鹤岗七十一岁陈冬梅口述：五万块买房的城，埋着我家三代人的命

 

口述实录 / 非虚构 / 鹤岗往事

 

本文为口述整理，部分人物为化名，部分细节做模糊处理。

 

 

 

五万块买套房那年，鹤岗在网上出了名。都说这儿是躺平圣地。

 

我听了只笑。躺平？去问问沉陷区住了一辈子的老矿工，看他们敢不敢躺。

 

我叫陈冬梅，七十一。平安塔底下，埋着我家三代人的命。这座城起起落落，我家也跟着起起落落。说不上谁埋谁。

 

一

 

一九五五年，我出生。那年鹤岗矿务局已经出煤三十八年。矿区一个“单位”就是一座城，一份工资就是一家人的活路。

 

母亲是矿务局职工医院口腔科医生，手指细而有力。父亲原是纪检干部，腰杆挺得笔直，像矿上刚采出的工字钢。他带回家的《人民日报》，油墨香淡淡的。我总趴他膝盖上闻——那是童年里少有的、不带煤尘味的东西。

 

我原叫陈伟。上小学时自己改叫冬梅。缘由藏在后来那些冻裂的冬天里。

 

大概十岁，父亲因一桩个人问题被撤职，调到岭北矿医院做药剂师。丢了官职的他，像被抽走脊梁，那根挺了半辈子的腰，一夜之间弯了。

 

三九天，风裹雪粒子往窗缝钻。父亲下班回来，不知哪来火气，把饭兜掼在地上，瓷碗碎了一地，白瓷碴扎进我棉鞋面。母亲红着眼跟他吵，他顺手抄起烧得发烫的炉盖掷过去。

 

我几乎是扑过去的。眼眶结结实实撞在铁沿上，嗡的一声，眼前发黑。泪在眼眶打转，我咬着嘴唇没敢掉——我知道，一哭，这场火只会烧得更旺。

 

弟弟小我三岁。那些年，我俩常挤在墙角，裹着打补丁的薄被，听屋里打骂声浑身发抖。弟弟脚趾冻得发紫，我用手心给他焐，焐着焐着，自己手也僵成冰块。

 

多年后弟弟陈超跟人说：“我姐的手，一到冬天就伸不直。可每天早上起来，我鞋垫都是暖的——她夜里搂在怀里焐的。”

 

最深的一次，我很少提。

 

深秋夜里，母亲哭着牵起我和弟弟，往人工湖走。她说，去了那边，就不用遭罪了。

 

那天冷得刺骨。湖边芦苇枯了大半。我低头看见母亲脚上只剩一只黑布鞋，另一只掉在路上，光脚踩在冰碴子上，沾着泥，渗着血。她手里还攥着半块窝头，是我们娘仨当天的晚饭。

 

是邻居的喊声把我们拉回来的。我没看清那人的脸，可那个穿过风雪的声音，我记了一辈子。

 

母亲后来再没提过那晚。我们也不提。

 

前年我跟弟弟对过一次。他记得母亲脚上穿着袜子，不是光着。我记得就是光着，我还看见血了。我们谁也没说服谁。

 

我后来去湖边找过。那片地早填了，盖了楼。我连确认的地方都没了。

 

这事没法对证了。我妈走了，湖边也填了。就剩我俩各记各的。

 

我在一本卷了边的旧语文课本里看见一句诗：“梅花香自苦寒来”。我把那页折了角，蹲在灶边，在烧火的煤块上写下两个字：冬梅。

 

没跟任何人说。作业本角落写，课本扉页写，煤块上写，写了一遍又一遍。煤块被灶火烘得发烫，像要把那个名字，烙进骨头里。

 

这些年总有人夸我坚强，我从来不敢应。坚强打哪儿来的，我自己清楚。一个十岁的孩子，一夜之间学会看大人脸色、学会把哭声咽回去——那不是长大，那是怕。

 

父亲后来在岭北矿医院药房一坐二十来年，话越来越少。我结婚那天，他坐主桌，一晚上没说十句话。散席时他把我叫住，从兜里掏出个手绢包，里面是两百块钱。

 

他说：“冬梅，爸对不住你妈。”

 

就这一句。

 

