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719期

五十年前的1977，史上唯一的冬季大考

文/金弢

审/编：静心

题记：翻开校友金弢两万余字的回忆录，一段尘封于1977年的高考往事缓缓铺展。作为现在的北外学生，每日习惯暖气、多媒体与完备教辅的我，第一次真切触摸到七七级学子求学的滚烫岁月。秋老虎太阳灼伤皮肤、十五里山路狂奔报名、冬夜路灯下冻手早读、用一碗酱油汤节省出读书时光，无数惊险的偶然背后，是十年不曾中断的坚守。恢复高考是时代的巨大拐点，而学长用半生证明：时代馈赠的机遇，永远留给默默蓄力之人。跨越三十二年光阴，同为北外人，这份坚韧与赤诚，值得我辈永远致敬。——北外校友

  那年，一九七七高考，我差一点错肩而过

当时，一切书籍，无论是老书、旧书，哪怕是破烂残缺、破四旧的残余，一时间都成了复习至宝。

     一、高考前的不测

1977，时已入秋，恢复高考的消息来得那么突然，考试的复习准备进行得那样风风火火，以至于我若晚了一天回生产队，七七年的高考我将错失良机，往后的人生或会面目全非。

农时节气记得已经过了白露，临近秋分。秋分对晚稻是一个关键时节。农谚道：“秋分不出头，割倒喂老牛。”晚稻必须在“秋分”之前拔秆抽穗，若赶不上这一步，过了秋分，晚稻就是再抽穗，因气候转冷，稻粒不再灌浆，就是留在田里也是白搭，浪费耕地，还不如割了种萝卜。这时的气候已明显开始转凉，如若碰上雨天，那更是“一潮秋雨一潮寒”。但是这个季节一旦遇上了“秋老虎”，气温会骤然上升，无异于仲夏。1977年的初秋就遇上了这么一种天气。

在晚稻开镰之前，是一个农事空档。生产队里计划新建的粮仓，因整个夏天农活紧张，进度一再拖了下来，一直未能完成。而眼下晚稻收割在即，仓廪的竣工已迫在眉睫。正赶上几个好天气，队里决定抢时间把谷仓建完，以便晚稻进仓。也是因为接连几天的秋高气爽，气温的快速回升出乎了意料。

那天是仓房完工最后一天的活儿了。听预报，晚上会有雨。为了赶时间在天黑之前给仓库上椽盖瓦，以防雨水淋倒泥墙。我记忆犹新，那天中午全体人马为节省时间都不回家吃饭，由家人送来工地。几年的插队，我已习惯了夏天“双抢”不戴斗笠、不穿上衣，也是因为“心红志坚”，决心向农民学习，“跟贫下中农打成一片”，上身晒得跟“黑绷筋儿”似的，雨点儿打在背上啪啪响，连蚊子跳蚤都不咬。然而那一整天的“秋老虎”太阳格外毒，我几年在农村，第一次破天荒地被晒出了急性日光性皮炎，因为一整天在房顶上钉椽子、上瓦片。

那天回家到了夜里，上身特别是脖子和前胸，像馒头一样地肿起，根本无法躺下睡觉，两天后出现奇痒。那正是复习考试进入如火如荼的阶段。我跑了几趟公社卫生站和镇医院，都因缺药无法治疗，医生一并建议我回老家城里就诊大医院。我想到了复习考试正缺资料，也好顺便回城一趟，除了看病借机找些参考书，病发一周后我例外地向队里请了假。我们知青正常情况下一年只能两次回城探亲，除了国庆就是过年了，平时不准回家，谁都不敢搞例外，生怕影响不好，妨碍了将来招工或上调。

 （北外1977级德语系全体学生毕业留念，作者后排右三  。照片作者提供）

这一点我几年来特别注意。这次也许为了高考准备的因素，有点豁出去了。回到杭州，我一边去浙一医院治疗，一边全力以赴复习准备。那年，国家因临时决定恢复高考，又要赶在第二年初春开学，所以谁也没料到报名程序会进行得那么迅速。正常治疗下，我的皮症并没有明显好转，而我又不能过长地留在城里，心里始终牵挂着考试报名。在我敦促下医生用了激素可的松才见疗效。

我终于能归队了！虽然山村离城里只有两百来里地，但因为是山里山、湾里湾的，长途车蜗牛般地要跑大半天。回到生产大队太阳已经擦上了西山之巅。我还没有进村，公路上我遇到的村里人无一不说：“你怎么这时候才回来呀？！考大学报名早就结束了！” 因为我在县城当过民办教师，而且知青中是难得的高中毕业，社员们都知道我这回大学是非考不可的。

我一听村民这么说，而且不止一两个人这么说，不由大吃一惊，还听说县招生办来过公社动员，报名点就设在镇上。听到此，我不由将行李往公路边农家一扔，连村都没进，掉过头对着长途汽车刚驶来的方向，疾步小跑又折回镇里。十五里路不到一个小时我来到了镇中学。

找到报名处，学校负责报名的老师说：“今天是报名最后一天，不到一小时就将结束，名单已张榜。” 我赶紧填好报名表，那位老师直接在墙上大红纸上用毛笔在名单最后添上了我的名字。

我看得清楚，每个报名的考生都有编号，已经 365个，我的报名号即是 366。这个名单在我们考试的整个过程中一直贴在那里，这是我们周边几个公社、好几十个生产大队的全部初考生。经过初考，进省里参加复考的，留下了不过五十。

我真是万幸中的大幸! 在命运转折的关键一刻赶上了报名，最终没有辜负幸运之神的眷顾，终于考出了省里拔尖的好成绩。

1977年是“四人帮”垮台、文革结束的第二年。经过中央45天教委马拉松会议，终于决定恢复已停止了十一年的高考。

那年，因时间仓促，来不及全国统考，由各省出题；也是因为十一年的积压，考生云集，考场供不应求，大多省份都实行了初考和复考。

我所在的省份，在初考报名之前，其实已经进行了一次考核筛选，正如老话里所说的“三考出身”。一开始，不许参加报名的类别还包括：本人属于黑五类的、父母、祖辈政治问题属于现行、生产大队或基层党支部明确指明不允许参加者以及不达高中毕业学历的一律不能报考大学，而且不另设中专考场。

我们县分四个考区，八到十个公社为一考区。每个考区初考生近千，考后进省里复考的只剩下几十。全省七个地区，上百个县，好几千个公社，无以数计的生产大队、生产队。参加复考的考生，势如千军万马过独木桥！

那年复考生虽说 570万，然而初考生却高达约2700万，而且被卷入复习准备以及参与高考工作的人数全国高达 1.3亿。往往是家里一人报名，举家行动，祖孙三代，全体备考。一家人七八口，分头托人帮忙、寻找打听复习资料。那可是一个多子女家庭的年代。

当时，一切文字形式，包括毛选、革命样板戏在内，都被视为珍品；一切书籍，无论是老书、旧书、哪怕是破烂残缺、破“四旧”的残余，都成了复习至宝。不忘那年废纸一分钱一斤，旧书四分钱一斤，自广播喇叭传出恢复高考的消息后，废品商店、废品仓库里的“废书”、“废纸”一夜间被人一麻袋、一麻袋地抢买一空。就是家里无人参加考试的左邻右舍、亲戚朋友，也被调动了起来，翻箱倒柜地找书，凡是尘封多年的旧书老书则更为值钱，开卷有益。

