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华热点 《冀东大暴动》
作者：心如大海
目录
序
第一章 出发
第二章 五台山
第三章 挺进
第四章 港北第一枪
第五章 高司令
第六章 从矿井里走出来的人
第七章 十六总队
第八章 铁厂会师
第九章 铁厂会议
第十章 反扑
第十一章 西撤
第十二章 平西的雪
后记
序
1937年，七月，北平。
卢沟桥的枪声是在夜里响起来的。日本人说他们丢了一个兵，要进宛平城搜。二十九军的吉星文团长没有让他们进。第二天天亮的时候，永定河边的玉米地里还躺着人。那些穿灰军装的兵，有的还攥着枪，有的什么也没有攥着。
消息传到涿州，是当天中午。布铺里的收音机哑了，街上的人都在说同一件事。没有人知道“卢沟桥”到底在哪，但他们知道北平出事了。涿州城里的店铺一家一家地关了门板。拉骆驼的从北边下来，说铁路上全是兵，往南开。
仗打了将近一个月。八月，南口丢了。八月，张家口丢了。八月二十五号，良乡丢了。八月末，日本人过了永定河。
九月。涿州。
国民党的兵在琉璃河守了七天。孙连仲的部队，冯安邦的二十七师。河对岸的日本人用大炮，一天到晚地轰。河这边的兵趴在战壕里，有的连枪都端不稳。二十七师的一个连长后来被人问起来，他只说了一句：“一个连上去，回来的时候剩下一个排。再上去一个连，又剩一个排。”
打到最后，日本人的飞机来了。从保定那边飞过来的，一趟一趟地炸。涿州城里的老百姓往南跑。城东的街上，一个人赶着驴车，驴被炸死了，他蹲在路边哭。有人从他身边跑过去，没有人停下来。
九月十八号，涿州丢了。
日本人是从北门进来的。北门原来有个城楼，宋朝时候修的，日本人进城那天被炮弹削掉了一半。守城的兵早就撤了。往南，往保定，往石家庄。沿着平汉铁路，一路退。
河北省的国民党县长们跑得更快。涿州的县长在日本人进城前两天就走了。良乡的走了。房山的走了。通州的走了。从北平往东，过通州、过三河、过蓟县、过遵化、过滦县，一直走到山海关——二十二个县，几百里地。九月末的十天里，这片地方忽然空了。国民党的县政府没有了，县党部没有了，一个穿灰军装的兵也看不见了。
日本人贴出了告示。伪县政府的牌子挂上了。维持会也成立了。人们以为，这就算完了。
但有人不这么想。
九月，陕北，洛川。
中共中央开了一个会。会开了四天。毛泽东在会上说了一句话：“红军可以一部于敌后的冀东，以雾灵山为根据地进行游击战争。”
雾灵山在哪里？在密云和兴隆交界的地方。山很高，林子很密，日本人管不着。毛泽东的意思很清楚：国民党不打的仗，我们打。他们丢掉的地方，我们捡起来。他们不要的老百姓，我们要。
会开完之后，北方局的刘少奇写了信。信发到天津，发到河北省委。信里说：冀东要准备发动抗日武装起义。把工作重心转到农村去。动员干部和党员，到平津周围的农村去。准备打游击。
然后，一个叫李运昌的人被派回了冀东。
李运昌是乐亭人。黄埔四期毕业，在冀东做了十年地下党。他回去的时候，手里没有一兵一卒，没有一条枪。但他认识冀东的每一个村子，认识每一个能扛枪的人。
和他一起回去的，是两个红军干部。一个叫李润民，一个叫孔庆同。李润民当过团政委，孔庆同当过营长。他们的任务是：办训练班，教游击战。
还有一个叫胡锡奎的人，被派到冀东的南边，京榆公路以南，当京东特委书记。两个特委配合，一个在铁路北边，一个在铁路南边。
冀东的火，开始冒烟了。
但这些话，涿州城里的人听不见。涿州刚丢。城北的城门楼子还剩半截，烧焦的木头冒着烟。布铺都关着门。街上没有人。往南去的路上，逃难的人拖着孩子，背着包袱，一步一步地走。没有人回头看。
第一章 出发
1938年，正月初八。涿州，岐沟村。
天还没亮。郑君把包袱系好，背在肩上。包袱里装着两件换洗衣服、一本训练班的小册子，还有那枚铜墨盒。铜墨盒是他年前在涿县城里买的，盒面上刻着“还我河山”四个字。
岐沟村在涿州城西南，拒马河边上。村北的土坡上，北宋年间宋辽大战的痕迹早就找不到了，但老人们还在一代一代地讲“岐沟关”的故事。郑君从小听这些故事长大，从来没想过自己有一天也会从这座村子走出去。
他没有进灶房告别。昨天晚上已经说过了。他娘哭了一夜，他爹坐在门槛上抽了一夜的旱烟，天亮之前只说了一句：“走吧。别回头。”
郑君没有回头。
他出了村，往北走。乡间土路，两边是冬天的麦田，麦苗贴着地皮，灰绿灰绿的。走了不到半个钟头，就到了东古邱村。皇甫寺塔在晨雾里只露出一个模糊的塔尖，像一根插在地上的旧毛笔。
王巍站在村口的小学校门前。身上是一件灰布长衫，外面套了一件旧棉袄，腰间系着皮带。旁边放着一个包袱，不大，系得很紧。
“来了。”王巍看了他一眼。
“来了。”
王巍没有多问。他把包袱搭在肩上，说：“走吧。”
两人出了东古邱，往西走。山路很窄，两边是枯黄的荒草。冬天的涿州山区，山是灰的，天也是灰的。偶尔有几只乌鸦从头顶飞过，叫声在山谷里回荡。
赵文远没有跟来。郑君走之前去松林店找过他。赵文远蹲在院子里，手里攥着一把铁锤，不说话。他爹还在涿县，打铁的。郑君说：“文远，跟我们走吧。”赵文远摇了摇头。“我爹还在。我得等他。”
郑君没有再劝。他把训练班的小册子留给了赵文远，说：“你看完了，来五台山找我们。”
赵文远接过小册子，点了点头，但没有说好。
第一天走了六十里。从东古邱到涞水县城，再从县城往西。路上碰见了一队往西撤的国民党兵。不多，七八个人，背着枪，穿的是灰棉袄，帽子上没有帽徽。他们走得很慢，脚上缠着布条，有的连鞋都没有。一个老兵看见王巍和郑君，停下来问：“老乡，往哪走？”
“五台山。”王巍说。
那个老兵愣了一下，看了他一眼，又看了看郑君。“五台山？那面有八路。”
“知道。”
老兵没有再说什么，挥了挥手，带着人继续往南走了。郑君看着他们的背影，问王巍：“先生，他们怎么不打？”
王巍走了一会儿才回答。“打过了。打不过。”
他没有再多说。郑君也没有再问。
第二天过涞源。涞源县城不大，城墙是土夯的，有些地方已经塌了。城里比涿州冷清得多，街上的店铺大多关着门，只有一家杂货铺还开着半扇板。
王巍进去买了几张饼，用布包了，揣在怀里。杂货铺的掌柜是个老头，头发白了，腿有点瘸。他一边包饼一边说：“你们往西走？”
“嗯。”
“西边有八路。”老头压低了声音，“平型关那边过来的。听说能打。”
王巍点头。老头没有再问，只是从柜台底下摸出两块咸菜，塞进布包里。“拿着。路上吃。”
出了涞源城，路开始难走了。山越来越高，路越来越窄。涞源的西边是恒山余脉，冬天的山路上积着雪，有的地方结了冰，踩上去吱吱响。郑君的布鞋底磨得更薄了，脚上起了泡，但他没说。
王巍走在前面。他的步子很稳，不紧不慢，像是走过很多次这样的路。有时候他会停下来，回头看郑君一眼，确认他跟上了，然后继续走。
第三天傍晚，他们宿在一个叫金水口的小村子里。村子只有十几户人家，房子是石头垒的，屋顶上盖着茅草。王巍敲开一户人家的门，一个老汉出来看了他们一眼，什么也没说，让进了屋。
灶膛里的火烧得很旺。老汉的老伴端来两碗棒子面粥。郑君捧着碗，手冻得发僵，粥的热气扑在脸上，他喝了一口，烫得直咧嘴。
老汉问王巍：“你们是干什么的？”
王巍说：“去五台山。”
老汉的眼睛亮了一下。“那边有八路军。”
“知道。”
老汉没再说什么，只是往灶膛里添了一把柴。过了一会儿，他忽然说了一句：“涿县丢了，保定也丢了。都往南跑了。你们倒好，往西走。”
王巍喝了一口粥，说：“往西有八路。”
老汉沉默了一会儿，说：“那倒是。”
第四天，翻过一道山梁，地势忽然开阔了。远处是一片白茫茫的雪野，雪野的尽头是连绵的山峰。王巍停下脚步，指着那些山峰说：“那边就是五台山。”
郑君站在山梁上，看着远处。五台山比他想象的要高，山顶上全是雪，在夕阳下泛着一层淡金色的光。山脚下有一些村子，炊烟从屋顶上升起来，细细的，被风吹歪了。
“还有多远？”郑君问。
“还有一天。”
那天晚上他们宿在山梁下的一个村子里。王巍在油灯下摊开一张地图，用手指顺着路线划了一遍。“明天翻过前面那道岭，就到了五台山的外围。邓华的队伍在那一带活动。”
郑君看着地图上的那些地名——涞源、灵丘、五台、繁峙。这些名字他以前都没有听说过。现在他走过来了，脚上磨出了泡，手上冻裂了口子。
“先生。”郑君说，“我们到了五台山，还去冀东吗？”
王巍折起地图，看了他一会儿。
“去。”他说，“但不是现在。先去五台山，学习。学会了，再去。”
“学什么？”
“学怎么打仗。学怎么在敌人的后方活下来。”王巍把地图塞进包袱里，“你现在会看地图，会送信。但这些还不够。你要学会怎么带兵，怎么打游击，怎么在老百姓中间扎下根。”
郑君点了点头。他把铜墨盒从包袱里摸出来，放在手心里。铜墨盒冰凉，但“还我河山”四个字在油灯下看得很清楚。
第五天中午，他们翻过了最后一道山岭。
岭下是一条土路，土路上有几个穿灰军装的人。他们背着枪，腰里别着手榴弹，走得很整齐。郑君第一次看见这么多人穿一样的衣服，走一样的步子。
王巍说：“那就是八路军。”
郑君站在山岭上，看着那些灰军装。他们比他想象的要瘦，有的还穿着草鞋。但他们的腰板挺得很直，枪背在肩上，走路的时候没有一个人东张西望。
王巍带着郑君走下山岭，上了土路。一个哨兵拦住了他们，问：“哪部分的？”
王巍说：“找邓华。我是王巍，敌军科的。”
哨兵看了他一会儿，点了点头。“跟我来。”
哨兵领他们进了山脚下的一个村子。村子不大，几十户人家，但比路上经过的那些村子热闹得多。有人在打谷场上操练，有人坐在门槛上擦枪。一间大房子里传出歌声，唱的什么郑君听不懂，但调子很响亮。
