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拄拐的人，走完了长征
——读憨仲红色散文集《绝唱》
【江西】梁路峰
写完最后一个字，散架的身躯重重地砸在了床板上。
这是憨仲《绝唱》序言的第一句。我读了三遍。第一遍觉得疼，第二遍觉得狠，第三遍把书放下，坐了很久。
一个半身不遂的人，拄着拐杖，拖着不听使唤的腿脚，分批分段地走完了长征路，然后回来把这路上的所见所闻所感写成了书。这话说出来像个口号，但翻开序言你就知道不是。他说“说是拿命换来的，一点不为过”，这句话没有修辞，就是陈述事实。
我干了三十多年公安，见过不少硬骨头。但憨仲这种硬法，还是让我心里发紧。
憨仲，本名石绍宏，别号於陵居士。1957年生，是在天下第一村一一周村乡下长大的。38岁那年，脑溢血说来就来，跟死神掰了五天五夜的腕子，命是抢回来了，半边身子不听使唤了。换一般人，这辈子的剧本基本就定格在养病、遛弯、含饴弄孙的节奏上。他偏不。偏要写东西，偏要走远路。
憨仲先生主编《东方散文》杂志，一干就是十五年。他写了270余万字的“齐风三部曲”，又弄了百万字的“杖行三部曲”。二十多部书摆在那里，不是靠嘴吹出来的。人称“淄博的赵树理”“当代保尔”，这些帽子扣上去，他也没变过。还是那个拄着拐、咬着牙、满中国跑的老头。
红色三部曲是憨仲这些年最重的一块活。《脊骨》《悲壮》《绝唱》，一部接一部，像一个人扛着石头上山，到了最后一座山顶，石头放下，人也快散架了。三部书各有侧重：《脊骨》写人，给英烈立传；《悲壮》写事，全景扫描十四年抗战；《绝唱》走路，用脚去丈量长征。人、事、路，合在一起，是憨仲对红色历史的一套完整交代。不是坐在书房里查资料拼出来的交代，是用半条命一趟一趟跑出来的交代。
2025年，憨仲出版的《脊骨》，75篇散文，400多页，为革命先烈立传。李大钊、陈延年、董存瑞、杨子荣，一个一个写出来，不是搬史料抄几段文字了事，他是到那些人倒下的地方停下脚步，仔细打料，走走停，看后记在本子上，晚上回到住宿的屋子里把心里激动的东西变成白纸黑字。在《绝唱》的详章中，我记住了一个细节——他写烈士就义前的神态，不是写豪言壮语，就写他们的挺胸和眼神。那种写法，没到过现场的人编不出来。
2026年5月，憨仲出版的散文集《悲壮》，30余万字，81篇文章，10个专辑。他以游记的手法，把14年抗战的遗址走了一遍。东北、华北、华东、华中，哪里打过仗，哪里流过血，他就往哪里去采写。这本书的厚度令人惊讶，而真正压人的不是字数，是他散记的方式。一个右半边身子不太灵敏的老头，爬山、越坎、访纪念馆、走进墓园、蹲在战壕遗址边上发呆，每一步都比常人多费几倍的力气。憨仲不喊，他的文字里也没喊，就是把事情朴实地讲清楚，讲到你的心坎上去。
然后就是《绝唱》。
2026年8月出版，长征主题，三部曲的收官之作。
憨仲在序言里交代了这本书的来路。不是心血来潮，是半个世纪前就埋下的种子。小时候背课本里的“红军不怕远征难”，看《突破乌江》《过草地》的小画书，公社宣传队演《四渡赤水》，旋律到现在还在耳朵里转。下乡务农那阵子，累得快趴下了，就默念“苦不苦，想想长征二万五”。那时候他就立下誓言：这辈子必须要走一回长征路。
人算不如天算。脑溢血和后来的车祸，差点把他念想连根拔了。但他没有退怯，一次走不完，就分多次走，活人不能被尿憋死，这是憨仲的原话。
憨仲就是那么的倔，闽赣鄂的大地上留下了他的脚印，湘川黔的山水间有了他的身影。他利用笔会的机会顺道寻访，去霞浦开会就拐到宁化、长汀、龙岩；去龙南参加活动就跑到了于都、会昌、瑞金、石城；三进湘西，桑植、通道、全州一个都不落；黔北笔会，娄山关、青杠坡、红军山、丙安古城，顺手就收了。大理开会，滇川红军遗迹“顺手牵羊”——他用这个词，带着山东人特有的那股实在劲儿。川黔、陕甘那些地方，安顺场、大渡河、哈达铺、腊子口，夹金山、梦笔山、六盘山，阿坝、红原、若尔盖的草地，一个一个被他“分而治之”。
他说这些行程是《绝唱》的前奏，之前攒下的料，后来再拾遗补阙，书就这么成了。同行的人惊诧于他的速度，他说谜底很简单——早就在路上攒着了。
但我读到后面才知道，最近一年的寻访有多难。憨仲常人难于忍受的疼，被家人搀扶着走。跌倒、悲伤、痛苦、流泪、煎熬，有许多次脑子里蹦出“放弃”两个字，可一次又一次不舍弃，是雪山上的身影拽住了他，是草地沼泽里没顶的泥流拽住了他，是湘江吞掉五万红军将士的那片水拽住了他。是西路军在马匪面前像羔羊一样被虐杀的场面拽住了他。
