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约是二十五六年前的70年代初期，我在西安东郊的一个公社（即乡）里工作，在报纸上读到一篇记叙修建襄渝铁路的长篇通讯文章，集中笔墨突出重点记述的是学生连的优秀代表吴南。也许因为我那时候也是二十来岁的年轻人吧，架不住那篇声情并茂激越慷慨的文字的煽情，几次湿润了眼睛，为这个仅仅小我几岁的青年英雄而激动而感佩而折服。吴南牺牲了。至今我依然记着吴南这个名字。

距此十余年后的80年代末的一个冬天，我到汉中、安康两地去采访。火车在阳平关调头转弯之后，便在秦巴山地的丛山和大大小小的坝子里蜿蜒穿越。车轮碾过铁轨发出铿锵沉重节奏强烈的声音，我却一次又一次幻觉着吴南——吴南——吴南的呼唤。是的，吴南和他的男女同学或者说战友，用他们尚为稚嫩的肩膀和胸膛，铺就了这一段贯通陕南东部和西部的铁路。我第一次乘坐列车在这条路上旅行，心中总是萦绕着吴南和吴南们，这就是吴南们修的那条铁路！

又过了七八年，即1996年末，我在《西安日报》的副刊版上读到了“三线学兵连”的征文文章。第一篇文章尚未读完，我就想起了吴南。随后能读到的每一篇征文，给我的心里就排列起一道吴南的森林。我今日情感和昨日记忆的闸门一齐开启，一次又一次在那些叙说当年的文字上洒下热泪。

“加馍”！这样的呼喊不啻令我心灵震撼，直接引发起我对饥饿恐惧的并不遥远更不陌生的体验，那是一代人的共同的心理恐慌恐惧症。无论干部学生工人农民，无论多么杰出的或平庸的人，面对粮票油票餐券和米袋面缸的尴尬和忧愁却是共同的。何况这些正在长着身体又承担着超常劳动的中学毕业生，然而他们要求“加馍”的呼喊并不是抗议，亦不是示威，而是面对饥饿的一种自然的又是心理的调侃，表现了一种令人心里酸痛的忠勇与赤诚。

张三元死了。然而《巴山汉水且为忠魂舞》里寥寥数笔就把一个欢欢蹦蹦的18岁青年的形象留在我的心里，怎么也抹不掉。他是西安市26中的学生，和我所在的作家协会机关同在建国路上，不过百码的距离。往往在经过那所校门口看见上学放学的学生时，我就会想起这位牺牲在陕南山野里的孩子。他的患着心脏病的母亲经受不住这样的精神挫伤，死在他的坟堆前，这样的悲剧真令我难以承受。

“在阴暗潮湿的道坑里，脚下的水没过小腿肚，破裂的胶鞋里灌满了泥水和沙子。一步一噗哧，裤脚湿透了大半截，棉衣湿漉漉地贴在身上，在风机震耳欲聋的轰鸣声中……我们完全失去了时间概念，机器人似的只晓得不停地干干干。”

这是《无尘的记忆》里的一段描述劳动场景的文字。作者阎鸿鹏被石头砸破了脑袋，没有经过任何医疗处理，找到一顶安全帽继续干下去。他的战友一脚踩到耙钉上，拔出钉子继续干。这里没有丝毫的英雄主义的自我渲染，而是简洁朴素的铺陈，读来令人心悸。经历过这样殊死搏斗的人，当“青春已逝豪情不在”的今天，竟然如此沉静如山：“无论过去或是现在，我心灵深处始终固守着一方净土，那就是善良和忠诚。这就是那个特殊的年代馈赠给我的终生财富。”善哉斯言！

“三线学生连”是一个特殊时代里的特定的称谓。那个严格限定的十年，无疑是共和国历史上最黯然失色的十年，通称为“十年浩劫”。处于“十年浩劫”当中的年轻人，当是受害最深受苦最深的一代人。在那十年里活过来的我们，以及比我们年龄大的和稍小一点的同时代人，谁都不会忘记发生过什么经历过什么遭遇过什么得到了什么失掉了什么。当我们今天能够冷静理智地审视昨天（即十年）的时候，既可以是严峻的又能做到一种宽容。严峻自然是面对历史，面对国家，面对民族，再也不能容忍那样持久那样神圣又那样愚蠢的劫难发生了；宽容自然是面对我们的灵魂而言，当整个国家和民族陷入一种持久的灾难，整个国家和民族前进的车轮陷入漫长的泥泞之中，作为我们个人的得失与苦难就是无法摆脱的，是无计逃遁的，是在劫难逃的。如此想来，也就释然了。

在那场以摧毁和破坏为特征的劫难中，三线学兵连的中学生们却成就了一桩建设的业绩。襄渝铁路铺摆在秦岭巴山汉水之间，20多年来火车日日夜夜呼啸着穿梭往来，这是写在陕西大地上的长卷诗篇。面对过去面对今天面对将来，那些当年的学兵连的中学生们，都会是一种安慰一种自豪一种自信。即：在国家和民族处于劫难的年月，他们选择了建设；以自己的青春年华，以自己血肉之躯以至生命，义无返顾地踏过了国家和民族发展历程中的泥泞，也踏过了自己生命历程中的泥泞，心灵永远都是一种最可自信的慰藉；面对儿女以至孙儿都可以心安理得地说，在那个以破坏和摧毁为特征的年代，爸爸、妈妈（或爷爷、奶奶）选择了建设。

踏过泥泞，人生当是另一番境界。踏过泥泞，人格当会锤炼到更高的层面。踏过泥泞，那个痛苦的过程就升华为人生的一笔财富，这是任何教科书上都不可捡拾得到的精神财富。

编辑：乐在其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