哨兵在一座院子前停下来。院子门口站着一个瘦高个子，穿着灰军装，腰里别着一把手枪。他的脸很瘦，颧骨很高，眼睛不大，但看人的时候像是在打量什么。
王巍走上前去。“邓政委。”
邓华看了王巍一眼，然后看了看他身后的郑君。他没有立刻说话，只是打量了一下这个少年——个子不高，棉袄袖子长出一截，但站得很直，眼睛没有躲。
“这就是你说的那个学生？”邓华问。
王巍说：“郑君。会看地图，会送信。”
邓华点了点头，没有再多问。他侧过身子，让开了院门。“进来吧。外面冷。”
郑君跟着王巍走进了院子。他回头看了一眼——村口的那条土路蜿蜒着伸向远方，远处是一片灰蒙蒙的山。他想起涿州，想起父亲撕账本时的那盆火，想起赵文远蹲在院子里攥着铁锤的样子。
他不知道自己什么时候能回去。但他知道，从今天起，他不再只是一个涿州布铺老板的儿子了。
那天晚上，郑君被编入了晋察冀边区在五台山举办的一期军政培训班。王巍是培训班的教员之一，负责教地图识读和军事常识。郑君在笔记本上写下了第一行字：
“1938年2月，五台山。到了。”
第二章 五台山
五台山的冬天比涿州冷得多。
郑君到的第一天就被冻醒了。培训班睡的是通铺，二十几个人挤在一间打通了的民房里，铺上垫着干草，盖的是薄棉被。炕烧得不热，后半夜火灭了，屋子里冷得像冰窖。郑君把棉袄裹在身上，缩成一团，还是冷。他翻了个身，看到旁边的王巍睡得一动不动，呼吸很轻。王巍身上只盖了一条薄被，棉袄叠在头底下当枕头，像是根本不怕冷。
第二天天不亮，哨声响了。所有人爬起来，到院子外面集合。一个穿灰军装的干部站在雪地里，手里拿着一根木棍，棍子上系着一面小红旗。
“从今天起，你们就是晋察冀军区军政训练班的学员了。”他的声音很洪亮，在冬天的早晨听起来格外清亮，“训练三个月。学军事、学政治、学群众工作。三个月之后，分到各个部队去。”
郑君站在队列里，搓着手，哈出的气在面前凝成白雾。他往两边看了看——队列里什么样的人都有。有比他大的，看着像二十出头；也有跟他差不多大的，脸上还带着孩子气。有一个从北平来的学生，戴着一副断了一条腿的眼镜，用麻绳拴在耳朵上。还有一个从天津来的工人，手掌粗大，说话带着天津口音。
上午是军事课，在一个山坡上。教员教他们怎么利用地形、怎么选择伏击点、怎么判断敌人的方向。教员在地上画图，用石块摆出敌人的位置，用树枝标出自己人的路线。
“如果你们是一个班，十个人，只有五条枪，”教员蹲在地上，用树枝拨着石块，“敌人有一个小队，三十多人，从东边来。你们怎么办？”
郑君举手。教员看了他一眼。“说。”
“往西走。不走大路，走林子。绕到敌人后面去。”
教员点了点头。“绕过去之后呢？”
“看看能不能打一下。能打就打，不能打就接着走。”
教员没有再问。他站起来，拍了拍手上的土。“记住了，游击战的第一条原则——活着。打不赢就跑，跑不了就藏。藏不住，那就拼命。”
郑君把这句话记在了本子上。
下午是政治课，在民房里。一个戴眼镜的干部讲《论持久战》。郑君第一次听到“持久战”这个词，不太明白。他以为打仗就是打，打赢了就好，打不赢就输。但那个人说，这场仗要打很久，要分阶段，要有战略防御、战略相持、战略反攻。
“我们现在的阶段，就是敌人在进攻，我们在防御。”那个干部在黑板上画了一条波浪线，“但防御不是等死。防御是为了拖住敌人，消耗敌人，让敌人走不动。等敌人走不动了，就进入相持阶段。那时候，我们的机会就来了。”
郑君在笔记本上画了一条波浪线。他看着那条线，觉得像是一条山路，起起伏伏的，不知道要走到哪里才到头。
王巍在训练班里教地图课。他的课安排在每天上午的第二个时辰，地点是村东头的一间旧祠堂。祠堂不大，供桌上还摆着几个牌位，用布蒙着。墙上挂着一张手绘的地图，冀东的位置画了一个圈。
郑君坐在第一排。这个位置他已经坐惯了。王巍走进祠堂的时候，手里总是捏着一截粉笔，腰间的皮带上别着一支钢笔，钢笔帽上刻着几个朝鲜字，郑君看不懂。
“今天我们讲等高线。”王巍在黑板上画了一圈一圈的线，“两条线之间，高度差是一样的。线密的地方，坡陡。线稀的地方，坡缓。你们到了冀东，看地图的时候，先看等高线。山在哪里，路在哪里，哪里能走，哪里不能走，全在这上面。”
他在黑板上画了一个山坡的剖面图，又在山坡上点了一个位置。“如果你是一支部队的指挥员，你在这个位置，敌人在山下。你的优势是什么？”
一个学员说：“居高临下。”
王巍点头。“还有呢？”
又有人说：“看得远。”
王巍把粉笔搁下。“还有一条——你跑得比敌人快。往下跑，你越跑越快。敌人往上追，越追越慢。”他用手指沿着剖面图画了一个箭头，“所以，如果在山上打，打完就往山下跑。不要往山上跑。往山上跑，是把自己送到敌人枪口上。”
郑君在本子上画了一个山坡，在坡顶画了一个小人，在山脚画了另一个小人。他在坡顶的小人旁边写了一个字——“我”。
下课之后，王巍把郑君留下来。
“你画的那张图，给我看看。”
郑君把本子递过去。王巍看了一眼，点了点头，又翻了几页。本子上密密麻麻的，全是郑君记的笔记——地图课、军事课、政治课，还有他自己画的各种草图。有一页画的是岐沟村的地形，村东的土路、村西的河沟、村北的土坡，都标了出来。
王巍合上本子，还给他。
“你记这些东西，以后能用上。”他说，“但有一件事你得记住——地图是死的，人是活的。到了冀东，地图上标的路，可能被水冲了。标的山，可能被日本人修了炮楼。你要学会看地。地是活的，你得用眼睛看，用脚走。”
郑君把本子揣进怀里。“先生，我们什么时候去冀东？”
王巍沉默了一会儿。他走到祠堂门口，看着外面的雪。五台山的雪还在下，细细密密的，把远处的山都盖住了。
“快了。”他说，“等雪化了，路就好走了。”
训练班办了三个月。从正月初八到四月初，郑君在五台山脚下这个小村子里，过完了他的十五岁春天。
这三个月里，他学会了打枪。子弹很少，每人只打过五发。他记住了怎么瞄准，怎么扣扳机，怎么在开枪之后迅速转移位置。他学会了投弹。手榴弹很沉，他第一次投的时候只投了十几步远，被教员骂了一顿。后来他练了半个月，能投到三十步开外了。他学会了包扎伤口。用布条、用草木灰、用盐水。他学会了埋锅做饭。在野地里挖灶，用湿柴烧火，不让烟冒出来。
他还学会了认人。训练班里二十几个人，来自四面八方，口音不一样，脾气不一样，但在一起过了三个月，就成了一个锅里搅过马勺的人。那个北平来的断腿眼镜，叫周明，老爱在晚上给大家念诗。那个天津来的工人，叫刘大柱，每次吃饭都蹲在墙根底下，说“蹲着吃香”。还有一个从保定来的，叫马千里，家里是开药铺的，懂点医术，被编到卫生组去了。
这些人后来都分到了不同的部队。有的去了晋察冀军区，有的去了120师，有的跟着邓华支队往东走了。
王巍和郑君，被编入了邓华支队。
四月初的一天，邓华来了。
他站在院子当中，看着训练班的学员列队。邓华穿的是灰军装，腰里别着手枪，脸色很沉。他从队首走到队尾，一个一个地看过去。走到郑君面前时，停了一下。
“你叫什么？”
“郑君。”
“多大了？”
“十五。”
邓华看了他一眼，没有说什么，继续往前走。走到队尾之后，他回到队伍前面，站定。
“你们这二十几个人，学的差不多了。”他的声音不高，但院子里很安静，每个人都听得清，“但现在还缺一样东西。”
他停了一下。
“缺经验。书本上的东西，到了战场上不一定管用。你们得去真刀真枪的地方练一练。”
他看了看王巍，又看了看队伍里的其他人。
“邓华支队，奉军区命令，准备挺进冀东。愿意跟我走的，三天之后出发。”
院子里没有人说话。但郑君看到，几乎所有人的背都挺直了。
那天晚上，郑君收拾东西。他把训练班的小册子、笔记本、铜墨盒一样一样地放进包袱里。王巍坐在炕沿上，看着窗外的月亮。
“先生，”郑君说，“我们真的要去冀东了？”
王巍没有回头。“嗯。”
“那边什么样？”
王巍沉默了一会儿。“我也没去过。”他说，“但那边有人在等我们。”
出发之前，王巍把训练班的几个骨干叫到一起，简短地交代了背景。
“邓华支队是今年二月组建的，以晋察冀军区第一军分区第三大队为主，加上地方上抽调来的干部。邓华任司令员兼政委。”他在纸上写了一个“邓”字，“这支部队开辟了平西根据地，为挺进冀东建立了前进基地。”
他又写了一个“宋”字。“宋时轮支队是从雁北过来的，一直在平西以西活动。两支队伍合编之后，就是八路军第四纵队。宋时轮任司令员，邓华任政委。”
郑君把这两个名字记在本子上。
三天之后，他们出发了。
第三章 挺进
1938年5月31日。平西，斋堂。
天刚蒙蒙亮，清水河边的柳树还在晨雾里打盹，四纵的队伍已经集合了。三千多人站在斋堂镇外的河滩上，灰军装连成一片，枪擦得发亮，背包打得很紧。郑君站在队列里，背上的老套筒压得肩膀有些发酸。他前面是一个从雁北来的老兵，后脑勺上有一道很长的疤。后面是从五台山训练班一起过来的周明，那个戴断腿眼镜的北平学生。
宋时轮站在河滩边的一块大石头上。他穿灰军装，腰里别着那把盒子炮，脸上看不出什么表情。风从山口吹过来，把他的衣角掀起来，他像没感觉到。
“同志们。”宋时轮的声音不大，但河滩很静，每个人都听得见，“从今天起，我们就是八路军第四纵队。我任司令员，邓华同志任政委。我们面前只有一个任务——打到冀东去。”
他停顿了一下。
“国民党丢了的地方，我们捡回来。老百姓没人管了，我们管。”
邓华站在石头旁边，没有讲话，只是看着队伍。他的目光从队首扫到队尾，在郑君的方向停了一瞬。郑君不知道政委是不是在看自己，但他下意识地把背挺得更直了。
出发的时候，队伍分两路。宋时轮率一路往北，沿着昌平、延庆方向，从北路插过去。邓华率一路往南，从斋堂出发，经怀柔、密云，从南路走。两路约定在冀东汇合。