他五十多岁病退，六十出头就走了。走那天，我在医院走廊站了很久，没哭。收拾遗物时，抽屉里整整齐齐码着他退休后自费订的《人民日报》，一期不缺。

 

这个家后来没散干净。是我妈、我、我弟，一块一块补回来的。补得也不好看。但补上了。

 

二

 

一九七四年，我十九岁。上山下乡搞了好几年，鹤岗政策是一户只能留一个孩子。弟弟背起铺盖去了青年点，我留下来，进了矿务局运输处工务段，当修路工人。

 

工地在青石山，比青年点还偏。每天清早六点赶通勤小火车，老旧的蒸汽机车哐当哐当往山里钻，车厢里全是扛工具的工友，烟味、汗味、铁锈味混成一团。傍晚六点再晃回来，两条腿沉得像灌了铅。

 

中午没地方歇脚，找个背风的枕木堆坐下，掏出铝饭盒。饭早凉透了，就着山风往下咽。青石山的风比镇上硬得多，吹得人耳朵根发麻。

 

印象最深是“大战红五月”。一九七五年五月，偏赶上连阴雨，雨又冷又急，浇得人睁不开眼。没人退。大伙扛着洋镐铁锹往工地冲，老师傅们喊号子，嗓子都劈了，雨水顺着安全帽檐往下淌，分不清是雨是汗。

 

当时工务段老段长姓赵，山东人，一口硬邦邦的胶东话。他后来在一次塌方事故中没了，年仅五十二岁。出事前三天他说过一句话，我记了五十年：

 

“修路的人，自己脚底下得先稳当。”

 

工友老王今年七十九，住在南山矿宿舍。他回忆赵段长时，手指头在膝盖上反复画着枕木的形状：“老赵那个人，从不骂人。谁活儿干得糙了，他就站你旁边，把铁锹拿过来，自己干给你看。他出事那天，坑里还有半截没吃完的馒头，用油纸包着。”

 

十九岁，本该是不知累的年纪。可那时候累到什么程度？家里那只八斤重的大花猫蹲在炕沿打呼噜，我连伸手摸它一把的力气都没有。

 

我性子倔，专拣最苦最累的活干。起道是险活，四个人一组，拿铁签同时发力，撞在石砟上当当响，虎口震得发麻。谁手上一滑，旁边的人就可能受伤。我咬着牙扛，月月拿一等工资。

 

钱不多，可攥在手里沉——那是我能撑起那个家的底气。

 

母亲心疼我。看我手上的血泡，没说话，转身进了里屋。第二天递我一张招生简章：“去考老师吧，妈供你。”

 

三

 

最先去的是西山小学。脚踏风琴的声音飘在教室里，比铁轨温柔一百倍。

 

后来分家，我分到向阳小学，接三年级班主任。教室玻璃灰蒙蒙的，像蒙了层擦不掉的煤尘。我领着孩子们周日来学校擦玻璃，大的站窗台，小的蹲窗沿。阳光透进来的时候，满教室亮晶晶的，像撒了碎钻。

 

学校后边有片荒地，师生一起扛锄头开成菜地，种芹菜。有个叫小虎的男孩，天天下课就去守着，说要看芹菜做不做梦。嫩芽破土那天，他光着一只脚冲进办公室，举着半根带泥的小芽，眼睛眯成一条缝。

 

四十年后，当年的小虎——现在在鹤岗经营一家五金店——在电话里跟整理稿子的记者说：“陈老师那时候瘦，但嗓门大。她带我们擦玻璃，自己爬得最高。我那时候想，陈老师要是摔下来，我一定接住她。”

 

一九七六年五月，我入党了。那年头的党章取消了预备期，入党就是正式党员，没有考察期。区委书记常福来问：“小姑娘，为啥入党啊？”

 

我实话实说：“书记，入了党就是正式党员，组织上能多给机会，多挣点钱养家。”

 

常福来大笑，说这孩子实在。笑完重重拍了拍我肩膀，手上有老茧，很暖。

 

同年，工农兵大学生保送指标下来了。全区代课老师就我一个党员，都说是我的。我攒了半年工资买了新本子新钢笔，用牛皮纸包好，等着通知书。结果市里临时改了规矩，名额全划给中学。三个保送的，没一个党员。

 

