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华热点 《中流击水》
作者：心如大海
目录
第一章 东古丘的油灯
第二章 五台山的路
第三章 十六暴动总队
第四章 那就试试
第五章 悟空寺整编
第六章 马踏营区公所
第七章 麦子黄了
第八章 计鹿村的电台
第九章 鹰嘴崖
第十章 郭宗善的枪声
第十一章 不能说的事
第十二章 陈辉的头颅
第十三章 看不见的战线
第十四章 北平城防图
第十五章 松林店北的跳车
尾声 下滩村
后记
第一章 东古丘的油灯
一九三七年一月的某个傍晚，涿县东古丘村。
风从北面来，穿过一望无际的平原，没有任何东西能阻挡它。郑君缩着脖子往家走，十四岁，个子不高，穿着一件洗得发白的棉袍，袖口短了一截，露出冻得通红的手腕。学堂已经散了，他留下来帮先生收拾了砚台和毛笔。那方砚台是先生从南边带来的，青石质地，盖子上刻着几行字，他认不全。
先生姓王，单名一个巍字。村里人都说这先生说话带口音，听着像东北那边过来的。但字写得好，算数也教得明白，还能打拳。最重要的是，他从不打学生。
郑君走到村口，看见舅舅温锡琪站在那棵老槐树下。舅舅是村长，也是校董，平时总沉着脸，但今天却笑着，露出一口被旱烟熏黄的牙。旁边站着王先生。
“君儿，过来。”舅舅招手。
郑君走过去。舅舅拍了拍他的肩膀，对王先生说：“我这外甥，脑子好使，你多费心。”
王先生看了他一眼。那是郑君第一次认真看王先生的脸。瘦，颧骨高，眼窝深，但眼睛很亮。他看着郑君，笑了一下，说：“你留下吧，我教你认字。”
郑君愣了一下。他以为舅舅叫他是要说别的事。
“我教得慢。”王先生说，“但每个字，你都得知道是什么意思。”
风从北面来。郑君点了点头。
那天晚上，油灯点起来的时候，王先生没有急着开课。他从怀里掏出一本书，翻开一页，问郑君：“你知道这是哪里吗？”
郑君凑过去看。书上画着一只像老虎又像豹子的东西，旁边写着两个他不认识的字。
“这是朝鲜。”王先生说，“这只老虎，是我们朝鲜的图案。”
“我们？”郑君抬起头。
王先生没有回答。他走到一块木板前，用墨在上面写了两个字。笔锋很重，像是要把木板刻穿。
“朝鲜。”他念道。
“朝鲜。”郑君跟着念。
“你知道朝鲜在哪里吗？”
郑君摇头。
王先生转过身，走到墙上挂着的地图前。那张地图是舅舅贴上去的，上面画着中国各省，还有很多郑君没去过的地方。王先生用手指着地图的右上角，那个伸出去的半岛。
“这里。”他说，“就在这里。一九一〇年，日本把它吞了。”
郑君不懂什么叫“吞了”。但他看见王先生的手指在微微发抖。
“一个国家亡了，就是这个样子。”王先生说，“人还在，但没有国了。谁都可以欺负你。谁都可以。”
油灯的火苗跳了一下。郑君看见王先生的眼眶里有光在闪。
“先生，您是朝鲜人？”他小声问。
王先生沉默了很久，然后说：“是。”
那一天，郑君第一次知道，原来一个朝鲜人，可以流亡到涿县，在一个叫东古丘的村子里教书。他也第一次知道，原来一个人可以不在自己的国家，但心里永远装着它。
回家的路上，郑君回头看了一眼。油灯还亮着。王先生的身影映在窗户纸上，一动不动。
风还在吹，从北面来。郑君裹紧了那件短了一截的棉袍，往家走。他不知道，这个夜晚，这盏油灯，这个朝鲜人，将改变他的一生。
王先生教书的方式和别人不一样。
他不只教认字。他教学生怎么用算盘算军粮，怎么用拳头打人，怎么在野地里辨认方向。课本也没有。他拿一张报纸，让学生看上面写的什么，然后问：“这是真的吗？”
东古丘村的村民开始议论。有人说王先生是共产党，有人说他是蓝衣社，还有人说他是从朝鲜来的革命党。但温锡琪不管这些。他是村长，也是校董，他说王先生书教得好，就行。
郑君每天来得比谁都早。他喜欢王先生身上的味道——一种旧书和墨汁混合的味道，还有一点点烟草味。他喜欢王先生念诗的样子，念到“国破山河在”的时候，声音会低下去，低到听不见。
有一天，郑君问：“先生，为什么您不在朝鲜打？”
王先生正在批改作业，毛笔停在半空。他放下笔，说：“打过了。打不过。”
“那您为什么来中国？”
“因为中国也在被日本欺负。”王先生说，“如果中国也亡了，朝鲜就更没有希望了。”
他看着郑君，问：“你怕不怕日本？”
郑君想了想，说：“怕。”
“怕是对的。”王先生说，“但怕没用。你得做点什么。”
那天晚上，王先生教他们唱了一首歌。歌词郑君听不懂，调子却很熟悉，像是从哪里听过的民谣。
“这是朝鲜的歌。”王先生说，“名字叫《阿里郎》。”
他唱了一遍。声音不高，但每一个字都像从很深的地方拉出来。
屋里安静了很久。一个学生问：“先生，朝鲜还有希望吗？”
王先生没有回答。他走到窗口，看着外面。外面是黑漆漆的平原，风从北面来，呜呜地响。
“有。”他说，“只要还有人记得。”
他没有转身。但郑君看见他的背在发抖。
一九三七年七月，卢沟桥事变的消息传到东古丘村，已经是几天之后了。
那天早上，郑君走到学堂门口，发现王先生站在院子里，手里捏着一张报纸。报纸被攥得皱巴巴的。
“先生？”
王先生抬起头。郑君第一次看见他哭。没有声音，眼泪就那么流下来。
“打了。”王先生说，“终于打了。”
郑君不知道他在说什么。
“中国和日本，打起来了。”王先生说，“全面打起来了。”
他把报纸递给郑君。上面印着密密麻麻的字，郑君认不全。但他看见了“宛平”“卢沟桥”“日军”这些词。
“先生，会打到涿县吗？”
“会。”王先生说，“很快就会。”
他把报纸叠好，放进口袋。然后他走进教室，站在那块写满了字的木板前。木板上还留着前一天写的“朝鲜”两个字，已经有些模糊了。
“今天不上课了。”他说。
学生们愣了一下。
“都回家，告诉你们的爹娘，日本要打过来了。让他们把粮食藏好，把牲口牵好，把值钱的东西收好。”王先生说，“然后回来。”
“回来干什么？”一个学生问。
王先生看着他，说：“学怎么打鬼子。”
九月，日军占领了涿县。
烧杀的消息一个接一个传来。郑君跟着村里人往山里跑，又回来，又跑。他看见过被烧毁的房子，看见过被刺刀捅死的人，看见过母亲抱着死去的孩子哭。
每一次回来，王先生都在。
他没有跑。他一直在东古丘。
有一天，郑君看见王先生在操场上教几个年轻人打拳。王先生脱了长衫，穿着一件短褂，身手利落，出拳带着风声。那几个年轻人跟着学，动作笨拙，但学得很认真。
“先生，您在教他们什么？”
“打架。”王先生说，“怎么用最小的力气，把人打倒。”
“为什么？”
“因为他们要上战场。”王先生说，“空手不行。”
那天晚上，王先生把郑君叫到屋里。油灯还是那盏油灯，火苗还是那样跳。
“君儿。”他说，“我要走了。”
郑君的心一紧。
“去哪？”
“去找八路军。”王先生说，“平型关大捷，你听说了吗？山里来的贩子说，涞源那边有八路军，闹得挺厉害。”
“我跟你去。”郑君说。
王先生看着他，笑了。
“你才十四。”
“十五了。”郑君说，“过了年就十五。”
“你舅舅不会放你走的。”
“我跟我舅说。”
王先生沉默了一会儿。他伸手摸了摸郑君的头，像是摸一个孩子。
“那你去说吧。”他说，“说完了，回来。”
郑君转身就跑。跑到门口，他又停下来，回头看了一眼。
王先生坐在油灯前，低着头，在写着什么。火苗映着他的侧脸，把影子拉得很长。
郑君先回了趟家。岐沟离东古丘不远，走半个时辰就到。
母亲郑刘氏正在灶上做饭。灶膛里的火光映着她的脸，额头上沁着细密的汗珠。她看见郑君进来，先是一愣，然后放下手里的柴火。
“怎么回来了？”
郑君站在灶边，不知道该怎么说。母亲看着他，等了一会儿，然后继续往灶里添柴。
“要走了？”
郑君点了点头。
“跟王先生？”
“嗯。”
母亲没有说话。她把锅里的粥盛出来，端到郑君面前。
“吃了。”
郑君端起碗，喝了一口。粥很烫，烫得他眼睛发酸。
母亲走到柜子前，翻出一个布包，又从怀里掏出一把钥匙，一起塞到郑君手里。
“家里柜子里的东西，该用的用。”
郑君看着手里的钥匙。那是开堂屋柜子的钥匙，柜子里有地契、有首饰、有银元。他不知道该说什么。
“娘——”
“别亏了人家。”母亲打断他，转身回到灶前，继续做饭。
那天晚上，郑君回到东古丘，告诉王先生：“我娘说行。”
王先生看着他，过了一会儿才说：“你娘是个明白人。”
一九三八年二月的一个清晨，王巍和郑君走出了东古丘村。
天还没亮，星星挂在天上，一眨一眨的。风从北面来，很冷。
王先生穿着一件旧棉袍，背着一个布包，走得很快。郑君跟在他后面，背着舅舅给的干粮袋和母亲塞的那把钥匙。他把那盏油灯裹在衣服里，怕碰碎了。
他们走了六七天。过涞源，翻山，蹚河。脚上起了血泡，血泡破了又起。郑君没有喊疼。夜里歇脚的时候，他摸一摸怀里，钥匙还在，油灯还在。
到第五天的时候，他们在一棵树下歇脚。王先生把最后一块干粮掰成两半，递给郑君一半。
“快到了。”他说。
“先生。”郑君说，“您以后还回朝鲜吗？”
王先生嚼着干粮，没有马上回答。
“回。”他说，“等打完仗。”
“那我也去。”郑君说。
王先生笑了。那是郑君第一次看见他笑得那么轻松。
“你先学会打枪。”他说。
五台山，一个叫金刚库的地方，他们找到了八路军。
村口的哨兵拦住他们。王先生上前说了几句什么。哨兵跑进去，过了一会儿，出来一个人，穿着灰布军装，腰里别着一把手枪。
“邓华。”那人伸出手，“你是王巍同志？”
王先生点头。
“杨成武同志在那边。”邓华指了指村子里，“走，先吃点东西。”
郑君跟在后面，东张西望。他第一次看见这么多穿军装的人。他们有的在擦枪，有的在写字，有的坐在地上吃饭。每个人脸上都带着一种他从未见过的表情——不是害怕，也不是凶狠，是一种他后来才明白的东西。
王先生被带进一间屋子。郑君站在外面等。等了很久。
天快黑的时候，王先生出来了。他身边站着邓华。两个人走到郑君面前。
“郑君。”王先生叫他，“过来。”
郑君走过去。
“邓华同志说，我们可以留下来。”王先生说，“你愿意吗？”
郑君点了点头。
“还有一件事。”王先生看着他，“你愿意入党吗？”
郑君愣住了。他不知道“入党”是什么意思。
“就是加入共产党。”王先生说，“跟着党走，一辈子。”
郑君看着王先生的眼睛。那双眼睛很亮，像东古丘的油灯。
“愿意。”他说。
那天晚上，在五台山下一个叫南茹的村子里，在一间没有窗户的窑洞里，郑君举起右手。王先生和邓华站在他面前。
“跟着党走，一辈子。”王先生念。
“一辈子。”郑君跟着念。有些词他不懂，但每个字都念得很认真。
念完了，邓华握着他的手说：“从今天起，你是共产党员了。”
郑君点了点头。
窑洞外面，风从北面来。他忽然想起东古丘的那盏油灯，想起舅舅，想起母亲把钥匙塞到他手里的样子，想起王先生写下的“朝鲜”两个字。
他觉得，他好像明白了一点什么。
（第一章 东古丘的油灯·完）
第二章 五台山的路
金刚库的早晨来得特别早。
郑君被一阵号声吵醒的时候，天还没亮透。他躺在硬邦邦的土炕上，身上盖着一件不知道谁塞给他的灰布棉袄，棉袄上有一股烟熏火燎的味道。他翻了个身，浑身酸痛。走了六七天山路，脚上的血泡破了又起，起了又破，现在结了厚厚的痂。
他伸手摸了摸怀里。钥匙还在，油灯还在。
窑洞外面，有人在跑步，脚步声整齐得像一个人。有人在喊口号，声音短促有力。还有人在唱歌，调子他不熟，但听着让人心里发热。
他坐起来，看见王先生已经穿好了衣服，正坐在炕沿上系鞋带。王先生系鞋带的动作很慢，一圈一圈，像是在想什么事。
“醒了？”王先生没抬头，“一会儿带你去吃饭。”
“先生，这里的人怎么起这么早？”
“八路军都起这么早。”王先生系好最后一圈，站起来，“从今天起，你也是八路军了。”
郑君从炕上跳下来，把棉袄裹紧。窑洞外面很冷，风从山那边灌过来，带着一股干树叶子的味道。他跟着王先生走出窑洞，看见一个操场上站满了人。那些人穿着灰布军装，有的在跑步，有的在打拳，有的坐在墙根下擦枪。枪管在初升的太阳底下泛着光。
他东张西望，差一点撞上一匹马。那马拴在操场边上的一棵榆树上，毛色油亮，膘肥体壮。郑君从没见过这么高的马。
“那是邓华同志的马。”王先生说，“别盯着看，不礼貌。”
吃早饭的地方在村口的一个大院里。几口大锅架在石头上，锅里煮着小米粥，热气腾腾的。有人拿着大勺分粥，一人一勺，不偏不倚。旁边放着一筐黑面馒头，一人拿一个。郑君排队领了一份，蹲在墙根下吃。粥很烫，馒头很硬，但他吃得特别香。
吃完早饭，王先生把他带到一间屋子里。屋里有三个人，正在看地图。其中一个就是昨天见过的邓华。
邓华抬起头，看了郑君一眼，笑了：“这就是你说的那个学生？”
“是。”王先生说，“郑君，十五岁。”
“十五岁就跟着你跑几百里路，不容易。”邓华站起来，走到郑君面前，“家里同意吗？”
郑君说：“舅舅让去的。他说别回来。我娘也说行。”
邓华沉默了一下，然后拍了拍他的肩膀：“好。留下来吧。”
他把郑君安排到民运科。王先生是科长，他是科员。民运科的工作很杂——写标语、发传单、找老乡谈话、调查各村的情况。郑君第一次知道，原来打仗不只是打枪，还要做这么多事。
邓华支队刚组建不久，正在扩充兵员。民运科的主要任务就是动员老百姓参军。
王先生带着郑君走村串户。他们到老百姓家里，坐在炕头上，跟人家说：“我们是八路军，打鬼子的。你家有后生吗？让他跟我们走吧。”有的人家答应了，有的人家不答应。不答应的，王先生也不勉强，说：“行，那您帮我们给别的村带个话。”
郑君问王先生：“人家不答应，您为什么还对他那么好？”
王先生说：“老百姓不容易。你对他好，他才知道八路军是什么人。今天不答应，明天说不定就答应了。”
郑君跟着王先生跑了半个月，走了十几个村子。他学会了很多东西——怎么跟人说话，怎么看人的脸色，怎么在一群人中找到愿意带头的人。
有一天晚上，他们在老乡家里借宿。老乡腾出一间偏房，里面只有一张土炕，连被子都没有。王先生把棉袍脱下来给郑君盖上，自己靠在墙边坐着。
“先生，您不睡？”
“你先睡。”王先生说，“我坐一会儿。”
郑君闭上眼睛。他听见王先生在黑暗中轻轻地哼歌。还是那首《阿里郎》，声音低得几乎听不见。
过了几天，邓华把王先生找去，说：“你们准备一下，过几天我们出发。”
“去哪？”王先生问。
“回平西。”邓华说，“宋时轮支队的同志还在那边等我们。我们得去汇合，然后一起挺进冀东。”
王先生回来告诉郑君这个消息的时候，郑君正在院子里练字。他把“朝鲜”两个字写了满满一张纸。
“要走了？”他放下笔。
“走了。”王先生说，“回平西。”
郑君把那张纸叠好，塞进怀里。
邓华支队从五台山出发的时候，是三月中旬。队伍有几百号人，排成一条长龙，沿着山路往东走。郑君走在王先生后面，背着那个旧布包，包里装着干粮、钥匙、那本画着老虎的书，还有那盏油灯。
翻过一座山，又是一座山。山上的雪还没化，踩上去咯吱咯吱响。郑君的鞋底磨破了，脚板直接踩在冰碴子上，疼得钻心。他没有说。他想起舅舅的话——别丢人。
走了十几天，他们到了平西。平西是山区和华北平原的交界地带，山不高，但沟壑纵横。永定河从山里流出来，在平原上铺开去。站在山头上往东看，是一望无际的平原，灰蒙蒙的，看不到边。
“那就是平原。”王先生指着东边说，“涞涿就在那边。”
郑君顺着他的手指看过去。他看不见涿县，但他知道，那个方向，就是他的家。
邓华支队在平西驻扎下来，等待宋时轮支队。在这期间，部队开始做群众工作，开辟根据地。王先生被派到一个叫宣涿怀的地方——宣化、涿鹿、怀来三县交界处——担任联合县长，县治在涿鹿县谢家堡村。
郑君作为他的秘书，跟着他去了。
宣涿怀在平西的北部，更靠近山区。王先生到任之后，第一件事是找老乡开会。他站在一个碾盘上，对着几十个围过来的农民说：“我们是八路军，打鬼子的。从今天起，这里就是抗日根据地了。你们不用交税给日本人了，也不用给汉奸交粮了。但你们得帮我们——给我们送信，给我们带路，看到鬼子来了就告诉我们。”
农民们互相看了看，没人说话。
一个老头问：“你们能待多久？”
“你要待多久，我们就待多久。”王先生说。
老头说：“去年也来过八路，待了没几天就走了。鬼子一来，他们跑得比我们还快。”
王先生沉默了一下，然后说：“去年我不在。今年我在。你们看着。”
郑君站在人群外面，看着王先生。他觉得王先生变了。在东古丘的时候，他是老师，说话轻声细语。现在站在碾盘上，声音洪亮，一句是一句，像把钉子砸进木头里。
宣涿怀的局面慢慢打开了。王先生带着郑君一个村一个村地走，找党员，找积极分子，建立村政权。郑君负责写标语、发传单、记台账。他第一次知道，原来建立一个政府有这么多事——要登记户口，要丈量土地，要调解纠纷，要组织民兵。
有一天晚上，王先生对他说：“君儿，你得学会自己拿主意了。”
“什么意思？”
“我总不能一直在你身边。”王先生说，“你得能自己判断，什么是对的，什么是错的。什么是该干的，什么是不该干的。”
郑君想了想，说：“怎么判断？”
王先生看着他，说：“你就记住一条——你是为谁干的。为老百姓干的，就是对的。为自己干的，就是错的。”
四月底，宋时轮支队的同志到了平西。两个支队在斋堂会师，改编为八路军第四纵队，宋时轮任司令员，邓华任政委。四纵的任务是挺进冀东，配合冀东大暴动，在雾灵山一带开辟新的根据地。
出发的前一天晚上，郑君坐在宣涿怀县政府那间破旧的屋子里，收拾行李。他把那盏从东古丘带出来的油灯擦了又擦，用布包好，放进布包的最底层。又把母亲给的钥匙摸了摸，还在。
王先生走进来，看见他在收拾东西。
“灯还带着？”
“带着。”
王先生坐到他旁边，沉默了一会儿。
“明天就走了。”他说，“去冀东。那边有大仗要打。”
郑君点了点头。
“怕不怕？”
郑君想了想，说：“怕。但怕没用。”
王先生笑了。他伸手拍了拍郑君的肩膀：“你已经会了。”
窗外，风从北面来。平西的夜晚很静，远处有狗在叫。郑君躺下来，看着屋顶。他想起了东古丘，想起了舅舅，想起了母亲把钥匙塞到他手里的样子，想起了王先生在木板上写下的“朝鲜”两个字。
他闭上眼睛。明天就要出发了。
他知道，这一次，他要自己走路了。
（第二章 五台山的路·完）
第三章 十六暴动总队
四纵出发那天，平西的山桃花开得正好。
郑君跟着王先生走在队伍中间。四纵的番号刚打出来，底下的人还不太习惯，有人叫“邓华支队”，有人叫“宋时轮支队”，还有人叫“八路军第四纵队”。叫什么都不重要，重要的是往东走。
往东，就是冀东。
冀东在平西的东面，中间隔着平汉铁路、北宁铁路，还有数不清的日伪据点和封锁沟。四纵几千人要穿过这些障碍，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宋时轮和邓华商定，部队分成两路，夜间行军，白天隐蔽，遇到小股敌人就吃掉，遇到大股敌人就绕开。
走了十几天，他们进入了冀东地界。
郑君第一次看见冀东平原。和涞涿平原不一样，冀东更宽、更平，一眼望不到头。路边的麦子刚刚抽穗，绿油油的，风吹过来，像一片海。
也就是在这时候，他知道了什么叫“暴动”。
冀东大暴动从七月开始。抗日的烽火一夜之间烧遍了整个冀东平原。工人、农民、学生、教员、地主、乡绅，甚至一些伪军和警察，都拿起了武器。有的村整村参加，有的县一夜之间冒出好几支队伍。枪不够，就用大刀、长矛、土枪；军装不够，就穿便衣，胳膊上扎一条红布。
四纵的任务是配合暴动，把这些自发组织起来的队伍整编成正规的抗日武装。
王先生被派到蓟县当县长。郑君跟着他，任县政府秘书兼十六暴动总队政委。
十六暴动总队，是蓟县一带最大的一支暴动队伍。总队下面有三个大队，一千多人。成分很杂——有农民，有学生，有原来的保安团，还有从伪军里反正过来的。武器更杂——有汉阳造，有老套筒，有鸟铳，有长矛。甚至还有人扛着锄头来报到的。
郑君第一次站在队伍前面讲话的时候，十六岁。
那天是蓟县一个叫马伸桥的镇子，总队在镇子外面的河滩上集合。一千多人黑压压地站了一片，枪靠在肩膀上，各种姿势都有。郑君站到一块碾盘上，看着下面的人。他的腿在抖。
他想起王先生说过的话——你是为谁干的。为老百姓干的，就是对的。
他深吸了一口气，开口说：“从今天起，你们就是八路军了。”
下面没人说话。
“我知道你们当中有些人以前是保安团的，有些人给日本人干过事。”郑君说，“但那是以前。从今天起，你们是打鬼子的队伍。谁打鬼子，谁就是自己人。”
一个声音从队伍里传出来：“你才多大？”
郑君循声看去，是个三十多岁的汉子，满脸胡子，腰里别着一把盒子炮。
“十六。”郑君说。
汉子笑了：“十六岁就当政委？你打过仗吗？”
郑君说：“没打过。但我会学。”
汉子不笑了。他看了郑君一会儿，然后把盒子炮从腰里抽出来，扔给郑君。
“接着。”
郑君接住了。枪很沉，比他想象的重。
“会用吗？”
“不会。”
“那你还给我。”汉子伸出手，“等你会了，再跟我要。”
郑君把枪还给他。队伍里有人笑。但那个汉子没笑。他退回去，站到队伍里，挺直了腰。
郑君知道，这一关算是过了。
整编之后，十六暴动总队开始跟着四纵打据点、扒铁路、断电线。郑君白天跟着部队行动，晚上写战报、发命令、找老乡开会。他每天只睡三四个小时，眼睛熬得通红，但精神头很足。
他跟着部队打了几个小仗，缴了几条枪，烧了几辆鬼子的汽车。他学会了骑马、打枪、看地图。他第一次开枪打中了一个日本兵——隔着一条河，大概几十步远，他瞄了一下，扣了扳机，那个日本兵就倒了。旁边的人叫好，他没有说话。他在想，那个人也是有爹娘的人。
但他没往深了想。没有时间。
真正的恶仗来了。
冀东大暴动震动了日军。日本从关外调来大批兵力，对冀东进行疯狂“扫荡”。四纵和暴动队伍被迫向西撤退，准备退到平西去。
撤退的路很难走。
前面有堵截，后面有追兵，天上还有飞机。部队只能在夜间行军，白天藏在玉米地里或者树林里。干粮吃完了，就啃生玉米，嚼树皮。伤员没有药，只能用盐水洗伤口。有时候走着走着，旁边的人就倒了，再也起不来。
有一天晚上，部队在一个叫九间房的村子宿营。郑君刚把命令写完，准备躺一会儿，外面突然响起了枪声。
日军摸上来了。
四纵的部队掩护着暴动队伍往西撤。郑君带着十六总队的一个大队断后。他们在一个山头上阻击日军，打了整整一夜。
天快亮的时候，子弹打光了。
郑君趴在石头后面，看着下面。日本人黄乎乎的军装在晨光里很显眼。他知道，只要天一亮，他们就走不了了。
大队长爬过来，说：“政委，你带人先撤。”
郑君说：“一起撤。”
“得有人挡着。”大队长把最后几颗手榴弹拢到面前，“你带他们走。我随后就来。”
郑君看着他。大队长是个三十多岁的农民，家里有一个媳妇和一个三岁的闺女。他笑了一下，说：“走。”
郑君带着十几个人从山后撤了下去。他们刚翻过山梁，后面就响起了爆炸声。
郑君回头看了一眼。
火光在山顶上亮起来，像一朵橙红色的花。
他没有停下来。他带着人继续往西走。他不知道大队长有没有活下来。他只知道，从那之后，再也没有见过他。
过了几天，四纵主力终于突出了重围，退到了平西。出发时浩浩荡荡的队伍，到了平西只剩下一半人。十六暴动总队的三个大队，一个被打散了，一个只剩下几十人，还有一个跟着郑君撤了回来，也只剩下几十人。
郑君站在平西的山头上，看着远处灰蒙蒙的平原。那是冀东的方向。他想起那个把盒子炮扔给他的汉子，想起那个笑着说“走”的大队长，想起那些他叫不出名字的面孔。他们都留在了那片平原上。
王先生走过来，站在他旁边。
“难受就哭出来。”王先生说。
郑君摇了摇头。
“不哭。”他说，“哭没用。”
王先生没有再说话。两个人站在山头上，看着远处。风从东面来，带着平原上的土腥味。
那天晚上，郑君把那盏从东古丘带出来的油灯拿出来，擦了擦。灯还是好的，灯芯烧短了，但还能点。
他点着灯，坐在窑洞里，写了一封信。信是写给母亲郑刘氏的。他写道：
娘，我在平西，一切都好。王先生也好。我们打了仗，有些人没回来。但我还活着。您说的对，怕没用。我现在不怕了。
写完，他把信折好，塞进信封。他不知道这封信能不能寄出去，但他想写。
灯芯跳了一下，火苗暗下去，又亮起来。
郑君看着那盏灯，想起东古丘的油灯，想起王先生在木板上写下的“朝鲜”两个字，想起他问“朝鲜还有希望吗”时王先生说的那句——“只要还有人记得”。
他吹灭了灯。
明天还有事做。
（第三章 十六暴动总队·完）
第四章 那就试试
从冀东退回平西之后，四纵在斋堂一带休整。说是休整，其实比打仗还忙。打散的队伍要收拢，伤亡的名单要统计，暴动时收编的地方武装要重新整编。最头疼的是粮食。几千人退到平西，山里本来就地瘠人稀，存粮很快见了底。
政治部开了几次会，最后决定成立一个政治工作团，深入平原地区去筹粮、筹款、开辟新区。平原上有粮有钱有人，但平原上也有日伪的据点和巡逻队。去平原，就是去敌人眼皮底下找饭吃。
王先生被任命为政治工作团团长。郑君是秘书。
工作团出发那天，是个阴天。几十个人从斋堂往东走，翻过最后一道山梁，就进了涞涿平原。郑君站在山梁上往下看，平原灰蒙蒙的，村庄像棋子一样撒在上面，远处有据点，有公路，有日军巡逻的汽车扬起的尘土。
“怕不怕？”王先生站在他旁边。
“怕。”郑君说，“但来都来了。”
王先生笑了一下，迈步往山下走。郑君跟在后面，脚踩在碎石上，发出沙沙的声响。
他们到的第一个村子，叫东古丘。
郑君站在村口，愣住了。
那棵老槐树还在，光秃秃的枝丫伸向天空。学堂还在，门板歪斜着，窗户纸破了几个洞。他走的时候是二月，冰天雪地。现在已经是十月，风从北面来，把地上的枯叶吹得沙沙响。
舅舅温锡琪从院子里走出来。他瘦了很多，脸上的皱纹更深了。看见郑君，他停住了脚步，嘴唇动了动，没有说出话。
“舅。”郑君叫了一声。
温锡琪走过来，上下打量了他一番。郑君比走的时候高了半个头，脸上的轮廓硬朗了，眼睛也比以前沉了些。
“回来了。”舅舅说。
“回来了。”
舅舅看了他身后的王先生一眼，点了点头，算是打招呼。然后转身往院子里走，扔下一句：“进来吧，还没吃饭吧。”
那天晚上，工作团在东古丘宿营。舅舅把学堂腾出来给大家住，又让舅妈煮了一锅红薯稀饭。郑君蹲在院子里喝粥，听见舅舅在屋里和王先生说话。
“你们这回待多久？”
“看情况。”王先生说，“可能长，可能短。”
“上次也这么说。”
“上次是路过。这回是扎根。”
舅舅没再说话。
郑君端着碗，看着天上的星星。他想起上一次在这个院子里喝粥，是跟着王先生走之前的那个晚上。那时候他什么都不知道，只知道跟着先生走。现在他知道了——打鬼子不是一天两天的事，也不是一个人两个人的事。
第二天，王先生带着郑君去了马踏营。
马踏营是个大村子，距岐沟不远，有城墙，有集市，是涞涿平原上的一个重镇。村里有个叫陈琳的人，原先是国民党的四区区长，日本人来了之后，他没有跑，也没有投敌，就在家里待着。王先生打听过，这个陈琳为人正派，在当地有威望，不少老乡都听他的。
王先生决定去见他。
两个人走到陈琳家门口的时候，天快黑了。门虚掩着，院子里有人在劈柴。王先生敲了敲门。
“谁？”
“过路的，想讨碗水喝。”
门开了。一个四十来岁的男人站在门口，穿着蓝布棉袍，戴着一顶旧毡帽，脸很瘦，颧骨高，一双眼睛很沉。他看了王先生一眼，又看了郑君一眼。
“进来吧。”
陈琳把他们让进堂屋，倒了茶。茶是粗茶，但很热。
王先生喝了一口，放下碗，开门见山：“陈区长，我是八路军的。”
陈琳的手顿了一下，然后继续倒茶。
“我知道。”他说，“你不说我也看得出来。”
“我来找你，是想跟你商量一件事。”
“什么事？”
“抗日。”
陈琳把茶壶放下，坐在对面。他看着王先生，沉默了一会儿。
“你们能待多久？”
又是这个问题。王先生看了郑君一眼，郑君想起在宣涿怀的时候，老乡问过同样的话。
“你要待多久，我们就待多久。”王先生说。
陈琳摇了摇头：“这话我听过。去年也来过八路，待了三天就走了。鬼子一来，跑得比兔子还快。”
“我不跑。”王先生说，“我是朝鲜人。我的国家已经亡了。我没有地方可以跑。”
