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十一章 分配
六月的省城,梧桐叶绿得发黑。
林知意从教学楼里出来,手里攥着派遣证。纸是淡黄色的,油印的字,边角上盖着一个红色的公章。她看了一眼,折好,塞进帆布包的内层。阳光从梧桐叶缝里漏下来,落在地上,一块一块的,像碎了的铜钱。她踩着那些光斑往宿舍走,走得很快。
公告栏前面围了一堆人。周晓兰从人群里挤出来,脸涨得通红,手里举着一张纸条:“知意!我分到北京了!北京!”她跳了一下,又跳了一下。旁边有人笑,有人叹气,有人站在公告栏前久久不动。林知意站在人群外面,没往里挤。周晓兰跑过来,把纸条往她手里一塞:“你帮我看看,是不是北京?是不是?”她低头看了一眼。“北京。第四中学。”周晓兰一把抱住她,勒得她脖子发酸:“太好了!太好了!”
她拍了拍周晓兰的背。拍了两下。周晓兰松开她,忽然问:“你呢?你分哪儿了?”她说:“省城一中。”周晓兰愣了一下,然后说:“省城一中?那是好学校啊!比四中还好!”她笑了笑。周晓兰看着她的笑,慢慢不笑了。周晓兰说:“你不高兴?”她说:“高兴。”周晓兰说:“你嘴上说高兴,脸上没写。”她没接话。
回到宿舍,她把帆布包放在床上,坐在床沿上,把派遣证又看了一遍。省城一中。白纸黑字,红章。离她的宿舍只有四站路。所有人都说好。她走到窗边,把窗户推开。梧桐叶子在风里哗哗响。她看了一会儿。然后她坐回床沿上,从枕头底下摸出信纸和钢笔。
她写了三张信纸。第一张写分配结果,写省城一中,写周晓兰去了北京。第二张写她的打算——她想去省城一中报到,把关系挂在那里,人回农场。她算过,如果回农场当老师,县教育局要批,她有把握批下来。她在纸上算了一行数字:报到,落编,申请调动,最多一年。第三张她写了几个字,又划掉了。划得很用力,纸都划破了。她把那张揉成团扔了。她又抽出一张,写了几个字,又划掉了。扔了。第三张她只写了一行:“我毕业了。”末尾画了一个箭头,指向北方。
她把信装进信封,封好口。信封上写:“大兴安岭地区XX农场 宋远山收。”她拿着信封出了门,走到校门口的邮筒前。邮筒是绿的,漆掉了好几块,露出底下锈红的铁皮。她站在邮筒前,把信攥在手里,攥了一会儿。然后她投了进去。邮筒发出“哐”的一声闷响。她转身往回走。走出几步,停下来,回头看了一眼邮筒。然后继续走。
二十天。每天下课她都去收发室。老太太认得她了,不用她开口就翻信堆。翻了五天,没有。第七天,没有。第十天,老太太说:“有了。”从窗口递出来一个信封。她接过信,看见信封上的字,一笔一划,像小学生描红。她拿着信,没拆,一直拿到宿舍。她坐在床沿上,把信拆开。
信很短:
“知意同志:信收到。分配是好事。省城一中好,别回来。农场变好了,不缺人。你回来没编制,县里不批。你的前途在省城。别为我耽误。宋远山。”
她把信读了十几遍。每一个字都看了。然后她把信放在膝盖上,盯着窗外的梧桐树。梧桐叶子在风里翻着面,露出灰白的背面。她看了很久。她最怕的不是他说“别回来”,而是他说“别为我耽误”。他把她的选择变成了他的责任。如果他不说这句话,她可以回来。但他说了,她回来就变成了“为他耽误”。
“耽误”这两个字,像一根刺。
她拿出信纸,写了一封回信:“不是为你。是为我自己。我想回农场。省城一中是好,但我有选择的权利。你给我选择的机会了吗?”写完了,她看了两遍。然后把信纸揉了,扔进纸篓里。她重新抽出一张信纸,写了两行字:“我毕业了。我要回来。”她把信装进信封,封好,第二天一早寄了出去。
寄完信回来,她路过大礼堂。礼堂门口贴着一张海报,红纸黑字:“热烈欢迎七七级校友返校座谈。”她看了一眼。她本来不想去。周晓兰拉着她去,说多认识个人多条路。她去了。
礼堂里坐了两百多人。台上坐着几个校友,有当干部的,有当老师的,有当记者的。主持人一个一个介绍。轮到第五个,主持人说:“下面请省教育厅方知远同志发言。”一个穿灰色中山装的年轻人站起来,走到讲台前。他三十岁出头,个子不高,但站得直。头发梳得很整齐,脸刮得干净。他讲话不长,声音不大,但条理清楚。他说:“教育要回到常识。”他说:“农村的孩子和城里的孩子,应该读同样的课本,认同样的字。”底下鼓掌。她跟着鼓了两下,没往台上多看。