郑君跟着邓华一路。
前三天走的都是山路。
平西的山和涿州不一样。涿州的山是灰的，矮矮的，像老人弓着的背。平西的山是青的，又高又陡，山头藏在云里，半天露不出一个顶。路是羊肠小道，有的地方只够一个人侧身过。队伍拉成了一条长线，前头的人已经翻过了山梁，后头的人还在山谷里没上来。
郑君走在队伍中段。王巍走在前面，和侦察员在一起。郑君看不见他，只能在宿营的时候见到。每天傍晚，队伍在一个村子或一片河滩停下来，埋锅做饭。王巍会走过来，蹲在他旁边，问他脚上打没打泡。
“没有。”郑君说。其实脚上泡已经磨了三层，但他不想再说“打了”。
王巍看了他一眼，没拆穿。他从兜里摸出一小块生姜，递过来。“睡觉前嚼了。去寒气。”
郑君接过来，嚼了一口。姜的辣味从舌尖冲到后脑，他皱了一下脸。王巍看他这个样子，嘴角动了一下，算是笑了。
第五天，进了怀柔北部山区。
这一带的山比平西更密，林子更深。太阳被树冠遮得严严实实，走在队伍里像是走在一间没有窗户的大屋子里，只有偶尔从叶缝里漏下来的光斑，在地上印出铜钱大小的亮圈。林子里安静得很，只有脚步声和喘息声。偶尔有一只鸟从头顶飞过，翅膀扑腾的声音把所有人都吓了一跳。
“注意隐蔽。”前面传来口令。一个接一个往后传，传到郑君这里，他往旁边靠了靠，把身体贴在一棵老橡树后面。
前面有情况。
6月11日凌晨，队伍在沙峪附近停下来。邓华带着几个干部上了山梁。王巍也跟着去了，他背着图囊，手里拿着地图和望远镜。
郑君留在山下。他靠在一块石头上，把枪横在膝盖上。旁边的周明摘下眼镜用衣角擦，那根麻绳吊在耳朵上晃来晃去。刘大柱蹲在地上，用一根树枝划着土，嘴里念叨着什么，声音低得听不清。
过了一个时辰，王巍从山上下来。他的脸色很平静，但脚步比平时快了一点。他走到队伍中间，对几个带队干部说了几句话。郑君听不见他说了什么，只看到那几个干部点了一下头，然后开始分头传达命令。
“准备战斗。”
五个字，像五块石头，一个接一个砸在郑君脑袋里。他攥紧了枪，手心全是汗。他打了五发子弹，但那是在训练场上，对着的是不会动的靶子。
队伍被分成几股，沿着山谷两侧的坡地展开。郑君跟着王巍上了东坡。坡很陡，脚下全是碎石，踩一步滑半步。他抓着灌木往上爬，枪带勒在肩上，硌得生疼。爬到半山腰时，王巍停下来，指了指前面的一片大石头。
“趴那儿。”
郑君爬到石头后面，把枪架在石沿上。从这里往下看，谷底的土路清清楚楚——灰白色的路面，像一条摊开的布带子。路上没有人。
过了多久？郑君不知道。可能半个时辰，可能更久。太阳偏西了，谷底开始暗下来。风从山口灌进来，把荒草吹得簌簌响。他的手一直按在枪托上，指节发麻。
然后，他听到了声音。
不是枪声。是脚步声，很整齐，踏在土路上发出闷闷的响。还有马蹄声，金属件碰撞的细碎响声。他从石头后面探出半个头，看见一队人从谷口的方向走过来。黄呢军装，钢盔，扛着枪，队形很紧。
日本人。
邓华的枪先响了。
郑君看见谷底最前面的一个日本兵扑倒在地上，钢盔滚出去老远。紧接着，两边的山坡上同时开火，枪声像一把撕开的布，把山谷的寂静从中间豁开。
郑君看见王巍侧过身子，对他喊了一句什么。他听不清，枪声太密了。王巍又喊了一遍，用手指着谷底。郑君看懂了——打。
他扣了扳机。枪托猛地撞了一下他的肩膀。他不知道子弹飞到了哪里，只看见谷底的日本兵在找地方躲，有的往路边的大树后面靠，有的趴在土坎下面，架起机枪开始还击。
机枪。
那种声音郑君从来没听过。像是一根铁棍不停地敲在铁砧上，清脆又密集。子弹从他和王巍头顶飞过去，打得身后的石头碎屑四溅。郑君把脑袋缩到石头后面，整个人贴在土坡上，胸口顶着地面，能听到自己的心跳。
王巍爬过来，趴在他旁边。
“别抬头。”王巍的声音很稳，和平时讲课没有区别，“装子弹。”
郑君从子弹带里摸出一颗子弹，推进枪膛。他的手在抖，但动作没停。推上去，拉栓，再摸一颗。王巍在旁边看着他做完，然后说：“往左边打。别打固定靶，打运动目标。”
郑君从石头侧面探出枪口，对准谷底一个正往山坡上跑的日本兵，扣了扳机。那个兵没倒，但扑到旁边一棵树后不动了。郑君不知道打没打中，但他的心跳没那么快了。
战斗持续了将近一个时辰。天色越来越暗，谷底的枪声开始稀疏下来。邓华的部队从两翼压下去，把残余的敌人压缩到谷底的死角里。郑君看到王巍站起来，拍了拍身上的土，对他说：“走了，往下走。”
郑君跟着王巍下山。坡上滑，他摔了一跤，膝盖磕在石头上，疼得他吸了口气。他爬起来接着走。到了谷底，路面上横七竖八地躺着日本兵的尸体。有的脸朝上，眼睛还睁着。郑君看了一眼就移开了。
他看到一个担架从旁边抬过去。上面躺着的人他认识——刘大柱，那个天津来的工人，蹲着吃饭的刘大柱。担架上的人半边身子全是血，脸白得几乎透明。刘大柱的眼睛动了一下，看见了郑君，嘴唇动了动，像是想说什么，但没有说出来。
担架过去了。郑君站在原地，看着担架走远。
王巍走过来，把手放在他肩膀上，按了一下。
“走吧。”王巍说，“前面还有路。”
战斗结束后，队伍在沙峪附近的山沟里休整了一夜。
郑君没有睡着。他靠在一棵松树下面，把铜墨盒从怀里摸出来。盒面上“还我河山”四个字已经被他摸得发亮了。他把墨盒攥在手里，指腹在上面慢慢蹭。他想起刘大柱在担架上的脸，想起谷底那个日本兵睁着的眼睛，想起自己扣扳机时枪托撞在肩上的感觉。这些画面在脑子里翻来翻去，像一锅煮不开的粥。
天快亮的时候，王巍醒了。他走到郑君旁边，坐下来。两人沉默了很久。
“先生。”郑君说，“我昨天打了三枪。不知道打没打中。”
王巍没有接话。
“打没打中，不是最重要的。”过了一会儿，王巍说，“最重要的是你没有跑。第一次上战场，你没跑。”
他把随身的水壶递给郑君。郑君接过来喝了一口，水是凉的。
“前面快到冀东了。”王巍站起来，看着东边的方向。天刚蒙蒙亮，山脊上有一层薄薄的霞光。他指着那片光的方向，“翻过那道梁，就是冀东平原。”
郑君顺着他的手指看过去。远远的，山脊的轮廓在晨雾里若隐若现。那片光从山后面透出来，把天边染成一条浅红色的线。
“平原上有很多村子。”王巍说，“有滦县、乐亭、迁安、遵化。有几百万人。他们等我们等了很久了。”
郑君把铜墨盒收回怀里，站起来。他拍了拍身上的土，把枪背好。膝盖上的伤还在疼，但他的腿不软了。
“走吧。”他说。
王巍看了他一眼，点了点头。两人跟着队伍继续向东走。翻过那道山梁，冀东平原就在前面等着他们。
第四章 港北第一枪
四纵进入冀东的时候，暴动已经烧起来了。
郑君是先从声音里感觉到不对劲的。那天队伍翻过最后一道山梁，进入遵化境内，走在一条河谷里。河谷两边是密密的青纱帐，玉米秆子长得比人还高。走在这样的地方，人很容易犯困，脚步也慢下来。
忽然，前面传来一阵声音。不是枪声，比枪声杂。有锣鼓，有喊叫，还有歌声。那歌声不成调子，但嗓门很大，像是几百个人同时在喊同一句话。
队伍停下来。邓华从后面赶上来，问侦察员：“前面什么情况？”
“是老百姓。聚了上千人，在开大会。”
邓华沉默了一下，然后说：“继续走。”
队伍出了河谷，眼前的景象让郑君愣住了。
一片开阔的河滩上，密密麻麻全是人。有穿长衫的，有穿短褂的，有光着膀子的，有戴着草帽的。他们手里举着各式各样的东西——红缨枪、大刀、锄头、棍棒，还有几支老套筒和鸟铳。河滩边上搭了一个土台子，台子上站着几个人，正在讲话。台下的人举着胳膊喊口号，声音乱哄哄的，但那股子劲头，隔着老远都能感觉到。
王巍从前面走回来，站在郑君旁边。
“这就是暴动。”他说。
队伍没有停，继续往东走。但一路上，郑君看到了更多。
经过一个村子时，村口的大树上贴着红纸标语，上面写着“抗日救国”“打倒日本帝国主义”。村里的人站在路边看队伍过，有人端着一碗水递过来，有人往战士手里塞鸡蛋。一个老汉拉着一个战士的手，说了半天话，郑君只听清了一句——“你们可算来了。”
又过一个村子，路边倒着一根电线杆，是刚被砍断的。电线上还挂着断了的绝缘子。郑君猜这是暴动队伍干的。北宁铁路被切断了，公路上的桥也被拆了，日本人被困在据点里出不来。
宿营的时候，王巍把郑君叫到一边。他从图囊里拿出一张纸，展开。
“这是最新的消息。”王巍指着纸上的几个地名，“7月6日，滦县港北村，打响了第一枪。李运昌的第二路指挥部已经成立，现在控制了滦县、乐亭、迁安一带。高志远在滦县多余屯响应，洪麟阁在遵化地北头村响应，陈宇寰在小陈庄响应。”
他一个一个地指过去。郑君看到纸上的字很小，密密麻麻的，但每一个地名后面都画着一个圈，圈里写着数字。
“参加暴动的人数，已经超过十万了。”王巍说，“二十多个县，都在动。”
郑君把那张纸看了两遍。他想起三个月前在黑板上看到的那个圈——“冀东”。当时那个圈是空的，只有一座雾灵山。现在，那个圈里全是人。
接下来的日子里，消息一天比一天多。
今天听说高志远的队伍打下了乐亭县城。郑君第一次听到“高志远”这个名字，是在行军途中，一个从滦县来的老乡告诉他的。老乡说，高志远是滦县多余屯的，1935年化装成厨师，在滦县火车站一枪打死了汉奸刘佐周。从此以后，滦县、乐亭、迁安一带，谁不知道高志远？他家里是富农，有地有房，可他不要那些。他要的是冀东的老百姓能挺着腰杆活。
明天听说洪麟阁的队伍打下了玉田。洪麟阁是河北工学院的教授，国民党员，在遵化地北头村拉起了队伍，队伍里有不少学生和教师。
后天又听说李运昌的第二路在滦县、迁安一带连克几个据点。
有一天，王巍告诉郑君：开滦煤矿的工人也动了。三千多人从井下上来，直接参加了暴动队伍。一个叫节振国的矿工，刀劈了日本宪兵队长，带着三十多个弟兄投奔了李运昌。
