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华热点 《人山》
作者：心如大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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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章：山的孩子
第一章：响堂铺
第二章：无山
第三章：问山
第四章：造山
第五章：山战
第六章：山报
第七章：山魂
第八章
尾声
序章：山的孩子
一九三八年四月，太行山区的夜还很凉。
徐向前坐在129师指挥部的油灯下，面前摊着一张冀南平原的地图。地图上密密麻麻标注着村庄、道路、河流，却没有一条等高线。他看了很久，手指从太行山的脊线上滑下来，滑向东边那片空白。
那片空白，就是冀南。
他站起来，走到窑洞门口。外面是太行山的夜色，山峰在月光下像一排沉默的巨人。他熟悉这种沉默。从大别山到巴山，从祁连山到太行山，他走了二十年的山路。山是他的依托，是他的战场，是他每一次从绝境中杀出血路时脚下的基石。
一九三二年，红四方面军反“围剿”失败，他从大别山出发，翻越秦岭，渡过汉水，在大巴山建立了川陕根据地。一九三六年，西路军在祁连山下全军覆没，他一个人扮成算命先生，穿越戈壁，走回陕北。一九三七年，他在太行山上参与指挥了广阳、神头岭战斗，把日军打得缩进据点。
每一座山，他都记得。山上有他的脚印，有他的血，有他倒下的战友。
可现在，命令来了。
东进冀南。
冀南没有山。整个河北南部，一马平川，除了曲周县境内那座孤零零的尧山，连一个能叫“山”的地方都没有。平原上无险可守，日军有汽车、有坦克、有骑兵，游击队的两条腿跑不过四个轮子。有人断言：平原上不可能开展游击战争。
他把地图从桌上拿起来，凑到油灯下。手指沿着邯长公路移动，停在“响堂铺”三个字上。
那是他接下来要打的一仗。
放下地图，他重新坐下。桌上除了地图，还有一本翻旧了的《孙子兵法》，一支铅笔，一个搪瓷缸。他拿起铅笔，在纸边空白处写了两个字。
人山。
写完，他盯着这两个字看了很久。然后把纸折起来，揣进口袋，吹灭了灯。
黑暗中，太行山的风从窑洞口灌进来。他闭上眼睛，听见远处有狗叫，有脚步声，有哨兵换岗时枪托碰地的闷响。这些声音他听了二十年，每一个都熟悉。
但明天，他要往东走。
往东，往平原。往那个没有山的地方。
第一章：响堂铺
一
一九三八年三月三十日，夜。
徐向前蹲在邯长公路边的一道土坎后面，手里捏着一根树枝，在地上画图。月亮还没出来，公路白晃晃地躺在山沟里，像一条干涸的河。
他身后站着三个人。一个是作战参谋，手里拿着手电筒，用红布蒙着，只能照出巴掌大一块光。一个是769团团长陈锡联，刚从前面侦察回来，棉衣上沾着泥。还有一个是当地的老乡，四十来岁，姓赵，大家都叫他老赵，是附近村里的自卫队长。
“老赵，你再讲一遍。”徐向前没抬头，手里的树枝还在画。
老赵蹲下来，用粗糙的手指戳着地面：“从东边进来，公路拐三个弯。第一道弯在杨家岭，第二道弯在马家坳，第三道弯就是响堂铺。响堂铺两边是山，沟不深，但路窄，汽车一进来就展不开。再往西，公路从沟底爬上去，坡陡，重车爬不动。”
“汽车呢？”徐向前问。
“最近每天都有。从邯郸往长治运弹药，上午一趟，下午一趟。多的时候十几辆，少的时候七八辆。车上除了司机，还有押车的兵。”
“护路呢？”
“公路两边隔几里地有一个炮楼。但炮楼里的兵不多，三五个人，听见枪响才出来。”
徐向前不说话了。他手里的树枝在“响堂铺”三个字上画了一个圈。这个圈画得很慢，很用力，树枝把地面的浮土刮出一道深痕。
他转头看陈锡联：“你怎么看？”
陈锡联往前挪了一步，压低声音：“地形我看了两遍。响堂铺这一段，公路两边是丘陵，虽然不高，但正好可以埋伏。北边是山，南边是河，敌人进了沟，前后一封，跑不了。”
“伏击点选在哪？”
“就选响堂铺。东西两头各放一个连堵口子，南北两边的山坡上埋伏主力。打响之后，先打头车，再打尾车，中间的一辆一辆收拾。”
徐向前点了点头，又转向参谋：“刘师长那边有消息吗？”
“下午来的电报。刘师长说，伏击方案可行，但必须速战速决。日军在黎城、涉县都有据点，援兵最快两个小时能到。刘师长还特别交代——打之前，先派便衣把公路两侧的炮楼盯死，电话线要提前割断。”
“邓政委呢？”
“邓政委那边已经安排好了。战前政治动员今晚就做，各连队指导员都在传达。邓政委的原话是——‘这一仗要让战士们明白，我们是在敌人眼皮底下打仗，隐蔽是第一位的，突然是第二位的，速决是第三位的。’”
徐向前把树枝折断了，站起来。他个子不高，但站在那里，周围的人都觉得他比实际要高一些。他拍了拍手上的土，说：“走，去前沿再看一遍。”
二
凌晨两点，他们摸到了响堂铺东侧的山坡上。
夜风从河面吹过来，带着水汽和青草的味道。徐向前趴在草丛里，眼睛贴着地面往公路上看。月光出来了，公路像一条灰白色的带子，从东边的山坳里钻出来，在响堂铺村前拐了一个弯，然后向西爬坡。
他看了很久。
然后他侧过头，对陈锡联说：“你看那个弯。”
陈锡联顺着他的目光看过去。公路在响堂铺村前有一个急弯，弯道外侧是一片开阔地，内侧是一座小土包。土包不高，但正好卡在弯道上。
“第一辆车到了这里，肯定要减速。”徐向前的声音很低，像是自言自语，“一减速，后面的车就都得跟着慢下来。这个弯，就是我们的第一道闸。”
他又指了指西边的坡：“尾车过了弯，上了坡，发现前面出事，想退都退不了。坡陡，路窄，掉头都掉不过来。这是第二道闸。”
陈锡联点头：“那我们就在弯道和坡道之间打。”
“对。”徐向前把目光收回来，“把轻重机枪架在土包上，迫击炮放在后山。先打头车，再打尾车。中间的，用手榴弹。”
他停了一下，又说：“告诉战士们，不要贪。打了就走，不要捡东西。日军援兵最快两个小时到，我们只有一个小时。”
“是。”
徐向前翻身坐起来，靠在一块石头上。他从口袋里摸出半块干粮，咬了一口，慢慢地嚼。陈锡联坐在他旁边，也掏出干粮。两人不说话，就这么在夜风里坐着。
过了一会儿，陈锡联问：“副师长，你真觉得平原上也能打？”
徐向前嚼着干粮，没马上回答。他把最后一口咽下去，拍了拍手上的碎屑，说：“先打好这一仗。打完了，再说平原。”
三
三月三十一日，上午八点。
日军的车队从东边出现了。
第一辆是卡车，车头上插着一面小太阳旗。后面跟着一辆，两辆，三辆……一共十一辆。车上满载着弹药箱，押车的日军坐在箱子上面，枪靠在肩膀上，有的在打瞌睡。
车队拐过第一个弯，减速。又拐过第二个弯，更慢了。到了响堂铺村前的急弯，第一辆车几乎停了下来。
徐向前在土包后面的临时指挥所里，手里握着电话。他的眼睛盯着公路，嘴唇紧闭。身边的参谋能看见他的喉结动了一下，但没有发出任何声音。
第一辆车完全进入弯道。第二辆、第三辆也跟了进来。尾车还在坡下。
徐向前拿起电话，只说了一个字：“打。”
土包上的重机枪第一个响。子弹像一道火鞭，抽向第一辆卡车的驾驶室。司机当场毙命，卡车歪在路边。几乎是同时，后山的迫击炮也响了，炮弹落在尾车前方，炸断了公路，堵死了退路。
公路上的日军懵了。有人跳下车，趴在轮子后面还击。有人往路边的沟里滚。但两边山坡上的步枪、机枪已经织成了一张火网。手榴弹从山坡上飞下来，在卡车中间炸开，弹药箱被引爆，汽车一辆接一辆地烧起来。
徐向前走出指挥所，站在土包上。他没有拿枪，只是看着。他的脸上没有任何表情，像是这场战斗与他无关。但他手里那根电话线，已经被他攥出了汗。
战斗持续了不到一个小时。
枪声停下来的时候，公路上只剩下燃烧的汽车残骸和横七竖八的日军尸体。十一辆卡车全部被毁，四百多具日军尸体倒在公路上，只有少数几个逃进了山里。
徐向前走下土包，踏上公路。热浪从燃烧的汽车上扑过来，空气里满是汽油和火药的味道。他走了几步，在一辆烧毁的卡车前停下来。驾驶室里有一张地图，已经烧了一半。他弯腰捡起来，看了一眼，揣进口袋。
陈锡联跑过来，满脸是灰，但眼睛很亮：“副师长，清点完了。毙敌四百余，毁车十一辆，缴获步枪三百多支、机枪十二挺、迫击炮四门。我们伤亡不到一百。”
徐向前点了点头。他转过身，往回走。走了几步，又停下来，回头看了一眼响堂铺。
公路两边的山不高，但很安静。太阳升起来了，照在那些还冒着烟的汽车残骸上。
他想起了一件事。
就在昨天晚上，他蹲在土坎后面画图的时候，老赵说过一句话。老赵说：“响堂铺这地方，两边是山，好打。可打完这一仗，你们往东走，就没山了。”
他当时没接话。
现在他站在公路上，望着东边。东边是冀南，是一望无际的平原，是没有山的地方。
他摸了摸口袋里那张折起来的纸。纸上写着两个字。
四
下午，刘伯承和邓小平来了。
刘伯承骑着一匹白马，邓小平骑一匹枣红马。两人从西边的山路上下来，在响堂铺村口下马。刘伯承扶了扶眼镜，看了看公路上那些还在冒烟的汽车残骸，说：“好，打得好。”
邓小平没说话，先走到伤员担架旁边，弯腰看了看一个年轻战士的伤口，问了几句，然后才走过来。
三个人站在村口的一棵老槐树下。刘伯承从口袋里掏出一张纸，是129师司令部的通报。他把纸递给徐向前：“延安来电，嘉奖响堂铺战斗。毛主席说，这一仗打得干脆。”
徐向前接过通报，看了一眼，递给邓小平。邓小平看了，折起来，还给徐向前。
刘伯承说：“向前，你昨天写的那个东西，我看了。”
徐向前从口袋里摸出那张折着的纸，打开。上面是他的笔迹——“人山”两个字，旁边画了一个圈。
刘伯承看着这两个字，想了一会儿，说：“冀南的情况，陈再道和宋任穷他们已经摸了一遍。平原上没有山，但有人。你这两个字，是不是这个意思？”
徐向前说：“是这个意思。但还不成熟。我想先听听陈再道和宋任穷怎么说。”
邓小平这时候开口了。他把纸拿过去，看了看，还给徐向前，说：“人山。这个提法好。山是死的，人是活的。平原上没有山，但群众起来了，就是一座山。”
刘伯承点头：“对。我们在大别山、大巴山、太行山，靠的是什么？靠的是群众。群众是山，我们是山里的游击队。到了平原，山没了，但群众还在。把群众组织起来，就是造一座新山。”
徐向前把纸重新折好，揣进口袋。他说：“我明天就动身去冀南。”
刘伯承说：“好。师部这边，我和邓政委守着太行。你到冀南，和陈再道、宋任穷会合，先把情况摸透。‘人山’这两个字，先不要急着写文章，先做。做了，再写。”
邓小平说：“做的时候，注意两条。一条是群众纪律，一条是统战工作。冀南有国民党鹿钟麟的部队，有各种地方武装，关系复杂。人山不是光靠贫农，是各个阶层的人都要团结。”
徐向前点头。他抬起头，看着东边的天空。太阳已经开始偏西了，平原的方向，天很宽，很平，没有山峰的遮挡。
刘伯承也看着东边，说：“向前，你在山里打了二十年仗。到了平原，等于从头开始。”
徐向前沉默了一会儿，说：“从头开始就从头开始。”
他转过身，对陈锡联说：“明天把部队集合起来，我要讲几句话。”
五
四月一日，清晨。
769团的战士在响堂铺村外的河滩上集合。队伍站得整整齐齐，枪靠在肩膀上，背包打得方方正正。徐向前站在队伍前面，没有讲台，没有扩音器。他的声音不大，但河滩上很安静，每一个字都听得清楚。
“同志们，响堂铺这一仗，打得好。这说明什么？说明只要地形选得对，情报摸得准，部队隐蔽得好，平原边缘也能打伏击。”
他停了一下。
“但下一步，我们要去的地方，没有山。一马平川，站在地上能看出去十几里。敌人的汽车、骑兵，比我们跑得快。有人说，平原上没法打游击。我说，不对。”