我躲在家里哭了一整夜。攥着写好的申诉信要去教育局，母亲的老姐妹上门了。她拉着母亲的手叹气：“她孙姨，冬梅是党员，以后机会多。这次让俺家孩子去吧，他这辈子就这一个指望了。”

 

母亲端着两杯茶从厨房出来，手很稳，茶没洒。她看了我一眼，那眼神里有央求，有抱歉，还有一种当年我读不懂的卑微。

 

我看着她，把皱巴巴的申诉信慢慢撕了，扔进灶膛。火舌舔着纸片，一会儿就成了灰。

 

我跟人说是：算了，我是党员，我得让着。

 

夜里我在被窝里把“算了”两个字嚼了一宿。我怨过。怨那位老姐妹，怨我妈，有一阵子，连“党员”俩字都怨。

 

怨了多少年，说不清。大概到自己三十五六岁，也开始让别人的时候，才算咽下去。

 

那个顶了名额的孩子，后来在矿上干了一辈子，前几年走了，肺不好。这话我头一回往外说。

 

大学没上成，凭着党员身份，我被推荐去了鹤岗师范中专政文班，还当了团支部书记。课余挖备战洞，我本来血压就低，连累带急，一次挥镐时眼前一黑，直挺挺栽了过去。醒来躺在宿舍硬板床上，同学们围了一屋子，有人悄悄给我换了双新棉袜——原来那双，脚趾头磨破了洞。

 

毕业以后分到十三中，当团总支书记兼语文老师。第一堂课，站在讲台上，粉笔捏在手里，半晌没说话。台下几十双眼睛看着我，像一群刚出壳的小鸟。我转过身，在黑板上写下自己的名字。

 

陈冬梅。

 

三个字，写了十九年，终于写在了讲台上。

 

四

 

一九八〇年，我调进鹤岗团市委学校部。

 

二十五岁，中专学历，女，党员，当过教师，修过铁路。那时候选干部讲年轻化、知识化。后来一位退休的老组织部长跟我说：“你一个女同志，修了两年铁路，这就是最好的学历。”

 

我听了哭笑不得。那个年代，真把能吃苦当学历用。

 

那几年我像上了发条。组织全市中小学生队列体操比赛；办少年篝火晚会，火窜得老高，映红了半边天；去省里开中学工作会，发言稿改到凌晨四点；带优秀辅导员南下夏令营，让煤城的孩子第一次看见大海。

 

最费心力的，是解决老辅导员的编制问题。全市三十七名老辅导员，干了一辈子少先队工作，临到转业没有同级别岗位。我跑了各个部门，写了三份调研报告，开了多次协调会。

 

有人劝我别较真。我只认一个理：这些老师干了一辈子教育，不能让他们流血流汗又流泪。

 

一九八四年冬天，事情成了。一位满头白发的老辅导员拉着我的手，眼泪在眼眶里转：“冬梅，你替我们跑了这么多趟，我们终于有家了。”

 

那天三十七个老辅导员，来了三十七个。

 

这期间我结了婚，生了孩子。五十六天产假，休完就把孩子送到市委托儿所，回头扎进工作里。那年冬天，评上了全市劳动模范。

 

后来赶上学历提升，报了函授大专。只剩最后一门课，孩子突然得急性肺炎，高烧不退。我在病床前守了三天三夜，孩子保住了，考试错过了。转头报了电大，一边工作一边顾家一边念书，硬是把大专文凭拿了下来。

 

一九八六年初，市委组织部考察，拟提任团市委副书记。我承认，满心期待。

 

结果公示出来，没我。

 

那天晚上，我一个人在办公室坐到很晚。电话响了一遍又一遍，没接。窗外下着雪，路灯下的雪花密密匝匝。后来我起身，把窗帘拉开。路灯照在雪地上，从办公楼门口到院门，只有一行脚印，是我下班时踩出来的，雪已经快把那行脚印填平了。

 

我忽然想起赵段长说的那句话：修路的人，自己脚底下得先稳当。

 

我关了灯，锁了门，一脚踩进雪里。新的脚印从旧的上面盖过去，一步一步，踩得很实。

 

第二天一早，照常上班，该干什么干什么。

 

不委屈是假的。可那晚我想明白一件事：这城市欠我家东西——我父亲的腰，我母亲的鞋。可它也养活了修铁路的我、教书的我。这笔账算不清。算不清，就别算了。

 

