启程前往中国
昔日，东印度公司商人启程赴中国，程序远比现今蒸汽船离港复杂。招募、选拔庞大船员队伍耗时久，还得装载预计近两年航程所需的大量补给品。此外，还要将从瑞典各地仓库运至哥德堡的大量出口货物装船。整个过程繁琐，所需思考与工作量，甚至超过当今北极探险筹备。
东印度航线并非普通货运，而是大规模贸易远征，涉及巨额资金，漫长航程充满风险。
18世纪的哥德堡规模不大，市民生活氛围亲切。东印度航船装备，牵动众人，启航庆祝活动热闹非凡。旗帜、三角旗飘扬，欢呼声与礼炮齐鸣。后期，常有两艘船同时启航。海关官员检查完毕划船返岸，人们还会欢呼喝彩。
货物装船后，要办理船舶文件，向国王申请海上通行证，注明船名、尺寸、船员和船长。国王签署后，船只装货启航。驶入公海，通常从文加岛（Vinga）或马斯特兰德堡测经度。
东印度公司船只多在12月或1月启程赴广州，以赶上世界海洋信风。冬季启航不愉快，寒冷风暴肆虐，尤其经过苏格兰北部时。航船常被冻在哥德堡港，需召集数百人用锯子在冰面开沟，拖船至开阔水域。为避障碍，有时提前将船驶往瓦根群岛启航。
权威的货物押运员
当今，船长是船上最高权力者，但东印度航线上，有另一类权威人物——货物押运员，他们受东印度公司高度信任，决定船长行动。
他们肩负航程责任，决定航行细节，船长未经其命令不得采取重要行动。这种权力源于东印度航行复杂的商业关系，当时航行盈利能力取决于货物押运员的技能与商业才能。
他们决定货物销售、大宗采购，处理影响整体经济的事务。审视东印度公司关于货物押运员与船长海上合作的指示，商船官僚作风似比中国本土更严重。货物押运员与船长公务交流必书面，小事也不例外。
东印度公司时代，有序对外贸易关系陌生，货物押运员常面临复杂局面，需满足船公司利益。他们要了解遥远国家，掌握海上战争时期避免侵犯竞争对手特权的方法。
公司早期运营，许多外国商人担任货物押运员，多为英国人，他们通过之前航行了解东亚情况。后来，瑞典商人通过担任助理接受培训，本土力量在远征队管理中渐占重要地位。
船货构成
驶往中国的船只，装载纯正瑞典产条形铁、熟铁、木制品等货物。这些是东印度公司出口核心，18世纪爱国者想到换回的中国杂货，常感痛苦。
大部分出口货物在西班牙加的斯出售换现金银币，其余在其他停靠港或广州出售。贸易活动庞大，出境船舶货运单据商品种类丰富。审查公司账目，可见瑞典该时代出口商品样本图与规模。
出口商品有国内产品，也有转口到加的斯等地甚至东印度群岛获利的外国商品。
旧账单记载，东印度航线运输商品多年包括：
铁、金属等：条状铁、带状铁、苏格兰铅、铜板、钢、钉子、锚、铁环、斧头、凿子、钻头、锄头、耙子、水银、白铅、柏林蓝、钟表、火枪、手枪、秤、鱼钩、灯笼、枝形吊灯、提灯、餐刀、小刀、叉子、纽扣、搭扣、黄铜和铜制品、胭脂虫红、烟煤。
食品、杂货、调味品等：法国葡萄酒和白兰地、莱茵葡萄酒、西班牙葡萄酒、红葡萄酒、醋、杜松子酒、棉籽油、葡萄干、柠檬汁、小麦粉、黄油、奶酪、玉米粒、英国啤酒、米粒、小麦饼、火腿、肥皂、鳕鱼、药剂、豌豆、燕麦、凤尾鱼、刺山柑、橄榄、核桃、大麦、全麦、瑞典啤酒、甜菜油、葡萄牙葡萄酒、雪莉酒、茶、干鳕鱼、鲑鱼、梭鱼、啤酒花、烟草、蜜饯、糖果、芥末、普罗旺斯油、爽身粉、香膏、香水、创可贴、波特啤酒、法国啤酒、糖、蜡烛、牛油蜡烛、皮尔蒙特矿泉水。
各类商品：松木板条与椽条、荷兰帆布、荷兰布料、绳索、床垫、羊毛垫、帽子、丝绸、象牙（每批不少于675件）、航海书籍、地图、仪器、罗盘、望远镜、四分仪、空气泵、软木、灯罩、风琴、镜片、镀金桌、大理石台面、书籍、地图、仪器、罗盘、望远镜、象限仪、气泵、软木、灯罩、风琴、镜面玻璃、镀金桌、大理石台面、玻璃灯、画笔、焦油刷、鹅毛笔、陶烟斗、陶炉。
清单显示东印度船只货舱丰富多样，大量不同商品存在，解释了为何商业管理需3 - 4名货物押运员、两名“助理”、一名船员文书及若干低级助手。不同商品数量各年份差异大。
西班牙银币