他往前走了一步。
“我们在山里的那些年，靠的是什么？靠的是老百姓。老百姓给我们送情报，给我们带路，给我们藏伤员，给我们送粮食。有老百姓在，山才有用。没有老百姓，山就是死山。”
“到了平原，山没有了。但老百姓还在。把老百姓组织起来，一人一双手，一人一根锹，挖沟、破路、送情报、护伤员。老百姓连成一片，就是一座山。”
“这座山，叫‘人山’。”
河滩上很安静。风从河里吹过来，吹得战士们衣服的下摆轻轻摆动。
徐向前看着这支队伍。他们中的很多人，跟着他从大别山走到大巴山，从祁连山走到太行山。他们习惯了山，习惯了在山上打仗。到了平原，他们心里没底。
但他在他们脸上看到了另一种东西。
一种信任。
他最后说了一句：“出发。”
队伍动了。脚步声整齐地踩在河滩的碎石上，发出沙沙的响声。徐向前走在队伍中间，不高，不壮，但走得很稳。
他摸了摸口袋里那张纸。纸上两个字，已经被他的体温焐热了。
往东，就是平原。
往东，就是没有山的地方。
但他们带着一座山。
第二章：无山
一
一九三八年五月二日，黄昏。
徐向前骑着马，走在南宫县城外的土路上。路两边是一望无际的麦田，麦子已经抽穗了，在晚风里翻着青黄色的浪。夕阳把整个平原染成一片暖红色，天很大，地很平，地平线拉得又长又直，从马背上看出去，能看到很远很远的地方。
远得让人心里发空。
他身后是路东纵队的队伍，六八九团、七六九团和曾国华支队，走了十几天的路，从太行山一路走到这里。战士们的脸上都是土，背包上也是土，但脚步还算整齐。
走在徐向前旁边的是刘志坚，129师政治部副主任，一路从辽县跟过来。刘志坚看着前面的平原，说了一句话：“副师长，这地方，连个坡都没有。”
徐向前没接话。他也在看这片平原。从太行山下来之后，他一直在看。过平汉铁路的时候看，走巨鹿的时候看，现在快到南宫了，还在看。他已经看了十多天。
平原就是平原，没有什么可看的。但他还在看。
前面出现了一个骑自行车的人。那人远远地下了车，推着往这边跑。跑到近前，徐向前认出了他——东进纵队的参谋，姓周。周参谋满头是汗，喘着气说：“副师长，陈司令员和宋政委在县城北门等着您。”
徐向前点了点头，回头对刘志坚说：“告诉部队，加快脚步。”
二
南宫县城北门外，陈再道和宋任穷已经等了半个多小时。
陈再道个子高，站在城门口的石阶上，老远就看见了徐向前的马。他跳下石阶，大步迎上去。宋任穷跟在后面，走得快，但步子稳。
徐向前在离他们七八步远的地方下了马。他把缰绳递给警卫员，往前走了一步。
陈再道先开口：“副师长，可把您盼来了。”
徐向前看着他。陈再道比他小八岁，但看起来比实际年龄老成。脸晒得黑，颧骨高，眼睛很亮。东进纵队在冀南打了四个多月，这个人带着五百多人进来，现在已经是一万多人了。
徐向前伸出手，陈再道握住。然后徐向前转向宋任穷。
宋任穷戴着眼镜，文气一些，但手劲不小。他握着徐向前的手说：“副师长，路上辛苦了。”
“不辛苦。”徐向前说。他看了看两个人，又说了一句：“你们辛苦了。”
陈再道笑了：“辛苦谈不上。就是这地方——”
他指了指身后的平原，没往下说。
徐向前知道他要说什么。他也没往下问，只说：“进去吧。”
三
东进纵队的司令部设在南宫北大街的“华兴公司”，原来是个烟草经销处，两层的小楼，院子不大，但收拾得干净。
徐向前进了院子，在堂屋里坐下。堂屋正中挂着一张冀南地图，比他在太行山看的那张详细得多——各县的边界、主要道路、河流、日伪据点，都用不同颜色的笔标出来了。还有用红铅笔画的圈，大大小小十几个，旁边写着字。
他凑近看。最大那个圈在南宫，旁边写着“中心区”。往东是威县、临清，往南是曲周、肥乡，往北是巨鹿、新河。每个圈旁边都有小字，标注着驻军人数、群众基础、敌伪活动情况。
他看了很久。
陈再道端了一碗水进来，放在他手边。徐向前没喝，指着地图问：“这些圈，谁画的？”
“宋政委画的。”陈再道说，“他比我先到冀南，跑的地方多。每个县他都去过，有的地方还住了不止一次。”
徐向前转头看宋任穷。宋任穷刚进屋，在门边找了把椅子坐下，说：“跑了一些地方，不完全。冀南有三十多个县，我去了二十来个。”
“威县呢？”徐向前指着地图上威县那个圈。
“威县的情况我摸得比较细。”宋任穷说，“城里有日军一个中队，一百多人，加伪军两百多。城墙高，有护城河，硬打不容易。但县城周围的村子，我们的工作做得不错。城东几个村有自卫队，城西有几个村子是我们的情报点。”
徐向前点了点头。他在地图前又站了一会儿，然后转过身，看着陈再道和宋任穷。
“部队里有人议论平原的事吗？”
陈再道和宋任穷交换了一个眼神。陈再道先说话：“有。不少。”
“说什么？”
“说平原没法打。”陈再道说得直，“从红军时候起，我们就在山里打游击。大别山、大巴山、太行山，哪一仗不是靠着山？到了这儿，一马平川，站在地上能看出十几里，敌人汽车一开，咱们跑都跑不赢。”
宋任穷接了一句：“不光是战士。有些干部也想不通。有个连长跟我说，他在太行山的时候，一个排能守住一个山口，打退敌人一个连。到了这儿，一个连连个能守的地方都找不到。”
徐向前听着，没说话。
过了一会儿，他问宋任穷：“你在冀南跑了这么多地方，你觉得呢？”
宋任穷推了推眼镜，想了想，说：“我刚来的时候也想不通。但跑了一圈之后，觉得不是那么回事。”
“怎么讲？”
“冀南人口稠密。”宋任穷说，“一个村子挨着一个村子，几十户、上百户的多的是。老百姓怕日本人，但更恨日本人。我们的人到了村里，给他们讲抗日，讲保家，他们听。有几个村的老百姓，自己组织起来，晚上去扒日本人的铁路。没有人教他们，他们自己就干了。”
他停了一下，又说：“我在一个村里住过三天。那个村的村长跟我说了一句话，我到现在还记得。他说，你们八路军在山里有山靠着，到我们这儿，我们就是你们的山。”
徐向前的手指在地图边上轻轻敲了一下。
四
晚上，三个人在堂屋里吃饭。饭菜简单，一盆小米粥，几个窝头，一碟咸菜。徐向前吃得不多，吃得慢。
陈再道一边吃一边说东进纵队的事。他说得很快，像是攒了很久的话。
“我们是一月来的。刘师长、邓政委给的命令，让我带三个步兵连、一个机枪连、一个骑兵连，组成东进纵队，过平汉路，到冀南去。”
“来的时候五百多人。现在一万多。”
徐向前抬起头看了他一眼。
“怎么发展的？”
“收编。”陈再道说，“冀南这地方，兵多。国民党的兵，溃下来不少，三五成群，各占一块地方。有的是真心想抗日，有的是没饭吃，有的是想找个靠山。还有土匪，有会道门。‘司令多如狗，主任满街走’，就是形容这个的。”
“你怎么收的？”
“愿意抗日的，一律欢迎。不缴枪，不改编，待遇和八路军一样。”陈再道说，“有个叫段海洲的，地主出身，大学生，拉了一支六千多人的队伍。我跟他谈了三次，他愿意跟我们合作。还有个赵辉楼，也收过来了。”
徐向前放下筷子。“收过来之后呢？这些人靠得住吗？”
“靠不靠得住，得慢慢看。”陈再道说得实在，“但至少眼下，他们不打我们，还打日本人。地盘是我们的，群众是我们的，他们愿意跟着，就先跟着。”
徐向前没有再问。他端起粥碗，喝了一口。
宋任穷这时候开口了。他说话比陈再道慢，字斟句酌。
“收编游杂武装是一方面。另一方面，还是要做群众工作。我跟陈司令员分工，他管军事，我管群众和地方。”
“你在地方上做了什么？”徐向前问。
“建政权。”宋任穷说，“东进纵队来了三个多月，协助冀南区党委建了二十多个县的抗日政权。县里有县长，区里有区长，村里有村长。不是我们派的，是本地人选出来的。有的村选的是原来的村长，有的是新选的。选出来之后，我们发委任状。”
“群众认吗？”
“认。”宋任穷说，“日本人来了之后，国民党的县政府跑了，没人管。我们建了政权，老百姓有事能找到人了，能有人做主了。这个事，比打一仗还重要。”
徐向前把碗放下，看着宋任穷。“你说群众认我们。但部队里有人说平原没法打。这两件事，在你看来，矛盾吗？”
宋任穷想了一下。“不矛盾。说没法打的人，是在山里打惯了，到了平原不习惯。群众认我们，是我们打的基础。现在的问题是，怎么把这两个东西合在一起。地是平的，但人是活的。”
五
饭后，陈再道有事先出去了。堂屋里剩下徐向前和宋任穷。
油灯的光不大，照着墙上的地图，影子晃来晃去。徐向前走到地图前，又看了一遍。他的目光从南宫移到威县，从威县移到临清，沿着公路线走了一圈。
“威县你熟。”徐向前说，“如果打威县，你觉得该怎么打？”
宋任穷走到地图前，用手指在威县周围画了一个圈。“威县城墙高，硬攻不行。但威县周围的路，我熟。城西有一条土路通曲周，城东有一条通临清。如果打威县，可以同时派部队去临清方向袭扰，让临清的敌人不敢出来。威县的敌人孤立了，就好打。”
“平乡呢？”
“平乡的敌人少，但平乡到威县的公路上有敌人的据点。打威县的时候，可以在平乡到威县之间设伏，打增援。”
徐向前看着他。“这些，是你自己想出来的，还是跟陈再道商量过？”
“商量过。”宋任穷说，“我们俩到冀南之后，就一直在商量这个事。陈司令员比我早来一个多月，他摸军事，我摸民情。威县的方案是我们一起想的，但一直没定，等您来拍板。”
徐向前沉默了一会儿。
“陈再道这个人，”他说，“你跟他搭班子，怎么样？”
宋任穷笑了。“他是个直人。有什么说什么，不绕弯子。打仗有办法，对底下人也好。东进纵队那些战士，都是他一手带出来的，服他。”
“你呢？”
“我管的事杂。”宋任穷说，“地方、群众、统战、后勤，什么都管。有时候陈司令员在前头打仗，我在后头建政权、筹粮食。配合得还行。”
徐向前点了点头。他走到桌边坐下，拿起那碗已经凉了的水，喝了一口。
“你们两个人，”他说，“一个管打，一个管建。一个在前，一个在后。这个班子，对了。”
六
宋任穷走后，徐向前一个人在堂屋里坐了很久。
他面前放着三样东西。一样是陈再道留下的一份材料，上面写着东进纵队进入冀南以来的战斗记录和收编武装的名单。一样是宋任穷留下的一份材料，上面是各县政权建设的情况和群众组织的统计。还有一样，是他自己口袋里那张折着的纸。
他把纸拿出来，摊在桌上。上面写着两个字。
白天陈再道说的那句话，还在他耳朵里。“一马平川，站在地上能看出十几里，敌人汽车一开，咱们跑都跑不赢。”
宋任穷说的那句话，也在。那个村长说的：“你们在山里有山靠着，到我们这儿，我们就是你们的山。”
两句话，一个说没山，一个说有人。都对。
他靠在椅背上，闭上了眼睛。
他想起了自己在太行山的时候，有一次跟刘伯承聊天。刘伯承说，打仗靠两样东西，一样是地形，一样是人心。地形是死的，人心是活的。有地形无人心，打不了胜仗；有人心无地形，也打不了胜仗。最好的局面，是二者都有。
太行山就有。有山，有群众。山是依托，群众是耳目。游击队在山上，敌人在山下，群众在山里山外，情报来去自如。
冀南没有山。地形这一样，没了。
但人心还在。
他又睁开眼，看着桌上的那张纸。他拿起铅笔，在“人山”两个字的旁边画了一个小圈，又在圈里画了一道横线。像一座山的地平线。
然后他站起来，走到窗前。
窗外是南宫的夜。五月了，天气暖起来了。远处有狗叫，有巡逻的脚步声。再远一些，是一望无际的平原，黑沉沉的，看不到边。
他站了一会儿，然后回身，吹灭了灯。
七
第二天早上，徐向前起得很早。
他一个人在院子里站了一会儿，然后走出院门，沿着南宫的街道走了一圈。县城不大，但很热闹。有卖早点的铺子，有赶集的人，有背着枪的东进纵队战士在街上巡逻。他看到一个老太太在路边卖鸡蛋，一个战士走过去，问了几句，掏钱买了几个，老太太笑着摆手，战士把钱塞到她手里，走了。
徐向前站在街角看了一会儿。
