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五章 旧事

火车走了三天两夜。

林知意坐在靠窗的位置，帆布包抱在怀里，像抱着一个孩子。对面的位子坐着一个戴眼镜的男生，瘦瘦的，下巴上冒了一层青胡茬，看样子也是知青。他跟她搭话，问她是哪个农场的，考了多少分。她答了，他“哦”了一声，说“大兴安岭冷”，然后两个人就都不说话了。后来他在一个小站下了车，下车前回头看了她一眼，想说什么，最终只是点了点头。她点了点头。他走了。

车厢里挤得满满当当。过道上站着人，行李架上塞着麻袋和帆布包，有人干脆坐在麻袋上。空气里混着汗味、烟味和泡面的味道。有人打牌，有人睡觉，有人嗑瓜子，瓜子壳掉了一地。她把窗子拉开一条缝，冷风灌进来，吹在脸上，凉丝丝的。

火车出了大兴安岭，窗外的白桦林渐渐稀疏了。先是夹杂着松树，后来白桦越来越少，松树越来越多，再后来，连松树也矮了下去，变成了成片的农田。田里覆着雪，白茫茫的，偶尔能看见几个黑点在田埂上移动——那是人，在雪地里干活。她看着窗外，看着白桦林一棵一棵往后退。她想起去年秋天，她和宋远山一起修排水沟，沟边的白桦叶子黄了，落了一地，踩上去沙沙响。现在那些白桦都在身后了，越来越远。她低下头，看着怀里的帆布包。包很旧了，帆布磨得发白，边角起了毛。她把它抱得更紧了一点。

第二天夜里，她靠在窗边打瞌睡。火车过隧道的时候，灯灭了，车厢里一片漆黑。她醒了，睁开眼，什么也看不见，只听见车轮碾过铁轨的声音，哐当哐当，一下一下的。她把手伸进帆布包，摸到那个桦树皮盒子。盒子在，木簪在，棉线在，“知”字在。她又把手抽出来，闭上眼。

第三天傍晚，火车到了。

她背着帆布包走出站台，站在广场上。广场很大，比她想象的大。人来人往，穿什么的都有——有穿棉袄的，有穿中山装的，有穿军大衣的。她站在人群里，一时不知道往哪走。有人举着牌子，上面写着各个学校的名字。她找了半天，找到了“省城师范学院”的牌子。她走过去，一个中年男人接过她的行李，带她上了一辆大卡车。卡车斗里已经坐了十几个人，都跟她一样，是来报到的。车开了，风吹得人睁不开眼。她把围巾紧了紧，是阿芳给的那条。

到学校的时候，天已经黑了。

校门口挂着横幅，红布黑字：“热烈欢迎七七级新同学”。风一吹，布鼓起来，又瘪下去，红布啪啪地响。她站在校门口，看着那行字，站了很久。她想起一年前，她还在木工房里就着煤油灯复习；半年前，她还在雪地里为一道题掉眼泪；一个月前，她还在井台上看见他蜷在门槛上睡着的样子。她站了很久。然后她走进校门。

宿舍楼是红砖的，三层，楼道的墙刚刷过白灰，有一股石灰味，潮乎乎的，刺鼻子。楼梯是木头的，踩上去吱呀吱呀响。她被分在二楼靠里的一间。她推开门，屋里已经有人了。一个短头发的女生正在铺床，听见门响，回过头。她圆脸，大眼睛，嘴角一颗小痣。

“你也是中文系的？我叫周晓兰，北京来的。”她的声音很脆，像咬了一口苹果。

“林知意。大兴安岭来的。”

“大兴安岭？”周晓兰睁大了眼，“那地方可冷了。你怎么活的？”

“就那么活的。”

周晓兰笑了，露出两颗小虎牙。她指了指靠窗的下铺：“那个位子没人，你睡那儿吧。靠窗，亮堂。”她走过去，把帆布包放在床上。床板是木头的，铺着一层干草垫子，草垫子上面是一张草席。她摸了摸草席，凉凉的，有点扎手。

周晓兰还在说话。她一边铺床一边说，说她家在北京东城区，说她爸是中学老师，说她插队插了四年，说她本来想考北大，没考上，来了这儿。她说得快，像怕别人插嘴似的。林知意听着，偶尔“嗯”一声。她注意到周晓兰铺床的时候，手在抖。抖得不厉害，但一直在抖。她把被角掖了三次，才掖好。她没问。她只是看着。

“你插了几年？”周晓兰问。

“四年。”

“在哪儿插的？”

“大兴安岭。一个农场。”

“农场干什么？”

“种地。伐木。修路。”

周晓兰愣了一下，然后说：“那你肯定特能吃苦。”她想了想，又问，“你们那儿，有电吗？”

“有。后来有了。”

“有自来水吗？”

“井台。自己打。”

周晓兰张了张嘴，半天没说出话。然后她把被子拍了拍，说：“行，你是真苦过来的。我不问了。”她转身去收拾自己的东西，过了一会儿又回头，“你饿不饿？我这儿有饼干。”

“不饿。谢谢。”