一时间，不仅广播报刊、机关单位、厂矿企业，就连大街小巷、乘客行人，热议话题只有一个，就是高考。这种社会文化现象的嬗变，又是一场何等深刻的复兴！就连生活于社会底层的庶民百姓，生活在农村山沟、目不识丁的贫下中农，都把柴米油盐抛在了脑后。办公室、车间里，上山下田农活间，谁能躲过这一话题？！

考题共为四门，文理分科，两科同考政经、语文、数学；文科加考史地，理科加考理化；外语作为文科加试，录取资格必须首先获得文科考试的通过。复考后，初选通过者先进行体检。

 初到北京上大学（1978年春，右为作者，与知青插友天安门前留影）（图片作者提供）

这回初考加复考的整个过程，幸运之神一直没有离开我，整个考试经过极其顺利。非但没有紧张的感觉，一直是一种愉快的享受。我在外语学校学的就是英语，报名加试外语，初考和复考一样，前提是必须首先通过文科考试。初考可以说非常简单，因为实在太简单，都不记得考了些什么。至今唯一还记忆犹新的是，考语文解释词义时出现了“瞻仰”这一词。我的外语加试，初考和复考都是两个考官一个考生，而且初考还弄错了考卷。考官发现给的是中专考卷，而我要考的是大学！考题非常简单，提问无非是：你叫什么名字？你父亲是干什么的？之类。我花了十五分钟写完答卷，考官记录下一切。

如果说考错了就算过去了，考官就此了事，没想到马上去电话向县里报告情况，都难说我考错了题，成绩会怎么算！两个考官一人看着我，另一个十分钟后打完电话回到考场传达县文教局决定，让我去县里补考。因为此刻全省初考的统一时间都已过，考题已公开，但开考到现在我没离开过考场，没接触外人。文教局吩咐两位考官看好我，马上一起坐长途汽车赶去县里，形同“犯人押送”。

到了县委径直进文教局。局领导，一个瘦瘦的男子，五十上下。两个考官把我交给了县里，转身赶车回镇里去了。那领导从文件柜里拿出一卷尚未拆封的考卷，我觉得当时日光已经偏西，办公室不那么明亮。我管不了这些，一头扎进考卷，耳朵听到领导吩咐考试为两小时。我花了五分钟把考题先通读一遍，觉得胜券在握，不到一小时答完，剩下的时间便是检查。来回几遍看不出太多问题，提前半小时交了卷，还发现了考题有两个拼写错误，一个是“加拿大”。可见当时的考卷出得多么匆忙。

考完试天已黑了。领导当着我的面把考卷封好，锁进文件柜，然后给我开了一个介绍信，让我当晚就住县委招待所，还管一顿晚饭和第二天的早餐，并吩咐我，明早吃完早餐马上来办公室，因省招生办有一辆小吉普要去我镇上，我可以搭车。我在镇上下车时，有人认出了我，后来以讹传讹，说我是重点考生，被小汽车专门接送去县里特考。结果我考进了“北外”，这一谣传成了事实。

然而，那天夜宿县委招待所，又是我后来人生十字路口命运攸关的一步！

我拿了介绍信去招待所，房间里已住上了两位成年人，四十出头，正争得面红耳赤，我足足站了五分钟才理我。我把书包放在三人房靠门口的那张床上，坐下来细听他们的争论，才明白他们的话题是有关相对真理还是绝对真理。其中一位继续高声据理辩争：“黑格尔说过，人一辈子不可能两次踏进相同的河水，因为水不再是第一次的水，时间也不会是同一的时间，所以真理也不会绝对，万物都在变化; 今天的真理或许到了明天就变成了谬误。” 他还说，“伽利略的名言：昨天还是清水一杯，今天水里已爬满了小虫，是因为人类发明了显微镜。”

两教授的争论让我听得耳目一新，这可都是我闻所未闻的学识啊！我第一次听说了黑格尔，第一次听说了伽利略，第一次听说了“人不能两次踏进相同的河水。”世间的知识多么浩如烟海！看来我力争读大学这条路没走错！

后来我得知两位均是大学老师，一个是杭州大学的哲学老师，另一个是浙江某工学院的哲学老师，都是这次省里招生办公室下到我县里来蹲点的。其中那位吴老师第二天跟我一同吉普车去了镇里，我们路上两个多小时的交谈，他对我有了很多了解，还把杭州住家的地址给了我。那年高考完毕回家过年，我还专程拜访了他。

 （1977级考上大学时的北外大门 ）

     四、幸运之神的宠儿

我的初试毫无疑问地通过。到了省里复考，我们县里其中的一片，差不多七八个公社合起来在我们镇里设考场。轮到英语加试，我又是唯一的考生。省里派来的监考老师，我估计也是哪个大学的，人特别友好耐心，说话轻声，生怕考生紧张，其实就是怕我紧张，非常爱惜年轻一代。这样的良师益友我至今感激在心，而且开考前把什么都交代得清清楚楚，还强调，有疑问随时可以提。他指着黑板上的大挂钟说，考时为两小时，也就是这根短针绕两圈，等一下从两点开考，时针到了四的时候，考试就要结束了。我并不觉得这种连小学生都明白的解释是多余的，而是感到心里暖暖的，就像一位熟悉我的老师守在我身边，从精神上在支持着我。

我看着时钟，期待着他宣布开卷，在将近两点差一分时，他已宣布开始。能赢得这一分钟，对一个考生而言是何等的正能量！这是一种多大的鼓励啊！

我打开考卷，按惯例先通读一遍，发现这回除了必答题，还有附加题，是用英文写作文，满分加十分，命题是：When I sing the song，“The East Is Red”。我把时间一分为二，一小时做卷内题，一小时做附加题。做完正题就不停地写啊写啊，文章开头我用了： 每当我唱起《东方红》的时候，“I can´t help thinking of our great leader Chairman Mao” 的字样，至今历历在目，恍若昨天。我把插队几年跟同学用英语通信的全部功夫都用上了，一刻不停地写，根本没有再回头检查的时间了，马不停蹄地整整写了六十二分钟。因为监考看我写得停不下来，不忍心打断我，两次犹疑，超时了两分钟。我也注意到了时间，于是主动收笔，把满满四大张的草稿交了上去。后来录取通知书下来，我去向吴老师道别，从他口里得知了我附加题满分，卷内成绩 97，总分107，在省里外语考生中名列前茅。

其实我的作文写到一半时，县广播站的记者已在考场外伫候采访了。他们期间让一个县里的英语老师进来瞄了一眼，想知道我在写些什么，那英语老师说不太看得明白，好像是叙述家史的话题。这位英语老师我认识，他不能完全看懂也是情有可原，因为他跟爱人是上海外语学院 68届西班牙语系的毕业生，为了坚持两人要求分配在一起，结果分到了镇中学。四年西班牙语学非所用，老大不小地重起炉灶开始学英语，现学现卖，活得很累。