回到司令部，陈再道和宋任穷已经在堂屋里等着了。桌上多了一份东西——刘志坚昨晚整理的路东纵队进入冀南后的情况简报。
徐向前在桌边坐下，把简报拿起来翻了翻，放下。他看着面前的两个人。
“昨天你们说的，我都听了。”他说，“陈再道说平原没山，跑不过汽车。宋任穷说老百姓就是山。这两句话，都有道理。”
他停了一下。
“平原上确实没有山。这不是个能绕过去的事。但山这个东西，不一定非要长在地上。”
陈再道和宋任穷都看着他。
“我在山里打了二十年仗。”徐向前说，“山是死的。你在哪个山口埋伏，敌人知道；你在哪个山头据守，敌人也知道。山帮我们，也帮敌人。到了平原，敌人没有山可以靠，我们也没有。从这一点上说，是公平的。”
“但有一点不公平。”
他的手指在桌上轻轻敲了一下。
“老百姓在我们这边。”
宋任穷的眼睛亮了一下。
徐向前继续说：“老百姓帮我们，不是因为我们有山。是因为我们抗日，我们保护他们。他们帮我们，我们就有了眼睛，有了耳朵，有了腿。敌人的汽车快，但汽车不会说话。老百姓会。哪个据点有多少兵，什么时候换防，走哪条路运粮食，这些事，老百姓知道。知道了，告诉我们。我们就比敌人的汽车还快。”
陈再道身子往前倾了倾。“副师长，您的意思是——”
“我的意思是，”徐向前说，“平原上的游击战，不靠地形靠人。人就是地形。把这个东西想透了，仗就能打。”
他从口袋里掏出那张纸，打开，放在桌上。
陈再道和宋任穷凑过来看。纸上两个字，旁边画了一个圈，圈里一道横线。
“人山。”徐向前说，“你们两个，一个管军事，一个管群众。军事打的是敌人的兵，群众打的是敌人的根。合在一起，就是这座山。”
宋任穷看着那两个字，说：“副师长，这个提法好。群众一听就懂。山是看得见摸得着的，人山也是。”
陈再道说：“打威县的事，按昨天商量的办？”
“按昨天商量的办。”徐向前说，“你指挥六八九团打威县，宋任穷负责情报和群众掩护。刘志坚带七六九团和曾国华支队在平乡到威县之间设伏，打增援。打完了，再回来谈‘人山’。”
陈再道站起来。“我这就去部署。”
宋任穷也站起来，把地图上的威县圈重新描了一遍。
徐向前看着他们走出去。堂屋里又剩他一个人。他看着桌上那张纸，看了很久。
然后他把纸收起来，揣好。他走到地图前，拿起铅笔，在冀南平原上画了一条线——从南宫到威县，从威县到曲周，从曲周到临清。线连起来，像一个不规则的圆圈。
他放下铅笔，看着那个圆圈，像看着一座还没有长出来的山。
第三章：问山
一
五月七日，徐向前到了南宫。
陈再道和宋任穷陪他吃了一顿晚饭。小米粥，窝头，咸菜。饭后，陈再道有事出去，宋任穷陪着徐向前上了“华兴公司”二楼的小房间。宋任穷记得很清楚：徐副师长在太行山时身体就不好，一路行军十多天，腿疾发作，是坐着担架进的南宫城。可他没歇，进了院子就问：“地图在哪？”
那天晚上，徐向前在二楼看了一夜地图。
第二天一早，宋任穷上楼时，看见徐向前已经坐在桌前，面前摊着冀南全图，旁边放着一摞陈再道和宋任穷之前整理的材料。桌上多了一张纸，上面写着几行字，像是昨晚随手记的。宋任穷凑近看了一眼——
“人口密。村连村。群众恨日军。东纵已收编游杂武装。政权已建二十余县。道沟未大规模挖。情报网初建。”
最后一行写着：“谁来回答平原怎么打？”
宋任穷看着这行字，没有出声。他知道徐向前在等什么。
二
当天上午，徐向前把李聚奎叫到了楼上。
李聚奎是三八六旅参谋长，响堂铺战斗时就在一线，跟着徐向前从太行山下来的。他以为副师长要跟他谈作战部署，进门时还拿着笔记本。
徐向前坐在桌后，面前摆着那摞材料。他看了李聚奎一眼，说：“你坐。”
李聚奎坐下。
徐向前把材料推到一边，说了一句让李聚奎意外的话：“你给我讲一讲，平原游击战到底怎么打。”
李聚奎愣了一下。“副师长——”
“讲。”徐向前说，“你是三八六旅的参谋长，跟着我从太行下来。山地游击战你熟。平原呢？你想想，讲给我听。”
李聚奎想了想，开始讲。他说可以依托村庄，利用青纱帐，组织小分队活动，白天隐蔽，夜间出击。他说了一刻钟，把自己能想到的都说了。
徐向前听完，没有说好，也没有说不好。他只是说：“你回去再想想。也问问底下的同志。问他们，到平原之后怕什么，觉得什么能打，什么不能打。”
李聚奎走了。
宋任穷在旁边看着这一切，开始明白了。徐向前不是不会回答这个问题，他是在发动所有人来回答这个问题。平原游击战怎么打，不是他一个人关起门来想的事，是所有人要一起想的事。
三
接下来的两天，徐向前跑了几个地方。
他去了威县附近的一个村子，看东进纵队一个连的驻地。连部设在村东头一个地主家的院子里，地主已经跑了，院子空着，门口站着一个哨兵。连长姓王，二十七八岁，四川人，跟着红四方面军长征过来的。
徐向前在院子里坐下，问王连长：“你们连到这里多久了？”
“两个多月。”
“打过仗没有？”
“打过几次小的。”
“怎么打的？”
“晚上出去，打敌人的据点，打了就跑。”
“跑得掉吗？”
王连长笑了一下：“跑得掉。冀南这地方村子密，跑出一个村，钻进另一个村，敌人就不敢追了。他摸不清前面有没有埋伏。”
徐向前点了点头。他又问：“你们的兵，怕不怕？”
王连长收起了笑。“怕。刚来的时候都怕。平地上没遮没挡，看见敌人汽车远远地过来，腿就软。现在好一些了，知道晚上是我们的天下。”
“白天呢？”
“白天就藏。藏在老百姓家里。老百姓对我们好，有饭给我们吃，有消息告诉我们。”
徐向前站起来，在院子里走了几步。院子外面是连着村外的土路，土路两边是麦田。麦子已经很高了，风一吹，绿色的浪一波一波地翻。
他看着那片麦田，说了一句话：“青纱帐起来，就更好了。”
四
回到南宫，徐向前又找了陈再道和宋任穷。
这次不是正式的汇报，是在“华兴公司”后面的小院子里。天已经黑了，三个人搬了几把椅子坐在院里，点上油灯。蚊子多，陈再道点了一盘蚊香。
徐向前先开口：“这两天我看了一些地方，也听了一些同志的意见。现在我想听你们两个人的。”
他看着陈再道。“你先说。你是最早到冀南的。你先来的那一批人，是怎么活下来的？”
陈再道想了想。“我们一月份来的时候，带了三个步兵连，一个机枪连，一个骑兵连。人不多，但都是老兵。”
“来了以后呢？”
“来了以后，发现这地方跟山里完全不一样。山里一个排能守住一个山口，这里不行。但这里有一个好处——敌人少。”
“怎么个少法？”
“日军刚占了平汉线和津浦线，沿线有据点，但纵深没有多少兵。一个县城里通常只有一个中队，一百多人。下面的据点更少，有时候一个炮楼里就五六个人。伪军倒是不少，但伪军好对付，他们不想拼命。”
徐向前点了点头。“你们怎么对付的？”
陈再道说：“晚上活动。白天在一个村里藏起来，晚上出去打炮楼、割电线、破公路。打完了就换一个村子。有时候一夜跑三个村子，跑了三十里地，天亮了就藏起来。”
“群众呢？他们怕不怕？”
“怕。”陈再道说得直接，“一开始怕。但我们来了之后，不拿群众一针一线，帮他们干活，给他们讲抗日道理。慢慢地就不怕了。现在有些村的群众主动给我们送情报，告诉我们哪个炮楼里有多少人，什么时候换防。”
宋任穷接了一句：“还有的地方，群众自己组织起来扒铁路。没有人教他们，他们自己就干了。”
徐向前沉默了一会儿。然后他看着宋任穷说：“你在地方上跑了二十多个县，你看到的是什么？”
宋任穷推了推眼镜。“我看到的是，冀南这个地方，老百姓多，村子密。一个村子挨着一个村子，走几里地就有一个村。老百姓怕日军，但更恨日军。谁真抗日，他们就跟谁走。”
“你跟老百姓聊过吗？”
“聊过。有一个村的村长跟我说了一句话。”宋任穷停了一下，像是回忆那句话怎么说，“他说，你们八路军在山里有山靠，到我们这儿，我们就是你们的山。”
院子里安静了一下。蚊香冒着细细的烟，油灯的火苗晃了晃。
徐向前把这句话在心里过了两遍。然后他说：“这句话好。但光靠老百姓保护我们，还不够。我们还要保护老百姓。”
他看着陈再道和宋任穷。“你们说，如果日军来‘扫荡’，老百姓怎么办？村连村，路连路，日军汽车一来，一上午能扫好几个村。老百姓躲到哪里去？”
陈再道和宋任穷对视了一眼。这个问题他们想过，但还没有答案。
徐向前说：“老百姓要能跑，要有地方跑。跑的时候不能被日军的汽车追上。汽车走的是公路。如果公路被挖断了呢？如果路边上全是沟呢？”
陈再道坐直了身子。“副师长，您是说挖沟？”
“挖沟。”徐向前说，“把大路挖成沟。路断了，汽车走不了。沟里能走人，能走大车。老百姓知道哪条沟通到哪个村，日军不知道。老百姓在沟里跑，日军在沟外面追，追不上。”
宋任穷放下手里的茶碗，说：“如果沟挖成了，敌人的骑兵、坦克也都过不来了。整个冀南的公路网就瘫了。”
“对。”徐向前说，“但这要老百姓来挖。一个村挖一段，几十个村连起来，就是一张网。这张网，就是我们的地形。”
陈再道站起来，走到墙边看地图。他的手指在地图上沿着公路线走了一圈。“工程量不小。要把主要的公路都挖一遍，得几十万人上阵。”
徐向前说：“先挖中心区。南宫、威县、曲周、临清，先把这几个县之间的公路挖了。挖好了，再往外扩。”
宋任穷说：“我来动员。以冀南行署的名义发通令，各县区一起动。”
陈再道说：“我带部队掩护。挖沟的时候日军肯定要来骚扰，我在外围打几个伏击，让他们不敢出来。”
徐向前看着两个人，点了点头。然后他说了一句宋任穷后来记了很久的话：
“你们两个人，一个管打，一个管建。一个在前，一个在后。但今天你们说的这些东西，还差一根线串起来。”
“什么线？”陈再道问。
徐向前没有直接回答。他走到桌边，从口袋里摸出一张折着的纸，打开，放在桌上。
纸上两个字。
陈再道和宋任穷凑过来看。宋任穷先看清了，他念出声来：“人山。”
徐向前说：“你们说的都对。陈再道说的晚上打、白天藏，靠的是群众掩护。宋任穷说的老百姓就是我们的山，说的是同一件事。李聚奎昨天跟我讲，平原上没地形可依，但有人。有人就有依托。”
“但人也好，地形也好，都不是天然就有的。要把老百姓组织起来，要把公路挖断，要把情报网建起来，要让每一个人都知道为什么抗日、怎么抗日。这些事做到位了，人才能变成山。”
他在“人山”两个字上画了一个圈。
“这就是那条线。”
五
第二天，徐向前把刘志坚和几个团的干部也叫来了。
在“华兴公司”的堂屋里，墙上挂着地图，桌上摆着材料。这是徐向前到冀南后第一次正式的军事会议。
他坐在桌子的一头，陈再道和宋任穷分坐两边，刘志坚在对面，几个团的干部靠墙坐着。
徐向前说：“今天不谈具体作战。今天我们谈一个更根本的问题——平原上到底能不能打？怎么打？”
他看向大家。“每人说一句。不要长，一句话。”
陈再道先说：“能打。我们有群众。”
宋任穷说：“打的基础在群众，打仗的依托在群众。”
刘志坚说：“政治工作要跟上，要让战士明白为什么在平原上打仗。”
一个团长说：“地形靠不住，靠人。”
另一个团长说：“群众是眼睛，也是腿。”
最后一个人说：“只要老百姓向着我们，走到哪里都有路。”
徐向前听完，站起来走到地图前。他用手指在冀南平原上画了一个大圈。
“你们说的都是一件事。”他说，“山，不一定长在地上。长在人心里的山，比地上的山还可靠。”
他转过身，看着在座的人。
“我要写一篇文章。把这件事说清楚。”
六
那天晚上，徐向前把自己关在二楼的小屋里。
桌上摊着一张白纸，旁边是铅笔。他坐了很久，才动笔。
他写得慢。他不是文人，不擅长华丽的辞藻。他的字句像他打仗一样——清晰、准确、不绕弯子。
他先写了山地游击战的条件：山地、森林，是游击队活动的依托。但接着他写下了一句话：“游击队要自己能巩固和发展，并进行机敏的灵活的动作，其主要条件是取得广大人民的拥护与帮助。”
