标尺。同样，倘若一位“新大众文艺”的作者，以流量优势去否定传统创作的深度价值，亦是同样肤浅。
曾先生以传统词人的身份，将自己的《皂罗特髻》拿来与孙美金的《苏幕遮》比较，并以此证明后者不配称为“代表作”，这正是在方法论上犯了“跨赛道比较”的谬误。他的作品或许在艺术上更为精致，但这恰恰可能成为其进入大众视野的障碍——精致往往意味着门槛，而门槛天然排斥流量。既选择了精英文人的孤高路径，又艳羡大众赛道的万千喝彩，世间安得两全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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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两首诗词的具体比较
不妨放下意气，平心静气地从两个维度对两首作品进行比较。
其一，比流量。 孙美金的《苏幕遮》在短视频平台上获得了4.7万次点赞，评论区涌现大量仿写、接龙式的“二创”互动，这一数据本身就是大众认可的直观证明。曾先生的《皂罗特髻》发表于传统诗词刊物及小众网络论坛，虽在圈内获得一定专业好评，但其传播范围、受众基数、互动热度，与前者完全不在同一量级。在“新大众文艺”以流量为核心指标的赛道上，孙词完胜，这是客观事实，无关艺术高低，只关赛道属性。
其二，比艺术性。 若以传统精英写作的标准来衡量——格律的精严、语言的锤炼、意象的独创性、结构的完整性、意境的深邃度——曾词无疑远胜孙词。曾先生深耕词坛多年，其作品个人风格鲜明，在词体形式的现代探索上卓有建树。而孙词在技术上瑕疵明显：个别意象陈熟，整体格局未能完全摆脱模仿痕迹，语言锤炼亦欠火候。在传统评价体系内，曾词完胜，同样客观而无可争议。
这就是比较的最终结论：两者各有所长，亦各有所短。 孙词长在流量，短在艺术；曾词长在艺术，短在流量。这两组长短并非偶然，而是由两条赛道的内在逻辑决定的——大众赛道以共鸣广度取胜，精英赛道以艺术深度见长。以孙词之长较曾词之短，或以曾词之长较孙词之短，都是不公道的。唯一公道的做法是：承认它们是不同赛道的不同选手，各自在自己的评价体系内获得各自的成就。
因此，我的结论是：若论词艺的精深与独创，曾词远胜孙词，这在传统赛道上是无可争辩的；但若论作为“新大众文艺”样本的代表性，孙词因其所获得的流量与大众参与度，无疑更具资格。这并非艺术价值的终审判决，而是赛道属性的客观区分。曾先生大可不必以己之长，较人之短，更不必因此动气——毕竟，各守其道，各美其美，才是文艺生态健康的应有之态。
综上，流量与艺术性，在“新大众文艺”的评价中并非对立的两极，而是一体两面：流量是其社会效能的证明，艺术性是其持续生效的根基。前者确保它“入得了场”，后者决定它“留得下名”。二者缺一不可，但权重已然翻转——在“新大众文艺”的场域里，大众的认可（流量）是先决条件，而艺术性则是在此基础上进行的甄别与提升。
回到与曾先生的商榷。我将《苏幕遮》称为“样本”，而非“经典”，正是意在抛砖引玉，开启对这类新兴创作形态的评价讨论。若曾先生执意以传统经典的标尺来丈量，并急于以己作相较，恐怕是误判了赛道。文人相轻，古已有之，但在“新大众文艺”浪潮奔涌的今天，我们或许更需要的，是放下身段，去理解那些在精英视野之外蓬勃生长的、属于大多数人的文艺热望。毕竟，文艺的终极关怀，从来不只是为了少数人的孤芳自赏，而是为了照亮更多平凡生命中那一点点不甘熄灭的诗意。（2026.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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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来源：五龙专栏公众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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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家简介】张先军（笔名张五龙），作家、评论家、诗词学者。湖南省绥宁县人，现居湖南省邵阳市。大学教师，高级职称。诗词作品在全国赛事中多有获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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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径文学社肖殿群编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