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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邻请我坐礼桌
文/寇力
一九九〇年的冬天，村东头有个李姓人家给儿子结婚，我首次很荣幸地坐上了收礼的桌子。三十六年来，我村东头的一百多户人家先后办红白事，只要我能腾出身基本上都去帮忙，也基本上都在主人的邀请之下坐上礼桌子收礼。
过去很长一个时期农家人办大事就两件：儿子结婚和安葬亲人。后来慢慢的红白事扩大了范围，女子出嫁，孩子满月、过百天，老人寿宴，升学宴等都成了一个家的红喜事。安葬因病过世上了岁数的老人为喜丧。在上世纪六七十年代，我们村办丧事，亲朋好友来吊唁送葬就提礼盒，盒子里面是用鸡蛋煎饼做的祭品，再带上几张烧纸。没有人拿钱搭礼（外地人叫随礼、份子钱、行情）也就不存在设个礼桌。而现在时代进步，社会发展，老风俗增添了新内容，只要是家里办红白事，都要支个礼桌。亲朋好友来搭礼，主人收礼也便成了约定俗成的事情。办红白喜事支的礼桌是办事待客的窗口，按照几十年传下来的老规矩，能成为礼桌上收礼的人被乡亲们尊称为先生。顾名思义能称为先生的人要么就是老师，要么就是在外工作的文化人，要么是在乡邻里威信高，公道正派的人，总而言之是有文化懂礼仪、字写得好又会算账的男人。当然坐礼桌最少三个人，一个人执笔记账，一个人点钱管钱，第三个人监督“账房”，遇到家大事大的人家，就要支两张桌子两组人马，还要有人专门誊写请客名单。在开席前总管会安排两三名跑腿的执事拿上名单走街入户，请搭礼的人按时入席。这个上门请客的风俗别的地方早已成为历史，人们都嫌麻烦，就在礼桌前出个醒目的牌子，写上“请各位来宾下午一点准时入席”的客气话。可在我们村仍然坚持着这个“请客”的优良传统。
坐礼桌的先生必须为人正派，心细手快账算清，准确书写前来贺喜或者吊唁的客人的住址姓名和钱数，比如名字是“宏”绝不能写“红”，把“魏艳丽”不能写成“尉彦礼”。如果刚好有这两个来客，一个搭礼200块另一个搭礼300块，因谐音导致笔下之错而给主人将来还人情时造成很大的麻烦。搭礼实际也就是个礼尚往来的事情，你家儿子结婚人家给你搭礼几百元，人家女儿出嫁你去搭礼前就要翻看自己过事时人家来搭礼是多少。如果礼桌先生当时写错了名字或是误记了金额，给两家人交往上无形中带来了不愉快和说不清的误会。坐礼桌上的先生们态度要端正和蔼，面带微笑和客人主动打招呼，生人熟人都是客人，男客女客皆是贵客，热情地请客人抽烟喝茶吃瓜子。要是冷淡怠慢，当面没人说，背地里会议论纷纷，说长道短。在礼桌上你不是代表你个人，你代表的是办大事的主人，更彰显的是这个村的文明和礼仪，要用自己的言行能让客人感受到主人和帮忙者的热情好客。
早些年大个子老五给儿子结婚那天，礼桌上出了回狼狈不堪非常尴尬的事。我们在汇总礼金时账面数字和实际现金不一致，相差50块钱。那天我执笔登记，接礼的人也整整一个上午没离开礼桌，周围也满是帮忙的男男女女，咋就相差50块对不上账呢？我一遍又一遍复查账目，多次合计金额始终保持一样不变，说明我登记的没错。接礼的人不但自己反复清点，同时让旁人把桌上的现金进行了复核，总是比账面少50块钱。眼看着就要给主人交账，心里着急，也感觉不到腊月的天寒地冻，额头上几乎冒出了汗滴，几个人束手无措。