郑君听到“节振国”这个名字的时候，正在宿营地里擦枪。他停下了手里的动作。
“刀劈日本宪兵？”
“开滦赵各庄煤矿的。日本人去抓他，他夺了宪兵队长的刀，当场劈了。”王巍说。
郑君记住了这个名字。他不知道这个人长什么样，但他记住了——开滦赵各庄，一把夺来的军刀，一个劈了日本宪兵队长的矿工。
有一天宿营的时候，邓华把王巍叫去了。两人在屋里谈了很长时间。郑君坐在外面的石头上等，听到屋里偶尔传出几句——邓华的声音低，王巍的声音也低，听不清说什么，但语气不急。
王巍出来的时候，月亮已经升起来了。郑君站起来，跟着他走了一段路。
“邓政委说什么？”
王巍沉默了几步。“铁厂会师。各路暴动队伍要往遵化铁厂集中。我们也去。”
“铁厂？”
“一个镇子。在遵化北边，山里头。四纵和抗联要在那里会师。”
郑君点了点头。他忽然想起一件事。“先生，李运昌会去吗？”
王巍看了他一眼。“会。”
郑君没有再问。他把铜墨盒从兜里摸出来，攥在手心里。李运昌——那个他从来没有见过、但从王巍口中听了无数次的名字。
铁厂镇在遵化北部，四面环山，一条小河从镇子中间穿过。镇子不大，但街面很整齐，有一条石板铺的老街，两边开着几家粮铺和铁匠铺。
四纵到铁厂那天，镇子外面已经扎满了队伍。抗联的、四纵的、各路的，灰军装和便衣混在一起，红缨枪和老套筒并排放着。人声嘈杂，马匹嘶鸣，炊烟从早到晚不断。
郑君跟着队伍进镇子的时候，看到街两边站满了人。有从滦县来的农民，有从开滦来的矿工，有从遵化本地来的青年学生。他们穿着各式各样的衣服，脸上却带着同一种表情——那种刚刚干成了一件大事、等着下一件事的表情。
郑君在人群中看到一个瘦高个子。那个人穿灰布军装，腰间别着一把盒子炮，正站在街角和几个人说话。他的脸很瘦，颧骨很高，说话时手势很少，但每一句话都有人点头。
王巍停下脚步。
“那就是李运昌。”
郑君站在街角，隔着半条街的距离看着李运昌。他比想象中年轻，也比想象中瘦。他的军装上沾着泥，袖口有些磨破了，但站得很直。
王巍走上前去。“李司令。”
李运昌看着王巍，点了一下头。“老王。你们到了。”
“刚到。”
李运昌的目光移到郑君身上。他打量了一下这个少年——个子不高，灰军装穿在身上有些大，背着一支老套筒，站得很直。
“多大了？”
“十五。”
李运昌没有说话。他看了王巍一眼，王巍说：“我学生。地图画得好。”
李运昌又看了郑君一眼，点了点头。他转身往前走，走了几步，忽然停下来，回头对郑君说了一句：“蓟县那边缺人。会画地图，到时候用得上。”
郑君站得直直的，喉咙像是堵住了。李运昌已经走远了。
王巍拍了拍他的肩膀。“走吧。先安顿下来。”
第五章 高司令
高志远在多余屯的紧急会议，是在7月3日夜里开的。
那天傍晚，滦县多余屯来了十几个骑自行车的人。他们从不同方向来，进村的时间错开，车后架上绑着麻袋，里面装着枪。高志远家的院门开着，院子里已经坐满了人。
高志远坐在八仙桌后面。他三十一岁，个子中等，肩膀很宽，脸晒得黑红。他穿一件白布短褂，腰里别着两把盒子炮，一支在左，一支在右。桌上摊着一张冀东地图，上面用铅笔标了滦县、乐亭、倴城、汀流河几个地名。
屋里坐着王仲华、殷勤章、殷焕章、王宝三、李文芳、于柱国、李麟生、魏恩荣、赵云昌这些人。王仲华是中共派到高志远部的党代表，从天津来的。其他人都是滦县、乐亭一带民团和联庄会的头头，高志远多年的老弟兄。
“田家湾子会议定的日子是七月十六。”高志远开口了，“港北村那边已经动了。咱们这边也不能再等。”
王仲华接着说：“日伪已经觉察到冀东要起义。这两天风声很紧，伪警察和保安队在到处查人。再拖下去，不等我们动手，他们就先动手了。”
屋外忽然传来一阵急促的脚步声。一个庄里人推开门，脸色发白：“高司令，伪警察和保安队把村子围了！”
屋里的人同时站了起来。高志远没有慌。他把桌上的地图卷起来塞进怀里，对王仲华说：“你带人从后墙走。我断后。”
王仲华不肯。高志远推了他一把：“你是上面派来的人，你不能出事。走。”
王仲华带着几个人翻后墙走了。高志远带着剩下的人从正门冲出去。他手里的盒子炮先响了，一枪打在院门外一个保安队员的腿上，那人倒在地上嚎叫。趁着混乱，十几个人冲出院子，消失在夜色里。
天亮之前，他们在庄东的滦河套会合。高志远清点了一下，人都在。他蹲在河滩上，用树枝在沙地上画了几个圈。
“不等了。七月九号，提前动手。”
7月9日，天还没亮透，高志远在多余屯打起了抗日大旗。
旗是红的，上面绣着“华北抗日联军第三军区”几个字。旗杆是一根白蜡杆子，竖在村口的老槐树底下。高志远站在旗下，身后是几十个民团弟兄，肩上扛着枪，腰里别着大刀。
同一天，陈宇寰在小陈庄，殷焕章在殷庄、大马庄一带，赵培兰在坨里，张子川在沈营、胡各庄一带，曾生远在方各庄，孙善蛟在沙窝一带——十几处地方同时竖起了旗。
高志远的塾师李麟生也来了。老先生六十多岁，头发花白，穿着一件洗得发白的蓝布长衫。他走到高志远面前，看着这个自己教了十几年的学生。
“翔云，”老先生叫的是他的原名，“我给你改个名字。”
高志远看着他。
“你叫志远。志存高远。抗日救国，不是一朝一夕的事，你要志存高远。”
高志远没有犹豫。“好。从今天起，我叫高志远。”
高志远的队伍像滚雪球一样膨胀起来。
多余屯起义的消息传出去，滦县南部的民团、联庄会、甚至一些绿林武装，纷纷派人来联络。短短几天，高志远所部就组建了司令部卫队、十一个总队、三个独立总队、一个昌黎支队，共二十一支队伍，两万四千多人。这个数字，占了整个冀东抗联总人数的三分之一以上。
高志远打仗的路子，和李运昌不一样。李运昌的队伍里有红军干部，有训练班出来的骨干，打仗讲究战术配合。高志远的兵大多是滦县、乐亭的庄稼人，跟着他出来是因为信他这个人。他们打县城，用的是最土的办法——土炮。
攻打乐亭的时候，高志远让人把十几门大土炮架在城外各个要口上。土炮是铁管子做的，里面填的是铁砂和碎犁铧，射程不远，但打出去一片一片的，声势很大。炮一响，城里的伪军就乱了。
打了三天三夜。高志远亲自带队冲在最前面，他的两把盒子炮左右开弓，一枪一个。乐亭县城打下来了。这是高志远第三次攻打乐亭，也是最后一次。城破之后，他在城里成立了昌滦乐抗日联合政府。
他还打了两次滦县城，攻占了五个火车站，烧了滦河铁路桥，炸了日军的油库。汀流河的伪据点，是他派人混进去，里应外合拿下来的。倴城——滦南县的老县城——是他手底下陈宇寰带人光复的。
郑君是在铁厂第一次远远看到高志远的。
那天铁厂镇来了很多人。高志远的队伍从滦县方向过来，走在最前面的是几十个骑兵，马是各色各样的，有枣红的，有青灰的，骑手都背着枪。高志远走在骑兵中间。他穿着一件缴获来的日本呢子大衣，领子翻着，腰里的两把盒子炮在阳光下闪着蓝光。他的脸黑红黑红的，眼睛不大，但看人的时候像是在打量什么。
郑君站在街边的人群里。他没有挤到前面去，只是远远地看着。高志远比李运昌壮实，也比李运昌显得随意。他经过的时候，街两边的人都喊“高司令”，他抬起手来，朝两边摆了摆，算是回应。
郑君注意到一个细节——高志远的马脖子上挂着一串铃铛，走起来叮叮当当地响。那个声音在铁厂的石板街上格外清脆。
王巍站在郑君旁边，看着高志远的背影。
“他打了多少仗？”郑君问。
“三次乐亭，两次滦县，光复倴城，攻占五个火车站，烧了滦河铁路桥。”王巍说，“从七月九号打起，到现在不到两个月。”
郑君把铜墨盒从怀里摸出来，攥在手心里。他看着高志远的背影消失在街角，铃铛声渐渐远了。
那天晚上，郑君在宿营地里遇到了一个从高志远部来的通信员。通信员是个十几岁的小鬼，比郑君还小一岁，姓孙，滦县本地人。他是跟着高司令从多余屯出来的，给司令部送信。
郑君问他：“高司令平时什么样？”
小孙想了想。“高司令不摆架子。他跟我们一样吃小米饭，一样睡地铺。打乐亭的时候，他三天三夜没合眼，一直在城外面指挥。仗打完了，他找了个草垛子，倒头就睡，谁叫都不醒。”
“他为什么叫高志远？”
“原来叫高翔云。起事那天，李麟生老先生给他改的名字。志存高远。”小孙说这话的时候，语气里有一种藏不住的得意，像是自己也跟着高司令长了志气。
郑君把小孙说的话记在了本子上。他把“志存高远”四个字圈了一下。
第六章 从矿井里走出来的人
节振国是山东武城人，1910年生。10岁那年，家乡闹旱灾，他跟着父兄逃荒到开滦赵各庄煤矿，14岁就下了井，当童工。
井下的日子，郑君没有经历过，但他听训练班的刘大柱讲过。刘大柱是从天津来的工人，蹲在墙根底下吃饭的时候说过——在井下，人像牲口一样爬着走，煤尘呛得人喘不上气，一天干十几个钟头，挣的钱不够买一斤棒子面。节振国在井下干了十几年。他从一个14岁的童工，长成了一个三十岁的壮汉。他的手掌比常人大一圈，指节像石头一样硬。
节振国刚正不阿，为了不受欺压，自幼习武，通晓少林拳和太极拳，刀枪鞭棍功夫很娴熟。他受传统武德熏陶，扶危济困、抱打不平，矿工们尊称他“节青天”，连矿警都怕他三分。“九一八”事变后，他带领工人抵制日货，砸日人商行，很受工人拥戴。中共地下党组织的党员注意到了他，向他传播革命思想，逐渐把他引上了革命道路。
1938年3月22日，开滦煤矿爆发了声势浩大的罢工运动。
在中共唐山工委的领导下，从赵各庄矿开始，全矿1.3万工人举行大罢工。当晚，罢工委员会正式成立，节振国当选为纠察队大队长，率领1000名纠察队员负责维持矿山秩序。
节振国对纠察队员们说：“我担任大队长，要做好三件事：第一，保护罢工委员会和厂矿机器设备，不叫奸细破坏；第二，坚决执行罢工委员会的命令，不准任何人私自进厂上班；第三，防止内奸从咱们内部破坏罢工运动，如果有叛徒，我就坚决除掉他。”
