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渭 滨 行
——记张岂之先生带领我们深入工厂的研习经历
田正利
2026年7月20日，著名历史学家、侯外庐学派主要传承者、西北大学名誉校长张岂之先生与世长辞，闻讯不胜悲痛。抚今追昔，恩师亲切教导的情景历历在目，特别是深入工厂企业的渭滨之行，更是铭诸肺腑，终身难忘。在沉痛悼念张先生之际，回顾这段研习经历，深切感受到先生高深的学术修养，高尚的人格魅力和高超的处事应变能力，使我们从中受到深刻的教育并在学术研究和为人处世方面都有了显著的提升和长进。
1975年在西北大学学习期间，张岂之先生曾带领我们走出校门、深入实际进行学习研讨。先后在宝鸡、咸阳、西安、渭南一些工厂企业与广大职工、干部共同学习马列理论、研讨实际问题。因行进路线始终沿着渭河之滨，故曰“渭滨行”。在张先生的精心教导下，两、三个月的学习研究进步显著，受益匪浅。
1975年，“文革”邪风甚嚣尘上，“批儒评法”风头正劲，高校更成为“四人帮”折腾的重灾区。所谓“批儒评法”实际是一种肢解、歪曲历史，为“四人帮”政治图谋服务的实用主义，但当时却成为我们历史专业课程的重要内容。整天开会学文件，搞无聊的讨论与表态，根本无法安心学习专业知识。对那些禁锢思想的教条和无休无止的会议，大家虽厌烦至极，却又不得不参加。张岂之先生以其高深的马列主义修养，深厚的史学功底和远见卓识，不跟风，不信邪，勇于坚持真理，又善于“迂回”斗争。他以撰写《隋唐儒法斗争史》为名，行学术研究、教书育人之实，并带领编写组的几个同学（我有幸成为其中一员）“逃离”学校，深入工厂。避开了无尽的“政治学习”和无聊的讨论表态，获得了专心进行学术研究的环境和时间。大家为此兴奋不已，戏称自己是“逃户”。唐代的“逃户”是为躲避苛捐杂税而背井离乡，我们则是为摆脱枯燥无聊、空耗时间的“政治学习”而深入工厂，寻求能够专心搞科研的清静之地。
张先生带领我们去的工厂企业分布于渭河之滨的宝鸡、咸阳、西安、渭南等地，后来我们为纪念此行便称之为“渭滨行”。
在下厂的几个月中，主要干了三件事：
一是张先生应邀为各厂职工干部作报告。他一改在校讲课的习惯，改用工人群众喜闻乐见的形式和风格，言语通俗易懂，幽默风趣，巧妙借用有关“批林”等词语，否定和批判了“文革”的许多错误做法，同时又密切联系实际，肯定了当时邓小平“整顿”所取得的显著成就。讲演中以其深厚的理论功底，紧扣人心的语言艺术，贴近现实，深入浅出，解开了人们心中的诸多疑团，使人茅塞顿开，豁然开朗。会场气氛热烈，掌声不息；会后反响强烈，赞声不绝。先生的报告，实际起到了在人们思想上拨乱反正的作用。其他厂矿单位闻讯亦积极邀请张先生去作报告。故每去一地均须作多场报告，待的时间也比较长。
一般张先生在那个厂作报告，我们就住在那个厂的招待所，并在那里撰写书稿，从而彻底避开了学校那些无聊而繁多的政治学习和讨论，确保撰写书稿的时间不被侵占。这正是张先生带我们下厂的目的之一。
二是与职工干部座谈讨论。先生有意安排我们和职工干部通过座谈讨论相互促进，提高思想认识，并一再叮嘱我们要虚心向工人师傅学习，不可有丝毫骄傲自满。起初，我们表面答应，实际却不以为意，总认为自己是大学生，文化水平比工人高，讨论时往往抢先发言，夸夸其谈，恨不得把头脑中那点理论教条都倾吐出来。但工人师傅对此却并无兴趣，而是提出现实存在的许多具体问题，并用有关理论、政策进行分析，提出自己的见解和看法。相形之下我们那种脱离实际的发言便显得苍白无力，无的放矢，不合时宜，使人顿觉尴尬，愧疚不已。仅就谈理论而言，我们也不见得比工人师傅强。一次与宝鸡一工厂的工人理论学习小组的师傅学习讨论，他们对“文革”中许多理论问题纷纷提出质疑。有人一手持马列著作，一手指着张春桥和姚文元发表的两篇文章（《论对资产阶级的全面专政》、《论林彪反党集团的社会基础》）进行对照分析，认为张、姚两文的一些提法与马克思、列宁的说法不同，并纷纷提出自己的一些看法。这些都是我们从未想过的问题。工人师傅的质疑和敏感，对我们启发教育很大。在与他们的相互学习交流中，逐渐破除了当时流行的许多错误思潮，有效提高了我们的思想认识水平。这些都是在学校学不到的。由此也使我们深切地体会到毛主席倡导的知识分子与工农群众相结合，向工农群众学习的必要性。张先生带领我们深入工厂，与工人群众一道学习讨论，正是践行知识分子工农群众相结合的具体体现。