散了会,周晓兰拉着她去图书馆借书。她在书架间找一本《诗经注》。找了半天没找到。旁边有人递过来一本:“是这本吗?”她转头。是方知远。他手里拿着那本《诗经注》,书脊上贴着标签,边角起了毛。她接过来,说:“谢谢。”他说:“不用谢。”她翻了翻,书页里夹着一张借书卡。她把卡片抽出来看了一眼,是方知远的名字,借阅日期是上个月。她说:“你也在找这本书?”他说:“我借过,刚还了。这书好,注得细。”她点了点头。他看了她一眼,问:“你叫什么名字?”她说:“林知意。”他说:“名字好听。”她说:“谢谢。”他笑了,没再说什么,转身走了。周晓兰从书架后面探出头来:“那人谁啊?”她说:“教育厅的。”
后来她又碰见他几次。一次是在食堂,他端着饭碗找位子,看见她,坐在她对面。他碗里的菜码得整整齐齐,米饭堆得圆圆的。他用筷子把里面的葱花一根一根挑出来,挑得很仔细,码在碗沿上,像一排小小的问号。她看了一眼。他说:“吃不惯葱花。从小就不吃。”她说:“那你打饭的时候跟大师傅说一声。”他说:“说了。大师傅记不住。”她把视线收回来,低头吃自己的饭。
一次是在操场边,他站在树下看学生打球。球滚到他脚边,他弯腰捡起来,扔回去。扔得不高,但准。打球的学生喊了声“谢谢方老师”。他摆了摆手。
一次是在校门口的报刊栏前,他在看《人民日报》。她路过,他叫住她:“林知意。”她停下来。他说:“你上次借的那本《诗经注》,看完了吗?”她说:“看完了。”他说:“里面有一篇《采薇》,注得特别好。‘昔我往矣,杨柳依依。’”她说:“我看到了。”他说:“你觉得好在哪里?”她想了想,说:“好在‘依依’两个字。不说舍不得,只说柳枝在风里摆。”他看了她一眼,点了点头:“你说得对。”
再后来,他约她去学校旁边的馄饨店吃馄饨。她推了一次,说忙。第二次她去了。馄饨店很小,桌子挨着桌子,墙上挂着一幅油渍渍的山水画。他帮她拉开凳子,她坐下来。他跟她聊教育,聊农村,聊他在黑龙江插队的日子。她说她也在黑龙江插过队。他问哪个农场。她说了名字。他想了想,说没听说过。他讲了一段他在兵团的故事,说他那时候每天割麦子,割到手上全是血泡。她听着。他的故事和宋远山的不一样。宋远山的故事是用手做的,他的故事是用嘴讲的。她说了一句“那挺苦的”,然后低头吃馄饨。
馄饨端上来,他拿起筷子,先把碗里的香菜一根一根挑出来,码在碟子边上,码得整整齐齐。她看着那排香菜。他挑完了,抬头看她,说:“你笑什么?”她说:“没笑。”他说:“你嘴角动了。”她低下头,继续吃馄饨。馄饨皮薄,馅少,汤是骨头汤,上面飘着葱花。她吃了半碗。
回到宿舍,周晓兰正收拾最后的行李。看见她进门,周晓兰把箱子合上,坐在上面,看着她。门一关,周晓兰问:“那人谁啊?”她说:“教育厅的。”周晓兰问:“他是不是在追你?”她说:“不知道。”周晓兰盯着她看了半天,说:“你到底怎么想的?那个木工,他在农场等你。你这边又跟别人吃馄饨。”她说:“我没跟别人。”周晓兰说:“馄饨都吃了还说没跟别人。”她没说话。周晓兰叹了口气:“你心里有数就行。”
那天晚上,她给宋远山写了一封信。这一次她写了三页,没有撕。第一页写方知远的事。她说方知远是教育厅的,对她有好感,约她吃过两次馄饨。第二页写她拒绝了方知远。她说她跟方知远说清楚了,她有一个人了。第三页写“我毕业了,要回来”。她把信封好,寄了出去。她要把这封信寄出去,告诉他,她拒绝了什么,选了谁。
又等了二十天。回信来了。信封里只有一张纸。她拆开。信上写:
“知意同志:方同志条件好。你应该跟他。你回来,我什么都给不了你。农场没有编制,没有学校,没有你想的那些东西。我种地劈柴,挣工分。你回来只能跟着我吃苦。我不配。我跟方同志说了,你小时候叫若溪。他要是问起来,你就说是我说的。你好好过。宋远山。”
她把信攥在手里。指节发白。她读了三遍。第一遍,她的手在抖。第二遍,她的鼻子酸了。第三遍,她看到那句话——“我跟方同志说了,你小时候叫若溪。”
他给方知远写信了。
他没见过方知远。他不知道方知远长什么样,不知道方知远做什么工作,不知道方知远对她好不好。但他给方知远写了一封信。他在信里说了什么?他说“她小时候叫若溪”?他说“你好好待她”?他说“她怕冷,冬天要穿厚袜子”?他说“她吃面条喜欢放醋”?她不知道。她只知道,他做了这辈子最不像他做的事——他主动联系了一个陌生人,为了把她推出去。
她把信放在桌上,站起来,走到窗边。窗外的梧桐树在风里摇。她站了很久。然后她坐回床沿上,拿起钢笔。她在一张新信纸上写:“你配不配,不是你说了算的。你给方知远写信,问过我没有?我明天去找方知远,跟他说清楚。我下个月回来。你等我。”她把信寄出去了。