在他的带领下，纠察队员手拿斧头和镐把站岗放哨，赵各庄矿被罢工工人控制了。
罢工坚持20多天后，矿工的生活出现困难。节振国向罢工委员会提出分掉东煤场存煤换粮食的建议。4月15日晚，数千工人和家属聚集在东煤场装煤，节振国率纠察队在周围警戒。矿警见纠察队严阵以待，不敢上前制止。抢煤场斗争的胜利，为坚持罢工斗争提供了物质保证。这次大罢工一直持续了近50天，最终英国资本家被迫接受了工人提出的大部分条件，取得了大罢工的胜利。
罢工结束后，日寇与英国资本家串通一气，开始大肆搜捕罢工中的工人领袖。
1938年5月6日，大批日伪宪兵包围了节家。日本宪兵队的伍长高野率十几名宪兵和伪警扑向节振国家，敌人将胡同两头堵死，在门前支起一挺机枪。当时节振国不在家中，日本宪兵抓住了节振国的妻子刘玉兰和哥哥节振德。
节振国闻讯后立即赶回家中。他冲进院子，看见哥哥和妻子被打得遍体鳞伤，鲜血淋漓。国恨家仇，涌上心头。
节振国冷不防抄起锅台上的菜刀，将高野砍倒。随后他敏捷地抽出高野身上的战刀，连砍带劈，又一连砍死砍伤3个日本宪兵和2个伪警。在日伪兵惊慌混乱中，节家兄弟趁机突围。哥哥中弹身亡，节振国左腿中弹受伤，翻墙而走。后在工友们的帮助下冲出敌人的包围和追捕，辗转几处，两天后到丰润县武友张家发家养伤。
这一消息震动了冀东，就连远在陕北的党中央也知道了这件事，毛泽东同志称赞节振国是“民族英雄”。矿工们奔走相告：“节振国是好样的！”
节振国养伤期间，一直在考虑怎样开展抗日活动。伤刚痊愈，他便潜回矿上，昼伏夜出，抱着“拉起队伍造反，跟日本鬼子拼了”的决心，联络武装抗日。
他给赵各庄的工友写信，邀请他们同自己一道组建抗日队伍。工友们亲眼目睹了日军的暴行，早有抗日复仇之心，几天时间，就有二十几位武友和工友齐聚韩家哨。节振国和大家商量，决定在韩家哨起义，竖起抗日大旗。
1938年6月，节振国秘密去赵各庄“天合隆”杂货铺找地下党员邓茂生，不仅了解赵各庄的情况，还要邓茂生帮忙搞一些枪。邓茂生采取买、借、要等办法，共弄到30来支枪，转送给节振国的队伍。节振国率队开进榛子镇，兵不血刃地智取了伪警的13支步枪，使队伍得到了扩充。
有了武器的节振国和武友、工友们结成“三十六友”，立下了“不求同日生，但为抗日死”的誓言。队伍很快扩大到130多人，节振国成为大家公认的领袖。
不久，冀东抗日联军开进榛子镇。节振国闻讯率队参加联军。李运昌把他们编为抗联第二路司令部直属特务第一大队，即“工人特务大队”，节振国被任命为大队长，冀东情报站长李东坡任指导员。
李运昌交给节振国的第一个任务是回赵各庄，把工人发动起来。7月18日夜，节振国率队攻克赵各庄伪警察所。早已跃跃欲试的矿工无比振奋，有200多人参加了特务第一大队。
此后，节振国率领部队活跃在矿区和广大农村，发动矿工参加抗日武装，神出鬼没地打击日伪军，威震冀东。在工人特务大队的号召和鼓舞下，工人抗日声势日益浩大，由赵各庄矿扩展到开滦煤矿各矿区，成立了数支抗日游击队，3000多名工人先后加入了抗日队伍。节振国率领工人特务大队和日伪军数次激战，两度收复赵各庄、唐家庄矿区，有力地支援和配合了冀东地区的抗日斗争。
郑君没有亲眼见过节振国打仗。但有一天，他在铁厂镇上远远地看到了节振国。
那天铁厂镇来了很多人。节振国的工人特务大队从矿区方向过来。走在最前面的是几十个矿工，穿着各式各样的衣服，有的还穿着下井时的粗布褂子，肩上扛着枪，腰里别着斧头。他们走路的样子和其他队伍不一样——不是军人的步子，是矿工的步子，脚抬得不高，但很稳，像在井下走巷道。
节振国走在队伍中间。他三十岁，个子不算高，但肩膀很宽，胳膊上的肌肉隔着衣服都能看出来。他的脸黑红黑红的，左手腕上有一道很深的疤——那是夺刀时留下的。他走路的时候左腿稍微有点跛，也是那次留下的。
郑君站在街边的人群里，远远地看着。他注意到节振国的双手——那双手比常人的大一圈，指节粗大，掌心全是厚茧。那是握了十几年镐把的手，也是握过日本宪兵队长军刀的手。
王巍站在郑君旁边。“他打了多少仗？”郑君问。
“赵各庄打了两次，唐家庄打了两次，榛子镇拿了一回。从七月十八号到现在，不到两个月。”王巍说，“他的兵都是矿工，打仗不要命。”
郑君把铜墨盒从怀里摸出来，攥在手心里。他看着节振国的背影消失在街角。这个人从矿井里走出来，手里攥着一把夺来的军刀，身后跟着三千个和他一样的矿工。他们没有枪的时候用斧头和镐把，有了枪就打仗，打了仗再回矿区发动更多的人。
第七章 十六总队
王巍出任蓟县县长之后，郑君被正式任命为第十六抗日暴动总队政委。
任命是李运昌批准的。那天李运昌从迁安过来，在蓟县县政府和王巍谈完工作，走的时候看了一眼站在旁边的郑君。
“十六总队缺政委。”李运昌说，“让他去。”
王巍没有立刻回答。他看了郑君一眼，那个眼神里有担心，也有信任。郑君站得直直的，没有说话。
“他才十五。”王巍说。
“十五岁能当秘书，就能当政委。”李运昌说，“十六总队是蓟县本地拉起来的，兵都是庄稼人。需要一个有文化、能讲道理的人。你那个学生，会画地图，会写布告，行。”
王巍沉默了一会儿，点了点头。
当天下午，郑君背着包袱去了第十六总队驻地——蓟县城南一个叫太平庄的村子。总队部设在村里一个地主家的院子里，院子里堆着刚缴来的枪支，有的还沾着泥。总队长叫张合，三十出头，原来是蓟县南部的民团首领，暴动时带着一百多人投奔了李子光。他是个壮实的汉子，手掌粗糙，说话嗓门大。
张合看见郑君的时候，愣了一下。他上下打量了这个少年一番——个子不高，灰军装穿在身上有些大，脸上还带着孩子气。张合没有说什么，只是点了点头，带他进了屋。
屋里坐着一群战士，有的二十多岁，有的三十多岁，都是蓟县本地的庄稼人。他们看见张合领着一个少年走进来，都抬起头看。
张合清了清嗓子。“这是上面派来的政委。郑君同志。”
屋里安静了一瞬。一个四十多岁的老兵站起来，上下打量了郑君一眼，嗓门不小：“总队长，你让一个娃娃来管我们？”
屋里有人笑了一声。郑君站得直直的，没有低头。他看着那个老兵，没有说话。张合刚要开口，郑君先说话了。
“我不是来管你们的。”郑君的声音不大，但很清楚，“我是来和你们一起打鬼子的。你们比我大，比我壮，比我会打仗。但我会看地图，会写命令，知道怎么把仗打得少死人。你们谁不服，可以问。我答不上来的，我认。”
屋里又安静了。那个老兵坐了下去，没有再说话。
郑君到十六总队的第三天，战斗就来了。
情报说，驻马兰峪的日军一个小队带着伪军，一共一百多人，正沿着蓟县至遵化的公路向太平庄方向移动。张合把几个大队长叫来商量对策。屋里烟雾缭绕，几个人蹲在地上画图，讨论打还是撤。
郑君蹲在旁边看了一会儿，忽然说了一句：“大王庄。”
几个人抬起头看他。
郑君指着地上的草图。“大王庄在太平庄东边，有十几户人家，村北有一道土坡，坡上长着树。公路在村南。如果我们把队伍埋伏在土坡上，等敌人从公路上过来，正好打他们的侧翼。”
张合看了他一会儿，又看了看地上的草图。他用树枝把郑君画的那道土坡描了一遍，点了点头。
“行。就这么打。”
第二天凌晨，第十六总队二百多人埋伏在大王庄北边的土坡上。
天还没亮，露水打湿了草丛，战士们的衣服都湿透了。郑君趴在坡顶的一棵老榆树下面，手里攥着一支从蓟县县政府领来的手枪。他的心跳得很快。这是他第一次作为政委参加战斗，也是他第一次带队伍打仗。
上午八点多，公路东边扬起了尘土。日伪军排着队走过来，前面是十几个伪军，后面跟着一小队日军，队尾还有两挺歪把子机枪。他们走得很松散，像是没有防备。
张合趴在郑君旁边，等到日伪军全部进入伏击圈，猛地一挥手。
枪响了。
土坡上的步枪同时开火，子弹从侧翼射向公路。伪军先乱了，有人往路边跑，有人趴在地上不敢动。日军的反应快，就地找掩体，架起机枪朝坡上还击。机枪子弹打得树皮乱飞，郑君把脑袋压得很低，耳朵里全是嗡嗡的声音。
张合在喊：“手榴弹！”
几捆手榴弹从坡上扔下去，在公路边上炸开。烟尘腾起来，日军的机枪哑了一瞬。趁着这个空档，张合带头冲下去，队伍跟着他从坡上涌下来。郑君站起来，跟着人群往前冲。他不知道自己跑了多远，只知道脚下的草被踩得稀烂，前面的人影在烟尘里晃动。
战斗持续了不到半个时辰。日军小队长被击毙，剩下几个日军和伪军退进公路边的一座小庙里，凭着砖墙顽抗。张合让人围住小庙，架起刚缴来的歪把子朝庙门扫射。打了一阵，里面举出了白旗。
大王庄首战，第十六总队毙伤日伪军三十余人，生俘日军两人，缴获步枪二十余支、歪把子机枪一挺。郑君站在公路边上，看着缴获的枪支堆在地上，看着战士们兴奋地互相拍打肩膀。张合走过来，递给他一顶从日军头上缴来的钢盔。
“政委，戴上。”
郑君接过来，钢盔很沉。他把它戴在头上，有些大，歪歪斜斜的。张合看着他，忽然笑了一声。
“还挺像那么回事。”
大王庄的消息传开之后，十六总队的士气不一样了。
那个当初站起来说“让一个娃娃来管我们”的老兵，名字叫赵老根，蓟县本地人，四十多岁，当过几年兵。打完仗那天晚上，他蹲在院子里擦枪，看见郑君走过来，抬起头。
“政委，今天那仗，打得行。”
郑君蹲在他旁边。“你觉得哪里不行？”
赵老根愣了一下。他想了想。“手榴弹扔早了。再多等一等，等鬼子走近点再扔，效果更好。”
郑君把这句话记在了本子上。
从那以后，他每天晚上都会找几个老兵聊天，问他们打仗的事。赵老根教他怎么听炮弹的声音辨别落点，教他怎么利用地形躲避机枪扫射，教他怎么在夜里辨认方向。郑君把这些都记在本子上，白天再一条一条地整理出来，在下一次战斗前传达给各大队。
