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简介：

宁源声先生，毕业于华南师范大学有年，当代知名诗学专家。藏书逾万，皓首穷诗，专攻古典诗词欣赏，重在审美；亦致力于有争议之古典诗词的辨析论说，旨在求真。历年来于《中华诗词》《名作欣赏》《中华读书报》《羊城晚报》等报刊发文甚多，读者咸云一新耳目，收获丰瞻。

果真“《念奴娇》，99%的人都读错了”吗?

——与徐晋如先生商榷

宁源声

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故垒西边，人道是、三国周郎赤壁。乱石穿空，惊涛拍岸，卷起千堆雪。江山如画，一时多少豪杰。

遥想公瑾当年，小乔初嫁了，雄姿英发。羽扇纶巾，谈笑间、樯橹灰飞烟灭。故国神游，多情应笑我，早生华发。人生如梦,一尊还酹江月。

这首《念奴娇·赤壁怀古》词，是北宋大词人苏轼的经典名作。全篇赞美壮丽江山，礼赞豪杰之士，抒写人生感慨，气象磅礴，格调雄浑，笔力纵横，境界深远，千百年来久负盛名。历代诗家不约而同地投以青眼。建国以来，它入选各种宋词、苏词选本、注本无数；先后出版的数十百种古典诗词鉴赏类著作和文学史类著作，或选录或论述并纷纷予以高评。

近年，深圳大学副教授、新一界学堂首席院长徐晋如先生，在互联网上开设了一个“徐晋如诗词教育”平台，不定期对外讲而播之。近日，我无意中刷到了徐副教授制作的一则短视频，标题为《<念奴娇>，99%的人都读错了》。他认为，词的下片中“遥想公瑾当年，小乔初嫁了，雄姿英发”的断句是错误的，正确的断句应是“遥想公瑾当年，小乔初嫁，了雄姿英发”。他还说，导致断句错误的一个原因，是“无数的注释家”“逻辑思维能力不够”。这个短视频，我先后刷到过多次。视频中，他摆出一副众人皆醉我独醒的样子，其态度之傲慢、言辞之武断，实属罕见。大有真理在握，胜券稳操，令人不容置辩之势。听闻徐副教授的高论，我深感震惊与错愕。因为据我所知，上世纪50年代末至80年代初，学界对这首词先后进行过讨论。争论的内容，主要是从文字到语意的理解和多处异文的取舍，以及词的主题究竟何在。①而对过片开头该如何断句，则根本不存在争议。清人方玉润有言:“读书贵有特识，说诗务持正论，然非荟萃诸家，辨其得失，不足以折衷一是。”（《诗经原始·凡例》）为了“辨其得失”，释疑解惑；为了“荟萃诸家”，以求得“折衷一是”，我检索了不少相关文献典籍，寻流溯源，足证徐晋如之大言高论实为低级错误。

一是苏词选本、注本。对陈迩冬《苏轼词选注》（香港书店1979年版），王水照等《苏轼诗词选》（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年版），张福庆《苏轼诗词名篇详析》（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张德杰《苏轼诗词:插图本》（济南出版社1995年版），薛瑞生《东坡词编年笺证》（三秦出版社1998年版），邹同庆、王宗堂《苏轼词编年校注》（中华书局2002年版），陶文鹏等编选《苏轼集》（凤凰出版社2014年版），张海鸥《苏轼词编年选注》（华文出版社2025年版）等等，均翻检一过。这些选本、注本，对《念奴娇•赤壁怀古》下片开头的断句，均作“遥想公瑾当年，小娇初嫁了，雄姿英发”，无一例外。