陈琳愣了一下。他看了看王先生，又看了看郑君。
“你呢？”他问郑君。
“我是本地人。”郑君说，“岐沟的。我舅舅是东古丘的村长温锡琪。”
陈琳的眼神变了一下。他认识温锡琪。
“你是温锡琪的外甥？”
“是。”
陈琳沉默了很久。他把茶碗端起来，又放下，手指在桌面上轻轻敲着。
“你们要我做什么？”
“帮我们建一个抗日区公所。”王先生说，“你当区长。”
“日本人那边怎么交代？”
“不用交代。”王先生说，“你心里清楚，你是中国人。”
陈琳看着王先生。两个人对视了很久。
“我考虑考虑。”陈琳说。
王先生站起来：“行。我们过两天再来。”
走到门口的时候，陈琳叫住了他们。
“等等。”
王先生回过头。
陈琳走到柜子前，翻出一个布包，打开，里面是一方砚台和几支毛笔。
“这是区公所的印。”他说，“国民党的印。你们要建区公所，这个给你们。”
王先生接过布包，打开看了一眼，又包好，递给郑君。
“收好。”他说。
郑君把布包抱在怀里，觉得沉甸甸的。
一九三九年一月，马踏营抗日区公所正式成立。陈琳任区长，政治工作团成员杨振友任副区长。这是涞涿平原上第一个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政权。
那天上午，马踏营的集市照常开着。陈琳站在区公所门口的台阶上，对着赶集的老乡说：“从今天起，马踏营抗日区公所成立了。我陈琳是区长。咱们不交税给日本人了，也不交粮给汉奸了。八路军保护咱们。”
老乡们围了一圈，没人说话。有人认得陈琳，有人不认得。一个老汉挤到前面，问：“那鬼子来了咋办？”
陈琳说：“鬼子来了，我们打。”
老汉又问：“打得过吗？”
陈琳看了王先生一眼。王先生站到台阶上，说：“打得过打不过，先打了再说。不打，永远打不过。”
老汉看了他一会儿，转身走了。
人群慢慢散了。陈琳站在台阶上，看着集市上的人来人往，脸上的表情很平静。
郑君站在他旁边，抱着那个布包。
“区长。”他叫了一声。
陈琳转过头。
“这个印，得刻个新的。”
陈琳愣了一下，然后笑了。那是郑君第一次看见他笑。
“对。”陈琳说，“得刻个新的。”
区公所成立之后，工作团的任务更重了。要筹粮，要扩兵，要建立各村的情报网络。郑君每天只睡三四个小时，白天跟着王先生跑村子，晚上写材料、刻钢板、印传单。
有一天晚上，王先生把他叫到屋里。
“君儿，萧克同志来了。”
“萧克？”
“八路军冀热察挺进军司令员。”王先生说，“上面派他来平西，统一指挥平西、平北、冀东的部队。明天我去见他，你跟我一起去。”
“我去干什么？”
王先生看着他：“你去跟他说平原的事。”
第二天，郑君跟着王先生到了挺进军司令部。萧克是个瘦高个，湖南口音很重，说话不急不慢的。他面前摊着一张地图，上面标着平西的山山水水。
“王巍同志，你们政治工作团在平原上搞得不错。”萧克说，“陈琳那个区公所，我听说了。”
“司令员，我正想跟您汇报这个事。”王先生说，“我们在涞涿平原上待了几个月，摸清了情况。平原上能搞。”
萧克抬起头：“能搞？怎么搞？平原上没有山，鬼子一个冲锋就上来了。”
“平原上没有山，但有人。”王先生说。
他指了指地图上涞涿平原那片空白的地方。
“司令员，您看这里。涞涿平原，北平西南，平汉铁路西侧。这里大小几十个村子，人口稠密，物产丰富。鬼子的据点虽然多，但兵力分散。老百姓恨透了鬼子，就是缺人组织。”
萧克没说话，看着地图。
王先生继续说：“我在东北打过游击，在山地打过，在平原也打过。山地的优势是险，平原的优势是人。没有山地，我们就把人变成山。”
萧克抬起头，看了王先生一会儿，然后目光转向郑君。
“你多大？”
“十六。”
“本地人？”
“涿县岐沟的。”
“你说说，平原上怎么打？”
郑君深吸了一口气。他想起跟着王先生跑过的那些村子，想起陈琳的区公所，想起那些愿意给八路军送信带路的老乡。
“司令员。”他说，“平原上不能硬打。鬼子有汽车，有据点，硬打打不过。但鬼子人少，一个据点里就十几个、几十个人。他们白天出来巡逻，晚上就缩回去。我们白天藏起来，晚上出来活动。日子一长，据点周围的村子就都是我们的了。”
萧克听着，手指在地图上轻轻敲。
“粮食呢？弹药呢？”
“粮食靠群众。”郑君说，“涞涿是产粮区，老百姓把粮食藏在窖里，鬼子找不到。只要老百姓愿意给我们，我们就有饭吃。弹药靠缴获，也靠从北平买。马踏营的陈琳原来就有关系。”
萧克沉默了很久。
他把地图翻过来，看背面。背面是空白，什么也没有。他拿起铅笔，在涞涿平原的位置上画了一个圈，又画了几条线，从山区延伸到平原上。
“这个圈，就是你们说的涞涿？”他问。
“是。”王先生说。
“这几条线是什么？”
“是我们进平原的路。”郑君说，“一条从斋堂过，一条从十渡过，一条从涞水过。都是山路，鬼子不好走，我们好走。”
萧克看着那几条线，看了很久。然后他把铅笔放下，站起来，走到窗口。
窗外是平西的山，一座连着一座，灰蒙蒙的。再往东，是平原，什么都看不见。
“我原来想，挺进军就待在山上。”萧克说，“山地保险，易守难攻。等队伍壮大了再说。”
他转过身，看着王先生和郑君。
“但你们说得有道理。光守山，守不住。山里的粮食不够吃，山里的兵源不够用。平原上有人有粮，丢了可惜。”
他走回地图前，拿起铅笔，在涞涿平原上又画了一笔。这一次，他把从山区到平原的那几条线连了起来，画成一个箭头，从山里指向平原。
“那就试试。”他说。
王先生点了点头。郑君也点了点头。
萧克看着郑君，说：“你十六岁就当政委了？”
“是。”
“好好干。”萧克说，“平原上的事，你比我在行。”
那天晚上回到东古丘，郑君坐在油灯前，把萧克画的那张地图默画了一遍。他把地图叠好，塞进布包里，放在那盏油灯旁边。
窗外风还在吹。但郑君觉得，今年的风没有往年冷了。
（第四章 那就试试·完）
第五章 悟空寺整编
悟空寺在涞水县城西面的山里，离涞涿平原不远。寺不大，就一座正殿、两间偏殿，院子里有棵老柏树，树龄比寺还老。寺里的和尚跑了，只剩下一个看门的老头。
一九三九年五月，郑君跟着王先生到了悟空寺。
院子里已经站满了人。郑君数了数，大概有三百多号。这些人穿着各种衣服，有穿国民党军装的，有穿农民褂子的，有穿长袍的，还有穿伪军制服没来得及换的。枪也杂，汉阳造、老套筒、中正式、日本三八式，还有几杆鸟铳。人声嗡嗡的，像赶集。
他们来整编一支队伍。
这支队伍的前身，是马踏营一带的“农民联乡自卫团”。司令叫韩德义，手下几百号人，都是本地农民，平时种地，有事集合。日本人来了之后，韩德义在投日和从共之间摇摆不定。副官想拉队伍投日，韩德义不干，被副官打死了。王先生的政治工作团趁这个机会，对下面的人进行了宣传教育，把这支队伍拉了过来。
但拉过来只是第一步。怎么把这支成分复杂的民间武装改造成一支真正的八路军队伍，才是难题。
政治工作团的人把这支队伍和十一支队33大队的人混编在一起。33大队是邓华支队的老底子，骨干都是经过长征或抗战初期入伍的老兵。王先生的方案是：把33大队的骨干分到各大队当指导员，把自卫团的人打散编入各班排，让老兵带着新兵，让党员带着群众。
方案定了，但要落实，得有人去干。王先生把郑君叫到屋里。
“君儿，支队要成立三个大队，你当政委。”
郑君说：“我行吗？”
“你不行谁行？”王先生看着他，“你在十六总队干过，知道怎么带队伍。”
郑君沉默了一下，然后说：“好。”
改编大会在悟空寺正殿前的院子里开。三百多人挤在院子里，老兵坐在前面，新兵坐在后面。郑君站在台阶上，旁边是新任支队长杨振友，副支队长王德林，一大队长孙庆丰，二大队长肖秉林，三大队长刘新民。
郑君看着下面的人。他十六岁，个子不高，站在台阶上比大多数人都矮。但他站在那里，腰挺得很直。
“从今天起，你们就是八路军挺进军涞涿支队了。”他说，“支队长杨振友，我当政委。下面分三个大队，一大队长孙庆丰，二大队长肖秉林，三大队长刘新民。各大队的指导员一会儿宣布。”
下面有人交头接耳。一个声音从队伍里传出来：“政委？就那个半大孩子？”
郑君循声看去，是个黑脸汉子，三十多岁，坐在三大队的区域里。
“你叫什么？”郑君问。
“刘新民。”汉子说，语气里带着试探，“三大队长。以前是韩司令的人。”
郑君看着他。他记得王先生交代过——这个刘新民原来是自卫团的骨干，韩德义死后，他表面上服从整编，但心里不服。以后要盯紧。
“刘队长。”郑君说，“三大队以前是韩司令的人，这没错。但从今天起，是八路军的人了。”
刘新民没有接话。他只是看着郑君，眼神里有一种说不清的东西——不是敌意，更像是观望。
“打胜仗不靠嘴。”郑君说，“你看着。”
散会之后，郑君把一大队长孙庆丰叫到一边。
“孙队长，三大队那边，你多留个心。”
孙庆丰是33大队的老兵，三十来岁，话不多，但办事牢靠。他点了点头：“我知道。”
整编之后，部队开始训练。每天早晨出操，上午练射击，下午学政治。郑君负责政治课。他站在院子里，对着三百多人讲“为什么打鬼子”“为谁打鬼子”。他讲得很慢，一句一句地说，不喊口号，不讲大道理，就说实在的。
“你们以前给韩司令干，是为什么？”他问。
下面没人回答。
“为了活命。”郑君说，“这没错。鬼子来了，不拿起枪就得死。但现在不一样了。现在你们是八路军。八路军是老百姓的队伍，打鬼子是为了让老百姓活下去，也让自己活下去。”
一个老兵举手：“政委，我有个问题。”
“说。”
“八路军的饷银是多少？”
下面有人笑。郑君没笑。他看着那个老兵说：“没有饷银。”
老兵愣了一下：“没有饷银？那吃什么？”
“吃老百姓的粮。”郑君说，“老百姓给我们粮，我们保护老百姓。就这么简单。”
老兵不说话了。郑君看见他脸上的表情很复杂，有失望，有疑惑，也有点别的什么。
“我知道你们有人觉得亏。”郑君说，“但你们想想，鬼子来了，你家没了，地没了，命都快没了。这时候有人给你发饷银，你能花几天？我们把鬼子打跑了，你回家种地，那才是你的。”
下面安静了。过了一会儿，有人开始点头。
训练进行了半个月。三百多人里，真正能打仗的不到一半。很多人连枪都不会用，得从头教。孙庆丰和肖秉林每天带着人练射击，嗓子都喊哑了。郑君白天上课，晚上找人谈话，一个一个地摸情况。
有一天晚上，肖秉林来找他。
“政委，三大队那边不太对。”
“怎么不对？”
“刘新民这几天老跟几个人嘀嘀咕咕的，我让一个班长盯着，说是听到他们提‘投’字。”
郑君心里一紧。他想起韩德义的下场——被副官打死。这个刘新民，会不会也想走那条路？
“先不要打草惊蛇。”郑君说，“你让那个班长继续盯着。”
他连夜去找王先生。王先生听完，沉默了一会儿。
“刘新民这个人，我知道。”王先生说，“他是韩德义的亲信，韩德义死后他一直不痛快。但你说他要投日，我不太信。他要是想投，早就投了，不用等到现在。”
“那他跟人嘀咕什么？”
“可能是想拉人走。”王先生说，“他自己走可以，但要是拉队伍走，那就不行。”
“怎么办？”
王先生想了一下：“明天我找他谈。”
第二天，王先生把刘新民叫到屋里。郑君站在门外，听见里面说话的声音时高时低。大概过了半个时辰，门开了。刘新民走出来，脸色很不好看，但没有发作。他看了郑君一眼，什么也没说，走了。
王先生出来，对郑君说：“没事了。他就是心里不痛快，觉得我们把他当外人。我跟他说清楚了，只要他真心抗日，没人把他当外人。”
“他信了？”
“信不信不知道。”王先生说，“但暂时不会有事。”
然而事情并没有像王先生想的那样简单。
几天之后的一个深夜，哨兵跑来报告：三大队少了一个中队，大概三十多人，刘新民也不见了。
郑君从炕上跳起来，抓起枪就往外跑。孙庆丰和肖秉林已经集合了队伍。
“追不追？”孙庆丰问。
郑君看着黑漆漆的山路。那是往涞水县城方向的路，县城里有伪军据点。
“追。”他说，“能追回来多少追多少。”
他们追了半夜，没有追上。天亮的时候，在一个岔路口发现了丢弃的几支枪和一件军装。人已经跑远了。
回到悟空寺，郑君清点了人数。三大队走了三十多人，剩下的还有五十来个。那些没走的人蹲在院子里，低着头，不说话。
郑君站到他们面前。
“刘新民跑了。”他说，“你们没跑。你们是好样的。”
一个老兵抬起头，说：“政委，我不是不想走，我是觉得，八路军说话算话。说打鬼子就是打鬼子，没骗人。”
郑君点了点头。
“对。”他说，“我们不骗人。”
那天下午，萧克派人来了。来人传达了萧克的指示：涞涿支队整编为挺进军第七团，以33大队为基础，涞涿支队的人员分散编入。调李致远任七团政委，郑君另有任务。
郑君把命令看完，叠好，放进布包。
接任他的是李致远。长征老红军，三十三大队政委，后来开国少将。郑君走的时候，李致远握着他的手说：“你放心，队伍我给你带好。”
郑君点了点头。他想说什么，但没有说出口。
他在悟空寺的最后一个晚上，把三个大队的骨干叫到一起。孙庆丰、肖秉林、还有新调来的几个指导员，围坐在院子里那棵老柏树下面。
“我要走了。”郑君说，“七团要成立了，我去政治部。但有一件事我得交代。”
他看了看每个人。
“刘新民走了，这是教训。我们以后还要招人，还要收编各种队伍。记住一条——来的人，不管以前干什么的，只要真心抗日，就是自己人。但不能放松警惕。害人之心不可有，防人之心不可无。”
孙庆丰点了点头。肖秉林说：“政委放心。”
郑君站起来，看着这棵老柏树。它至少有几百岁了，树干粗得两个人才能合抱，树皮裂开一道道口子，但枝叶还是绿的。
他忽然想起东古丘的那盏油灯。
“走了。”他说。
他背着布包，走出悟空寺的山门。外面是山路，弯弯曲曲的，往东能看见涞涿平原。天快黑了，平原上亮起了星星点点的灯火。
那是村庄。那是老百姓的家。
郑君站在山路上，看了一会儿。他想起母亲。想起她把钥匙塞到他手里的样子。想起她说“别亏了人家”的样子。想起她站在灶前做饭的样子。
他转过身，往山里走。
明天还有事做。
（第五章 悟空寺整编·完）
中流击水
第六章 马踏营区公所
一九四〇年二月，涞涿县抗日民主政府在岐沟正式成立。
成立那天，院子里站满了人。有各区的干部，有各村的村长，有农抗会、妇抗会、青抗会的代表。王先生站在台阶上讲话，声音不大，但句句清楚。
“从今天起，涞涿县是老百姓的县。减租减息，合理负担，有钱出钱，有力出力。抗日的事，大家商量着办。”
下面有人鼓掌。掌声不大，但很实在。
郑君站在人群后面。他十七岁，任县政府秘书兼七区区长、区委书记。县政府设在岐沟村东头的一座四合院里，院子里有两棵枣树，树下摆着一张八仙桌，桌上摊着地图和文件。门口挂了一块木牌，上面写着“涞涿县抗日民主政府”。木牌是郑君自己刻的，字迹不算漂亮，但一笔一划很工整。
散会之后，王先生把郑君叫到屋里。
“君儿，七区是涞涿县的核心区。岐沟、马踏营、东古丘、泽畔、贾庄，都在这个范围内。这些村子离日伪据点不远——东面十几里就是松林店车站，有鬼子的据点；北面是高碑店，有伪军驻守；南面是涿县县城，鬼子重兵把守。七区就像是楔在敌人眼皮底下的一颗钉子。”
郑君说：“我知道。”
“你知道就好。”王先生看着他，“这颗钉子不能松。”
郑君回到岐沟家里，天已经黑了。母亲郑刘氏正在灶上做饭。灶膛里的火光映着她的脸，额头上沁着细密的汗珠。她看见郑君进来，先是一愣，然后放下手里的柴火。
“回来了？”
“娘。”
“吃了没有？”
“没有。”
母亲盛了一碗粥端过来，又转身去柜子里翻出一个布包。布包里是一件洗好的褂子，叠得整整齐齐。
“你上次走的时候落下的，我给你收着呢。”
郑君接过来，想起上次回来是两个月前，走得急，褂子扔在炕上就没管。他低头喝粥，母亲在旁边坐下，看着他。
“听说你在马踏营搞了个区公所？”
“是。”
“陈琳那个人，可靠吗？”
“可靠。他是真心抗日的。”
母亲点了点头，没再问。她站起来，走到柜子前，又翻出一个布包，打开。里面是一摞鞋垫，粗布做的，针脚密密麻麻。
“给同志们带的。”她说，“山里路不好走。”
郑君看着那摞鞋垫。他知道母亲晚上不睡觉，在油灯下一针一针纳的。她没有说过，他也没有问过。
“娘——”
“别说了。”母亲打断他，“吃了饭早点睡。明天还有事。”
第二天，郑君去了马踏营。
马踏营是个大村子，有城墙，有集市，是涞涿平原上的一个重镇。陈琳的区公所设在村东头的一座旧庙里。庙不大，但院子很深，前后两进，前殿办公，后殿住人。
郑君到的时候，陈琳正在院子里跟几个人说话。看见郑君进来，招了招手。
“区长。”陈琳还是按老称呼叫，“你来得正好。麦收快到了，今年的麦子长得好，鬼子肯定要来抢。”
郑君在石阶上坐下。“你有什么打算？”
陈琳说：“我让人把各村的保长都叫来，开个会，商量护麦的事。”
“行。”郑君说，“我去。”
麦收前的那个会，在马踏营区公所的前殿开。二十多个村的保长挤了一屋子，有的抽烟，有的喝茶，有的交头接耳。陈琳站在前面，把护麦的事说了一遍。
“鬼子每年都来抢粮。今年麦子好，他们来得会更凶。我的意思是，快收、快打、快藏。三天之内，全部割完。”
下面有人嘀咕：“三天？人手不够。”
陈琳看了那人一眼：“男女老少都上。割不完就烧。不能让一粒粮食落到敌人手里。”
又有人问：“鬼子来了咋办？”
郑君站起来。他十七岁，个子不高，但说话的声音很稳。“鬼子来了，我们打。区里有民兵，各村有自卫队。你们只管收粮，打仗的事交给我们。”
一个保长问：“你们才几条枪？”
郑君说：“枪不够，有锄头。锄头不够，有拳头。拳头不够，有嘴。嘴也能咬人。”
下面有人笑了。但笑完之后，没有人再问。
麦收开始了。
涞涿平原上到处都是火光——不是战火，是群众在烧麦茬，让日伪军分不清哪里是割过的、哪里是没割的。郑君带着民兵在田间地头设伏，白天帮老乡收麦，晚上组织运粮。运粮队穿过封锁沟，把一袋袋粮食送到山里。
母亲郑刘氏也来了。她搬不动大袋子，就搬小袋。运粮队夜里从村口过，她站在门口，一袋一袋地递。郑君看见了，说：“娘，您别搬了。”她说：“我搬一袋是一袋。”
有一天晚上，陈辉来了。
陈辉是涞涿县青救会主任，后来当了城南武工队政委。他比郑君大八岁，瘦，眼睛很亮，说话文气。他第一次到岐沟，郑君带他回家吃饭。
郑刘氏看见陈辉，上下打量了一番。
“多大了？”
“二十三。”
“比我君儿大八岁。”母亲想了想，说，“以后你来，我给你包饺子。”
陈辉笑了：“大娘，那我给您当干儿子吧。”
母亲也笑了。她转身走进灶房，开始和面。面和好了，馅剁好了，饺子一个个捏出来，整整齐齐摆在盖帘上。陈辉坐在灶边，帮着烧火。火光照着他的脸，年轻，瘦，但眼睛很亮。
从那以后，陈辉每次来岐沟，都到郑君家坐坐。郑刘氏每次都给他包饺子。她不知道陈辉是干什么的，只知道他是儿子的朋友，是打鬼子的。
她只问一句：“吃了没有？”
六月，麦收进入尾声。郑君正在区公所里整理运粮账目，情报员跑进来报告：松林店的伪军出动了，大概一个中队，往西边来了，方向是马踏营。
郑君放下笔，问：“什么时候出发的？”
“半个时辰前。”
“多少人？”
“一百多。”
郑君看了一眼在座的干部。“何才，你带民兵队去马踏营，路上袭扰他们，别硬打。其他人回各自村子，通知老百姓把粮食藏好，人下地道。”
何才带着民兵队走了。郑君带着区公所的人撤到东古丘。东古丘的地道刚刚完工，他得去检查一下。
到了东古丘，天已经黑了。伪军到了马踏营，扑了个空——村里的粮食早藏好了，人全下了地道。伪军在村里搜了一遍，什么都没找到，放了几枪，放火烧了两间空房，然后撤了。
郑君站在东古丘村口，看着马踏营方向亮起的火光。
“这帮狗日的。”何才骂道。
郑君没说话。他知道，这只是开始。鬼子不会善罢甘休。
几天之后，陈琳来了岐沟。
“区长。”陈琳还是按老称呼叫，“有件事得跟你商量。”
“说。”
“马踏营的伪保长杨老六，明面上给鬼子办事，暗地里给我们送情报。上次伪军来，就是他提前通知的。但最近他那边出了点状况——鬼子好像怀疑他了。”
郑君想了想。“让杨老六撤。”
“撤到哪儿？”
“到山里来。先到东古丘，再安排到后方。”
陈琳点了点头。“还有一个事。松林店据点的警备中队长叫付国，是苍牛屯人，跟你是不是有关系？”
郑君想了想。苍牛屯是岐沟北边的一个小村，离得不远。“我有个表姑嫁到苍牛屯，姓付。可能是那个家族的。”
“能不能争取过来？”
郑君沉默了一下。争取伪军，这事得小心。搞得好，多一条内线；搞不好，打草惊蛇，两头受损。
“我先摸清情况再说。”
“行。”陈琳说，“你定。”
那天晚上，郑君回到岐沟家里。父亲郑兰庭正好从北平回来，坐在堂屋里抽烟。郑兰庭是北平荣宝斋的大掌柜，常年不在家，但每次回来，都会带些纸笔和书籍。郑君小时候，父亲每次回家，都会给他带几支新毛笔，一方好砚台。
“爹。”郑君走进堂屋。
郑兰庭抬起头。五十多岁的人了，头发已经花白，但精神还好，穿着长衫，说话不急不慢。
“回来了？”
“回来了。”
郑兰庭看了儿子一眼。郑君长高了，肩膀也宽了，脸上的稚气褪了不少，但眼睛还是那双眼睛，又亮又沉。
“听说你在马踏营搞了个区公所？”
“是。”
“陈琳那个人，可靠吗？”
“可靠。他是真心抗日的。”
郑兰庭点了点头，没再问。他从桌下拿出一个包裹，打开。里面是几刀宣纸、几支狼毫笔、两块徽墨、一方端砚。
“这些给你。”郑兰庭说，“山里那边，写字的东西缺吧？”
郑君看着那方端砚。那是上好的砚台，乌黑发亮，盖子上刻着山水。这一方砚台，在北平的价钱够买好几条枪。
“爹，这些太贵重了。”
“拿着。”郑兰庭说，“山里那些同志，写材料、印传单，总得有像样的工具。荣宝斋别的不多，笔墨纸砚管够。”
郑君把包裹接过来。他想起父亲上次回来时说的话——“做买卖的，穿太好招眼。”父亲每次从北平回来，都是穿粗布衣裳，把好衣服留在店里。他以为这只是生意人的习惯。现在他明白了，父亲是在用他的方式支持抗日。
“爹。”郑君说，“您那边，有危险吗？”
郑兰庭把烟袋在桌上磕了磕，站起来。
“怕什么。”他说，“我一个做买卖的，又不犯法。你干你的事，我干我的事。”
他往门口走去，走到门槛处，停下脚步，没有回头。
“君儿，你娘把你养大不容易。你现在干的事，是正事。我不拦你。但你得记住——不管你当多大的官，别欺负老百姓。咱家祖祖辈辈都是种地的，你爹我能有今天，靠的是手艺，不是欺负人。”
郑君看着父亲的背影。
“记住了。”
郑兰庭走出堂屋，院子里的枣树投下长长的影子。他站在树下，点了一袋烟。
“还有，”他说，“你那个油灯，别老带着跑。该换就换。”
郑君愣了一下。他没想到父亲会提这个。
“那盏灯……”郑君开口。
“我知道。”郑兰庭打断他，“王先生给你的。留着吧。”
他吐了一口烟，看着远处。
“王先生是个好人。”他说，“朝鲜人，背井离乡，不容易。”
郑君没有说话。院子外面，风从北面来，把枣树上的枯叶吹得沙沙响。
几天之后，郑君去了苍牛屯。
他没有穿八路军的军装，而是换了一身普通农民的衣服，跟着一个赶集的老乡进了村。苍牛屯不大，几十户人家，村口有棵大柳树，树下坐着几个晒太阳的老人。
郑君打听到付国的家在哪里。付国的父亲早年病逝，家里只有一个老母亲和一个弟弟。弟弟叫付民，在家种地，跟抗日政府有过来往。
郑君让人把付民叫出来。付民是个二十来岁的年轻人，长得敦实，说话慢吞吞的。见了郑君，有些紧张。
“你是付国的弟弟？”
“是。”
“你哥在松林店当警备中队长？”
付民的脸白了。“长官，我哥他……”
“别紧张。”郑君说，“我不是来抓人的。我问你，你哥为什么去当伪军？”
付民低下头。“家里穷。我哥说，当伪军有饷银，能养家。”
“你哥给鬼子干过坏事没有？”
付民沉默了一会儿。“没有。我哥跟我说过，他只管站岗，不管抓人。鬼子让他带队清乡，他就应付，走一圈就回来。他知道自己是中国人。”
郑君看着付民的眼睛。不像在撒谎。
“你哥知道你是八路的联系人吗？”
付民又沉默了。
“知道了也没事。”郑君说，“你回去告诉你哥——我是岐沟的郑君，跟他表姑家是亲戚。他要是想给自己留条后路，找个时间见一面。”
付民点了点头。
郑君转身要走，又停下来。
“你告诉你哥，别声张。鬼子鼻子灵。”
“我知道。”
郑君走回岐沟的时候，天已经黑了。他坐在县政府的院子里，把那方端砚拿出来，放好，又拿出那盏从东古丘带来的旧油灯，点着。
灯芯跳了一下，火苗亮起来。他看着火苗，想起王先生在木板上写下“朝鲜”两个字的样子，想起父亲说的“王先生是个好人”。
窗外是涞涿平原。无边的黑夜中，有零星的灯火亮着。那是村庄，是老百姓的家。
郑君吹灭了灯。明天还有事做。
两个月后，事情起了变化。
一九四〇年十月，日伪对平西根据地发动大规模“扫荡”。这次“扫荡”来得猛，来得狠。日伪军从涿县、高碑店、松林店几个方向同时出动，分进合击，目标直指涞涿平原上的抗日武装。
涞涿独立营在常村、贾庄、韩村一带与敌遭遇。打了一整天，队伍被打垮了。一中队副中队长张庆云带着三十多人投敌，三中队长刘新民叛变投敌成了伪特务队长。只有二中队长肖炳林带部分队员突围过河到果园一带。
消息传到岐沟，郑君正在写情报。他放下笔，站起来。
王先生从外面走进来，脸色很沉。
“君儿，独立营垮了。”
郑君说：“我知道。”
“肖炳林带人突围了，在果园一带。你赶紧到东城坊去，接他们回来。”
郑君带着几个人连夜出发。到了东城坊，找到了肖炳林和他带出来的几十个人。有的身上还缠着绷带，有的连鞋都跑丢了。郑君没有多说话，只说了一句：“跟我走。”
他把人带回山里，安排在虎过庄休整。
紧接着，又传来一个消息：驻岐沟的何灿“联庄会”被日伪缴械了。何灿父子被押走，董一欧、郭宗善、何才等人藏了起来。
王先生对郑君说：“你回岐沟，把董一欧他们接出来。”
郑君秘密潜回岐沟。他在一个亲戚家里找到了董一欧。董一欧瘦了很多，胡子拉碴的，但眼睛还是亮的。
“区长。”董一欧叫了一声。
“别叫区长了。”郑君说，“跟我走。”
他又找到了郭宗善、何才。几个人趁着夜色，绕过日伪的岗哨，撤到了山里。
在虎过庄，两拨人会合了。一拨是从常村突围出来的独立营残部，一拨是从岐沟接出来的联庄会旧部。两拨人合编为“涞涿基干大队”。孙庆丰任大队长，肖炳林任副大队长，郭宗善任二大队长。
整编那天，郑君站在虎过庄的河滩上，看着下面这些人。有的穿着军装，有的穿着便衣，有的身上还缠着绷带。枪不够，有的人手里还是空的。
郑君说：“从今天起，你们就是涞涿基干大队。孙庆丰任大队长，肖炳林任副大队长，郭宗善任二大队长。”
下面没人说话。风从山坳里吹过来，把河滩上的沙子吹起来。
郑君又说：“我们被打散了，但没有被打垮。打散了还能聚起来，就是打不垮。”
那天晚上，郑君坐在虎过庄的老乡家里，把那盏从东古丘带来的油灯点着。灯芯跳了一下，火苗亮起来。他看着火苗，想起悟空寺那棵老柏树，想起陈辉写诗的样子，想起母亲把钥匙塞到他手里的样子。
他吹灭了灯。明天还有事做。
虎过庄的山坳里，风从北面来。
（第六章 马踏营区公所·完）
第七章 麦子黄了
从虎过庄回到岐沟，已经是十月下旬。
天冷了，风从北面来，把平原上的枯叶吹得到处都是。郑君站在岐沟村口，看着地里光秃秃的麦茬，想起三个月前这里还是一片金黄。麦子收完了，粮食藏好了，但人也散了——独立营垮了，联庄会被缴了，何灿父子被押走了。涞涿平原上的抗日武装，只剩下虎过庄那几十号人。
回到县政府，王先生正在等他。
“君儿，有个事要跟你说。”
“什么事？”
“组织上决定，让你负责七区的工作。区长、区委书记，你兼着。”
郑君没有推辞。他说：“好。”
七区是涞涿县的核心区。岐沟、马踏营、东古丘、泽畔、贾庄，都在这个范围内。这些村子离日伪据点不远——东面十几里就是松林店车站，有鬼子的据点；北面是高碑店，有伪军驻守；南面是涿县县城，鬼子重兵把守。七区就像是楔在敌人眼皮底下的一颗钉子。
郑君知道，这颗钉子不能松。
天冷了，但地里的活儿还没完。