7月底，第十六总队接到了新的命令——配合四纵主力，攻打蓟县县城。
蓟县是冀东西部的重镇，城墙坚固，守军有一个中队的日军和几百名伪军。四纵抽调了两个营，加上第十六总队和蓟县其他暴动队伍，一共三千多人，把县城围了三面。
郑君跟着张合在城东指挥所里。城外是一片开阔地，城墙上架着机枪，日伪军凭险据守。四纵的炮兵只有几门迫击炮，炮弹不多，打了几发就停了。郑君看着城墙上的火力点，想起在五台山训练班上学的东西。他蹲在地上，用树枝画了一张简图，标出城墙上的机枪位置和守军分布。
张合看了一眼。“你想说什么？”
“城墙东南角。”郑君指着图上一点，“那边的火力最弱。如果我们集中力量打那个角，打开一个缺口，就能冲进去。”
张合把图拿给四纵的营长看。营长看了一会儿，点了点头。“试试。”
傍晚，四纵的迫击炮集中轰击城墙东南角。炮弹落在城垛上，炸开一个缺口。第十六总队的战士扛着梯子冲上去，在缺口处架起梯子往上爬。城上的伪军朝下扔手榴弹，几个战士倒下了，但后面的人继续往上冲。
郑君在指挥所里看着，手心全是汗。张合站在他旁边，拳头攥得紧紧的。
缺口越来越大。天黑之前，四纵的突击队从东南角突入城内。城里的日伪军退守到县政府附近的几个据点里，但大势已去。第二天拂晓，蓟县县城宣告光复。
7月31日，蓟县城墙上竖起了抗日联军的大旗。
郑君站在城墙上，看着那面旗在晨风里展开。他把铜墨盒从怀里摸出来，攥在手心里。还我河山，四个字，他摸了一遍。
张合走过来，站在他旁边。两个人看着城外的麦田，谁也没有说话。过了一会儿，张合说：“我原来觉得你是个娃娃。”
郑君看着他。
“现在觉得，你是个政委。”张合说。
郑君没有回答。他把铜墨盒收回怀里，转身看着城墙下面的街道。街上，第十六总队的战士们正在集合，准备撤出县城。他们背着枪，脸上晒得黑红黑红的，袖子挽到肘弯，露出结实的小臂。那个叫赵老根的老兵走在队伍里，抬起头来，正好看见城墙上的郑君。他举起手，朝郑君挥了挥。
郑君也举起手，朝他挥了挥。
他把钢盔摘下来，用手掌擦了擦帽檐。钢盔上被弹片划了一道深痕，但郑君戴了好几天，已经习惯了它的重量。他把钢盔重新戴好，转身走下城墙。
城门口，王巍正带着县政府的干部们往里走。两人迎面碰上，王巍看了他一眼，目光在他戴的钢盔上停了一瞬。
“十六总队打得不错。”王巍说。
郑君站直了。“先生，我学会带兵了。”
王巍没有说什么。他伸出手，把郑君那顶歪歪斜斜的钢盔扶正了，然后转身走进城门，继续忙他的县政府工作。
第八章 铁厂会师
铁厂会师之后，镇子上的人越来越多。
各路队伍从不同方向开过来，穿着各式各样的衣服，操着各式各样的口音。有的从滦县来，有的从遵化来，有的从蓟县来，有的从丰润来。他们背着枪，扛着旗，脸上带着那种刚打完仗、还在兴头上的劲儿。
王巍把这些人的名字一个一个地指给郑君看。郑君记在本子上，记了满满好几页。
“你看那个。”王巍指着街对面一个正在和战士说话的中年人，“洪麟阁。河北工学院的教授，国民党员。暴动之前，他在遵化地北头村拉起了队伍。”
郑君看过去。洪麟阁戴着一副圆框眼镜，穿着一件灰布军装，领口扣得很紧。他说话的时候手势很少，但周围的人都在点头。
“七月十二号，他率部攻克了玉田县城。”王巍说，“毙伤日军数十人、伪军千余人，缴获了大批枪弹。队伍很快就发展到五千多人。”
郑君在笔记本上写了“洪麟阁，教授，玉田县城”。
第二天，郑君在街上遇到了杨十三。杨十三是洪麟阁的政治部主任，五十岁出头，头发有些花白，穿着一件洗得发白的蓝布长衫，看起来像个教书先生。
“你是王巍那个学生？”杨十三问他。
郑君点头。
杨十三上下打量了他一下。“十五岁当政委，了不起。”
郑君不知道该怎么回答。杨十三笑了笑，没有再说下去。他从兜里摸出一块干粮，掰了一半递过来。“吃吧。看你的样子，好久没吃饱了。”
郑君接过来，咬了一口。是棒子面饼，很硬，但很香。杨十三自己也咬了一口，一边嚼一边说：“我在河北工学院教造纸。本来在美国拿了博士，回来想搞实业。后来发现，实业救不了国。”
他停了一下。“暴动之前，我把家里的东西都卖了，买枪买子弹。我儿子、女儿都跟着我出来了。”
郑君看着他。杨十三的脸上没有什么特别的表情，像是在说一件很平常的事。
“你也是读书人。”杨十三说，“好好干。冀东需要读书人。”
他说完就走了，蓝布长衫在人群里晃了几下就看不见了。
郑君第一次听说王平陆的名字，是在一次宿营的时候。王巍拿出一份材料，上面写着冀东暴动的前期准备情况。郑君看到“王平陆”三个字，问了一句：“这个人是谁？”
王巍沉默了一会儿。“打响第一枪的人。”
郑君抬起头。
“1938年1月7日。”王巍说，“他率队突袭清河沿的日伪警防所。那是冀东人民向日寇汉奸开火的第一枪。”
“后来呢？”
“他胸部中弹，牺牲了。”王巍说，“牺牲前他对战友说，把他的头颅砸碎，别让敌人认出来，免得抄他的家。”
郑君手里的笔停住了。他看着笔记本上“王平陆”三个字，过了一会儿才写下去。他把“第一枪”三个字圈了一下。
后来他查到，王平陆那年三十六岁，迁西人，做过中东铁路的工人，去过哈尔滨，见过苏联的十月革命。他变卖了家里的田产和树木，用来买枪。他的家是冀东抗日武装的重要联络站。
高敬之是郑君在铁厂街上一眼就认出来的人。那个人个子不高，但声音很大。他站在街角，正对着一群人讲话，手在空中比划着。
“那是高敬之。”王巍说，“卢龙县简易师范的校长。”
郑君听说过这个人。暴动爆发后，高敬之在卢龙县无税庄率众起义，成立“华北人民抗日军”。后来他率队伍兵临卢龙城下，只身走到城门口，痛斥日本侵略者的罪行，痛骂伪县长卖国求荣。伪县长被他骂得无地自容，跳城逃跑了。起义队伍没费一枪一弹就拿下了卢龙城。
“高敬之骂开卢龙城。”王巍说，“冀东的老百姓都知道这句话。”
陈宇寰是郑君在铁厂会议上见到的。那天陈宇寰代表高志远出席会议，他进门的时候带着一身汗，裤子膝盖上还沾着泥。他是从滦县赶过来的，路上绕了二十里路，躲过了鬼子的巡逻队。
郑君在会场上做记录，看到陈宇寰坐在高志远的位置上。他的个子不高，肩膀很宽，一双手掌又粗又大，像两把锉刀。他说话带着浓重的滦南口音，断断续续的，但每句话都有人听。
“我是代表高司令来的。”陈宇寰说，“我们的人，大多是滦县、乐亭一带的庄稼人。他们跟着高司令出来，就是因为高司令是他们信得过的人。”
后来郑君才知道，陈宇寰是高志远的副手，滦县沿海一百六十八村联庄会的会长。他出身贫寒，幼年只读过三年私塾，当过地主家的长工。暴动那天，他在小陈庄主持了暴动大会，当晚率队攻打乐亭县城。不到十天，队伍从三千人发展到万余人。
李子光的名字，郑君是在一张布告上看到的。蓟县的抗日政府成立之后，布告上署着县长王巍的名字，后面还有几个委员的名字，其中一个是李子光。
“李子光是蓟县的老地下党。”王巍说，“蓟县早期的党组织就是他创立的。暴动之前，他在盘山千像寺召开会议，成立了蓟县抗日救国总会。”
郑君后来在蓟县工作时见过李子光几次。他个子中等，脸上有很深的皱纹，说话声音不高，但很稳。他经常一个人在蓟县的村子里走，和农民聊天，和民团的人说话，走到哪里都能找到熟人。
“蓟县的人都叫他‘盘山王’。”王巍说，“他在盘山扎根了好几年，每个村子都有他的人。蓟县的暴动，他出了大力。”
那天晚上，郑君把笔记本翻到新的一页。他在上面写了一行字：“洪麟阁、杨十三、王平陆、高敬之、陈宇寰、李子光。”
他把这些名字一个一个地念了一遍。每一个名字后面都有一支队伍，都有一场仗，都有一个故事。洪麟阁是教授，杨十三是博士，王平陆是工人，高敬之是校长，陈宇寰是长工，李子光是地下党。他们来自不同的地方，做过不同的事，但都在1938年的夏天，走到了同一面旗帜下面。
第九章 铁厂会议
1938年8月27日，遵化铁厂镇。
郑君抱着记录本走进会场的时候，屋里已经坐了十几个人。土坯房不大，八仙桌往上一摆，长条凳往两边一放，就满了。墙上挂着一张手绘的冀东地图，红蓝铅笔标着暴动后攻克县城的位置。窗纸新换过，白生生的，透进来的光比平时亮。
郑君在角落里的方凳上坐下来。王巍坐在他旁边，面前摊开一份文件。邓华坐在八仙桌后面，正翻看着一叠材料。桌上摆着粗瓷碗和一把大铁壶，壶里的水还冒着热气。
陆续又进来几个人。郑君一个一个地看过去，在本子上写下他们的名字。
胡锡奎，冀热边特委书记。他进门后和李运昌握了手，两人低声说了几句话，然后在邓华左侧坐下。
李运昌，冀热边特委军事部长、抗联副总司令兼第二路总指挥。他穿灰布军装，腰间别着盒子炮，进门后扫了一圈屋里的人，目光在郑君身上停了一下，点了一下头。
李楚离，华北人民抗日自卫委员会党团书记。他个子不高，戴着一副黑框眼镜，代表洪麟阁的第一路来参加会议。
王仲华，华北人民抗日自卫委员会领导成员，代表高志远部。他穿着一件半旧的蓝布短褂，进门后和高志远部的几个代表打了招呼，坐在靠门的位置。
周文彬，原名金成镐，朝鲜人，唐山工委书记。他穿一件洗得发白的灰布衫，坐下来就翻手里的册子。
还有杨十三、陈宇寰、张乐天、鲍子青的代表。十几个人，挤在一间屋里，每个人说话都带着不同的口音和语气，但郑君觉得这间屋子有一种他从来没有感受过的东西——踏实。所有人都在，所有人都到了。
邓华放下材料，看了大家一眼。
“铁厂会师了。”他说，“四纵和抗联的部队加起来，将近七万五千人。我们打下了九座县城，切断了北宁铁路。这是冀东老百姓的血换来的。”
他的声音不高，但屋子里安静得能听见铁壶里水泡破裂的声音。
“成绩不用多说。今天这个会，是要解决一个问题——”他拿起桌上一份文件，“暴动起来之后，队伍多、秩序乱、组织庞大、成分复杂、指挥不统一。简单说，我们手里有七万多人，但真正能拉上去打硬仗的，有多少？”