然后他写到了河北。河北是人口稠密的区域。假如把广大的人民推动到抗日战线上来，把广大的人民造成游击队的“人山”——
他停了一下。铅笔悬在纸上。
“我想不管什么样的山，也没有这样的山好。”
写完这句话，他把铅笔放下，站起来走到窗前。
窗外是南宫的夜。五月了，平原上的风是暖的。远处的村庄一片黑沉沉的，只有零星几户人家亮着油灯。再远就是无边无际的平原，看不见山，看不见任何高地。但他心里清楚——这片土地下面，藏着比太行山更大的力量。
他回去坐下，继续写。
他写了怎么造“人山”：要在人民中进行广泛的深入的教育说服和宣传组织工作，提高人民的民族意识与政治觉悟，使人民本身的利益与抗日的利益联系起来。
他写了战术原则：利用村庄作袭击掩护而不固守，组织轻便的骑兵支队，游击队组织不宜过大，主力位于四面周转地区，组成脚踏车游击小组向远距离活动。
他写了最后一句。写到这一句时，笔尖在纸上停留了很久。
“真正站在保护人民利益的立场上，才能造成‘人山’，这是政治上最主要的工作。”
他把铅笔放下，把纸拿起来，从头看了一遍。文章四千多字，不长。但每一个字都是从冀南的土地里长出来的。
七
稿子写完后，徐向前先给宋任穷看。
宋任穷看完，说：“‘人山’这个提法好。群众一听就懂。但我有一个担心——现在提‘人山’，部队里有些人会觉得这是唱高调。他们没看见沟，没看见网，只看见一望无际的平原。”
徐向前说：“你说得对。所以文章先不发。等道沟挖出样子来，等打几个胜仗，再发。那时候，‘人山’就不是一句话，是一个事实。”
宋任穷点头。
接下来的日子，徐向前把主要精力放在了道沟的试点上。他选了南宫到威县之间的几个村子，让宋任穷去动员，让陈再道派部队掩护。他自己也去看了几次。
有一天，他在一个村里开座谈会。到会的除了村干部和群众代表，还有几个持怀疑态度的战士。一个战士说：“副师长，您说人山，可人再多，也挡不住子弹。敌人一梭子扫过来，人再多也白搭。”
徐向前没有生气。他问那个战士：“你是哪里人？”
“山西。”
“山西有山吗？”
“有。”
“山挡子弹吗？”
战士愣了一下。“山当然挡子弹。”
“山为什么挡子弹？”
“因为山是死的，是硬的。”
徐向前说：“你说得对。山挡子弹，因为它硬。人挡不了子弹，但人能让你不打子弹。老百姓把敌人的行踪告诉你，你提前埋伏，打他个措手不及。他连开枪的机会都没有。这比山还管用。”
战士不说话了。
徐向前又说：“人山不是拿人去挡子弹。是把人组织起来，让敌人找不到我们，让我们找得到敌人。这叫‘人山’，不是‘人墙’。”
座谈会散了之后，宋任穷说：“副师长，您这番话，比文章还管用。”
徐向前说：“文章是给外面看的，话是给里面听的。里面的人通了，外面的事才好办。”
八
五月二十一日，《群众》周刊刊出了《开展河北的游击战争》。
文章从太行山传到冀南时，已经是六月了。陈再道拿到一份油印的转载稿，在“华兴公司”院子里念给几个团干部听。读到“人山”那一段时，院子里的人都没说话。
陈再道把稿子折起来，说了一句话：“副师长这篇文章，说的都是我们天天干的事。但他把这些事说出道理来了。”
那天下午，宋任穷带着行署的人下了乡。他要去动员各县挖道沟。陈再道把六八九团和七六九团的侦察排都派出去了，让他们沿着公路线画地图，标出哪些地方该挖沟、哪些地方该设伏。
徐向前在南宫又住了几天。他每天早起，在院子里站一会儿，然后上楼看地图。地图上多了很多标注——红色的道沟线，蓝色的情报点，黑色的敌据点。
有一天早上，李聚奎来找他。李聚奎说：“副师长，您那天让我讲平原游击战，我回去想了很久。现在我想明白了。”
徐向前看着他。“你说。”
李聚奎说：“山地游击战，靠的是山。平原游击战，靠的是人。山是固定的，人是活的。活人比死山厉害。”
徐向前点了点头，没有说话。但李聚奎觉得他眼里有一点笑意。
李聚奎又说：“您那篇文章，我读了。写得好。不是写出来的，是做出来的。”
徐向前站起来，拍了拍李聚奎的肩膀。“不是我一个人做的。”
他走到窗前。窗外是六月的冀南平原。麦子已经黄了，快要收了。远处有农民在田里干活，有人赶着牛车从土路上经过。土路上，有几个战士在帮农民推车。
他看着这些，想起了自己从太行山下来时写的那两个字。
那时候只是两个字。现在，“人山”要开始变成真的了。
第四章：造山
一
动员令是六月十日下达的。
宋任穷亲自拟的稿子。他以冀南行政主任公署的名义，向各县发出通令，措辞简短：即日起，冀南全区开展破路挖沟运动。以南宫、威县、曲周、临清为中心区，所有公路、大道，一律挖成道沟。标准：深三尺，宽五尺，沟内能通行大车。取土堆于沟沿，修成一尺五高、二尺宽的边墙，供人行。每隔数十丈挖一条错车道，宽四至五丈。
通令后面附了一张草图。宋任穷画得细，沟的截面、边墙的角度、错车道的间距，都标了尺寸。
徐向前看了这张图，说了一句话：“能不能通行大车，是关键。大车能过，老百姓就愿意挖。老百姓愿意挖，沟就挖得成。”
宋任穷说：“行署这边安排了，各县区干部分片包干，下去的干部分头开动员会。”
陈再道接了一句：“部队这边，六八九团和七六九团各抽两个连，负责掩护。挖沟的时候，日军肯定出来，我在南宫到威县之间放两个排，他们一露头就打。”
徐向前点了点头。他走到地图前，用手指沿着南宫到威县的公路走了一遍。“先挖这一段。这一段挖通了，让老百姓看见沟是什么样、有什么好处。看见了，下面的就好办了。”
宋任穷当天晚上就走了。他带了行署的几个干部，往威县方向去。陈再道第二天带着两个连往南宫以东活动，一边侦察日军动向，一边安排部队的警戒线。刘志坚留在南宫，负责协调各县的情况上报。
徐向前留在“华兴公司”二楼。他在等。
二
威县西边有一个村子，叫沙柳寨。
沙柳寨是个大村，有三百多户人家。村东头有一棵老槐树，树底下是村里人平时乘凉说话的地方。宋任穷到沙柳寨那天，正是六月十二日，晌午。
他没有先在村里开大会。他先找了村长。
村长姓赵，五十来岁，个子不高，背有点驼，但眼睛很亮。赵村长把宋任穷领到自家院子里，搬了条凳，倒了碗水。宋任穷喝水的时候，赵村长蹲在门槛上，不说话，看着院子里的鸡啄食。
“赵村长，行署下了通令，要挖道沟。”宋任穷开门见山。
赵村长抬起头。“挖沟？”
“把村东那条大路挖成沟。深三尺，宽五尺，大车能过。”
赵村长没接话。他站起来，走到院门口，往东边看了看。那条大路从村东头一直通到威县城，是村里人赶集、送粮、走亲戚的必经之路。路两边是庄稼地，路面上被牛车碾出两道深深的车辙。
“宋政委，”赵村长回过头，“这条路上，我走了四十年了。挖了沟，大车怎么走？”
“沟里走。沟底平，大车照样通行。”
“那敌人的汽车呢？”
“进不来。”
赵村长又沉默了一会儿。宋任穷看着他的脸。那张脸被太阳晒得黑红，皱纹很深，但眼睛很干净。
“宋政委，我说句实在话。”赵村长开口了，“日本人来咱村，来了两回。头一回，抢了东头老李家的牛。二一回，把西头张三的闺女糟蹋了。张三去找他们说理，被打了一枪托，在床上躺了半个月。”
他停了一下。
“你们八路军来了，不抢东西，不打人，还帮老李家把牛要回来了。谁好谁坏，老百姓心里有数。”
他往院子里走了两步，站定。
“沟，我挖。不光我挖，我让沙柳寨三百多户都挖。”
三
第二天一早，沙柳寨村东头响起了铁锹声。
赵村长第一个下了地。他脱了上衣，露出黑瘦的脊背，一锹一锹地往下挖。土是干的，挖起来费劲，但他挖得很稳，一锹接一锹，不紧不慢。
紧挨着他的是他家的老二，十六岁，瘦得像根竹竿，抡起铁锹来倒是有劲。再往东，是村里的一群后生，七八个人排成一排，沿着大路往下挖。往西，是几个中年汉子，推着独轮车运土。一个老太太拄着棍子站在路边看了一会儿，转身回家，过了一会儿端了一盆水出来，放在地头。
宋任穷站在路边看了一会儿。他没有说话，只是站在那里。他知道，这条沟一旦挖开了，沙柳寨的消息就会传出去。一个村动了，周围的村就会跟着动。
到了中午，沟已经挖了十几丈长。赵村长直起腰，锤了锤后背，走到宋任穷身边。“宋政委，”他说，“你那个沟的标准，我琢磨了一下。五尺宽，两辆大车错不开。每隔几十丈挖一条错车道，行是行，但人着急的时候等不及。”
宋任穷看着他。“你有什么办法？”
“隔一里地挖一个宽一点的地方，能停两辆大车。不用太多，多花点工夫，但好用。”
宋任穷点头。“这个办法好。我记下来，让别的村也这么挖。”
赵村长笑了，露出一口黄牙。“我种了四十年地，修渠引水的事干过不少。挖沟，道理差不多。”
四
沙柳寨动了三天之后，周围的村子陆续动了。
先是东边的马庄，然后西边的刘家营，再往南的孙村、往北的曹庄。到六月底，以沙柳寨为中心，十几条道沟从各村延伸出来，像一张不规则的网，慢慢往一起连。
宋任穷派人把进度报到南宫。徐向前看了报告，问了一句：“沟连起来了没有？”
报信的人说：“沙柳寨往东挖到了马庄，往西挖到了刘家营，再往远还没连上。”
徐向前说：“告诉宋政委，先让几个村之间连上。连上了，就能用。”
他把刘志坚叫来。“你去一趟威县那边，看看实际情况。”
刘志坚去了三天。回来的时候，他带了一身的土，嗓子有点哑。
“副师长，情况比我想的好。”他坐下就说，“老百姓挖得积极。有的是自愿的，有的是看见别人挖了自己也跟着挖。有一个村的老太太，六七十岁了，拎着篮子送土，一天没歇。我问她累不累，她说，‘累是累，但挖好了，我儿子就能少挨日本人的打’。”
徐向前听着，没说话。他的眼睛看着桌上的地图。地图上，沙柳寨的位置被刘志坚用铅笔画了一个小圈。
“威县的敌人有什么动静？”他问。
“陈司令员那边盯着呢。”刘志坚说，“前两天敌人出来过一次，两个小队，往沙柳寨方向走。走到半路上，被陈司令员的伏兵打了一下，缩回去了。”
“打死了多少？”
“不多，十几个。但敌人回去了就没再出来。”
徐向前点了点头。他站起来，走到窗前。七月的太阳很毒，院子里的地面被晒得发白。远处传来铁锹碰土的声音——那是南宫城外的老百姓在挖沟。
“赵村长说的那个错车道，”他忽然说，“让宋任穷在全区推广。”
刘志坚说：“我这就去写通知。”
五
到七月底，道沟已经从几个村扩展到了十几个村，再从十几个村扩展到了几十个村。
宋任穷在威县和南宫之间来回跑了好几趟。他每到一处，先看沟。看沟的深浅，看边墙的宽度，看错车道的位置。有的地方挖得不够深，他就蹲下去，拿根树枝在沟底比划，告诉干活的人该挖到哪个位置。有的地方边墙太窄，他就让人加宽，说“人走在上面，得有个落脚的地方”。
有一次，他在一个村里看见几个年轻人挖得太急，沟壁直上直下，没有坡度。他叫住他们，说：“沟壁要有点斜，不然下雨会塌。你们想想，渠是怎么修的？”
年轻人不好意思地笑了，重新修了沟壁。
宋任穷回来跟徐向前汇报时，说了这件事。徐向前听完，沉默了一会儿，说：“你干得好。不是坐在办公室里发号施令，是下到沟里去。”
宋任穷说：“不下去不行。老百姓挖沟，他们不懂标准。你得告诉他们。”
“还有一层。”徐向前说，“你下去了，老百姓看见行署主任都在沟里，他们就信这个事是真的。信了，就挖得好。”
宋任穷想了想，点了点头。
六
八月，道沟连成了网。
沙柳寨到马庄，马庄到刘家营，刘家营到孙村，孙村到曹庄，曹庄又绕回沙柳寨。十几条沟围成一个不规则的圈子，圈子里是十几个村庄。沟与沟之间有错车道，有边墙，有人行的小路。牛车在沟里走，人在边墙上走，远远看去，像一条条细细的土脉，在平地上蔓延。
陈再道带了一个排，沿着道沟走了一圈。他骑在马上，走一段就下来看看。走到沙柳寨的时候，他看见赵村长蹲在沟边抽烟。
“赵村长，”陈再道走过去，“这沟，你觉得怎么样？”