郑君带着区干部一个村一个村地走，找党员，找积极分子，找那些在村里有威望又恨鬼子的人。岐沟村的村长是他舅舅温锡琪，东古丘的村长也是熟人。但其他村不一定配合，有的村子被伪军控制着，有的村长明面上应付鬼子，暗地里跟八路也有来往。
郑君的处理办法很灵活。对那些明面上不能公开抗日的村长，他就说：“你不用公开，你心里知道就行。鬼子让你收粮，你收，但收多少，什么时候交，提前告诉我们。”对那些愿意公开抗日的，他就直接建立民兵组织，发枪，训练。
马踏营的民兵队是第一个建立的。队长叫何才，原是联庄会的警备副队长，枪法好，人也机灵。郑君把几支老套筒发给他，说：“你带着人，白天种地，晚上出来。鬼子来了就钻地道，鬼子走了就出来活动。”
何才说：“区长放心，马踏营方圆十几里，每条路我都熟。”
组织民兵之外，还有一件大事——挖地道。
涞涿是平原，没有山。鬼子有汽车，有机枪，有炮，硬打打不过。老百姓想了个办法——挖洞。一开始就是在自家院里挖个地窖，藏粮食、藏人。后来觉得光藏不行，得能跑，就把洞挖通，从这家通到那家。再后来觉得光跑不行，得能打，就在洞里留射击孔，跟鬼子周旋。
郑君把各村的地道连了起来。这个活儿很细，哪家跟哪家通，哪个路口留出口，哪个出口设暗哨，都得提前定好。他带着何才和几个村干部，白天丈量路线，晚上组织人挖。挖出来的土往哪儿堆，也有讲究——不能堆在洞口，得运到村外去，堆成土堆，看起来像粪堆或草垛。
东古丘的地道是最早成型的。郑君对这个村最熟，谁家房子结实，谁家院子大，他心里有数。他让何才把地道从村东头通到村西头，中间经过几户堡垒户——那些家里有人当八路、可靠的老乡家。
有一段地道从他舅舅温锡琪家的柴房底下穿过。郑君跟舅舅说：“舅，从你家过一下。”温锡琪抽着旱烟，没抬头，说：“过吧。别塌了就行。”
母亲郑刘氏也来了。她搬不动大袋子，就搬小袋。运粮队夜里从村口过，她站在门口，一袋一袋地递。郑君看见了，说：“娘，您别搬了。”她说：“我搬一袋是一袋。”
母亲还做了一件郑君不知道的事——她每天晚上在油灯下纳鞋垫。粗布做的，针脚密密麻麻。她不说给谁，郑君也不问。后来郑君发现，那些鞋垫都给了过往的武工队员和交通员。她不知道他们叫什么，不知道他们要去哪，只知道他们脚上穿的是破鞋。
有一天晚上，陈辉来了。
陈辉是涞涿县青救会主任，后来当了城南武工队政委。他比郑君大八岁，瘦，眼睛很亮，说话文气。他第一次到岐沟，郑君带他回家吃饭。
郑刘氏看见陈辉，上下打量了一番。
“多大了？”
“二十三。”
“比我君儿大八岁。”母亲想了想，说，“以后你来，我给你包饺子。”
陈辉笑了：“大娘，那我给您当干儿子吧。”
母亲也笑了。她转身走进灶房，开始和面。面和好了，馅剁好了，饺子一个个捏出来，整整齐齐摆在盖帘上。陈辉坐在灶边，帮着烧火。火光照着他的脸，年轻，瘦，但眼睛很亮。
从那以后，陈辉每次来岐沟，都到郑君家坐坐。郑刘氏每次都给他包饺子。她不知道陈辉是干什么的，只知道他是儿子的朋友，是打鬼子的。
她只问一句：“吃了没有？”
策反李春芳的事，是从麦收之后开始的。
李春芳是驻岐沟的伪军中队长。他原是辽宁丹东凤城人，“九一八”后逃到关内，先是在东北军里当兵，后来东北军散了，他流落到涿县，被伪县长杨开明收编，当了伪军中队长。他的中队有三百多人，大部分是本地人，也有几个是从关外一起逃过来的。
郑君和董一欧、郭宗善、何才几个老岐沟人商量了很久。这几个都是从岐沟出去的，对李春芳中队的情况很熟——哪些人是被抓来的，哪些人是真心投敌的，哪些人可以争取，他们心里都有数。
“李春芳这个人，跟别的伪军不一样。”董一欧说，“他是东北人，有国耻家恨。九一八的时候，他家里的地让日本人占了，他爹被日本人打了一顿，后来就没了。”
“他在东北军里干过，后来队伍散了，才流落到这儿。”郭宗善说，“他当伪军，是为了活命，不是真心给鬼子干。”
“而且他那个中队里，大部分是本地人，都知道八路的厉害。他们怕秋后算账。”何才说，“只要能让他们相信八路不杀他们，他们就有可能反正。”
郑君听了，说：“那就先接触接触。”
接触李春芳，郑君选了马庆恩。
马庆恩是李春芳的警卫副官，也是辽宁丹东人，跟李春芳是老乡。他爱喝个小酒，常走街串巷搞东西。郑君让董一欧先跟马庆恩搭上关系。
董一欧的办法很简单——他让何才请马庆恩喝酒。何才是岐沟本地人，跟马庆恩认识。两人在岐沟街上一个小酒馆里坐下，要了两壶酒，几碟花生米。喝着喝着，何才说：“老马，你老家哪儿的？”
马庆恩说：“辽宁丹东。”
“丹东好地方啊。”何才说，“我有个亲戚也在丹东，后来让日本人给占了。”
马庆恩叹了口气：“可不是嘛。我家那几亩地，全让日本人收了。我爹跟他们理论，被打了一顿，回来就病了，没几个月就走了。”
何才给他倒了杯酒：“那你不想回去？”
马庆恩端起酒杯，没说话。
何才压低声音：“老马，你听说没有，八路那边，有不少东北人。他们打回老家去，是早晚的事。”
马庆恩看了何才一眼，放下酒杯。
“你是八路的人？”
何才没否认。他说：“我是岐沟人，我不瞒你。但你放心，我不会害你。”
马庆恩沉默了很久。然后他说：“我能见见你们的人吗？”
何才说：“能。但得你一个人来，不能告诉任何人。”
几天之后，郑君在一个晚上见了马庆恩。地点在马踏营村外的一个菜园子里，四周都是庄稼地，有人靠近一眼就能看见。
马庆恩是个三十来岁的汉子，长得敦实，说话带着东北口音。他见了郑君，有些紧张，手一直攥着衣角。
郑君说：“别紧张。我不是来抓人的。我就问你一句话——你想不想打回老家去？”
马庆恩的眼睛一下子亮了。
“想。做梦都想。”
郑君说：“那你帮我们做一件事。”
“什么事？”
“让你哥——李春芳——跟我们见一面。”
马庆恩沉默了一下，然后点了点头。
“我试试。”
李春芳答应见面，但要求地点由他定。他选了一个地方——岐沟城北，拒马河边的河滩上。时间是半夜，只允许郑君一个人来。
郑君去了。
那天晚上月亮很亮，拒马河的水面泛着银光。郑君站在河滩上，等了一会儿，看见一个人影从对岸走过来。那人穿着伪军的便服，个子不高，走路很快。
走到近前，那人站住了。
“你是郑君？”
“是。”
李春芳打量了他一番。郑君十七岁，比他想年轻得多。
“你多大？”
“十七。”
李春芳沉默了一会儿，然后说：“你胆子不小。”
郑君说：“不是胆子大。是我信你。”
李春芳看着他。月光下，他的表情看不太清楚。
“你信我什么？”
“信你是中国人。”郑君说，“信你不想当亡国奴。”
李春芳没有说话。他在河滩上站了很久，看着拒马河的水从脚下流过。然后他说：“我跟你干。”
策反李春芳的事，进展得比预想的快。
王巍县长亲自扮成八路首长，在李春芳的驻地附近跟他见过一面。两人谈了半个时辰，李春芳说了自己的经历——九一八后逃到关内，东北军散了，流落到涿县，为了活命当了伪军。他说他每天晚上都睡不着，觉得自己对不起祖宗。
王先生说：“过去的事，不提了。从今天起，你就是自己人。”
李春芳点了点头。
之后就是安排反正的具体事宜。郑君和董一欧反复商量，定了一个方案——选一个晚上，李春芳带着中队从岐沟撤出来，由基干大队接应，撤到根据地去。
但事情出了变化。李春芳的妻子吴树春怀着孕，从东北逃到关内来找他。李春芳不忍心丢下她，反正的事就往后推了。郑君让他把妻子接到岐沟来，安排在一个可靠的老乡家里。
一九四一年三月，吴树春生了个儿子，取名李君英。李春芳高兴坏了。董一欧后来回忆说，那几天李春芳走路都带风，见人就笑。
但事情不能再拖了。伪县长杨开明给李春芳下了命令，让他带中队去抢麦子。同时有消息传出来，说杨开明对李春芳不放心，准备换人。郑君让马庆恩传话过去：再不动手，就来不及了。
一九四一年六月一日，天刚蒙蒙亮。岐沟城的北门悄悄打开了。李春芳带着三百多名伪军，从城里撤了出来。他们没走大路，沿着拒马河往西走，绕过日伪的据点，直奔根据地的方向。
郑君站在拒马河西岸的一棵柳树下，看着队伍从河滩上走过来。走在前面的是李春芳，他穿着一身灰布便服，腰里别着一把盒子炮。马庆恩跟在他身后，手里提着一盏马灯。
李春芳走到郑君面前，站住了。
“来了。”郑君说。
李春芳回头看了一眼岐沟城，城墙上还挂着伪军的旗子。
“我在这儿待了三年。”他说。
郑君说：“从今天起，你不用再回去了。”
李春芳的铁哥们、小队长姜文龙不愿参加八路。姜文龙是东北人，跟李春芳一起逃到关内的。他跟李春芳说：“哥，我不去了。我家里还有老娘。”
李春芳看了他一会儿，然后从兜里掏出几块大洋，塞到姜文龙手里。
“走吧。”李春芳说，“别让鬼子抓着。”
姜文龙接过钱，给李春芳磕了一个头，然后转身走了。走了几步，他又回过头，冲着李春芳喊了一声：“哥，保重！”
李春芳摆了摆手，没有回头。
队伍继续往西走。郑君跟在队伍后面，回头看了一眼。岐沟城越来越小，最后变成了地平线上的一个点。
那天晚上，队伍到了虎过庄。李春芳的中队正式编入涞涿基干大队。郑君在虎过庄的河滩上，对着新来的三百多人讲话。
他说：“从今天起，你们是八路军了。以前的事，过去了。从今天起，打鬼子。”
下面没人说话。但郑君看见，很多人眼里有光。
李春芳站在队列前面，腰挺得笔直。他的儿子李君英被妻子抱着，站在队伍后面。吴树春看着丈夫的背影，没有说话。
风从北面来。虎过庄的山坳里，红旗在风中飘着。
那天晚上，郑君坐在虎过庄的老乡家里，把那盏从东古丘带来的油灯点着。灯芯跳了一下，火苗亮起来。他看着火苗，想起母亲把钥匙塞到他手里的样子，想起陈辉写诗的样子，想起李春芳回头看了一眼岐沟城的样子。
他吹灭了灯。明天还有事做。
几天之后，郑君被许建国叫去了。
许建国是华北社会部部长，长征老红军，土地革命时期曾任红三军团保卫局长。他是来平西调查处理“汤各庄事变”的。事变发生在1940年12月，山后涞涿县三坡汤各庄一带，由于地富和叛徒煽动反对八路军征兵征粮，发生了数起民变。
许建国到平西之后，认为事变主要是日伪特务和叛徒所为，必须建立平西情报组织，加强“审干锄奸”工作。他考察了郑君各方面条件，决定秘密吸收他为我党情报人员。
那天晚上，在计鹿村的一间土屋里，许建国跟郑君谈了很久。
“你怕不怕死？”
“怕。”
“怕还干？”
“怕没用。”
许建国看了他很久，然后说：“从今天起，你是我党的情报人员。你的代号是‘平西情报组组长’。你跟我的联系，是单线。你不能告诉任何人你在做什么，包括你的家人。”
郑君点了点头。
“还有一件事。”许建国说，“你以前的身份——涞涿支队政委、县政府秘书、七区区委书记——从今天起，都是你的掩护。”
郑君沉默了一下，然后说：“我明白。”
许建国伸出手：“同志，欢迎你。”
郑君握住了他的手。
那天晚上，郑君回到住处，把那盏油灯点着。他看着火苗，想起王先生在木板上写下“朝鲜”两个字的样子，想起母亲把钥匙塞到他手里的样子，想起李春芳回头看了一眼岐沟城的样子。
他从怀里摸出那把钥匙——母亲给他的那把。钥匙在手里，凉凉的，沉沉的。
他吹灭了灯。明天还有事做。
（第七章 麦子黄了·完）
第八章 计鹿村的电台
一九四一年二月，郑君被许建国叫到计鹿村。
计鹿村在涞水县西部山区，四面环山，只有一条小路进出。村子不大，几十户人家，散落在山坡上。村东头有一座破旧的龙王庙，庙里没有和尚，只有一个看门的老头。电台就架在庙后面的一个地窖里。
郑君到的时候，许建国已经在等他了。许建国四十来岁，瘦高个，戴着一副圆框眼镜，说话声音不高，但每个字都像钉子一样扎进耳朵里。
“郑君同志。”许建国伸出手，“坐。”
郑君在炕沿上坐下。屋里还有一个人，三十来岁，穿灰布军装，正低头摆弄桌上的电台。那人抬起头，冲郑君点了一下头，又低下头继续忙。
“这是钟子云同志。”许建国说，“华北社会部副部长，兼任驻平西情报联络站站长。”
钟子云抬起头，笑了笑：“叫我王友就行。”
许建国在郑君对面坐下，沉默了一会儿，然后说：“郑君同志，我这次到平西来，是为了调查处理汤各庄事变。事变的原因很复杂，有地富煽动，有叛徒出卖，也有日伪特务在背后捣鬼。平西的情况比我们预想的要复杂得多。我们需要建立一套情报网络，把敌人的动向摸清楚。”
他停顿了一下，看着郑君。
“我考察了你。你在涞涿工作多年，本地人，人熟地熟，政治上可靠。你在十六暴动总队、涞涿支队、县政府都干过，有军事经验，也有政权建设经验。你父亲在北平做生意，有社会关系。这些条件加起来，你很适合做情报工作。”
郑君没有说话。
“但我要先跟你说清楚。”许建国说，“情报工作跟你在县政府、在部队不一样。从今天起，你的名字不能出现在任何公开文件上，你的职务不能告诉任何人，你的工作不能跟任何人说。包括你的家人。”
郑君点了点头。
“你怕不怕死？”
“怕。”
“怕还干？”
“怕没用。”
许建国看了他很久，然后说：“从今天起，你是华北社会部平西情报组组长。你跟我单线联系。你的代号，以后我会告诉你。”
他伸出手：“同志，欢迎你。”
郑君握住了他的手。许建国的手很干，很硬，像是握着一块石头。
那天晚上，郑君没有回岐沟。他留在计鹿村，跟钟子云学电台的操作。钟子云是搞电台的老手，教他怎么调频，怎么收发报，怎么把文字变成密码。郑君学得很慢，但很认真。
“你以前摸过电台吗？”
“没有。”
“那就从头学。”钟子云说，“记住，电台是死的，人是活的。密码可以换，频率可以变，但有一条不能变——不能让人知道电台在哪里。”
“我知道。”
从那天起，郑君的身份变了。
在涞涿县政府，他还是县长秘书兼七区区长、区委书记。在涞涿支队的老人面前，他还是那个十六岁当政委的郑君。但在许建国面前，他是“平西情报组组长”。这个身份，只有许建国一个人知道。连王先生都不知道。
他开始了秘密工作。
白天，他在县政府处理日常事务，布置麦收，组织运粮。晚上，他骑着一辆破自行车，从岐沟出发，走小路，绕过日伪的据点，到计鹿村去。路上要经过三道封锁沟，两座据点。每次过封锁沟，他都要等到后半夜，等伪军换岗的时候。他把自行车扛在肩上，蹚水过沟，裤腿湿了又干，干了又湿。
到了计鹿村，他钻进龙王庙后面的地窖里，跟钟子云一起收发报。电报的内容大多是敌情——日伪的兵力调动、据点增减、扫荡计划。有时候是从北平传来的情报，有时候是平西根据地要发给上级的报告。郑君负责把文字译成密码，或者把密码译成文字。他的手很稳，从来没有出过错。
有一次，钟子云问他：“你每次来，路上要过三道沟，不怕？”
郑君说：“怕。但怕也得来。”
钟子云笑了。他说：“你这个人，话不多，但实在。”
郑君在情报工作中最先发展的内线，在松林店。
松林店是京汉铁路上的一个重要站点，有伪军据点，有鬼子的警备队。郑君的表姑嫁到苍牛屯，姓付。付家的儿子付国，在松林店据点当警备中队长。郑君通过付国的弟弟付民，跟付国搭上了线。
第一次见面是在苍牛屯付家的老屋里。付国三十来岁，长得敦实，说话慢吞吞的。他见了郑君，有些紧张，手一直攥着衣角。
郑君说：“别紧张。我不是来抓人的。我就问你一句话——你想不想给自己留条后路？”
付国沉默了一会儿，然后说：“想。”
“那就帮我做一件事。”
“什么事？”
“鬼子什么时候出据点，往哪走，多少人，带什么装备。你提前告诉我。”
付国点了点头。他没有多问。他知道问多了对自己没好处。
从那以后，付国成了郑君在松林店的内线。他传递情报的方式很简单——把写好的纸条塞在烟盒里，放在村口土地庙的香炉下面。郑君派人去取，取完就走，不碰面，不说话。
除了付国，郑君还发展了横岐据点的伪军班长田济勇，是邻村榆林村人，跟郑君家沾亲。孙庄据点的班长郑富，是岐沟本家。这些内线，有的传递情报，有的在八路军攻打据点时放下吊桥、打开楼门。
郑君后来回忆说，他在情报工作中最深的体会是：不能逼人。 你逼他，他今天答应了，明天就可能把你卖了。你得让他自己选。他自己选了，才会真帮你。
情报工作最危险的一次，是叛徒出卖。
那是一次从北平传来的情报——郑君从内线处得到消息，说日军在南苑机场装备了四架飞机，准备轰炸平西根据地。更关键的是，情报里提到，挺进军内部有叛徒，电台台长吴其增可疑。
郑君拿到情报后，没有犹豫。他连夜赶到挺进军司令部，找到萧克司令的勤务兵焦俊荣。焦俊荣是岐沟村人，跟郑君认识。郑君让他赶紧带自己去见萧克司令。
焦俊荣领着郑君见到萧克。郑君把情报说了。萧克听完，沉默了一会儿。
“吴其增？”萧克说，“他是跟我一起到平西的老红军。”
“司令员，我不是信口开河。”郑君说，“北平有内部情报，日军在南苑机场装备了四架飞机，准备轰炸平西要地。内鬼告诉了准确地址。”
萧克站起来，走到窗口，看着外面。过了一会儿，他说：“我知道了。”
果不其然，一九四一年八月，挺进军司令部安营于沙岭西康家庄。吴其增鬼一样地离开司令部驻地，在一片空地上点起烟火，给日军标示了情报地址。日寇看到烟火，四架飞机在沙岭西村上空狂轰滥炸。日军飞机投下炸弹五十多枚，把小小沙岭西炸成了一片废墟。
因事先得情报，警卫员们警惕性很高，见飞机临空，快速保护司令及机关人员紧急躲避。萧克刚走到距门口不远的一棵大树后时，一颗炸弹从天而降，在距他仅三米远的地方开了花。霎时火光冲天，硝烟弥漫，土石弹片横飞，大树树干被炸开了一个大窟窿。他们却奇迹般地冲出了硝烟。
轰炸后的第五天，日军播出了“萧克毙命”的新闻。当萧克几天后再次出现在战场上时，日军发现萧克并没有死。他们搞不明白为什么在搞清确切地点后，几十枚炸弹竟然对萧克毫发无伤。
萧克后来对郑君说：“你那个情报，抵得上两个团。”
但郑君也有被叛徒出卖的时候。
那是一九四二年秋天。一个他发展的内线被捕后叛变，供出了郑君的行踪。那天郑君正在马踏营一带执行任务，被日伪特务盯上了。他发觉不对的时候已经晚了——前后都是人，跑不掉了。
他被抓进了涿县城的日本宪兵队。
审讯他的是一个日本军曹，会说中国话，但说得很别扭。军曹问他：“你的，八路的干活？”
郑君说：“做买卖的。”
军曹笑了。他让人把郑君按在老虎凳上，往他脚后跟下面垫砖。一块，两块，三块。郑君的腿像要被折断一样，疼得满头大汗。他没有喊。
军曹又问：“你的，八路的干活？”
郑君说：“做买卖的。”
军曹让人给他灌辣椒水。辣椒水从鼻子里灌进去，呛得他喘不过气来。他剧烈地咳嗽，眼泪鼻涕一起流。但他还是没有说。
军曹生气了。他让人把郑君拖到院子里，挖了一个坑。
“你的，不说，就埋了你。”
郑君被推到坑边。他看着那个坑，坑不大，刚好够一个人躺进去。他想起了母亲，想起了王先生，想起了那盏油灯。他想，如果就这么死了，不知道母亲会不会知道。
他闭上眼睛。
就在这时，外面突然响起了枪声。日本宪兵们慌乱起来，纷纷往外跑。一个伪军冲进来，把郑君从坑边拉起来，解开了他身上的绳子。
“快走！”那人低声说。
郑君认出了他——是付国的人。
他来不及多想，跟着那人从后门跑了出去。外面是黑夜，枪声还在响。他跑进一条小巷，翻过一道矮墙，钻进了一片庄稼地。
他趴在地里，喘了很久。腿还在疼，鼻子里全是辣椒水的味道。但他活下来了。
后来他才知道，是许建国通过内线得知他被捕的消息，安排了这次营救。付国的人在里面接应，外面有人放枪制造混乱。
那天晚上，郑君没有回岐沟。他绕了很远的路，回到了计鹿村。钟子云看见他满身是泥，腿上全是血，吓了一跳。
“怎么了？”
“被狗咬了一口。”郑君说。
他坐在地窖里，没有马上发报。他坐在那里，很久没有说话。钟子云给他端了一碗水，他没有喝。
过了一会儿，他站起来，走到电台前，开始发报。
电文只有几个字：平安。继续。
一九四三年夏天，郑君从北平内线得到一条紧急情报。
情报是协和医院的人传出来的。协和医院教会会长黄浩，广东揭阳人，公开身份是崇慈小学校长和新街口基督教堂的长老，真实身份是八路军晋察冀的平津特派人员。他通过教会关系，将药品和情报转运出城，再由郑君等人运往平西根据地。
黄浩传来的消息让郑君头皮发麻：日军在北平天坛附近释放了老鼠和苍蝇，引发了霍乱疫情。截至十月底，全北平市总计出现霍乱感染者两千多人，死亡近两千人。
郑君拿着情报，手在发抖。他不是害怕，是愤怒。
黄浩还告诉他一个更深的秘密：日军在北平有一支细菌战部队，对外称“北支那防疫给水部”，代号“甲第1855部队”。总部设在北平天坛神乐署，细菌生产设在天坛原中央防疫处生物制品所，防疫给水课设在原北平协和医学院，细菌武器研究课设在文津街三号原静生生物研究所。这支部队直属于日军陆军参谋本部第九技术研究所，研制和生产鼠疫、伤寒、霍乱、痢疾、黑热病、疟疾等细菌和原虫，并饲养大批老鼠和跳蚤。
罪魁祸首是石井四郎。
郑君把情报整理好，连夜发给了许建国。
电文很短：北平霍乱流行，敌“1855部队”释放鼠疫霍乱菌。根据地在敌扫荡中也发现类似情况，疑似细菌战。请指示。
许建国回电：继续监视。注意防护。
几天之后，根据地也传来了消息。
日军在对平西根据地的“扫荡”中，使用了细菌武器。老鼠、苍蝇遍野，出现了众多人拉稀、呕吐、死人的现象。当时老百姓不知道怎么回事儿，只认为是闹霍乱。但由于事先得到了郑君的情报，做了提前预防，战斗人员没有大面积病倒。又到处购药救济当地百姓，军民齐动员，粉碎了日寇毒气战、细菌战的阴谋。
郑君后来回忆说，那是他情报生涯中最沉重的一天。他拿到情报的时候，根据地已经有人死了。他知道，如果他的情报再快一点，可能能少死几个人。
但他也知道，情报工作就是这样。你永远不知道你传递的情报能救多少人，你也永远不知道晚了一步会死多少人。你只能把每一条情报都当成最后一条来送。
一九四一年底，郑君接到一个特殊任务：护送国际友人林迈可和妻子李效黎通过涿涿四区，到达平西根据地。
林迈可是英国人，无线电专家，原在燕京大学任教。一九四一年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军占领燕京大学，林迈可和妻子从北平逃出，准备前往晋察冀根据地。他们从北平出发，经西山，到了涞涿四区的地界。
郑君在四区一个叫张坊的村子接到了他们。林迈可是英国人，高鼻子、蓝眼睛，在平原上极为显眼。郑君让他穿上中国农民的棉袄，戴上毡帽，但还是一眼就能认出来。
“白天不能走，只能夜里。”郑君说。
林迈可问：“夜里安全吗？”
郑君说：“夜里我们都安全。”
那天晚上，郑君带着林迈可夫妇穿过封锁沟。封锁沟有一丈多深，沟底有积水，两边是陡坡。郑君先下沟，蹚水到对岸，然后拉林迈可下来，再拉李效黎。林迈可的眼镜上全是水雾，什么也看不清。郑君说：“跟着我，别回头。”
他们走了一夜。天亮前到了一个叫十渡的地方。过了十渡，就是平西根据地的地界了。郑君把林迈可夫妇交给接应的人，然后转身往回走。
林迈可叫住了他。
“你叫什么名字？”
郑君说：“不用记名字。你们到了就行。”
林迈可后来在晋察冀为八路军改装了无线电设备，提高了通讯能力。他在回忆录中写道：“那些中国农民和游击队员，用最简陋的武器，做着最危险的事。他们让我看到了另一种可能。”
郑君没有看到这本回忆录。他只知道，那天晚上，他把两个外国人安全送过了封锁沟。他做了他该做的事。
（第八章 计鹿村的电台·完）
第九章 鹰嘴崖
从计鹿村回来，郑君在虎过庄住了三天。
虎过庄在涞水县城西北面的山坳里，四面环山，只有一条路进出。从地图上看，它正好卡在平西山区和涞涿平原之间的过渡地带——往东下山就是平原，往西进山就是根据地。这个位置，让它成了一个天然的“门”。
部队从平原撤回来，在这里休整。从山里出去，在这里集结。伤员从平原抬上来，在这里包扎。粮食从平原运上来，在这里转运。
郑君对虎过庄的地形很熟。悟空寺整编后，部队在这里训练了半个月。他带着孙庆丰、肖秉林把周围的山头都跑了一遍。哪条沟能藏人，哪个崖能攀，哪条路能撤，他心里有数。
但他没想到，有一天他会从这里跳下去。
一九四一年秋天，日伪对平西根据地发动了新一轮“扫荡”。
这一次来得猛。日伪探得情报，知道被他们打垮的涞涿抗日武装又在虎过庄重新集结了。他们聚集了张坊、娄村、石亭、长沟等多个据点的两千多兵力，分进合击，直扑虎过庄。
那天早上，郑君正在虎过庄的河滩上带着战士们出操。情报员跑过来，脸色煞白。
“区长，鬼子来了。两千多人，从三个方向。”
郑君放下手里的花名册，问：“还有多远？”
“前头已经到了砂锅顶。”
砂锅顶在虎过庄北面，是进山的必经之路。郑君没有犹豫，对孙庆丰说：“集合队伍，往南翻峪撤。”
部队刚动，北面的枪声就响了。
郑君带着县政府机关和基干大队往南翻峪方向撤。南翻峪是虎过庄南面的一条山沟，沟窄，两边是陡坡，只有一条小路能过。郑君让孙庆丰带着一大队在前面开路，肖炳林带着二大队断后，自己带着机关和伤员走在中间。
他们刚进了南翻峪，后面的追兵就到了。
孙庆丰回头看了一眼。“区长，鬼子跟上来了。”
郑君说：“不要停。往前走。”
走了不到半里路，前面的枪声也响了。日伪军从南翻峪的出口堵了上来。
三面被围。郑君站在沟里，看着两边的山坡。坡很陡，但能爬。他做了决定：“上山。”
部队开始往山坡上爬。坡上全是碎石和荆棘，手抓着石头往上攀，脚踩着碎石往下滑。有人摔倒了，爬起来，继续爬。伤员被人背着，有人背着两个。
爬到半山腰的时候，敌人追到了沟底。机枪子弹从下面扫上来，打在石头上，火星四溅。
郑君回头看了一眼。沟底黄乎乎的一片，全是日伪军。
他喊了一声：“不要回头。往上爬！”
部队继续往上爬。
爬到山顶的时候，天已经黑了。
郑君清点了人数。三百多人的队伍，剩了两百多。三十多个战士牺牲在虎过庄岭和砂锅顶一带。还有几十个被打散了，不知道去了哪里。
山顶是一片狭长的平地，大概几十步宽，三面是悬崖。只有北面一条窄路通上来，已经被日伪军封锁了。
这就是鹰嘴崖。
郑君站在崖边，往下看了一眼。崖很深，看不到底。风从崖底往上灌，呜呜地响。
他转过身，看着聚集在山顶的人。伤员靠在石头上，有人在包扎伤口，有人在啃干粮——干粮袋早就空了，有人在嚼树皮。战士们把枪抱在怀里，靠在石头上喘气。县政府机关的几个干部坐在一堆，没有人说话。
孙庆丰走过来，压低声音：“区长，没子弹了。”
郑君说：“多少？”
“每人不到五发。”
郑君沉默了一下。“手榴弹呢？”
“还有七八颗。”
郑君点了点头。他走到人群中间，站到一块石头上。天已经全黑了，只能看见人影。
“同志们。”他说，“鬼子把北面的路堵了。三面是崖。我们没子弹了。”
下面没有人说话。风在崖边呼啸。
“但我们不能都死在这里。”郑君说，“县政府的人、伤员、机要文件，必须转移。我带几个人吸引敌人，你们从崖边找路下去。”
孙庆丰说：“区长，我带人断后。”
郑君说：“我带。”
肖炳林说：“你是指挥员，你不能——”
“听我的。”郑君说。
他挑了五个人。机枪手老王，三十多岁，原是二十九军的老兵，卢沟桥事变后退到涞涿，参加了联庄会，后来跟着郭宗善一起被郑君接出来。还有四个是岐沟、马踏营一带的民兵，都是本地人，路熟。
郑君对孙庆丰说：“你带着人，从北面崖边往下摸。找那条沟，沟底有水，顺着水走，能到南翻峪。”
孙庆丰说：“你怎么知道？”
郑君说：“我来过。练过。”
孙庆丰看了他一眼，没有再问。
郑君带着五个人，到了山顶北面的路口。那里有一块大石头，正好当掩体。老王架好机枪，子弹上膛。
“老王。”郑君说，“你在这里守着。等我们把人引开，你打两梭子，然后撤。”
老王说：“区长，你走吧。我守着就行。”
郑君说：“一起。”
老王摇了摇头。“区长，我这条命是捡来的。卢沟桥那年，我全连就剩了我一个。够本了。”
郑君看着他。老王的脸上满是硝烟和灰尘，但眼睛很亮，像是夜里燃着的炭。
“老王——”
“区长。”老王打断他，“你带着他们走。我在这儿顶着。”
郑君没有再说什么。他拍了拍老王的肩膀。
然后他带着四个人，从崖边的一条窄缝里摸了下去。
那条缝很窄，只能容一个人侧身通过。郑君在前面，后面跟着四个民兵。他们一点一点往下挪，手抓着石壁，脚踩着石棱。下面黑漆漆的，看不到底。
爬了大概半个时辰，到了半山腰。郑君听见山顶上响起了枪声——老王开枪了。
