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专管信访工作外，还为预审科办理刑满释放人员回县开具释放证明。当时，凡刑满释放回乡人员，劳改农场只向当地公安机关开具证明信，由当地公安机关预审部门转办手续。释放人员回县后，挑着衣物行李在公安局大院里到处穿来穿去，询问办手续的地方，影响了公安机关工作。

为此，局领导对我说：你身体不太好，信访工作本来就够累的，但还有几项工作，需要带起来，刑释人员开具证明的工作，还有为外省外县的外调人员转介绍信和查档案工作，治安科开具易燃易爆和有毒物品证明的工作，统统由你代管起来。因为你是老公安，业务熟，办事认真，性情又和蔼，这些工作看起来是一般性业务工作，但它是公安机关联系群众的窗口，是公安机关在人民群众中的形象。

领导的要求，我乐意接受了。此外还有些一般性行政事务会议，办公室也派我去参加。同事们开玩笑地说：“老叶成了局里的大忙人，里里外外一把手”。虽然一天下来，虚弱的身体累得腰酸腿痛，可是心里乐滋滋的，认为领导交办的任务越多，工作越忙，就觉得自己还是一个有用的人。

复杂的信访工作和各项琐碎的业务工作，一干就是八个春夏秋冬。在这段较长的岁月里，我以虚弱的病体，负担着复杂而琐碎的工作，埋头苦干，认真负责，毫无怨言，从不讨价还价，哪怕是再细小的工作，我也干得津津有味。

我虽然因病不愿担任领导职务，但县委还是根据干部政策，县委组织部下文，通知我为正局级干部，享受正局级干部的一切待遇。我对此毫不计较，只一心一意干好办事员的工作。

我在机关里从不以老干部自居，摆老资格，大事小事都争着干，成天都是乐呵呵的，年轻年老的同事都与我合得来，对我也非常敬重。

可是社会上也有人对我的这种做法难以理解，他们说：“安排局长他不当，多次找县委要求当个一般干部，谁不知道你身体不好，当个领导就那么混，能搞多少事就搞多少事，如今这个世道，有谁来说你呢？多少人跑官要官，他三番五次跑县委、找领导是不肯当官，这人真怪啊！”

大千世界，无奇不有。其实我的这种做法是可以理解的，并没有什么奇怪。人生在世，贵有自知之明。经过一场大病的人，如果硬是舍不得丢掉拿区区的官位，而勉强去干那力不从心的领导工作，必然是自找苦吃、自讨无趣，于公于己都极为不利。

8年来，我“无官一身轻”地积极搞好信访和各项业务工作，多次受到上级表彰和领导同事们的好评，每年都被评为先进工作者和优秀共产党员。由于我心胸开朗，淡泊名利，几年来使衰弱的身体逐渐有了好转，精神面貌焕然一新。 

1982年秋，全国各级地方政府、各业务部门全面开展“修志编史”的工作。沔阳县委召开了专门会议。公安机关垂直系统也要征集公安史料，这两者既有相同之处，又有不同之处，比其他单位的任务要重得多。

要抽调人员成立办公室，局党委经过再三研究，认为这项工作虽不是破案办案的硬指标，但他的艰巨性是可想而知的。要从清朝光绪二十年（1894年）起写到1985年止，历经清朝末年、民初北洋军阀时代、国民党执政时代、新中国成立后四个时代，共91年。

人员好抽，主编难求。机关有会写的年轻人，但不熟悉历史。老干部中有熟悉历史的人，但不会写。

经过几次研究，有人提出请老叶出来当主编最合适，文字功底较深，对历史有研究，工作又细致。但又考虑到我身体吃不消，这个工作就是健康人也是很重的担子，最好先探探口气，找我说说再定。

1983年春，党委负责人找我谈话，直截了当对我谈了“编史修志”的任务，要我担任主编，并给我配2名能写的年青干部，安排一间比较安静的办公室。他说：“这个任务非你莫属，抽别人拿不下来”。

话说到这个份上，没有后退的余地，干脆一口承应下来。我知道这项工作是十分艰巨的，但我对这项工作有兴趣、有信心，这是很重要的一条。因为我一生对古典文学、对历史有爱好，喜欢在故纸堆里寻找知识、寻找乐趣。

史志办公室成立后，人员还未抽到位。首先由我拟出了一份5000多字的编纂提纲，交党委审核。

工作量最大的是收集资料。一是文字资料。二是走访当事人的口碑资料。在沔阳县志编纂办公室、荆州公安处史志办双重指导下，我们迅速展开了资料的收集工作。

在资料收集阶段，尤其是口碑资料迫在眉睫。因为要走访的对象，均是七、八十岁以上的老人，当事人和知情人一年比一年少，如不抓紧时间走访，将会给史志工作带来很大损失。只好打破常规，几人分头去查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