那次考试文理科分开，政治、语文、数学统考，理科加理化，文科加史地，而且考史地时我占了个大便宜，原因是地理的考卷中，出了一道空白地图，需要写出地图上的城市、河流以及四周连接的标记。因为我是学英语出身，加之七十年代熟读《英语900句》，对美国地图可谓了如指掌，尤其是美国与加拿大之间那条人为笔直的国界线是世界独一无二的，一眼就能确认是美国版图，几大城市和主要的河流，下方的国家与海湾、两边的大洋悉数知晓，哪怕用英文标出也是易如反掌。

还有，这次高考不光是考地理碰上了我的强项占了便宜，同时我丝毫没有复习的数学也是歪打正着。因为恢复高考的通知来得那么唐突，所有考生都来不及全面准备，所以一开始我就当机立断考前不复习数学了，把时间和精力放在几门文科上，尤其是突击加强英语。我想过，我考的专业是外语，其他科类我得过且过，求个及格就行，但外语我一定要出类拔萃，万里挑一。

三年高中我基本上没怎么学数学，这并不意味我不喜欢数学，我读初中时最好、也是最喜欢的课就是数学课，经常自学到半夜，当红太阳广场夜里最后一次敲响《东方红》为止。那次上高中我去报到是一个下午，我来到学校门口，看到了写着“杭州外国语学校”七个大字的校牌，顿时肃然起敬。我默默伫立许久，心里暗暗发誓：我会对得起你这块校牌的！

【大三时，作者（左）与「杭外」学长蔡一先同游颐和园  】

也就是从那一刻起，我定下决心全力以赴地学英语，其他所有的课则作为附带，包括语文。这种偏科现在想来是何等的无知和荒唐，一个连祖国语言都掌握不好的人，何以学好一门外语?！然而那就是一个荒唐的年代，“读书无用”盛行，又有谁来给我指点迷津!无论是语文课还是数学课，课上我一概低头背英语单词。语文课考《桃花源记》，我连一遍预习的时间都舍不得，直接参考，结果刚好考了60分。语文老师事后说我：“我就不信你学得好外语而学不好中文! 我只能给你一个“刚刚及格”。我答：“考前我一遍预习都没有。考了60分我心满意足了。”

数学也是一样。除了必交的作业外，平时从来不碰数学书，上课也不听讲，到了期末考试前突击三个晚上，因为初中基础好，几乎是自学把整个学期的课程全部弄懂，考试时，除了cos. 30°是正 1，还是负 1，弄颠倒了，其他全对，班里第一。数学老师因为我不爱学数学平时不怎么喜欢我，但考试总结课上不得不提到我考第一，但他把我的考试成绩强调说成了认真复习的重要性，只字不提我平常对数学不闻不问。下了课找我谈话，说我大考尽管考了 99分，但年终成绩也只能给 4分。我说，除了英语，其他课 3分足矣，把老师气得不轻。

然而对英语我可谓是情有独钟！无论家境怎么不如人意，依然苦学不厌。

高中时，因为班主任是英语老师，她的大学同学正好也是我初中的英语老师兼班主任，一经推荐我又当了高中外语课代表。这样，无论是虚荣心也好，是自尊心也罢，我的英语水平要超出其他同学就理所应当的了。遇上老师的孩子有病去医院无法来校，我给同学们听写和布置作业就成了习以为常。那时每到放寒暑假之前，学校已把新学期的英语书发给了我们，我利用假期，把书里十五课全部自学完毕，课课倒背如流，到了开学，上课成了复习。

回忆自己的外语学业和终生职业，始于对外语的好奇，灵感就发生在刹那间，从而坚守一生，雷打不动。

早年正读小学三年级，一日见邻家初中女生在学俄语，颇感兴趣，觉得同一样东西可以用不同的语言来表达，既神秘又诡异，像是密码无异；不懂的人蒙然无知，一窍不通。遂一下子对外语产生了强烈的兴趣。

这种爱好变成了执着。到了初中有了英语，便是爱不释手，百学不厌。课堂所学跟不上自己的要求，开始私下往后自学。老师讲了肯定式，自学会了否定式。同时对各种方言也是兴致勃勃。去义乌做小工，就说义乌话；去农村插队，就学乡下话。外校毕业会了英语，离校后还自学日语、法语、西班牙语。这种酷爱，都基于孩提时瞬间爆发的热情。

这种自觉性往后压倒了其他所有兴趣。我家祖上从未有过学外语的，家人也未曾给过任何启发，仅归功于自发的灵感。一旦喜爱上了，就是一辈子，而且从不觉得苦，更是一种享受。

虽然对其他课兴致索然，然而对英语，我可是废寝忘食！只要父母没下班，就是再晚再饿从不做饭。冬天，早晨五点就起来早读英语。七十年代住的平房，冬天室内室外一样冷，南方又没有暖气，早读时脚冻麻了就不停拍地。那时的住房，里外间和邻居只隔了一层板壁，怕吵了人家，就去路灯底下读，还为家里省电。手冻麻了没有一双手套，身上除了棉袄没有大衣。自己家里买不起半导体，趁同学聚会去省委干部子弟的同学家打扑克，从头到尾守着他的留声机，听了一个下午的灵格风英语；吞纸抱犬，哪怕家境再怎么不理想，始终苦学不辍；虽家道竭蹶不如同窗，因外校生中多是省委干部子弟，然人能不惧贫困，物质条件不能成为绊脚石，有时甚至更能铸就命运的不屈、不挠自强的性格；苛求的自律，在我眼里，每个钟头都是进取的宝贵时间。

家里不明亮的灯光，手捧小小袖珍英汉词典，一字一句啃读；每多学一个新单词，有如多一束夜空照亮行程的星光，引领砥砺向前。彼时没有现代化学习手段，就用最原始的方法，抄写、背诵、不惰怠反复练习，把每一个音节、每一种语法镌刻于心。读完杰克•伦敦的《马丁•伊登》，不仅新学到两千个生词，感人的情节更让心灵受到震撼，深得启迪；主人公自励拼搏、坚毅不屈的精神成了崇拜的偶像、奋发的动力，鞭策我终身。

我喜爱读书，惜书如命。我不能忘记生命中拥有的第一本自己的书，那是一本《袖珍英汉词典》，是我在「杭州大学」旧书店里的偶遇，处理价为五角，原价一元一角。为省出书钱，在校不吃一角钱的贵菜“宫保鸡丁”，买两分钱的“烩菜”，是剩菜烩制而成，碰好了还能吃到肉。嗜读书者以爱书为先。

家境贫寒，自行车鄙陋不堪，是父亲将家里弃用多年、应急精修而成的。学生虽允许住校，但那将是父母的一笔额外开销。然而不屑睥睨，将勤学强加于物质生活缺憾之上！接纳自己的出身、接纳自己的贫困、接纳物质上的己不如人、接纳自己的优点包括缺点，然永做精神上的贵族，自信永保上位！

这似乎像一种不可名状的报复欲，敦促人绝不认命，用知识提升自身价值；不服输的性格，欲求精神的充实、超越他人，以弥补物质上的欠缺，达到平衡。人的出身无法选择，然勤励好学能成为自觉行动！长辈谆谆教诲：读书是撬动命运的杠杆，而外语是我通向世界的大门；“寒门出贵子”这一古训是最好的诠释。

日复一日的知识积累让我明白，白屋寒门、物质生活的艰难困顿，只不过是人生磨砺；一旦醒悟了，会更心无旁骛、愈加坚定不移追逐自己的大学梦。别人越不看好，有志男儿越要拼出好成绩，让世人刮目相看！

