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桃华華龍軒画馆制监
曹瑞华，生于陕州古城，石榴堂主。中国美术家协会会员，中国人民大学艺术学院写意花鸟高研班导师，中国国际友人研究会画院执行院长，CCTV 教育电视台《水墨丹青》画院副院长，中国文艺家书画院执行院长，中国画研究院副院长，文化部大西山墨香书院长。
赵越先生在评论中以“曹家样，大气象”为题。“曹家样”是对曹瑞华大写意花鸟画艺术风格的高度概括——“样”是样式、是风格、是面貌。“曹家样”，意味着他的花鸟画具有了独特的、可辨识的、自成体系的艺术语言。在中国美术史上，以“家样”命名的画家屈指可数——吴道子的“吴家样”，曹仲达的“曹家样”，都是开宗立派的大师。曹瑞华被誉为“曹家样”，说明他的大写意花鸟画已经形成了鲜明的个人面貌，在当代画坛具有了“样式”的意义。“大气象”，是对曹瑞华大写意花鸟画审美品格的高度概括。“大”是格局大、气象大。他的石榴，饱满、热烈、喜庆；他的牡丹，雍容、华贵、大度；他的孔雀，优雅、高贵、吉祥。他的画，不“小气”，不“扭捏”，不“矫情”。是堂堂正正的“大”，是浩然之气的外化。“大”来自孟子所说的“浩然之气”——“养其胸中浩然之气，至大至刚，塞于天地之间”。曹瑞华养浩然之气于胸，写大气象之作于纸。画品即人品，大气象的画作，源于“大胸怀”“大境界”“大格局”。曹瑞华的“曹家样”，是在数十年如一日的不断求索中形成的。他锤炼笔墨，临摹承续传统写意文脉，深研传统，融古以趋新。“笔墨当随时代”，他感时而骋思。他将石榴作为重要题材，由形入神，韵势兼备，追求主观创作精神，追求灵性抒发，达到了“妙在似与不似之间”的境界。他的运笔雄浑有力，笔势静谧含蓄，潇洒遒劲。“曹家样”的形成，还源于他浓郁的石榴情结。院子里的石榴树伴随着他的童年，记录着时代的变迁和几代人的悲欢离合。多少个春夏秋冬，他在石榴树下画画写字。石榴是他生命的组成部分，是他艺术生命取之不尽的源泉。他用画笔抒写如诗如歌的岁月，抒写天真烂漫的童年，抒写那片回报的情感。将深厚的生命体验注入笔墨之中，将浓郁的生活情感融入画面之上，使他的“曹家样”具有了真诚的力量和感人的温度。“曹家样，大气象”，曹瑞华的大写意花鸟画以自己独特的艺术面貌跻身于当代画坛。不是“转瞬即逝”的“流星”，而是“恒星”；不是“昙花一现”的“时样”，而是“传之后世”的“家样”。他是开宗立派的大写意花鸟画家。
赵越先生在评论中写道：“榴枝婀娜榴实繁，碧桃红颊一千年。”曹瑞华以石榴为重要题材。石榴，在中国传统文化中是“吉祥果”——榴开百子，多子多福；榴实繁茂，兴旺发达。曹瑞华将石榴作为自己的“艺术符号”，作为自己“招牌菜”“看家本领”。他笔下的石榴，饱满、热烈、喜庆，充满了生命力和感染力。曹瑞华笔下的石榴，首先是“形”的准确。他画石榴，是画了一辈子的石榴。石榴的枝干、石榴的叶片、石榴的花朵、石榴的果实，他闭着眼睛都能画出来。但他不满足于“像”，他追求的是“神”，追求的是“韵”。他炸开石榴的小口，露出石榴子，让人垂涎欲滴。石榴子的渲染配色鲜红艳丽，如玛瑙，如宝石。这是他观察的细致，也是他笔墨的功夫。曹瑞华笔下石榴的“神”，是“童心的烂漫与天趣”。他画石榴，不是“冷冰冰”地画，而是“热乎乎”地画；不是“老年”地画，而是“童年”地画。他在石榴中，寄托了他的童年记忆、故乡情结、生命感悟。“榴枝婀娜”是他童年眼中的婀娜，“榴实繁茂”是他童年心中的繁茂。曹瑞华浓郁的石榴情结，源于他院子里的那棵石榴树。那棵石榴树伴随着他的童年，记录着时代的变迁和几代人的悲欢离合。