赵村长站起来，拍了拍屁股上的土。“陈司令员，我跟你说个事。前天晚上，我孙子发高烧，我套上大车，从沟里一路赶到威县城。以前走大路得一个半钟头，这次走了不到一个钟头。”
“为什么快了？”
“因为沟里没有坑，没有石头，车走得稳。”赵村长说，“还有，不用绕敌人的岗哨。沟里走，敌人看不见。”
陈再道笑了。“你倒会算账。”
赵村长也笑了。“种地的人，不算账不行。”
陈再道骑上马继续走。走了几里地，又下来看。这一段的沟挖得特别深，沟壁上还能看见铲子留下的痕迹。沟底有新鲜的牛车辙印，两道车辙从沟里延伸出去，消失在远方的庄稼地里。
他站在那里看了一会儿。然后他上了马，往回走。
回到南宫，他跟徐向前说：“道沟连成网了。我走了一圈，从南宫到威县，一路都有沟。”
徐向前问：“大车能过吗？”
“能过。我试了。”
“敌人的汽车呢？”
“进不来。”陈再道说得很肯定，“沟宽五尺，汽车轮距比这宽。一进去就卡住。”
徐向前走到地图前。他拿起铅笔，在南宫到威县之间画了一条线。线不长，但很直。
“让宋任穷把其他方向也挖起来。”他说，“南宫往北，往南，往东，都要挖。沟连成片，就成了一座山。”
七
八月末的一天傍晚，徐向前去了沙柳寨。
他没有提前通知，只带了一个警卫员。到了村口，他把马拴在老槐树上，一个人往村东头走。走了百十步，就看见了那条沟。
沟在夕阳下泛着暗黄色的光。沟壁被铲子修得很齐整，边墙上长出了细细的草芽。沟底有人走过，留下浅浅的脚印。一个老头蹲在沟边，手里拿着一个窝头，正慢慢地吃。
徐向前走过去，蹲在他旁边。老头看了他一眼，没说话。
“大爷，这沟是您挖的？”
老头点了点头。“挖了三天。”
“累不累？”
老头咬了一口窝头，嚼了嚼。“累。但比跑反强。”
“跑反”是冀南的土话，意思是逃难。徐向前听懂了。
“以前日本人一来，我们就往西边跑。西边是洼地，跑进去，日本人就追上了。”老头说，“现在有了沟，日本人来了，我们往沟里走。沟里能跑，能藏。日本人追不进来。”
徐向前看着那条沟。沟很长，一直延伸到视线尽头。沟两边的庄稼地绿油油的，玉米已经吐了缨。再远一些，是另一个村子的轮廓，隐隐约约能看见几间屋脊。
“大爷，”徐向前说，“您觉得，日本人还能在咱这地方待多久？”
老头把最后一口窝头吃完，拍了拍手上的渣子。他站起来，看了看天，又看了看沟。
“待不长。”他说，“他们没根。咱们有根。”
徐向前也站起来。他没有再问。他沿着沟边走了一段，然后折回来，走到老槐树下，解开缰绳，上马。
回南宫的路上，天已经黑了。月亮升起来，照在平原上。他骑在马上，看着两边一望无际的土地。土地是平的，但土地下面有沟。沟连成网，网里有人。有人就有根。
回到“华兴公司”，他上了二楼。桌上放着宋任穷新报来的统计：截至八月底，冀南全区已挖道沟一万余华里，覆盖南宫、威县、曲周、临清、平乡、巨鹿等十余县。
他看着这个数字，拿起铅笔，在纸上写下了一行字。
“山不在高，有民则灵。”
写完，他把纸折起来，和那张写着“人山”的纸放在一起。
第五章：山战
一
十月末，南宫的天气凉了。
徐向前坐在“华兴公司”二楼的桌前，面前摊着一份情报。情报是从平汉线方向送来的：日军在石家庄、邢台、邯郸的兵力正在集结，番号是独立混成第三旅团和第一一四师团各一部。目标不明，但方向很清楚。
往东。往冀南。
他把情报看了三遍，然后叫来了陈再道和宋任穷。
“武汉丢了。”徐向前开口就说。十月二十五日，武汉沦陷。这个消息几天前就传到了南宫，但徐向前说的是它带来的后果。“日军占了武汉，下一步必然要打通平汉线，巩固平汉线两侧。冀南卡在平汉线和津浦线之间，是他们的眼中钉。”
他把情报推到桌子中间。“石家庄、邢台、邯郸的敌人都在动。估计十一月中旬就会来。目标是南宫。”
陈再道拿过情报看了一眼，放下。“来多少？”
“估计三四千人。分几路，合围南宫。”
宋任穷问：“我们怎么打？”
徐向前站起来，走到地图前。他的手指从南宫往四周划了一圈。“不死守。县城不要了，让给他们。我们的人撤到乡下，依托道沟和村庄，跟他们转。”
他转过身，看着两个人。“陈再道，部队主力分散到各游击区去，和地方的游击队合在一起。不要聚在一处，不要跟敌人硬碰。敌人来了，你打他一下，打了就走。他追你，你进道沟，他追不上。”
“宋任穷，群众这一摊你负责。空舍清野，粮食埋起来，水井封起来，老百姓往道沟里撤。一个村一个村地安排，不能乱。”
宋任穷说：“行署这边可以发一个紧急动员令。各县区干部已经分片包干了，这次正好用上。”
徐向前点头。“杨秀峰呢？”
“杨主任在广宗那边。我马上派人通知他，让他以行署名义发通令。”宋任穷说。
徐向前又转向陈再道：“你那边，具体的仗怎么打，你自己定。但有一条——不打则已，打则必胜。打不赢的仗不要打，打了就走，不给敌人缠住的机会。”
陈再道说：“明白了。”
徐向前看着两个人，最后说了一句：“道沟挖了几个月。现在看它管不管用的时候到了。”
二
十一月十四日，日军动了。
独立混成第三旅团和第一一四师团各一部，加上伪军，共三千七百多人，分四路从石家庄、邢台、邯郸、德州方向出动，向南宫合围。四路中三路走公路，一路走土路。公路已经被挖成了道沟，汽车走不了，日军只能下车步行，或者用马和骡子驮着辎重。
第一路从邢台出发，往东走。走了不到二十里，前面的尖兵停下来报告：公路变成了沟，汽车过不去。
带队的日军中佐走到沟边，往下看了看。沟深三尺，宽五尺，沟底有车辙，是牛车走出来的。沟壁修得很整齐，边墙上还长着草。他沉默了一会儿，说了一个字：“绕。”
部队离开公路，往南绕道。走了几里地，又遇到一条沟。再绕，再遇。绕了三次之后，中佐不再绕了。他下令部队沿沟走，但沟太窄，队伍只能拉成一条长线，在沟里慢慢挪。
走了半天，才走了十几里。
三
陈再道在南宫以东的沙柳寨附近。
他带的是东进纵队的主力团，六八九团的两个营，加上一个地方游击队。他没有把部队集中在一个地方，而是分成了七八个小队，每个小队二三十人，分散在沙柳寨周围的几个村子里。
他的指挥部设在沙柳寨村东头的一间土坯房里。房子不大，墙上挂着地图，桌上摆着一部电话。电话线是从道沟边墙上的隐蔽处拉过来的，每过一段就埋进土里，日军的侦察机看不见。
十五日清晨，情报来了。从邢台方向来的那路日军，大约一千人，正沿道沟往东走，前锋已经到了马庄以西。
陈再道走到地图前。马庄在沙柳寨东边，离这里不到十里地。日军从马庄过来，必经沙柳寨。
他拿起电话，摇了摇。“刘家营那边的人到了没有？”
电话那头是六八九团的一个营长。“到了。两个连，昨晚就进了刘家营，藏在老百姓家里。”
“马庄到沙柳寨之间的道沟，你们看了没有？”
“看了。沟在村北，有两处错车道。沟壁有一人多高，人在沟里走，外面看不见。”
陈再道说：“好。等敌人进了沟，从两头堵。不要打头，打中间。打了就撤，进刘家营。”
“明白。”
陈再道放下电话，又摇了另一个号码。“孙村那边，游击队准备好了没有？”
“准备好了。三十多个人，都带着土枪和手榴弹。”
“好。你们在孙村北边的道沟口等着。听见马庄方向枪响，就出来打敌人的后队。不要恋战，打几枪就往沟里退。”
“是。”
陈再道放下电话，走到门口。外面的天是灰的，十一月了，风从北边刮过来，带着土腥味。远处有鸡叫，有狗叫，但没有人声。老百姓已经撤了，村子空了。
他站了一会儿，转身回到地图前。
四
日军进了马庄到沙柳寨之间的道沟。
带队的是一个小队长，带着一百多人，从马庄出来，沿着沟往西走。沟底窄，只能两人并排。边墙挡住了视线，他们看不见沟外面的情况，只能听见风声和脚步声。
走到一半，前面是一个错车道，沟宽了一些。小队长让队伍停下来，喘口气。就在这时候，两边沟沿上冒出了人头。
是六八九团的战士。
他们没有喊话，也没有吹号。第一个人扔了一颗手榴弹，落在沟底的人群里。爆炸声还没落，两边的步枪就响了。子弹从沟沿上打下来，沟里的人无处可躲。有人往沟壁上爬，但沟壁是斜的，爬不上去。有人往回跑，但后面的路已经被堵住了。
小队长喊了一声，带着几个人往错车道的另一头冲。冲出去十几步，迎面撞上了一挺机枪。机枪手是东进纵队的老兵，打得很稳，一个点射，小队长倒下了。
战斗持续了不到一刻钟。
沟里留下一百多具尸体，只有几个人从沟沿上翻出去跑了。六八九团这边，死了两个，伤了五个。
营长在沟沿上站了一会儿，看着沟里的尸体。然后他下令：“撤。进刘家营。”
战士们从沟沿上跳进道沟，沿着沟底往刘家营方向跑。跑了不到二里地，后面的枪声又响了——是另一路日军赶到了。但他们追进道沟的时候，六八九团的人已经跑远了。日军不熟悉沟网，追了一段就停下来，不敢再往深处走。
五
同一天，南宫县城空了。
徐向前在十一月十五日上午做出决定：放弃南宫。机关、部队、伤员、物资，全部撤到乡下。他自己带指挥部往东南方向走，目标是南宫、威县、清河三县交界的沙地多林地区。
撤退不是逃跑。徐向前在撤退之前做了三件事。
第一件，让宋任穷组织群众空舍清野。粮食埋起来，水井封起来，锅碗瓢盆带走，连门槛都拆了。南宫城里的老百姓在一天之内撤得干干净净。日军进城的时候，街上没有人，屋里没有粮，井里没有水。
第二件，让杨秀峰以冀南行政主任公署的名义发布《战争动员紧急密令》。杨秀峰在广宗，接到通知后连夜赶出了通令，号召全区军民坚壁清野、拆城破路、侦察敌情、抬运伤员、站岗放哨、捉拿汉奸。通令发到各县，各县再发到各区，各区再发到各村。到十一月十六日，冀南中心区的老百姓基本上都知道了：日本人来了，不要慌，听八路军的安排。
第三件，让陈再道把主力分散到各游击区，不与敌主力决战。陈再道在沙柳寨打完那一仗之后，把部队分成了三股：一股留在南宫以东，一股往南到威县方向，一股往北到巨鹿方向。每走一处，都不在一个地方停留超过半天。
徐向前自己带着指挥部，在南宫、威县、清河交界的沙地里转。沙地多林，道沟密，日军的汽车骑兵进不来。他白天在树林里隐蔽，晚上转移。警卫员架着他走——他的腿疾又犯了，走长路要人扶。
有一天晚上，他在一个沙窝子里宿营。警卫员生了火，他坐在火边，拿着铅笔在一张纸上画图。图上是他走过的路线，一圈一圈的，像迷宫。
警卫员问：“首长，咱们还要转多久？”
徐向前说：“转到敌人累了，就回去。”
六
反“扫荡”打了十六天。
十六天里，冀南军民和日军打了二十八仗。没有一仗是大仗，都是小规模的伏击、袭扰、阻击。打完了就走，走了再打。日军三千七百多人，被道沟分割在平原上，像一群困在泥沼里的牛，动不了，转不快。每到一个村子，都是空的；每走一段路，都是沟。粮食找不到，水喝不上，情报摸不着。而八路军和游击队，今天在这里打一下，明天在那里打一下，打完就钻进道沟，消失在沟网里。
十一月底，日军开始撤退了。
最先撤的是从德州来的那一路。他们的补给线被游击队断了，粮食吃完了，只能往东退。接着是从邯郸来的那一路，在威县附近被陈再道的部队伏击了一次，损失了几十人，也退了。最后撤的是从邢台来的那一路，他们在南宫城里住了十几天，实在待不下去了。城里没有粮，城外全是沟，周围的老百姓都跑了。他们占领了一座空城。
十一月三十日，南宫城里的日军全部北撤。反“扫荡”结束。
统计战果：毙伤日伪军六百余人。八路军和地方游击队伤亡不到两百人。冀南根据地没有丢失，主力部队没有受损，群众没有大的伤亡。
但徐向前看到的，不只是这些数字。
七
反“扫荡”结束后第三天，徐向前回到了南宫。
“华兴公司”的院子被日军翻过一遍，但没什么可翻的。宋任穷早就把能带走的东西都带走了。徐向前上了二楼，在桌前坐下。桌上有一层灰，他用手抹了一下，然后在桌前坐着，坐了很久。