后来去插队，这种风格保持了下来；“日必修葺”，坚持每天早读；自勉自励、日拱一卒、贵在持恒；时进一寸，每每攫住任何一个契机，不懈精进！

农忙“双抢”，中午只有一小时吃饭时间，主食米饭在知青点已蒸熟。为自学，见缝插针读英文《北京周报》，省下做菜时间，泡碗酱油汤打发下饭。出工去山里，也带上英语书，身体力行了带经而锄，争取每一分钟可利用的时间。工间休息，农民去山上干私活，就利用空档读英语。社员看到在读外文，让翻译翻译，就将小说译成中文；农民想听听外语发音，便大声朗读，想象眼前的不是文盲农民，而是英语考官，自己正接受考试；朗读时竭尽全力，让每个发音力求完美。

信念与忠诚是成正比的！为来日上大学而表现积极，下乡第二天就出工。早早起身，随房东弟弟去挑水，这成了往下起床后第一必须完成的任务。然后去毗邻小山坡后面朗读英语，日日坚持不懈。 

我可是在最热爱读书的年代，被迫离开了学校。母亲在我的德国纪录片电影《金弢人生路漫漫》中接受采访时说：“他多喜欢读书啊！当时他没书读，心里有多难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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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来我们总说：高考改变命运。直到五十年后回头看那场冬日里的大考才懂：真正珍贵的不是高考本身，而是失而复得的读书机会，是那种哪怕被耽误十年，甚至更久，也不肯往下沉的一股抗争命运的劲儿！……

出门不远的公路桥下，有一深潭。每当山洪爆发时，这里正好是个拐角，湍急洪流依势冲出一个深坑。越是到了旱夏，泉水越发晶莹、清澈，这是从崖石缝里渗出的、含有丰富矿物质的山泉。农民没有大鱼大肉，但能延年益寿，阳光、空气、山泉是绿色生态健康的保障。为确保水质干净，挑水必须赶早。

尽管整个社会没人读书，但认定外语矢志不移，坚持自学乐此不疲。心里坚信，书到用时方恨少，天生我才必有用！人生没有白走的路，每一步都算数，无论对错。走对了，值得庆贺；走错了，刻骨铭心！人生是耐着性子慢慢熬，一点一滴地沉淀，一朝一夕的进取，命运终将在某一天，给人以最丰厚的回赠。熬，是人生低谷的沉潜，不急不躁，默默蓄力；熬，是孤独时的坚守，向内探索，丰盈内心；熬，是岁月的精进，日积月累，厚积薄发。

在校时身为英语课代表，水平高出他人是必然，但这种差距很有限。然而一朝离开学校，是坚持自学还是就此放弃，几年后的差距会大得惊人。学外语如同逆水行舟，做不到持之以恒，非但不会进步，所学很快会荒疏。社会上“读书无用”甚嚣尘上，谁都抱定读书没有用了，学了也是白学。县、镇、公社的学校大都废除了英语。而突然间的恢复高考，坚持自学者就会卓尔不群。这些人的出类拔萃，并不是原有基础好出多少，更不是禀赋过人，而是感谢坚持。他们是利用了同代人荒废学业的“天赐良机”，避开了竞争强手。节葺所学，当别人逆水行舟、知识岁朘月耗，你只需稍微往前一点点、跨出一小步，拉开的距离就会变得遥远。笨鸟先飞、不离不弃的法则，令人笃信不移；未雨绸缪，终能脱颖而出，要感谢的是持之以恒。 

人生契机不失为取决于坚守，所有机遇都是留给有准备的人；时代永远会奖励努力的人，这是1977年留给考生最珍贵的启示。

因为坚守，命运或将迎来转变。知识积累须细水长流。如农民言：“不怕你慢，就怕你站！”反之集腋成裘，道理不言自明。学问的高下，往往仅差一些许，就因为你比他人多学一丁点，一朝遇上“用武之地”，你就能佼佼出群；锲而不舍，滴水穿石，功在其中！况且，人一生的某一才学，有时往往只有一次展现的机会！

……

这次高考考数学出了两道偏题，但其它的题又是异常的简单，所以简单题大家基本上都完成，而两道偏题是微积分，那时是大学的课程，所以谁也没做出来。像我这样数学没好好复习的，只凭高中时还记得的基本功，于是跟大家一样，只做了简单题，成绩也跟大家相去不远。我们整个县只有我公社的一个女生做了，而且还做对了，后来她考上了重点大学，浙江大学。上大学三个学期后，时逢农忙“双抢”，我回生产队帮忙，听说了那女生的爸爸是设计新安江水库的工程师。每逢暑假，她去父亲工作地，她爸就教她学数学，这样就把微积分也学了。

 （读研留念）

在县委招待所认识的吴老师，回杭过年拜访了他，这样就提升了我们间的关系，从普通熟人亲近成了朋友。从高考情况的发展看，这次家访成了我高考“生死攸关”的一个坎。

虽然大学尚未开始招生，但县里决定，复考成绩及格的先进行体检。这时我的外语口试通知也下来了，这说明了我的外语笔试已经及格。体检和外语口试都设在县城，离我生产队有两个多小时的长途车路。为照顾分散在全县各地的考生不跑县城两趟，所以体检和口试安排在前后两天。考生住宿县里提供，铺盖自带，安排在学校的教室，把课桌和椅子拉在一起当通铺。能住上砖墙的教室已算优越条件了，不说农家的考生，就是我们知青，碰上“双抢”遇到离村偏远的田地，为了节省时间不回家，反正凌晨四点就开始拔秧，往往带上干粮就在山沟的牛棚里熬上五六个钟头。这回考生带着棉被，往光桌上一铺就是床了。

各路考生到了县城集合完毕，分配好住处已近晚餐。我们那一拨有八、九个知青，有人提议晚饭下餐馆，“敲瓦片”，现在叫作 AA 制。而那些农民的后代，各自拿出干粮就在教室里吃起了晚饭。 

    第二天是体检，在县医院进行，医院除了急诊，停业一天让给了我们体检生。能否通过体检也是被录取的一道关卡，而且还把关很严。不光是那年竞争力强，录取名额比例少得空前绝后，更主要的是国家需要德、智、体全优的大学生。有些检查项目无关紧要，譬如近视眼，但内脏器官有问题不行，包括血压。我这一辈子那次还是第一回量血压。

医生给我反复量了几次，就让我暂时到一边等着，其他的考生量过血压都去检查下一个项目。我觉得纳闷，又不敢问，第二次量完听医生跟另一个轻声嘀咕：“还是太高。” 医生这时建议我出去透透冷空气。我想到了高血压，尽管那时不懂这意味着什么，但听说过，反正不是件好事。我来到室外，时已入冬，身上穿衣单薄，故意不套上棉大衣，以为气温冷一点会降血压，还尽量大口地作深呼吸，其实这种竭尽全力的深呼吸运动现在想来或许还会增高血压。

直到后来读了大学，国家“自卫反击战”时献血，我才知道我的血压偏高是遗传的，父亲就是偏高，并且因此知道了我是个“万能输血者”。

在外面冻了那么二十分钟觉得这下一定合格了，回屋一量果真正常了，我高兴得手舞足蹈地去参加下一项体检。得意了好一阵子，开心劲儿还没过，一个身穿白大褂的过来拍拍我的肩膀把我又叫回去量血压。医生说还得量一次，我说刚才不是说正常了吗？医生答：“是怕你紧张，刚才故意说正常了好让你放松情绪。” 一量，还是超标！ 

