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华热点 义勇军
作者：心如大海
目录
序
第一卷 沈阳
第一章 警报
第二章 打
第三章 六分局
第四章 出城
第二卷 锦州·编军
第一章 收拢
第二章 二十万支枪
第三章 编委方案
第四章 张学成
第三卷 血战
第一章 军歌
第二章 锦西战斗
第三章 大凌河车站
第四章 邓铁梅夜袭凤城
第五章 老北风三打海城
第六章 五攻沈阳
第四卷 孤军与撤退
第一章 通电
第二章 白马关
第五卷 转变
第一章 骑兵军
第二章 入党
第六卷 被捕
第一章 汉口
尾声 步云桥
后记
序
这本书写的是一个人。
黄显声。东北军将领，辽宁省警务处长，沈阳市公安局长。九一八事变之夜，他违抗“不抵抗”命令，指挥沈阳警察奋起还击，打响了中国抗战的第一枪。此后他组建辽宁抗日义勇军，在辽西、辽南坚持抗日。1936年秘密加入中国共产党。1938年被国民党逮捕，关押十一年。1949年11月27日，重庆解放前三天，被杀害于步云桥。
他死的时候，口袋里有两张纸。一张写着“中国”。一张写着“我是一个中国人”。字迹歪歪扭扭的，是一个孩子在牢里写的。
那个孩子叫宋振中，小名小萝卜头。八个月大时随父母入狱，在牢里长大。黄显声是他在狱中的老师，教他写字、算术、俄语。他牺牲时未满九岁，手里还攥着黄显声送他的半截红蓝铅笔。
一个被自己人关在牢里的抗日将军，用最后几年的时间，教一个同样被关在牢里的孩子写“中国”两个字。
这本书，写的就是那些没有等到天亮的人。
他们等了一辈子。
第一卷 沈阳
第一章 警报
一
那天下午，沈阳的天很高。
秋天来得早，城里的梧桐叶子已经开始泛黄。大街上的人行色匆匆，谁也没有注意到，城北那片灰扑扑的军营外面，多了几个陌生的身影。
黄显声站在公安局二楼办公室的窗前，看着外面的街面。他已经站了半个钟头了。烟夹在手指间，烧到了头也没抽一口。
门被推开了。公安督察长熊飞几乎是撞进来的。
“处长。”
黄显声回过头。熊飞的脸色不对。那张平时总是带着几分诙谐的圆脸绷得很紧，额头上有一层细汗。
“土肥原回来了。”熊飞说。
黄显声的手顿了一下。
“今天早晨的事。我已经查实了。”熊飞走到桌前，声音压得很低，“他从东京回来，直接去见了本庄繁。”
黄显声把烟掐灭在烟缸里。他没有马上说话，走到桌边坐下，拿起一支铅笔，在手指间慢慢转着。
土肥原贤二。这个名字他太熟了。这个日本特务在东北待了十几年，跟张作霖打过交道，跟张学良打过交道，跟各色人物打过交道。他每一次出现在沈阳，都意味着要出事。这一次，他是从东京回来的——去东京汇报什么，回来之后见本庄繁又说了什么，黄显声不知道。但他知道，事情不会小。
而本庄繁，关东军司令官。
“消息来源可靠吗？”
“可靠。我的人跟着土肥原的车，一直跟到关东军司令部。”
黄显声把铅笔放下。他站起来，走到墙上那张大地图前面。那是一张辽宁省全图，上面用红蓝铅笔标着各县公安局的位置和警力配置。
他的目光从沈阳移开，沿着南满铁路往南，经过辽阳、鞍山、海城，一直到营口。再从沈阳往北，经过铁岭、开原、四平，一直到长春。铁路沿线，密密麻麻地标注着日本守备队和关东军驻地。
“他们准备了多久了？”他问。
熊飞愣了一下。“什么？”
“日本人准备了多久了。”黄显声没有回头，“不是今天才准备的。土肥原今天回来，说明那边已经准备好了。”
熊飞沉默了一下。“处长，那我们怎么办？”
黄显声转过身来。他的表情很平静。那张惯常不苟言笑的脸上，看不出任何波动。但他看熊飞的眼神，让熊飞觉得今天的处长跟平时不太一样。