陈再道来了。他瘦了，脸上晒得更黑，但精神很好。他坐在徐向前对面，说：“副师长，这一仗打下来，我觉得——”
他没说下去。
徐向前看着他。“你觉得什么？”
“道沟管用。”陈再道说，“敌人进了沟，就跟瞎子一样。我们看得见他们，他们看不见我们。以前在山里，我们靠地形。现在在平原上，我们也有地形了。”
徐向前没有说话。他从口袋里摸出那张折着的纸，打开，放在桌上。纸上还是那两个字。
陈再道看着那两个字，说：“以前我觉得‘人山’是个道理。现在觉得，它不只是个道理。”
“是什么？”
“是仗打出来的。”陈再道说，“没有道沟，没有老百姓，我们这十六天撑不下来。”
宋任穷也来了。他比陈再道还瘦，眼镜好像都大了一圈。他在旁边坐下，说：“各县报上来的数字我看了。群众伤亡不大。道沟里藏了不少人，有的村全家都躲在沟里，敌人从沟上面走过都没发现。”
徐向前点头。然后他问了一句：“杨秀峰那边怎么样？”
宋任穷说：“杨主任在广宗。他发的那份紧急密令，各县都执行了。有几个县的县长带着群众拆城墙，把砖头运到道沟里加固沟壁。老百姓说，杨主任的命令，我们听。”
徐向前把桌上的纸收起来，重新折好。
“这一仗，”他说，“证明了一件事。‘人山’不是坐在屋子里想出来的。是打出来的，是挖出来的，是老百姓用锹挖出来的。”
他站起来，走到窗前。十二月的冀南，天更灰了，风更冷了。但远处的道沟还在，一条一条的，像平原上的脉络。
“敌人还会来。”他说，“下次来，可能更多。但下次我们更有底了。”
八
那天晚上，徐向前在油灯下写了一封信。
信是写给刘伯承和邓小平的，汇报冀南反“扫荡”的情况。他写得简短，但最后一句话写得很慢。
“平原游击战，已经有了初步的实践证明。道沟与群众相结合，可以迟滞敌军、掩护转移、创造战机。‘人山’之思想，经此一役，非纸上空谈矣。”
他把信封好，交给警卫员第二天送走。
然后他坐了一会儿，拿起铅笔，在纸边写了一行小字。
“山是打的，人是树的。树的人多了，山就成了。”
第六章：山报
一
一九三九年六月，徐向前离开冀南前，把陈再道、宋任穷和杨秀峰叫到“华兴公司”二楼。
窗外的槐树已经绿透了，六月的风吹进来，带着麦子快要收割的味道。徐向前坐在桌前，面前摊着一张冀南全图，地图上的道沟线已经画得密密麻麻，红色铅笔的线条交织成一张网，从南宫往外辐射到威县、曲周、临清、平乡、巨鹿。
他看了很久这张图，然后抬起头。
“我要走了。”他说，“总部决定调我去山东，组建八路军第一纵队，统一指挥山东那边的部队。”
陈再道的身子往前倾了一下，想说什么，又停住了。宋任穷摘下眼镜擦了擦，又戴上。杨秀峰坐在靠门的位置，沉默着。
徐向前看着他们。“冀南的事，你们三个继续。陈再道管军事，宋任穷管群众和地方，杨秀峰管政权和统战。道沟要继续挖，情报网要继续建。敌人还会来，下次来可能更多。”
他停了一下，从口袋里掏出那张折着的纸，打开，放在桌上。“人山”两个字还在，旁边那个圈也在。
“这两个字，”他说，“不是我一个人的。是你们打出来的，是老百姓挖出来的。我走了，这两个字不能走。”
陈再道看着那两个字，说：“副师长，您放心。”
宋任穷说：“道沟在，人在，人山就在。”
徐向前点了点头。他把纸收起来，揣进口袋。然后他看着杨秀峰。“杨主任，行署这边的事，你多费心。政权建设是根基，根基不稳，人山就是空的。”
杨秀峰说：“明白。”
二
第二天早上，徐向前走了。
他骑着一匹马，带着一个警卫班，往东去山东。陈再道和宋任穷送他到南宫城外。路边是成片的麦田，麦子已经黄了，在风里沙沙地响。
三个人站在路边，谁也没说话。该说的昨晚都说了。陈再道从口袋里摸出一包烟，是当地老百姓自己卷的旱烟。他抽出一根递给徐向前。徐向前接过来，陈再道划了根火柴，给他点上。
徐向前抽了一口，呛了一下，但没咳。他把烟夹在手里，看着东边的路。那条路出南宫，穿过威县，再往东就是山东地界了。
“陈再道，”他忽然说，“你那个收编游杂武装的事，还要继续做。但有一条——收了的人要整训，不能只挂着八路军的牌子，不干八路军的事。”
陈再道说：“明白。下一步就整训。”
徐向前又转向宋任穷。“老宋，你那个道沟的经验，要往外推。不光是冀南，冀鲁边、鲁西，都要挖。敌人是通的，我们也要通。”
宋任穷点头。“我写个材料，报给总部。”
徐向前把烟抽完，扔在地上踩灭。他拍了拍陈再道的肩膀，又拍了拍宋任穷的肩膀。然后他翻身上马。
他勒住马，回头看了他们一眼。他没说话，只是点了点头，然后策马向东。
陈再道和宋任穷站在路边，看着那匹马越走越远。马背上的那个身影不高，但很稳。他走了一段路，拐了个弯，消失在麦田尽头。
三
徐向前走的时候，没有惊动太多人。
但他走的消息还是传开了。交通站把消息一站一站地往各处传：徐副师长调山东了。传到最后，连沙柳寨的赵老栓都知道了。
赵老栓那天正在村东头补道沟。五月的反“扫荡”打完了，日军烧了几个村子，道沟也被填了几段。赵老栓带着村里人把填了的沟重新挖开。他正挖着，交通员小满骑着自行车过来，在沟沿上停下来。
“赵大爷，徐副师长调走了。”
赵老栓手里的锹停了一下。他直起腰，锤了锤后背。“调哪了？”
“山东。”
赵老栓没说话。他把锹插在土里，走到沟沿上，往东边看了一眼。东边是威县，再往东是山东。看不见什么，只有一望无际的平原。
“徐副师长刚来的时候，是我第一个挖的沟。”赵老栓说，“他下马来，拿过我的锹挖了几锹，问我，‘这沟能藏人吗？’我说，‘能藏人，还能藏心。’”
小满听着。
赵老栓又说：“他走了，沟还在。沟在，人山就在。”
他转身下到沟里，继续挖。
四
徐向前到山东的时候，是六月末。
山东的情况比冀南复杂。八路军在山东有好几支力量：115师一部由罗荣桓率领，山东纵队由黎玉指挥，还有地方武装和各路游击队。名义上都归八路军总部指挥，但实际上各打各的，没有统一领导。
徐向前来的第一件事，就是开会。
他到山东后第三天，在沂蒙山区的一个村子里，召开了八路军第一纵队成立大会。朱瑞任政委，徐向前任司令员。到会的除了115师和山东纵队的干部，还有山东分局的郭洪涛，以及地方上的黎玉。
会上，徐向前讲了冀南的经验。
“我在冀南待了一年多。”他说，“冀南是平原，没有山。但我们在那地方站住了，靠的是‘人山’。人山不是靠命令建的，是靠群众建的。山东有山，有沂蒙山，有泰沂山，地形条件比冀南好得多。但光有山不够，还要有人山。山是死的，人是活的。有人山，没山也能打；没人山，有山也守不住。”
他讲了道沟的经验，讲了情报网的建设，讲了群众空舍清野。最后他说：“山东的条件比冀南好，但要求也更高。冀南是一个地区，山东是全省。冀南的经验不能照搬，但道理是一样的——把群众组织起来，让群众成为我们的靠山。”
朱瑞接话说：“向前同志在冀南造了人山。我们山东有山，更要造人山。”
罗荣桓坐在下面，没有多说话。他个子高，戴一副眼镜，看起来很文气。会后他找到徐向前，说：“你在冀南那篇文章，我看了。《群众》周刊上的那篇。‘人山’两个字，提得好。”
徐向前说：“你115师在山东打得也不错。梁山那一仗，打出了名气。”
罗荣桓笑了笑。“那不一样。那是仗，你那是道。”
五
徐向前在山东待了一年半。
他指挥八路军第一纵队和山东纵队，在沂蒙山区和日军打了几仗。有胜有负，但整体上站住了脚。他把冀南的经验带到山东，在各根据地推广道沟和情报网。山东多山，道沟不像平原那么重要，但情报网是共通的。他让各县建立交通站，把情报从村里传到区里，从区里传到县里，从县里传到指挥部。
他还抓了一件事：整训地方武装。
山东的抗日武装多，但成分复杂。有八路军主力，有地方游击队，有收编的游杂武装，还有会道门和土匪。徐向前和朱瑞商量后，决定分批整训。先整训主力，再整训地方武装，最后处理游杂武装。整训的核心是两件事：政治教育，军事训练。政治教育让战士们明白为谁打仗，军事训练让他们知道怎么打仗。
整训期间，有一次徐向前去一个连队检查。连长向他汇报整训成果，说了半天，徐向前听完，问了一句：“你们连的战士，知不知道‘人山’是什么？”
连长愣了一下，说：“知道。人民群众是我们的靠山。”
徐向前说：“好。那你告诉我，你们连在的那个村，有多少户人家，多少口人，村长叫什么，村里有几口井，哪口井的水甜，哪口井的水苦？”
连长答不上来。
徐向前说：“不知道这些，怎么把群众变成人山？人山不是喊出来的，是一户一户走出来的。”
从那以后，山东部队里多了一条规矩：每个连队都要熟悉驻地周围的群众情况，村里多少户、多少口人、村长是谁、积极分子是谁、困难户是谁，都要摸清楚。
六
徐向前在山东的时候，冀南的仗还在打。
一九四〇年，日军对冀南根据地发动了多次“扫荡”。陈再道带着部队在道沟里和日军周旋，最长的一次连续跑了七天，跑了五百多里地，没出过沟网。他说：“以前在山里，山是固定的。现在在平原，沟是固定的。敌人进来了，我们和老百姓一起在沟里转，敌人转不过我们。”
宋任穷在反“扫荡”中被日军包围过一次，他带着行署机关钻进了道沟，在沟里藏了三天三夜。出来的时候，他说的第一句话是：“幸好有沟。”
杨秀峰在困难时期主持冀南行署的工作，把政权从地上转入地下。各县的抗日政府不再固定在一个村里，而是跟着游击队走，走到哪就在哪办公。老百姓说：“杨主任的政府是背在身上的。”
一九四〇年底，徐向前奉命回延安。他从山东出发，走了两个多月，穿过日军封锁线，绕过国民党顽固派的防区，在一九四一年初到达延安。到了延安之后，他先住在杨家岭，后来搬到王家坪。毛泽东找他谈话，问他山东和冀南的情况。他讲了“人山”思想，讲了道沟，讲了情报网，讲了群众工作。
毛泽东听完，说：“向前同志，你在冀南搞的那一套，是群众路线在军事上的具体化。‘人山’两个字，说到了根本。”
徐向前说：“不是我一个人的功劳。是冀南的同志们一起干的，是老百姓一起挖的。”
毛泽东点了点头。“对。群众是真正的英雄。”
第七章：山魂
一
一九四二年四月二十九日，日军对冀南发动了“铁壁合围”。
这次来的人比一九三八年冬天那次多得多。独立混成第一旅团、第七旅团、还有从华北方面军调来的两个步兵大队，加上伪军，总共一万多人。他们从德州、邢台、邯郸、石家庄四个方向同时出动，目标很明确：摧毁冀南抗日根据地，消灭八路军主力。
消息传得很快。
四月二十八日夜里，冀南行署的情报站收到内线消息：日军明天拂晓开始行动。情报从威县传到曲周，从曲周传到南宫，从南宫传到各个村。交通员骑着自行车，沿着道沟一路跑，到一处就把消息喊给下一个联络点。天亮之前，中心区的村子基本上都知道了。
赵老栓是沙柳寨第一个知道的人。
交通员孙大个子半夜敲开了他家的门。赵老栓披着衣服出来，孙大个子喘着气说：“赵村长，鬼子明天合围。往西走，别往东。西边有洼地，进了洼地往南拐，从道沟出。”
赵老栓点了点头，回屋把老伴叫醒。“别点灯。把粮食埋了，水缸盖上，带上干粮，走。”
他的老伴六十多岁了，耳朵有点背，但脑子清楚。她摸黑把灶台上的锅端走，把锅底下的灰扒开，露出菜窖的入口。赵老栓把家里仅有的两袋小米和一罐咸菜搬下去，又把水缸里的水倒掉，盖上一块木板。然后两个人一人背一个包袱，出了门。
出门前，赵老栓看了一眼挂在墙上的那把铁锹。那把锹挖过道沟，锹头已经磨得锃亮。他把锹拿下来，扛在肩膀上。老伴问：“带锹干啥？”
赵老栓说：“有用。”
二
小满是交通站的通讯员，十六岁。
他爹原来是村里的交通员，去年冬天被日军打死了。他爹死之前，把自行车和一套交通暗号交给了小满。暗号很简单：白天骑慢车是正常，骑快车是有情况；晚上打手电一长一短是安全，两短一长是危险。小满记性好，暗号背得烂熟。
