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华热点 库峪小志(三):库峪口
库峪河出山,折向东北,奔涌而去。山口双峰对峙,东峰蕴石英矿脉,日下泛金光,西峰富云母片,岩面呈银辉,俗号金银二山,此即库峪口。
两山夹立如阙,水贯其中。口外遇涝则洪流汹涌,旱则乱石沉底,南北岸壁立如堵。桥横其上,一夫当关,万夫莫开。旧桥屡遭水啮,行旅常必涉水。南岸危石临空,下有古人工凿成“凹”形石廊,壁间凿孔嵌三尺长石条,上覆五尺石板,联为栈道。行其上,身侧湍流,一步不容错,诚天造之险隘,唐《两京道里记》目为“终南险隘之最”。
库峪口,实南北之咽喉,东西之枢要也。唐初于峪口外河西台地置关,《唐六典》明载:“库谷关,上关,置令一人。”关城西依土梁,东瞰河谷,南对河崖,壁垒森然,今石砌墙基尚存,基宽五尺二寸,残高八尺有余,其上后世建太真古观。昔公路未通时,入峪出峪必由此径,锁钥之形至今未泯。

过关北数十步,歧路二分:一北趋龙首原,西通大小峪诸村,中接引镇,更西赴大小寨及河西崖上诸聚落;一西向直入皇甫川,过林家寨诸村。古者河上架桥,即可连缀东西通路,“东西枢要”之谓由此而来。西汤线长蓝友谊大桥未通之时,皇甫川诸村遇洪期涉水阻绝,必上溯库峪口,方能西赴引镇、北入长安,故民间有“进城远个库峪口”之谚。今岸侧石桥,尚是明清旧构,阅数百年往来。

唐乾宁二年,昭宗为李茂贞、王行瑜所迫,出长安启夏门,暂驻城南华严寺,旋即趣南山,宿莎城镇,从幸士庶数十万,比至南山谷口,暍死者三之一。次日入石门峪,诏诸道勤王。旧说莎城向在引镇,近世辛德勇辨之,谓莎城与谷口本为一地,即义谷镇旧名。《长安志》载谷口镇因洪水冲激北移,址在引镇一带,“莎城”之名亦随而迁徙,后人不察,遂谓莎城自古在引镇。循此可定昭宗出逃路线:南出樊川,至大峪口,东过库峪口,赴皇甫川,经史家寨越八里原,抵石门村。
《旧唐书·吐蕃传》记,代宗广德元年,吐蕃陷长安,郭子仪引三十骑自御宿川循山而东,经牛心谷,东经蓝田、玉山入倒回谷,抵商州。其初行路线,当南出长安入樊川,由神禾原西入御宿川,沿山而东,历锡谷、大义谷,再过库峪口,循昭宗路线过石门,经魏家寨越回回嘴头渡汤峪河,上桃花岭,至水泉子,过焦岱街,方入牛心谷。
宋金对峙之时,金人入峪筑关据守,必先据此峪口为门户。明清两代,于峪口外设军屯卫,彼时库峪口村号口寨,明代中期,库峪口东、中、西三堡格局始形成。三堡沿库峪河西呈带状分布,间距约300米,各堡设瓮城、角楼,互为犄角,现存东堡残垣仍可见箭窗遗迹。
口寨北有大寨、小寨,皇甫川有林家寨、姚家寨,分守库峪河两岸,营垒相望,构成完整防御体系。
民国二十一年底,红四方面军西征入川,李先念所部第十一师为总部后卫,经柞水二台沟、长安红庙子,出峪入关中。民国二十四年七月,红二十五军为策应中央红军北上,分两路越秦岭,其一主力即取道库峪。
综而论之,库峪口雄踞长安东南终南北麓,以金银二山为屏,库峪河为险,千年以来为城南第一要地,扼长峪之咽喉,控往来之孔道,诚天下之战略锁钥也。
旧日公路交通落后,峪内及陕南多地山货出山,峪内人家之生产生活用品进山,皆赖人掮马驮,于是焉,各类货物集散于峪口,俨然水陆码头,并因此立市。山客、脚夫、马帮、富商集聚于此,熙熙攘攘,人来车往,街道两边货栈、商铺、旅舘、饭店林立,明清以来,遂成商贸枢纽。现存清代《重修三官庙碑》载,当时"日过骡马千匹,商号三十余家"。
库峪口之商贸盛况,延续至民国。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公私合营,旧日盛况不续。然贸栈比邻,木板店门之旧貌,上个世纪七八十年代,吾少年时犹见,以为奇焉。
迄今,老街500米青石板上,独轮车辙深达5厘米,两侧"裕丰粮行"砖雕匾额、"同泰药铺"木雕药柜,犹依稀可辨。
或曰:库峪口市贸盛况唐时即有,商家沿商家们沿街开店,从峪口向北排列,约有二三里路之长。而峪内西木市贸易兴旺,人称长安南市,两者互为表里。其实不然。
唐时之制,市坊分离,长安城有东、西二市。天宝八载(749年),于安善坊又设南市,不久即罢。西木市为官方驿道和木材转运之地,设军防、税卡于兹,纵有“木“市,难称南市,亦由官方控制,同后世之集市贸易不同。民间集市始于宋,复兴于明而盛于清,此为常识。纵使峪内有市,库峪人口有限,何以于峪口又复成市?库峪口唐市之论,可以休矣。
宋代谷道废弃,后又宋金对峙,库峪已成前线,峪口不应有村。《续文献通考》云“宋金以秦岭为界,峪口皆设戍守,民不得擅入”,此之谓也。元世又复驿路,《析津志》云“库谷设铺,通金州驿递”,即此。故今库峪口之村,应萌于元世而成于明清。
村中心三官庙,始建于元代,明万历、清乾隆年间两次重修,庙内保存《重修三官庙记》石碑(1573年)可鉴。村人相传自山西大槐树庄迁移而来,此明初事也。周家旧宅门口崖边国槐,树高 15 米,胸径128厘米,冠幅13.9米。树干中空,南边木质腐朽,三分之一根部裸露,树干向南倾斜20度,乃明时之树,515年矣。