“你通知各分局，”黄显声说，“今晚不要睡。所有公安队，全部待命。”
“上面有命令吗？”
“没有。”
熊飞张了张嘴，想说点什么，最终只说了一个字：“是。”
他转身往外走，走到门口的时候，黄显声叫住了他。
“熊飞。”
“处长？”
黄显声看着他，沉默了几秒。
“你跟我多少年了？”
“八年了。”
“八年。”黄显声点了点头，“今晚可能会出事。你怕不怕？”
熊飞笑了一下。那笑容来得突然，把他脸上的紧张冲淡了不少。“处长，我什么时候怕过？”
“去吧。”
熊飞走了。门关上，脚步声在楼梯间里越来越远。
黄显声回到窗前。外面的天色开始暗了，街上的灯一盏一盏亮起来。那些灯昏黄黄的，照在石板路面上，把行人的影子拉得细长。
他站在窗前，看着那一片灯火。
他生在岫岩。小时候在凤城苇山河的村子里跑，后来去安东道立中学念书，再后来到北京，进了北大的预科。五四那年，他在北京的大街上跟着人群喊过口号，被军警追着跑过胡同。后来他回了东北，进了讲武堂，穿上了军装。从洮南到沈阳，从步兵旅长到辽宁省警务处长，他在这片土地上走了三十五年。
可沈阳是他的城。他在这座城里读了讲武堂，在这座城里当了公安局长。他走遍过这座城的每一条街巷，认识这座城里的每一家铺子，知道哪条巷子里住着什么样的人家。
他把这座城市装在心里，像装着一件贵重的东西。
但现在，有人要把它夺走。
他回到桌前，坐下。桌上有一份今天的《盛京时报》，头版是一条关于“中村事件”的消息。日本人在上面说，中国军队在兴安岭杀害了他们的中村大尉。黄显声知道这个事件。那是几个月前发生的事，日本人一直在拿这件事做文章。而土肥原去东京，多半也跟这件事有关。
他把报纸翻过去。第二版是市井新闻。第三版是广告。第四版是副刊。
他把报纸合上，放在一边。
窗外的天已经完全暗了。他看了一眼墙上的挂钟。晚上七点。沈阳的夜生活才刚刚开始，饭馆里有人在喝酒，戏园子里有人在听戏，胡同里的孩子们还在追着跑。
黄显声坐在办公室里，等着。
他不知道自己等的是什么。但他知道，今晚会来。
二
晚十点二十分。
电话铃响了。
黄显声一把抓起听筒。电话那头的声音很急，是北大营方向打来的。
“处长！日本人在柳条湖炸了铁路！现在正在攻北大营！”
黄显声的手攥紧了听筒。他没有立刻回答，呼吸很沉，一下一下的。听筒里那个声音还在喊：“处长？处长！”
“我知道了。”他说。
他放下听筒，站起来。办公桌对面的椅子上，放着一条皮带。那是他上任那天系上的，铜扣上刻着警徽。他把皮带拿起来，系在腰上，把铜扣扣紧。
然后他走出办公室。
走廊里已经站满了人。那些脸，有年轻的，有年长的，有他认识的，有叫不上名字的。他们穿着警服，有的手里提着步枪，有的只别着手枪。他们的眼睛都看着他。
没有人说话。
走廊里很静，静得能听见远处传来的炮声。那炮声沉闷而连续，像是什么东西在地底下滚动，一阵一阵地传过来。
黄显声站在办公室门口，看着那些脸。那些脸，是他的人。八年了，他一手带出来的队伍。有的跟了他三年，有的跟了他八年。他认识他们当中大多数人的名字，知道谁家里有老娘，谁刚生了孩子。
他们看着他，等他说话。
他张了张嘴。他想说很多话。他想说，上面有命令不准抵抗，他违抗了这条命令。他想说，我们可能打不过，可能会死。他想说，你们要是有人想走，现在就走，我不拦。
但他什么都没说。
他说了一个字。
“打。”
那个字不响，不重，甚至算不上激昂。但走廊里所有人都听见了。他们站直了身子，握紧了枪。
黄显声没有再说第二句话。他率先往外走，靴子踩在水磨石地面上，发出沉闷的响声。后面的人跟着他，脚步声越来越密。