机枪声很密，一梭子接一梭子。敌人被吸引过去了，山顶北面的路口热闹起来。
郑君带着四个人继续往下摸。摸到崖底，是一条河。河水不深，但很凉。他们顺着河走，走了半夜。
天快亮的时候，他们到了南翻峪的出口。孙庆丰带着人已经在那里了。县政府的人、伤员、机要文件，都带出来了。
郑君问：“人都出来了吗？”
孙庆丰说：“出来了。”
郑君又问：“老王呢？”
孙庆丰没有说话。
过了一会儿，一个民兵说：“老王的机枪停了。我听见鬼子在上面喊‘抓活的’。”
郑君站在河边，看着鹰嘴崖的方向。崖顶被晨雾笼罩着，什么都看不见。
风从崖底往上灌，呜呜地响。
他没有说话。他站在河边，站了很久。
然后他转过身，说：“走。”
他们继续往西走。走到中午，到了一个叫计鹿的村子。
许建国在村口等着他。他看见郑君满身是泥，腿上有血，脸色不对。
“怎么了？”
“被狗咬了一口。”郑君说。
许建国没有追问。他安排人给郑君包扎伤口，又让人端来一碗热粥。
郑君坐在龙王庙后面的地窖里，喝了一口粥。粥很烫，烫得他眼睛发酸。
他忽然想起老王。想起老王架机枪的样子，想起老王说的“我这条命是捡来的”。他想说什么，但没有说出口。
他喝完粥，走到电台前，开始发报。
电文只有几个字：鹰嘴崖突围，牺牲三十余人。平安。
发完报，他坐了一会儿，把那盏从东古丘带来的油灯拿出来，擦了擦。灯芯已经烧得很短了，火苗很小，但还能亮。
他点着灯，看着火苗。
然后他吹灭了灯。
明天还有事做。
（第九章 鹰嘴崖·完）
第十章 郭宗善的枪声
从鹰嘴崖撤下来之后，郑君在计鹿村养了半个月伤。
说是养伤，其实一天也没闲着。腿上的口子还没长好，他就一瘸一拐地跑到电台前，跟钟子云一起收发报。许建国来看过他一次，说：“你歇两天。”他说：“歇不住。”
那半个月里，他把涞涿的敌情重新梳理了一遍。松林店的付国传来消息：日伪军正在调集兵力，准备对涞涿平原进行新一轮“扫荡”。横岐据点的田济勇也传来消息：伪县长杨开明给各据点下了命令，要各村保长限期交纳粮食，否则以通敌论处。
郑君把这些情报整理好，发给了许建国。许建国回电：继续观察，注意隐蔽。
养伤期间，郑君收到了一个消息：郭宗善的二大队在东古丘村外被日伪打垮了。
那天是十月下旬。郑君正在计鹿村的地窖里整理情报，孙庆丰从外面进来，脸色不好。
“区长，老郭那边出事了。”
郑君放下笔。
“二大队在东古丘村外被围了。日伪一个中队，加上伪军两个连，把二大队堵在村西南的河套里。”
“老郭呢？”
孙庆丰没有马上回答。他低下头，声音很沉。
“牺牲了。”
郑君的手攥紧了。他问：“怎么牺牲的？”
孙庆丰把知道的说了。
那天早上，郭宗善带着二大队从岐沟出发，准备到东古丘一带开展活动。走到东古丘村西南的河套时，遭遇了日伪的伏击。敌人从三个方向合围，机枪架在河堤上，封住了退路。二大队只有几十个人，打不过，只能往河套里撤。
郭宗善带着人边打边撤，撤到一片坟地时，身边只剩下两个人——郑君和梁春华。
“郑君？”郑君问，“哪个郑君？”
“咱们区长。”孙庆丰说，“就是你。”
郑君愣了一下。他这才知道，郭宗善牺牲时，他也在场。只是他当时不记得自己怎么跑出来的。
孙庆丰继续说。
郭宗善、郑君、梁春华三个人撤到坟地时，郭宗善忽然停下来，站到一个坟头上，想看看还有没有自己人撤过来。
“他站得太高了。”孙庆丰说，“敌人机枪手看见了他。”
一排子弹扫过来，打在郭宗善的双腿上。他倒下了。
郑君和梁春华背着他，撤到东西古丘两村中间地带的运粮河道。郭宗善说：“我走不了了，你俩赶紧逃，不然咱都活不了。”
两人拼死也不放弃队长，说死就一起死。郭宗善见说不通，拔出枪来朝自己开了枪。
孙庆丰说完，屋里安静了很久。
郑君坐在那里，没有说话。他想起来了。他想起那天河套里的枪声，想起坟头上的那个身影，想起郭宗善说的那句“赶紧逃”。他想起自己慌乱中用土埋了队长的头，顺着河道向北面跑。
他记得自己跑了很久。但他不记得自己是怎么跑出来的。
“梁春华呢？”
“跑出来了。在虎过庄。”
郑君站起来，走到门口。外面是山，灰蒙蒙的。风从北面来。
“老郭是二十九军的？”他问。
“是。二十九军的一个连长，卢沟桥事变后退到涞涿的。”孙庆丰说，“何灿的联庄会垮了之后，是你把他接出来的。”
郑君点了点头。他记得。董一欧、何才、郭宗善，都是他从岐沟接出来的。郭宗善是新城杨漫撒村人，二十九军的一个连长，打仗勇猛，为人耿直。别人都叫中队，他说“我就是二大队”。
“他家里还有什么人？”
“有个老娘，在新城。还有个媳妇，带着一个闺女。”
郑君沉默了一会儿。“想办法给她送点钱去。”
“好。”
那天晚上，郑君坐在油灯前，把那盏从东古丘带来的灯点着。火苗很小，但很亮。
他想起郭宗善站在坟头上的样子。想起他拔出枪来朝自己开枪的那一瞬间。他没有哭。他只是坐着，看着灯。
过了一会儿，他把灯吹灭了。
几天之后，郑君回到虎过庄。
虎过庄的山坳里，风很大。郑君走进村子，看见梁春华坐在河滩上，一个人，低着头。郑君走过去，在他旁边坐下。
两个人没有说话。
过了一会儿，梁春华说：“区长，我那天应该背他走的。”
郑君说：“背不动。”
“背不动也得背。”
郑君沉默了一下。“他不想让我们背。”
梁春华抬起头，眼睛红了。
“他拔出枪的时候，我看见了。”梁春华说，“他没犹豫。就跟平常一样。”
郑君点了点头。
那天下午，郑君在虎过庄的河滩上，召集了基干大队的全体人员。三百多人站在河滩上，风把他们的衣服吹得鼓起来。
郑君站在一块石头上，看着下面的人。
“郭宗善同志牺牲了。”他说，“他是二十九军的连长，卢沟桥事变后留在华北打鬼子。他打过很多仗，杀过很多鬼子。他是我们的二大队长。”
下面没有人说话。风在河滩上呼啸。
“他死的时候，身边只有两个人。”郑君说，“他没有投降，没有逃跑。他让自己人走，自己留了下来。”
他停了一下。
“从今天起，二大队改叫郭宗善大队。”
下面有人喊了一声：“好！”
郑君看着这些人——孙庆丰、肖炳林、董一欧、何才、梁春华。这些人，有的从二十九军来，有的从联庄会来，有的从涞涿支队来。他们来自不同的地方，但都在虎过庄聚到了一起。
“我们打鬼子，不是为了当官。”郑君说，“是为了让后人记住，这片平原上，有人打过鬼子。”
风从北面来。虎过庄的山坳里，红旗在风中飘着。
那天晚上，郑君坐在虎过庄的老乡家里，把郭宗善的事写成了战报，准备发给许建国。写到一半，他停下来。
他想起郭宗善站在坟头上的样子。想起他拔出枪来的那一瞬间。
他想起郭宗善以前跟他说过的话：“区长，你说咱们能打赢吗？”
他说：“能。”
郭宗善问：“凭什么？”
他说：“凭咱们人多。”
郭宗善笑了。“人多有什么用？人家有枪有炮。”
他说：“人多了，枪和炮就有了。”
郭宗善想了想，点了点头。“区长，你这话我信。”
郑君把战报写完，折好，放进布包里。然后他拿出那盏油灯，点着。火苗跳了一下，亮起来。他看着火苗，想起郭宗善在坟头上站得那么高，像是要让所有人都看见他。
他吹灭了灯。明天还有事做。
几天之后，郑君收到消息：郭宗善的媳妇带着闺女，从新城赶到了涞涿。她没有找到郭宗善的尸体——那天仗打得太乱，郭宗善的遗体被日伪军收走了，后来不知道埋在哪里。
她在岐沟住了几天，郑君安排人给她送了些粮食和钱。她走的那天，郑君去送她。
她问郑君：“我男人是怎么死的？”
郑君沉默了一会儿。“他是英雄。”
“我问的是怎么死的。”
郑君看着她。她是个瘦小的女人，三十来岁，脸上有很深的皱纹，怀里抱着一个五六岁的女孩。
“他让自己人先走，自己留下来断后。”郑君说，“鬼子把他围了，他没投降。”
女人听了，没有说话。她低下头，看着怀里的孩子。
过了一会儿，她抬起头，说：“谢谢你们。”
郑君摇了摇头。
女人抱着孩子走了。郑君站在岐沟村口，看着她们消失在平原的尽头。风从北面来，把地里的枯叶吹得沙沙响。
他转身回到村里。还有很多事要做。
（第十章 郭宗善的枪声·完）
第十一章 不能说的事
一九四一年六月，涞涿县和房良县合并了。
合并的通知来得很突然。日伪对平西根据地的封锁围剿越来越紧，核心地带只剩山区二十几个村庄。涞涿县一部分成了敌占区，大部分成了游击区。房良县大部分是山区，县政府在深山老林的偏僻山村，是仅存的根据地。上级决定，两县合并为“房涞涿县”，县政府设在房良的地盘上。
合并后的第一次干部会议，在房良的一个山村里开。郑君走了大半天的山路才到。会议室是一间破旧的祠堂，房梁上挂着蛛网，墙角堆着农具。各县的干部挤了一屋子，有的坐在板凳上，有的蹲在地上。
主持会议的是房良县的县委书记黄叶。他三十来岁，戴着一副圆框眼镜，说话带着磁县口音。他把合并后的编制、辖区、人员安排念了一遍。郑君听着，没有说什么。
念完了，黄叶说：“大家有什么意见，可以提。”
没有人说话。
散会之后，郑君走出祠堂，站在院子里。孙庆丰跟在他后面。
“区长。”孙庆丰压低声音，“你听出来了吗？”
“听出来了。”
“主要领导都是房良的人。县长、县委书记、组织部长、宣传部长，全是房良的。”
郑君没有说话。
“咱们涞涿的人呢？”孙庆丰说，“董一欧由区长调为实业科长，陈琳被停了几个月，肖炳林还是副支队长。你呢？四区第一区委书记——四区是哪儿？是敌占区。”
郑君看了他一眼。“别说了。”
孙庆丰不说了。但他脸上的表情，郑君看得出来。
郑君被分配到四区。四区是原涞涿县的七区，也就是岐沟、马踏营、东古丘一带。那里已经是敌占区，日伪据点密布，伪军横行。房良县的干部不熟悉平原，不敢去，也不想去。郑君是本地人，他去。
“哪儿是敌占区，哪儿最危险，需要筹粮食弹药药品了，得我们冲在前去搞。”孙庆丰后来跟郑君说，“说没想法不现实。”
郑君说：“有想法也得干。”
有一天晚上，郑君从四区回来，路过董一欧的住处。董一欧正在收拾东西。他从区政府搬到了一间堆满账本的杂物间，开始算账。
“一欧。”郑君走进去。
董一欧抬起头，笑了一下。“区长——不，现在该叫郑书记了。”
“别叫我书记。”郑君在门槛上坐下，“你怎么样？”
董一欧把账本合上。“能怎么样？实业科长。给部队筹粮筹款，买东西，管账。挺好，不用上前线了。”
他说话的语气很轻松，但郑君听得出底下的东西。
“你心里不痛快？”
董一欧沉默了一下。“说不痛快是假的。咱们在涞涿干了三年，死多少人？陈琳、郭宗善、肖炳林、何才——这些人哪个不是提着脑袋干？现在合并了，人家房良的人一来，我们全成了‘需要审查的’。”
郑君没有说话。
“你知道审干的名册上有多少人吗？”董一欧压低声音，“百分之七十是咱们涞涿的。为什么？因为咱们的人大部分是统战对象、地方武装、知识分子、被策反的伪军。人家从山里来的，根正苗红，不用审。我们从平原上来的，都是‘来路不明’。”
郑君沉默了一会儿。“你被叫去谈话了？”
“谈了。”董一欧说，“问我当年在联庄会干什么，为什么给何灿当秘书，是不是真心投的八路。我说是啊。他们说，那你得写个材料。”
“你写了吗？”
“写了。”董一欧说，“写了三遍。第一遍说不详细，第二遍说有问题，第三遍说态度不端正。”
郑君攥紧了拳头。
“区长。”董一欧叫了他一声，“你别替我出头。你出头，他们连你一起审。”
郑君站起来。他走到门口，站了一会儿。
“一欧。”他说，“你记住一件事。”
“什么？”
“我们打鬼子，不是为了给谁审的。”
董一欧看着他。
“不管他们怎么审，你记住，你做过的事，我知道。郭宗善知道。陈辉知道。”郑君说，“我们这些人，都是从死人堆里爬出来的。他们审不掉。”
董一欧的眼睛红了。他没有说话。
一九四一年九月，事情起了变化。
县委副书记兼游击支队政委王伍，带枪携款逃跑了。他是负责敌后武装工作的，掌握着不少机密。他这一跑，整个房涞涿县的敌后工作陷入了混乱。
多名区长、区委书记叛变。干部奇缺。四区、五区几乎没有人了。
郑君临危受命，被任命为负责敌后武装工作的县委副书记，对外称“抗敌后援会副主任”。同时二度出任房涞涿游击支队政委。因为人手不够，他还双跨兼任五区区委书记。
“区长。”何才找到他，“你一个人干三个人的活，怎么干？”
郑君说：“一个一个干。”
他没有抱怨。他只是每天天不亮就出发，天黑透了才回来。白天在四区布置工作，晚上到五区开会。游击支队的事，他只能在路上想。
有一天晚上，他回到住处，看见母亲郑刘氏在等他。
母亲坐在门槛上，手里端着一碗粥。粥已经凉了。
“娘，您怎么来了？”
“给你送吃的。”母亲把粥递给他，“你多少天没回家了？”
郑君接过粥，喝了一口。凉的，但他没有热。
“娘，您回去吧。这边不安全。”
“不安全你还在这儿？”
郑君没有回答。
母亲看着他，过了一会儿，说：“君儿，娘知道你干的是正事。但你也得顾着自己的身子。”
郑君点了点头。
母亲站起来，拍了拍身上的土。“粥我给你热一下。”
“不用了，娘。”
“凉了伤胃。”
她转身走进灶房，生火，热粥。郑君坐在门槛上，看着母亲的背影。她比前几年老了很多，头发白了，背也驼了。但她走路还是很快，干活还是利索。
他想说什么，但没有说出口。
粥热好了，母亲端过来。郑君喝了。这次是热的。
“娘，您回去吧。”
“我明天走。”母亲说，“今晚陪你坐坐。”
那天晚上，母子俩坐在门槛上，没有说话。月亮从东边升起来，照着涞涿平原。远处有零星的灯火，那是村庄。那是老百姓的家。
母亲坐了一会儿，靠在门框上睡着了。郑君没有叫醒她。他坐在那里，守着。
审干锄奸的运动越来越紧。
晋察冀军区派来了锄奸部部长余光文，坐镇涞水赵各庄。挺进军也调来了新的锄奸部部长方国，长征老红军。他们带着一队人，开始对房涞涿县的干部进行审查。
郑君也被叫去谈了话。
“郑君同志，你的历史我们需要了解一下。”来人戴着眼镜，手里拿着一个本子，“你1938年跟着王巍到五台山参加八路军，这个没问题。但你后来在涞涿支队当政委，那支队伍成分很复杂，你知道吗？”
郑君说：“知道。”
“其中有叛变投敌的，比如张庆云、刘新民。你跟他们的关系怎么样？”
“我是政委，他们是大队长。工作关系。”
“有人说你跟刘新民走得很近。”
郑君看了那人一眼。“谁说的？”
“这个你不需要知道。”
郑君沉默了一下。“刘新民叛变之前，我找过他谈话，他跟我说他想拉人走。我把这件事报告给了王巍同志。王巍同志也找他谈过话。他最后还是跑了。我追了半夜，没追上。”
“那你为什么不早报告？”
“我报告了。”
“有记录吗？”
郑君没有说话。那个年代，很多事都是口头汇报，没有记录。
“郑君同志，我们不是针对你。”那人说，“但为了组织的纯洁性，你得理解。”
郑君点了点头。“我理解。”
他站起来，走出那间屋子。外面是山，灰蒙蒙的。他站在院子里，深吸了一口气。
他想起王先生说过的话——“你是为谁干的。”
他想起郭宗善站在坟头上的样子。
他想起陈辉写的诗。
他站了一会儿，然后转身走了。还有很多事要做。
几天之后，郑君听说，审干的名册上又多了几个名字。董一欧、肖炳林、何才，都在上面。理由都是一样的——“历史复杂”“需要进一步审查”。
郑君去找了余光文。
余光文是老红军，平江县人，1930年参加红五军，后来当过红二方面军保卫局侦察科长。他坐在屋里，面前摊着一堆材料。
“余部长。”郑君走进去，“我来反映一个情况。”
余光文抬起头。“说。”
“董一欧、肖炳林、何才这些人，我了解他们。他们是我在涞涿发展的，他们跟着我打过很多仗，流过血。郭宗善牺牲了，陈琳牺牲了，他们都是英雄。你们审他们，审什么？”
余光文沉默了一下。“郑君同志，我知道你的心情。但审干是上面的要求，我们必须执行。”
“执行可以。”郑君说，“但不能不分青红皂白。这些人要是被冤枉了，谁还敢跟咱们干？以后谁还敢投八路？”
余光文看着他。过了一会儿，他问：“你说怎么办？”
郑君说：“让我跟他们谈。我了解他们，我来给他们作证。”
余光文想了一下。“你先回去。我跟方国商量一下。”
郑君走了。他不知道结果会怎样，但他做了他该做的。
后来的事实证明，郑君的争取起了作用。董一欧、肖炳林、何才等人没有被关押，只是被要求写了材料。写完之后，继续工作。但那些材料，一直放在档案里，跟了他们很多年。
一九四二年，郑君被组织安排到抗大二分校学习。
抗大二分校在唐县的神南庄一带，离涞涿不远。郑君在第四期高级军政班学习，学的是军事和政治。他放下手头的工作，背着布包走了两天山路，到了学校。
学校的条件很艰苦。没有教室，上课在露天，学员坐在石头上，膝盖当桌子。没有课本，全靠听讲和记笔记。郑君白天上课，晚上整理笔记。他写字很快，但字迹潦草，自己都认不全。
有一次，学校政治部主任李志民找他谈话。李志民是开国上将，后来任志愿军政治委员。
“郑君同志，你学得怎么样？”
“跟不上。”
“为什么？”
“我文化底子薄。”郑君说，“以前都是实际工作，现在坐下来学理论，有点吃力。”
李志民笑了。“吃力就对了。不吃力学不到东西。”
他停了一下，说：“郑君同志，你毕业之后有什么打算？”
郑君说：“回涞涿。”
李志民点了点头。“对。你熟悉那里，那里需要你。”
一九四三年二月，郑君从抗大二分校毕业。
毕业前，他做了一个决定——去涉县见王巍。
王巍当时在涉县的129师驻地，负责朝鲜义勇军的工作。郑君扒火车到了邯郸，又从邯郸走到涉县。走了好几天，脚上又起了血泡。
他找到王巍的时候，王巍正在院子里跟几个朝鲜同志说话。他看见郑君，先是一愣，然后笑了。
“君儿！”
郑君走上前，叫了一声：“先生。”
那天晚上，师生俩坐在屋里，说了很久的话。王巍问了涞涿的情况，问了王先生离开后的变化，问了郑君这几年干了什么。郑君一一说了。他没有提审干的事，没有提被排挤的事。他只说了打鬼子的事。
“先生。”郑君问，“您什么时候回朝鲜？”
王巍沉默了一会儿。“等打完仗。”
“那我也去。”
王巍笑了。他拍了拍郑君的肩膀。“你先在中国干。朝鲜的事，以后再说。”
郑君点了点头。
第二天，王巍送郑君到村口。
“君儿。”王巍说，“你记住一件事。”
“什么？”
“不管别人怎么说你，不管受什么委屈，你记住——你干的是正事。”
郑君看着王巍的眼睛。
“我知道。”
王巍点了点头。“走吧。涞涿需要你。”
郑君转过身，走了。他没有回头。他知道，王巍站在村口，看着他走远。
他走了很远，才停下来，回头看了一眼。村口已经没有人了。
他继续往前走。
回到涞涿，已经是三月了。春天来了，平原上的麦子开始返青。
郑君坐在岐沟的家里，把那盏从东古丘带来的油灯点着。灯芯很短了，火苗很小，但还能亮。
他想起这一年多发生的事。合并、排挤、逃跑、叛变、审查。他想起董一欧在杂物间里算账的样子，想起王伍带枪携款逃跑的那个夜晚，想起余光文看他的眼神，想起母亲坐在门槛上睡着的样子。
他想起王巍说的那句话——“你干的是正事。”
他吹灭了灯。明天还有事做。
（第十一章 不能说的事·完）
第十二章 陈辉的头颅
一九四四年十月，房涞涿三县分建。原涞涿县地域大部组成“涿县”，归易水地区，属晋察冀一分区。以新城西部、涿县南部等地组建“新涿县”，也就是今日高碑店附近地域，归属冀中地区，即十分区。
郑君被任命为“新涿县”第三区区委书记。
三区的地盘，包括松林店、韩村、高碑店、漫撒等铁路沿线一带。这里是连接“京津保”、晋察冀易涞抗日根据地、冀中抗日根据地、平西抗日根据地的交通要道，是使平南抗日根据地连成一片的关键点。地理位置十分重要，且是日伪势力最强的地域，更是情报工作的咽喉要道。
郑君知道，组织上把他放在这里，是因为他熟悉这一带的情况。他在涞涿干了七年，从十六岁到二十一岁，这里的每一个村子、每一条路、每一个据点里的内线，他都了然于胸。
但他也知道，这里的形势正在发生变化。
日军在太平洋战场上节节败退，华北的兵力被抽调南援。据点里的鬼子少了，伪军多了。伪军们人心惶惶，不知道哪天日本人就完了，自己该怎么办。那些以前死心塌地跟鬼子干的，现在也开始找后路了。
郑君看准了这个时机，加紧在各据点和伪军队伍中安插内线。松林店的付国、横岐的田济勇、孙庄的郑富——这些老关系还在。他又发展了新的内线，在铁路沿线的几个据点里都安了人。
他通过亲朋近友，一个一个地做工作。哪个村有谁在伪军里当兵，哪个据点的伪军跟谁有亲戚关系，他都摸得一清二楚。他派人去接触，去谈，去争取。
“鬼子快完了。”他对那些人说，“你们得给自己留条后路。”
那些人看着他，不说话。但郑君知道，他们在听。
一九四四年十一月，坏消息传来。
陈琳牺牲了。
陈琳是涞涿第一个抗日区公所的区长，是郑君统战的第一批人。他从国民党四区区长变成抗日区长，从马踏营区公所到涞涿县教育科长，从房涞涿四区区长到——最后，他倒在了马踏营的拒马河套里。
那天，陈琳带着十二名老战士在马踏营一带活动。日伪两千多人包围了他们。他们退到拒马河套里，打光了子弹，用刺刀拼，用石头砸。最后，陈琳和十二名战士全部战死。
郑君听到消息的时候，正在松林店附近布置工作。他站在铁路边上，看着远处的据点，很久没有说话。
陈琳跟他说过一句话：“区长，你说咱们能打赢吗？”
郑君说：“能。”
陈琳问：“凭什么？”
郑君说：“凭咱们人多。”
陈琳笑了。“人多有什么用？人家有枪有炮。”
郑君说：“人多了，枪和炮就有了。”
陈琳想了想，点了点头。“区长，你这话我信。”
现在陈琳死了。他信过的话，他没有看到。
一九四五年一月，又一个坏消息传来。
“新涿县”县长、县委书记尹景芬，因叛徒出卖，在涿县交渠被王凤岗伪警备队三百多人包围，身中七弹壮烈牺牲。
尹景芬是外地人，从山里来的，不熟悉平原。他到新涿县任职才几个月，就牺牲了。郑君跟他打过几次交道，人很正派，但经验不足，对付叛徒特务不够老练。
上级很是不满意。有的只任职三几个月就把他们调走了。
郑君知道，这个仗，不是谁都能打的。平原上的斗争，跟山里不一样。山里可以凭险据守，平原上只能靠人，靠关系，靠情报，靠跟敌人斗智斗勇。
那些从山里来的干部，打鬼子是好样的，但到了平原上，就不灵了。
一九四五年二月，最坏的消息来了。
陈辉牺牲了。
陈辉是城南武工队政委，是诗人，是郑刘氏的干儿子。他从一九四〇年到涞涿，在郑君的引荐下进了县政府。后来他当了青救会主任，再后来当了武工队政委。他写诗，也打仗。他每次到岐沟，都到郑君家坐坐。郑刘氏给他包饺子。他坐在灶边，帮着烧火。火光照着他的脸，年轻，瘦，但眼睛很亮。
二月的一天，陈辉在韩村被日伪包围。叛徒出卖了他。他打光了子弹，拉响了最后一颗手榴弹。敌人把他的尸体铡了，头颅挂在松林店的树上示众。
消息传到岐沟，郑君正在新涿县三区布置工作。情报员跑进来，脸色煞白，说了一句话。郑君手里的笔掉在桌上，墨水溅到纸上，洇开一片黑。
他没有说话。过了一会儿，他问：“尸体呢？”
情报员低下头：“头被铡了，挂在松林店的树上。”
郑君站起来，走到门口，站在院子里。那天风很大，从北面来，把院子里的枯叶吹得沙沙响。他站了很久。
然后他转身回屋，对情报员说：“去叫董一欧和李颂尧来。”
董一欧是城南武工队长，陈辉的战友。李颂尧是区干部，本地人，熟悉松林店一带的地形。三个人在郑君的屋里碰头。
“得把陈辉的头取回来。”郑君说。
董一欧说：“松林店有伪军据点，车站边上就是鬼子的据点。晚上有人巡逻，探照灯一夜不灭。”
李颂尧说：“我认得路。车站北面有条沟，可以摸进去。”
郑君说：“我去。”
董一欧看了他一眼：“你不能去。你是区委书记，万一出事——”
“陈辉是我接来的。”郑君说，“我得去。”
三个人沉默了一会儿。最后董一欧说：“那就都去。”
那天晚上，下着雪。
雪不大，细细密密的，被风裹着，打在脸上像针扎。三个人从岐沟出发，走小路，绕开大路和据点。郑君穿着一件旧棉袍，腰里别着一把盒子炮。董一欧扛着一把镐。李颂尧在前面带路。
走了大概一个时辰，到了松林店外围。车站的据点上亮着探照灯，光柱在雪地上扫来扫去。三个人趴在沟里，等探照灯转过去。
探照灯转过去了。他们摸进车站北面的路旁。那棵老槐树就在那里，孤零零的，树冠很大，枝丫光秃秃的。树上挂着一个黑乎乎的东西，被雪覆盖着，但形状能看出来。
郑君的脚步停了一下。
董一欧拍了拍他的肩膀。三个人继续往前走。
到了树下，郑君抬起头。陈辉的头就在那里，挂在一根粗枝上，用铁丝穿着耳朵。脸上的表情很平静，像是睡着了。
郑君站在树下，仰着头，很久没有动。雪落在他的脸上，化了，和眼泪混在一起，分不清。
董一欧说：“我来。”
他爬上树，用钳子剪断铁丝，把陈辉的头小心地取下来，用一块白布包好，递给郑君。
郑君接过来，抱在怀里。很轻，也很重。
三个人原路返回。
走到车站北面的沟边时，据点上的探照灯又扫过来。三个人趴下，一动不动。光柱从他们头顶掠过，雪地上亮了一下，又暗了。
他们继续走。
天快亮的时候，他们到了四区北马村。村外有一座破庙，叫香堂，已经荒废很久了。庙的院墙塌了一半，西墙根下有一块空地，长满了枯草。
郑君说：“先埋这里。”
董一欧用镐刨了一个坑。李颂尧把陈辉的头从白布包里取出来，小心地放进坑里。郑君蹲下来，最后看了一眼陈辉的脸。
然后他把土盖上。
三个人站在土堆前，沉默了很久。风从北面来，把枯草吹得沙沙响。天边开始发白。
郑君说：“等胜利了，再好好安葬。”
董一欧点了点头。李颂尧说：“我记着这个地方。”
回到岐沟，天已经大亮。
郑君走进院子，母亲郑刘氏正在灶上做饭。她看见郑君满身是雪，脸色不对，放下手里的柴火。
“怎么了？”
郑君没有说话。他走到灶边，坐下。母亲看着他，忽然明白了什么。
“陈辉？”
郑君点了点头。
母亲的手抖了一下。她转过身，继续往灶里添柴。火光照着她的脸，皱纹很深，眼睛里没有泪，但手一直在抖。
“头呢？”她问。
“取回来了。埋在香堂了。”
母亲没有说话。她把锅里的粥盛出来，端到郑君面前。
“吃了。”
郑君端起碗，喝了一口。粥很烫，烫得他眼睛发酸。
几天后，郑君听说，母亲卖了两担玉米。
那是家里过冬的粮。她没有跟任何人商量，直接拉到集上卖了。然后她找了人，在松林店村北通往夏辛店方向的路旁——陈辉牺牲的地方——立了一块碑。
碑不大，上面刻着“陈辉烈士之墓”。
她不识字。但她知道这几个字是什么意思。
碑立好之后，她去看过一次。站在碑前，站了很久。风从北面来，把她的头发吹乱了。她没有说话，只是站着。
后来，敌人发现了这块碑。
他们把碑砸了。砸成几块，扔在路边的沟里。
消息传到岐沟，母亲正在灶上做饭。她听完，没有哭。她把火灭了，走出灶房，站在院子里。站了很久。
然后她回到屋里，把陈辉以前留下的那些稿纸——密密麻麻写满了字的纸——收起来。她不知道那些字写的是什么，但她知道那是陈辉的东西。她把稿纸卷好，塞进墙缝，和地契放在一起。外面用泥糊上，看不出来。
八年。她没有对任何人说。
一九四五年八月，日本投降。
消息传到岐沟那天，母亲正在院子里晒粮食。她听见村口有人喊，放下簸箕，走到门口。有人在跑，有人在笑，有人在哭。
她站了一会儿，然后回到屋里，走到那面墙前。她伸出手，摸了摸墙上的泥。没有抠开。
她只是摸了摸。
然后她转身回到院子里，继续晒粮食。
解放后，董一欧从广西来。
他走了很远的路。从广西到河北，火车、汽车、步行，走了好几天。到了涿县，他先去了县政府，找到刘德明。
刘德明是平西《挺进报》的战地记者，后来在河北日报保定站当站长。他熟悉涞涿这一带，也认识郑刘氏。
董一欧说：“老刘，我这次来，想去岐沟看看。陈辉的干娘还在那儿。好几年没见了，想去看看她。”
刘德明说：“我陪你去。”
两个人一起到了岐沟村，找到郑君家。郑刘氏正在院子里晒粮食。她看见董一欧，先是愣了一下，然后认出来了。
“一欧？”
“大娘。”董一欧走上前，“我来看您了。”
郑刘氏放下簸箕，上下打量他。董一欧比当年胖了些，也老了，但眼睛还是那双眼睛。
“从哪来？”
“广西。”
郑刘氏点了点头。她没有问广西在哪，也没有问他这些年去了哪里。她只问了一句：“吃了没有？”
董一欧说：“吃了。”
