丰碑自在人心

文/巩钊

王治帮老师，毕业于解放初期的西安中学，学识渊博。他不但能书善写，还通晓文艺，喜欢秧歌社火跑竹马，擅长编剧导演，是周至东片声名远扬的语文老师。

王老师待人谦和，平易近人，没有半点架子，从不以饱学之士自居。他为人刚正，嫉恶如仇，一生光明磊落，对世间的假恶丑深恶痛绝。当改革开放初期一些不学无术的小人凭借着奴颜媚骨走上领导岗位时，王老师对这些曾经是他的学生、现在却耀武扬威的领导经常是视而不见。生气的时候，连续的抽上几锅子旱烟，以解心头之忿忿不平。

退休之后，他奔走乡间，为村里红白喜事担任礼宾。一顶退了色的蓝布帽，一件穿了十几年的中山服，一个白铁烟袋锅没有烟包、没有烟锅嘴是他几十年如一日的标配。一辆破旧自行车，风里来雨里去穿梭于各个村落。从不麻烦主人家迎来送往，只要告诉主人家的详细地址就行了。若是错过了开饭时辰，就叫人家在炉膛烤个馍，就一杯茶水简单充饥，从不给别人添麻烦，有人开玩笑，说王老师倒了先生的势。王老师哈哈大笑：“主人家遇了事本来就够忙的了，咱还讲究的啥？”

王老师桃李满天下，学生中有声名显赫的企业家，有一生从政的达官显贵，有为了糊口而在贫穷线上挣扎着的农民，他是一视同仁，从不嫌贫爱富。如果有外面的学生给他送的烟酒茶，他一个人不忍心独自一人享受，必定要招呼我们这些戳牛屁股的共同享用。渐渐的我们知道了王老师的为人，不等得他取，便主动向王老师讨要。王老师生前再三叮嘱学生，不许给他戴高帽子，不搞虚浮的称颂，搞那些没有名堂的都是在羞先人。

我永远的记得发生在二O一二年春天的事。那次王老师大病初愈，心情很好，便答应了跟我们去逛西安的请求，时间车辆已经约好，我把这事告诉了《华商报》社的朋友，朋友又告诉了领导。领导觉得这是一件值得宣传的好事，就让朋友带了一个摄影记者全方位跟踪采访，要从王老师家里开始。我把这个好消息告诉了王老师，他坚决不让记者来家里，怕的是惊动了左邻右舍，造成不良的影响惹人家笑话。我知道王老师的脾气，他反对的事坚决不要干，就把采访的起点放在了汽车站。事后多次谈没此事，他都是心存感激，说这是他时隔五十六年后第一次来西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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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年之后，王老师离开了他的学生。七十多名各个时期的学生，自发为他树碑立传。前来送别他的，有白发苍苍的老同事，有坐着轮椅的学生，也有千里迢迢从外地赶回来的后辈。

反观当下，不少人图谋虚名，活着的时候就盼着旁人吹捧，热衷各类赞誉，喜欢人称他为"大儒”“大师"，追求人前的风光，生怕自己的德行不被世人知晓。可虚名如浮云，人一走，一切便烟消云散，只给世间增添了笑料而已。

王治帮老师恰恰相反，生前淡泊名利，不求颂扬，不求追捧。真正的丰碑，从来不是生前刻意营造的光环，而是岁月流逝之后，还有多少同僚、学生、晚辈能发自内心地记着他、感念他的风骨。人心的铭记，才是最厚重的纪念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