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余少镭
246年前，乾隆四十五年(1780)，湖北，因为一句诗，一个文人被凌迟处死。
文人叫石卓槐，那句诗只有五个字：
大道日已没。
翻译成现代汉语，就是“西边的太阳×××××”。
他也是被人告密的。
此事始于一件私人债务纠纷，过程还有点狗血。
石卓槐，湖北黄梅县监生，从小被过继给叔父，“读书未能上进，粗解作诗”。乾隆四十年，安徽桐城人项章知道石想出名，便忽悠石说，他正在编一本当代诗选，得知石诗写得好，想选他四首，但须交五两银子“入选费”。石愉快交了钱，但项章拿到钱就失踪了，诗集自然也没刊印（像极了曾经流行的出书骗局）。石卓槐痛定思痛，决定自费将自己平生所写的九百多首诗“自行刊刻”，并命名为《芥圃诗钞》。
为此，他不惜向众亲友借钱，甚至抵押田产。其中，就包括后来举报他的徐光济，安徽宿松县监生（安徽宿松跟湖北黄梅两县接壤）。
自费出诗集，自然是为名，石卓槐本就是个“爱尚虚名”之辈，知道印诗集必须有名人作序才有流量，但他又不认识什么名人，于是便自己写序，然后冒用了著名诗人沈德潜之名（沈是乾隆大臣，曾为内阁学士、太子太傅等）。
问题是，沈德潜已死去六七年，刚刊印的诗集说是他写的序，谁信？石卓槐又宣称，这是他认识的沈德潜门生、汉阳县知县、候补同知蒋业晋在沈德潜生前替他求来的序。同时，他也将蒋业晋及黄梅县知县曹麟开“列名校订”。
这一切，就跟今天在腰封上列一堆名人推荐一个道理，不外是为了“借名诳众”。
《芥圃诗钞》印出来后，石卓槐送了十本给他的债主徐光济（有可能是抵一部分债款）。
可是，乾隆四十三年，江苏暴发了“满清四大文字*狱之一”的“徐述夔《一柱楼诗》案”，株连甚广，为徐述夔[kuí]写序的沈德潜，虽然已死了几年，仍被乾隆降旨追夺官衔、罢祠、削封、毁碑。石卓槐得知，赶紧把自己家里仅存的八本《芥圃诗钞》及全部板片毁掉，并向那些被他赠书的人追讨、烧毁。
可是，他却漏了债主徐光济那十部。
诗集和板片销毁后，石卓槐以为安全了。翌年，他欠徐光济的钱一直没还，还打算变卖已抵押给徐的田地，用来摊还自己欠所有人的债务。徐光济大怒，立即到黄州府控告石卓槐。这是一件小小的民间债务纠纷，黄州知府批示黄梅县处理。徐光济在黄梅等待结果期间，可能是因为无聊，跑到某暗娼家嫖宿，却被人“捉奸讹诈”。他怀疑是石卓槐对他怀恨在心，串通本地人所为，于是再赴黄州府，递呈催办，并将他认为的石卓槐《芥圃诗钞》中涉嫌“狂悖”的诗句摘抄出来，粘在状纸上。
至此，“石卓槐《芥圃诗钞》案”正式爆发。
被徐光济摘录出来作为石卓槐“狂悖”证据的诗，主是这几句：
“大道日以没，谁与相维持。”“厮养功名何足异，衣冠都作金银气。”
前两句说，人间正道如西边的太阳×××××，不知还有谁能来维系、守护它。后两句说，靠跪舔换来的功名没什么稀罕的，满座衣冠，身上全是铜臭气。
确实是讽刺诗，中心思想就是大道沦丧，世人皆追名逐利。
其中最要命的，就是“大道日以没”这一句。
大清正值康乾盛世，如日中天，你说“大道日已没”，这不是在诅咒大清要完吗？
之前说过，乾隆治下，什么杀人放火、天灾人祸都是小事，涉及语言文字的“悖逆”才是头等大事。所以，黄州知府李国麒接到徐光济的告密，看到案子已从普通民事纠纷上升到悖逆大案，不敢擅自处理，立即上报湖北巡抚，同时命黄梅知县查抄石卓槐所有诗集，并将人押送到武昌听候更上一级审理。
湖北巡抚郑大进接报，不敢怠慢，即将作为证据递上来的《芥圃诗钞》“细加查阅”，这一看，就发现“其中狂悖之处，尚不仅如徐光济所指数语，且有庙讳御名未知恭避之处”（《郑大进奏查办石卓槐<芥圃诗钞>折》乾隆四十四年十月二十四日）。