二是古典诗词鉴赏类著作。诸如，林庚等主编《中国历代诗歌选》（人民文学出版社1979年版），沈祖棻《宋词赏析》（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版），徐育民等《历代名宋词赏析》（北京出版社1982年版），唐圭璋主编《唐宋词鉴赏辞典》（江苏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唐宋词鉴赏辞典》（上海辞书出版社1988年版），陈新璋《唐诗宋词名篇注评》（广东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吴熊和主编《宋词精品》（时代文艺出版社2001年版），王友胜《唐宋诗词选》（太白文艺出版社2004年版），刘文忠等《宋词精品选释》（研究出版社2005年版），袁行霈主编《历代名篇赏析集成·宋金元卷》（高等教育出版社2009年版），唐圭璋《唐宋词简释》（人民文学出版社2010年版），贺新辉主编《宋词鉴赏辞典》（北京燕山出版社2009年版），刘石主编《宋词鉴赏辞典》（中华书局2011版），刘扬忠《豪放词选》（凤凰出版社2012年版），杨庆存《宋词经典品读》（蓝天出版社2013年版），王兆鹏主编《宋词三百首》（长江文艺出版社2014年版），彭玉平《唐宋词举要》（商务印书馆2014年版），钟振振《唐宋词举要》（安徽师范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墨香斋《宋词鉴赏大全》（中国纺织出版社2015年版），黄贤忠《唐宋词名家名篇注评》（光明日报出版社2015年版），夏承焘《唐宋词欣赏》（北京出版社2016年版），党圣元《唐宋词名篇评析》（商务印书馆2016年版），龙榆生《唐宋名家词选》（人民文学出版社2017年版），王钟陵主编《唐宋词鉴赏》（四川辞书出版社2017年版），刘永济《唐五代两宋词简析》（人民文学出版社2018年版），杨思成主编《宋词观止》（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2019年版），乐云主编《宋词鉴赏辞典》（崇文书局2020年版），叶嘉莹主编《历代词萃》（东方出版中心2020年版），诸葛忆兵《宋词解读》（北方文艺出版社2020年版），俞平伯《唐宋词选释》（人民文学出版社2020年版），胡云翼《宋词选》（上海教育出版社2021年版），珍藏分卷本《宋词鉴赏辞典》（上海辞书出版社2022年版），徐晓莉《中国古代经典诗词选讲》（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22年版），李定广《中国诗词公开课》（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2022年版），等等。这些著作，对苏词《念奴娇·赤壁怀古》下片开头的断句，也无一不是“遥想公瑾当年，小乔初嫁了，雄姿英发。”

三是建国以来出版的文学史类著作。重要者计有，刘大杰《中国文学发展史》（中华书局1962年版），中国科学院文学研究所《中国文学史》（人民文学出版社1962年版），游国恩等主编《中国文学史》（人民文学出版社1963年版），郭预衡主编《中国古代文学史》（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年版），章培恒等主编《中国文学史》（复旦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袁行霈主编《中国文学史》（高等教育出版社1999年版），马积高等主编《中国古代文学史》（人民文学出版社2009年版），罗宗强等主编《中国古代文学发展史》（南开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肖鹏《宋词通史》（凤凰出版社2013年版），孙静等《简明中国文学史》（北京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姜书阁《中国文学史纲要》（浙江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沈祥源《宋元文学史》（武汉大学出版社2017年版），钱穆《中国文学史》（天地出版社2019年版），刘跃进主编《简明中国文学史读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20年版），程国赋主编《中国古代文学史》（人民文学出版社2021年版），孙康宜等主编《剑桥中国文学史》（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22年版），张隆溪《中国文学史》（东方出版中心2024年版），等等。这些著作对《念奴娇·赤壁怀古》下片开头的断句，照样是“遥想公瑾当年。小乔初嫁了，雄姿英发”。

以上，是我们在较大的范围内所作的文献考察。考察的结果表明：目前流行的权威性较高、代表性较强的众多苏词选本、注本，以及古典诗词鉴赏类著作和文学史类著作，对《念奴娇•赤壁怀古》下片开头的断句，一律为“遥想公瑾当年，小乔初嫁了，雄姿英发”。而像徐晋如那样断句的，半个例子都找不到。这种现象说明了什么问题？难道真的如他所说，是因为“无数的注释家”和学者的“逻辑思维能力不够”吗？他的结论，未免太目空一切、太主观武断了吧？何以服众？须知，以上种种著述大多出自享誉天下的一流学者之手。而其中俞平伯、龙榆生、唐圭璋、夏承焘、胡云翼、叶嘉莹等几位先生，更是宋词研究领域的泰山北斗。难道这么多学者都是“逻辑思维能力不够”的吗？实在荒唐之极！人数众多、精英如云的学术界，难道除了你徐晋如之外，就再也没有一个“逻辑思维能力”强的人了吗？法国丹纳有句名言：“只有详尽的例子，才能提供明确的观点。”（《艺术哲学》）这个极其简单的道理，徐晋如应该懂得吧？为什么不举一两个同观点的例子以自证高明？究竟是“无数的注释家”错了，还是徐晋如错了？这是苏词研究领域的大是大非问题，不能不作一辨，以正视听。