她们找领导去了。找来的领导我一看不是别人，正是那位省招生办的吴老师，他对我视而不见，形同素不相识，我多么想求求吴老师帮个忙，开恩让我过去。我虽没开口，但用极其巴望的眼神一直看着他。见他接过医生手里的体检记录，耳语了几下走开了。医生转过身来说，最后再量一次，希望这回好起来。量完后在我几乎祈求的目光下，医生喃喃自语道： 这回好点了，让我可以离开了。我神情疑惑，心情万分沉重，不明白算是通过了还知道了是已被淘汰！

这份担忧一直折磨着我，直到我录取通知书下来。上北京报到前我去吴老师家告别时才知道，上压标准不能超过130，而我超出了 2、3，省招生办觉得我是难得的外语人才，省里拔尖，就跟体检组心照不宣地通融了我。我是何等的幸运！真是一念之差，77级北外德语系就没有了我的名字！那我后来的人生又将会怎样呢？！读者可以想象，我的感激之情至今仍是何等的无以伦比！

接下去一天是口试。我们近二十个考生中（包括中专），我跟一位杭州李姓考生水平跟其他人明显地拉开距离，他后来考上了杭州大学外语系英语专业。我们俩对这次口试尤其重视，口试之前我们就开始用英语对话了； 我们也特别紧张，因为我们觉得自己笔试不差，认为录取问题不大，就怕这次口试砸锅。他更为小心谨慎，提前到了考场去查探考官是谁。我一到考场，他不知是兴奋还是紧张地迎面跑来说： 考官是那个大光头，我知道他，是杭外的老师，原来是杭大毕业的。

我没向李姓考生提起过我毕业于杭外，他更不知道这个光头老师就是我的班主任，我在他手里当了高中最后两年的英语课代表，我可是他的得意门生啊! 不久前我还把他在文革的受难做原型写成了小说 《刘宝老师》。我一听是他，心里暗暗大喜，首先考官是自己的班主任，哪怕就是不袒护我，也起码不会刁难我，我会凭自己的实力考出好成绩。再者是自己的老师对自己毕竟知根知底，心中就有了底气，一下子信心百倍。虽说离校四年了，但插队时每次回杭探亲都会去看他，还主动跟老师说英语，对我的口语老师是了解的。

果然我考得出色。后来听吴老师说，除了“委员会”一词的重音读错，其他全对，尤其是最后用英语足足十分钟的叙述给三个考官印象深刻，当之无愧的满 5分。说到此，读者可能会觉得我真是个幸运儿，的确是这样，那么多的巧合又遇到了那么多好人，这或许就是命。

（ 参加全国高校德语教师培训班，作者后排左三）

我下乡的第二年，县中学因英语老师短缺曾让我去担任民办教师。因害怕将来被拖在农村上不了大学回不了城，勉强帮了一个学期，我的小说《圣力姑娘》写的就是那段经历。

考完试在录取通知书下来前有一段沉寂的时间。不久已被传？得沸沸扬扬，都说据内部消息我已考上了，只是录取哪个大学尚未决定。我去公社党委管文教的副书记那里探过口气，问我这回能考上吗？由于平日里我时不时地参与公社工作，跟党委很熟，姚书记对我也不守口如瓶。他一句：“连你都考不上，还有谁能考上？” 给我实实地吃了定心丸。

这回县中学的英语老师流产需要有人代课，校长又想到了我，打下包票，入学通知书一下来我就可以走人，这样我第二次来到了县中学。那天晚上，录取通知张榜的情景实在让人没齿难忘。

虽然还是冬天，但已经到了二月，大地开始回春。考完了大学，人一下子彻底松懈了下来，自从懂事以来，那是一生中难得的一段不看书、不学习的时光。该学的已学了，该考的也考了，剩下的就只有听天由命等通知了。那些天，白天上完课，晚上便百无聊赖地去县镇闲逛。

  说是县镇，因为分水镇在 1950年代末还是一个独立县，它有一千三百多年的建县史，后来归入桐庐县成了县级镇，是个经济发达、人丁兴旺之地。每到红日西沉、晚饭前后，镇上的那条主街热闹非凡。那些晚上无所事事的居民便会来这里走走。分水镇今日已成为世界独一无二的制笔之乡，承接着全世界 90%以上的制笔任务，浙江义乌小商品市场铺天盖地的出口产品全是来自分水乡。

2008北京奥运年，德国电视台要制作一个介绍中国的电视节目，需要有一位其人生较典型的中国人做配合。我跟慕尼黑市首席市长邬德先生很熟，他曾为我举办过文学晚会，让我讲述翻译德语名著、小说《香水》 的经历与感受。他跟电视台又过往甚密，于是向他们推荐了我。电影讲述的不光是一条我个人经历的人生路，更是我们国家自一九四九年以来六十年的历史，这也是我成长的历程。虽然我走过的是一条平常而又平凡的路，但通过我的生平，电影折射出我国自解放以来那些年所经历的重大历史事件。 

  就是因德国电视台为追踪拍摄我这部生平纪录片《金弢人生路漫漫》，我再次回到了几十年前插队落户的山村，发现村里现在的各家各户几乎都是一个微型制笔厂。家庭主妇一边做着饭，一边开着压膜机生产笔套。

 我朝人群热闹处走去，镇中心热闹之地是一家餐楼，门口挤满了人，餐楼大门左侧是一块宽大的黑板，平时镇政府有重要的安民告示都张贴在此。这时黑板前人头攒动，被围得水泄不通。我因为视力不好，平常戴眼镜又怕难看，费了九牛二虎之力好不容易挤到前面，看见了榜上写着这次考上重点大学首先张榜的名单，我所在的加上毗邻的共六个公社有三名考生被录取，第一个就是我的名字，跟其他两名用金色的颜料写在大红色光荣榜上。文革期间，我偷偷读旧书，曾几十次地读到过“金榜题名”的说法，今天这一回有生以来真的亲眼目睹了。

第二天中午我从公社领取入学通知书，之前我早有打算，一旦真的考上大学，一定给家里发个加急电报，因为我知道，加急电报是用大型摩托车送去的，如雷轰鸣的马达声会唤醒整条街里左邻右舍的注意，街坊一定会蜂拥而来，看个究竟是何事送来了加急电报。我要把这一好消息向全世界宣告，为父母争光，这是光宗耀祖的喜讯！

我来到了方圆十几个公社独一无二的镇邮电局，袖珍邮电局长听说这次入考的“大秀才”来发电报，立即从后面办公室赶来前台，问我考去了哪儿。我说北京。他马上说北京大学不错。我说不是北京大学，是北京外国语学院。那时乡下不少人以为在北京的大学就叫北京大学。那位局长问我考上什么专业，我说德语，他问我原来学过什么，我说英语，他说，那就不用学了，德语英语一模一样。到了大学才知道，哪有这么回事儿！

