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稀之年，我活出自成一派的精彩》
"莫道桑榆晚，为霞尚满天。"年过古稀，我从不觉得人生步入了黄昏。晨光里，一套太极，慢而稳；镜前，淡妆轻扫，耳饰微亮；案头，几行文字，落笔从容。日子从容舒展，日日皆是诗意。
可这份从容，不是天生的。
五十年党龄，半生公职，我以正处级职级光荣退休；老伴深耕师范教育半生，同样以正处级职级退休。儿子从北京科技大学博士毕业，没留京城，回了家乡高校执教。答辩结束那天，老伴从北京打来电话，一开口便带着笑意打趣："咱家也出了个真博士咧。"一家人心有归处，行有方向——这份安稳，是我心底最厚实的底气。
然而，这条来路并非一路坦途。
2000年至2012年，整整十二年，我两度坠入重度抑郁的深渊。第一次发病时正值中年，事业尚在爬坡，世界却忽然被抽去了所有颜色——早晨睁眼，天花板白得刺眼，身体像灌了铅，连翻身的力气都要向自己借。最严重的日子里，我病休在家，整日拉着窗帘，坐在床沿发呆，一坐就是半天。老伴端来的饭菜，凉了热，热了又凉。我望着碗里粒粒分明的米饭，却怎么也咽不下去。他不说"你要想开些"，只是默默把药片碾碎，拌进温热的粥里，一勺一勺喂到我嘴边。
第二次复发，比头一回更凶猛。那种感觉像一脚踩空，坠进一口没有底的井——四周漆黑，喊不出声，连绝望本身都变得麻木。那段时间老伴几乎寸步不离。夜里我辗转难眠，他就斜靠在床头，一只手轻轻拍着我的背，节奏缓慢而笃定，像在哄一个怕黑的孩子。有天凌晨三点，我忽然开口："你说，我是不是好不了了？"他沉默许久，低声说："好不了也没关系，我陪着你。"就是这句话，像一根细绳，把我从井底一点一点拽了上来。
2008年春天的一个早晨，老伴照例拉开一条窗缝，一缕光正好落在梳妆台上——那里摆着我病休后久未碰过的口红和高跟鞋。我盯着那管口红看了很久，忽然伸手，拧开，对着镜子，一点一点涂了上去。唇上有了颜色，镜子里的人还是瘦，颧骨高耸，但嘴唇亮起来了。然后我低头，把那双十厘米的高跟鞋套上脚，站起来，站了几秒，又坐下了。但就那几秒，我听见了自己的心跳——不是慌乱，是真切地活着。
从那以后，我试着走出家门。起先只是每天在院子里慢走几步，后来老伴牵着我走进老干部活动中心，站在队伍最末尾，跟着大家一招一式比划太极。起初动作笨拙迟缓，半套拳打下来就要歇一歇，但手脚在舒展，风从窗边漫进来，身边是温热的人影，我的世界一点一点重新有了温度。
退休十二载，我和老伴日日相伴去活动中心打拳，寒暑不辍，从队尾站到了第一排。太极拳与文字，成了我生活里最忠实的两位伴侣。晨练雷打不动、风雨无阻，不仅拿下二级社会指导员证书，更练出一副硬朗身板——没有高血压、糖尿病这类慢性病缠身，体检单上满是让人安心的"正常"。笔耕亦不曾停歇：七百余篇作品刊发于都市头条，十余首诗歌发表于中国诗歌网，蓝V诗人、市作家协会会员的身份，是时光赠予热爱最好的回音。写作不为虚名，只为守住一方精神的原野，让灵魂始终丰盈，不被岁月掏空。
我始终认为，年龄从来不是潦草生活的理由。出门必画淡妆，佩好耳饰项链，十厘米的高跟鞋踩得稳稳当当，鞋跟敲在地砖上的脆响，是我给每个清晨的报到。智能手机用得娴熟，缴费转账、网购剪辑、文档撰写样样顺手；从不以"年纪大了"为由将新事物拒之门外，与儿媳相处如挚友，与晚辈交流毫无隔阂。人可以平添白发，心态不能落满尘埃。
人活一世，最要紧的是自己看得起自己。不必等旁人定义你该活成什么模样——心有热爱，行有分寸；眼里有光，脚下有路。那些曾将我吞没的漫漫长夜，终究没能困住我。如今站在古稀的门槛上回望，我认真活过的每一天，都算数。
我的自成一派，不在标新立异，而在历经深渊后，仍不肯潦草。纵然年过古稀，亦能把寻常日子过成诗。明早六点，太极服、淡妆、高跟鞋——我照旧赴那场与自己的约。
陈冬梅，笔名墨涵，1955年生于黑龙江鹤岗。中共党员，党龄五十年，正处级退休干部。中国诗歌网蓝V诗人、鹤岗市作协会员。半生穿行于教育、党务、外事战线，退休后笔耕不辍，作品散见于《文学月报》《都市头条》等平台，曾获海外华英"七夕"杯散文一等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