三是撰写《隋唐儒法斗争史》。书名虽有“时代痕迹”，但张先生实际是把它当成隋唐时期思想史来写的，并在此过程中培养我们以马列主义原理分析和研究问题的能力。下厂期间，张先生作报告之外的时间，全用于批阅书稿，指导写作。针对普遍性的问题，给我们传授做学问、研究学术问题的基本方法和途径，引导我们这些初出茅庐的年轻人首次踏上了学术研究的道路。对于个别人的问题，则结合其所写的书稿和写作中存在的问题，一对一个别指导，指出优缺点，帮助其改进提高。张先生学识渊博，经验丰富，教导有方，采用一般讲授和个别指导相结合的方法，有效培养和提高了我们的学术研究能力。通过几个月编写书稿的科研实践，比我们在学校学习一两年收获都大。
针对当时流行的各种歪曲历史的奇谈怪论和影射杜撰的实用主义歪风，先生要求我们要有汉代思想家王充“疾虚妄”的勇气与胆识。在研究探讨历史问题、撰写书稿时务须坚持两条原则，一是学习马列主义理论，并以之作为指导思想；二是坚持实事求是，从原始资料出发，反对随意歪曲历史。因而我们当时手头必备的资料，一是马列原著，二是历史原典，而不是当时流行的各种宣传材料。
张老师不仅提出研究探讨学术问题的要求，而且通过具体的研究课题，教导我们如何以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通过分析研究第一手历史资料，得出科学结论。先生的耳提面命，谆谆教诲不仅使我们从中初步掌握学术研究的方法，也有助于我们在“批儒评法”喧嚣鼓噪中保持清醒的头脑。当时有关方面曾要求我写一篇关于吕后是个大法家，并对其进行充分肯定和褒扬的文章。我按张先生所教的方法，从搜集、阅读第一手资料入手，用先生一再强调的唯物辩证法等马克思主义方法为指导进行分析研究。令人沮丧的是，从中只能看出吕后的阴险毒辣，丝毫不能说明她是个大法家，更无法予以肯定和褒扬。我深深陷入预期和结论相悖的困惑与无法完成任务的苦恼之中。如果按当时的风气对有关资料断章取义，只取其所需，甚至随心编造，凭空演绎，也可敷衍成文，应付差事，还可能受到褒扬奖励。但这却违背了先生关于实事求是的谆谆教导。凭着对先生的信任，我最终还是设法退掉了这事。倘无先生教诲，违心写出此文，日后政治形势改变（第二年即粉碎“四人帮”），这白纸黑字的文章犹在，我将如何应对？情何以堪？
其他参加编写组的同学进步更快，毕业后都在各自的工作中有所成就和建树。有的成为著作等身的著名作家，有的是学有所成的专家教授，有的则是政绩卓著党政领导……。这些都应归功于张先生辛勤培养和悉心引导。
下厂期间先生对我们有着严格的要求，不断督促我们努力工作，按时完成写作任务，严防懒散懈怠。我们的惰性刚一露头，即被严厉批评，不留情面，往往使人难堪汗颜不已，只能加倍努力，不敢稍有松懈。对努力工作的同学则予以表扬和鼓励。编写组的杨焕亭同学勤奋努力，成效卓著而屡受表扬和肯定，使大家从中受到鞭策和激励。正是这种“赏罚分明”的严格要求，才保证了撰写工作的顺利进行，并使我们从中受到深刻教育，学术研讨能力也有所提高。
先生也有“宽”的一面，不仅宽容大度，且关爱有加。一次得知我晚上须加班完成写作任务，便特意将同房间同学集中于另一屋子讨论问题，给我留下写作思考的安静环境，以便按时完成写作任务。对其他同学也都关爱有加，体贴入微，至今想起仍感动不已。
毕业前夕，先生特意邀请我们编写组的几个同学到他家中聚餐话别。临别赠言，语重心长，谆谆教诲，刻骨铭心。
除了集体讲授和个别辅导，值得一提的还有别具一格的书信教育，即通过信件教导我们如何钻研学问、处世为人。我手头就有几封这样的信，其中有一封是落笔为“1975年6月28日夜”指导我写文章的信。信中从文章的深刻性、尖锐性和精确性三方面分析了我平时写文章存在的问题。尽管信末说“以上三方面是我从较高的要求来说的”，但对我当时的震动依然很大，使我清楚地看到了自己在写作中的缺点和不足，此后便努力从先生指出的几个方面进行改进并取得了一些进步。该信距今已有50多年了，在此期间我曾多次重温此信，努力按先生的教诲改进自己的文风。随着时间的推移和阅历的增加，逐渐对信中所指出的几点有了更深刻的认识和体会，写文章和分析研究问题也更加自觉地按先生的要求办事，其效用并非限于一时一事，而是终生受益。这绝非当时的耳提面命的面谈所能比拟的。当然。书信比面谈要花费更多的时间和精力，但惟其如此才作用更大并效用长远，还可相互传阅，扩大教育面。舍面谈之易而取书信之难，正显示了先生的崇高的敬业精神和大师风范。