后来那些年，就是调来调去。市政协、侨办、外事办、旅游局，哪个缺人往哪填。三十九岁提正处，说是最年轻的女处级，其实也就是个干活儿的。

 

一九九五年调任侨办主任。刚把局面打开，第二年市里安排外事办和侨办合署办公，我改任副主任，保留正处级待遇。从一把手到副职，换了别人可能心里别扭。我没多想。

 

那年头全国都在精简机构，哪由得了你挑挑拣拣。岗位变了，做事的劲儿不能变。

 

兼旅游局局长那阵，上任头一件事，带着十余名骨干，扎进山里、江边、林区，用了两个多月，把全市旅游资源摸了个遍，手绘出鹤岗第一份完整的旅游资源分布图。

 

那张图，是用脚一步步量出来的。

 

我们牵头成立了旅行社，打通了萝北名山口岸的跨境通道，开辟了鹤岗到对岸俄罗斯阿穆尔捷特的一日游线路。那是鹤岗最早的跨境旅游。

 

后来那条线还开不开，我没再问过。

 

五

 

一九八〇年六月八日，我和老伴登记领证。巧的是，那天是他的生日。

 

四十六年，就这么过来了。

 

他那个人，不会说好听的。但你看看家里——地是他拖的，衣裳是他熨的。刚结婚时我笑他是个“熨衣狂魔”，没想到这一熨，就是四十六年。

 

鱼炖好了，他总把刺一根根挑净，再夹到我碗里。他老说我擦地不干净，我知道，他是舍不得我弯腰。

 

可日子不会总那么平顺。

 

二〇〇三年到二〇一二年，是我最灰暗的十年。那十年，国企改革进入深水区，鹤岗的资源枯竭问题全面显现。我分管的侨务外事工作，直接面向因煤而兴、又因煤而困的万千家庭。每天接待的上访群众里，有下岗矿工，有内退教师，有因工伤致残的家属。

 

那时候市里财政已经捉襟见肘，好多政策落不了地。群众来找我们，我们除了陪着掉眼泪，啥也办不了。那滋味，比挨骂还难受。

 

有件事，我压在心里快二十年了。

 

有个下岗矿工的妻子，姓阎，来找我七回。材料我都看熟了，能想的办法都想了，卡在钱上。第八回她来，我恰好去省里开会。她在传达室坐了一下午，走了，再没来过。

 

过了两年，听说她男人没挺过去。

 

我托人打听过她家的地址，想去看一眼。终究没去。为什么没去？我到现在也说不清。怕勾起人家的伤心，是真的；怕面对自己的没用，也是真的。这两样怕，哪一样重，我掂量了半辈子，没掂出来。

 

那段时间，我先后两次陷入重度抑郁。第一次是二〇〇四年冬天，连续失眠三个月，体重掉到只剩八十斤。第二次更重，连门都出不去，在屋里拉上所有窗帘，不想见一丝光。

 

老伴后来在一次家庭聚会上对儿子说：“你妈那时候，像一盏快灭的灯。我每天就做一件事——给灯续油。”

 

祸不单行。抑郁最重的时候，我意外被烫伤，脸和双手都伤得不轻，缝了五十多针。是老伴把碎了一地的日常，一件一件捡起来，拼回去。

 

有一年深秋，他陪我去北京、哈尔滨看病。挂号、排队、抓药，都是他。回到家，他变着花样做饭，哪怕我吃不出味，他也端到跟前。有一回，他低头给我剪指甲，手指甲、脚趾甲，一个一个剪过去，没半句怨言。

 

每天黄昏，他牵着我出去散步。夕阳把五号水库的水面照得金红。他不讲大道理，只是陪着走。不说话，只是走。

 

第一次重新出门那天，我站在单元门口，阳光刺得睁不开眼。楼下小孩在跳皮筋，我看了很久。后来慢慢走过去，说：“让阿姨跳一个。”跳了三个，就喘不上气了。但那天回家，我把窗帘拉开了。

 

抑郁这个东西，我不敢说好利索了。就像沉陷区的地，填平了，栽上树了，可底下的采空区还在。你得知道它在那儿。

 

四十六年，他熨衣裳，也熨我。褶皱还在。可有人肯一遍遍熨，我就敢穿出门。

 

六

 