周晓兰没再坚持，把饼干放回包里。林知意坐在床沿上，看着周晓兰忙前忙后。周晓兰把毛巾挂在床头的钉子上，把搪瓷缸摆在窗台上，把书一本一本码在枕头边。她做事利索，手脚麻利，一看就是从小不缺人照顾的那种。但她的手一直在抖。林知意看见了。她没说什么。

晚上，宿舍里的人陆陆续续到齐了。八个人，来自八个地方。一个上海来的女生说话轻声细语，每句话开头都要加一个“我们上海”，说“我们上海的弄堂比北京的胡同窄”，说“我们上海的冬天比北京冷”。另一个哈尔滨来的女生个子很高，进门时脑袋差点撞到门框上，她放下行李第一件事是掏出一面小镜子照了照，然后把镜子立在窗台上。还有一个本省来的女生，她爹用扁担挑着行李送她来的，扁担一头是铺盖卷，一头是一口袋红薯。她爹把红薯往床底下一塞，说：“闺女，好好念书。”然后头也不回地走了。那女生站在门口，看着她爹的背影，站了很久。

熄灯之后，屋里安静下来。她躺在被窝里，被窝是凉的，她蜷着腿，脚伸到哪儿都是凉的。她把手伸到枕头底下，摸到那个牛皮纸信封。信封还是老样子，边角毛毛的，什么也没写。她用手指在信封上蹭了蹭。信封很轻，轻得像没有重量。她不知道里面写了什么。她没有拆。她把信封放回去，把手缩回被窝里。窗外的月光照进来，照在对面床架上，白花花的。她闭上眼。

隔壁床上，周晓兰翻了个身。过了一会儿，又翻了个身。然后她听见一声极轻极轻的抽泣，被被子捂住了，闷闷的。她没动。她躺在黑暗里，睁着眼。周晓兰又翻了个身，抽泣声没了。过了很久，那边传来均匀的呼吸声。她这才闭上眼。

第二天早上，她先醒了。她起来穿衣服的时候，周晓兰还在睡。她拿起暖水瓶，出门打水。回来的时候，她倒了两杯水，一杯放在自己桌上，一杯放在周晓兰桌上。周晓兰醒了，看见桌上的水，愣了一下。然后她端起杯子，喝了一口。两个人谁也没说话。

第二天上午，开学典礼。

礼堂是砖木结构的，比农场的大食堂还大。房顶很高，梁上挂着几盏电灯，黄黄的光照下来，照在满屋子的人头上。她坐在靠后的位子上，前面全是黑压压的脑袋。校长讲话，系主任讲话，老生代表讲话。她听了一会儿，从口袋里摸出笔记本和钢笔，记了几行。钢笔是农场的会计送她的，英雄牌的，笔杆上有一道裂纹，用胶布缠着。写了几行，笔尖不出水了。她把笔尖在舌尖上蘸了蘸，还是不出。她把笔收起来。

散会的时候，班主任叫住她：“林知意，你留一下。”

班主任是个四十来岁的女老师，姓孙，戴着眼镜，说话很和气。她带林知意去了办公室。办公室不大，一张桌子，两把椅子，窗台上搁着一盆文竹，文竹的叶子有点黄。孙老师让她坐下，然后从抽屉里拿出一封信，放在桌上。

“你们农场寄来的。”孙老师说，“我看了，觉得你该知道。”

林知意看见信封上的字，歪歪扭扭的，是老支书的笔迹。她把信封拿起来，抽出里面的纸。是老支书写的证明材料，盖着农场的公章。纸上写着：宋远山同志，一九六九年退伍，分配至农场工作。一九七一年三月，因“借予他人柴油”一事受行政记过处分。经查，该同志系替他人承担责任，本人表现良好，无其他违纪行为。现该老职工已写信承认当年事实，建议撤销处分。末尾按着一个手印，红红的，像一颗晒干的枣。

她看完，把纸还给孙老师。孙老师问：“这个人，是你什么人？”

“一个同志。”

孙老师看了她一眼，没再问。她把纸收进文件夹里，说：“我跟教务处反映一下。如果有政策，可以帮他把处分撤了。不过要等。”

她说了声“谢谢”，转身走了。走出办公楼，她在台阶上站了一会儿。台阶上落了一层薄雪，她踩上去，脚底下嘎吱嘎吱响。手伸进口袋，摸到那个牛皮纸信封。老支书给的，她还没拆。她把它掏出来，看了很久。信封很轻，轻得像没有重量。她没有拆。她把它揣回去，贴着胸口。

回到宿舍，她找出信纸和钢笔。她坐在床沿上，把信纸铺在膝盖上。信纸是学校发的，格子纸，纸很薄，能透出背面的字。她拿着钢笔，笔尖悬在纸上，半天没落下去。她想了想，写了个开头：“远山同志，你好。”然后停住了。她看着那五个字，看了很久。然后把信纸揉了，扔进桌下的纸篓里。