那天当婚礼司仪的父亲走过来看着一桌子人的窘样给我们出主意，让我手按住礼簿念人名和金额，接礼的人仔细听，都认真回忆客人搭礼时的情景。后来发现问题出在三个客人名下的钱数上。那几年邻居搭礼是5块钱，一般的亲戚朋友搭礼10块钱，只有重要的亲朋才上礼20块钱。凡是礼重的客人我们都有那么一点点印象。我指着三个人问，好像没见到这几个人到桌前来搭礼。接礼的人才恍然大悟，说老五给他递了个纸条上边写了三个名字和金额，没把50块钱转给礼桌。原来问题出在我们之间没有沟通，差点儿闹了回丢人现眼的笑话。要真差50块钱，谁也说不清，恐怕得给主人赔出钱来。
从那之后我坐礼桌时就格外小心谨慎，不光把该书写的要写准确，该写小名还是官名，写大人名字还是小孩名字，你得准确把握，尽力记住熟人搭了多少钱，陌生人的住址姓名等重要信息，登记人和接礼人两个人要时时沟通。如此才能够避免出现分毫之差错。
我们村办红白事有许多讲究。主人家把日子选定后第一时间办四件大事：靠管事的即总管，靠坐礼桌的先生，靠礼宾，靠厨师。我父亲一九九六年去世前的十几年间，先是给乡邻帮忙坐礼桌，后来我祖父老了不再给人帮忙当礼宾，村里人就鼓动从校长岗位上退休的父亲接替祖父当礼宾。我当了老师后不久，父亲又传授他坐礼桌的经验，在左邻右舍的信任和鼓励之下我也就继承了父亲的遗愿。
礼桌支好后，招呼客人的执事会做复杂的准备工作。桌布必须是崭新的布单，不能用陈旧的床单铺桌面。把厨师精心制作的一盘高楼凉菜摆放在中间醒目的位置，算是礼桌的标志。高楼凉菜的含义就是以最高的礼遇敬重收礼的先生，用最高的礼节迎接最尊贵的宾客。
桌上再放上花生瓜子糖果，香烟茶水白酒等招待品。礼簿、钱盒子整齐地摆在先生们的面前，随时欢迎客人的到来。遇到宾客高峰人声喧闹夹杂着音响的喇叭声时，很难听清客人的姓名，我就多准备了草纸和笔，委婉地请来客写上自己的地址和姓名，。登记人一定不能慌乱，要看准收礼人手上的钱数；收礼人手拿着钱不能急于放进盒子，要瞅着礼簿书写的金额和手中的钱数是否一致。从早饭开始忙到中午十二点前后，人不离桌，钱不离手。别人能抽烟喝茶聊天甚至打麻将消遣，礼桌上这几个人要坚守岗位，耐高温战严寒，一刻都不能离开。礼桌先生的辛苦和重要性只有办事的主家和总管最能体谅得到。所以在举办正事的前三天，主人会在家里备上丰盛的晚餐，特别邀请礼桌的先生和礼宾以及总管到场，名义上是商量事，说白了就是请过事的关键成员喝酒，一场大事只要有这些人用心出力，其他执事各尽所能，那么这场事就会办的有序、热闹、圆满，也使村里充满着浓郁的烟火气。
二〇〇九年底会修剪果树爱唱歌拉二胡的发小家乐给儿子完婚。他提前一个月骑自行车到学校找我，不但让我到时坐礼桌，还给我提要求撰写婚礼对联。这实在是赶着鸭子上架呢，我的毛笔字没临过贴也没拜过师，就每年腊月三十在父亲的监督下只给自家门框上用红纸写副春联，从来没有给别人家写过。我拒绝说：“咱那几笔字不敢见人，你给娃娶媳妇这么大的事，还是趁早靠穆老师写。”穆老师从本村中学退休，是我们的小学语文老师，经常和我坐礼桌收礼，同时给人帮忙书写对联，毛笔字很有功夫。家乐不乐意：“少推辞，咱一朋子耍的老同学早都说过，只要是咱们谁家娃结婚，你就给写对联。”我知道他的脾气犟的跟牛一样，性格内敛，不苟言谈，但撂出去的话谁说也收不回去。我只有让着这个一块上学给生产队牲口割草钻玉米地偷西瓜长大的童年伙伴。