总有人问，你们家咋经营的？

 

哪有什么经营之道。几十年摔摔打打，攒下几条笨规矩。

 

结婚第五年，我提了科长，老伴评上副教授，俩人都忙。有天我加班到十点，推门看见他坐在客厅抽烟，饭菜凉透了，儿子烧得小脸通红，缩在沙发角。我火就上来了：“你就不能早点回来带孩子？”

 

他也炸了：“我下午三节课，回来还要做饭，你就只有工作？”

 

那天吵到半夜。我哭着说不行就分开过。他沉默好久，起身倒了杯热水放在我手边：“咱们再试试。”

 

就这一句。

 

后来我们定了规矩：吵架可以，不许摔门走。再忙，每周也得一起吃顿晚饭；天大的事，吃完饭再说。

 

有一年他评教授赶材料，我赶上年终考核。俩人一个睡书房一个睡卧室，一周没说上几句话。但每天早上门把手上，都挂着一张便签。

 

他写：今天降温，围巾在第二格。

我写：厨房有粥，记得热。

 

还有一条，别盯孩子成绩，盯紧自己的样子。

 

儿子刚上小学那年，我刚提副处，应酬多。答应带他去公园，一连爽约三次。儿子站在玄关仰着脸问：“妈妈，你是不是不爱我了？”

 

那天我推掉所有应酬，带他玩了一整天。回来路上儿子趴在我腿上睡着了，手里攥着给我买的棉花糖，糖化了，黏糊糊沾了我一裤子。我坐在车上，没舍得动。

 

从那以后我懂了，孩子要的不是补习班，是大人真的把时间给他。后来再忙，每天也抽半小时陪他写作业；周末带他去爬山。他写作业，我们就在旁边看书。从不当着孩子吵架。

 

现在儿子当了老师。去年教师节发微信给我：“妈，我现在懂你说的，先做人，再做事。”

 

我回他：别光懂，做到。

 

二〇〇三年，老伴急性阑尾炎住院，需要手术。偏巧我手上有项目验收，上面催，下面出纰漏。我在医院走廊接完电话，蹲在护士站旁边哭了一场。护士递张纸巾，我擦干眼泪，转身回了病房。

 

那时候儿子正读大学，我们一个字没提。老伴躺在病床上反倒安慰我：“你别急，我没事。你先忙你的。”

 

他手术那天，我在外面站了四个小时，腿都麻了。好在手术成功。

 

出院那天推着轮椅经过花坛，他忽然指着一丛月季说：“你看，开得真好，跟咱家阳台上那盆一样。”

 

我低头看，花瓣上沾着水珠。

 

七

 

退休以后，我拿起笔，写那些藏在岁月里的旧事。笔名墨涵。墨是笔墨的墨，涵是涵养的涵。

 

起初只是写着玩，发朋友圈。后来投给《都市头条》，第一篇散文就收到用稿通知。编辑说文字有温度，有老鹤岗的味儿。

 

那天我坐在沙发上，对着手机看了又看，比当年拿提拔通知还开心。

 

后来写得越来越多。散文、现代诗、旧体诗，想到什么写什么。鹤岗的四时风景写不完：春天兴安岭的达子香，夏天五号水库的波光，秋天北山的层林，冬天漫天的大雪。

 

去年拿了海外华英“七夕”杯散文一等奖。领奖那天特意穿了粉色的衣裳。

 

有人问，一把年纪了，写这些图啥？

 

不图名，不图利。大半辈子都在赶路，到老了终于能停下来，看看风景，说说心里话。

 

写东西还有一桩好处：有些当面说不出口的话，落在纸上，就说出去了。我写过一篇纪念母亲的文章。母亲在世时，我们娘俩一辈子没谈过湖边那晚。她走的前一年冬天，我陪她在楼下晒太阳，她忽然说：

 

“那年在湖边，拉咱们回来的那个人，我一直没找着。”

 

我说：“妈，那是五十年前的事了。”

 

她说：“我记着呢。”

 

然后就说别的了。说楼下的猫，说白菜涨价了。

 

我回去想了一宿，也没想明白，她惦记了五十年的，到底是啥。

 

六十五岁那年，我开始学中医。不是要开方子治病，是忽然想弄明白一件事：我这副身体，被使唤了六十多年，它自己到底需要啥？

 