四月二十九日凌晨，小满接到任务：把紧急情报从曹庄送到邱县。他骑上那辆旧自行车，从曹庄出发，沿着道沟走。天还没亮，沟里黑乎乎的，但他闭着眼都知道路——哪段沟挖得深，哪段沟有错车道，哪段沟边上有枣树，他都记得。
骑到军寨附近，天蒙蒙亮了。他听到远处有枪声，是南宫方向。接着是马蹄声，从北边传来。他赶紧下了车，把自行车推进沟里的一个岔道口，用玉米秸盖上。然后他趴在沟沿上往外看。
一队日军的骑兵从北边过来，大约二三十匹马，沿着道沟的边墙走。骑兵的速度不快——道沟太窄，马只能一匹一匹地过。走在最前面的骑兵东张西望，手里的枪架在马鞍上。小满离他们不到一百步，但他趴在沟沿后面的草丛里，一动不动。
骑兵过去了。小满从沟沿上滑下来，把自行车从玉米秸底下拖出来，继续骑。骑了不到二里地，前面传来脚步声。他停住，仔细听——是牛车的声音，吱吱呀呀的，很慢。他从沟里探出头，看见一辆牛车从对面走过来，赶车的是个老头，车上坐着一个妇女和一个孩子。
小满认出了那个老头，是沙柳寨的赵老栓。
“赵大爷！”他喊了一声。
赵老栓勒住牛。小满推着自行车跑过去。“大爷，您怎么走这条道？西边有鬼子。”
赵老栓说：“我知道。西边那条沟被封了，我绕过来的。”
“您去哪？”
“去邱县。我儿媳妇娘家在那边。”赵老栓指了指车上的妇女和孩子。
小满想了想。“您别走这条路了。前面有骑兵刚过去，往南拐，从孙村的道沟走，那条沟鬼子不知道。”
赵老栓点了点头。他把牛车往南拐，上了孙村方向的道沟。小满帮着推了一把，然后骑上自行车，往另一个方向去了。
赵老栓的牛车在沟里慢慢走。走了半个多钟头，到了孙村附近。沟边有一个岔道口，他拐进去，前面是一条窄沟，沟壁更高，沟底更暗。牛车勉强能过。又走了半里地，前面豁然开朗——沟的尽头是一片坟地。
坟地里已经有人了。十几口人，有老人，有妇女，有孩子，都蹲在坟头后面。一个年轻媳妇怀里抱着一个吃奶的婴儿，婴儿在哭。年轻媳妇把奶头塞进孩子嘴里，哭声停了。
赵老栓把牛车停在坟地边上，让儿媳妇和孩子下车。他从车上拿下一个包袱，里面是干粮。他把干粮分给坟地里的人。一个老太太接过半块窝头，咬了一口，眼泪就下来了。
“赵村长，”老太太说，“鬼子来了，我儿子没跑出来。”
赵老栓蹲下来，拍了拍她的肩膀。“别急。你儿子是游击队的，他比你会躲。”
老太太擦了擦眼睛，点了点头。
三
伪军班长姓刘，叫刘得贵，是威县人。
他在威县城的伪军大队里当班长，手下有十几个人。他不是自愿当伪军的。一九三八年日军占威县的时候，他在街上卖菜，被日军抓了壮丁。后来伪军大队成立，他被编了进去，当了个班长。他不愿意打八路军，但也不敢不打。他怕日本人，也怕自己的良心。
四月二十九日那天，他接到命令：配合日军搜索威县以西的村子，发现八路军和抗日分子，立即报告。
他带着十几个伪军，跟着一小队日军出了城。日军小队长叫田中，二十多岁，会说几句中国话，对刘得贵呼来喝去。刘得贵忍着，脸上赔着笑。
到了沙柳寨附近，田中让刘得贵带人进村搜查。刘得贵带着人进了村，村里空荡荡的，一个人都没有。他们搜了几间屋子，什么也没找到。刘得贵走到一个院子门口，看见门框上贴着一张报纸。
他凑近看。是《人山报》。
报纸已经发黄了，边角卷了起来，但报头的“人山报”三个字还很清楚。刘得贵认字不多，但“人山”两个字他认得。他往下看，看到一行标题：“今年打败希特勒，明年打败小日本。”
他站在那里，看了很久。身后一个伪军兵凑过来问：“班长，看啥呢？”
刘得贵把报纸撕下来，折好，揣进口袋。“没啥。一张废纸。”
他转身走出院子，对田中说：“太君，村里没人。”
田中骂了一句，带着人往下一个村子去了。但走出村口的时候，刘得贵回头看了一眼。他看见村东头的道沟，沟沿上长着草，沟里空荡荡的。他忽然想起一件事——他小时候跟着爹赶集，走的也是这条路。那时候路上没有沟，是平的。
当天晚上，刘得贵回到威县城。他坐在炮楼的台阶上，把那半张《人山报》拿出来，借着油灯的光又看了一遍。他看到报上有一篇文章，标题是《人民群众是我们的靠山》。文章里说：“抗日不是一个人的事，是所有人的事。你今天帮了日本人，明天日本人垮了，你怎么办？”
刘得贵把报纸折好，塞进鞋底。他站起来，走到炮楼顶上，看着外面的夜色。威县城不大，城外就是平原，黑沉沉的。远处有狗叫，是游击队在活动。
他站了很久。然后他下了炮楼，找到他的副班长，说：“明天出城的时候，你带队。我肚子疼，去不了。”
副班长看了他一眼，没说话。
第二天，刘得贵没出城。他把炮楼里的弹药数抄在一张纸上，托一个出城买菜的老乡带了出去。纸条上写着：威县伪军大队，步枪一百二十支，机枪三挺，子弹两千发。日军一个小队，四十人。
纸条送到了游击队手里。游击队又送到了陈再道的指挥部。
陈再道看了纸条，说：“这个刘得贵，还有点良心。”
四
反“扫荡”打了七天。
七天里，冀南军民依托道沟和村庄，和日军周旋。日军一万多人，在平原上拉网式搜索，但网撒下去，捞不到东西。村子是空的，粮食是埋的，水井是封的。道沟里没有人，但道沟边的庄稼地里有人。人藏在玉米地里，藏在坟地里，藏在道沟的岔道里。
日军进了道沟，就迷路。沟连沟，岔连岔，走了一段，前面是死胡同；回头走，后面又被堵了。有的日军小队进了道沟，转了半个钟头出不来，最后靠放信号弹才被救出去。
五月五日，日军开始撤退。和上次一样，他们待不下去了。粮食吃完了，水喝不上，情报摸不着，游击队今天在这里打一下，明天在那里打一下。一万多人在平原上转了七天，只抓到了几十个老百姓，烧了几百间房子，但八路军的主力一个没抓到。
五月六日，赵老栓从坟地里出来，回到沙柳寨。村子被烧了一半，他家的房子还在，但屋顶被掀了，墙倒了一面。他站在院子里看了一会儿，然后把铁锹从肩膀上拿下来，开始清理废墟。
小满骑着自行车从村东头过来。他的自行车轮胎换了新的——旧的那条在送情报的路上被子弹打穿了。他看见赵老栓在清废墟，下了车。
“赵大爷，房子还能修吗？”
赵老栓看了看倒了的墙。“能修。墙倒了，人还在。”
小满帮着搬了几块砖。搬了一会儿，他问：“赵大爷，您说，鬼子还会来吗？”
赵老栓直起腰，锤了锤后背。“会。但来一次，我们打一次。打多了，他们就不来了。”
小满点了点头。他推着自行车往村外走。走到村口，他回头看了一眼。赵老栓还在院子里，一锹一锹地清着土。那把锹在太阳底下闪着光。
五
刘得贵后来没再给游击队送过情报。
但他也没再认真替日本人办事。每次出城搜查，他都走在最后面。遇到可疑的情况，他装作没看见。有一次，田中让他带人去一个村子抓人，他带着人在村外转了一圈，回来说村里没人。
田中打了他一耳光。他捂着脸，没说话。
一九四五年八月，日本投降。威县的伪军大队被八路军缴了械。刘得贵被俘的时候，从鞋底里摸出那张《人山报》，已经烂得只剩下一小块了，但“人山”两个字还认得出。
他把报纸碎片交给审问他的八路军干部，说：“我不是好人。但我也没干太多坏事。这个，算是我的一点良心。”
那个干部接过报纸碎片，看了看，收下了。
六
一九四五年九月，日本投降的消息传到了沙柳寨。
赵老栓正蹲在院子里修那把铁锹。锹头磨得太薄了，他找了块铁片，想焊上去。院子里那棵老榆树长高了不少，树荫遮了半个院子。
小满骑着自行车从村东头冲进来，车铃铛按得叮当响。他跳下车，站在赵老栓面前，喘着气说：“赵大爷，日本投降了！”
赵老栓手里的铁锹停了一下。他抬起头，看着小满。小满满脸是汗，眼睛亮得发红。
“投降了？”
“投降了！八月十五，日本天皇亲自念的投降书。各县都传开了，游击队正在接管伪军的据点。威县的鬼子已经缴械了！”
赵老栓把铁锹慢慢放下，站起来。他拍了拍手上的土，走到院门口，往东边看了一眼。东边还是那片平原，麦子刚收了，地里留着齐刷刷的麦茬。再往东是威县，再往东是临清，再往东是山东。
他看了一会儿，然后回到院子里，把铁锹拿起来，继续焊。
小满说：“赵大爷，您不歇歇？这么大的事。”
赵老栓说：“大事。但锹还得修。地里的活不等人。”
他焊好了锹头，把锹放在墙边。然后他走进屋，从床底下摸出一样东西——一小块报纸，已经发黄发脆了，但“人山”两个字还认得出来。那是他藏了四年的半张《人山报》。
他把报纸摊在桌上，看了一会儿。然后他折好，重新塞回床底下。
第八章：山别
一
徐向前到山东后，心里一直挂着一件事。
他在冀南待了一年多，和陈再道、宋任穷、杨秀峰一起把“人山”从两个字变成了一张网。他走了，但冀南的仗还在打。日军一九四〇年对冀南发动了多次“扫荡”，根据地的面积缩小了，人口从八百万降到四百万。有些地方变成了游击区，白天是日军的，晚上是八路军的。
他挂念陈再道、宋任穷、杨秀峰。挂念那些道沟。挂念沙柳寨的赵老栓。
有一天，他和朱瑞、罗荣桓开会。会开完了，朱瑞走了，罗荣桓留下来。两个人坐在院子里，天已经黑了，油灯放在石桌上，风一吹，火苗晃。
“冀南那边有消息吗？”徐向前问。
罗荣桓说：“前几天有一份电报。陈再道带着部队在道沟里转了七天，没出沟网。宋任穷被包围过一次，在沟里藏了三天三夜。杨秀峰的政府跟着游击队走，走到哪就在哪办公。”
徐向前沉默了一会儿。
罗荣桓又说：“还有一个消息。冀南的《人山报》还在办。报社的人换了几拨，印刷的地方搬了不知道多少次，但报头还是那三个字。”
徐向前抬起头。“什么报？”
“《人山报》。一九四一年创刊的，就在曲周一个菜窖里。报纸从菜窖里印出来，通过道沟送到各县。有的伪军看了报纸，偷偷给我们送情报。”
徐向前看着罗荣桓。“谁办的？”
“冀南三地委。社长叫胡林畇，总编辑叫黄河。还有一个刻字员，叫苗青。”
徐向前把这三个名字记住了。他站起来，走到院子边上，看着外面的夜色。山东的山在夜色里像一头头卧着的巨兽，黑沉沉的。他想起了冀南的平原，想起了道沟，想起了沙柳寨的老槐树。
第二天，他给冀南发了一封电报。电报是给陈再道、宋任穷、杨秀峰的，只有一句话：“道沟在，人山在。报纸在，人心在。”
二
冀南收到徐向前的电报，是在一个傍晚。
宋任穷正在行署的临时办公室里看各县报上来的材料。办公室设在一个村子的祠堂里，祠堂不大，墙上挂着地图，桌上堆着文件。交通员进来，把电报递给他。
宋任穷看了一眼，站起来，走到隔壁。陈再道正在那里和几个参谋研究作战方案。宋任穷把电报递过去。陈再道看了，没说话，把电报递给杨秀峰。
杨秀峰看了，把电报放在桌上。
三个人沉默了一会儿。然后陈再道说：“副师长在山东还惦记着咱们。”
宋任穷说：“他不是惦记咱们。他是惦记道沟，惦记人山。”
杨秀峰说：“道沟在，人山就在。他说的就是这个。”
陈再道走到地图前。地图上的道沟线画得密密麻麻，从南宫往外辐射到各县。他用手指沿着道沟线走了一圈，说：“接着挖。挖到敌人待不下去为止。”
三
同一天，曲周县曹庄村。
《人山报》的编辑部设在朱家后院的菜窖里。社长胡林畇、总编辑黄河、刻字员苗青、油印员小刘，四个人挤在两米见方的地窨子里。油灯的光很暗，照得每个人的脸都黄黄的。
苗青正在刻蜡纸。他手里捏着铁笔，一笔一划地刻着报头的“人山报”三个字。这三个字他刻了上百遍，每一遍都一样，方方正正，一笔不苟。
胡林畇在旁边看稿子。他手里拿着一份交通员刚送来的消息——徐向前从山东发来的电报。电报上只有一句话：“道沟在，人山在。报纸在，人心在。”
胡林畇把这句话看了好几遍，然后递给黄河。黄河看了，递给苗青。苗青看了，放下铁笔，说：“这句话好。放在这一期的头版。”
胡林畇说：“好。就放在报眼上，加框。”
苗青重新拿起铁笔，在蜡纸上刻下了一行字：“道沟在，人山在。报纸在，人心在。”
四
一九四三年，冀南根据地进入了最困难的时期。