特别是在这封信中先生语重心长地叮嘱：“我们学习了一点东西，可千万不能把它作为包袱。当一个人只要稍稍有了一点点的自满的时候，前进的道路就会被堵塞。这一点上，我们应当时常警惕”。这句话成了我几十年一直奉为圭臬的座右铭，不仅牢记心头，而且身体力行：谦虚谨慎，戒骄戒躁，低调做人，力求上进，不敢有半点自满情绪，故进取的步伐虽然不大，但前进的道路却“未被堵塞”。倘无先生的书信教导，又何可致此？由此即可见先生书信教导的独特功效。
下厂期间，还发生了一件先生论人之“长”“短”的趣事。经过两三个月的朝夕相处，思想交流，张先生逐渐对我们有了深切的了解，并将每个人的长处和不足概括凝练为仅仅一个字，以“长于×，短于×”的句式表示，书赠于每位同学。我们初觉新奇有趣，继而感到亲切而中肯，惊叹于先生慧眼识人之精准和深刻：两句六个字，既充分肯定了长处（优点），以资鼓励，又准确指出了不足，鞭策进步。其间饱含着期盼我们成才的殷殷之情和一片爱心。当时对我的评价是“长于思，短于迂”。一针见血，言简意赅。我对自己的认知（特别是自己的缺点与不足）总是含糊不清，把握不准。张老师却用两个字概括得如此精确简明！这既有赖先生善于识人的观察判断力，也体现老师对学生的深切关爱和鼓励。几十年来，这几个字一直铭记心头，促使我时时警惕，扬长避短，克服不足，不敢辜负恩师的殷殷期盼。其他同学也受益不浅，均努力身体力行并取得显著的进步。这正是先生精心育人的初衷和成效
先生育人，不仅“言传”，更有 “身教”，其嘉言懿行是先生崇高精神境界和高尚品质的自然流露，时时对我们起着潜移默化的熏陶教育作用，犹如春风化雨，“润物细无声”，使我们从先生的处世为人中，逐渐领悟到如何做人，怎样处事的真谛。其中印象最深的是先生淡泊名利，不计得失，心无旁骛，专意工作的奉献精神。时值“文革”末期，知识分子地位尚低，待遇不高。先生学术成就斐然，却蜗居斗室，条件很差。但他并不以为意，无怨无悔，依然热心教学，潜心研究，埋头著述，笔耕不辍。一次我们帮先生搬家，家具没有多少，书籍却摆满房间，名曰搬家，实为“搬书”。由此不难看出先生的精神追求。
在物质生活的其他方面，先生也从不计较，把全部时间和精力都投入到学术研究和教书育人之中，无暇也不屑顾及生活琐事。可一旦进入学术研究领域，则纵横驰骋，游刃有余，尽显大师风范。
甘居陋室，鸿篇巨著迭出，生活简朴，工作成就斐然。从先生身上，我们真正懂得了人生的价值在于奉献而非索取；成就的大小，主要靠主观努力，而非物质条件。在此后几十年的人生经历中，不如意处多有，烦心事也不少，但一想到先生为人处世的奉献精神，便烦恼顿消，怨气全无，心平气和，泰然处之。遵循先生“多奉献，少索取”的价值取向，一切人生途中的矛盾问题皆可坦然面对，妥善处置。
学校教学以学生毕业为止，教书育人则永无止境。在我们毕业离校之后，先生仍不忘对我们的关心和教诲，每有学术讨论会或其他有关活动总不忘通知我们参加。为聆听恩师教诲，我毕业后每年都要去拜谒先生，向先生汇报自己的工作情况，提出疑难问题或思想困惑，虚心请教。先生则热情接待，指点迷津，释疑解惑。真知灼见，使人如沐春风，深受教益，大有“听君一席话，胜读十年书”之感，总想多待片刻，多听几句，只是怕影响先生休息，才不得不适时告退，恋恋不舍地离去。一次拜访，正遇先生发病，医生正在诊治，无法接待，但仍示意我稍等。病情稍有缓解，即到客厅接见，侃侃而谈，一如既往，使人感动不已。
先生的崇高精神和学识人品，自非我辈所能企及，但“虽不能至，心向往之”，应努力在日后的工作生活中身体力行，且潜移默化地影响自己所教的学生，从而使先生的崇高品质和敬业精神薪火传承，发扬光大，成为一种代代相传的精神财富。
作者简介
田正利，男，1946年11月生，西安市长安区人。1972年5月至1975年7月在西北大学历史系学习，1975年8月至1978年6月在陕西省出版局工作，1978年7月至1982年7月在西北大学历史系读研究生，受教于张岂之教授。1982年8月起在西北政法大学任教，曾任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党总支委员，支部书记、教研室主任等职，教授职称。2007年5月退休至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