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次是推行“按亩征粮”制度，取代无序的“就地征发”。这是一项试图将掠夺变为税收、将临时索取变为稳定财政的根本性改革。它意味着义军开始承认并尊重既有的土地产权与社会秩序，是其“政权化”最关键的一步。短期内，效果确实显现：部分乡村开始恢复向义军纳粮，甚至有乡绅主动前来洽谈合作，因为他们看到了一个“讲规矩”的武装力量。然而，“按亩征粮”在执行中仍难免偏差。义军缺乏专业的吏员与完善的户籍地册，只能依赖基层头目和地方保甲来核定田亩、征收钱粮。这些中间环节，往往将一项良政扭曲为新的盘剥。头目们上下其手，富户得以贿赂逃税，贫农反而承担了更重的负担。李永和的理想设计，在现实的泥沼中被层层过滤、变形，最终抵达百姓手中的，已非当初模样。

最后，是派遣得力干员深入乡村，与乡绅、耆老对话，试图重建信任。这是一种政治上的妥协与务实。李永和意识到，仅靠武力无法统治，必须获得地方精英的合作。然而，这种合作是以牺牲部分“均田”承诺为代价的。为了换取乡绅的支持，他不得不默许他们对土地的占有，放缓甚至搁置了土地改革的步伐。这固然稳定了上层关系，却动摇了底层贫农的支持基础。那些最初因“均田”口号而追随义军的佃农与雇工，开始感到失望与被背叛。他们发现，这支号称“为民”的队伍，似乎正在变成另一个他们需要纳税、需要服从的“官府”。

到咸丰十年（1860年）十一月，李永和部在川东南的局面呈现出一种矛盾的“阶段性解决”状态。这是一种极其微妙的、悬置的存在。

军事上，他们仍控制着以黔江、彭水为核心的川东南大片区域，且经过裁汰整训，核心战斗力未减反增。政治上，他们建立了初步的治理框架，有了税收、有了司法、有了与地方社会的互动机制，但这一切都远未稳固，如同沙上建塔。民心上，他们挽回了部分乡绅与中等农户的信任，却失去了更多底层贫农的狂热支持。这是一种脆弱的平衡，一种在悬崖边缘的舞蹈。它既非胜利，也非失败；既非建设，也非破坏。它是一种在希望与绝望之间、在理想与现实之间艰难维系的“中间态”。

而外部环境，并未给予李永和足够的时间与空间来巩固这来之不易的平衡。就在他在川东南苦心经营之际，一股更为强大的力量正从东面逼近。咸丰十年（1860年）冬，骆秉章奉旨督办四川军务，其麾下的湘军主力虽尚未完全抵达川东前线，但其战略布局已然展开。骆秉章以万县为重镇，开始系统性地整合川东防务，修筑堡寨，编练团练，切断义军的补给线与情报网。清廷的战略已从被动防御转为主动进剿，从“堵”转为“攻”。

与此同时，另一个巨大的变量正在西南战局中移动。太平天国翼王石达开部，在经历了广西的挫折后，正浩浩荡荡地向四川进军。石达开的威名与实力，对整个西南的反清力量而言，既是巨大的鼓舞，也是复杂的挑战。他的动向牵动着所有人的神经。对李永和而言，这既是机遇也是风险。联合石达开，可极大增强自身实力，甚至有望夺取成都，实现“定鼎西南”的宏图；但这也可能被对方吞并或边缘化，丧失来之不易的自主性。不联合，则可能错失良机，甚至在清军与太平军的双重夹击下走向覆灭。

李永和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战略压力。他被迫在“巩固根据地”与“机动出击”之间反复摇摆。当清军压力增大时，他倾向于固守川东南，深化内部整顿；当石达开靠近的消息传来时，他又忍不住心动，想要出兵接应，扩大战果。这种战略上的犹豫与摇摆，导致他的整顿措施时断时续，难以持续深化。刚刚建立起的征粮体系，可能因为一次军事调动而中断；刚刚安抚好的乡村，可能因为主力部队的离开而重新陷入混乱。他像一个在激流中试图修补船只的水手，一边要应对汹涌的波涛，一边还要防止船体在修补过程中解体。

正是在这悬置的状态中，在这看似平静的表象之下，三个新的钩子被悄然埋下。它们像三根看不见的细线，一端系在当下的抉择上，另一端则通向一个尚未可知、却注定充满血泪与挣扎的未来。

第一个钩子，是内部路线的分歧。随着整顿的深入，义军高层开始出现两种截然不同的声音。一派以李永和为首，主张继续深化政治建设，扎根川东南，建立稳固的根据地，走一条“积小胜为大胜”的漫长道路。他们认为，只有拥有了稳固的后方和可靠的民心，才能在长期的斗争中立于不败之地。另一派则以部分骁勇善战的将领为代表，他们认为此举过于保守、过于缓慢，是在消磨义军的锐气。他们主张应趁石达开入川之机，与之联合，集中优势兵力，共同夺取成都，实现“定鼎西南”的宏图伟业。在他们看来，只有拿下省会，才能获得真正的合法性与号召力，否则永远只是“流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