从哥德堡出发，航程至西班牙加的斯，完成关键任务——装载赴中国贸易所需银币，即“加的斯预付”。同时，出售部分随船货物（通常木材和铁器）换现金。
西班牙银币在东亚国家受珍视，中国人尤为重视。南美殖民地财富使西班牙能为欧洲贸易提供大量银币，满足东印度航运业需求。玻利维亚大型银矿此时鼎盛，西班牙“白银船队”往返南美洲与加的斯等港口运送贵重金属，海盗在航道周围游荡。
这股银流从欧洲流向中国，18世纪构成重要国民经济问题，引发各国讨论。有学者认为，金属交换媒介流向东印度，侵蚀欧洲金融体系基础。
有人说“欧洲像一具尸体躺在热水浴缸里，血管敞开，正在流血而死”；还有人谈论“欧洲人把最有价值的东西变成不必要的泥土和干草（瓷器和茶叶），这些东西除维护和助长上帝之灵惩罚的三大恶习——眼目的情欲、肉体的情欲和骄傲的生活外，无其他用途”。
此外，人们还谈及美洲开采的白银被中国民众重新埋藏，推测是基于宗教信仰，认为藏财宝以备将来之需有益。
另一方面，一些金融家指出，向东印度输出白银是必要的“安全阀”，可防止贵金属过剩降低其在欧洲价值。
18世纪末，白银价值大幅下跌，远低于昔日价格水平，过去两个世纪，其作为支付手段价值跌至原值三十分之一。这归因于美洲过度生产，1492年新大陆被发现到1740年，至少有90亿皮亚斯特银币（及少量黄金）流入欧洲。1740年起，每年约1700万银币和金币流入。
欧洲人民奢侈生活方式促使大量白银和黄金加工成装饰品、餐具、纽扣、奖杯等物品，但各大洲白银储备仍增长，导致商品价格上涨。许多人认为，东印度航运抵消了欧洲物价上涨。
在加的斯停留，瑞典东印度航船货物价值不菲，通常每艘船载3万至40万皮亚斯特货物。一次，一艘船出航运载64.6万皮亚斯特银币。这笔银财宝需20至30个大箱子装载，安全由货物押运员负责。东印度航船配备战争装备，通常携带三十多门大炮，防御海盗和其他靠近外国船只。
东印度公司银币交易在加的斯常神秘，西班牙政府有时对运出境皮亚斯特银币设障碍。某些文件显示，多次访问加的斯期间，皮亚斯特银币箱被偷运上船，传闻一位爱尔兰裁缝曾协助处理事务。
从加的斯到广州
银币装载完毕，船只沿东印度主要航线驶向中国。
瑞典东印度公司早期，避免停靠外国港口，以免招致竞争对手不满。后名声渐起，航程中多次停靠。从加的斯到爪哇航程漫长，考虑船员需求，公司逐渐在多地停靠获取补给和淡水。
船只先停靠马德拉岛，采购葡萄酒和热带水果，也可能停靠加那利群岛、特内里费岛等地。后转向圣赫勒拿岛，1745年首次被瑞典东印度航船探访，此后成航程受欢迎停靠站。返航船只常在此接收瑞典信件。阿森松岛也常作为补给水源地停靠。
瑞典船只1758年首次抵达好望角，此时距公司开展航运业务已过去二十五年，此后停靠渐规律。公司与开普敦统治者建立联系，好望角成瑞典船只漫长航程重要停靠点，尤其考虑补给物资补充。
东印度公司船队多驶往广州，那里是穿越苏门答腊和爪哇之间海峡最短航线。少数航次前往印度苏拉特城，出售大量铁制品。东印度公司时代，苏拉特是亚洲最大贸易城市，有80万居民，包括许多外国侨民。
前往苏拉特航程中，瑞典船只常顺道停靠印度部分港口，如科钦、卡利卡特、马埃、特利切里、卡纳诺夫、芒戈西尔和芒格洛尔。在此采购贵重商品，运往广州获利，如檀香木、没药、胡椒、乳香、苏合香、乌木等。
从好望角到东亚航程，船只时而停靠印度洋上若干岛屿，历经漫长航行抵达爪哇岛。
船队第二次穿越赤道，望见中国海岸。引水员登船，引导船只穿越中国群岛航向广州。船只驶入古老葡萄牙港口澳门，虎门海峡出现在正前方，海峡两侧有两座小型堡垒守卫，是通往广州入口。中国官员登船，听取抵达消息，办理手续。后船只沿珠江而上，驶入黄埔港，向停泊港内欧洲船只鸣礼炮致意，对方回应。
船员欢呼声中，船锚入海。漫长航程抵达目的地，距从哥德堡启航已过去8 - 10个月。
广州的限制与高官显贵
古代中国特殊环境，欧洲人难与中国政府建立经济关系，荷兰人需派遣规模宏大使团。中国人对外国白人怀戒心，其行动自由和经商范围受限。
