暗淡了刀光剑影，远去了鼓角争鸣。湮没了黄尘古道，荒芜了烽火边城。兴亡谁人定，盛衰岂无凭。担当生前事，何记身后名。历史的天空闪烁几颗星，人间一股英雄气，在纵横驰骋。—— 摘自《历史的天空》

江口沉银

拨开大西王张献忠的历史迷雾

       提起张献忠，多数人脑海里的印象，大多来自传统史籍里那个嗜杀暴虐的“屠川魔王”。这一标签流传了数百年，几乎刻进很多人的固有认知之中。我是土生土长的定边人，张献忠就是从咱们定边郝滩柳树涧的黄土沟壑踏上逐鹿天下的道路的。我曾经专程去过柳树涧，站在古堡残存的土垣断壁前，凝视那块“献忠故里，融合定边”的石碑，聆听当地老人口耳相传的乡土旧事。一边是故土代代延续口口相传的民间记忆，一边是彭山江口遗址打捞出来的一件件珍贵文物，两相对照，对这位明末风云人物生出诸多不同于固有史书叙事的思考。 

       几百年来，历朝历代的学者对张献忠评价，就跟坐过山车一样，每个时代的说法各有不同，甚至差别特别大。 

       从清初到民国，官方修撰的史籍几乎都是一边倒的否定。清代官修史料将其定位为劫掠四方的流寇、屠戮生灵的屠夫，大肆渲染各种杀戮记载，这种看法长期占据社会主流认知。但我们应当看到，作为王朝胜利者，书写历史往往会带有鲜明的统治立场，对前朝反抗者的记述难免存在刻意渲染与片面取舍。

       进入民国，一部分史学家挣脱传统正史的桎梏，尝试以新的视角重新审视明末农民大起义。然而，可能够参考的实物资料极其匮乏，大多还是依靠文献推演辨析，很难彻底颠覆流传已久的刻板印象。

       新中国成立之后，史学界研究农民战争的学者，更加重视起义反抗腐朽王朝的进步性，肯定农民起义的历史价值与进步意义，但对于屠川相关的历史争议，学界依旧众说纷纭。缺少考古实物佐证，诸多争论只能停留在文献辨析层面，难以形成共识。

       直至二十一世纪，四川彭山江口沉银遗址开启考古发掘，大批金银器物、银锭、官印等文物重见天日，实打实的文物摆到世人面前，为破解诸多历史疑案提供了全新线索。即便到今天，史学界依旧没有形成完全统一的定论。一部分学者看到大西政权建制相关出土的物证，认为很多过往记载被刻意夸大；也有学者明确提出，不可全盘否定文献史料，张献忠的军队确实存在暴行，不能走向另一个极端，刻意美化历史人物。 

       身为定边本地人，踏访过张献忠故里柳树涧，再研读江口沉银的考古资料，我的感触与思考和其他人不能苟同。

       以前只看书本，总觉得大西军就是一群到处抢夺的流寇，打到哪里抢到哪里，没有成熟的治理体系。可江口遗址出土的文物，有力修正了这种简单化的认知。大量镌刻着地方州县名、税粮铭文的银锭被清理出来，上面清晰记录着各地赋税上缴的信息。这就足以证明，张献忠建立大西政权之后，是实实在在尝试接管地方州县，推行税收制度，并非一味靠劫掠维持运转。

       除了赋税银锭之外，遗址还出土大西政权的官册、官印等文物，这些都能够证明，大西政权曾经搭建起一套行政体系，政治上尝试推行开科取士，选拔人才，任命地方官吏，试图治理辖下百姓；军事上效仿明朝设五军都督府；经济上铸“大顺通宝”，并对治下百姓推行“蠲免边境三年租赋”，同时效仿大顺军实行“取富户追赃”的政策。 倘若真的只是一群只懂烧杀抢掠的队伍，完全没有建立政权、管理地方的诉求，便无需构建征税、授官的整套制度流程。

       当然，遗址里也出土大量来自明朝藩王、官宦世家的金银器物。这部分财宝，的确有不少取自明朝贵族官僚阶层财产。乱世起兵，没收剥夺旧统治阶层的财富，本身也是农民起义当中十分普遍的现象。过去很多人笼统地将江口沉银全部归结为劫掠普通百姓所得，结合出土文物来看，这种说法显然有失客观，不可一概而论。

       再看广为流传的沉银传说。早先民间传言，这些金银财宝都是张献忠战败逃亡的时候，仓皇抛入江中的。但随着考古大面积发掘，通过观察文物在地层当中的分布状态可以发现，大量金银器物是集中、成批埋藏堆放，并非溃败逃亡时四散随意丢弃。加之“永昌大元帅”金印这类象征最高权力信物的一同出土，可以判断江口沉银并不完全是战败溃逃的遗弃之物。其中相当一部分属于有计划的埋藏，可以说是张献忠刻意留存下来的战略家底，打算留作日后东山再起的资本。奈何战局急转直下，张献忠很快战死沙场，这批巨额财富就此沉睡江底数百年。

       文物能够还原部分史实，却无法完全抹去乱世的残酷。我无意替张献忠全盘洗白。处在明末那样天下大乱、烽火遍地、战乱四起的年代，军队当中出现滥杀、过激的行为，史料记载不会全部凭空捏造，这部分史实应当予以承认，不能因为一批考古文物出土，就将历史人物的过错一笔勾销。 

       但明末四川人口断崖式锐减，绝不能将全部罪责归咎于张献忠一人。清军入川之后连年征伐厮杀，南明各股势力彼此攻伐内斗，地方武装割据混战，再加上大范围爆发的瘟疫、饥荒，多重灾难叠加摧残巴蜀大地，最终酿成那场惨烈的人间悲剧。清代官修史书，出于自身统治的需要，把绝大部分罪责都归到张献忠头上，这种带有立场的记载，我们读的时候，心里要有所分辨，不能不加辨析地全盘采信。 

       站在定边的土地上去回望历史，张献忠的人生起点，扎根在定边柳树涧的黄土高原。从三边故土走出去，他敢于反抗腐朽没落的明王朝，努力建立属于农民的政权，可终究挣脱不开时代的局限，有反抗旧秩序的抱负，也存在无法回避的暴戾与过错。 

       简单用好人或者坏人的标签去定义张献忠，注定无法读懂这个复杂的历史人物。历史不是非黑即白，历史文献也会受到立场、利益的干扰，考古文物能够补全文献缺失的细节，却也无法还原历史的全部真相。

       看待明末这样一个天崩地解的时代，我们应当学会跳出非此即彼的评判惯性。史书是后人书写的，难免裹挟书写者的立场；考古文物是历史的亲历者，但文物不会完整诉说人性的复杂。张献忠既是反抗明朝压迫的起义领袖，也是身处乱世、身上沾染时代血腥的军事统帅。江口沉银，沉下的不只是数万吨金银财宝，更是一段被后世不断改写、涂抹的历史记忆。

       今天我们透过文物与史料互证，真正的意义不在于为某一个历史人物翻案，而是尽可能拨开层层迷雾，去理解时代如何塑造人，人又如何拨动时代风云，学会以共情而不偏袒、审慎而不臆断的眼光，正确看待跌宕起伏的复杂历史过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