他在石榴树下画画写字，对画画有了非凡的兴趣，决心长大后当一个画家。石榴树是他的“启蒙老师”，也是他艺术的“守护神”。石榴花开，岁月静好，他在石榴树下长大，从青涩走向成熟，从乡间走向画坛。曹瑞华石榴题材的精神内涵，还体现在他赋予石榴的时代寓意上。他曾撰文写道：“石榴是我童年的写照，是我生命的组成部分，也是我艺术生命取之不尽的源泉。我在用画笔，抒写那些如诗如歌的岁月，抒写天真烂漫的童年，抒写那片回报的情感。”他用石榴抒写“如诗如歌的岁月”，抒写“天真烂漫的童年”，抒写“那片回报的情感”。石榴不仅是他个人的“童年记忆”，更是一代人的“乡愁”。曹瑞华石榴题材的审美价值，是“形神兼备”“物我交融”。他画石榴，画的不仅是石榴的形，更是石榴的神；画的不仅是石榴的物，更是石榴的“我”。“我”在石榴中，“我”在笔墨里。观者看他的石榴，看到的是石榴，也是“他”。他是“石榴堂主”，石榴是他的堂号，也是他的精神图腾。
曹瑞华的大写意牡丹，同样为人称道。赵越先生在评论中写道：“写意牡丹赋彩妍丽、晕染匀整、秀雅高古，冷艳雍容，气势磅礴，让人感受到花朵层叠无际，牡丹花开繁华似锦，气象华贵，雍容大度，尽显国色天香！”牡丹是“花中之王”，象征着富贵、吉祥、繁荣。曹瑞华的牡丹，不是“小家碧玉”式的娇羞，而是“大家闺秀”式的雍容；不是“桃花”的艳丽，不是“梅花”的清高，而是“牡丹”的华贵。曹瑞华牡丹的“赋彩妍丽”，体现在他对色彩的运用上。他画牡丹，用色大胆、浓艳、丰富。大红、洋红、胭脂、曙红……层层叠加，反复渲染。他用浓墨点蕊，用淡墨烘托，用绿叶衬托。红花墨叶，相映成趣。他的牡丹，因“色”而“艳”，因“墨”而“雅”，因“叶”而“秀”。曹瑞华牡丹的“晕染匀整”，体现在他对技法的掌控上。牡丹的花瓣多、层次多、结构复杂，画不好就“散”“乱”“碎”。曹瑞华以写意之法，画工笔之意。他的牡丹花瓣层层晕染，过渡自然。整朵花，繁而不乱，密而不塞。曹瑞华牡丹的“秀雅高古”，体现在他的用笔上。他的牡丹，不是“软媚”的，而是“挺健”的。他的枝干，用笔苍劲，如铁画银钩。花瓣虽柔，但筋骨在内。他的牡丹“秀”而不“弱”，“雅”而不“俗”，“高”而不“孤”，“古”而不“旧”。曹瑞华牡丹的“冷艳雍容”，体现在他的审美取向上。他画的牡丹，有时大红大绿，但“艳”而不“俗”，是“雍容”的艳；有时淡彩素雅，但“雅”而不“淡”，是“冷艳”的雅。他画出了牡丹的“富贵气”，也画出了牡丹的“书卷气”。“国色天香”，他笔下的牡丹，有“国色”，有“天香”，有“贵气”，有“正气”。曹瑞华牡丹题材的精神内涵，是对祖国繁荣昌盛的祝福。牡丹是“盛世之花”，是“繁荣之花”。在中国传统文化中，牡丹象征着国家富强、民族振兴、人民幸福。曹瑞华的牡丹，画出了“盛世气象”，表达了“家国情怀”。他的牡丹，是“花”，更是“画”；是“美”，更是“颂”。
孔雀是曹瑞华绘画中重要的题材之一。赵越先生在评论中写道：“在曹瑞华先生看来孔雀是集颜值、寓意九德于一身，应当在传统文化背景下表现它的文化属性。”“九德”之说，将孔雀与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九德”联系起来，赋予了孔雀深厚的文化内涵。他画孔雀，画的不仅是孔雀的“颜值”（美丽的外表），更是孔雀的“九德”（美好的品德）。他画的是孔雀，颂的是“德”。曹瑞华对孔雀题材的探索，经历了长期的学习和积累。他时常去动物园采风，经常翻阅有关孔雀的各种文献资料。两宋院体工笔画关于孔雀雅丽精工的审美特质，以及明清现代以来古今写意名家的传世之作，都成为他精心研摩的对象。