日军搞了五次“治安强化运动”，对根据地反复“扫荡”，加上连年旱灾，根据地面积缩小了一半。有些村子被日军烧了，有些村子被伪军占了，有些村子变成了无人区。
但道沟还在。有的道沟被填了，老百姓又挖开。有的道沟被雨水冲塌了，老百姓又修好。道沟像一张活的网，被破坏了又长出来，被填埋了又挖开。
《人山报》还在。报社从曹庄搬到了另一个村，又从另一个村搬到了更偏僻的地方。印刷的蜡纸换了一箱又一箱，油印机修了一次又一次。报纸从五日刊改成三日刊，从油印改成石印，后来还有了自己的新闻台，能直接收到延安的电讯。
宋任穷在反“扫荡”中被日军包围过一次。他带着行署机关钻进了道沟，在沟里藏了三天三夜。出来的时候，他瘦了一圈，但精神还好。他说的第一句话是：“幸好有沟。”
陈再道带着部队在道沟里和日军周旋，最长的一次连续跑了七天，跑了五百多里地，没出过沟网。他说：“以前在山里，山是固定的。现在在平原，沟是固定的。敌人进来了，我们和老百姓一起在沟里转，敌人转不过我们。”
杨秀峰在困难时期主持冀南行署的工作，把政权从地上转入地下。各县的抗日政府不再固定在一个村里，而是跟着游击队走，走到哪就在哪办公。老百姓说：“杨主任的政府是背在身上的。”
五
一九四三年，宋任穷去延安开会。
路过王家坪，他去看徐向前。两个人坐在窑洞里，徐向前问了一句：“冀南的沟，还在吗？”
宋任穷说：“还在。老百姓自己维护，填了又挖，挖了又填。”
徐向前又问：“《人山报》还在办吗？”
宋任穷说：“还在。报头还是那三个字，苗青刻的。后来苗青调走了，另一个人接着刻，刻得跟苗青一模一样。”
徐向前沉默了一会儿。然后他说：“你们三个，在冀南撑了这几年，不容易。”
宋任穷说：“不容易。但道沟在，人山在。人山在，我们就撑得住。”
徐向前站起来，走到窑洞口。外面是延安的黄土山，光秃秃的，和冀南的平原不一样。但山是山，人是人。山可以变，人也可以变。
他回头对宋任穷说：“你回去告诉陈再道和杨秀峰，就说——我在延安，等着听冀南的好消息。”
尾声：人山不老
一
一九四五年八月十五日，日本宣布投降。
消息传到冀南的时候，正是傍晚。沙柳寨的赵老栓正蹲在院子里修那把铁锹。锹头磨得太薄了，他找了块铁片，想焊上去。院子里那棵老榆树长高了不少，树荫遮了半个院子。
交通员小满骑着自行车从村东头冲进来，车铃铛按得叮当响。他跳下车，站在赵老栓面前，喘着气说：“赵大爷，日本投降了！”
赵老栓手里的铁锹停了一下。他抬起头，看着小满。小满满脸是汗，眼睛亮得发红。
“投降了？”
“投降了！八月十五，日本天皇亲自念的投降书。各县都传开了，游击队正在接管伪军的据点。威县的鬼子已经缴械了！”
赵老栓把铁锹慢慢放下，站起来。他拍了拍手上的土，走到院门口，往东边看了一眼。东边还是那片平原，麦子刚收了，地里留着齐刷刷的麦茬。再往东是威县，再往东是临清，再往东是山东。
他看了一会儿，然后回到院子里，把铁锹拿起来，继续焊。
小满说：“赵大爷，您不歇歇？这么大的事。”
赵老栓说：“大事。但锹还得修。地里的活不等人。”
他焊好了锹头，把锹放在墙边。然后他走进屋，从床底下摸出一样东西——一小块报纸，已经发黄发脆了，但“人山”两个字还认得出来。那是他藏了四年的半张《人山报》。
他把报纸摊在桌上，看了一会儿。然后他折好，重新塞回床底下。
二
一九四八年，徐向前在山西打仗。
他指挥华北野战军第一兵团，打临汾，打晋中，打太原。临汾战役打了七十二天，晋中战役打了四十天，太原战役打了六个月。每一仗都不轻松。
但打仗的时候，他常常想起冀南。
打临汾的时候，他的部队在城外挖坑道。坑道挖得很深，一直挖到城墙下面，然后装炸药，把城墙炸开。他站在指挥所里看地图，看着那些坑道线，忽然想起了冀南的道沟。
道沟是防御的，坑道是进攻的。但道理是一样的——把地形改造得对自己有利。冀南的老百姓用锹挖了道沟，把平原变成了一张网。现在他的战士用镐挖坑道，把城墙变成了纸。
他当时跟身边的参谋说了一句：“打仗这件事，说到底就是两样。一样是地形，一样是人心。地形可以改，人心可以聚。两样都有了，仗就好打了。”
参谋没听明白，但没敢问。
三
一九五〇年，徐向前在青岛养病。
从解放战争开始，他的身体就不好了。肋膜炎反复发作，经常低烧，有时候整夜睡不着。组织上安排他到青岛休养，住在海边的一栋小楼里。他每天早晨起来，走到阳台上，看一会儿海。
海是平的，一望无际。比冀南的平原还平。但海有浪，平原没有。
他坐在阳台上，开始写回忆录。先是写红四方面军，写长征，写西路军。写到抗战的时候，他专门写了一章，叫“平原造‘人山’”。
他写得很慢。每天写几百字，有时候写了又改，改了又写。写到道沟那一段，他停下来，站起来，在屋里走了几步。然后他坐回去，写下了这样一句话：
“在平原地区开展游击战争，是一个新问题。开始的时候，很多同志信心不足，认为平原无险可守，敌人有汽车、坦克，游击队活动困难。后来我们在实践中找到了办法——把广大人民群众发动起来，造成游击队的‘人山’。这是平原游击战争能够坚持和发展的根本条件。”
写完这句话，他把笔放下，看着窗外。海风吹进来，带着咸味。他想起了一九三八年五月，在太行山的窑洞里，他用铅笔在纸边写下“人山”两个字时的情景。那两个字写得很快，像是从心里蹦出来的。后来在南宫，在威县，在曲周，在那些道沟里，“人山”从两个字变成了一张网，一座看不见的城。
四
一九八〇年，徐向前八十岁了。
他坐在北京家里的书房，面前摊着一份《河北日报》。报纸上有一篇报道，说冀南老区的道沟遗址正在被保护起来，有的县还建了纪念馆。报道配了一张照片，照片上是一条道沟的残段，沟壁已经长了草，沟底被雨水冲刷得坑坑洼洼，但形状还在。
他看着那张照片，看了很久。
秘书进来送文件，看见他在看报纸，问：“首长，您看什么呢？”
徐向前指了指照片。“道沟。”
秘书凑近看了一眼，没看出什么。“就是一条沟。”
徐向前摇了摇头，没说话。他把报纸折起来，放在书桌的抽屉里。抽屉里还放着别的东西——一本翻旧了的《群众》周刊，一份发黄的《人山报》复印件，一张折了很多次的纸。纸上写着两个字，旁边画了一个圈，圈里一道横线。
他把抽屉关上，靠在椅背上，闭上了眼睛。
他想起了很多人。刘伯承、邓小平、陈再道、宋任穷、杨秀峰、朱瑞、罗荣桓、黎玉、李聚奎。有些已经走了，有些还在。他们都参与过“人山”这座山。每个人都是一块石头，一块土。
他还想起了赵老栓。那个蹲在沟边吃窝头的老头，那个第一个扛锹下地的村长，那个说“我们就是你们的山”的人。他不知道赵老栓还在不在。如果在，应该也快九十了。
他还想起了小满。那个十六岁的交通员，骑着自行车穿过道沟，把情报从一个村送到另一个村。他后来听说，小满在一九四七年参了军，南下时牺牲在湖北。消息是辗转传过来的，只有一句话，没有细节。
徐向前睁开眼睛，看着窗外。北京的秋天，天很高，很蓝。
五
一九八五年，一个记者到沙柳寨采访。
沙柳寨已经变了。土路变成了柏油路，茅草房变成了砖瓦房，拖拉机代替了牛车。但村东头的老槐树还在，树干粗得两个人抱不过来。槐树底下坐着一个老人，头发全白了，背驼得厉害，但眼睛还亮。
记者走过去问：“大爷，您知道当年这里挖道沟的事吗？”
老人抬起头，看了记者一眼。“知道。我爹挖过。”
“您爹叫什么？”
“赵老栓。”
记者蹲下来。“您能讲讲当时的事吗？”
老人想了一会儿。他说话很慢，像是每一个字都要从记忆深处捞出来。“我爹说，那是三八年。徐向前来了，说要挖沟。老百姓都不知道沟能干啥。我爹第一个下地挖的。后来沟挖成了，鬼子来了，人就往沟里跑。再后来，沟成了网，鬼子进不来，咱们出得去。”
他停了一下，指着村东头。“那边的沟还在。填了一部分，还剩一段。村里人没让填，说是留着，给后辈人看看。”
记者问：“您觉得，那条沟重要吗？”
老人看了记者一眼，像是觉得这个问题问得奇怪。“重要不重要，我说不好。但我知道一件事——没有那条沟，我爹活不到六十。没有那条沟，这个村可能就没了。”
六
一九九〇年九月二十一日，徐向前在北京逝世。
消息传到冀南的时候，是傍晚。沙柳寨的赵老栓的孙子赵大柱正在地里干活。他听到广播里播了消息，站了一会儿，然后扛起锹回了家。
他从家里找出一张旧报纸，是《人山报》的复印件。那是县里纪念馆筹建时，他捐出去的原本，人家还给他一份复印件。报纸上“人山”两个字已经很模糊了，但还能认出来。
他把报纸放在桌上，点了一炷香。
第二天，他去了村东头的道沟遗址。沟还在，长长的，深深的，从村东一直延伸到马庄方向。沟壁上的草已经枯了，沟底的土被雨水冲得硬邦邦的。他站在沟沿上，往下看。
他记得爷爷说过的话：“沟在，人山就在。”
他蹲下来，从沟边捧了一捧土。土是干的，细碎的，从指缝里慢慢漏下去。
他把剩下的土装进口袋里，然后站起来，往家走。
七
沙柳寨的道沟遗址旁边，立了一块碑。
碑不大，一人多高，上面刻了几行字。正面是：“冀南抗日道沟遗址”。背面刻着一段话，是从徐向前《开展河北的游击战争》里摘的：
“要在人民中进行广泛的深入的教育说服和宣传组织工作，提高人民的民族意识与政治觉悟，使人民本身的利益与抗日的利益联系起来。真正站在保护人民利益的立场上，才能造成‘人山’。”
碑的旁边种了一排树。杨树，柳树，槐树，什么都有。树是村里人自己种的，一家种一棵。赵大柱种的是槐树，跟他爷爷院子里那棵一样。
树慢慢长大了。春天发芽，夏天遮荫，秋天落叶，冬天光着枝丫站在风里。几年之后，小树长成了大树，树干粗了，树冠大了，远远看过去，像一排小小的山。
平原上没有山。但有了树，就有了影子。有了影子，就有了形状。
人站在树下，能看见自己的影子落在地上，长长的，连着道沟，连着村庄，连着一望无际的平原。
（全书完）
后记
这部小说写完，我最想说的是三个字：不敢当。
不是谦虚。徐向前在冀南造“人山”，是一段真刀真枪的历史，不是我能凭想象编出来的。小说里的每一场仗，每一次决策，每一道沟，都有来历。响堂铺战斗，刘伯承、邓小平、徐向前三人联合指挥，战果数字来自129师战报。南宫时期，陈再道、宋任穷、杨秀峰各司其职，收编游杂武装、建政权、挖道沟，桩桩件件都有档案可查。《开展河北的游击战争》一文，1938年5月21日刊于《群众》周刊，“人山”思想白纸黑字，不是我替他想出来的。
但小说毕竟是小说。
赵老栓这个人物，是虚构的。但赵老栓说过的那些话，我从冀南老干部的回忆录里找得到影子。小满这个交通员，是虚构的。但他的自行车、他的暗号、他穿过的道沟，都是从真实素材里长出来的。刘得贵这个伪军班长，也是虚构的。但那个在炮楼里看到《人山报》、把情报塞进鞋底的故事，有它的原型。《人山报》的细节——菜窖、油印机、蜡纸上的“人山报”三个字——来自邯郸日报的一篇报道和冀南日报史的资料。胡林畇、黄河、苗青这些名字，是真实的人物。
我写这部小说，不是为了给徐向前立传。他的传记已经有人写了。我想写的，是“人山”这两个字从纸面上站起来、变成一个事实的过程。这个过程不是一个人完成的。徐向前提出了它，陈再道、宋任穷、杨秀峰执行了它，赵老栓、小满、刘得贵这些人——不管是真实的还是虚构的——用自己的方式参与了它。
“人山”这两个字，说到底是老百姓自己造的。徐向前只是第一个把它说出来的人。
写到最后，尾声里赵大柱蹲在道沟遗址旁边，捧了一捧土。那捧土从指缝里漏掉的过程，我想了很久。土是漏掉了，但手心里还剩一些。剩下来的那点土，就是“人山”。
谨以此书，献给那个用铁锹在平原上造山的年代。
作者：
编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