从邮局出来碰到了我们公社的团委书记，因为我们分水公社党委就设在分水镇上。她是毕业工农兵大学生，那时公社团委扩大会议我时有参加，因工作之故自然很熟。一见面她很兴奋地冲我喊：“小金，听说你考上了，这是我们公社的骄傲！姚书记说公社要给你举行欢送大会。是哪个大学？” 我答： 是北京外国语学院。她问，是一外还是二外？我一无所知，拿出信封给她看。她说如果没有注明二外那就是一外了。进了大学得知北京果真有两个外语学院，二外归属北京市委，我们北外和北京外交学院直属外交部。

然而到了北京，在学德语之前，我首先要学的是普通话，因整个学生时代，除了高中的语文老师上课用的是不标准的杭州普通话，其他老师上课无一不用杭州方言，而更多的老师连杭州话都不会，直接用县城乡下话讲课。我们能听懂普通话，首先得感谢听了十年的八个样板戏和《地道战》、《地雷战》、《鉄道游击队》等革命传统电影。

  （ 今日「北外」大门  所有图片均为作者提供）

1977年的国情，虽然是新生入学和毕业分配，一切根据国家需要，人人服从组织安排。然而那年报名参加高考时，还是让考生填写了一张志愿表。除了自选专业，报考的大学有四个选项。我选择了英语，对学校的挑选，根据当时打听得悉：1977年北外在浙江招德语生，上外只招法语生，只有杭州大学招英语生。我的第一志愿就填了杭大外语系英语专业。我没有第二志愿，在栏目里只写了：继续安心农村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

我这么写，并不是什么高尚的言行，而是一种无奈，因为我确实不知道该作什么样的第二选择。几年身处偏远山村，近乎与世隔绝，写封信回家，虽只相隔两百里，邮差会走上十天，对外界已是孤陋寡闻。再者几年的历练，棱角已被磨光，除了希望继续学英语，剩下的只好听天由命、随遇而安。考大学的心理底线是，万一没得学英语，其他学什么都行。当时就是不甘心“扎根农村一辈子”，只要有书读，读什么无所谓，就是让我去农大，我也会欣然接受，我不是几年来一直在跟土地打交道？哪怕让我学畜牧专业，我也去，我又不是没在生产队帮忙养过猪？将来就做个养猪专家吧！只要这辈子读过了大学也就心满意足、如愿以偿了。

1977年那一级，凡是重点大学都要提前政审。我的政审在公社已传得满城风雨，而我却闭目塞听，一无所知，这都是后来才听说的。几年来，公社、大队有什么会议一般都有我的份，这回或许因为政审针对我，就瞒着了我。省招办、县招办、公社党委一起来我大队。村里党支书、管知青的、大队长、小队长、知青带队干部、大队妇女队长、贫下中农代表、知识青年代表、我的房东等（连大妈都没跟我透露），十几号人开了一个评议会，队里会计还出示了我几年的出勤工分册。听说说的都是好话。去北京前听吴老师说，评议结果三句话：“政治上努力要求上进；虚心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不怕苦、不怕累，积极参加生产队劳动。”我的带队干部杨伯伯，评议会后感慨地对我说：“我知道你表现不错，但没想到你在生产队参与了那么多社会活动。” 他是转业军人，是个思想红极、替国家解难分忧的老共产党员。1960年代为响应政府精简干部的号召，主动退出浙江省公安厅，提出回北京通县农村老家务农，带上了新婚不久的浙江萧山农村姑娘杨妈妈。我的小说《老杨伯伯》就是源自这段真实的故事。……

虽然当时没有明言提出“重点大学”，而且在设有大学四个选项的志愿栏目里也没有明确说明，但在挑选录取的具体实施上，文革前国家已指定的重点大学如北大、清华、北外、社科院等在录取学生时有先挑选、先招生的权力。就拿我举例：杭州大学外语系有位认识我父亲的徐老师本想录取我，他爱人是我父亲单位医务室的，他知道我毕业于外校，酷爱英语。结果招生时徐老师发现，我的档案已被重点大学“北外”先人一步挑走了；加之，被录取重点大学的考生要提前政审，而且政审时必须通过多方代表的集体评议，这一切均是从吴老师那儿得知的。七七级那年考生的成绩虽官方不予宣布，然纸包不住火。根据私下内部关系，只要有门路的，对自己的考分均是了如指掌。我能知晓自己的一切，得感谢那位省招生办的吴老师！

那是一次百万考生迎来改变命运的关键时刻，有人如鲤鱼跃越龙门，有人此刻一步登天，有人是山窝窝飞出金凤凰。然而，更多的考生却迎受了一次人生挫折，留下了无限的、泪水浸透的遗憾……

北外七七级在浙江省只招三名德语生，整个浙江省只有一人报考德语，成绩不够格。校招生办决定从英语考生中挑选，宁波地区挑选了两个： 男女生各一；杭州市及杭州地区六个县挑了一个，我是三生有幸！

来我省的招生老师是我后来的班主任和德语启蒙老师的爱人、东欧语系的老师。他从来和蔼、谦逊，我们进校那年德语还是一个专业，编在东欧语系。入学第一年，我组织班里同学去西院上家看望庄老师，我顺带看望了徐老师，并对他把我招进了北外表示感谢，他微笑道：“有什么好感谢我的，那是你自己考得好！”

我被录取北外，事先没人征求我的意见，这一点我在电影里已经谈到。按当时的情况，根本来不及，开学是那么紧迫，接到通知到赶去北京报到不过一个星期。办手续、转户口，一个礼拜两次搬家。

上北京那天，举家倾巢相送，左邻右舍都出来了，孩儿巷里出现从未有过的拥挤。大家争相一睹风采，要看看这寒窗十年的上京状元长着一个什么样的脑袋。七十年代英语小组里含辛茹苦、苦学不辍、勤奋刻苦的学友、插队黑龙江的返城知青蔡一先，他即是我外语学校的学长、街坊、挚友，我们俩从他家缓步至我家的五十米之遥，人群投来多么惊异、羡慕的目光。十年文革坚持自学，要有多大的勇气和毅力啊！

到了火车站，拥挤不堪，我问戴红袖章的执勤，打听赴京的火车票。他马上问：去上大学吗？我说是。他立刻冲着排队的人群高喊：“都走开! 都走开！让大学生先买票！” 我顿感父母脸上的自豪。

一九七七级那年上大学，全国统一实行全免制：学生不交学费，包括宿舍、教材及勤杂费。当时家庭收入人均基本都在三十元以下，学生几乎清一色享受国家助学金。每人每月二十元，其中十八元作为伙食费，学校实行供给制。

伙食费十八元由学校财务科直接划账，就是说这钱我们学生是见不着的，是名义钱；剩下的两元是学生整个月的零花开销。拿助学金的学生不允许把伙食费取走，不允许实行伙食自理，必须在学校食堂用餐。就是不拿助学金的同学，也强制缴纳18元伙食费，跟其他同学同吃“供给制”。那时强调“步调一致才能得胜利！”

所谓“供给制”，是我们那个特殊年代的一段特殊经历，就是学生用餐使用的不是饭、菜票，而是餐券，每张餐券上印好了年月日、早中晚餐。吃饭时，把当时那顿的票子一给，每人得到一份伙食。至于吃什么，饭带什么菜，均由食堂决定。原则上，给什么吃什么。