他从中汲取不少精髓，并使之与自己观察心得和审美理念结合。他养过孔雀，经常去云南西双版纳看很多孔雀写生观察。长期的观察、写生、研究，使他对孔雀的形态、动态、神态了如指掌。曹瑞华孔雀的“写意”精神，体现在他“神与物游、情景交融”的创作状态上。他塑造了很多栩栩如生、形态各异的孔雀审美意象。精巧的立意布白，多样明丽的色彩，清雅秀润的格调，打造出写意文本很高的审美标识度。他的孔雀，为孔雀“传神写照”。苏轼所言“出新意于法度之中，寄妙理于豪放之外”，曹瑞华的孔雀，正是如此——在法度中出新意，在豪放中寄妙理。曹瑞华孔雀的“温文尔雅”，体现在他对孔雀神态的把握上。他画的孔雀，不是“张牙舞爪”的猛禽，不是“趾高气扬”的骄鸟。他画的孔雀，温顺、文雅、安静。或站立，或踱步，或开屏，都保持着一份“优雅”。他画雄孔雀，画的不是“雄”，而是“雅”；他画雌孔雀，画的不是“雌”，而是“柔”。曹瑞华孔雀的“吉祥寓意”，体现在他对作品主题的把握上。他的作品《吉祥图》，将孔雀（吉祥鸟）与石榴（吉祥果）组合在一起，寓意“吉祥如意”“多子多福”。他曾介绍说：“孔雀是吉祥鸟，石榴是吉祥果，这幅《吉祥图》是我们中国走向繁荣走向强大的象征，共筑中国梦……”将小小的一幅画，与国家、民族、时代联系起来。他的孔雀，有“家国情怀”。曹瑞华孔雀题材的文化内涵，是“颜值”与“九德”的统一，“外在美”与“内在美”的统一，“艺术性”与“思想性”的统一。他的孔雀，不仅让人“悦目”，更让人“赏心”；不仅给人“美感”，更给人“启迪”。他的孔雀，是大写意“托物言志”的典范。
赵越先生在评论中评价曹瑞华的大写意花鸟画“笔墨浑厚、诗性写意、正大气象”。这十二个字，精准地概括了曹瑞华大写意花鸟画的笔墨精神。“笔墨浑厚”是技术层面的概括，“诗性写意”是审美层面的概括，“正大气象”是精神层面的概括。三者合一，共同构成了他大写意花鸟画的笔墨精神。曹瑞华笔墨的“浑厚”，体现在他用笔的“力”和用墨的“厚”上。他的笔力，是他数十年锤炼的“内功”。他运笔雄浑有力，笔势静谧含蓄，潇洒遒劲。他画石榴的枝干，用笔苍劲老辣；画牡丹的枝干，用笔挺拔有力；画孔雀的腿爪，用笔刚健沉稳。他的用墨，层层积染，浑厚华滋。他的画，因“力”而“立”，因“厚”而“重”。曹瑞华笔墨的“诗性”，体现在他“以诗入画”的审美追求上。他是“以画写诗”——用画笔写诗，用画面抒情。他画的石榴，如“红红的诗”；他画的牡丹，如“艳艳的诗”；他画的孔雀，如“优雅的诗”。他画的是“诗画”——画中有诗，意蕴悠长。曹瑞华笔墨的“正大气象”，体现在他“养浩然之气”的人格修炼上。孟子曰：“吾善养吾浩然之气”。曹瑞华养浩然之气于胸，写正大气象于画。他的画没有“萎靡”之气，没有“颓废”之风，没有“俗媚”之态。他的画堂堂正正、大大方方、正正派派。他写的“正大气象”，养的也是“浩然之气”。曹瑞华大写意花鸟画的笔墨精神，还体现在他对“传神”的理解上。古人云：“故论画之高下者，有传形，有传神。传神者，气韵生动是也。”曹瑞华深谙“传神”之妙。他画石榴，传石榴之“神”；画牡丹，传牡丹之“神”；画孔雀，传孔雀之“神”。他更传“自己”之“神”——自己的性格、气质、情感、理想，都融入笔墨，注入画面。“传神”是他的追求，“气韵生动”是他的境界。曹瑞华大写意花鸟画的笔墨精神，是“形神兼备”“物我交融”“气韵生动”“正大气象”。他画的石榴、牡丹、孔雀，是“物”，也是“我”；是“形”，也是“神”；是“技”，也是“道”。他的笔墨精神，是他大写意花鸟画的灵魂。