那是我校长任上最顺心的一年。领导班子换届后没能力的免职，闹矛盾的调离，德才兼备的升迁，副校长刘贵海和王胜奇老师先后奉调到岗，使学校出现了正本清源，风清气正的团结局面。政治生态优良，办学质量显著，没有勾心斗角，没有恶意陷害，没有暗流涌动，只有同心协力抓管理，不用扬鞭搞教学的浩然正气。心宽事顺的时候，我的业余爱好转到了研习书法。说起写毛笔字，还要感谢当年在楼观工作时遇到的书画家陈修正老师（已故）。镇教委举办的各类活动凡是要书写的比如会标对联等，教育专干都会安排陈老师和我完成。耳濡目染就跟陈老师学习写毛笔字，学习怎样拟写对联内容。那时我曾经给《西安晚报》写稿，很欣赏舒体，欣赏《西安晚报》报头的字体，就照着写舒体。多少年过去舒体没掌握，倒形成了“我”字体的毛笔字风格。
从给发小家办事开始，既坐礼桌子帮主人收礼，又要在办事正日子的先一天到主人家，书写婚联或挽联，再后来邻居给娃待百日宴，升学宴、建房上梁，只要有人叫我去写对联，再忙我都会提前撰写符合事情特点的对联。每遇婚丧嫁娶之事不但应承坐礼桌，还多了份写对联写执事单给花圈上写飘带的差事。我不求字写的多好多漂亮，权当给乡邻帮忙出一份力，用自己的智慧和微不足道的能耐为红白事营造喜庆庄重的气氛。生活在古老的乡村中，有人叫，看得起，这份浓浓乡情直叫人倍加珍惜和感动！
礼桌不大承载人情往来，方寸之间记录时代变迁。二十多年来礼桌上的那盘高楼菜由摆一碟凉拌豆芽早换成了一盘五香牛肉，一盒八毛钱的宝成牌香烟也换成了二十五块的芙蓉王，用来书写的工具由吸墨水的钢笔换成了各式各样的签字笔，礼簿也由用浆糊粘接纸条变成了十分精美的各式小本本，有用于婚嫁的红色礼簿和丧葬用的蓝色礼簿，礼钱已见不到五块十块，最少的也是五十块，邻居相互搭礼也把金额提高到了一百元，成百上千甚至过万的都有。2024年11月11日商业街远房表弟给长子结婚时，因为儿子西安单位代表前来参加婚礼，没有现金要求用微信转账8400元。我跟礼桌上的搭档老穆叔商量后立即掏出手机，打开收款码接受了客人的转账，给客人搭礼提供了先进便利的服务。当然一定要在礼簿的下方特别注明“微信收礼”，不至于对账时出错。从那以后才开启了礼桌用微信收礼的新模式。感觉过去是礼轻仁义重，现在是礼重人情薄。一本礼簿能看出亲戚朋友邻居乡党的关系远近，人情世故，办事的时间、总管、收了多少礼、待了几席客，谁记账收钱，先生们在礼簿上都写的清清楚楚。
开席之前我们迎客收礼即告结束。主人会用方盘端着好烟，走到礼桌前行鞠躬礼并高兴地说：“各位先生辛苦了，多谢给咱操心劳神”，当着大家的面，收了多少钱，现金是多少，微信再给你转多少，如数交接。这印着大红双喜的礼簿便成了一个家庭珍贵的历史资料。
坐礼桌只是给乡邻帮忙的一个重要岗位，凭的是一腔热血和回报桑梓的责任心。手握的不仅是一支笔，点的也不仅是几块钱，而是融进笔墨纸砚里的厚重乡情。
只要谁家过事，有人提前叫一声，我还会愉快地接受并一如既往地发挥余热。
2026/09/01汉中
作者简介：寇力，男，周至县人，生于1964年2月。自考专科文凭，中学高级职称。从教四十余载，先深耕讲台，后历经管理。年轻时爱好广泛，业余偏爱旅游音乐，老来用机记录生活，作文以怀旧惜今，偶有作品呈现公众视野。教育局退休后旅居陕南汉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