欧洲人对中国内部情况，仅限传教士提供信息，他们与中华帝国当权者有密切接触。传教士描述与大使、商人印象吻合，中国人商业活动中彬彬有礼、热情周到背后，隐藏坚定自尊和对“天国”尊严的强烈维护。
瑞典东印度公司官员在广州受官吏和“粤海关监督”热情接待，但违背习俗和法律不可取。中国人清楚要求，无数细节记录在案。公司档案有中国官员致乾隆皇帝公文，指出某些年度事务未妥善处理，因欧洲人将钱存入中国商人处获取利息，违反1759年皇帝诏令。
瑞典东印度公司1732年成立，科林·坎贝尔出使成繁琐仪式事件。但得益于他对当地情况了解，最终实现目标，建立外交关系，获准开展贸易，奠定瑞典与中国长期良好关系基础，对瑞典自由时代文化产生深远影响。
瑞典东印度公司经营贸易八十载，与中国统治者保持良好关系。瑞典古老庄重礼仪，对官员和官僚机构敬畏，助瑞典航海者在中国表现尊重，避免许多欧洲国家船员悲惨遭遇。
中国司法体系严苛，不顾外国人于欧洲或船上权势地位。如1766年，一名荷兰水手在广州被同伴刺死。一小时后，两名官员到荷兰人仓库办公室审讯，用尺子测量死者伤口。随后又有两名官员赶到，监督凶手在船上绞死。
与瑞典不同，文官地位和社会地位远高于军官。他们显赫地位规定出行必乘轿子，分为九个等级，通过顶帽帽珠样式区分。孔雀羽毛象征皇帝特殊恩宠，如欧洲勋章一般。
海关官员的礼节性视察
抵达黄埔后，东印度商船发生重要事件——奇特仪式，蕴含中国庄严感，引全体船员兴趣。
帝国海关官员到来，带来奇特景象。这位尊贵官员，肩负“粤海关监督”（Hoppo）头衔，在繁文缛节中核算船只载重能力，征收关税和港口费用。
中国人自古崇敬月亮，月亮在海关检查中扮演重要角色，被视为吉祥物。满月之夜，粤海关监督启程赴广州执行公务。在广州，登上装饰华丽红色大船，即“舢板”，悬挂特定标记黄色旗帜，船两侧挂两块红色牌匾，用金色文字标明官员职位。
舢板船由五艘桨帆船组成舰队护航，载着众多不同等级和官职中国官员，如文书、测量员、厨师、侍从和仆役。一支勤奋演奏乐队随行。一名士兵举黄色锦缎遮阳伞，另一名挥舞巨大竹制扇子。显赫随行队伍中还有四名衙役，头戴形似鸟笼高帽，插鹰羽。为彰显尊贵身份，配备军刀、铁链、鞭子等。
从广州顺流而下赴黄埔途中，粤海关监督船队经过若干海关，海关人员敲锣鼓问候，他以同样方式回应。欧洲船只单桅帆船前来迎接，飘扬各自国家旗帜。
东印度商船抵达，粤海关监督受十六响礼炮迎接，炮声震耳欲聋，皇帝亲信通常捂住耳朵（启程时同样以十六响礼炮致敬）。
官员到来提前通过官方翻译通知欧洲人，每人做好准备。粤海关监督派人送红布覆盖船梯至黄埔，象征将到访。锣鼓声中，粤海关监督登上瑞典船只。甲板上摆放铺金线刺绣红布桌子，旁边摆同样装饰精美扶手椅。
船长在船梯处迎接，甲板上可见中国商人，负责船只在中国停留期间业务，包括缴纳官方税款。
随后开始船舶丈量，帝国官员威严，不屑与瑞典指挥官交谈。只跟下属说话，很少通过翻译与东印度公司代表（船上军官或货物押运员）交流。
数据记录完毕，粤海关监督用红墨水在簿册上写几行潦草字迹并盖章。
完成公务，有时粤海关监督下船舱喝酒，品尝瑞典美食。皇帝信任的仆人收到贵重礼物，如怀表之类。作为回报，官员总在丈量次日送礼节性馈赠，例如送几头牛、几袋小麦粉等。
本文编译自Ostindiska compagniets saga : historien om Sveriges märkligaste handelsföretag by Olán, Eskil, 1882-1942 Publication date 1920
作者简介：卢建，香山文化研究会理事、《中国乡村》杂志社编辑、珠海市知联会理事、珠海市香洲区社科联委员。已创作与翻译30多本图书，其中22本已获得中国国家图书馆收藏；作品（译著）已在美国、日本、英国、加拿大、澳大利亚、印尼、德国、斯洛伐克、西班牙、新加坡等销售；曾承担或参与50多个国家上千个重大项目的翻译任务，涉及30多种语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