他跟自己说：革命先辈死都不怕，我这点皮肉之苦算什么。
这话听着像套话，但你把他那个半残的身体放进去想，就不是套话了。一个走路得拄拐的人，在通江川陕红军墓园虔诚地拜谒，在金沙江畔笑出声来，在岷山脚下留下拐杖的脚印，在通渭小城吟诵长征诗，在吴起镇发出开心的笑——这些画面拼凑在一起，是一幅震撼天地的力量。
《绝唱》的结构我大致看明白了。从长征发端写起——闽赣鄂的星火燎原；到艰难险阻、重大转折——湘川黔的生死抉择；长征战事、不朽丰碑；还有长征古镇、鱼水故事。他不是按教科书的时间线来写的，是按照双脚走过的路来写的。哪段先走了就先写哪段，走的地方多的就写厚实些，这倒符合他“分而治之”的路子。长征路上那些珍珠一样的遗址、遗迹、纪念馆，被他一个一个拣起来，串成了这本书。
书中写“鱼水故事”那几篇，我格外留意。长征路上，红军和老百姓之间那些事，大历史不怎么提，但憨仲偏要去捡。他写于都河边送别红军的母亲，写草地边上收留伤员的藏族牧民，写把最后一碗青稞面塞给红军的羌族老人。这些事他不是从书上读来的，是到了当地，找当地人打听，找县志阅读，查老档案，一座祠堂一座祠堂地转，一个村子一个村子地问。有回在一个长征古镇，他蹲在石板路边跟一个八十多岁的老人聊天，老人的父亲当年给红军带过路。憨仲拄着拐蹲不下去，就半跪着听，听了半个多钟头。晚上回到酒店，他伏案如实写下了老人的话，没有渲染夸张，老人说了什么，他就写下了什么，但你读完，眼睛会酸。
憨仲的文字有个特点——不做作。他写景不堆形容词，写人不拔高，写事不煽情。该怎样就怎样，像老农种地，一锄头一锄头地刨。但刨到深处，土翻上来，底下那些根须和石头就露出来了，你看见了，心里就咯噔一下。这种写法不讨巧，费力气，但耐读。十年后再翻，还是那个味道。
我说他像赵树理，不光是地域上的近，更是写法上的亲。都是沾着泥土写，不飘。区别在于赵树理写乡土，憨仲写红色。但底子是一样的——对土地的感情，对人的感情，对苦难不回避、不消费的态度。
有个细节我一直记着。憨仲说，写《绝唱》之前是有“预谋”的。说白了，就是想用自己的走，唤起更多人的跟随，让一群“傻瓜”沿着那条“红飘带”走起来，让长征精神变成一种信仰。
“傻瓜”这个词用得好。在当今这个精打细算的年月，愿意花几年时间、拖着半残的身体去走一条八十年前的路的人，确实像傻瓜。但长征本身就是一群傻瓜干的事——放着好日子不过，跑去爬雪山过草地，图什么？图的就是心里那团火。憨仲懂这团火，因为他心里也有一团。
他妻子刘芳，一直陪他杖行天下。憨仲管她叫“另一根拐杖”。这个称呼不浪漫，甚至有点糙，但比任何情话都重。一个半身不遂的人要走长征路，没有这根“拐杖”，一步都迈不出去。2025年他去中条山战役遗址采访途中出了车祸，身受重伤，又是刘芳在床前护理，一勺一勺喂饭，一天一天守着，把人从阎王爷那里拽了回来。然后他爬起来，继续走，继续写。憨仲在序言里提到家人的“嗔怪”，那两个字轻飘飘的，背后的分量谁都知道——一个老伴看着你拖着半残的身子满山跑，拦不住，又放心不下，只能跟在后面，随时准备接住你。
我也退休好几年了。这辈子见的苦够多，见的硬人也不少。但憨仲让我觉得，有些人的硬不是天生的，是被命运逼出来的，然后他自己又往狠里逼了一层。脑溢血没逼住他，半身不遂没逼住他，车祸没逼住他。他用一根拐杖和一支笔，把命里那些坎儿全蹚过去了。
《绝唱》这个书名起得准。长征是一曲绝唱，憨仲写长征这件事本身，也是一曲绝唱。不是说他写得最好——文学的事不敢这么讲——而是说这件事本身不可复制。一个残疾人，花了几年时间，分批分段走完长征路，写了数十万字，这种事以后还会有人干吗？不好说。但至少现在，憨仲干成了。
序言最后，他写了一句话：“沉甸甸的数十万字，既是老憨对工农红军的最高礼赞，亦是对长征精神的崇拜诠释，尽管未能将全貌囊括其中，但只要努力了管他曲直是非！”
“管他曲直是非”——这话有股山东人的轴劲儿。写完了，走完了，放下了，别的不管了。
我合上书，想起自己读初中徒步上井冈山的情景，在井冈山革命博物馆大门口站了一小会儿。那时候年轻，没想太多，只觉那馆很伟大，很威武。现在读了憨仲这本书，才觉得那个地方重。不是房子重，是发生过的事情重，是有人把命留在那条路上这件事重。憨仲替我把那条路重新走了一遍，用他的拐杖，用他的半条命。
这就是这部《绝唱》著作的分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