郑刘氏说：“再吃点。”
她转身往灶房走，董一欧在院子里坐下。他打量着这座老院子。枣树还在，石阶还在，堂屋的门还是那扇旧门。他想起当年在这一带打游击的时候，经常到岐沟来，有时候住在郑君家，有时候在村外的破庙里。那时候郑刘氏给他们包饺子，陈辉坐在灶边帮着烧火。
他忽然想起陈辉。
陈辉以前写了很多诗，那些诗稿呢？他记得陈辉总把写好的东西带在身上，走到哪儿写到哪儿。后来陈辉牺牲了，那些诗稿不知道去了哪里。没有人提起过，他也没有问过。
他坐在院子里，等了一会儿。郑刘氏端着一碗粥走出来，放在他面前。
“大娘。”董一欧接过粥，喝了一口，然后问，“陈辉以前有没有留下什么东西？”
郑刘氏正在擦手，听到这句话，手停了停。
“有。”她说。
她转身走进屋里。过了一会儿，她出来，手里拿着一个布包。布包上落满了灰，她吹了吹，递给董一欧。
董一欧接过来，打开。里面是陈辉的诗稿，纸张已经发黄，边角有些卷了，但字迹清晰。密密麻麻的字，写满了每一页。
董一欧翻了几页，手在抖。
他问：“大娘，您怎么知道这些东西重要？”
郑刘氏说：“我不知道。但陈辉写的，肯定有用。”
董一欧把诗稿包好，抱在怀里。他站在院子里，很久没有说话。刘德明站在旁边，也没有说话。
过了一会儿，董一欧从口袋里掏出一些钱，塞到郑刘氏手里。
“大娘，这是给您的。”
郑刘氏把钱推回去。
“不要。”
“您拿着，这是我的心意。”
“不要。”郑刘氏说，“陈辉是我干儿子。当娘的给儿子收着东西，不要钱。”
董一欧没有再坚持。他把钱收起来，看着郑刘氏，想说什么，但没有说出口。
郑刘氏转身走进灶房，端出来一盆饺子。饺子是刚包的，还冒着热气。
“吃了再走。”
董一欧坐在灶边，吃饺子。刘德明也坐下了。两个人吃着，谁也没有说话。郑刘氏站在旁边，看着他们吃。
吃完饺子，董一欧站起来，准备走。他走到门口，回过头。
“大娘，陈辉的诗，我要带走了。”
郑刘氏点了点头。
“带走吧。”她说，“本来就是他的东西。”
董一欧走了。刘德明跟在后面。两个人走出院子，走出村口，走上那条通往松林店的路。
郑刘氏站在门口，看着他们的背影越来越远。风从北面来，把她的头发吹乱了。她没有挥手，也没有说话。
她只是站着。
站了很久。
然后她转身回到院子里，继续晒粮食。
后来，这些诗稿由曾任涞涿宣传部长的作家戈枫，经刘德明之手取走，交给了诗人田间。一九五八年，田间和戈枫等人一起整理编辑，由作家出版社出版了陈辉诗集《十月的歌》。
郑刘氏不知道这些。她只知道，陈辉的字，她没有弄丢。
四区区长刘小峰，是在董一欧取走诗稿之后来的。
他是来给陈辉重新立碑的。郑刘氏立的碑被敌人砸了，他要重新立一块。
刘小峰找到郑刘氏，说明来意。郑刘氏带他到松林店村北，指了地方。刘小峰找人刻了新碑，比郑刘氏立的那块大，刻的字也多。上面写着“陈辉烈士之墓”。
碑立好那天，刘小峰请郑刘氏去看。郑刘氏站在碑前，站了很久。风从北面来，把她的头发吹乱了。她没有说话，只是站着。
然后她转身走了。
一九九八年，郑君在下滩村养伤。
他已经七十五岁了。四肢摔断过，头骨撞破过，身体一天不如一天。他躺在炕上，窗外是平原，一望无际。
他想起陈辉。想起那个穿着灰布军装、背着布包走进县政府的年轻人，笑着说“我是来写诗的，也是来打仗的”。
他想起松林店车站北面那棵老槐树，树上挂着的那个黑乎乎的东西，被雪覆盖着。
他想起香堂西墙根下的那个土堆。
他想起母亲卖了两担玉米，立了一块碑。
他想起敌人把碑砸了，扔在沟里。
他想起刘小峰重新立了一块碑。
他想起董一欧从广西来，先到涿县政府找到刘德明，两人一起到家里，问起陈辉的诗稿。母亲从墙缝里取出来，交给董一欧。
他想起母亲把那包诗稿塞进墙缝的样子——她的手很小，很粗糙，但很稳。
他闭上眼睛。
窗外，风从北面来。
（第十二章 陈辉的头颅·完）
中流击水
第六章 马踏营区公所
一九四〇年二月，涞涿县抗日民主政府在岐沟正式成立。
成立那天，院子里站满了人。有各区的干部，有各村的村长，有农抗会、妇抗会、青抗会的代表。王先生站在台阶上讲话，声音不大，但句句清楚。
“从今天起，涞涿县是老百姓的县。减租减息，合理负担，有钱出钱，有力出力。抗日的事，大家商量着办。”
下面有人鼓掌。掌声不大，但很实在。
郑君站在人群后面。他十七岁，任县政府秘书兼七区区长、区委书记。县政府设在岐沟村东头的一座四合院里，院子里有两棵枣树，树下摆着一张八仙桌，桌上摊着地图和文件。门口挂了一块木牌，上面写着“涞涿县抗日民主政府”。木牌是郑君自己刻的，字迹不算漂亮，但一笔一划很工整。
散会之后，王先生把郑君叫到屋里。
“君儿，七区是涞涿县的核心区。岐沟、马踏营、东古丘、泽畔、贾庄，都在这个范围内。这些村子离日伪据点不远——东面十几里就是松林店车站，有鬼子的据点；北面是高碑店，有伪军驻守；南面是涿县县城，鬼子重兵把守。七区就像是楔在敌人眼皮底下的一颗钉子。”
郑君说：“我知道。”
“你知道就好。”王先生看着他，“这颗钉子不能松。”
郑君回到岐沟家里，天已经黑了。母亲郑刘氏正在灶上做饭。灶膛里的火光映着她的脸，额头上沁着细密的汗珠。她看见郑君进来，先是一愣，然后放下手里的柴火。
“回来了？”
“娘。”
“吃了没有？”
“没有。”
母亲盛了一碗粥端过来，又转身去柜子里翻出一个布包。布包里是一件洗好的褂子，叠得整整齐齐。
“你上次走的时候落下的，我给你收着呢。”
郑君接过来，想起上次回来是两个月前，走得急，褂子扔在炕上就没管。他低头喝粥，母亲在旁边坐下，看着他。
“听说你在马踏营搞了个区公所？”
“是。”
“陈琳那个人，可靠吗？”
“可靠。他是真心抗日的。”
母亲点了点头，没再问。她站起来，走到柜子前，又翻出一个布包，打开。里面是一摞鞋垫，粗布做的，针脚密密麻麻。
“给同志们带的。”她说，“山里路不好走。”
郑君看着那摞鞋垫。他知道母亲晚上不睡觉，在油灯下一针一针纳的。她没有说过，他也没有问过。
“娘——”
“别说了。”母亲打断他，“吃了饭早点睡。明天还有事。”
第二天，郑君去了马踏营。
马踏营是个大村子，有城墙，有集市，是涞涿平原上的一个重镇。陈琳的区公所设在村东头的一座旧庙里。庙不大，但院子很深，前后两进，前殿办公，后殿住人。
郑君到的时候，陈琳正在院子里跟几个人说话。看见郑君进来，招了招手。
“区长。”陈琳还是按老称呼叫，“你来得正好。麦收快到了，今年的麦子长得好，鬼子肯定要来抢。”
郑君在石阶上坐下。“你有什么打算？”
陈琳说：“我让人把各村的保长都叫来，开个会，商量护麦的事。”
“行。”郑君说，“我去。”
麦收前的那个会，在马踏营区公所的前殿开。二十多个村的保长挤了一屋子，有的抽烟，有的喝茶，有的交头接耳。陈琳站在前面，把护麦的事说了一遍。
“鬼子每年都来抢粮。今年麦子好，他们来得会更凶。我的意思是，快收、快打、快藏。三天之内，全部割完。”
下面有人嘀咕：“三天？人手不够。”
陈琳看了那人一眼：“男女老少都上。割不完就烧。不能让一粒粮食落到敌人手里。”
又有人问：“鬼子来了咋办？”
郑君站起来。他十七岁，个子不高，但说话的声音很稳。“鬼子来了，我们打。区里有民兵，各村有自卫队。你们只管收粮，打仗的事交给我们。”
一个保长问：“你们才几条枪？”
郑君说：“枪不够，有锄头。锄头不够，有拳头。拳头不够，有嘴。嘴也能咬人。”
下面有人笑了。但笑完之后，没有人再问。
麦收开始了。
涞涿平原上到处都是火光——不是战火，是群众在烧麦茬，让日伪军分不清哪里是割过的、哪里是没割的。郑君带着民兵在田间地头设伏，白天帮老乡收麦，晚上组织运粮。运粮队穿过封锁沟，把一袋袋粮食送到山里。
母亲郑刘氏也来了。她搬不动大袋子，就搬小袋。运粮队夜里从村口过，她站在门口，一袋一袋地递。郑君看见了，说：“娘，您别搬了。”她说：“我搬一袋是一袋。”
有一天晚上，陈辉来了。
陈辉是涞涿县青救会主任，后来当了城南武工队政委。他比郑君大八岁，瘦，眼睛很亮，说话文气。他第一次到岐沟，郑君带他回家吃饭。
郑刘氏看见陈辉，上下打量了一番。
“多大了？”
“二十三。”
“比我君儿大八岁。”母亲想了想，说，“以后你来，我给你包饺子。”
陈辉笑了：“大娘，那我给您当干儿子吧。”
母亲也笑了。她转身走进灶房，开始和面。面和好了，馅剁好了，饺子一个个捏出来，整整齐齐摆在盖帘上。陈辉坐在灶边，帮着烧火。火光照着他的脸，年轻，瘦，但眼睛很亮。
从那以后，陈辉每次来岐沟，都到郑君家坐坐。郑刘氏每次都给他包饺子。她不知道陈辉是干什么的，只知道他是儿子的朋友，是打鬼子的。
她只问一句：“吃了没有？”
六月，麦收进入尾声。郑君正在区公所里整理运粮账目，情报员跑进来报告：松林店的伪军出动了，大概一个中队，往西边来了，方向是马踏营。
郑君放下笔，问：“什么时候出发的？”
“半个时辰前。”
“多少人？”
“一百多。”
郑君看了一眼在座的干部。“何才，你带民兵队去马踏营，路上袭扰他们，别硬打。其他人回各自村子，通知老百姓把粮食藏好，人下地道。”
何才带着民兵队走了。郑君带着区公所的人撤到东古丘。东古丘的地道刚刚完工，他得去检查一下。
到了东古丘，天已经黑了。伪军到了马踏营，扑了个空——村里的粮食早藏好了，人全下了地道。伪军在村里搜了一遍，什么都没找到，放了几枪，放火烧了两间空房，然后撤了。
郑君站在东古丘村口，看着马踏营方向亮起的火光。
“这帮狗日的。”何才骂道。
郑君没说话。他知道，这只是开始。鬼子不会善罢甘休。
几天之后，陈琳来了岐沟。
“区长。”陈琳还是按老称呼叫，“有件事得跟你商量。”
“说。”
“马踏营的伪保长杨老六，明面上给鬼子办事，暗地里给我们送情报。上次伪军来，就是他提前通知的。但最近他那边出了点状况——鬼子好像怀疑他了。”
郑君想了想。“让杨老六撤。”
“撤到哪儿？”
“到山里来。先到东古丘，再安排到后方。”
陈琳点了点头。“还有一个事。松林店据点的警备中队长叫付国，是苍牛屯人，跟你是不是有关系？”
郑君想了想。苍牛屯是岐沟北边的一个小村，离得不远。“我有个表姑嫁到苍牛屯，姓付。可能是那个家族的。”
“能不能争取过来？”
郑君沉默了一下。争取伪军，这事得小心。搞得好，多一条内线；搞不好，打草惊蛇，两头受损。
“我先摸清情况再说。”
“行。”陈琳说，“你定。”
那天晚上，郑君回到岐沟家里。父亲郑兰庭正好从北平回来，坐在堂屋里抽烟。郑兰庭是北平荣宝斋的大掌柜，常年不在家，但每次回来，都会带些纸笔和书籍。郑君小时候，父亲每次回家，都会给他带几支新毛笔，一方好砚台。
“爹。”郑君走进堂屋。
郑兰庭抬起头。五十多岁的人了，头发已经花白，但精神还好，穿着长衫，说话不急不慢。
“回来了？”
“回来了。”
郑兰庭看了儿子一眼。郑君长高了，肩膀也宽了，脸上的稚气褪了不少，但眼睛还是那双眼睛，又亮又沉。
“听说你在马踏营搞了个区公所？”
“是。”
“陈琳那个人，可靠吗？”
“可靠。他是真心抗日的。”
郑兰庭点了点头，没再问。他从桌下拿出一个包裹，打开。里面是几刀宣纸、几支狼毫笔、两块徽墨、一方端砚。
“这些给你。”郑兰庭说，“山里那边，写字的东西缺吧？”
郑君看着那方端砚。那是上好的砚台，乌黑发亮，盖子上刻着山水。这一方砚台，在北平的价钱够买好几条枪。
“爹，这些太贵重了。”
“拿着。”郑兰庭说，“山里那些同志，写材料、印传单，总得有像样的工具。荣宝斋别的不多，笔墨纸砚管够。”
郑君把包裹接过来。他想起父亲上次回来时说的话——“做买卖的，穿太好招眼。”父亲每次从北平回来，都是穿粗布衣裳，把好衣服留在店里。他以为这只是生意人的习惯。现在他明白了，父亲是在用他的方式支持抗日。
“爹。”郑君说，“您那边，有危险吗？”
郑兰庭把烟袋在桌上磕了磕，站起来。
“怕什么。”他说，“我一个做买卖的，又不犯法。你干你的事，我干我的事。”
他往门口走去，走到门槛处，停下脚步，没有回头。
“君儿，你娘把你养大不容易。你现在干的事，是正事。我不拦你。但你得记住——不管你当多大的官，别欺负老百姓。咱家祖祖辈辈都是种地的，你爹我能有今天，靠的是手艺，不是欺负人。”
郑君看着父亲的背影。
“记住了。”
郑兰庭走出堂屋，院子里的枣树投下长长的影子。他站在树下，点了一袋烟。
“还有，”他说，“你那个油灯，别老带着跑。该换就换。”
郑君愣了一下。他没想到父亲会提这个。
“那盏灯……”郑君开口。
“我知道。”郑兰庭打断他，“王先生给你的。留着吧。”
他吐了一口烟，看着远处。
“王先生是个好人。”他说，“朝鲜人，背井离乡，不容易。”
郑君没有说话。院子外面，风从北面来，把枣树上的枯叶吹得沙沙响。
几天之后，郑君去了苍牛屯。
他没有穿八路军的军装，而是换了一身普通农民的衣服，跟着一个赶集的老乡进了村。苍牛屯不大，几十户人家，村口有棵大柳树，树下坐着几个晒太阳的老人。
郑君打听到付国的家在哪里。付国的父亲早年病逝，家里只有一个老母亲和一个弟弟。弟弟叫付民，在家种地，跟抗日政府有过来往。
郑君让人把付民叫出来。付民是个二十来岁的年轻人，长得敦实，说话慢吞吞的。见了郑君，有些紧张。
“你是付国的弟弟？”
“是。”
“你哥在松林店当警备中队长？”
付民的脸白了。“长官，我哥他……”
“别紧张。”郑君说，“我不是来抓人的。我问你，你哥为什么去当伪军？”
付民低下头。“家里穷。我哥说，当伪军有饷银，能养家。”
“你哥给鬼子干过坏事没有？”
付民沉默了一会儿。“没有。我哥跟我说过，他只管站岗，不管抓人。鬼子让他带队清乡，他就应付，走一圈就回来。他知道自己是中国人。”
郑君看着付民的眼睛。不像在撒谎。
“你哥知道你是八路的联系人吗？”
付民又沉默了。
“知道了也没事。”郑君说，“你回去告诉你哥——我是岐沟的郑君，跟他表姑家是亲戚。他要是想给自己留条后路，找个时间见一面。”
付民点了点头。
郑君转身要走，又停下来。
“你告诉你哥，别声张。鬼子鼻子灵。”
“我知道。”
郑君走回岐沟的时候，天已经黑了。他坐在县政府的院子里，把那方端砚拿出来，放好，又拿出那盏从东古丘带来的旧油灯，点着。
灯芯跳了一下，火苗亮起来。他看着火苗，想起王先生在木板上写下“朝鲜”两个字的样子，想起父亲说的“王先生是个好人”。
窗外是涞涿平原。无边的黑夜中，有零星的灯火亮着。那是村庄，是老百姓的家。
郑君吹灭了灯。明天还有事做。
两个月后，事情起了变化。
一九四〇年十月，日伪对平西根据地发动大规模“扫荡”。这次“扫荡”来得猛，来得狠。日伪军从涿县、高碑店、松林店几个方向同时出动，分进合击，目标直指涞涿平原上的抗日武装。
涞涿独立营在常村、贾庄、韩村一带与敌遭遇。打了一整天，队伍被打垮了。一中队副中队长张庆云带着三十多人投敌，三中队长刘新民叛变投敌成了伪特务队长。只有二中队长肖炳林带部分队员突围过河到果园一带。
消息传到岐沟，郑君正在写情报。他放下笔，站起来。
王先生从外面走进来，脸色很沉。
“君儿，独立营垮了。”
郑君说：“我知道。”
“肖炳林带人突围了，在果园一带。你赶紧到东城坊去，接他们回来。”
郑君带着几个人连夜出发。到了东城坊，找到了肖炳林和他带出来的几十个人。有的身上还缠着绷带，有的连鞋都跑丢了。郑君没有多说话，只说了一句：“跟我走。”
他把人带回山里，安排在虎过庄休整。
紧接着，又传来一个消息：驻岐沟的何灿“联庄会”被日伪缴械了。何灿父子被押走，董一欧、郭宗善、何才等人藏了起来。
王先生对郑君说：“你回岐沟，把董一欧他们接出来。”
郑君秘密潜回岐沟。他在一个亲戚家里找到了董一欧。董一欧瘦了很多，胡子拉碴的，但眼睛还是亮的。
“区长。”董一欧叫了一声。
“别叫区长了。”郑君说，“跟我走。”
他又找到了郭宗善、何才。几个人趁着夜色，绕过日伪的岗哨，撤到了山里。
在虎过庄，两拨人会合了。一拨是从常村突围出来的独立营残部，一拨是从岐沟接出来的联庄会旧部。两拨人合编为“涞涿基干大队”。孙庆丰任大队长，肖炳林任副大队长，郭宗善任二大队长。
整编那天，郑君站在虎过庄的河滩上，看着下面这些人。有的穿着军装，有的穿着便衣，有的身上还缠着绷带。枪不够，有的人手里还是空的。
郑君说：“从今天起，你们就是涞涿基干大队。孙庆丰任大队长，肖炳林任副大队长，郭宗善任二大队长。”
下面没人说话。风从山坳里吹过来，把河滩上的沙子吹起来。
郑君又说：“我们被打散了，但没有被打垮。打散了还能聚起来，就是打不垮。”
那天晚上，郑君坐在虎过庄的老乡家里，把那盏从东古丘带来的油灯点着。灯芯跳了一下，火苗亮起来。他看着火苗，想起悟空寺那棵老柏树，想起陈辉写诗的样子，想起母亲把钥匙塞到他手里的样子。
他吹灭了灯。明天还有事做。
虎过庄的山坳里，风从北面来。
（第六章 马踏营区公所·完）
第七章 麦子黄了
从虎过庄回到岐沟，已经是十月下旬。
天冷了，风从北面来，把平原上的枯叶吹得到处都是。郑君站在岐沟村口，看着地里光秃秃的麦茬，想起三个月前这里还是一片金黄。麦子收完了，粮食藏好了，但人也散了——独立营垮了，联庄会被缴了，何灿父子被押走了。涞涿平原上的抗日武装，只剩下虎过庄那几十号人。
回到县政府，王先生正在等他。
“君儿，有个事要跟你说。”
“什么事？”
“组织上决定，让你负责七区的工作。区长、区委书记，你兼着。”
郑君没有推辞。他说：“好。”
七区是涞涿县的核心区。岐沟、马踏营、东古丘、泽畔、贾庄，都在这个范围内。这些村子离日伪据点不远——东面十几里就是松林店车站，有鬼子的据点；北面是高碑店，有伪军驻守；南面是涿县县城，鬼子重兵把守。七区就像是楔在敌人眼皮底下的一颗钉子。
郑君知道，这颗钉子不能松。
天冷了，但地里的活儿还没完。
郑君带着区干部一个村一个村地走，找党员，找积极分子，找那些在村里有威望又恨鬼子的人。岐沟村的村长是他舅舅温锡琪，东古丘的村长也是熟人。但其他村不一定配合，有的村子被伪军控制着，有的村长明面上应付鬼子，暗地里跟八路也有来往。
郑君的处理办法很灵活。对那些明面上不能公开抗日的村长，他就说：“你不用公开，你心里知道就行。鬼子让你收粮，你收，但收多少，什么时候交，提前告诉我们。”对那些愿意公开抗日的，他就直接建立民兵组织，发枪，训练。
马踏营的民兵队是第一个建立的。队长叫何才，原是联庄会的警备副队长，枪法好，人也机灵。郑君把几支老套筒发给他，说：“你带着人，白天种地，晚上出来。鬼子来了就钻地道，鬼子走了就出来活动。”
何才说：“区长放心，马踏营方圆十几里，每条路我都熟。”
组织民兵之外，还有一件大事——挖地道。
涞涿是平原，没有山。鬼子有汽车，有机枪，有炮，硬打打不过。老百姓想了个办法——挖洞。一开始就是在自家院里挖个地窖，藏粮食、藏人。后来觉得光藏不行，得能跑，就把洞挖通，从这家通到那家。再后来觉得光跑不行，得能打，就在洞里留射击孔，跟鬼子周旋。
郑君把各村的地道连了起来。这个活儿很细，哪家跟哪家通，哪个路口留出口，哪个出口设暗哨，都得提前定好。他带着何才和几个村干部，白天丈量路线，晚上组织人挖。挖出来的土往哪儿堆，也有讲究——不能堆在洞口，得运到村外去，堆成土堆，看起来像粪堆或草垛。
东古丘的地道是最早成型的。郑君对这个村最熟，谁家房子结实，谁家院子大，他心里有数。他让何才把地道从村东头通到村西头，中间经过几户堡垒户——那些家里有人当八路、可靠的老乡家。
有一段地道从他舅舅温锡琪家的柴房底下穿过。郑君跟舅舅说：“舅，从你家过一下。”温锡琪抽着旱烟，没抬头，说：“过吧。别塌了就行。”
母亲郑刘氏也来了。她搬不动大袋子，就搬小袋。运粮队夜里从村口过，她站在门口，一袋一袋地递。郑君看见了，说：“娘，您别搬了。”她说：“我搬一袋是一袋。”
母亲还做了一件郑君不知道的事——她每天晚上在油灯下纳鞋垫。粗布做的，针脚密密麻麻。她不说给谁，郑君也不问。后来郑君发现，那些鞋垫都给了过往的武工队员和交通员。她不知道他们叫什么，不知道他们要去哪，只知道他们脚上穿的是破鞋。
有一天晚上，陈辉来了。
陈辉是涞涿县青救会主任，后来当了城南武工队政委。他比郑君大八岁，瘦，眼睛很亮，说话文气。他第一次到岐沟，郑君带他回家吃饭。
郑刘氏看见陈辉，上下打量了一番。
“多大了？”
“二十三。”
“比我君儿大八岁。”母亲想了想，说，“以后你来，我给你包饺子。”
陈辉笑了：“大娘，那我给您当干儿子吧。”
母亲也笑了。她转身走进灶房，开始和面。面和好了，馅剁好了，饺子一个个捏出来，整整齐齐摆在盖帘上。陈辉坐在灶边，帮着烧火。火光照着他的脸，年轻，瘦，但眼睛很亮。
从那以后，陈辉每次来岐沟，都到郑君家坐坐。郑刘氏每次都给他包饺子。她不知道陈辉是干什么的，只知道他是儿子的朋友，是打鬼子的。
她只问一句：“吃了没有？”
策反李春芳的事，是从麦收之后开始的。
李春芳是驻岐沟的伪军中队长。他原是辽宁丹东凤城人，“九一八”后逃到关内，先是在东北军里当兵，后来东北军散了，他流落到涿县，被伪县长杨开明收编，当了伪军中队长。他的中队有三百多人，大部分是本地人，也有几个是从关外一起逃过来的。
郑君和董一欧、郭宗善、何才几个老岐沟人商量了很久。这几个都是从岐沟出去的，对李春芳中队的情况很熟——哪些人是被抓来的，哪些人是真心投敌的，哪些人可以争取，他们心里都有数。
“李春芳这个人，跟别的伪军不一样。”董一欧说，“他是东北人，有国耻家恨。九一八的时候，他家里的地让日本人占了，他爹被日本人打了一顿，后来就没了。”
“他在东北军里干过，后来队伍散了，才流落到这儿。”郭宗善说，“他当伪军，是为了活命，不是真心给鬼子干。”
“而且他那个中队里，大部分是本地人，都知道八路的厉害。他们怕秋后算账。”何才说，“只要能让他们相信八路不杀他们，他们就有可能反正。”
郑君听了，说：“那就先接触接触。”
接触李春芳，郑君选了马庆恩。
马庆恩是李春芳的警卫副官，也是辽宁丹东人，跟李春芳是老乡。他爱喝个小酒，常走街串巷搞东西。郑君让董一欧先跟马庆恩搭上关系。
董一欧的办法很简单——他让何才请马庆恩喝酒。何才是岐沟本地人，跟马庆恩认识。两人在岐沟街上一个小酒馆里坐下，要了两壶酒，几碟花生米。喝着喝着，何才说：“老马，你老家哪儿的？”
马庆恩说：“辽宁丹东。”
“丹东好地方啊。”何才说，“我有个亲戚也在丹东，后来让日本人给占了。”
马庆恩叹了口气：“可不是嘛。我家那几亩地，全让日本人收了。我爹跟他们理论，被打了一顿，回来就病了，没几个月就走了。”
何才给他倒了杯酒：“那你不想回去？”
马庆恩端起酒杯，没说话。
何才压低声音：“老马，你听说没有，八路那边，有不少东北人。他们打回老家去，是早晚的事。”
马庆恩看了何才一眼，放下酒杯。
“你是八路的人？”
何才没否认。他说：“我是岐沟人，我不瞒你。但你放心，我不会害你。”
马庆恩沉默了很久。然后他说：“我能见见你们的人吗？”
何才说：“能。但得你一个人来，不能告诉任何人。”
几天之后，郑君在一个晚上见了马庆恩。地点在马踏营村外的一个菜园子里，四周都是庄稼地，有人靠近一眼就能看见。
马庆恩是个三十来岁的汉子，长得敦实，说话带着东北口音。他见了郑君，有些紧张，手一直攥着衣角。
郑君说：“别紧张。我不是来抓人的。我就问你一句话——你想不想打回老家去？”
马庆恩的眼睛一下子亮了。
“想。做梦都想。”
郑君说：“那你帮我们做一件事。”
“什么事？”
“让你哥——李春芳——跟我们见一面。”
马庆恩沉默了一下，然后点了点头。
“我试试。”
李春芳答应见面，但要求地点由他定。他选了一个地方——岐沟城北，拒马河边的河滩上。时间是半夜，只允许郑君一个人来。
郑君去了。
那天晚上月亮很亮，拒马河的水面泛着银光。郑君站在河滩上，等了一会儿，看见一个人影从对岸走过来。那人穿着伪军的便服，个子不高，走路很快。
走到近前，那人站住了。
“你是郑君？”
“是。”
李春芳打量了他一番。郑君十七岁，比他想年轻得多。
“你多大？”
“十七。”
李春芳沉默了一会儿，然后说：“你胆子不小。”
郑君说：“不是胆子大。是我信你。”
李春芳看着他。月光下，他的表情看不太清楚。
“你信我什么？”
“信你是中国人。”郑君说，“信你不想当亡国奴。”
李春芳没有说话。他在河滩上站了很久，看着拒马河的水从脚下流过。然后他说：“我跟你干。”
策反李春芳的事，进展得比预想的快。
王巍县长亲自扮成八路首长，在李春芳的驻地附近跟他见过一面。两人谈了半个时辰，李春芳说了自己的经历——九一八后逃到关内，东北军散了，流落到涿县，为了活命当了伪军。他说他每天晚上都睡不着，觉得自己对不起祖宗。
王先生说：“过去的事，不提了。从今天起，你就是自己人。”
李春芳点了点头。
之后就是安排反正的具体事宜。郑君和董一欧反复商量，定了一个方案——选一个晚上，李春芳带着中队从岐沟撤出来，由基干大队接应，撤到根据地去。
但事情出了变化。李春芳的妻子吴树春怀着孕，从东北逃到关内来找他。李春芳不忍心丢下她，反正的事就往后推了。郑君让他把妻子接到岐沟来，安排在一个可靠的老乡家里。
一九四一年三月，吴树春生了个儿子，取名李君英。李春芳高兴坏了。董一欧后来回忆说，那几天李春芳走路都带风，见人就笑。
但事情不能再拖了。伪县长杨开明给李春芳下了命令，让他带中队去抢麦子。同时有消息传出来，说杨开明对李春芳不放心，准备换人。郑君让马庆恩传话过去：再不动手，就来不及了。
一九四一年六月一日，天刚蒙蒙亮。岐沟城的北门悄悄打开了。李春芳带着三百多名伪军，从城里撤了出来。他们没走大路，沿着拒马河往西走，绕过日伪的据点，直奔根据地的方向。
郑君站在拒马河西岸的一棵柳树下，看着队伍从河滩上走过来。走在前面的是李春芳，他穿着一身灰布便服，腰里别着一把盒子炮。马庆恩跟在他身后，手里提着一盏马灯。
李春芳走到郑君面前，站住了。
“来了。”郑君说。
李春芳回头看了一眼岐沟城，城墙上还挂着伪军的旗子。
“我在这儿待了三年。”他说。
郑君说：“从今天起，你不用再回去了。”
李春芳的铁哥们、小队长姜文龙不愿参加八路。姜文龙是东北人，跟李春芳一起逃到关内的。他跟李春芳说：“哥，我不去了。我家里还有老娘。”
李春芳看了他一会儿，然后从兜里掏出几块大洋，塞到姜文龙手里。
“走吧。”李春芳说，“别让鬼子抓着。”
姜文龙接过钱，给李春芳磕了一个头，然后转身走了。走了几步，他又回过头，冲着李春芳喊了一声：“哥，保重！”
李春芳摆了摆手，没有回头。
队伍继续往西走。郑君跟在队伍后面，回头看了一眼。岐沟城越来越小，最后变成了地平线上的一个点。
那天晚上，队伍到了虎过庄。李春芳的中队正式编入涞涿基干大队。郑君在虎过庄的河滩上，对着新来的三百多人讲话。
他说：“从今天起，你们是八路军了。以前的事，过去了。从今天起，打鬼子。”
下面没人说话。但郑君看见，很多人眼里有光。
李春芳站在队列前面，腰挺得笔直。他的儿子李君英被妻子抱着，站在队伍后面。吴树春看着丈夫的背影，没有说话。
风从北面来。虎过庄的山坳里，红旗在风中飘着。
那天晚上，郑君坐在虎过庄的老乡家里，把那盏从东古丘带来的油灯点着。灯芯跳了一下，火苗亮起来。他看着火苗，想起母亲把钥匙塞到他手里的样子，想起陈辉写诗的样子，想起李春芳回头看了一眼岐沟城的样子。
他吹灭了灯。明天还有事做。
几天之后，郑君被许建国叫去了。
许建国是华北社会部部长，长征老红军，土地革命时期曾任红三军团保卫局长。他是来平西调查处理“汤各庄事变”的。事变发生在1940年12月，山后涞涿县三坡汤各庄一带，由于地富和叛徒煽动反对八路军征兵征粮，发生了数起民变。
许建国到平西之后，认为事变主要是日伪特务和叛徒所为，必须建立平西情报组织，加强“审干锄奸”工作。他考察了郑君各方面条件，决定秘密吸收他为我党情报人员。
那天晚上，在计鹿村的一间土屋里，许建国跟郑君谈了很久。
