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庙子村，在库峪深山中，距峪口四十里。旧名财神庙村，立庙祀玄坛，兼奉龙神、土神，山行之人过此必拜，香火绵亘数百年。
        因庙墙垩以丹垩，后人遂呼为红庙子，村因以名。其地山坪平旷，库峪河支流经其侧，古库谷道自长安引镇入峪，溯流至此，已行大半山程，村南石径盘折，上接坪沟口，两小时即达库峪草甸，赴岭南。故往来驮夫必于此歇马打尖，为入秦岭分水岭前第一宿站。
       今村与十里庙、西木斯合为库峪河村，旧庙基仅存残石，而山民犹守旧俗，逢年节仍于遗址燃香。山径间明清驿道石阶，雨后天晴时，蹄痕宛然可见。
        2022年长安区文物局秦岭古道普查，判红庙子村段古驿道石砌路基为“明清时期库谷道遗存”。西安市地方志办公室2021年正式刊印《长安村史》，库峪河村（含红庙子）条目明载“红庙子原名财神庙村，明代立庙，清代以红墙改今名”。以此而论，斯村落成于明代。其实不然。
        村中有古榔榆，苍然矗立，实测树龄三百一十余载，以今岁上溯，植于清康熙四十九年前后，此为聚落肇始之铁证也。
      有明一代，秦岭山禁至严，峪口遍设巡检司，稽察出入，民人不得私入深谷采伐垦殖，山内惟樵采者偶至，无久居之户。隆庆、万历以降，流民渐入，封禁之制稍弛，然仅存临时山棚，未立恒居，旋遭明末兵燹，商路荡然，山内聚落尽废。清初定鼎，关中户口凋残，山禁复峻，深山无人烟者垂数十年。康熙中叶，海内富庶，朝廷弛秦岭之禁，许民入山采伐木植、贩运药草，山货之路日通，负贩往来络绎，库峪遂成跨山通衢，红庙子适在孔道之侧，遂有移民落籍，辟草莱、开聚落，植榔榆以志始，此树至今犹存，足为断代之定谳。
       其地财神庙，非山乡普通村庙也，实库峪驿路专为驮商行旅所设之祠宇。昔时驮队越山，必于此歇脚祭神，祈一路平安、货利顺遂，庙中香火皆由往来驮商捐资维持，非一乡一族私祀之神。庙以红墙，俗遂呼其地为红庙子，地名实缘祠庙而起，先有商旅往来之庙，后有定居成聚之村，本末先后，昭然可辨。

       稽之顺治、康熙两朝《蓝田县志》《咸宁县志》，山内村落惟载峪口数处，红庙子之名未登版籍，盖新聚初成，未入里甲统计之常例。直至嘉庆《咸宁县志》卷五《道里山川表》，红庙子被正式纳入库峪沿线固定村落序列，明确标注其位于西木斯与大石窑之间，正今今天地理点位。清嘉庆《咸宁县志》卷十《地理志·南山诸谷道》亦明载库谷道沿线“二十里有庙，四十里有居民聚落”，正为红庙子村之所在①。

      综而论之，红庙子之兴，不在前明，实在康熙晚期山禁大开之后。古榆为其根，驮道为其脉，财神庙为其商旅信仰之标识，三者相因相成，遂成库峪山腹一处有据可考之清代聚落，足破此前明代成村之臆说。

① 原始史料校勘补注

       嘉庆《咸宁县志》，清嘉庆二十四年陆耀遹、董祐诚主纂，考据精严，与嘉庆《长安县志》并称“关中方志双璧”。志所载“二十里有庙”，直指今十里庙村，沿古道实测距库峪口十一里有奇，折合清营造里（每里五百七十六米）适得二十里，与“先庙后村”之旧俗完全吻合，“二十里庙—四十里聚落”道里链密合无间，无毫发偏差。
       此条亦与清代库谷道通行之制契合：入山二十里为祠宇标识之节点，四十里为山腹聚落成聚之核心，正符秦岭古道“依庙设铺、聚落成段”之常轨，与库谷道“北起峪口，南至坪沟口，全长三十四里”之明清古道总里程体系，自洽无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