七七级除了极个别的，98%以上是历届生，就是说，我们不是从学校到学校的考生，大家均已工作几年，在经济上曾独立过，已习惯了自食其力的生活。即使到了大学没了收入，虽然学生生活非常清贫，但已经不好意思再回头向家里伸手要钱了。

那个时侯家庭经济普遍都很困难。然而这批大学生是从贫困中走过来的一代，在苦难中长大，已习惯了吃苦。除去伙食费，剩下的 2元钱是全月的零花开支，按月发到每人手里。所以对我们学生来说，每个月的 2元零花钱至关重要，因为除了吃饭，学生日常生活所有的费用都指望这钱了。

我们外地生到京的那天，我是夜里十点的火车到的北京，「北外」在火车站广场设了一个新生接待站，学校的一辆大轿车等着我们。到学校都半夜一点多了，因为校车要等齐来自全国各地的同学才能发车，碰上有谁的火车晚点就会等，不能让任何一个同学掉队。去学校时，校车走的是长安街，静静而宽阔的长安街上几乎没有行人。我们外地生都是第一次来到北京，当校车开到天安门城楼时，好多同学不由得哭了，流下了激动的热泪，“这是伟大祖国的心脏、这就是我们心中向往已久的首都！”

虽是半夜三更，但系里管生活的老师一直等着。一个宿舍住四个学生，两位来自东北的同学前一天已经到达，我跟一个福州同学刚到。听说我们是从南方来的，生活老师马上检查我们的棉被和大衣，说都太薄，得絮棉加厚。我们说没事的，我们都是这么过的冬。老师说北京的气候不像南方，冬天到了夜里会零下 20多度，让我们大惊失色。第二天，学院后勤组的老师把棉被和大衣都拿去加了厚。

国家虽然刚经历了文革，经济还非常困难，但许多福利依然存在。学生读书费眼，近视程度加深得快，系里每年免费给配一副眼镜，我读本科时的近视眼就是每年增加 100度，四年配了三副眼镜。除了法定的眼镜费，每到换季，经济有困难的可以申请衣服费。南方学生到了入冬加冬衣，系里补贴成了例行公事，但很少有同学提出申请，大家都已习惯了艰苦奋斗的生活作风，衣服破了补一补继续穿，我就穿过打补丁的球鞋。

有困难或已很久没回家过年的，可申请车票补贴。虽然物质匮乏，但谁都拿自己的过去比，感觉生活得很好。我们知青生有过下乡连饭都吃不饱的经历，青黄不接吃野菜。进了大学，虽没大鱼大肉的，但起码能吃饱。更重要的是，我们终于有了学习的机会，这是无比的精神享受！

我们是从小伴随饥饿长大的一代！进校供给制吃窝窝头，直到读研，生活条件才有所改善，每月发补贴 48元，还有半斤油票，因为研究生可以结婚了。读研时，我们跟本科生同住一个楼道，在宿舍煮挂面放上一点菜籽油，满楼道的同学都从宿舍出来高声喊：“做什么好吃的？这么香！”缺油水的年代，同学们对一点菜籽油都那么敏感！

除了时间紧迫，或许我的“第二志愿”使得招生办认为没有再问的必要。设想一下，一个上不了大学可以继续安心农村的知青，给他一次去北京的学习机会他能说不吗？更何况是中国首屈一指的外语高等学府。

至于北外怎么挑中了我，除了考分，或是那个“继续安心农村”的第二志愿感动了招生老师，那正是一个提倡“又红又专”的年代！

然而，我实际上是随意一笔、仅是一种无奈的别无选择，无意中促成了命运的大幸！像北外这样的“贵族”学校，好些国家领导人的子女，包括宋庆龄的女儿、刘伯承的儿子等都是我们七七级校友；我一介庶民子弟，恐怕连做梦都不敢去想。有一年暑假，系里总支书记陈老师在我读研时去杭州开会，专程关心地家访了我，看到我们普通家境，出门时她不禁一句感慨：“你真是不容易！”

抑或是那种曾经受到批判的“个人奋斗”，因为自学英语读了杰克·伦敦的《马丁·伊登》和狄更斯的《雾都孤儿》，成了自强不息的精神鞭策，直到今天。

我的人生很简单，说起来只有八个数字：“55、66、77、88”，这是我的人生四步。扩展一下便是：55年出生； 66年文革；77年高考；88年留学。这不仅是我个人的人生境遇，也是我们国家的历史。进北外是我人生关键的一步，我不敢也无法想象当年如果没进大学将会是何等的人生际遇；命运往往只是一念之差：失之毫厘，差之千里！

人生成功与否是个非常虚幻的要素，俗称“笑到最后，笑得最好” ，情理不言自明。生命的涵义是在不断解决旧问题，同时又不断迎来新问题。人生在世没有句点，只有起点；考进北外不是成功的终结，而是新挑战的开始!

幸运、坚守与时代拐点

——读金弢学长《一九七七高考，我差一点错肩而过》

北外特约评论员 

作为北京外国语大学2009级国际商学院的学生，读金弢学长的这篇回忆录，有一种奇妙的时空折叠感。我入校那一年，国商和德语系都在西院，每天走进那座外研红标志性的大门，经过德语系低调的灰色小楼，再往前走几步就是国商的小红楼。我在二楼明亮的教室里背单词、练听力，不远就是外研社的大楼，一切都理所当然地让人心安。但我从未想过，四十年前有一位学长，是在路灯下、在酱油汤泡饭的间隙、在农忙“双抢”的田埂上，一字一句把英语啃下来的。他是北外77级德语系的前辈，而我是09级商科的后生——同一所学校，相隔三十二年，那些他曾经仰望的灯火，后来成了我习以为常的日常。

读完全文，那种“原来我们学校是这样走过来的”震撼，像潮水一样漫上来，久久不退。

一、偶然中的必然：命运从不辜负认真的人

金弢学长以“差一点错肩而过”为题眼，将1977年那场改变一代人命运的高考，还原为一个个惊心动魄的“偶然”瞬间。从晚一天回生产队就赶不上报名，到初考给错考卷反得赶去县里补考机会，再到体检血压超标被招生老师通融——每一个“幸好”背后，都站着一个“万一”。读到这里，我不由得攥紧了手心。在历史大转折的关口，一个人的命运竟然可以悬于一线，轻得像一片秋天的叶子，风一吹就不知道飘向哪里。

然而细读之下，我的心渐渐从紧张变成了敬佩。这些“偶然”之所以最终导向“必然”的好结果，是因为学长在每一个环节都做出了绝不放弃的选择。报名截止当天，他扔下行李疾步小跑十五里折回镇上——那一刻他不是不知道累，而是知道这一转身可能就是一辈子的距离。体检被疑高血压，他在冬夜室外冻了二十分钟，大口深呼吸，像一个在命运面前不肯低头认输的孩子。复习资料匮乏，他省下每一分钱买《袖珍英汉词典》，在学校食堂只买两分钱的“烩菜”，碰好了还能吃到一块肉——那个画面让我鼻子一酸，却又忍不住嘴角上扬，多倔强的少年啊。

学长在文中写道：“所有机遇都是留给有准备的人。”这句话从别人嘴里说出来是鸡汤，从他笔下写出来，是血泪浸泡过的真理。我想起自己当年背单词时总嫌枯燥，听力课上走神玩手机，期末前临时抱佛脚——跟学长比起来，我简直是浪费了太多好时光。