“你怕不怕死？”
“怕。”
“怕还干？”
“怕没用。”
许建国看了他很久，然后说：“从今天起，你是我党的情报人员。你的代号是‘平西情报组组长’。你跟我的联系，是单线。你不能告诉任何人你在做什么，包括你的家人。”
郑君点了点头。
“还有一件事。”许建国说，“你以前的身份——涞涿支队政委、县政府秘书、七区区委书记——从今天起，都是你的掩护。”
郑君沉默了一下，然后说：“我明白。”
许建国伸出手：“同志，欢迎你。”
郑君握住了他的手。
那天晚上，郑君回到住处，把那盏油灯点着。他看着火苗，想起王先生在木板上写下“朝鲜”两个字的样子，想起母亲把钥匙塞到他手里的样子，想起李春芳回头看了一眼岐沟城的样子。
他从怀里摸出那把钥匙——母亲给他的那把。钥匙在手里，凉凉的，沉沉的。
他吹灭了灯。明天还有事做。
（第七章 麦子黄了·完）
第八章 计鹿村的电台
一九四一年二月，郑君被许建国叫到计鹿村。
计鹿村在涞水县西部山区，四面环山，只有一条小路进出。村子不大，几十户人家，散落在山坡上。村东头有一座破旧的龙王庙，庙里没有和尚，只有一个看门的老头。电台就架在庙后面的一个地窖里。
郑君到的时候，许建国已经在等他了。许建国四十来岁，瘦高个，戴着一副圆框眼镜，说话声音不高，但每个字都像钉子一样扎进耳朵里。
“郑君同志。”许建国伸出手，“坐。”
郑君在炕沿上坐下。屋里还有一个人，三十来岁，穿灰布军装，正低头摆弄桌上的电台。那人抬起头，冲郑君点了一下头，又低下头继续忙。
“这是钟子云同志。”许建国说，“华北社会部副部长，兼任驻平西情报联络站站长。”
钟子云抬起头，笑了笑：“叫我王友就行。”
许建国在郑君对面坐下，沉默了一会儿，然后说：“郑君同志，我这次到平西来，是为了调查处理汤各庄事变。事变的原因很复杂，有地富煽动，有叛徒出卖，也有日伪特务在背后捣鬼。平西的情况比我们预想的要复杂得多。我们需要建立一套情报网络，把敌人的动向摸清楚。”
他停顿了一下，看着郑君。
“我考察了你。你在涞涿工作多年，本地人，人熟地熟，政治上可靠。你在十六暴动总队、涞涿支队、县政府都干过，有军事经验，也有政权建设经验。你父亲在北平做生意，有社会关系。这些条件加起来，你很适合做情报工作。”
郑君没有说话。
“但我要先跟你说清楚。”许建国说，“情报工作跟你在县政府、在部队不一样。从今天起，你的名字不能出现在任何公开文件上，你的职务不能告诉任何人，你的工作不能跟任何人说。包括你的家人。”
郑君点了点头。
“你怕不怕死？”
“怕。”
“怕还干？”
“怕没用。”
许建国看了他很久，然后说：“从今天起，你是华北社会部平西情报组组长。你跟我单线联系。你的代号，以后我会告诉你。”
他伸出手：“同志，欢迎你。”
郑君握住了他的手。许建国的手很干，很硬，像是握着一块石头。
那天晚上，郑君没有回岐沟。他留在计鹿村，跟钟子云学电台的操作。钟子云是搞电台的老手，教他怎么调频，怎么收发报，怎么把文字变成密码。郑君学得很慢，但很认真。
“你以前摸过电台吗？”
“没有。”
“那就从头学。”钟子云说，“记住，电台是死的，人是活的。密码可以换，频率可以变，但有一条不能变——不能让人知道电台在哪里。”
“我知道。”
从那天起，郑君的身份变了。
在涞涿县政府，他还是县长秘书兼七区区长、区委书记。在涞涿支队的老人面前，他还是那个十六岁当政委的郑君。但在许建国面前，他是“平西情报组组长”。这个身份，只有许建国一个人知道。连王先生都不知道。
他开始了秘密工作。
白天，他在县政府处理日常事务，布置麦收，组织运粮。晚上，他骑着一辆破自行车，从岐沟出发，走小路，绕过日伪的据点，到计鹿村去。路上要经过三道封锁沟，两座据点。每次过封锁沟，他都要等到后半夜，等伪军换岗的时候。他把自行车扛在肩上，蹚水过沟，裤腿湿了又干，干了又湿。
到了计鹿村，他钻进龙王庙后面的地窖里，跟钟子云一起收发报。电报的内容大多是敌情——日伪的兵力调动、据点增减、扫荡计划。有时候是从北平传来的情报，有时候是平西根据地要发给上级的报告。郑君负责把文字译成密码，或者把密码译成文字。他的手很稳，从来没有出过错。
有一次，钟子云问他：“你每次来，路上要过三道沟，不怕？”
郑君说：“怕。但怕也得来。”
钟子云笑了。他说：“你这个人，话不多，但实在。”
郑君在情报工作中最先发展的内线，在松林店。
松林店是京汉铁路上的一个重要站点，有伪军据点，有鬼子的警备队。郑君的表姑嫁到苍牛屯，姓付。付家的儿子付国，在松林店据点当警备中队长。郑君通过付国的弟弟付民，跟付国搭上了线。
第一次见面是在苍牛屯付家的老屋里。付国三十来岁，长得敦实，说话慢吞吞的。他见了郑君，有些紧张，手一直攥着衣角。
郑君说：“别紧张。我不是来抓人的。我就问你一句话——你想不想给自己留条后路？”
付国沉默了一会儿，然后说：“想。”
“那就帮我做一件事。”
“什么事？”
“鬼子什么时候出据点，往哪走，多少人，带什么装备。你提前告诉我。”
付国点了点头。他没有多问。他知道问多了对自己没好处。
从那以后，付国成了郑君在松林店的内线。他传递情报的方式很简单——把写好的纸条塞在烟盒里，放在村口土地庙的香炉下面。郑君派人去取，取完就走，不碰面，不说话。
除了付国，郑君还发展了横岐据点的伪军班长田济勇，是邻村榆林村人，跟郑君家沾亲。孙庄据点的班长郑富，是岐沟本家。这些内线，有的传递情报，有的在八路军攻打据点时放下吊桥、打开楼门。
郑君后来回忆说，他在情报工作中最深的体会是：不能逼人。 你逼他，他今天答应了，明天就可能把你卖了。你得让他自己选。他自己选了，才会真帮你。
情报工作最危险的一次，是叛徒出卖。
那是一次从北平传来的情报——郑君从内线处得到消息，说日军在南苑机场装备了四架飞机，准备轰炸平西根据地。更关键的是，情报里提到，挺进军内部有叛徒，电台台长吴其增可疑。
郑君拿到情报后，没有犹豫。他连夜赶到挺进军司令部，找到萧克司令的勤务兵焦俊荣。焦俊荣是岐沟村人，跟郑君认识。郑君让他赶紧带自己去见萧克司令。
焦俊荣领着郑君见到萧克。郑君把情报说了。萧克听完，沉默了一会儿。
“吴其增？”萧克说，“他是跟我一起到平西的老红军。”
“司令员，我不是信口开河。”郑君说，“北平有内部情报，日军在南苑机场装备了四架飞机，准备轰炸平西要地。内鬼告诉了准确地址。”
萧克站起来，走到窗口，看着外面。过了一会儿，他说：“我知道了。”
果不其然，一九四一年八月，挺进军司令部安营于沙岭西康家庄。吴其增鬼一样地离开司令部驻地，在一片空地上点起烟火，给日军标示了情报地址。日寇看到烟火，四架飞机在沙岭西村上空狂轰滥炸。日军飞机投下炸弹五十多枚，把小小沙岭西炸成了一片废墟。
因事先得情报，警卫员们警惕性很高，见飞机临空，快速保护司令及机关人员紧急躲避。萧克刚走到距门口不远的一棵大树后时，一颗炸弹从天而降，在距他仅三米远的地方开了花。霎时火光冲天，硝烟弥漫，土石弹片横飞，大树树干被炸开了一个大窟窿。他们却奇迹般地冲出了硝烟。
轰炸后的第五天，日军播出了“萧克毙命”的新闻。当萧克几天后再次出现在战场上时，日军发现萧克并没有死。他们搞不明白为什么在搞清确切地点后，几十枚炸弹竟然对萧克毫发无伤。
萧克后来对郑君说：“你那个情报，抵得上两个团。”
但郑君也有被叛徒出卖的时候。
那是一九四二年秋天。一个他发展的内线被捕后叛变，供出了郑君的行踪。那天郑君正在马踏营一带执行任务，被日伪特务盯上了。他发觉不对的时候已经晚了——前后都是人，跑不掉了。
他被抓进了涿县城的日本宪兵队。
审讯他的是一个日本军曹，会说中国话，但说得很别扭。军曹问他：“你的，八路的干活？”
郑君说：“做买卖的。”
军曹笑了。他让人把郑君按在老虎凳上，往他脚后跟下面垫砖。一块，两块，三块。郑君的腿像要被折断一样，疼得满头大汗。他没有喊。
军曹又问：“你的，八路的干活？”
郑君说：“做买卖的。”
军曹让人给他灌辣椒水。辣椒水从鼻子里灌进去，呛得他喘不过气来。他剧烈地咳嗽，眼泪鼻涕一起流。但他还是没有说。
军曹生气了。他让人把郑君拖到院子里，挖了一个坑。
“你的，不说，就埋了你。”
郑君被推到坑边。他看着那个坑，坑不大，刚好够一个人躺进去。他想起了母亲，想起了王先生，想起了那盏油灯。他想，如果就这么死了，不知道母亲会不会知道。
他闭上眼睛。
就在这时，外面突然响起了枪声。日本宪兵们慌乱起来，纷纷往外跑。一个伪军冲进来，把郑君从坑边拉起来，解开了他身上的绳子。
“快走！”那人低声说。
郑君认出了他——是付国的人。
他来不及多想，跟着那人从后门跑了出去。外面是黑夜，枪声还在响。他跑进一条小巷，翻过一道矮墙，钻进了一片庄稼地。
他趴在地里，喘了很久。腿还在疼，鼻子里全是辣椒水的味道。但他活下来了。
后来他才知道，是许建国通过内线得知他被捕的消息，安排了这次营救。付国的人在里面接应，外面有人放枪制造混乱。
那天晚上，郑君没有回岐沟。他绕了很远的路，回到了计鹿村。钟子云看见他满身是泥，腿上全是血，吓了一跳。
“怎么了？”
“被狗咬了一口。”郑君说。
他坐在地窖里，没有马上发报。他坐在那里，很久没有说话。钟子云给他端了一碗水，他没有喝。
过了一会儿，他站起来，走到电台前，开始发报。
电文只有几个字：平安。继续。
一九四三年夏天，郑君从北平内线得到一条紧急情报。
情报是协和医院的人传出来的。协和医院教会会长黄浩，广东揭阳人，公开身份是崇慈小学校长和新街口基督教堂的长老，真实身份是八路军晋察冀的平津特派人员。他通过教会关系，将药品和情报转运出城，再由郑君等人运往平西根据地。
黄浩传来的消息让郑君头皮发麻：日军在北平天坛附近释放了老鼠和苍蝇，引发了霍乱疫情。截至十月底，全北平市总计出现霍乱感染者两千多人，死亡近两千人。
郑君拿着情报，手在发抖。他不是害怕，是愤怒。
黄浩还告诉他一个更深的秘密：日军在北平有一支细菌战部队，对外称“北支那防疫给水部”，代号“甲第1855部队”。总部设在北平天坛神乐署，细菌生产设在天坛原中央防疫处生物制品所，防疫给水课设在原北平协和医学院，细菌武器研究课设在文津街三号原静生生物研究所。这支部队直属于日军陆军参谋本部第九技术研究所，研制和生产鼠疫、伤寒、霍乱、痢疾、黑热病、疟疾等细菌和原虫，并饲养大批老鼠和跳蚤。
罪魁祸首是石井四郎。
郑君把情报整理好，连夜发给了许建国。
电文很短：北平霍乱流行，敌“1855部队”释放鼠疫霍乱菌。根据地在敌扫荡中也发现类似情况，疑似细菌战。请指示。
许建国回电：继续监视。注意防护。
几天之后，根据地也传来了消息。
日军在对平西根据地的“扫荡”中，使用了细菌武器。老鼠、苍蝇遍野，出现了众多人拉稀、呕吐、死人的现象。当时老百姓不知道怎么回事儿，只认为是闹霍乱。但由于事先得到了郑君的情报，做了提前预防，战斗人员没有大面积病倒。又到处购药救济当地百姓，军民齐动员，粉碎了日寇毒气战、细菌战的阴谋。
郑君后来回忆说，那是他情报生涯中最沉重的一天。他拿到情报的时候，根据地已经有人死了。他知道，如果他的情报再快一点，可能能少死几个人。
但他也知道，情报工作就是这样。你永远不知道你传递的情报能救多少人，你也永远不知道晚了一步会死多少人。你只能把每一条情报都当成最后一条来送。
一九四一年底，郑君接到一个特殊任务：护送国际友人林迈可和妻子李效黎通过涿涿四区，到达平西根据地。
林迈可是英国人，无线电专家，原在燕京大学任教。一九四一年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军占领燕京大学，林迈可和妻子从北平逃出，准备前往晋察冀根据地。他们从北平出发，经西山，到了涞涿四区的地界。
郑君在四区一个叫张坊的村子接到了他们。林迈可是英国人，高鼻子、蓝眼睛，在平原上极为显眼。郑君让他穿上中国农民的棉袄，戴上毡帽，但还是一眼就能认出来。
“白天不能走，只能夜里。”郑君说。
林迈可问：“夜里安全吗？”
郑君说：“夜里我们都安全。”
那天晚上，郑君带着林迈可夫妇穿过封锁沟。封锁沟有一丈多深，沟底有积水，两边是陡坡。郑君先下沟，蹚水到对岸，然后拉林迈可下来，再拉李效黎。林迈可的眼镜上全是水雾，什么也看不清。郑君说：“跟着我，别回头。”
他们走了一夜。天亮前到了一个叫十渡的地方。过了十渡，就是平西根据地的地界了。郑君把林迈可夫妇交给接应的人，然后转身往回走。
林迈可叫住了他。
“你叫什么名字？”
郑君说：“不用记名字。你们到了就行。”
林迈可后来在晋察冀为八路军改装了无线电设备，提高了通讯能力。他在回忆录中写道：“那些中国农民和游击队员，用最简陋的武器，做着最危险的事。他们让我看到了另一种可能。”
郑君没有看到这本回忆录。他只知道，那天晚上，他把两个外国人安全送过了封锁沟。他做了他该做的事。
（第八章 计鹿村的电台·完）
第九章 鹰嘴崖
从计鹿村回来，郑君在虎过庄住了三天。
虎过庄在涞水县城西北面的山坳里，四面环山，只有一条路进出。从地图上看，它正好卡在平西山区和涞涿平原之间的过渡地带——往东下山就是平原，往西进山就是根据地。这个位置，让它成了一个天然的“门”。
部队从平原撤回来，在这里休整。从山里出去，在这里集结。伤员从平原抬上来，在这里包扎。粮食从平原运上来，在这里转运。
郑君对虎过庄的地形很熟。悟空寺整编后，部队在这里训练了半个月。他带着孙庆丰、肖秉林把周围的山头都跑了一遍。哪条沟能藏人，哪个崖能攀，哪条路能撤，他心里有数。
但他没想到，有一天他会从这里跳下去。
一九四一年秋天，日伪对平西根据地发动了新一轮“扫荡”。
这一次来得猛。日伪探得情报，知道被他们打垮的涞涿抗日武装又在虎过庄重新集结了。他们聚集了张坊、娄村、石亭、长沟等多个据点的两千多兵力，分进合击，直扑虎过庄。
那天早上，郑君正在虎过庄的河滩上带着战士们出操。情报员跑过来，脸色煞白。
“区长，鬼子来了。两千多人，从三个方向。”
郑君放下手里的花名册，问：“还有多远？”
“前头已经到了砂锅顶。”
砂锅顶在虎过庄北面，是进山的必经之路。郑君没有犹豫，对孙庆丰说：“集合队伍，往南翻峪撤。”
部队刚动，北面的枪声就响了。
郑君带着县政府机关和基干大队往南翻峪方向撤。南翻峪是虎过庄南面的一条山沟，沟窄，两边是陡坡，只有一条小路能过。郑君让孙庆丰带着一大队在前面开路，肖炳林带着二大队断后，自己带着机关和伤员走在中间。
他们刚进了南翻峪，后面的追兵就到了。
孙庆丰回头看了一眼。“区长，鬼子跟上来了。”
郑君说：“不要停。往前走。”
走了不到半里路，前面的枪声也响了。日伪军从南翻峪的出口堵了上来。
三面被围。郑君站在沟里，看着两边的山坡。坡很陡，但能爬。他做了决定：“上山。”
部队开始往山坡上爬。坡上全是碎石和荆棘，手抓着石头往上攀，脚踩着碎石往下滑。有人摔倒了，爬起来，继续爬。伤员被人背着，有人背着两个。
爬到半山腰的时候，敌人追到了沟底。机枪子弹从下面扫上来，打在石头上，火星四溅。
郑君回头看了一眼。沟底黄乎乎的一片，全是日伪军。
他喊了一声：“不要回头。往上爬！”
部队继续往上爬。
爬到山顶的时候，天已经黑了。
郑君清点了人数。三百多人的队伍，剩了两百多。三十多个战士牺牲在虎过庄岭和砂锅顶一带。还有几十个被打散了，不知道去了哪里。
山顶是一片狭长的平地，大概几十步宽，三面是悬崖。只有北面一条窄路通上来，已经被日伪军封锁了。
这就是鹰嘴崖。
郑君站在崖边，往下看了一眼。崖很深，看不到底。风从崖底往上灌，呜呜地响。
他转过身，看着聚集在山顶的人。伤员靠在石头上，有人在包扎伤口，有人在啃干粮——干粮袋早就空了，有人在嚼树皮。战士们把枪抱在怀里，靠在石头上喘气。县政府机关的几个干部坐在一堆，没有人说话。
孙庆丰走过来，压低声音：“区长，没子弹了。”
郑君说：“多少？”
“每人不到五发。”
郑君沉默了一下。“手榴弹呢？”
“还有七八颗。”
郑君点了点头。他走到人群中间，站到一块石头上。天已经全黑了，只能看见人影。
“同志们。”他说，“鬼子把北面的路堵了。三面是崖。我们没子弹了。”
下面没有人说话。风在崖边呼啸。
“但我们不能都死在这里。”郑君说，“县政府的人、伤员、机要文件，必须转移。我带几个人吸引敌人，你们从崖边找路下去。”
孙庆丰说：“区长，我带人断后。”
郑君说：“我带。”
肖炳林说：“你是指挥员，你不能——”
“听我的。”郑君说。
他挑了五个人。机枪手老王，三十多岁，原是二十九军的老兵，卢沟桥事变后退到涞涿，参加了联庄会，后来跟着郭宗善一起被郑君接出来。还有四个是岐沟、马踏营一带的民兵，都是本地人，路熟。
郑君对孙庆丰说：“你带着人，从北面崖边往下摸。找那条沟，沟底有水，顺着水走，能到南翻峪。”
孙庆丰说：“你怎么知道？”
郑君说：“我来过。练过。”
孙庆丰看了他一眼，没有再问。
郑君带着五个人，到了山顶北面的路口。那里有一块大石头，正好当掩体。老王架好机枪，子弹上膛。
“老王。”郑君说，“你在这里守着。等我们把人引开，你打两梭子，然后撤。”
老王说：“区长，你走吧。我守着就行。”
郑君说：“一起。”
老王摇了摇头。“区长，我这条命是捡来的。卢沟桥那年，我全连就剩了我一个。够本了。”
郑君看着他。老王的脸上满是硝烟和灰尘，但眼睛很亮，像是夜里燃着的炭。
“老王——”
“区长。”老王打断他，“你带着他们走。我在这儿顶着。”
郑君没有再说什么。他拍了拍老王的肩膀。
然后他带着四个人，从崖边的一条窄缝里摸了下去。
那条缝很窄，只能容一个人侧身通过。郑君在前面，后面跟着四个民兵。他们一点一点往下挪，手抓着石壁，脚踩着石棱。下面黑漆漆的，看不到底。
爬了大概半个时辰，到了半山腰。郑君听见山顶上响起了枪声——老王开枪了。
机枪声很密，一梭子接一梭子。敌人被吸引过去了，山顶北面的路口热闹起来。
郑君带着四个人继续往下摸。摸到崖底，是一条河。河水不深，但很凉。他们顺着河走，走了半夜。
天快亮的时候，他们到了南翻峪的出口。孙庆丰带着人已经在那里了。县政府的人、伤员、机要文件，都带出来了。
郑君问：“人都出来了吗？”
孙庆丰说：“出来了。”
郑君又问：“老王呢？”
孙庆丰没有说话。
过了一会儿，一个民兵说：“老王的机枪停了。我听见鬼子在上面喊‘抓活的’。”
郑君站在河边，看着鹰嘴崖的方向。崖顶被晨雾笼罩着，什么都看不见。
风从崖底往上灌，呜呜地响。
他没有说话。他站在河边，站了很久。
然后他转过身，说：“走。”
他们继续往西走。走到中午，到了一个叫计鹿的村子。
许建国在村口等着他。他看见郑君满身是泥，腿上有血，脸色不对。
“怎么了？”
“被狗咬了一口。”郑君说。
许建国没有追问。他安排人给郑君包扎伤口，又让人端来一碗热粥。
郑君坐在龙王庙后面的地窖里，喝了一口粥。粥很烫，烫得他眼睛发酸。
他忽然想起老王。想起老王架机枪的样子，想起老王说的“我这条命是捡来的”。他想说什么，但没有说出口。
他喝完粥，走到电台前，开始发报。
电文只有几个字：鹰嘴崖突围，牺牲三十余人。平安。
发完报，他坐了一会儿，把那盏从东古丘带来的油灯拿出来，擦了擦。灯芯已经烧得很短了，火苗很小，但还能亮。
他点着灯，看着火苗。
然后他吹灭了灯。
明天还有事做。
（第九章 鹰嘴崖·完）
第十章 郭宗善的枪声
从鹰嘴崖撤下来之后，郑君在计鹿村养了半个月伤。
说是养伤，其实一天也没闲着。腿上的口子还没长好，他就一瘸一拐地跑到电台前，跟钟子云一起收发报。许建国来看过他一次，说：“你歇两天。”他说：“歇不住。”
那半个月里，他把涞涿的敌情重新梳理了一遍。松林店的付国传来消息：日伪军正在调集兵力，准备对涞涿平原进行新一轮“扫荡”。横岐据点的田济勇也传来消息：伪县长杨开明给各据点下了命令，要各村保长限期交纳粮食，否则以通敌论处。
郑君把这些情报整理好，发给了许建国。许建国回电：继续观察，注意隐蔽。
养伤期间，郑君收到了一个消息：郭宗善的二大队在东古丘村外被日伪打垮了。
那天是十月下旬。郑君正在计鹿村的地窖里整理情报，孙庆丰从外面进来，脸色不好。
“区长，老郭那边出事了。”
郑君放下笔。
“二大队在东古丘村外被围了。日伪一个中队，加上伪军两个连，把二大队堵在村西南的河套里。”
“老郭呢？”
孙庆丰没有马上回答。他低下头，声音很沉。
“牺牲了。”
郑君的手攥紧了。他问：“怎么牺牲的？”
孙庆丰把知道的说了。
那天早上，郭宗善带着二大队从岐沟出发，准备到东古丘一带开展活动。走到东古丘村西南的河套时，遭遇了日伪的伏击。敌人从三个方向合围，机枪架在河堤上，封住了退路。二大队只有几十个人，打不过，只能往河套里撤。
郭宗善带着人边打边撤，撤到一片坟地时，身边只剩下两个人——郑君和梁春华。
“郑君？”郑君问，“哪个郑君？”
“咱们区长。”孙庆丰说，“就是你。”
郑君愣了一下。他这才知道，郭宗善牺牲时，他也在场。只是他当时不记得自己怎么跑出来的。
孙庆丰继续说。
郭宗善、郑君、梁春华三个人撤到坟地时，郭宗善忽然停下来，站到一个坟头上，想看看还有没有自己人撤过来。
“他站得太高了。”孙庆丰说，“敌人机枪手看见了他。”
一排子弹扫过来，打在郭宗善的双腿上。他倒下了。
郑君和梁春华背着他，撤到东西古丘两村中间地带的运粮河道。郭宗善说：“我走不了了，你俩赶紧逃，不然咱都活不了。”
两人拼死也不放弃队长，说死就一起死。郭宗善见说不通，拔出枪来朝自己开了枪。
孙庆丰说完，屋里安静了很久。
郑君坐在那里，没有说话。他想起来了。他想起那天河套里的枪声，想起坟头上的那个身影，想起郭宗善说的那句“赶紧逃”。他想起自己慌乱中用土埋了队长的头，顺着河道向北面跑。
他记得自己跑了很久。但他不记得自己是怎么跑出来的。
“梁春华呢？”
“跑出来了。在虎过庄。”
郑君站起来，走到门口。外面是山，灰蒙蒙的。风从北面来。
“老郭是二十九军的？”他问。
“是。二十九军的一个连长，卢沟桥事变后退到涞涿的。”孙庆丰说，“何灿的联庄会垮了之后，是你把他接出来的。”
郑君点了点头。他记得。董一欧、何才、郭宗善，都是他从岐沟接出来的。郭宗善是新城杨漫撒村人，二十九军的一个连长，打仗勇猛，为人耿直。别人都叫中队，他说“我就是二大队”。
“他家里还有什么人？”
“有个老娘，在新城。还有个媳妇，带着一个闺女。”
郑君沉默了一会儿。“想办法给她送点钱去。”
“好。”
那天晚上，郑君坐在油灯前，把那盏从东古丘带来的灯点着。火苗很小，但很亮。
他想起郭宗善站在坟头上的样子。想起他拔出枪来朝自己开枪的那一瞬间。他没有哭。他只是坐着，看着灯。
过了一会儿，他把灯吹灭了。
几天之后，郑君回到虎过庄。
虎过庄的山坳里，风很大。郑君走进村子，看见梁春华坐在河滩上，一个人，低着头。郑君走过去，在他旁边坐下。
两个人没有说话。
过了一会儿，梁春华说：“区长，我那天应该背他走的。”
郑君说：“背不动。”
“背不动也得背。”
郑君沉默了一下。“他不想让我们背。”
梁春华抬起头，眼睛红了。
“他拔出枪的时候，我看见了。”梁春华说，“他没犹豫。就跟平常一样。”
郑君点了点头。
那天下午，郑君在虎过庄的河滩上，召集了基干大队的全体人员。三百多人站在河滩上，风把他们的衣服吹得鼓起来。
郑君站在一块石头上，看着下面的人。
“郭宗善同志牺牲了。”他说，“他是二十九军的连长，卢沟桥事变后留在华北打鬼子。他打过很多仗，杀过很多鬼子。他是我们的二大队长。”
下面没有人说话。风在河滩上呼啸。
“他死的时候，身边只有两个人。”郑君说，“他没有投降，没有逃跑。他让自己人走，自己留了下来。”
他停了一下。
“从今天起，二大队改叫郭宗善大队。”
下面有人喊了一声：“好！”
郑君看着这些人——孙庆丰、肖炳林、董一欧、何才、梁春华。这些人，有的从二十九军来，有的从联庄会来，有的从涞涿支队来。他们来自不同的地方，但都在虎过庄聚到了一起。
“我们打鬼子，不是为了当官。”郑君说，“是为了让后人记住，这片平原上，有人打过鬼子。”
风从北面来。虎过庄的山坳里，红旗在风中飘着。
那天晚上，郑君坐在虎过庄的老乡家里，把郭宗善的事写成了战报，准备发给许建国。写到一半，他停下来。
他想起郭宗善站在坟头上的样子。想起他拔出枪来的那一瞬间。
他想起郭宗善以前跟他说过的话：“区长，你说咱们能打赢吗？”
他说：“能。”
郭宗善问：“凭什么？”
他说：“凭咱们人多。”
郭宗善笑了。“人多有什么用？人家有枪有炮。”
他说：“人多了，枪和炮就有了。”
郭宗善想了想，点了点头。“区长，你这话我信。”
郑君把战报写完，折好，放进布包里。然后他拿出那盏油灯，点着。火苗跳了一下，亮起来。他看着火苗，想起郭宗善在坟头上站得那么高，像是要让所有人都看见他。
他吹灭了灯。明天还有事做。
几天之后，郑君收到消息：郭宗善的媳妇带着闺女，从新城赶到了涞涿。她没有找到郭宗善的尸体——那天仗打得太乱，郭宗善的遗体被日伪军收走了，后来不知道埋在哪里。
她在岐沟住了几天，郑君安排人给她送了些粮食和钱。她走的那天，郑君去送她。
她问郑君：“我男人是怎么死的？”
郑君沉默了一会儿。“他是英雄。”
“我问的是怎么死的。”
郑君看着她。她是个瘦小的女人，三十来岁，脸上有很深的皱纹，怀里抱着一个五六岁的女孩。
“他让自己人先走，自己留下来断后。”郑君说，“鬼子把他围了，他没投降。”
女人听了，没有说话。她低下头，看着怀里的孩子。
过了一会儿，她抬起头，说：“谢谢你们。”
郑君摇了摇头。
女人抱着孩子走了。郑君站在岐沟村口，看着她们消失在平原的尽头。风从北面来，把地里的枯叶吹得沙沙响。
他转身回到村里。还有很多事要做。
（第十章 郭宗善的枪声·完）
第十一章 不能说的事
一九四一年六月，涞涿县和房良县合并了。
合并的通知来得很突然。日伪对平西根据地的封锁围剿越来越紧，核心地带只剩山区二十几个村庄。涞涿县一部分成了敌占区，大部分成了游击区。房良县大部分是山区，县政府在深山老林的偏僻山村，是仅存的根据地。上级决定，两县合并为“房涞涿县”，县政府设在房良的地盘上。
合并后的第一次干部会议，在房良的一个山村里开。郑君走了大半天的山路才到。会议室是一间破旧的祠堂，房梁上挂着蛛网，墙角堆着农具。各县的干部挤了一屋子，有的坐在板凳上，有的蹲在地上。
主持会议的是房良县的县委书记黄叶。他三十来岁，戴着一副圆框眼镜，说话带着磁县口音。他把合并后的编制、辖区、人员安排念了一遍。郑君听着，没有说什么。
念完了，黄叶说：“大家有什么意见，可以提。”
没有人说话。
散会之后，郑君走出祠堂，站在院子里。孙庆丰跟在他后面。
“区长。”孙庆丰压低声音，“你听出来了吗？”
“听出来了。”
“主要领导都是房良的人。县长、县委书记、组织部长、宣传部长，全是房良的。”
郑君没有说话。
“咱们涞涿的人呢？”孙庆丰说，“董一欧由区长调为实业科长，陈琳被停了几个月，肖炳林还是副支队长。你呢？四区第一区委书记——四区是哪儿？是敌占区。”
郑君看了他一眼。“别说了。”
孙庆丰不说了。但他脸上的表情，郑君看得出来。
郑君被分配到四区。四区是原涞涿县的七区，也就是岐沟、马踏营、东古丘一带。那里已经是敌占区，日伪据点密布，伪军横行。房良县的干部不熟悉平原，不敢去，也不想去。郑君是本地人，他去。
“哪儿是敌占区，哪儿最危险，需要筹粮食弹药药品了，得我们冲在前去搞。”孙庆丰后来跟郑君说，“说没想法不现实。”
郑君说：“有想法也得干。”
有一天晚上，郑君从四区回来，路过董一欧的住处。董一欧正在收拾东西。他从区政府搬到了一间堆满账本的杂物间，开始算账。
“一欧。”郑君走进去。
董一欧抬起头，笑了一下。“区长——不，现在该叫郑书记了。”
“别叫我书记。”郑君在门槛上坐下，“你怎么样？”
