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本字典

文/董永文

我今年七十六了。人老了，晚上睡不着就爱瞎琢磨。今儿个说说我这辈子跟书的事儿。

先说我念书那会儿。我家住在木头城子镇西边，正经农村。我十四岁那年父亲没了。胃癌，查出就不行了，拖了不到半年。那年我母亲才三十六，底下还有三个弟弟，最小的才三岁。我是老大，得帮着母亲撑家。

1966年我初中毕业。本来寻思考师范，师范不要学费还管饭。结果赶上文化大革命开始了，学校乱套了，考不成了。我们那届跟67届、68届的一起，都算老三届，一块儿从学校回了家。我连个毕业照都没照，就背着铺盖卷回村了。

回家就得挣工分。在生产队干活，一个整劳力一天挣10分。10分工分值多少钱？好的年头三四毛，年头不好两毛多。我那年才十七八，不算整劳力，一天给记8分。干了两年多，到1970年，大队书记找我，说村里小学缺老师，让我去当民办教师。

民办教师一个月给5块钱补助，再加上每天记满10分工。5块钱呐，搁那时候可不老少。我母亲说去吧，好歹是个正经事儿。

就这样，我20岁站上讲台。

第一节课，校长给我一本《新华字典》，红色塑料皮儿的，好几任老师用过了，边角磨得发白，书脊裂了口子。校长说这是学校的，你用完还回来。我拿手里一翻，有些页粘着墨水点子，还有前头老师写的铅笔字。我闻着那纸味儿，心里热乎。

那时候农村小学穷啊，老师手里有一本字典就不错了，学生根本没有。我教语文，遇到生字就现查。黑板前头站着，学生齐刷刷瞅着我翻字典。翻得快了他们跟不上，翻慢了一个课间查不了几个字。我寻思，我要是能把字典背下来就好了。

我真就开始背。不是硬背，是天天翻天天看。白天上课翻，晚上点煤油灯翻。煤油贵，我母亲舍不得，我就把灯捻到最小，凑跟前看。一开始按拼音挨个看，把自己不认识的字抄到一个本子上。后来按偏旁找规律。那本字典慢慢被我翻得散了架，我用胶布缠了好几道。

校长知道了笑话我，说你这小子，字典是用的，不是背的。我不吭声，接着翻。两年下来，常用字不用翻，学生问啥我张口就说。他们说我是活字典，我说啥活字典，就是翻得多了。

民办教师我当了十一年。中间“文革”那几年，学校停了又开，开了又停，乱糟糟的。但我那本字典一直没离手。旧的那本实在烂得没法用了，学校又买了一本新的，还是红色塑料皮。我拿在手里，觉得踏实。

1977年恢复高考那会儿，我也动过心。后来一琢磨，我都快三十了，底下三个弟弟还没成家，我走了家里咋整？算了。

到了1982年，国家有政策，民办教师可以考试转正。县里上千个民办教师都报了名，我也报了。有人劝我，你初中那点底子，能考过人家？我说考不过拉倒呗。

考试那天，语文卷子上的字词、拼音、语法，我翻了多少年字典了，闭着眼都会。成绩出来，我考全县第二名。1982年我转成公办教师，工资从5块钱涨到37块。37块！我骑自行车从镇上回来，走到半路停下来，站路边抽了根烟。手都哆嗦，不是烟呛的。

转正后头一年，学校来了一批新书，有《现代汉语词典》，厚墩墩一本，定价五块四。我咬咬牙买了一本。拿报纸包上皮，舍不得往上写字，遇到重要的就记本子上。这本词典跟了我三十多年，翻到后来，书页一碰就掉渣。

前几年孩子们给我买了本新的，精装的，我还是喜欢翻那本旧的。上面贴满了纸条，写的密密麻麻。老伴嫌乱，我说这哪是乱，这是老伙计。

去年在镇上书屋，一个年轻人查个字拿手机捣鼓半天。我凑过去一瞅，是个“耄耋”，他念“毛至”。我说念“mào dié”，八九十岁的意思。他愣了，说老爷子您真有文化。我说我没文化，初中毕业，就是一本字典翻了几十年。

我现在七十六了，眼睛不行了。前阵子体检说眼底病变，让少看书。我说不看哪行，一天不翻翻字典，心里就跟缺了啥似的。大夫说你们这些老知识分子都这样。

我床头现在还有一本《新华字典》，最新版的，字大些。有时候半夜醒了睡不着，摸过来随手翻一页。前几天翻到一个“犇”字，三个牛念bēn。我念叨两遍又睡着了。

老伴早上问我，你半夜嘀咕啥呢？我说我在读书。她说你净胡扯，黑灯瞎火读啥书。我说我拿手指头读呢。

这话不全是玩笑。字典有温度，那些字印在纸上，你摸过去，认识几十年了，像老朋友。啥时候翻开，它们啥时候在。

就这些吧。一个穷小子，靠一本字典，认了字，当了老师，养活了三个弟弟，养活了一家子人。读书这事儿，说大了没用，就是一个一个字认，一本一本翻。翻烂了，它就长你骨头里了。

2026.09.09

作者简介

董永文，辽宁朝阳，网名苍松，退休教师，中共党员，朝阳县楹联家协会会员。朝阳市作家协会金韵文学社理事，空谷诗钟楹联群成员，安好文化群成员。喜欢楹联和诗词创作，撰写的诗联多次获奖。在网络微刊中经常发表。作品在《朝阳县报》，《辽西文学》曾多次发表。老有所乐，正在学习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