她又抽出一张。“宋远山同志，我已到校。学校很大，人很多。”她写到这里，又停了。她不知道该不该写“我很好”，因为她不确定自己好不好。她把这张也揉了。

第三张。她写了很长。她写学校的样子，写宿舍里的人，写开学典礼上校长说的话。她写食堂的饭菜比农场好，写图书馆很大，写她借了一摞书。她写天气比农场暖和，但屋里没有火，晚上还是要盖厚被子。她写那双千层底棉鞋很好穿，鞋垫上的菱形纹硌着脚心，走起路来稳稳的。她写她给他留了一卷白棉线，在工具箱最里面，用旧报纸包着，刨子压着。她写老支书给了她一个信封，她还没拆。

写到这里，她停下笔。她把信从头到尾看了一遍，然后翻到背面，加了一行：“你手裂了要用蛤蜊油。窗台上那盒别省着。”

她把信叠好，装进信封，封上口。信封上写“大兴安岭地区XX农场 宋远山收”。她写好地址，把信封放在枕头底下。第二天一早，她把信投进了校门口的邮筒里。投进去之后，她站在邮筒前，手扶着邮筒的绿铁皮，站了一会儿。邮筒冰凉，贴在手心里，像攥着一根铁栏杆。

日子一天天过去。她上课、去图书馆、写作业。日子很满，满得她没时间想别的事。可她每天晚上睡觉前，都会摸一摸枕头底下的桦树皮盒子。盒子很凉，凉气透过桦树皮，传到她手指上。

第十天，回信来了。

她是在收发室门口拿到信的。收发室在一楼楼梯口，一个巴掌大的窗口，窗口上贴着“信件领取”四个字，字是手写的，墨水洇了，发灰。窗口里坐着一个老太太，戴着袖套，把信从窗口递出来。她接过信，看见信封上的字，一笔一划，像小学生描红。她把信攥在手里，没拆，一直拿到宿舍。

她坐在床沿上，把信拆开。信很短：

“知意同志：信收到。队里都好。柴劈好了，够烧到开春。阿芳来信说师范的课紧，但她跟得上。老周的媳妇又怀了一个，他高兴，请全队吃了糖。白桦林今年雪大，压断了几棵树，我砍了枝，码在木工房后面。工具箱里的棉线看见了。蛤蜊油也在用。宋远山。”

没有一句多余的话。她把信读了十几遍，每一个字都看了又看。然后她拿出信纸，写回信。写了三页，撕了两页半。最后寄出去的，只有一页：“远山同志：信收到。学校都好。课程很紧，但我跟得上。棉鞋很好穿，走路不冷。簪子天天戴着。你劈柴别太晚，天冷了，早点睡。知意。”

她把信投进邮筒，回到宿舍。周晓兰问她：“你天天摸那个木盒子，里面装的是什么？”她不说。晚上熄灯后，她把盒子打开，木簪在月光下发着温润的光。她把簪子贴在脸上，凉凉的，像雪，又不像雪。

日子就这样过着。每天上课、自习、写信。信写得很短，回信也短。她知道他没什么可写的，她也知道他不会写长。但她还是每周寄一封。寄出去，等回信。七天，有时候十天。回信来了，她看完，再寄。周而复始。像劈柴，一斧一斧，不紧不慢。

一个月后，孙老师又找她。说教务处那边有消息了，宋远山的处分材料已经收到，正在核实。让她等。她问要等多久。孙老师说，不好说，快的话两三个月，慢的话要半年。她点了点头。

她回到宿舍，坐在床沿上。她把那个牛皮纸信封从枕头底下摸出来，放在膝盖上。信封还是没拆。她看着它，看了很久。然后她把它放回枕头底下。

她不知道老支书在里面写了什么。她也不急着知道。她知道老支书是为她好，知道老支书是想让她明白，有些事不是她能改变的，但有些事她可以带着走。她只需要带着它，不需要拆开。就像她带着那根木簪，带着那双鞋垫，带着那个“知”字。她带着这些，走过每一个日子。而这些日子，正在一天一天地过。

窗外的雪下起来了。这是她到学校之后的第一场雪。雪不大，细细密密的，落在窗台上，落在楼下的松树上。松树被雪压弯了枝，雪从枝上滑下来，簌簌地响。她看着那些松树，看了一会儿。然后她低头，从枕头底下摸出那个桦树皮盒子。她打开盖子，拿出木簪。簪头的四瓣花，周周正正。簪尾缠着白棉线，棉线底下是那个“知”字。她用手指摸了摸棉线，棉线底下是那个字，浅浅的，细细的。她把木簪贴在脸上，凉凉的。然后她把它插回头发里。棉线蹭着头皮，痒痒的。

她站起来，走到窗边。窗外的松树在雪里站着。松树后面是操场，操场后面是教学楼，教学楼后面是别的楼。再往后，看不见了。她站了一会儿。然后她转过身，走回床边，坐下来。她拿出信纸，铺在膝盖上。她想了想，写了一行字：“今天下雪了。”然后她停下笔，看了一会儿。她把那张信纸揉了，扔进纸篓里。她又抽出一张，写了一行：“棉鞋很好穿。走起路来稳稳的。”她把信纸折好，装进信封，封上口，放在枕头底下。

明天一早，她把信投进了邮筒里。

（第十五章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