董一欧把账本合上。“能怎么样？实业科长。给部队筹粮筹款，买东西，管账。挺好，不用上前线了。”
他说话的语气很轻松，但郑君听得出底下的东西。
“你心里不痛快？”
董一欧沉默了一下。“说不痛快是假的。咱们在涞涿干了三年，死多少人？陈琳、郭宗善、肖炳林、何才——这些人哪个不是提着脑袋干？现在合并了，人家房良的人一来，我们全成了‘需要审查的’。”
郑君没有说话。
“你知道审干的名册上有多少人吗？”董一欧压低声音，“百分之七十是咱们涞涿的。为什么？因为咱们的人大部分是统战对象、地方武装、知识分子、被策反的伪军。人家从山里来的，根正苗红，不用审。我们从平原上来的，都是‘来路不明’。”
郑君沉默了一会儿。“你被叫去谈话了？”
“谈了。”董一欧说，“问我当年在联庄会干什么，为什么给何灿当秘书，是不是真心投的八路。我说是啊。他们说，那你得写个材料。”
“你写了吗？”
“写了。”董一欧说，“写了三遍。第一遍说不详细，第二遍说有问题，第三遍说态度不端正。”
郑君攥紧了拳头。
“区长。”董一欧叫了他一声，“你别替我出头。你出头，他们连你一起审。”
郑君站起来。他走到门口，站了一会儿。
“一欧。”他说，“你记住一件事。”
“什么？”
“我们打鬼子，不是为了给谁审的。”
董一欧看着他。
“不管他们怎么审，你记住，你做过的事，我知道。郭宗善知道。陈辉知道。”郑君说，“我们这些人，都是从死人堆里爬出来的。他们审不掉。”
董一欧的眼睛红了。他没有说话。
一九四一年九月，事情起了变化。
县委副书记兼游击支队政委王伍，带枪携款逃跑了。他是负责敌后武装工作的，掌握着不少机密。他这一跑，整个房涞涿县的敌后工作陷入了混乱。
多名区长、区委书记叛变。干部奇缺。四区、五区几乎没有人了。
郑君临危受命，被任命为负责敌后武装工作的县委副书记，对外称“抗敌后援会副主任”。同时二度出任房涞涿游击支队政委。因为人手不够，他还双跨兼任五区区委书记。
“区长。”何才找到他，“你一个人干三个人的活，怎么干？”
郑君说：“一个一个干。”
他没有抱怨。他只是每天天不亮就出发，天黑透了才回来。白天在四区布置工作，晚上到五区开会。游击支队的事，他只能在路上想。
有一天晚上，他回到住处，看见母亲郑刘氏在等他。
母亲坐在门槛上，手里端着一碗粥。粥已经凉了。
“娘，您怎么来了？”
“给你送吃的。”母亲把粥递给他，“你多少天没回家了？”
郑君接过粥，喝了一口。凉的，但他没有热。
“娘，您回去吧。这边不安全。”
“不安全你还在这儿？”
郑君没有回答。
母亲看着他，过了一会儿，说：“君儿，娘知道你干的是正事。但你也得顾着自己的身子。”
郑君点了点头。
母亲站起来，拍了拍身上的土。“粥我给你热一下。”
“不用了，娘。”
“凉了伤胃。”
她转身走进灶房，生火，热粥。郑君坐在门槛上，看着母亲的背影。她比前几年老了很多，头发白了，背也驼了。但她走路还是很快，干活还是利索。
他想说什么，但没有说出口。
粥热好了，母亲端过来。郑君喝了。这次是热的。
“娘，您回去吧。”
“我明天走。”母亲说，“今晚陪你坐坐。”
那天晚上，母子俩坐在门槛上，没有说话。月亮从东边升起来，照着涞涿平原。远处有零星的灯火，那是村庄。那是老百姓的家。
母亲坐了一会儿，靠在门框上睡着了。郑君没有叫醒她。他坐在那里，守着。
审干锄奸的运动越来越紧。
晋察冀军区派来了锄奸部部长余光文，坐镇涞水赵各庄。挺进军也调来了新的锄奸部部长方国，长征老红军。他们带着一队人，开始对房涞涿县的干部进行审查。
郑君也被叫去谈了话。
“郑君同志，你的历史我们需要了解一下。”来人戴着眼镜，手里拿着一个本子，“你1938年跟着王巍到五台山参加八路军，这个没问题。但你后来在涞涿支队当政委，那支队伍成分很复杂，你知道吗？”
郑君说：“知道。”
“其中有叛变投敌的，比如张庆云、刘新民。你跟他们的关系怎么样？”
“我是政委，他们是大队长。工作关系。”
“有人说你跟刘新民走得很近。”
郑君看了那人一眼。“谁说的？”
“这个你不需要知道。”
郑君沉默了一下。“刘新民叛变之前，我找过他谈话，他跟我说他想拉人走。我把这件事报告给了王巍同志。王巍同志也找他谈过话。他最后还是跑了。我追了半夜，没追上。”
“那你为什么不早报告？”
“我报告了。”
“有记录吗？”
郑君没有说话。那个年代，很多事都是口头汇报，没有记录。
“郑君同志，我们不是针对你。”那人说，“但为了组织的纯洁性，你得理解。”
郑君点了点头。“我理解。”
他站起来，走出那间屋子。外面是山，灰蒙蒙的。他站在院子里，深吸了一口气。
他想起王先生说过的话——“你是为谁干的。”
他想起郭宗善站在坟头上的样子。
他想起陈辉写的诗。
他站了一会儿，然后转身走了。还有很多事要做。
几天之后，郑君听说，审干的名册上又多了几个名字。董一欧、肖炳林、何才，都在上面。理由都是一样的——“历史复杂”“需要进一步审查”。
郑君去找了余光文。
余光文是老红军，平江县人，1930年参加红五军，后来当过红二方面军保卫局侦察科长。他坐在屋里，面前摊着一堆材料。
“余部长。”郑君走进去，“我来反映一个情况。”
余光文抬起头。“说。”
“董一欧、肖炳林、何才这些人，我了解他们。他们是我在涞涿发展的，他们跟着我打过很多仗，流过血。郭宗善牺牲了，陈琳牺牲了，他们都是英雄。你们审他们，审什么？”
余光文沉默了一下。“郑君同志，我知道你的心情。但审干是上面的要求，我们必须执行。”
“执行可以。”郑君说，“但不能不分青红皂白。这些人要是被冤枉了，谁还敢跟咱们干？以后谁还敢投八路？”
余光文看着他。过了一会儿，他问：“你说怎么办？”
郑君说：“让我跟他们谈。我了解他们，我来给他们作证。”
余光文想了一下。“你先回去。我跟方国商量一下。”
郑君走了。他不知道结果会怎样，但他做了他该做的。
后来的事实证明，郑君的争取起了作用。董一欧、肖炳林、何才等人没有被关押，只是被要求写了材料。写完之后，继续工作。但那些材料，一直放在档案里，跟了他们很多年。
一九四二年，郑君被组织安排到抗大二分校学习。
抗大二分校在唐县的神南庄一带，离涞涿不远。郑君在第四期高级军政班学习，学的是军事和政治。他放下手头的工作，背着布包走了两天山路，到了学校。
学校的条件很艰苦。没有教室，上课在露天，学员坐在石头上，膝盖当桌子。没有课本，全靠听讲和记笔记。郑君白天上课，晚上整理笔记。他写字很快，但字迹潦草，自己都认不全。
有一次，学校政治部主任李志民找他谈话。李志民是开国上将，后来任志愿军政治委员。
“郑君同志，你学得怎么样？”
“跟不上。”
“为什么？”
“我文化底子薄。”郑君说，“以前都是实际工作，现在坐下来学理论，有点吃力。”
李志民笑了。“吃力就对了。不吃力学不到东西。”
他停了一下，说：“郑君同志，你毕业之后有什么打算？”
郑君说：“回涞涿。”
李志民点了点头。“对。你熟悉那里，那里需要你。”
一九四三年二月，郑君从抗大二分校毕业。
毕业前，他做了一个决定——去涉县见王巍。
王巍当时在涉县的129师驻地，负责朝鲜义勇军的工作。郑君扒火车到了邯郸，又从邯郸走到涉县。走了好几天，脚上又起了血泡。
他找到王巍的时候，王巍正在院子里跟几个朝鲜同志说话。他看见郑君，先是一愣，然后笑了。
“君儿！”
郑君走上前，叫了一声：“先生。”
那天晚上，师生俩坐在屋里，说了很久的话。王巍问了涞涿的情况，问了王先生离开后的变化，问了郑君这几年干了什么。郑君一一说了。他没有提审干的事，没有提被排挤的事。他只说了打鬼子的事。
“先生。”郑君问，“您什么时候回朝鲜？”
王巍沉默了一会儿。“等打完仗。”
“那我也去。”
王巍笑了。他拍了拍郑君的肩膀。“你先在中国干。朝鲜的事，以后再说。”
郑君点了点头。
第二天，王巍送郑君到村口。
“君儿。”王巍说，“你记住一件事。”
“什么？”
“不管别人怎么说你，不管受什么委屈，你记住——你干的是正事。”
郑君看着王巍的眼睛。
“我知道。”
王巍点了点头。“走吧。涞涿需要你。”
郑君转过身，走了。他没有回头。他知道，王巍站在村口，看着他走远。
他走了很远，才停下来，回头看了一眼。村口已经没有人了。
他继续往前走。
回到涞涿，已经是三月了。春天来了，平原上的麦子开始返青。
郑君坐在岐沟的家里，把那盏从东古丘带来的油灯点着。灯芯很短了，火苗很小，但还能亮。
他想起这一年多发生的事。合并、排挤、逃跑、叛变、审查。他想起董一欧在杂物间里算账的样子，想起王伍带枪携款逃跑的那个夜晚，想起余光文看他的眼神，想起母亲坐在门槛上睡着的样子。
他想起王巍说的那句话——“你干的是正事。”
他吹灭了灯。明天还有事做。
（第十一章 不能说的事·完）
第十二章 陈辉的头颅
一九四四年十月，房涞涿三县分建。
原涞涿县地域大部组成“涿县”，归易水地区，属晋察冀一分区。以新城西部、涿县南部等地组建“新涿县”，也就是今日高碑店附近地域，归属冀中地区，即十分区。
郑君被任命为“新涿县”第三区区委书记。
三区的地盘，包括松林店、韩村、高碑店、漫撒等铁路沿线一带。这里是连接“京津保”、晋察冀易涞抗日根据地、冀中抗日根据地、平西抗日根据地的交通要道，是使平南抗日根据地连成一片的关键点。地理位置十分重要，且是日伪势力最强的地域，更是情报工作的咽喉要道。
郑君知道，组织上把他放在这里，是因为他熟悉这一带的情况。他在涞涿干了七年，从十六岁到二十一岁，这里的每一个村子、每一条路、每一个据点里的内线，他都了然于胸。
但他也知道，这里的形势正在发生变化。
日军在太平洋战场上节节败退，华北的兵力被抽调南援。据点里的鬼子少了，伪军多了。伪军们人心惶惶，不知道哪天日本人就完了，自己该怎么办。那些以前死心塌地跟鬼子干的，现在也开始找后路了。
郑君看准了这个时机，加紧在各据点和伪军队伍中安插内线。松林店的付国、横岐的田济勇、孙庄的郑富——这些老关系还在。他又发展了新的内线，在铁路沿线的几个据点里都安了人。
他通过亲朋近友，一个一个地做工作。哪个村有谁在伪军里当兵，哪个据点的伪军跟谁有亲戚关系，他都摸得一清二楚。他派人去接触，去谈，去争取。
“鬼子快完了。”他对那些人说，“你们得给自己留条后路。”
那些人看着他，不说话。但郑君知道，他们在听。
一九四四年十一月，坏消息传来。
陈琳牺牲了。
陈琳是涞涿第一个抗日区公所的区长，是郑君统战的第一批人。他从国民党四区区长变成抗日区长，从马踏营区公所到涞涿县教育科长，从房涞涿四区区长到——最后，他倒在了马踏营的拒马河套里。
那天，陈琳带着十二名老战士在马踏营一带活动。日伪两千多人包围了他们。他们退到拒马河套里，打光了子弹，用刺刀拼，用石头砸。最后，陈琳和十二名战士全部战死。
郑君听到消息的时候，正在松林店附近布置工作。他站在铁路边上，看着远处的据点，很久没有说话。
陈琳跟他说过一句话：“区长，你说咱们能打赢吗？”
郑君说：“能。”
陈琳问：“凭什么？”
郑君说：“凭咱们人多。”
陈琳笑了。“人多有什么用？人家有枪有炮。”
郑君说：“人多了，枪和炮就有了。”
陈琳想了想，点了点头。“区长，你这话我信。”
现在陈琳死了。他信过的话，他没有看到。
几天之后，陈琳的追悼会在马踏营开。
那天来了很多人。各区的干部，各村的村长，农抗会、妇抗会、青抗会的代表。还有武工队的人，民兵，老乡。院子里站满了，墙头上也坐着人。
陈辉也来了。
陈辉是城南武工队政委，是诗人。他跟陈琳不熟，但他听过陈琳的事。他站在人群里，瘦，眼睛很亮，手里攥着一张纸。
追悼会开始，郑君讲话。他讲了陈琳的一生——从国民党区长到抗日区长，从马踏营区公所到拒马河套。他讲得很慢，一句一句的。下面有人哭。郑君没有哭。
讲完了，陈辉走上前。
“我给陈琳同志写了一首诗。”他说。
下面安静了。陈辉展开那张纸，念道：
男儿非无泪，
羞杀狗汉奸。
血染拒马河，
魂归马踏营。
念完了，他把纸叠好，放在陈琳的灵位前。
郑君看着陈辉。他想起陈辉第一次到涞涿的时候，穿着灰布军装，背着布包，笑着说“我是来写诗的，也是来打仗的”。
陈辉说到做到。他写诗，也打仗。
一九四五年一月，又一个坏消息传来。
“新涿县”县长、县委书记尹景芬，因叛徒出卖，在涿县交渠被王凤岗伪警备队三百多人包围，身中七弹壮烈牺牲。
尹景芬是外地人，从山里来的，不熟悉平原。他到新涿县任职才几个月，就牺牲了。郑君跟他打过几次交道，人很正派，但经验不足，对付叛徒特务不够老练。
上级很是不满意。有的只任职三几个月就把他们调走了。
郑君知道，这个仗，不是谁都能打的。平原上的斗争，跟山里不一样。山里可以凭险据守，平原上只能靠人，靠关系，靠情报，靠跟敌人斗智斗勇。
那些从山里来的干部，打鬼子是好样的，但到了平原上，就不灵了。
一九四五年二月，最坏的消息来了。
陈辉牺牲了。
陈辉是城南武工队政委，是诗人，是郑刘氏的干儿子。他从一九四〇年到涞涿，在郑君的引荐下进了县政府。后来他当了青救会主任，再后来当了武工队政委。他写诗，也打仗。他每次到岐沟，都到郑君家坐坐。郑刘氏给他包饺子。他坐在灶边，帮着烧火。火光照着他的脸，年轻，瘦，但眼睛很亮。
二月的一天，陈辉在韩村被日伪包围。叛徒出卖了他。他打光了子弹，拉响了最后一颗手榴弹。敌人把他的尸体铡了，头颅挂在松林店的树上示众。
消息传到岐沟，郑君正在新涿县三区布置工作。情报员跑进来，脸色煞白，说了一句话。郑君手里的笔掉在桌上，墨水溅到纸上，洇开一片黑。
他没有说话。过了一会儿，他问：“尸体呢？”
情报员低下头：“头被铡了，挂在松林店的树上。”
郑君站起来，走到门口，站在院子里。那天风很大，从北面来，把院子里的枯叶吹得沙沙响。他站了很久。
然后他转身回屋，对情报员说：“去叫董一欧和李颂尧来。”
董一欧是城南武工队长，陈辉的战友。李颂尧是区干部，本地人，熟悉松林店一带的地形。三个人在郑君的屋里碰头。
“得把陈辉的头取回来。”郑君说。
董一欧说：“松林店有伪军据点，车站边上就是鬼子的据点。晚上有人巡逻，探照灯一夜不灭。”
李颂尧说：“我认得路。车站北面有条沟，可以摸进去。”
郑君说：“我去。”
董一欧看了他一眼：“你不能去。你是区委书记，万一出事——”
“陈辉是我接来的。”郑君说，“我得去。”
三个人沉默了一会儿。最后董一欧说：“那就都去。”
那天晚上，下着雪。
雪不大，细细密密的，被风裹着，打在脸上像针扎。三个人从岐沟出发，走小路，绕开大路和据点。郑君穿着一件旧棉袍，腰里别着一把盒子炮。董一欧扛着一把镐。李颂尧在前面带路。
走了大概一个时辰，到了松林店外围。车站的据点上亮着探照灯，光柱在雪地上扫来扫去。三个人趴在沟里，等探照灯转过去。
探照灯转过去了。他们摸进车站北面的路旁。那棵老槐树就在那里，孤零零的，树冠很大，枝丫光秃秃的。树上挂着一个黑乎乎的东西，被雪覆盖着，但形状能看出来。
郑君的脚步停了一下。
董一欧拍了拍他的肩膀。三个人继续往前走。
到了树下，郑君抬起头。陈辉的头就在那里，挂在一根粗枝上，用铁丝穿着耳朵。脸上的表情很平静，像是睡着了。
郑君站在树下，仰着头，很久没有动。雪落在他的脸上，化了，和眼泪混在一起，分不清。
董一欧说：“我来。”
他爬上树，用钳子剪断铁丝，把陈辉的头小心地取下来，用一块白布包好，递给郑君。
郑君接过来，抱在怀里。很轻，也很重。
三个人原路返回。
走到车站北面的沟边时，据点上的探照灯又扫过来。三个人趴下，一动不动。光柱从他们头顶掠过，雪地上亮了一下，又暗了。
他们继续走。
天快亮的时候，他们到了四区北马村。村外有一座破庙，叫香堂，已经荒废很久了。庙的院墙塌了一半，西墙根下有一块空地，长满了枯草。
郑君说：“先埋这里。”
董一欧用镐刨了一个坑。李颂尧把陈辉的头从白布包里取出来，小心地放进坑里。郑君蹲下来，最后看了一眼陈辉的脸。
然后他把土盖上。
三个人站在土堆前，沉默了很久。风从北面来，把枯草吹得沙沙响。天边开始发白。
郑君说：“等胜利了，再好好安葬。”
董一欧点了点头。李颂尧说：“我记着这个地方。”
回到岐沟，天已经大亮。
郑君走进院子，母亲郑刘氏正在灶上做饭。她看见郑君满身是雪，脸色不对，放下手里的柴火。
“怎么了？”
郑君没有说话。他走到灶边，坐下。母亲看着他，忽然明白了什么。
“陈辉？”
郑君点了点头。
母亲的手抖了一下。她转过身，继续往灶里添柴。火光照着她的脸，皱纹很深，眼睛里没有泪，但手一直在抖。
“头呢？”她问。
“取回来了。埋在香堂了。”
母亲没有说话。她把锅里的粥盛出来，端到郑君面前。
“吃了。”
郑君端起碗，喝了一口。粥很烫，烫得他眼睛发酸。
几天后，郑君听说，母亲卖了两担玉米。
那是家里过冬的粮。她没有跟任何人商量，直接拉到集上卖了。然后她找了人，在松林店村北通往夏辛店方向的路旁——陈辉牺牲的地方——立了一块碑。
碑不大，上面刻着“陈辉烈士之墓”。
她不识字。但她知道这几个字是什么意思。
碑立好之后，她去看过一次。站在碑前，站了很久。风从北面来，把她的头发吹乱了。她没有说话，只是站着。
后来，敌人发现了这块碑。
他们把碑砸了。砸成几块，扔在路边的沟里。
消息传到岐沟，母亲正在灶上做饭。她听完，没有哭。她把火灭了，走出灶房，站在院子里。站了很久。
然后她回到屋里，把陈辉以前留下的那些稿纸——密密麻麻写满了字的纸——收起来。她不知道那些字写的是什么，但她知道那是陈辉的东西。她把稿纸卷好，塞进墙缝，和地契放在一起。外面用泥糊上，看不出来。
八个月后，日本投降。母亲站在院子里，听着村口的锣鼓声。她没有说话。她只是站着。
风从北面来。平原上的麦子黄了。
（第十二章 陈辉的头颅·完）
中流击水
第十三章 看不见的战线
一九四五年八月，日本投降。
消息传到岐沟那天，郑君正在新涿县三区布置工作。有人从村里跑出来喊：“鬼子投降了！”郑君站在院子里，听着远处的锣鼓声和鞭炮声。他想起陈辉，想起郭宗善，想起陈琳，想起那些死在松林店树上、死在拒马河套里、死在鹰嘴崖上的人。他们没能等到这一天。
但仗还没打完。
日本投降后，涿县的伪军摇身一变，成了“国军”。伪县长杨开明跑了，国民党派来了“接收大员”崔世昌，就任河北省第六公署专员兼保安司令，任命刘剑生为国民党涿县县长，并组建了一千多人的保安大队和警察大队。网罗逃亡各地的地主和“曲线救国”的伪军，组成了两千多人的“还乡团”“暗杀团”的反共先遣军，勾结心狠手辣的新城县长王凤岗，南北呼应。
几天之内，涿县枪杀和铡头村干部和农会骨干上百人。
郑君的身份没有变。他还是华北社会部平西情报组组长，单线联系许建国。但从日本投降那天起，他的工作重心变了——从抗日时期的情报收集，转向解放战争时期的敌工和军事情报。他的代号没变，他的上线没变，他做的事还是不能说。
一九四六年五月，林彤到涿县任县长。
林彤是河北安平县人，一九二九年入党，当过安国县长。他来涿县后，最先到岐沟找到郑君，让他做自己的秘书。
“老郑，我知道你心里有想法。”林彤说，“但你是本地人，人熟地熟情况熟。谁来当县长，都得靠你。”
郑君说：“我没想法。”
“那就干。”
郑君又成了县长秘书。有人开玩笑说他是“秘书专业户”。他不解释。
一九四七年十二月，涞水战役打响。
傅作义任华北“剿总”总司令后，公开叫板毛主席，在京南保定寻我主力决战。杨得志“围魏救赵”，令华北野战军三纵司令郑维山、政委胡耀邦佯攻涞水县城的国军九十四军一二一师，吸住南进国军。傅作义得情报后，派出他的王牌三十五军急赴涞水与我主力决战。
郑君的任务是送情报。
华北社会部敌工从北平内线处得到三十五军的动向，情报迅速传递到涞涿。郑君接到情报后，从涞水北义安、下庄处涉水过河到拒马河西岸，找到在白堡、郑各庄一带指挥战役的三纵指挥部。
那天晚上很冷，河水刺骨。郑君蹚水过河，裤腿冻成了冰筒。他找到三纵指挥部时，屋里点着油灯，几个人正围在地图前。胡耀邦站在地图旁，手里拿着一支铅笔。旁边还站着一个人，郑君不认识。
郑君把情报递过去。胡耀邦接过来，低头看完，抬起头。
“你是哪里来的？”
“平西情报组的。涞涿本地人。”
胡耀邦点了点头，正要说什么，旁边那个人忽然开口了。
“郑君？”
郑君抬起头，看着那人。那人四十来岁，瘦高个，戴着一副眼镜，说话带着南方口音。他仔细看了看郑君，笑了。
“你不认识我了？”
郑君愣了一下。他仔细辨认着那张脸，忽然想起来了——一九三八年，在五台山的时候，他见过这个人。那时候这人还是个年轻干部，跟邓华一起到过金刚库。
“王首道同志？”
王首道点了点头，对胡耀邦说：“我们认识。一九三八年，在五台山。”
胡耀邦有些意外，看了看王首道，又看了看郑君。“你们认识？”
王首道说：“他那时候才十五岁，跟着王巍同志到的五台山。我见过他。”
胡耀邦点了点头，重新看向郑君。“你送来的情报很重要。三十五军已经过了拒马河，正向涞水方向推进。我们明天就打。”
他停了一下，又问：“你是本地人？”
“是。”
“打完仗，回家看看。”
郑君点了点头。他没有久留。送完情报，他又连夜涉水返回了河东。
三纵接情报后立即放弃攻涞水县城，调头向东，与渡过拒马河到达西岸的傅军三十五军三十二师在庄疃激战。这就是著名的涞水庄疃战役。
当时徐水、望都、蔚县等地还有敌十六军、五十三军，可以说敌众我寡。聂荣臻又急调住平西的冀察军区唐延杰的一纵速速赶涞水前线，二纵陈正湘将敌三十五军一〇一师阻击在定兴高洛一带。星夜一纵唐延杰司令部赶到涿县杨康村，一纵曾美的一旅到岐沟，将傅三十五军军部拦截在拒马河东岸的温辛庄一带。曾美一旅二团到新城县李中旺村，一团到涞水县王皇甫村，三团到刘皇甫村，将三十五军军部团团围住。以南拒马河北义安一带为界，将傅作义的三十五军拦腰截断，首尾不能相顾。
傅作义得情报后，急派出他守卫北平的暂十七师第二团，赶赴涞涿从背后袭击岐沟一纵曾美将军的一旅，企图救援三十五军军部。这时一旅主力都在前线，岐沟只有战勤人员。林彤县长正在岐沟组织战时供给担架民夫，得消息后，与郑君等政府人员组织岐沟城内军民，借助岐沟城墙的地利，成功阻击了背后插刀袭击岐沟我军一旅的敌第二团逃往高碑店。这时一纵成少甫的二旅、马辉的三旅赶到，及时打退敌增援的骑四师。致使三十五军军部及三十二师、一〇一师大部被歼。河西三纵击毙三十二师少将师长李铭鼎，拒马河东一旅击毙傅三十五军少将参谋长田世举，三十五军中将加上将衔军长鲁英麟自杀毙命。
从此傅军大伤元气，龟缩北平再无反手之力。
战后，许建国部长把情报传递来源报告给聂荣臻司令员。聂总高兴地说：“他抵得上两个团，能文能武，既能搞统战，还能搞情报，这种全能型人才在敌后就是稀缺资源。今后要加强情报工作。”
郑君听说后，没有说什么。
他继续做他的事。
铁路情报线是他经营多年的网络。
丰台车站有郑君的妹夫王兆和，是列车长。他每天在丰台和前门之间跑车，车厢里人来人往，没有人注意一个穿制服的列车长。他把情报藏在乘务室的抽屉夹层里，到了前门站，有人上来取走。取走的人不知道情报从哪里来，王兆和也不知道情报送到哪里去。
前门车站有货运员白老伯，涿县国家务人，五十多岁，在车站干了一辈子。他认识郑君的父亲郑兰庭，荣宝斋的纸张、笔墨经常从白老伯手里过。日本人来之前是这样，日本人来了之后还是这样。只是货物里多了些别的东西——药品、纸张、电池，偶尔还有枪支零件。
松林店车站有站长李大伯。松林店是京汉线上的一个小站，但位置重要，北通北平，南达保定。李大伯是本地人，家就在松林店村。他当了多年站长，伪军、鬼子、国民党、八路军，都从他眼皮底下过。他谁也不得罪，但心里有数。郑君发展的内线付国就在松林店据点当警备中队长，李大伯和付国配合，把松林店站变成了情报中转站。
高碑店车站有货运负责人郭文茂，是郑君前妻的大舅哥。他管着货运，什么货什么时候到，什么时候走，他比谁都清楚。郑君通过他掌握铁路沿线日伪物资调运的动向。有一回，郭文茂传来消息：有一列军火车要在高碑店停靠。郑君把情报发给了许建国。几天后，那列军火车在保定南边被游击队炸了。
这些人在铁路上做事，有的知道自己在帮八路，有的只是跑腿。但他们每个人都为情报和物资的转运，打开了一条通道。
北平城内的据点有三处。
第一处是前门大街的文化用品店铺。铺子是郑君父亲郑兰庭的产业，荣宝斋的分号。名义上是做笔墨纸砚生意的，实际上是一处情报联络点。铺子里的账房先生是郑君的人，负责接收从北平城内送来的情报，再混在货物里转运出城。刘光人传递的“北平布防作战计划”，就是通过这间铺子交到郑君手上的。
第二处是东四头条郑家。郑君父亲的宅子，在东四头条的一个小胡同里。院子不大，但位置隐蔽，进出方便。郑君到北平时，有时住在这里。他的前妻刘秋菊也住在这里，她不知道丈夫在做什么，只知道他常年不在家，偶尔回来一趟，待不了几天就走。她从不问。
第三处是金刚旅馆。旅馆在北平东四四条，是朝鲜人李秉宪开的。一九三七年北平沦陷后，李秉宪在这里租了两套房间作为接头地点。旅馆里住着许多北平社会名流，东四九条胡同是汉奸川岛芳子的私宅，日军华北司令长官冈村宁次常来这里和川岛芳子鬼混。灯下黑，便于情报人员隐蔽。郑君到北平时，有时在这里接头。
郑君的工作方法是单线联系，每一个人只知道自己的上线，不知道下线。他手下的情报人员，有的在铁路上，有的在药铺里，有的在伪军里，有的在北平城内。他们互相不认识，也不知道彼此的存在。郑君是那个“节点”——只有他一个人知道所有的线在哪里。
有一回，一个内线被捕后叛变，供出了郑君的行踪。那天郑君正在马踏营一带执行任务，被日伪特务盯上了。他发觉不对的时候已经晚了——前后都是人，跑不掉了。
他被抓进了涿县城的日本宪兵队。
审讯他的是一个日本军曹，会说中国话，但说得很别扭。军曹问他：“你的，八路的干活？”
郑君说：“做买卖的。”
军曹笑了。他让人把郑君按在老虎凳上，往他脚后跟下面垫砖。一块，两块，三块。郑君的腿像要被折断一样，疼得满头大汗。他没有喊。
军曹又问：“你的，八路的干活？”
郑君说：“做买卖的。”
军曹让人给他灌辣椒水。辣椒水从鼻子里灌进去，呛得他喘不过气来。他剧烈地咳嗽，眼泪鼻涕一起流。但他还是没有说。
军曹生气了。他让人把郑君拖到院子里，挖了一个坑。
“你的，不说，就埋了你。”
郑君被推到坑边。他看着那个坑，坑不大，刚好够一个人躺进去。他想起了母亲，想起了王先生，想起了那盏油灯。他想，如果就这么死了，不知道母亲会不会知道。
他闭上眼睛。
就在这时，外面突然响起了枪声。日本宪兵们慌乱起来，纷纷往外跑。一个伪军冲进来，把郑君从坑边拉起来，解开了他身上的绳子。
“快走！”那人低声说。
郑君认出了他——是付国的人。
他来不及多想，跟着那人从后门跑了出去。外面是黑夜，枪声还在响。他跑进一条小巷，翻过一道矮墙，钻进了一片庄稼地。
他趴在地里，喘了很久。腿还在疼，鼻子里全是辣椒水的味道。但他活下来了。
后来他才知道，是许建国通过内线得知他被捕的消息，安排了这次营救。付国的人在里面接应，外面有人放枪制造混乱。
那天晚上，郑君没有回岐沟。他绕了很远的路，回到了计鹿村。钟子云看见他满身是泥，腿上全是血，吓了一跳。
“怎么了？”
“被狗咬了一口。”郑君说。
他坐在地窖里，没有马上发报。他坐在那里，很久没有说话。钟子云给他端了一碗水，他没有喝。
过了一会儿，他站起来，走到电台前，开始发报。
电文只有几个字：平安。继续。
一九四三年夏天，郑君从北平内线得到一条紧急情报。
情报是协和医院的人传出来的。协和医院教会会长黄浩，广东揭阳人，公开身份是崇慈小学校长和新街口基督教堂的长老，真实身份是八路军晋察冀的平津特派人员。他通过教会关系，将药品和情报转运出城，再由郑君等人运往平西根据地。
黄浩传来的消息让郑君头皮发麻：日军在北平天坛附近释放了老鼠和苍蝇，引发了霍乱疫情。截至十月底，全北平市总计出现霍乱感染者两千多人，死亡近两千人。