曹瑞华曾任中国人民大学艺术学院写意花鸟高研班导师。这一身份，使他区别于一般的画家——他不仅自己创作，还肩负着培养大写意花鸟画后继人才的教育使命。从石榴树下到学院讲坛，从“一个人画”到“教一群人画”，他完成了艺术人生的进阶。曹瑞华在石榴树下对画画产生了兴趣，决心长大后当一个画家。他的艺术之路，从石榴树下开始。他在石榴树下画画写字，打下了最初的童子功。石榴树是他的“启蒙老师”，也是他的“精神家园”。曹瑞华后成为中国美术家协会会员，作品被誉为“曹家样”，在画坛享有盛誉。他担任中国人民大学艺术学院写意花鸟高研班导师，从“画家”到“教授”，从“创作”到“教学”，完成了身份的转变。他深知，大写意花鸟画的传承与发展，离不开人才的培养；人才的培养，离不开导师的教导。他将自己在写意花鸟画领域的探索成果和创作经验，毫无保留地传授给学员，帮助他们成长、成才。曹瑞华的教学理念，可以概括为“师古、师今、师自然”。他要求学员“师古”——深入研习传统，从历代名作中汲取营养；他要求学员“师今”——向当代名家学习，从活着的老师身上获取经验；他要求学员“师自然”——深入生活、深入自然写生，从大自然中获得灵感。他将自己的“曹家样”示范给学员看，也要求学员要有自己的“样子”，不要“学我者死”。“师者，所以传道授业解惑也。”曹瑞华在教学岗位上兢兢业业，将大写意花鸟画的“道”传下去，将写意精神的“业”授下去。他将自己数十年的创作经验和人生感悟，无私地分享给学员。他是画家，也是教育家；是创作者，也是传承者。曹瑞华从石榴树下到学院讲坛的人生进阶，是“自学成才”的励志故事，是“不忘初心”的生动教材。他的人生进阶，为青年画家提供了示范；他的教育贡献，为写意花鸟画培养了后继人才。
赵越先生在评论中指出，曹瑞华“深研传统，融古以趋新”。这是“守正创新”的创作态度——他守住传统之“正”，创出时代之“新”。他的“曹家样”，不是凭空而来的“无源之水”“无本之木”，而是在传统沃土中茁壮成长的大树。曹瑞华的传统根基深厚。他临摹承续传统写意文脉，从徐渭、八大山人、吴昌硕、齐白石等历代大写意花鸟画大师的作品中汲取营养。他学徐渭的“狂”，学八大的“简”，学吴昌硕的“厚”，学齐白石的“趣”。不是抄袭，是吸收；不是复制，是转化。他将传统营养消化后，变为自己的血肉，再创出自己的作品。曹瑞华在“守正”的基础上“创新”。他的“创新”，不是“面目狰狞”的“创新”，而是“顺理成章”的“发展”。他将石榴、牡丹、孔雀等传统题材，画出了新的面貌。他的石榴“炸开了口”，这是前人未曾着力表现的。他赋予了石榴“童心”和“天趣”，这前人也未曾刻意追求。他的孔雀“九德之寓”，也是前人所未阐明的。他的石榴、牡丹、孔雀，既是传统的，也是时代的；既是古人的，也是他的。曹瑞华的“融古趋新”，还体现在他对“笔墨当随时代”理念的践行上。“笔墨当随时代”，是石涛的著名论断。曹瑞华的笔墨，也“随时代”。他的色彩，比古人更鲜艳；他的构图，比古人更饱满；他的寓意，比古人更贴近当代人的精神需求。他的画，有“古意”更有“今情”，有“传统”更有“时代”。曹瑞华“守正创新”的实践，对当代大写意花鸟画家具有启示意义：传统是根，时代是叶。根深才能叶茂，守正才能创新。曹瑞华的传统根基深厚，时代气息鲜活。他守住了正，创出了新，融古趋新了。曹瑞华的大写意花鸟画，是“古”与“今”的对话，是“传统”与“时代”的交融。他扎根于传统沃土，吮吸着时代雨露。他不仅是“曹家样”的开创者，更是传统向时代转型的探索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