他把文件放下，目光从每个人脸上扫过。
“先请运昌同志介绍一下冀东的情况。”
李运昌站起来。他手里没有稿子，说话条理极清楚。
“7月6日，滦县港北村提前打响第一枪。原定7月16日起义，因计划泄露被迫提前十天。”他的语速不快，每一个日期、每一个地名都说得很准，“随后，滦县、乐亭、迁安、蓟县、遵化、玉田各地纷纷响应，开滦煤矿三千多工人加入，队伍迅速扩展到二十一个县、二十二万人。”
他用手指在墙上地图上依次点过去。郑君一边记一边看，他发现李运昌的手在地图上移动的时候，从来没有犹豫过。每一处都是他亲手组织起来的地方。
“抗联系统编了五十多支有番号的队伍，七万多人。国民党和其他抗日武装还有近三万人。”李运昌说，“目前，第二路控制了滦县、乐亭、迁安一带；第一路在玉田、蓟县一带活动；第三路以滦县南部为基地，向昌黎方向发展。”
他停了一下，看向邓华。“但队伍拉得太快，骨干不够。很多总队刚成立，战士还没学会放枪。有些队伍成分复杂，纪律松弛。铁厂会议之后，霍庄那边已经在准备整训了。”
李运昌坐下。邓华没有立刻接话，他一直在笔记本上写。
胡锡奎接着发言。他谈的是政权建设。
“各县的抗日政府建立起来了，但干部不够。很多县政府的科长、区长，还是原来伪政权的人，只是换了个名头。”他说这话时没有看任何人，但郑君觉得他在看陈宇寰的方向——陈宇寰代表的高志远部，骨干很多是原来的民团和乡绅。
“这个问题不解决，政权就不牢靠。”胡锡奎说，“我们要在贫雇农中发展党员，把基层政权掌握在自己手里。”
陈宇寰坐在那里没有动，脸上没什么表情。
李楚离代表洪麟阁发言。他先转达了洪麟阁的三点意见：第一，第一路指挥部愿意接受统一整编；第二，建议把第一路主力拉到遵化、玉田北部山区，依托山地建立根据地；第三，如果西边有命令要撤，第一路不撤。
第三点说完，屋里安静了一瞬。邓华的目光从李楚离脸上移到李运昌脸上。李运昌微微点了一下头。
王仲华代表高志远发言。他说高志远在滦县脱不开身，但托他带了三句话：“高司令说，他的兵都是滦县、乐亭的庄稼人，跟着他出来是因为信他这个人。这些人，你让他们离开家乡去别的地方，他们不干。高司令还说，暴动起来了，就得给弟兄们一个说法。打完了仗，家在哪，地在哪。”
邓华听完，没有立刻回应。他转头看了看李运昌。李运昌也没有接话。沉默了几秒钟，邓华说：“高司令的意见，我们记下了。”
会议继续进行。郑君的笔一直没有停。
邓华逐条宣读决议——
“第一，成立冀察热宁军区，宋时轮任司令员，我任政委，高志远、李运昌、洪麟阁为副司令员。伍晋南为政治部主任，李钟奇为参谋长。”
“第二，下设五个军分区。高志远、李运昌、洪麟阁各组织一个，四纵组织两个。”
“第三，成立冀察热宁边区行政委员会，刘绍蘘任主任，统一政权领导，筹粮筹款，训练干部。”
“第四，从四纵抽调干部到暴动队伍中去，帮助训练和整顿。”
郑君一条一条地记。每记完一条，他就抬头看一眼在座的人。李运昌在点头。陈宇寰在搓手。李楚离在笔记本上写着什么。周文彬还在翻那本日文册子。
邓华宣读完，补了一句：“会议决议即刻上报中央和北方局。会后各部队按军分区划分，开始整训。”
他的语气很平，但郑君觉得“整训”两个字说得比前面重了一点。
散会的时候，天已经暗了。
郑君收拾记录本，准备往外走。他听到邓华对李运昌低声说了一句：“宋司令那边，还得你去做工作。”
李运昌说：“我知道。”
郑君走出院子的时候，正好碰到李运昌从旁边走过来。李运昌看到他手里的记录本，停了一下。
“记了多少？”
“十几页。”
李运昌点了一下头，没有再多问。他转身往前走，走了几步，忽然停下来。
“铁厂会议的决定是好的。”他说，“但好的决定，不一定能执行到底。”
他说完就走了，步子还是那么快。郑君站在院子里，看着他的背影消失在街角。铁厂镇的暮色里，石板街上的炊烟和口令声混在一起。
那天晚上，郑君回到住处，把笔记本从头翻了一遍。
邓华的开场白。李运昌的汇报。胡锡奎谈政权。李楚离转达洪麟阁的三点意见。王仲华代表高志远说的话。会议决议的四条内容。
他把这些内容整理成一份简报，打算第二天交给王巍。写完之后，他翻到笔记本的空白页，在最后画了一个圈。他在圈里写了四个字——“铁厂会议”。
他想起李运昌说的那句话——“好的决定，不一定能执行到底。”
第十章 反扑
九月的冀东，空气里开始有了不一样的味道。
郑君最先是从情报里感觉到的。他每天把侦察员送回来的消息标在地图上，到了9月中旬，图上的红点越来越多。唐山方向、山海关方向、承德方向，三面的红点都在往中间挤。他把地图拿给王巍看，王巍看了很久，只说了一句：“日本人要动手了。”
与此同时，蓟县、遵化、玉田一带的村子里，老百姓开始往山里跑。有的牵着驴，有的背着包袱，有的抱着孩子。郑君问一个从玉田逃出来的老汉：“怎么了？”
老汉说：“鬼子回来了。挨家挨户地搜，说是谁家有人参加暴动，房子烧了，人带走。”
郑君把老汉的话记在了本子上。那天晚上，他把最近的情报整理了一遍，发现一个规律——日军不再是零散地扫荡，而是有计划、有步骤地推进。每到一个村子，先搜人，再烧房，然后修炮楼、建据点。他们在一步步地压缩暴动队伍的生存空间。
9月下旬，日军的飞机开始天天来。
郑君第一次看到飞机时，正在蓟县北部的一个村子里帮助十六总队整顿。那天上午，三架灰绿色的飞机从云层下面钻出来，飞得很低，翅膀几乎擦着山顶。郑君听到声音抬头看，还没反应过来，炸弹就落下来了。他趴在地上，耳朵里全是轰鸣，地都在震。炸弹落完，他站起来，看到村外的山坡上被炸出几个大坑，一棵老槐树被连根翻起，根须朝上。
这是第一次。接下来的每一天，飞机都来。有时候是侦察，有时候是轰炸。铁厂镇的目标太大，邓华下令各部队分散到周围的村子里去。十六总队被调到了遵化北部的山区，藏在一条山谷里。但飞机还是能找到他们——山谷里的炊烟、训练场上的口令声、山里的小路，都是目标。
有一天黄昏，郑君在山谷里整理文件，忽然听见远处传来一阵密集的枪声。他跑出去看，山外的公路上，一支四纵的运输队被日军的飞机盯上了。飞机俯冲下来扫射，运输队的骡子惊了，满山遍野地跑，驮着的粮食撒了一地。没有人敢去捡。等飞机走了，运输队的人去收拾，发现三头骡子被打死了，两个战士受了伤。
王巍站在山谷口，看着远处的公路。他沉默了很久，对郑君说：“再这样下去，我们连饭都吃不上。”
到了10月初，日伪军完成了对冀东暴动区域的合围。
日军从承德方向调集重兵，经宽城、喜峰口南下，直扑遵化。与此同时，唐山和山海关方向的日伪军同时出动，总兵力超过十万人，加上伪满军和伪蒙军，人数更多。北宁铁路被日军重新控制，铁甲车昼夜巡逻，切断了冀东与平西之间的联系。公路上的卡车队运着兵员和弹药，从几个方向同时推进。每个县城都增了兵，每个大镇都修了据点。
郑君把最新的情报标在地图上，发现暴动队伍控制的区域已经被压缩到了一半。九座县城里，有三座已经得而复失——日军重新占领了遵化、玉田和宝坻。剩下的蓟县、平谷、迁安、卢龙、乐亭、滦县也处于日军的直接威胁之下。暴动队伍的交通线大部分被切断，各部队之间的联系越来越困难。
李运昌的第二路在丰润、滦县一带遭遇了日军主力的进攻。他带着队伍在青纱帐里与日军周旋，打了几场硬仗，虽然给日军造成了不少伤亡，但自己的队伍也损失很大。高志远的第三路在滦县南部被日军包围过一次，突围出来之后，队伍从两万多人减到了一万多人。
王巍每天把各地报来的伤亡数字记在本子上。郑君有一次无意中翻到那一页，看到上面写满了数字：某总队损失三百人，某大队失散二百人，某处牺牲五十人。这些数字有的是黑墨水写的，有的是蓝墨水，有的是铅笔——因为写到一半，王巍的笔没水了。
10月8日，丰润县九间房子村。
邓华主持召开会议。郑君跟着王巍去参加，坐在角落里做记录。会场比铁厂会议时小得多，气氛也完全不同。邓华的表情很沉，他把最新的敌情通报念了一遍，然后说：“日军已经完成了合围。我们的主力如果继续在冀东平原上集中，目标太大，随时可能被包围。中央和北方局的指示是，四纵主力撤回平西整训，留下少数部队在冀东坚持。”
李运昌第一个发言。“我不同意。”他的声音很平，但每个字都很重，“队伍刚拉起来，一撤就散。冀东的群众基础已经建立，只要坚持下去，就能扎下根。主力走了，日本人会疯狂报复，老百姓怎么办？留下来的人怎么办？”
高志远的代表也说：“高司令的兵都是滦县的庄稼人，撤到平西去喝西北风？他们不会走的。”
邓华听完所有人的意见，沉默了一会儿。“我理解大家的想法。”他说，“但这是中央的决定。主力西撤，是为了将来打回来。”
他宣布了会议决议：四纵主力和抗联部队全部西撤，只留少数部队在冀东坚持。
郑君在记录本上写下了“九间房子会议”几个字。他抬起头，看到李运昌的侧脸。李运昌没有说话，只是看着窗外。窗外是灰蒙蒙的天，远处的山被雾遮住了。
散会之后，郑君走出院子。天已经暗了，远处的山影在暮色里模糊成一片。他站在院子门口，听到身后有人走出来。是李运昌。
李运昌没有看他，只是站在台阶上，看着东边的方向。沉默了很久，他忽然开口了。
“暴动的时候，我手里的兵不到一百个。后来变成了一万，变成了三万，变成了七万。”他的声音不高，像是在自言自语，“现在要撤了，我不知道能带回去多少。”
郑君没有说话。他想起蓟县城墙上那面旗，想起铁厂镇上那七万五千人的聚会，想起港北村第一枪打响后那些从四面八方涌来的人。三个月前，冀东还是一片沉寂。三个月后，冀东遍地是旗。
但现在，日本人回来了。