诗集中犯禁之处，不只徐光济所指那几句，而且，碰到本朝前代帝王名字，也没有避讳，这更是大罪。所以，郑大进说，“臣等披阅之下，不胜发指”。石卓槐所犯之罪，已到了令人发指的地步。
于是，郑大进飞速命黄州知府亲自带人到石卓槐家抄家。抄家结果，再也搜不出其他涉“违悖”的书或文字。但诗集中署名作序的沈德潜，还有列名校订的蒋业晋等七十人，虽然石卓槐供称这些人都是他“借名诳众，以图光宠”，但郑大进认为，这是他自知罪孽深重，自己全部扛下来，不想连累其他人。所以，他将涉及众人中还活着的，一个个抓来细审，又写成奏折，将查办缘由及涉案书籍一并“恭呈御览”。同时他又说明，此案本应请湖广总督会审，但在这一年刚任总督的图思德，赴利川县查勘另一宗争山地案，所以来不及跟他汇报。
可能是同期案子太多，十七天后，乾隆只批了“知道了。钦此”。
一个月后，乾隆四十四年十二月十一，郑大进审完了“列名校订者”，将审讯结果再次上奏。据称，汉阳县知县、候补同知蒋业晋，曾于乾隆三十二年督办黄梅县堤坝事项，跟石卓槐相识，石的诗集中就有一首是题蒋业晋画作的；至于黄梅县前知县曹麟开，在任上也曾跟石卓槐有诗歌唱和。因为这样的关系，石卓槐便将他们都列名校订，但他们都没见过《芥圃诗钞》中的全部诗作。至于其他六十几位，都是被石卓槐“借名罗列”，事先毫不知情。
这次，奏折上了十三天后，乾隆御批：“该部知道了。钦此。”
郑大进两道奏折全文如下，备查，可跳过：
案子至此算审结。但从程序上说，还得湖广总督的处理意见才行。可是，湖广总督图思德从利川回武昌后，因病卧榻不起，拖到年底，病逝于任上，乾隆再次任命富勒浑为湖广总督。富勒浑到任后，收拾图思德留下的烂摊子，案子又得从头再过一遍，所以中间又拖了五个月，直到乾隆四十五年五月十九日，富勒浑才又写了一份奏折，将整个石卓槐案发及审办过程详细奏明。
富勒浑将石卓槐之罪总结定性，认为《芥圃诗钞》中“指陈时事等诗，虽俱有颂扬圣德之词，不敢显施抵斥，但有心讪谤，肆其狂吠悖逆之处，不一而足。甚至庙讳御名，均不敬避，殊堪发指”。
也就是说，石卓槐“颂扬圣德”的诗句再多，也抵消不了对大清的一句讪谤，特别是不避庙讳之罪，令人发指。所以，他给出的量刑建议是：
主犯石卓槐，撤销监生功名，按“大逆者凌迟处死律”凌迟处死；石子年仅九岁，免死，跟石妻、妾照例连坐，“给付功臣之家为奴”；因为石卓槐从小过继给其叔父，故其同父同母弟可免连坐；石家全部田产罚没充公。至于“被列名”的汉阳县知县、候补同知蒋业晋，还有前任黄梅县知县、候补知州曹麟开，虽确未见过《芥圃诗钞》全部诗作，但身为朝廷命官，对辖区内“狂悖不法之徒”不但毫无觉察，还跟他诗文往来，死罪可免，活罪难饶，革职，并发配乌鲁木齐赎罪。
前任黄梅县县丞苏珽，只见过石卓槐一首诗，但他身为职官，跟本地文人往来，“亦属有乖职守”，革职以儆后来者。还有那位曾诈骗石卓槐五两银子的安徽桐城人项章，按律应“杖八十”，看在他年逾七十份上，只罚没诈骗所得，免打屁股。
至于为石卓槐刻板的，还有给他作传的，都已死去，就放过他们了。其他被列名者，查实事先毫不知情，“应予免议”。
富勒浑奏折全文如下，分两张图片，备查：
富勒浑奏折递上去，乾隆即批转“三法司核拟速奏”。六天之后，最终圣旨下来了。这一次，“皇恩”不再浩荡：
石卓槐著即凌迟处死，余依议。钦此。
石卓槐立即凌迟，其他涉案人员按你的建议执行。
凌迟，俗称千刀万剐。明代动辄割几千刀，但清代比较“文明”，立法简化，分五等刀数，按罪行从轻到重分别是：八刀、二十四刀、三十六刀、七十二刀、一百二十刀。像石卓槐这样的“悖逆”大罪，适用最高等凌迟：一百二十刀。
分给“大道日已没”，一个字二十四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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