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祥宇

篆书是中国最古老的文字。以秦作为时代划分，称大小篆，先秦时期归为大篆，秦统一为小篆。从商代成为系统化的甲骨文，西周精彩纷呈的金文，再到春秋、战国和秦代，官方通用的文字都是篆书。同时伴随的还有印章的出现，其印文也是篆书。印章源于先秦，盛于两汉，在宋元之际因为文人的参与，叫为篆刻，明清时期发展到了繁荣的高峰。

“书印参同”的观念和实践由来已久。清中期因金石学盛行，篆刻家借助书法、金石、考据学问进一步完善而空前繁荣，其间流派纷呈，名家辈出，邓石如就是其中杰出的一员，其篆书取法广博，开启了有别于秦篆系统篆书的清篆，形成了体态劲健而端重，气势朴茂而洒脱，笔墨率真而浑雄的书风。其篆刻，初学何震、梁袠、程邃，早期受徽派印风的影响，后在多年研求玉筯篆基础上，锐意革新，将书法与篆刻紧密结合，把个性化的篆书印化入篆刻，形成了“书从印入，印从书出”的艺术观念。让印人摆脱了古印章取资用字的限制，改变了当时印坛一味追求刀法而导致工艺化过度，使印面“有刀又有墨”，给篆刻的创作注入了新模式。反映在他篆刻作品中的篆体，均显得字态端庄，精神饱满，笔意盎然。线条意趣洒脱，曲直相兼，刚健圆劲;用刀以冲刀为主，平中见奇，刀笔互生；章法疏密对比，方圆通融，神完气足，气象万千。对以后的印学发展产生了革新意义，被誉为“国朝第一”。邓石如突出的篆刻艺术，正如清代书法篆刻家杨沂孙所誉:“摹印如其书，开古来未发之蕴，自有花乳石以来，山人奏刀独神矣。”

自邓石如之后，篆刻家往往都能写一手自成风格的篆书，邓石如之后的赵之谦则在邓石如的基础上，广泛涉猎，以权量诏版，钱币镜铭，碑碣砖瓦，无不尝试于篆刻，极大的丰富了篆刻篆文的面貌，极大的拓宽了“篆刻风格从篆书风格出”的新天地，打破了早期篆刻家“墨守汉家文”的旧格局，开创了字“印外求印”的新局面。齐白石曾高度评价其“自唐以来，能篆刻者唯赵悲庵变化成家”诚非虚说。赵之谦的另一贡献是进一步发展了以“刀法传笔法”的主张，丰富了“印从书出”的实质内容，真正走入了“印外求印”。这一点在当今篆刻创作中已得到了证明，大凡篆刻得笔法者，则灵活雄健，得墨法者，滋润朴厚。之后的吴昌硕、黄士陵、齐白石等无不从中获益。

“书印参同”是我一直践行的创作理念，其根本在于守正创新，关键在于融会古今、艺文相参，要以文化为视野，以学问为根基，以艺术为追求，追本溯源。应当在学习前人优秀成果的基础上，融合时代审美以及个人情感等诸多因素，创造出既遵循文字审美规律又自具面貌的艺术风格。具体来说，在作品中体现书写性和金石气是我一直努力的方向。对于篆书作品，我以金文为主；对于篆刻作品，我以古玺印风为主。作品核心根本是指篆书与篆刻二者的互通共融内在联系，把篆书和篆刻两种艺术打通，增加点画和空间在统一之中的动感与韵律。把篆书的笔意融入篆刻创作，把篆刻刀石激荡的气息和“方寸之间，气象万千”的气度注入篆书创作，增加作品的金石气象。做到刀笔互见，成为互通体系，达到书印一体，印从书出、书从印入，有所源本，互为融通，方臻妙境。

“书印参同”说起来简单，做起来却委实不易，其是一个长期的过程，既要在篆书与篆刻两种艺术上都有过硬的表现技巧和足够的实践经验作基础，又要有敢于突破陈规的胆魄、宽广的审美视野、相应的学识修养和融会贯通的能力作支撑。这也是为什么写篆书者多，篆刻者众，但书印参同者寡，而能登顶书印合一之境者更是寥寥的根本。

书法和篆刻都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优秀的作品既要有传承明确的技巧法度，约定俗成的规范要求，自然流露的时代审美，独具特色的个性风貌，鲜活灵动的生命气息，又要具备胆大心细的创变能力，复杂多变的矛盾关系，和谐统一的视觉效果，相互融通的笔墨技巧，准确规范的文字应用，潜移默化的综合素养。只有用深厚的文化修养、高超的技法技巧，去表现深层次的汉字之美，才能创作出无愧时代的优秀作品，这是我毕生努力的方向。（作者为山西省书法家协会副主席、中国书法家协会会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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