回顾《念奴娇•赤壁怀古》的接受史，我们不难发现，主张下片开头断句应作“遥想公瑾当年，小乔初嫁，了雄姿英发”的，徐副教授并非首创第一人，他不过是拾人牙慧而不说明出处并加以发挥而已。西哲歌德“格言”曰：凡是值得思考的事情，没有不是被人思考过的；我们必须做的只是重新加以思考而已。其实，早在三百多年前，清初词人朱彝尊就在《词综》卷六提出：“至于‘小乔初嫁’宜句绝，‘了’字属下句，乃合。”朱氏此论一出，曾先后招致不少词评家的反驳。例如，清张宗橚《词林纪事》卷五：《词综》“谓‘小乔初嫁’宜句绝，‘了’字属下句乃合。此正如村学究说书，不顾上下语意联络，可一喷饭。”清王又华《古今词论》：“‘小乔初嫁了，雄姿英发’，论调则‘了’字当属下句，论意则‘了’字当属上句。”清丁绍仪《听秋声馆词话》卷一三：“至‘小乔初嫁’句，谓‘了’字属下乃合，考宋人词，后段第二、三句作上五下四者甚多，仄韵《念奴娇》本不止一体，似不必比而同之。”清钱裴仲《雨华庵词话》：“至于‘小乔初嫁了’，‘了’字属下，更不成语。”当代学者唐圭璋《明人妄改苏轼<念奴娇>词》也曾明确指出：“明天启壬戍（1622）梅庆生注《苏东坡全集》本作‘小乔初嫁，正雄姿英发’，此乃明人妄改，决不可从。……昔王闿运妄改‘了’为‘与’，郑文焯讥为哑凤。近人更有以为‘了’字当属下句，或改‘英发’为‘映发’,均属无根之论，亦不可从。东坡此词，冠绝古今，不应妄改，偶见异论，特一辨之。”（《词学论丛》）徐晋如的高见是否“属无根之论”？相信广大读者会不难判断。

徐晋如之所以强调《念奴娇•赤壁怀古》的下片要像他那样断句，还有另外一个“理由”：不如此断句，则不“符合演唱的旋律”。这，其实只不过是在重弹前人指责苏词“不协律”的老调而已。

据刘尊明、王兆鹏《唐宋词的定量分析》②一书考证，《念奴娇》词的创作是从宋代开始的。北宋沈唐，创作了一首《念奴娇•杏花过雨》词，这是现存《念奴娇》一调的第一首作品。苏轼是《念奴娇》词调的第二位作者，他在流放黄州期间先后创作了《念奴娇•赤壁怀古》和《念奴娇•中秋》二词，但他此词的“一调两体”及其思想艺术，却影响了之后众多《念奴娇》词的创作。现存宋代620首《念奴娇》词，有617首是在苏轼之后创作的。这600余首《念奴娇》词，在创作上都明显而普遍地受到苏轼词的影响。

诚然，这首词在形式上曾经引起过争议，所有争议集中指向它对句式的改变以及是否合律这样两个问题。沈唐《念奴娇•杏花过雨》词作，上片首句为四、五、四句式，下片首句为六、四、五句式，次句为四、三、六句式。而在苏轼笔下，上述句式分别变换为四、三、六；六、五、四；七、六。其中尤以上片首句由四、五、四调整为四、三、六的变化最大。由于苏轼对该调原有的句式（大致以沈唐词为范文）做了较大幅度的变动，因此在当时尤其是后世曾遭受“不协律”一类的讥讽，如陈师道曾批评“子瞻以诗为词”，“要非本色”（《后山诗话》）；李清照也贬斥苏轼等人的词为“句读不葺之诗”（《苕溪渔隐丛话》卷三三引录）。然而，有文献资料证明，这首词是可以入乐歌唱的。如元代张可久《百字令》序云：“舟泊小金山下，客有歌‘大江东去’词者。”（《张小山乐府》）这个事实证明，苏轼在句式上的改动并不妨碍该词协律可歌的音乐特性。苏轼的另一首《念奴娇•中秋》，句式与沈唐《念奴娇•杏花过雨》几乎完全一致。这说明，苏轼的创新并非刻意打破《念奴娇》词调的体式来另创一体，而是顺应文情的要求，在必要的时候突破体式的拘束以适应感情的自由表达。正如晁无咎所言，“苏东坡词，人谓多不谐音律，然居士词横放杰出，自是曲子中缚不住者。”（吴曾《能改斋漫录》卷一六引晁无咎语）。世人谓苏轼不通音律，这只不过是以讹传讹而已。事实胜于雄辩。例如，太常博士沈遵作《醉翁操》，节奏疏宕，音指华畅，知琴者以为绝伦；但有其声而无其词。欧阳修曾为之作词，可惜“琴声不合”。后来苏轼为《醉翁操》重新填词，音韵谐婉。郑文焯说:“读此词，髯苏之深于律可知。”(《东坡乐府笺》卷二)又如，苏轼知定州，宴席间有人唱《戚氏》，“调美而词不典”。苏轼为之重新填词，“使歌妓再歌之，随其声填写，歌竟篇就。”(吴曾《能改斋漫录》)据晁以道说，哲宗绍圣初他“与东坡别于汴上，东坡酒酣，自歌《阳关曲》。”(《历代诗余》卷一一五)这是“自歌”。苏轼贬黄州期间，作《临江仙•夜归临皋》，“与客大歌数过而散。”(叶梦得《避暑录话》卷上)这是与人“合歌”。这些史实，足以说明苏轼是精通音律的。陆游说过，苏轼“非不能歌，但豪放不喜裁剪以就声律耳。••••••试取东坡词歌之，曲终，觉天风海雨逼人。”（《老学庵笔记》卷五）也就是说，苏轼并非不懂音律和词调，只是在“创调”和“创意”两个方面，他更注重“创意”罢了。尤为难得的是，苏轼在注重“创意”的同时没有忽略“创调”，而是力求将“意”和“调”融为一体。同时，他的“创意”也使得他的“用调”获得了更大的审美效应和高雅的艺术品位，这正是苏轼在词史上取得不朽地位的一个重要因素。