学了几年，最大的收获不是记住了几个方子，是学会了“回归”。累了就歇着，饿了就好好吃一碗热饭，睡不着就放下手机。吃应季的食材，做顺应时节的事。

 

我们煤城的人最懂啥叫透支——煤挖空了，城就空了。人也一样。

 

八

 

二〇一九年冬天，“五万块买套房”的消息把鹤岗推到了全国跟前。

 

前楼就住着一个南方来的小伙子，网上买的房，搬来两年了，拍视频过日子。有天在早市碰见，他问我：“大娘，鹤岗以前真遍地是煤啊？”

 

我说是。

 

他说：“那现在呢？”

 

我说：“现在遍地是人。”

 

他愣了一下，举起手机要拍我，我摆摆手走了。

 

二〇一一年，鹤岗被列为资源枯竭型城市，煤炭萎缩，人口外流，棚改房集中入市，才有了几万块一套的房子。小伙子住的那个小区，早年都是矿上的工人。

 

只用“房价便宜”来定义鹤岗，太粗暴了。

 

公报上写，空气优良天数超过百分之九十七。我不懂统计。我只知道，小时候晾在窗台的白布衫，一晚上能落一层黑点；现在晒一个礼拜，还是白的。

 

从前的采煤沉陷区，建起了健身中心，我孙女在那儿学游泳。从前的人工湖，清了淤，修了木栈道，改名叫欣虹湖。这些年我绕着它走过很多回，一直没在当年那个位置停过。不是不敢。就是没停过。

 

城南有座平安塔，立在昔日沉陷区改造的平安山公园上。登塔俯瞰，三江暮色铺展，老城新貌尽收眼底。

 

前日登临，得一律：

夏日登平安塔

万木蒸云暑未阑，登临身已在雄观。

斜阳已蘸三江水，倒影徐吞四面峦。

塔势不随残照尽，风清遥送暮烟寒。

孤标莫问峥嵘事，只向苍茫镇碧澜。

 

二〇二六年春天，我又去了一趟平安塔。这一次一个人去的。

 

塔建在沉陷区改造的公园里，底下埋着当年最深的采空区。七十一岁的风从黑龙江面吹过来，带着名山段的潮气。碑文还在：

“一九九八年，此处采煤沉陷区开始综合治理。”

 

二十八年了，字迹被风雨磨得有些浅，但还看得清。我伸出手，在“治”字上轻轻摸了一下。那个字是后来补刻的，比别的字新一些。

 

我想起一九五五年出生那天，鹤岗的煤矿正在为新中国贡献着每十吨煤中的一吨。七十年过去，井封了，城还在。人老了，根还深。

 

到这个岁数，日子就剩这点实在：兴安岭的达子香开得早不早，早市的豆角新不新鲜，老伴的降压药还够几天。

 

网上总说这儿是五万块买房的躺平圣地。他们哪里知道，平安塔底下的采空区，埋着我家三代人的深浅。

 

一块煤烧完，灰是凉的。

手插进去，底下还有点热乎气儿。

 

不说了，回家。锅里的豆角该焖软了。

 

 

 

整理者补记：本文依据二〇二六年三月至五月间的四次录音整理。受访者审阅稿件时，要求删去其中一段，与本稿第五章所述事件相关。遵嘱删去，此处不再说明。文中母亲湖水一段，受访者与弟弟记忆有出入，均按各自原话保留，未作调和。

 

作者简介

 

墨涵，本名陈冬梅，黑龙江鹤岗人，中共党员，正处级退休干部。早年执教中学语文，后转入共青团系统，历任鹤岗团市委学校部部长；转业后历任市政协祖国统一委员会主任、文教卫生委员会主任，市政府侨务办公室主任，市外事侨务办公室副主任（正处级），兼任市旅游局局长，是鹤岗文旅产业早期开拓者之一。退休后笔耕不辍，主攻散文、诗歌创作，兼擅旧体诗词，多咏北疆故土风物。现为鹤岗市作家协会会员、《都市头条》认证编辑。作品散见于多家文学平台，曾获海外华英“七夕”杯大赛散文组一等奖。

 

声明

 

本文为口述整理，部分人物为化名，部分细节做模糊处理。涉及数据均来自公开资料或受访者回忆，如有出入，以官方发布为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