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中应有“我”
罗恒发
诗词可摹山水、咏风物、颂时代，题材广泛，今人作品更是数不胜数。然而一首诗的完成，不全在于辞藻堆砌，形貌精工，用典繁富、平仄谨严，而在于文字之中有一个鲜活的我。这个“我”，并非狭隘一己之悲欢，是创作者的识见、襟怀、寄托，是独属于作者的笔墨风骨。格律只是诗之躯壳，而“我”，才是诗词的灵魂。
学诗在初通格律，谙熟体例之后，渐渐地就应该学会有“我”。
一、“我”是真心实意的自然流露
诗本来就是因情而生的。情不真，诗就立不住。所谓真性情，就是作者心里怎么想，笔下就怎么写，不用刻意摆姿态，也不用堆砌辞藻来装点。这种从生命体验里长出来的真情，就是诗中“我”的根。
陶渊明写“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那份闲适自在的“我”就在纸上；李白写“仰天大笑出门去，我辈岂是蓬蒿人”，那股狂放不羁的“我”就跳了出来；杜甫写“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那种悲天悯人的“我”让人心头一热。三个人性情不同，一落笔就各有各的面目。要是让陶渊明去写李白的狂话，或者让李白去学陶渊明的淡泊，一定别扭得很，味道全没了。诗就是诗人生命的投影、灵魂的回声。丢了真情，就丢了真我；丢了真我，诗就打动不了人。真情，是诗中“我”的第一条命。
二、“我”是透视世态的独立见识
诗不光用来抒情，也用来表达志趣理念。这就是作者观察世界之后形成的见识、思想和胸襟。一篇作品里藏着作者的一些独到的见识，诗就有了风骨，有了分量，就能映射出时代的光明或迷雾。
杜甫写《三吏》《三别》，不只是记录战乱的惨状，字句背后是他对乱世中底层百姓命运的深刻洞察。“吏呼一何怒，妇啼一何苦”，表面看是写一幕抓丁的惨剧，实际上寄托着这位“诗圣”作为时代良心的悲悯和反思。白居易主张“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他的《卖炭翁》直面民间疾苦，从现实中有感而发。正因为诗里寄托了自己的见识，诗才跳出了风花雪月的小圈子，成了一面照见世道人心的镜子。
没有这份见识，登山临水就只是描摹风景，像明信片一样浮在表面；有了这份见识，一花一叶都能映照大千世界，一咏一叹都能藏着时代波澜。见识，是诗中“我”的思想骨头。
三、“我”是独一份的风格印记
风格这东西，就像诗人的精神指纹，别人借不走，也复制不了。诗里有“我”，自然就有独一份的笔墨气象；诗里没“我”，就难免千人一面，如同塑料花，看似鲜艳，但总缺少鲜活的韵味和个性。
读古往今来的名作，都能感受到各带光环的鲜明的风格。李商隐的诗幽深婉转，“沧海月明珠有泪，蓝田日暖玉生烟”，那种朦胧含蓄，只属于李商隐；杜牧的诗俊爽清丽，“银烛秋光冷画屏，轻罗小扇扑流萤”，那种风流倜傥，只属于杜牧。王维的空灵，孟浩然的清淡，李贺的诡异，贾岛的瘦硬，历代名家，莫不如此。
我们学古诗，最容易犯的毛病就是本末倒置，光顾着模仿字句。学杜甫学得到外形，学不到他忧国忧民的情怀；学李白学得到辞气，学不到他旷达洒脱的骨子。只套了古人的壳，里面没有自己的精神，终究是皮毛。只有立定自我，用自己的阅历和学养去磨炼笔墨，才能锻造出属于自己的文字面目。风格，就是诗中“我”独有的那张脸。
四、“我”是逐渐由小我走向大我
诗靠的不仅是辞采，而是文字里藏着的那股生命精神。真正的“我”，不该只困在一己的悲欢里，而要从个人的情志往外走，走到更大的境界，才能跨越时空，与前人相承，与今人对话共情。
屈原的《离骚》能千古传唱，就因为通篇都是屈原这个人。一个忠而被弃的志士，怀着“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的执着，把个人命运和家国兴亡紧紧绑在一起。千载之后翻开书卷，还能感受到他的心志，体会他的悲欢。反过来看历代不少应制诗、酬和诗，辞藻华丽，格律精工，可读完什么也留不下。说到底，就是被格式框住了，光顾着迎合时论，没把自己的一颗真心放进去。诗里没有“我”，就像人没了魂，壳子还在，气已经断了。由小走向大，是诗中“我”最终的价值归宿。
诗中的“我”不是天生的，是后天养出来的。学养浅了，“我”就局促；阅历少了，“我”就单薄；懒得思考，“我”就平庸；丢了真诚，“我”就假了。想让笔下站着一个真“我”，就得先往内修，把胸襟撑开，把见闻沉淀下来。“我”立住了，诗才能立住；诗立住了，才能传得远。愿今天写诗的人，都能拿真情打底，用见识撑骨，锻造出自己的面目，让篇章里有真我在。
2026.9.1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