苏轼两首《念奴娇》词的句式不同，是“一调两体”现象，像“中秋词 ”过片“六、四、五”句式的词在宋词中固不少见，而像“赤壁词”过片“六、五、四”句式的同调宋词，也随便即可举出若干例证：

“惆怅送子旧游，南楼依旧否？朱栏谁倚？”（赵鼎臣《念奴娇•旧游何处》）

“因念鹤发仙翁，当时曾共赏，紫岩飞瀑。”（徐  俯《念奴娇•素光静练》）

“闻道尊酒登临，孙郎终古恨，长歌时发。”（叶梦得《念奴娇•云峰横起》）         “於穆王子英明，不疑不贰处，登庸裴度。”（李  纲《念奴娇•晚唐姑息》）

“花艳草草春工，酒随花意薄，疏狂何益？” （朱敦儒《念奴娇•别离情緒》）

“老来应免多情，还因风景好，愁肠重结。”（朱敦儒《念奴娇•晚凉可爱》）

“谁信有药长生，素娥新炼就，飞霜凝雪。”（朱敦儒《念奴娇•插天翠柳》）

“堪笑楚国怀襄，分当严父子，胡然无度。”（曹  冠《念奴娇•蜀川三峡》）

“堪叹黄菊凋零，孤标应也有，梅花争发。”（辛弃疾《念奴娇•倘来轩冕》）

“追念照水然犀，男儿当似此，英雄豪杰。”（吴  渊《念奴娇•我来牛渚》）

“路人指示荒台，昔汉家使者，曾留行迹。”（家铉翁《念奴娇•南来数骑》）

《全宋词》共收《念奴娇》（包括同调异名）600余首，其过片类似以上句式的谅必不在少数，却从来未见有人批评这些词作“不协调”。可见，徐晋如指责目前流行的“赤壁词”文本“不符合演唱的旋律”，实在难以令人苟同。

王兆鹏等编著的《宋词排行榜》③，根据入选历代著名词选的次数、互联网的权威搜索引擎所链接的网页数目、历代评点资料、20世纪有关宋词赏析和研究的单篇论文，以及历代词人追和作品的篇数等五项参数进行计算统计，得出排名前一百的宋词名篇。苏轼的《念奴娇•赤壁怀古》高踞榜首。在五项排名指标中，有三项名列第一，其中特别突出的是，研究文章共有186篇次，不仅名列宋词百首名篇之首，而且高出百首名篇研究文章平均数的34倍。而在这186篇研究文章中，对这首词过片断句提出异议者，绝无一文。

徐晋如先生在网上开设的“诗词教育”平台，并非一无是处，其内容对诗词爱好者与作者也不无裨益。但徐目高于顶之傲态常趋张狂而引人疵议，此外其论说指证也常见极端甚至乖谬。网上不时可见有人著文与其商榷。即如他说苏轼的“《念奴娇》，99%的人都读错了”，实际上99%的人所读无误，错的是他自己和三百多年前的清代朱彝尊。但徐晋如对这位前辈的谬见及同为清代学者对其谬见的批评只字未提，还指责所谓读错的注释家“逻辑思维能力不够”。仿佛这一“高论”乃聪敏饱学的他之戛戛独造、荦荤洞见。其实，从本文前述之苏轼此词的创作史、接受史和传播史可以看出，徐普如先生对有关诗词的历史文献未曾寓目，有关的文本常识尚未具备，却偏要大言炎炎、信口雌黄，企图横扫前代与当今的众多学者，“教育”和引领诗界芸芸众生，那就恐怕不仅仅是“逻辑思维能力不够”的问题了。

注：①详见檀作文、唐建、孙华娟《二十世纪中国学术论辩书系•中国古代诗歌研究论辩》第十一章第三节《关于苏轼词研究的论争》，百花洲文艺出版社2006年版。

②刘尊明、王兆鹏《唐宋词的定量分析》，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

③王兆鹏等《宋词排行榜》，中华书局2012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