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2年1月间，病情仍无明显好转，腹水难于消完，组织上和亲友们建议我转到湖北中医学院附属医院，用中药治疗，效果可能会好些。经多方求助于人，于1972年2月初转入位于武昌的湖北中医学院附属医院治疗。

经过长达8个月的以中医中药为主的中西医结合治疗，腹水逐步消退，病情日趋好转，精力也有所恢复，生活可以自理。1972年10月出院，由文媛妹把我接回仙桃。

这场生死攸关的疾病的缘由来自两个方面。首先是地域原因，下放农场是主因，赵西垸是血吸虫重疫区，解放后虽然经过防治，但极不彻底。后来又在通海口区工作10年，也同样是血防重点疫区，连区政府周围饮水、洗衣的河道永湘河也有不少钉螺。

更重要的是接连不断的政治运动，尤其是运动中没日没夜的反省检查、批判斗争、劳动改造等，根本不可能去检查身体、治疗疾病。这场疾病不仅使我身体和精神受到严重摧残，妻儿老小也跟着我受苦，衣衫褴褛，家徒四壁，而且在政治上也因此一蹶不振，断送了我的前程，甚至影响了子孙后代。

一场生命攸关的大病，经过二、三年的治疗和休养，有很大好转。于是，我向县委提出，要求安排工作。

县委领导认为，大病初愈之人，再回到区里去担任领导已不可能，于是安排我到县广播站（后为电视广播局）任副站长。

2个月后，一是身体支持不了，而且业务生疏，因而再次向县委提出，不担任任何领导职务，要求调回公安机关搞点文字工作。回老单位轻车熟路，业务熟，人员熟，不当领导，甘当一个办事员。这样，对工作有利，对恢复健康有利。

经过多次向县委领导提出要求，公安机关许多老同志也愿意要我回去。1975年5月正式调回公安局，在信访接待室负责来信来访工作。

信访业务是一个明轻暗重、政策性很强的工作。既要熟悉公安业务，又要熟悉公安历史，既要冷静倾听上访人的陈述，又要和蔼而耐心向上访人讲解国家有关政策法律，帮助他们解决些具体问题。

那时每天一般都要接待来访者上10人，有时20多人。来访者还需要排队，一个一个挨着谈。每天处理来访信件10多封，阅后分别转给有关领导、有关业务科室。个别重要信访申诉案件，还得下去调查清楚后，答复申诉人。

如1982年，一起农村老年妇女死亡案件，刑侦部门经过侦察后确认因家庭不和负气自杀，但远在嘉鱼县电力部门工作的弟弟并不知详情，听信其少数亲戚反映，说其姐姐是被谋害的，申诉信向省、地、县有关部门频频发送，为其伸冤。为此，我带着调查材料和刑侦部门的侦察结论，亲往嘉鱼县电力部门找到了这位干部，把调查材料给他看，并向他介绍了案件侦察经过，使其口服心服，表示不再申诉了，并对沔阳县公安局派专人不远数百里来做说服工作深表谢意。局领导也赞扬我主动去做申诉人的“撤诉”工作。

还有一个劳改犯刑满释放无家可归的案件。此人叫熊某跃，历史复杂，在旧社会当过兵，在汉奸军队苏振东部当过连长，日寇侵占沔阳时，在沔阳各地驻防过，劣迹甚多。解放后，于1950年“镇反”运动中被捕，判刑投入劳改。其妻带着不满两岁的儿子改嫁他人。熊某跃刑满后因无家可归，一直在农场“新人队”劳动。儿子成人后，听说生父未死，尚在荆州江北农场“新人队”劳动，就找到江北农场“认亲”。他和儿子根本没有感情，由于血缘关系，还是给了点在“新人队”劳动所得的钱，打发儿子走了，自己仍然在“新人队”劳动。

上世纪八十年代初，此人年龄已70开外，加之患有严重老年哮喘病，不能参加劳动。劳改农场清理老弱病残犯人和“新人队”人员时，熊某跃被硬性清理回沔阳三伏潭。儿子暂时收留了他，但前妻和媳妇不承认累累遭赶，百般虐待。此人本来年轻时有劣迹，但解放后在劳改农场度过了大半辈子，思想改造和劳动表现尚好，已70多岁，孤苦伶仃，当地老百姓甚为同情，要他向公安机关申诉，要求重返劳改农场。

于是熊某跃每隔三、五天就背着行李、杵着拐杖来公安局信访室，每次都是痛哭流涕，赖在信访室不肯走。为此，我向局领导汇报，认为熊某跃实为无家可归者，按照国家劳改政策，应由劳改农场养老。经过两次三番与劳改部门联系，终于同意接收。临走时，熊某跃老泪纵横，千恩万谢而去。其类似信访案件甚多，无需一一列举。

我专管信访工作外，还为预审科办理刑满释放人员回县开具释放证明。当时，凡刑满释放回乡人员，劳改农场只向当地公安机关开具证明信，由当地公安机关预审部门转办手续。释放人员回县后，挑着衣物行李在公安局大院里到处穿来穿去，询问办手续的地方，影响了公安机关工作。

为此，局领导对我说：你身体不太好，信访工作本来就够累的，但还有几项工作，需要带起来，刑释人员开具证明的工作，还有为外省外县的外调人员转介绍信和查档案工作，治安科开具易燃易爆和有毒物品证明的工作，统统由你代管起来。因为你是老公安，业务熟，办事认真，性情又和蔼，这些工作看起来是一般性业务工作，但他是公安机关联系群众的窗口，是公安机关在人民群众中的形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