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是白露时节，天气真应时节，说冷就冷，穿短袖出门还有点受不了。看视频号，哈尔滨中央大街上游客都穿上外套了。凉点是好，但让人有些冷的难受。好了，言归正传。

 

大约在七零年年末，原昆明军区政委谭甫仁遇刺时，我们家还住在文定山上。我们是在山里头听说这事儿了，这件事儿我也忘了父亲是怎么知道的，只知道父亲说过，昆明发生了大事情，详情都是后来才晓得的。

 

不久，我们家搬到了思茅地区（现在叫普洱市）景东县所在地--大草地，这个时候，父母亲的行动相对比较自由，也算是“解放”了，“解放”在当时是一个特定的词儿，表示这个人问题不大了。我们家搬到大草地之后，一直住在林业局给安排的一个楼里，好像给了两个房间。我们的邻居是一个开大车的师傅叫王述连的。王师傅是个山东人，个头不高，瘦瘦的，为人朴实，热情。他的爱人姓袁，他有3孩子，有个几岁的女孩像洋娃娃。王师傅和我父亲处得非常好，父亲求他做什么，他都毫不犹豫地帮忙。后来哥哥到云南探亲，王师傅专门找到昆明出差的机会到昆明南窑火车站接他并把哥哥带回景东。2022年，我回云南到景东故地重游，还专门到他家拜访。

 

我在景东林业局中学读初一，因为好几年没有上学，理科成绩非常差。我记得我的班主任老师叫苏利原，对我很好，经常鼓励我好好学习。但有件事我对他一直耿耿于怀，其实现在看也不怨他。9.13事件后，学校也传达文件，但父亲当时还属于没有彻底解放，所以我还是属于“受限制对象”，不让我听文件传达。开会那天，苏老师通知我：让我到学校的菜园浇肥。于是，就我自己在菜园里面挑粪浇地。浇肥也有说道，要挑水先稀释人粪尿，然后再把稀释后的肥水撒到菜地上，我干得还挺起劲。

 

事后，我听说了传达文件不让我参加的缘由，我就找苏老师了。我说：毛主席都说我们是可以教育好的子女，为什么如此对我？后来再传达文件时，就再也没有限制我。说来好笑，那时候，我这样身份的，连红卫兵都不能够加入，这也是那个年代的特色吧。

 

住校的一年里，惭愧的是我尿床病还没有好利索，在学校住校时还有时尿床。这时候我已经有羞耻感了，尿床也不好意思说，尿了床有时就捂着，唉，真是这样。不过在这时候，我学会了洗衣服，床单，学会了缝被子，生活对每一个人都是锻炼的机会。但这时候，我也能够天天回家吃饭了，因为学校离家很近。

 

我在这时还学会了插秧，打稻子。插秧和打稻子看着简单，其实都是技术活。那时候学工学农是正常的，插秧要先把成捆的秧苗均匀的撒到泡过的稻田里面，然后人们下田里并排倒着走弯腰插秧。插秧要一只手拿秧苗捆，一只手借势3-2株苗捏住往田里插，一人大概负责1,5米左右，插慢了你就有可能被别人围住。打稻子也是，割稻子完后，田里面都有四方形的斗，两个人对面站立，你一下我一下往斗沿上磕打，稻子摔几下就都落在斗里面，满了就将其盛到袋子里，那时候年轻，干活还不觉得多累。

 

在景东林业局中学的一年多时间，我虽然学习一般，但也遇到了好老师。所以，离开了这么多年，我还记得苏老师的名字。回景东时，我打听过苏老师的信息，听说他退休后到了昆明定居。

 

在景东林业局住的那些日子也很有意思。因为，父母亲基本上算没事了，我们的日子也好多了。那段时间，父亲和我在宿舍楼门口用铁皮搭建了一个鸡舍，我们养了十几只鸡和7-8只鸭子。每天早上放鸡放鸭非常有意思，鸭子出门就往稻田地里面跑，晚上晃晃悠悠地自己回家。鸭子都是凌晨下蛋，早上放鸡鸭时，我和父亲就到鸡舍里面捡蛋。鸡舍里面也加上杆和窝，鸡很有意思，不管公鸡母鸡晚上都蹲在架子上，母鸡下蛋会回鸡窝里下蛋。父亲还教我摸鸡鸭今天是否能够下蛋的“诀窍”，把手指伸到鸡鸭屁眼里面，看看有没有圆的硬物，有硬物当天肯定下蛋。

 

父亲虽说当过领导干部，但一点架子没有。无论是在文定山领着我去赶集，还是在景东县城，他都是一身灰色或蓝色的中山装，穿个老头鞋。跟老乡买菜也不还价，给了钱就走。更绝的的是，到县城后他还养成捡东西的习惯，看到地上有牙膏皮、螺钉、螺帽、铁钉什么的，他都捡起来放到兜里。别说，有的时候螺钉螺帽还真解决问题。牙膏皮捡多了就卖，父亲还自己缝衣服、扣子，缝袜子。

 

父亲总告诉我，生活好时要想到困难的时候，学会节约。现在的年轻人恐怕不了解也不理解老一辈革命者那时候的思想。但这就是当时的现实。父亲的一些思想在某种程度上也影响了我，做什么都要考虑的多一些，工作也是做到细之又细，以至于我后来到学校、机关工作后，我都是把工作做到极致。当然，现在已经不可能袜子破了再补了，毕竟时代的确不同了，物资也已经极大的丰富了，但我们也不能够忘记前辈留给我们的精神力量。用时下的话讲，就是“不忘初心”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