第二天中午,她约方知远见面。还是那家馄饨店,还是挨着的桌子。她坐下来,点了一碗馄饨。他没点。她吃了一口,放下筷子。她说:“方同志,我有一个人了。”方知远愣了一下。他说:“是那个木工?”她点了点头。方知远说:“他在哪儿?”她说:“大兴安岭。一个农场。”方知远说:“他能给你什么?”她说:“他给了我一把钥匙。”方知远说:“一把钥匙?”她说:“木工房的钥匙。他让我回来。”
方知远看着她,看了很久。然后他从口袋里摸出一封信,放在桌上。信封上写着一行字,一笔一划,像小学生描红。她认出来了。是宋远山的笔迹。方知远说:“他给我写信了。”她看着那封信。方知远说:“他在信里说,你小时候叫若溪。他说你怕冷,冬天要穿厚袜子。他说你吃面条喜欢放醋。他说你笑起来好看,让我多逗你笑。”方知远顿了顿,“他说他配不上你。他说我比他合适。”
她攥着筷子,指节发白。方知远说:“我看了这封信,本来想争。后来我把信看了三遍。我觉得我争不过一个连你吃面条放醋都知道的人。”他把信推到她面前,“信还给你。我没回。”她拿起信,攥在手心里。方知远站起来。他说:“我知道了。”他走了。她坐在那里,把碗里剩下的馄饨吃完了。汤也喝了。她低头看了一眼碟子——方知远的位子上没有香菜,因为他没点。她的碟子边上码着一排香菜,整整齐齐,像一排没来得及问出口的问题。
她把行李收好,买了三天后的车票。她去教务处办了手续,把省城一中的关系挂在那里,办了一年的停薪留职。管事的老师看着表格,抬起头:“你疯了?”她说:“我试试。”老师说:“试什么?”她说:“试能不能把日子过成自己想要的。”老师没再问。把章盖了。她拿着办好的手续出了门。天阴着,风里带着一股潮气。她把围巾紧了紧。是阿芳给的那条,已经旧了,边角起了毛。
临走前那天晚上,她收拾帆布包。她把衣服叠好,书码齐,桦树皮盒子放在最上面。她忽然想起什么,从枕头底下摸出那本《诗经注》。她一直没还。她翻开扉页,借书卡还在。她把借书卡抽出来。卡片上只有两个名字:方知远,林知意。她把卡片翻过来。背面是空白的。她拿起钢笔,在背面写了一行小字:“昔我往矣,杨柳依依。”然后把卡片夹回书里。她把书放进帆布包的外层。她打算到了农场,把这本书寄还给他。
火车走了两天两夜。她坐在靠窗的位置,帆布包抱在怀里。对面的位子坐着一个年轻人,戴着眼镜,看样子也是学生。年轻人问她去哪儿。她说回农场。年轻人说什么农场。她说白桦林。年轻人没听懂。她没再解释。车窗外,白桦林越来越近。叶子还没黄,绿得发亮。她把手伸进帆布包,摸到那个桦树皮盒子。盒子还是空的。她把它攥在手里,攥了一路。她又摸到宋远山写给方知远的那封信。她没拆。她打算回去当面拆给他看。
火车到站前,她从帆布包最底层摸出老支书给的那个牛皮纸信封。信封一直没拆。她捏了捏,里面似乎有东西。她翻到正面,看见信封上多了一行字,笔迹歪歪扭扭,是老支书后来添上去的:“知意,你回去之前,再拆。”她愣了一下。老支书什么时候写的?他早就知道她会回去?她来不及细想。火车减速,站台在窗外闪过。她站起身,提着帆布包往车门走。车门打开,北风裹着松脂和雪粒灌进来。她深吸一口气,踏上了月台。
(第二十一章完)
全文约 9900 字。
陈冬梅,笔名墨涵,1955年生于黑龙江鹤岗。中共党员,党龄五十年,退休前任正处级干部。现为中国诗歌网蓝V诗人、鹤岗市作家协会会员,《都市头条》认证编辑。
早年执教高中语文,后转入共青团系统,历任团市委学校部部长;退休前供职于市政府外事部门。数十年穿行于教育、党务、外事战线,阅尽基层百态,积淀了丰厚的人生阅历与文字功底。
退休后笔耕不辍,潜心文学创作,主攻散文、现代诗歌与长篇小说。文风质朴温润,清浅真挚,以北疆乡土为底色,以半个世纪党员生涯为经纬,于平凡烟火中捕捉细碎光景,在岁月褶皱里打捞深沉情怀。作品散见于中国诗歌网、鹤岗文联《春雨》网刊、《文学月报》《都市头条》《鲁南文学创作》《南和文艺》《全球诗歌海外经典诗人文苑》等平台。
曾获海外华英“七夕”杯大赛散文组一等奖。代表作有现代诗《边疆鹤岗,我的家乡》《黑土重章》、七律组诗《十五五弦歌》、长篇小说《白桦树的眼睛》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