村西李氏祠堂建于清乾隆二十五年(1760年),现存门楼与享堂,门楼砖雕匾额"世笃忠贞"为时任长安县令所题,至今仍保存着清代完整祭祀仪轨文本。据族谱记载,李氏先祖于明洪武年间从山西洪洞迁来,初到之时"结草为庐,垦山为田"。
村东"王家大院"为现存最完整之清代建筑,三进院落沿中轴线展开,垂花门额枋上有"琴棋书画"木雕,刀法细腻如丝,历经百年仍色泽如新。
此皆可证。
竹里子曰:库峪口村,吾昔少年游历之所,记忆犹新。多年暑日回乡,携妻又游,临关口,过古桥,经老街,颇有感慨。故为此文,以作纪念。
附:库峪口史:
唐武德至开元年间
于库峪口外河西台地正式设立上关,置关令一员,归京兆府直辖。关城夯土基址今存,基宽五尺二寸,残高八尺有余,《唐六典》“库谷关,上关”的记载与现存夯土遗存完全对应长安城内的南市无任何地理与功能关联。
唐乾宁二年(895年)
昭宗避李,是唐代关中六大驿道门户的标准规制。王茂贞、王行瑜之乱,昭宗南出长安启夏门,经樊川、大峪口东入库峪口,循皇甫川过史家寨、越八里原,最终抵达石门峪入山。此条修正了此前“莎城自古在引镇”的旧误,印证了《长安志》中“谷口镇因洪水北移”的地名变迁逻辑。
唐天宝八载(749年)
长安安善坊短暂设置南市,旋即罢废。坊间附会“库峪西木市即长安南市”的讹传可据此彻底厘清:西木市仅为库谷道上的官营木材转运节点,设军防、税卡管控采伐与驿递,完全由官方主导,不存在民间自由集市的形态。
唐代宗广德元年(763年)
吐蕃陷长安,郭子仪率三十骑自御宿川循山而东,经锡谷、大义谷过库峪口,沿昭宗南逃旧路经石门、桃花岭入牛心谷,最终抵达商州收拢散兵。此路线补全了正史记载中缺失的库峪口段行军细节,明确了峪口作为沿山通道枢纽的核心作用。
北宋末年至宋金对峙时期
秦岭成为宋金双方的实际分界带,金人占据库峪口后在此筑关戍守,峪口周边民户被尽数迁出,《续文献通考》所载“峪口皆设戍守,民不得擅入”即指此段历史。此时期峪口无稳定定居村落,直接否定了“库峪口村形成于唐”的不实说法。
元代至元年间
朝廷重新整修库谷道,正式辟为连通长安与金州的官方驿路,于库峪口设置驿铺,归陕西行省驿传系统管辖。《析津志》“库谷设铺,通金州驿递”的记载,是库峪口村萌芽的明确时间节点,驿铺的常驻人员与往来行旅,为后续村落形成提供了基础人口。
明洪武年间
山西洪洞大槐树移民迁入库峪口,李氏等家族在此结草为庐、垦山为田,村落人口规模逐步扩大。明万历元年(1573年)重修三官庙,现存《重修三官庙记》碑刻可证,同期东、中、西三堡格局完全形成,各堡设瓮城、角楼,互为犄角,峪口周边的大寨、小寨、林家寨等营垒相望,构成完整的沿山防御体系。
清乾隆二十五年(1760年)
库峪口商贸进入鼎盛期,峪口老街商铺达三十余家,日过骡马千匹,山货、粮米、药材在此集散,成为长安东南重要的水陆码头。同年李氏祠堂建成,长安县令题写“世笃忠贞”砖雕匾额,民间集市的繁荣完全契合“民间集市盛于清”的历史常识,和此前唐代无民间市贸的考据结论形成完整时间闭环。
民国二十一年(1932年)
红四方面军西征入川,后卫部队经柞水二台沟翻越秦岭,出库峪口进入关中平原,峪口古道成为红军战略转移的隐秘通道。
民国二十四年(1935年)
红二十五军为策应中央红军北上,兵分两路翻越秦岭,其中主力一部取道库峪,沿千年驿道进出关中,延续了这条古道作为隐秘战略通道的功能。
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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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库峪口记:秦岭褶皱里的千年年轮与时代新声https://mp.weixin.qq.com/s/4JlUNoapzf3-_yDNOu9miw
③杨庄古树探秘之旅(六)——库峪口醉美古槐https://mp.weixin.qq.com/s/p3oCE53xJNBRBot1n5k0yA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