郑君拿着情报，手在发抖。他不是害怕，是愤怒。
黄浩还告诉他一个更深的秘密：日军在北平有一支细菌战部队，对外称“北支那防疫给水部”，代号“甲第1855部队”。总部设在北平天坛神乐署，细菌生产设在天坛原中央防疫处生物制品所，防疫给水课设在原北平协和医学院，细菌武器研究课设在文津街三号原静生生物研究所。这支部队直属于日军陆军参谋本部第九技术研究所，研制和生产鼠疫、伤寒、霍乱、痢疾、黑热病、疟疾等细菌和原虫，并饲养大批老鼠和跳蚤。
罪魁祸首是石井四郎。
郑君把情报整理好，连夜发给了许建国。
电文很短：北平霍乱流行，敌“1855部队”释放鼠疫霍乱菌。根据地在敌扫荡中也发现类似情况，疑似细菌战。请指示。
许建国回电：继续监视。注意防护。
几天之后，根据地也传来了消息。
日军在对平西根据地的“扫荡”中，使用了细菌武器。老鼠、苍蝇遍野，出现了众多人拉稀、呕吐、死人的现象。当时老百姓不知道怎么回事儿，只认为是闹霍乱。但由于事先得到了郑君的情报，做了提前预防，战斗人员没有大面积病倒。又到处购药救济当地百姓，军民齐动员，粉碎了日寇毒气战、细菌战的阴谋。
郑君后来回忆说，那是他情报生涯中最沉重的一天。他拿到情报的时候，根据地已经有人死了。他知道，如果他的情报再快一点，可能能少死几个人。
但他也知道，情报工作就是这样。你永远不知道你传递的情报能救多少人，你也永远不知道晚了一步会死多少人。你只能把每一条情报都当成最后一条来送。
一九四一年底，郑君接到一个特殊任务：护送国际友人林迈可和妻子李效黎通过涞涿四区，到达平西根据地。
林迈可是英国人，无线电专家，原在燕京大学任教。一九四一年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军占领燕京大学，林迈可和妻子从北平逃出，准备前往晋察冀根据地。他们从北平出发，经西山，到了涞涿四区的地界。
郑君在四区一个叫张坊的村子接到了他们。林迈可是英国人，高鼻子、蓝眼睛，在平原上极为显眼。郑君让他穿上中国农民的棉袄，戴上毡帽，但还是一眼就能认出来。
“白天不能走，只能夜里。”郑君说。
林迈可问：“夜里安全吗？”
郑君说：“夜里我们都安全。”
那天晚上，郑君带着林迈可夫妇穿过封锁沟。封锁沟有一丈多深，沟底有积水，两边是陡坡。郑君先下沟，蹚水到对岸，然后拉林迈可下来，再拉李效黎。林迈可的眼镜上全是水雾，什么也看不清。郑君说：“跟着我，别回头。”
他们走了一夜。天亮前到了一个叫十渡的地方。过了十渡，就是平西根据地的地界了。郑君把林迈可夫妇交给接应的人，然后转身往回走。
林迈可叫住了他。
“你叫什么名字？”
郑君说：“不用记名字。你们到了就行。”
林迈可后来在晋察冀为八路军改装了无线电设备，提高了通讯能力。他在回忆录中写道：“那些中国农民和游击队员，用最简陋的武器，做着最危险的事。他们让我看到了另一种可能。”
郑君没有看到这本回忆录。他只知道，那天晚上，他把两个外国人安全送过了封锁沟。他做了他该做的事。
一九四五年八月，日本投降。
但郑君没有停。他的工作从抗日转向了对付国民党。他还是那个“看不见的人”，在暗处走着，把情报从北平传到平西，从平西传到晋察冀，从晋察冀传到延安。
他不知道战争什么时候结束。他只知道，他还有很多事要做。
（第十三章 看不见的战线·完）
第十四章 北平城防图
一九四八年初，涿县路西已全部解放。
晋察冀大军云集涞涿，围困北平。天气炎热，闹传染病，药品急缺。郑君受组织派遣，秘密潜入北平，执行两项任务：转移情报，购买药品。
情报是刘光人获取的敌“北平布防作战计划”。刘光人是蠡县人，傅作义机关报《平明日报》的军政要闻记者，一九三九年秘密加入共产党，化名方明、刘泽民。他利用记者身份，接近傅作义华北“剿总”高层，获取了大量军事情报。
这份情报极为重要。当时围困北平的晋察冀大军需要敌城防情报，以便制定进攻计划。刘光人获取的“北平布防作战计划”，正是解放军急需的核心情报。
郑君潜入北平后，先到前门大街的那间文化用品店铺。铺子是他父亲郑兰庭的产业，荣宝斋的分号。铺子里的账房先生是郑君的人，负责把情报和物资从北平转运出去。
郑君在铺子里等了半天。傍晚时分，刘光人来了。他穿着一件灰布长衫，戴着一副圆框眼镜，手里拿着一卷报纸。他走进铺子，装作买纸，在柜台前站了一会儿。然后他把报纸放在柜台上，转身走了。
郑君走过去，拿起那卷报纸。报纸里面夹着一张纸，纸上密密麻麻地写着字——那就是“北平布防作战计划”。
郑君把纸折好，藏在鞋底。
那天晚上，他住在金刚旅馆。
旅馆在北平东四四条，是朝鲜人李秉宪开的。一九三七年北平沦陷后，李秉宪在这里租了两套房间作为接头地点。旅馆里住着许多北平社会名流，东四九条胡同是汉奸川岛芳子的私宅，日军华北司令长官冈村宁次常来这里和川岛芳子鬼混。灯下黑，便于情报人员隐蔽。
郑君在旅馆里住了一夜。他没有睡。他坐在窗前，看着外面的胡同。夜深了，胡同里很静，偶尔有黄包车经过，车铃响两声，又没了。
他想起母亲。想起她把钥匙塞到他手里的样子。想起她站在门口搬粮袋的样子。想起她坐在门槛上睡着的样子。
他闭上眼睛。
第二天一早，他去了协和医院。
协和医院教会会长黄浩，广东揭阳人，公开身份是崇慈小学校长和新街口基督教堂的长老，真实身份是八路军晋察冀的平津特派人员。他通过教会关系，将药品和情报转运出城，再由郑君等人运往平西根据地。
郑君找到黄浩时，黄浩正在药房里整理药品。他看见郑君进来，没有多说话，只是把一包东西递给他。
“盘尼西林。还有磺胺。”
郑君接过包裹，掂了掂分量。“有多少？”
“够用一阵子。”黄浩说，“路上小心。最近查得紧。”
郑君点了点头。他把药品藏在行李里，把情报缝在衣角。
然后他去了前门火车站。
护送他的是化名凉风（梁峰）的情报人员阎塘，晋察冀中央局社会部房涞涿情报站负责人，公开身份是火车乘警。阎塘穿着一身黑色制服，戴着一顶大檐帽，站在车厢门口，看见郑君过来，微微点了一下头。
郑君上了车，找到自己的座位。他把行李放在行李架上，坐下来，看着窗外。
火车开了。
他坐在靠窗的位置，手按在膝盖上，手指头不自觉地攥着裤腿。情报缝在衣角，药品藏在行李里。他看起来就是一个普通的商人，坐火车出门办事，没什么特别的。
但阎塘走过来的时候，低声说了一个字。
“走。”
郑君抬起头。他看见阎塘的目光扫向车厢那头。顺着阎塘的目光看去，有三个穿便衣的人正从车厢那头走过来，走得不快，但眼睛一直在扫视两旁的乘客。
郑君没有动。他在等阎塘的判断。
阎塘又走近一步，声音更低：“前门上车就盯上了。到了松林店北，他们要动手。”
郑君看着阎塘。阎塘没有看他，只是看着前方，像是在巡视车厢。
“现在？”
“现在。”
郑君站起来。
他没有往车门走。车门在车厢两头，那三个人正从一头走过来，另一头不知道还有没有他们的人。车门等于自投罗网。
他转身面向车窗。那是一扇老式车窗，下半截能推开。他用力一推，窗玻璃滑上去，冷风灌进来。
车厢里有人喊了一声。郑君没有回头。
他双手撑着窗框，整个人翻了出去。
火车正在行驶，风像刀子一样割在脸上。他摔在路基的斜坡上，身体滚了几圈，撞在石头上。他听见自己的骨头在响，但他没有松手——怀里的情报和药品，他死死抱着。
他停下来的时候，趴在一片乱石堆里。四周是黑的，只有远处火车尾灯的光越来越小。
他想动，但动不了。四肢像断了线的木偶，头骨像裂开了一样疼。他试着抬手摸了摸胸口——布包还在。他把布包解开，摸了摸里面的纸。纸还在。他又摸了摸药瓶，瓶子碎了，但药还在布包里。
他躺了很久。天上有星星，很亮。
后来他听见有人在叫他。是阎塘安排的人。他们把他抬上一辆驴车，连夜送到了下滩村。
下滩村在房山县的一个山沟里，只有几户人家。村长姓张，是个老实的庄稼人，以前给八路军送过粮，认得郑君。他把郑君安排在自己家的偏房里，又让人去叫了林彤县长。
林彤赶来的时候，天已经亮了。他看见郑君躺在炕上，四肢肿得老高，头上缠着布条，脸色白得像纸。
“老郑。”林彤叫了一声。
郑君睁开眼睛，看见林彤，笑了一下。
“情报……送到了？”
林彤点了点头。“送到了。聂司令收到了。”
郑君闭上眼睛，长长地出了一口气。
“药呢？”
“药也收到了。”林彤说，“碎了一些，但够用。”
郑君又点了点头。
那天晚上，林彤没有走。他坐在炕边，看着郑君。郑君闭着眼睛，但没有睡着。
“老郑。”林彤叫了他一声。
“嗯。”
“你这次差点把命丢了。”
郑君没有说话。
“你家里还有什么人？”
“一个娘。在岐沟。”
“我让人去捎个信。”
郑君睁开眼睛。“别捎。”
“为什么？”
“她知道了，会来。路远，她走不动。”
林彤沉默了一下。“你不想让她知道？”
“她知道我干的是正事。”郑君说，“知道就中了。”
林彤没有再说什么。他给郑君掖了掖被子，然后走出了屋子。
郑君躺在炕上，看着屋顶。屋顶是木头的，有一条裂缝，能看到外面的天。天是黑的，但有星星。
他想起母亲。想起她把钥匙塞到他手里的样子。想起她站在门口搬粮袋的样子。想起她坐在门槛上睡着的样子。
他闭上眼睛。
他在下滩村躺了大半年。
林彤来看过他几次。董一欧从涿县来的时候，也顺路来看过他。肖炳林托人捎来一包红枣。何才让人带来了一坛子咸菜。母亲郑刘氏来不了，托人带来了一双布鞋——那是她纳的，针脚密密麻麻。
郑君躺在炕上，不能动。他看着窗外，窗外是山，山后面是平原。他看不见平原，但他知道，平原就在那边。
他想起郭宗善在坟头上拔出枪的样子。
他想起陈辉在松林店树上挂着的头颅。
他想起母亲把那包诗稿塞进墙缝的样子。
他想起王先生在木板上写下的“朝鲜”两个字。
他想起那盏从东古丘带来的油灯。
他在下滩村躺了大半年。等他终于能坐起来的时候，北平已经和平解放了。林彤带着涞涿政府的老班底，北上接收北平。郑君没有去。他的身体不允许他去了。
他回到了岐沟。
母亲在村口等他。她看见郑君拄着拐杖走过来，没有说话，只是走上前，扶住了他的胳膊。
“回来了？”
“回来了。”
母亲扶着他走进院子。枣树还在，石阶还在，堂屋的门还是那扇旧门。她把他扶到炕上，给他盖好被子。
“吃了没有？”
“没有。”
母亲转身去了灶房。过了一会儿，她端着一碗粥走进来，递给他。
“吃了。”
郑君接过碗，喝了一口。粥很烫，烫得他眼睛发酸。
（第十四章 北平城防图·完）
第十五章 松林店北的跳车
从北平回来之后，郑君在下滩村躺了大半年。
说是养伤，其实一天也没闲着。他的四肢刚能活动，就让人把情报送到炕头来。他躺着看，躺着写，躺着发指令。松林店的付国、横岐的田济勇、孙庄的郑富，这些内线的情报一条一条地送到下滩村，又一条一条地发出去。
林彤来看他的时候说：“你歇着吧，天塌不下来。”
郑君说：“天塌不下来，但北平还没解放。”
林彤不说话了。
一九四八年八月，郑君的身体刚刚能坐起来，就接到了一个新的任务。
组织上让他再去一趟北平。这次的任务有两项：一是把刘光人获取的最新情报带回来，二是通过关系购买一批药品。围困北平的大军云集涞涿，天气炎热，闹传染病，药品急缺。
郑君没有犹豫。他说：“我去。”
林彤说：“你这个身体——”
“能走。”
他从下滩村出发，走小路，绕过国民党的岗哨，到了涿县。然后从涿县坐火车去北平。上车前，他换了一身灰布长衫，戴了一顶旧毡帽，看起来像个跑买卖的商人。
到了北平，他先去了前门大街的那间文化用品店铺。铺子的账房先生告诉他，刘光人已经把东西送来了。是一卷报纸，里面夹着一张纸。
郑君打开报纸，看了那张纸。上面密密麻麻地写着字——那是“北平布防作战计划”的更新版。他看完，把纸折好，藏在鞋底。
然后他去了协和医院。黄浩已经准备好了药品——盘尼西林、磺胺、纱布、绷带。郑君把药品分装在两个布包里，一个背在身上，一个提在手里。
黄浩说：“路上小心。最近查得紧。”
郑君说：“知道。”
他本想在北平住一夜再走，但阎塘传来消息：前门车站有特务盯上了这条线，让他尽快走。郑君没有犹豫，当天下午就上了火车。
阎塘给他安排了一个座位，靠窗。阎塘自己穿着一身黑色制服，戴着一顶大檐帽，扮成乘警，在车厢里来回巡视。
火车开了。
郑君坐在靠窗的位置，手按在膝盖上，手指头不自觉地攥着裤腿。情报缝在衣角，药品藏在行李里。他看起来就是一个普通的商人，坐火车出门办事，没什么特别的。
车过丰台，过良乡，过琉璃河。窗外的田野一片一片地往后退，麦子已经收了，地里只剩下光秃秃的麦茬。
阎塘走过来的时候，低声说了一个字。
“走。”
郑君抬起头。他看见阎塘的目光扫向车厢那头。顺着阎塘的目光看去，有三个穿便衣的人正从车厢那头走过来，走得不快，但眼睛一直在扫视两旁的乘客。
郑君没有动。他在等阎塘的判断。
阎塘又走近一步，声音更低：“前门上车就盯上了。到了松林店北，他们要动手。”
郑君看着阎塘。阎塘没有看他，只是看着前方，像是在巡视车厢。
“现在？”
“现在。”
郑君站起来。
他没有往车门走。车门在车厢两头，那三个人正从一头走过来，另一头不知道还有没有他们的人。车门等于自投罗网。
他转身面向车窗。那是一扇老式车窗，下半截能推开。他用力一推，窗玻璃滑上去，冷风灌进来。
车厢里有人喊了一声。郑君没有回头。
他双手撑着窗框，整个人翻了出去。
火车正在行驶，风像刀子一样割在脸上。他摔在路基的斜坡上，身体滚了几圈，撞在石头上。他听见自己的骨头在响，但他没有松手——怀里的情报和药品，他死死抱着。
他停下来的时候，趴在一片乱石堆里。四周是黑的，只有远处火车尾灯的光越来越小。
他想动，但动不了。四肢像断了线的木偶，头骨像裂开了一样疼。他试着抬手摸了摸胸口——布包还在。他把布包解开，摸了摸里面的纸。纸还在。他又摸了摸药瓶，瓶子碎了，但药还在布包里。
他躺了很久。天上有星星，很亮。
后来他听见有人在叫他。是阎塘安排的人。他们把他抬上一辆驴车，连夜送到了下滩村。
下滩村在房山县的一个山沟里，只有几户人家。村长姓张，是个老实的庄稼人，以前给八路军送过粮，认得郑君。他把郑君安排在自己家的偏房里，又让人去叫了林彤县长。
林彤赶来的时候，天已经亮了。他看见郑君躺在炕上，四肢肿得老高，头上缠着布条，脸色白得像纸。
“老郑。”林彤叫了一声。
郑君睁开眼睛，看见林彤，笑了一下。
“情报……送到了？”
林彤点了点头。“送到了。聂司令收到了。”
郑君闭上眼睛，长长地出了一口气。
“药呢？”
“药也收到了。”林彤说，“碎了一些，但够用。”
郑君又点了点头。
那天晚上，林彤没有走。他坐在炕边，看着郑君。郑君闭着眼睛，但没有睡着。
“老郑。”林彤叫了他一声。
“嗯。”
“你这次差点把命丢了。”
郑君没有说话。
“你家里还有什么人？”
“一个娘。在岐沟。”
“我让人去捎个信。”
郑君睁开眼睛。“别捎。”
“为什么？”
“她知道了，会来。路远，她走不动。”
林彤沉默了一下。“你不想让她知道？”
“她知道我干的是正事。”郑君说，“知道就中了。”
林彤没有再说什么。他给郑君掖了掖被子，然后走出了屋子。
郑君躺在炕上，看着屋顶。屋顶是木头的，有一条裂缝，能看到外面的天。天是黑的，但有星星。
他想起母亲。想起她把钥匙塞到他手里的样子。想起她站在门口搬粮袋的样子。想起她坐在门槛上睡着的样子。
他闭上眼睛。
他在下滩村躺了大半年。
林彤来看过他几次。董一欧从涿县来的时候，也顺路来看过他。肖炳林托人捎来一包红枣。何才让人带来了一坛子咸菜。母亲郑刘氏来不了，托人带来了一双布鞋——那是她纳的，针脚密密麻麻。
郑君躺在炕上，不能动。他看着窗外，窗外是山，山后面是平原。他看不见平原，但他知道，平原就在那边。
他想起郭宗善在坟头上拔出枪的样子。
他想起陈辉在松林店树上挂着的头颅。
他想起母亲把那包诗稿塞进墙缝的样子。
他想起王先生在木板上写下的“朝鲜”两个字。
他想起那盏从东古丘带来的油灯。
他在下滩村躺了大半年。等他终于能坐起来的时候，北平已经和平解放了。林彤带着涞涿政府的老班底，北上接收北平。郑君没有去。他的身体不允许他去了。
他回到了岐沟。
母亲在村口等他。她看见郑君拄着拐杖走过来，没有说话，只是走上前，扶住了他的胳膊。
“回来了？”
“回来了。”
母亲扶着他走进院子。枣树还在，石阶还在，堂屋的门还是那扇旧门。她把他扶到炕上，给他盖好被子。
“吃了没有？”
“没有。”
母亲转身去了灶房。过了一会儿，她端着一碗粥走进来，递给他。
“吃了。”
郑君接过碗，喝了一口。粥很烫，烫得他眼睛发酸。
（第十五章 松林店北的跳车·完）
尾声 下滩村
一九四九年，郑君被安排到河北省干部休养院。
休养院在保定西郊，是个旧军阀的宅子改的，院子很大，有几棵老槐树。里面住的都是伤残军人，有的缺胳膊，有的少腿，有的身上还留着弹片。郑君跟他们不一样——他四肢健全，能走路，能吃饭，但一到阴天下雨就浑身疼，头疼起来整个人像是要炸开。
他在休养院住了三年。每天早晨起来，在院子里走两圈，然后坐在廊下看报纸。报纸上都是好消息——解放军过了长江，南京解放了，上海解放了，新中国成立了。他看报纸的时候不怎么说话，但嘴角总是往上翘一点。
休养院的院长姓赵，是个老红军，长征时丢了一条胳膊。他见郑君不爱说话，就常来找他下棋。两个人坐在槐树下，棋盘一摆就是一下午。
有一次赵院长问他：“老郑，你以前干什么的？”
郑君说：“跑腿的。”
赵院长笑了：“什么跑腿的？”
郑君说：“给组织跑腿。”
赵院长没有再追问。他看了郑君一会儿，说：“你这个人，话不多，但心里有事。”
郑君没有回答。他把一个卒子往前推了一步。
一九五五年，郑君离开了休养院，回到岐沟。
他的身体好了一些，但还是不能干重活。组织上给他安排了一个闲职——县文化馆的干事，管管图书，写写材料。他没有推辞，也没有抱怨。每天早晨骑着一辆旧自行车去县城，下午回来，路过村口的老槐树时，下来推着车走一段。
母亲郑刘氏还住在岐沟。她老了，头发全白了，背也驼了，但还是每天做饭、洗衣、喂鸡。郑君回来的时候，她已经把饭做好了。
“吃了没有？”
“吃了。”
“再吃点。”
郑君就再吃一点。
几年之后，运动来了。
先是“三反”“五反”，然后是“肃反”，然后是“反右”。那些从涞涿出来的老战友，一个一个被翻出历史问题——董一欧在联庄会当过秘书，肖炳林在涿涿支队当过副支队长，何才当过何灿的警备副队长。他们的名字上了审查名单，被叫去谈话，被要求写材料。
郑君也被叫去了。
“郑君同志，你的历史我们需要重新审查一下。”来人戴着眼镜，手里拿着一个本子，“你在一九四一年至一九四八年期间，有一段经历不太清楚。你当时在做什么？”
郑君说：“做情报工作。”
“什么情报工作？”
“单线联系。”
“跟谁单线联系？”
“许建国部长。”
“许建国同志已经调走了。谁能证明你当时在做情报工作？”
郑君沉默了一下。“没有人能证明。”
来人看着他，在本子上写了几个字。
“你先回去吧。有事再找你。”
郑君回去了。他没有再说什么。
那几年，很多人来找他。
董一欧从广西写信来，说他的历史问题被翻出来了，组织上让他交代在联庄会的事。他在信里问：“老郑，你当年是了解我的，你能不能帮我写个材料？”
郑君回信：“你放心，材料我来写。”
他写了一页又一页，把董一欧在涿县的所有经历，从联庄会到八路军，从城南武工队到涿县县长，一五一十地写清楚。他把材料交上去，然后等。
等了几个月，没有下文。
肖炳林也来找他。何才也来找他。那些从涞涿出来的老战友，一个接一个地来找他，让他作证，让他写材料。郑君没有推辞。他白天在文化馆上班，晚上在灯下写材料。写完了，第二天一早就送到县里去。
材料交了一摞又一摞，回音一个也没有。
有一天晚上，母亲郑刘氏坐在灶边，看着他趴在桌上写材料，问：“君儿，你写的什么？”
郑君说：“给老战友写的证明。”
母亲不懂。她问：“有用吗？”
郑君说：“有用。”
母亲没有再问。她把灶上的火拨了拨，说：“早点睡。”
郑君说：“知道了，娘。”
那些年，郑君写了很多材料。他不知道那些材料有没有用，但他写了。他觉得，他得写。那些老战友，在战争年代把命都交给了他，现在他不能不管。
后来的运动越来越大。
郑君自己也被翻出了历史问题——他在情报工作中的那些经历，单线联系，隐姓埋名，没有人能证明。有人问：“你当时为什么用那么多化名？你是不是有什么不可告人的事？”
郑君说：“组织上要求的。”
“哪个组织？”
“华北社会部。”
“华北社会部已经撤销了。你找谁证明？”
郑君沉默了一会儿，说：“没有人能证明。”
他被停了职，在家反省。母亲郑刘氏每天给他做饭，什么也不问。她只是把饭端到他面前，说一句“吃了”。
有一天，郑君坐在院子里，看着那棵老枣树。树上结满了枣，红彤彤的。他想起了很多年前，他坐在这棵树下，母亲把钥匙塞到他手里，说“别亏了人家”。
他忽然觉得，自己这一辈子，好像就是在做一件事——守住那些不能说的事。
一九六六年，“文革”开始了。
那些老战友，一个接一个被打倒。董一欧在广西被批斗，肖炳林在北京被隔离审查，何才在涿县被游街。郑君听到消息，什么也做不了。他自己也被批斗了——他被说成“叛徒”“特务”“假党员”，脖子上挂着牌子，站在台上挨斗。
母亲郑刘氏站在人群外面，看着儿子被按着头，弯着腰。她没有哭，也没有喊。她只是站着，看着。等批斗会散了，她走过去，扶着郑君回家。
“疼不疼？”
“不疼。”
“饿不饿？”
“不饿。”
母亲不再问了。她把他扶到炕上，给他盖上被子。
郑君躺在炕上，看着屋顶。他想起了王先生，想起了郭宗善，想起了陈辉，想起了那些死在战场上的人。他想，如果他们也活到今天，会怎么样？
他闭上眼睛。
“文革”结束了。
一九七八年，开始平反冤假错案。郑君的问题被重新审查，结论是“历史清楚，没有问题”。他恢复了工作，补发了工资。那些老战友的问题，也一个一个被解决。董一欧从广西来了一封信，说他的历史问题平反了。肖炳林也来了信，说他恢复了待遇。何才也来了信。
郑君把那些信收好，放在抽屉里。他没有回信。他只是在心里说了一句：好。
一九八〇年代，那些老战友陆续来看他。
董一欧从广西来了，刘德明陪着他。他们坐在岐沟的院子里，吃着郑刘氏包的饺子。董一欧说：“大娘，我还记得您的饺子。”
郑刘氏笑了。“记得就多吃点。”
董一欧吃了两大碗。吃完之后，他对郑君说：“老郑，谢谢你写的那些材料。”
郑君摆了摆手。“不说这个。”
董一欧没有再说什么。他看着郑君，看了一会儿，然后说：“老郑，你这一辈子，不容易。”
郑君说：“都不容易。”
后来，郑刘氏去世了。
她是在睡梦中走的。那天晚上，她给郑君做了一碗粥，然后躺下睡了。第二天早上，郑君叫她吃饭，她没有应。他走进屋里，看见她躺在床上，脸上很平静，像是睡着了一样。
郑君站在床前，站了很久。他没有哭。他只是站着。
他把母亲埋在岐沟村外的河堤旁，和父亲郑兰庭葬在一起。碑上刻着“郑刘氏之墓”。旁边还有一块小碑，上面刻着“陈辉烈士之墓”——那是刘小峰立的，后来迁到了这里。
每年清明，郑君都去上坟。他带一壶酒，一包点心，在坟前坐一会儿。他不说话，只是坐着。
一九九八年，郑君的身体不行了。
他的四肢旧伤复发，头骨也出了问题。组织上把他安排到涿州的一家医院里，后来又转到下滩村疗养。他躺在炕上，不能动。窗外是山，山后面是平原。
董一欧从广西来了，刘德明陪着他。他们坐在炕边，看着郑君。
“老郑。”董一欧叫他。
郑君睁开眼睛，笑了一下。
“你来了。”
“来了。”
郑君看着董一欧，看了一会儿，然后说：“一欧，你还记得陈辉的诗吗？”
董一欧点了点头。“记得。”
“念给我听听。”
董一欧想了想，念道：
男儿非无泪，
羞杀狗汉奸。
血染拒马河，
魂归马踏营。
郑君听完，闭上眼睛，嘴角微微翘起来。
“好诗。”
那天晚上，郑君走了。他走的时候，窗外有风，从北面来。
后来，刘德明把陈辉的诗稿交给了作家戈枫，戈枫又交给了诗人田间。一九五八年，田间和戈枫整理编辑，由作家出版社出版了陈辉诗集《十月的歌》。
郑君没有看到那本诗集。但他知道，陈辉的字，母亲没有弄丢。
（尾声 下滩村·完）
（中流击水·完）
后记
这部小说写完了。
从动笔到收尾，断断续续，写写停停。有时候一天写几千字，有时候几天写不出一个字。不是没有素材，是素材太多，不知道该从哪里落笔。不是没有话说，是有些话太重，写出来怕轻了，留在心里又放不下。
这部小说不是虚构的。
郑君，名福顺，字君，涿县岐沟村人。一九二三年生，一九三七年参加抗日活动，一九三八年入党，一九四八年负伤，一九九八年去世。他一生用过多个化名——郑君、郑惠民、郑志光、姜平、江林、温元满。人们熟悉的是“郑君”这个名字，因为这是他在涞涿抗战中最常用的名字。
他十六岁协助王巍创建涞涿平原第一支共产党公开领导的人民抗日武装——八路军“挺进军涞涿支队”，任第一任政委。十七岁任涞涿县政府秘书兼七区区长、区委书记。十八岁被华北社会部秘密吸收为情报人员，任平西情报组组长，单线联系许建国部长。他做过敌工，搞过情报，策反过伪军，护送过国际友人，传递过北平城防图。他在日本宪兵队坐过老虎凳，灌过辣椒水，差点被活埋。他在松林店北从火车上跳下去，四肢摔断，头骨撞破。
他一家三口因抗日惨死在日伪和国民党反动派的屠刀下。他的前妻刘秋菊被拷打后流产大出血死去，他的父亲郑兰庭因秘密为八路军运送物资被军统特务害死在北平，他的家人因叛徒汉奸告密被日伪杀害。他的母亲郑刘氏，一个不识字的农村老太太，认陈辉做干儿子，每次陈辉来给他包饺子。陈辉牺牲后，她卖了两担玉米，给陈辉立了一块碑。碑被敌人砸了。她把陈辉的诗稿塞进墙缝，和地契放在一起，藏了八年。直到解放后董一欧来，她才把诗稿取出来。
这些事，都是真的。
书中的王巍（朴一禹）是朝鲜人，涞涿县第一任县长，后任朝鲜义勇军政委、志愿军副司令。一九五五年被处决。邓华、宋时轮、萧克、杨成武、吕正操，都是真实的历史人物。陈琳、陈辉、郭宗善、董一欧、肖炳林、何才、孙庆丰、梁春华、李春芳、马庆恩，也都是真实的历史人物。他们中有的牺牲在战场上，有的活到了解放后，有的在建国后受到不公正待遇，有的在“文革”中蒙冤离世。
那些战例，那些战斗，那些牺牲，都有据可查。齐会歼灭战、香城固诱伏战、梁山歼灭战、车桥战役，都是八路军和新四军在平原游击战中的经典战例。冉庄地道战、海阳地雷战、麻雀战，都是人民战争的伟大创造。这些战例和战术，在书中有的直接出现，有的作为背景出现，有的通过人物的经历侧面呈现。
我写这部小说，不是为了给谁树碑立传。郑君不需要我给他树碑立传。他的墓碑在岐沟村外的河堤旁，和他的母亲、父亲、前妻葬在一起。碑上刻着“郑君之墓”。旁边还有一块小碑，上面刻着“陈辉烈士之墓”。
我写这部小说，是因为有些事不能忘。
不能忘记，在无险可守的平原上，有人用血肉之躯筑起了“人山”。不能忘记，在看不见的战线上，有人用沉默守住了秘密。不能忘记，在运动来的时候，有人用材料为战友作证，哪怕那些材料交上去没有回音。
不能忘记，一个不识字的老太太，用两担玉米和一面墙缝，守住了一个诗人的字。
郑君晚年常说：“我活着已经很不错了。我们多少战友为了打日本、解放全中国牺牲了。郭宗善、陈辉、陈琳、韩巨金都牺牲了，他们不就是为了全中国人民的解放吗？我们今天不想争什么待遇，就是想着为我们提着头打出的新中国建设多做工作。”
这段话，我记了下来，放在书里。
这部小说写完了。但那些“不能说的事”，还没有说完。那些在暗处走过的人，还有很多没有留下名字。那些为了民族解放和人民解放牺牲的人，还有很多没有被记住。
这部小说献给涿州的英雄郑君，献给那些和他一起战斗过的人，献给那些在平原上、在暗处、在不能说中坚守的人。
也献给那些不识字、却在墙缝里藏了八年诗稿的母亲们。
（全书完）
心如大海
二O二六年九月于涿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