二、一碗酱油汤的距离：那些让人心疼的细节

这篇回忆录最打动我的，不是宏大的叙事，而是那些藏在角落里的、让人心头一颤又一颤的小事。学长的笔触很淡，像在说别人的故事，可那些画面却像电影镜头一样，一帧一帧往我心里钻。

农忙“双抢”，中午只有一小时吃饭时间。主食米饭在知青点蒸好了，学长为了省下时间读英文《北京周报》，不做菜，泡一碗酱油汤打发午饭。一碗酱油汤啊！我不知道他端着那碗汤的时候，会不会想起杭州家里热气腾腾的饭菜，会不会觉得委屈，但我知道他一定没有犹豫——因为碗的那一头，是他心心念念的语言，是他舍不得浪费的每一分钟。我忍不住想，如果是我，能咽下那碗酱油汤吗？

冬天早读，南方的平房里外一样冷，没有暖气，脚冻麻了就使劲拍地，手冻僵了也没有一副像样的手套。怕吵醒隔壁邻居，他就去路灯底下读，昏黄的光照着冻红的脸，也照着手里那本翻旧了的书。他没有半导体，去同学家打扑克，从头到尾守着人家的留声机，听了一下午的灵格风英语——那个画面又好笑又心酸，全场的人都在打牌热闹，只有他一个人，像守着一座宝藏一样守着那台机器。读到这一段，我想起自己在北外的冬天，教室里暖气烧得脸发烫，图书馆的热水随接随喝，手机里下载了十几个英语App，可我还是常常抱怨学语言太苦。学长那一代人，是用身体的寒冷换来心里的滚烫，而我呢？

还有那个让我忍俊不禁却又眼眶发热的细节：公社邮电局长听说“大秀才”来发电报，热情地问考上了什么专业，学长说德语，局长大手一挥，豪气万丈：“那就不用学了，德语英语一模一样！”学长在括号里轻轻补了一句——“到了大学才知道，哪有这么回事儿！”这轻轻的一句，隔着四十多年的岁月，让我在宿舍里笑出了声，笑着笑着眼眶就湿了。那个年代，信息隔绝到这种程度，一个山沟里的孩子能考上「北外，该翻过了多少座山、走过了多少里路？

三、一个晚辈对前辈的隔空告白

我是2009年秋天拖着行李箱走进北外西院的。那时候的我，扎着马尾辫，怯生生地打量着校园，最担心的是能不能抢到热门选修课，是小组展示能不能拿高分，是商科生的英语会不会被英语系的同学碾压。我从未想过，四十多年前有一位学长，连走进这扇校门都曾经是一种奢望——他站在杭州外国语学校的校牌下，默默伫立许久，在心里发誓：“我会对得起你这块校牌的。”

那个画面让我特别想穿越回去，站在他身边，哪怕只是安安静静地陪他站一会儿。然后轻轻说一句：“学长，你做到了。你不光对得起那块校牌，你还让后来的我们，为成为北外人而感到骄傲。”

文中有一处让我几乎落泪。学长入学第一年冬天，系里老师检查南方新生的棉被，发现太薄，二话不说就收走拿去加厚。他在写这一段时语气平静得很，仿佛只是陈述一件不值一提的小事。可我读到那句“我们去西院看庄老师”时，忽然就明白了——这所学校对人的关怀，从来不是写在招生简章里的漂亮话，而是藏在老师们一针一线缝进棉被的温暖里。那个年代的北外，物质匮乏到棉被都要靠学校絮厚，可精神上的富足和人与人之间的温度，却让一代又一代的学生铭记终生。

我读本科那四年，也有老师在期末前给我发长长的邮件鼓励我，也有老师课后留下来耐心回答我那些幼稚的问题。这些温暖，原来是有传统的。从77级到09级，从德语系到国际商学院，三十二年过去，北外的温度没有断过，像一根看不见的线，把一代又一代北外人串在了一起。

四、金榜题名的那一刻，我替他高兴

学长写到张榜那一段，我反反复复读了好几遍，每一遍都有新的感动。

大红的光荣榜上，金色的颜料写着他的名字。他挤在人群里，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才挤到前面。他说，文革时偷偷读旧书，几十次读到过“金榜题名”这个词，今天终于亲眼见到了。那些旧书里的词，忽然就变成了眼前的现实——我觉得那一刻，他一定特别想哭，又特别想笑。

我能想象，当他看见自己名字的那一刻，这些年所有的酱油汤、路灯下的早读、冻僵的手、田埂上的英语书、牛棚里的复习……都在那一瞬间有了回响。所有的苦，所有的冷，所有的孤单和不被理解，忽然都值得了。

他发了一封加急电报回家。他说，加急电报是用大摩托车送的，如雷轰鸣的马达声会唤醒整条街，邻里都会跑出来看。他要让全世界知道，他考上了，他要让父母脸上有光。读到这里，我替他高兴，也替他的父母高兴。一个寒门子弟，用知识撬动了命运的巨石，那种扬眉吐气，那种热泪盈眶，我隔着四十多年的文字都能真真切切地感受到。

学长说，人的出身无法选择，但勤励好学可以成为自觉行动。“寒门出贵子”，他用自己的半生，把这五个字写成了一篇长长的、沉甸甸的文章。

五、写给学长的一封信

亲爱的金弢学长：

读完您的故事，我想认认真真地叫您一声学长，虽然我们之间隔着三十二年的时光。

我不知道您写下这些文字的时候，窗外是慕尼黑的什么季节，是晴朗还是飘雪。但我想告诉您，在2026年的北京，在北外西院的德语楼里，在晨读园的凳上，在东院图书馆靠窗的座位上，依然有年轻的学弟学妹在背单词、读课文、练听力。他们中的大多数人可能不知道您的名字，不知道酱油汤泡饭的故事，也不知道那个路灯下早读的冬天——但没关系，我知道了，我会把您的故事讲给更多的人听。

您说：“考进北外不是成功的终结，而是新挑战的开始。”这句话我记在心里了，不单是在学校的那些年，毕业之后也一样。我毕业那年，拖着行李箱走出东院宿舍楼，回头看了一眼“北京外国语大学”的校牌，忽然想起您当年站在校牌下的那个下午——您在心里说“我会对得起你这块校牌的”。那一刻我忽然明白，我们每个从北外走出去的人，不管学的是德语还是商科，不管去了哪里，都带着这所学校给我们的光。那光里有您那一代人的坚守，有老师们缝进棉被的温暖，有晨读园里一代又一代人的书声。

谢谢您用两万多字，替整整一代人留下了证词。也谢谢您让我知道，我当年习以为常的一切——暖气、教材、网络、图书馆——是多少人用青春和汗水换来的。

学长，愿您一切安好！

一位北外2009级国际商学院的学妹

2026年7月17日，苏州

一纸回忆录，串联起1977与2026两段时光。金弢学长的故事，不只是个人逆袭的叙事，更是一代人在时代裂隙中紧抓希望的缩影。从田埂路灯到北外校园，从艰苦自学至深耕海外文学，坚守永远是穿越岁月的底气。愿每一位北外后辈，都能读懂这份来之不易的读书机遇，以前辈为镜，惜时笃行，不负时代、不负心中热爱。

编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