李运昌转过身，看了郑君一眼。他的目光在郑君脸上停了一瞬，然后从他身边走过去，步子还是那么快。郑君站在台阶上，看着他的背影消失在暮色里。
第十一章 西撤
10月中旬，西撤开始了。
命令是分几路下达的。四纵主力和抗联部队全部向平西转移，留下少数部队在冀东坚持。郑君跟着十六总队，在遵化北部的一个山村里接到了出发的命令。张合把命令传达下去的时候，院子里站满了人。战士们背着枪，挎着包袱，脸上没有什么表情。他们中的大多数人还不知道西撤意味着什么。
出发那天，天还没亮。郑君站在村口，看着十六总队的队伍一队一队地走过去。赵老根走在队伍里，背着那支从大王庄缴来的三八大盖，路过郑君面前时，没有说话，只是抬了抬下巴，算是打了个招呼。张合走在队伍最前面，腰里别着盒子炮，步子迈得很大，像是要把路踩平。
王巍走在县政府机关人员的队伍里。他背着一个旧图囊，里面装着蓟县的档案和布告底稿。他的灰布长衫已经洗得发白，腰间系着皮带，步子不急不慢。
队伍出了村子，往西走。走了不到半个时辰，下起了雨。
雨不大，但很密，把路面打得泥泞不堪。队伍走得很慢，牲口拉着辎重，在泥里一步一滑。郑君的鞋早就湿透了，脚趾泡在冷水里，冻得发麻。他咬着牙往前走，眼睛盯着前面人的后脑勺。
走了三天，队伍开始变小。
有人掉队，有人逃跑，有人被日伪军截住。每天晚上宿营的时候，各部队清点人数，报上来的数字一天比一天少。第一天是五万，第二天变成了四万，第三天变成了三万。张合每天晚上骂娘，骂完了又带着人去收容掉队的人。郑君坐在油灯下翻花名册，一笔一笔地划掉那些再也没有回来的人。
王巍不说话。他走在队伍里，步子比平时慢了一点。郑君跟在后面，看着他的背影，觉得先生好像瘦了。
第四天，队伍过了一个叫马伸桥的小镇。镇子不大，但街面上还留着暴动时的痕迹——墙上的红纸标语褪了色，但字还能看清；街角的电线杆上，贴着一张被雨淋湿的布告，上面写着“抗日救国”。郑君路过的时候，看了一眼那张布告，忽然想起自己第一次贴布告的时候，手有点抖，但心里是热的。
现在他的手不抖了。但心里是凉的。
洪麟阁牺牲的消息，是在第五天传来的。
那天傍晚，队伍在蓟县北部的一个山沟里短暂休息。郑君靠在石头上啃干粮，王巍从前面走回来，脸色很沉。
“洪麟阁牺牲了。”他说。
郑君手里的干粮停住了。
“蓟县台头村，他带着第一路指挥部走到那里，被日伪军包围了。他身负重伤，打到最后，把最后一颗子弹留给了自己。”王巍的声音很平，但郑君听出了那种平底下的东西。
郑君想起在铁厂镇看到的洪麟阁——戴圆框眼镜，穿灰布军装，说话手势很少。他想起李楚离转达的那句话——“如果西边有命令要撤，我们一路不撤。”洪麟阁没有撤。他留在了蓟县，留在了台头村，留在了那片他投笔从戎的土地上。
那天晚上，郑君没有睡着。他把铜墨盒攥在手里，黑暗中摸了一遍“还我河山”四个字。他想，洪麟阁死了，但他的第一路还在。那些学生、那些教师、那些跟他从遵化地北头村出来的庄稼人，还在往西走。
西撤的队伍越来越小。
第六天，郑君亲眼看到一个战士倒在路边再也没有起来。他走了一路，瘦得只剩一把骨头，身上没有伤，就是走不动了。他靠着一棵树，慢慢滑下去，闭上了眼睛。旁边的人看了他一眼，没有停下来。队伍还在往前走，后面的人从他身边绕过去，像绕过一块石头。
第七天，一支小队在夜间悄悄离开了。他们没有打招呼，没有留信，只是趁着宿营的时候走了。第二天早上清点人数，少了三十几个。张合气得骂娘，王巍拦住了他。
“算了。”王巍说，“能走到这里的，都是好样的。”
第八天，队伍过了平绥铁路。
过了铁路就是平西的地界了。郑君站在铁路边上，回头看了一眼。东边的山影模模糊糊，再往东就是冀东。他想起蓟县的城墙，想起铁厂的石板街，想起李运昌站在人群里递给他铜墨盒的那只手。
他转过身，跟着队伍继续往西走。
李运昌东返的消息，是在过铁路之前传来的。
那天傍晚，队伍在一个山坳里休息。王巍把郑君叫到一边，递给他一份简短的报告。报告是李运昌的指挥部发来的，只有几行字：李运昌率第二路余部，在迁西柳沟峪停止西撤，决定东返冀东，重整抗联，坚持斗争。
郑君把那份报告看了两遍。
“李司令不走了？”他问。
“不走了。”王巍说，“他说，冀东的火不能灭。”
郑君想起李运昌在九间房子会议上的话——“队伍刚拉起来，一撤就散。冀东的群众基础已经建立，只要坚持下去，就能扎下根。”现在李运昌真的留下来了。他带着一部分人掉头回去了。回冀东了。
郑君把那份报告递给王巍，没有说话。他想起在铁厂镇最后一次看到李运昌时的样子——步子很快，身后跟着两个人，一边走一边交代任务。那时候李运昌手里有几万人。现在他手里有多少人？郑君不知道。但他知道李运昌不会走。从回到冀东的第一天起，他就没有打算走。
队伍继续往西走。
过了平绥铁路之后，路变得好走了。日伪军的追击少了，飞机的侦察也少了。但队伍里的人更少了。五万人的队伍，走到平西的时候，只剩下了千余人。
郑君走在队伍的最后面。他不再是那个十五岁的少年了，他的脸瘦了一圈，颧骨突出来，眼睛显得更大了。他背着枪，手里拄着一根木棍，一步一步地往前走。木棍是从蓟县山里砍的，被他磨得光溜溜的。
他前面是十六总队的残部——张合走在最前面，脸色苍白，但步子还稳。赵老根走在队伍中间，胳膊上缠着绷带，那是前几天跟日军小股部队遭遇时留下的伤。王巍走在最后面，和收容队一起，扶着走不动的战士。
李子光没有跟过来。他留在了蓟县。蓟县是他的根，他说过：“蓟县的群众基础是我们一手建起来的，不能全撤走。”他带着一部分人留了下来，在盘山一带坚持斗争。
郑君最后一次见到李子光，是在西撤出发的那个早上。李子光站在村口，对他点了点头，说了一句：“到了平西，替我向老王问好。”然后他就转身走了，走进蓟县的山里。
第十二章 平西的雪
到达平西的时候，天已经冷了。
郑君站在斋堂镇外的河滩上，看着陆续到达的人。那些人一个个衣衫褴褛，面黄肌瘦，但都活着。他们站在河滩上，看着彼此，没有人说话。
王巍站在旁边。他的灰布长衫已经破了好几个口子，腰间系着一根草绳，脸瘦了一圈。他看着河滩上那千余人，看了很久。
“先生。”郑君说。
王巍没有回头。“嗯。”
“李司令呢？”
王巍沉默了一会儿。“他东返了。”
郑君把铜墨盒从怀里摸出来。铜墨盒冰凉冰凉的，但他记得李运昌递给他时的那点温度。
“他会回来吗？”
王巍没有回答这个问题。他只是看着东边的方向，看着那片被山挡住的、看不见的冀东平原。
“会的。”过了一会儿，王巍说。
那天晚上，郑君在斋堂镇的一间民房里住下来。屋里有一张土炕，炕上铺着干草。他把包袱放在炕上，把铜墨盒拿出来，放在枕头旁边。他掏出笔记本，翻到新的一页。
他写了几个字：“1938年11月，平西，斋堂。”
然后他停住了。他不知道该往下写什么。他想写西撤路上的事情，但他不知道怎么下笔。那些倒在路边的战士，那些夜里悄悄离开的小队，那些被日伪军截住后再也没有消息的战友——这些事写在本子上，就变成了干巴巴的文字。但它们不应该是干巴巴的。每一个人都有名字，有脸，有家。
他把笔搁下，把铜墨盒攥在手里。还我河山，四个字，他摸了一遍。
他想起洪麟阁把最后一颗子弹留给自己的那个瞬间。他想起李运昌站在铁厂街角对他说“蓟县那边缺人”的样子。他想起赵老根在大王庄战斗之后拍着他肩膀的那只手。他想起节振国那双手——握了十几年镐把的手，也是握过日本宪兵队长军刀的手。
这些人有的走了，有的留了，有的死了，有的还在。但他记住了他们。
后来，郑君在回忆录里写下了这样一段话：
“那一年我十五岁。蓟县的城墙我竖过战旗，铁厂的大院我做过记录，西撤的路上我见过溃散，分岔的路口我送走过李司令。王先生带着我到了平西，从此我再也没有见过李运昌，再也没有见过节振国，也再也没有见过那面立在蓟县城头的旗。
“但那面旗，一直在我怀里。铜墨盒上的‘还我河山’四个字，我摸了一辈子。”
他把铜墨盒收好，把笔记本合上，放在枕头旁边。窗外，平西的雪还在下。雪落在院子里，落在屋顶上，落在庙前的石阶上，落在远处的山脊上。很安静。他能听到雪落的声音，细细的，像有人在很远的地方说话。
他把铜墨盒攥在手里，慢慢睡着了。
——全书完
后记
冀东大暴动从1938年7月6日港北村第一枪打响，到10月中旬西撤，前后不过三个多月。但它的准备期将近一年，它的余波则持续了整个抗战。
这场暴动是抗战初期中共在敌后发动的一次大规模武装起义。参加人数超过二十万，组成抗日武装十万人，其中中共领导的冀东抗日联军约七万人。他们攻克了九座县城，建立了十一个抗日县政府，切断了北宁铁路，基本摧毁了日伪在冀东农村的统治。
西撤是悲壮的。五万人的队伍走到平西，只剩下千余人。洪麟阁把最后一颗子弹留给了自己，陈宇寰在蓟县山头村壮烈牺牲，无数没有留下名字的战士倒在了西撤的路上。但李运昌东返了。他在迁西柳沟峪重整抗联，在极端困难的条件下坚持斗争，最终创建了冀热辽抗日根据地。
那些留在冀东的人——李运昌、李子光、节振国、高志远——各自走完了自己的路。节振国1940年8月牺牲于滦县下尤各庄，年仅三十岁。高志远后来在平西被处决。李子光在盘山坚持到抗战胜利。李运昌活到了2008年，享年一百零一岁。
王巍（朴一禹）后来回到朝鲜，任内阁副相。1955年，他被以“延安派宗派头子”的罪名秘密处决。
郑君（郑福顺）留在中国，继续在涞涿一带坚持抗战，后参加解放战争。他一生珍藏着那枚铜墨盒。
冀东的土地记得每一个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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