到了楼下，院子里已经有人在组织队伍。黄显声看见几个分局长正在清点人数，看见熊飞在门口和人交代什么，看见有人把一箱一箱的子弹从库房里搬出来。
他站在台阶上，抬头看了一眼天。天是黑的，但沈阳城北的天际线上，有一层暗红色的光在跳动。
那是北大营方向。
那火光不大，像是天边烧起的一堆野火，被压在地平线下面，但你能感觉到它在那儿，在往上冒。黄显声盯着那片暗红色的光，看了几秒钟。
他转过身。
“各分局，按预定方案行动。”
命令下达了。人群散开。脚步声四起。有人跑出去，有人骑马走了，有人扛着枪冲出院门。
黄显声转身往办公室走。他要坐在电话机前面。今晚，他哪儿也不去。
经过一楼走廊的时候，他看见一个年轻的警察蹲在墙角里系鞋带。那孩子看起来不到二十岁，脸上还有稚气，手指头有些笨拙，鞋带系了两遍都没系好。
他蹲下来，伸手把那根鞋带拉紧，打了个结。
“谢谢处长。”那孩子抬起头，有点不好意思。
黄显声拍了拍他的肩膀。“去吧。”
那孩子站起来，抱着枪跑了出去，一边跑一边回头看了他一眼。
黄显声看着那个背影消失在门口，然后他上了楼。
办公室的灯亮着。他坐在桌前，把电话机拉到面前。
电话开始响了。
第一个电话：南市场分局报告，日军已经从商埠地往南推进，分局警察正在抵抗。
第二个电话：三经街分局报告，他们在街口设了路障，日军一个小队被挡住了。
第三个电话：工业区分局报告，周围发现大量日军，请求支援。
黄显声一个一个地接。他记下每一条报告，然后把指令发出去。他的声音很平，很稳，像平时布置日常工作一样。但电话那头的枪声、爆炸声、叫喊声，一阵一阵地传过来，顺着电话线灌进他的耳朵里。
他坐得笔直。
外面，那暗红色的光越来越大了。
三
同一时间·工业区六分局
三十几个人，被几百个日本兵围在一栋灰砖房子里。
这是一栋普通的公安局办公楼，两层，砖墙，铁门。楼里的人知道外面被围死了。他们从窗户往下看，能看见街口停着日军的装甲车，车上的机枪正对着他们的方向。
分局长把所有人叫到一起。三十几个人，还有几个没来得及撤走的文职人员。
“上面有命令，让我们撤。”分局长说，“但撤不出去了。外面全是日本人。”
没有人说话。
“处长说，非到不能抵御时，决不放弃驻地。”分局长看着每一个人，“我们到了不能抵御的时候吗？”
三十几个人站在那里，握紧了枪。
“打。”分局长说。
第一枪是从二楼窗户打出去的。然后是第二枪，第三枪。三十几条枪从不同窗口开火，子弹从楼上往下扫，打倒了一片冲到楼前的日本兵。
日军没有料到里面的警察会还击。他们缩回去，重新调整队形。
几分钟后，机枪子弹泼水一样打在灰砖墙上，打得砖屑四溅。六分局的人躲在墙后面，等日军的机枪停了，再探出头打一轮。
一个年轻的警察被打中了肩膀，倒在窗台下面。旁边的同事把他拖到墙后面。他咬着牙，要坐起来继续打。同事按住他，接过他的枪。
“我来。”
他打完了一排子弹，又换了一排。手在抖，但还是打出去了。
日军的进攻一波比一波猛。
六分局的人从一楼退到二楼。从二楼退到屋顶。弹药越来越少。有人开始把打空的子弹壳捡起来，攥在手里，等到最后的时候用。
他们打光了最后一颗子弹。
分局长把空枪扔在地上，抽出了腰间的短刀。其他人也把空枪放下，抽出了短刀。剩下的人什么也没有，就抄起桌子腿、椅子、碎砖头。
门被撞开了。
日军冲进来。
那栋灰砖房子里的战斗持续了三个小时。三个小时之后，里面安静了。三十几个人，一个也没有出来。
天亮的时候，六分局门口的街上，尸体横陈。有的断了胳膊，有的少了腿，有的胸腔被刺穿了，躺在地上，眼睛睁着，看着天。
没有人收尸。没有人敢来收尸。
他们躺着，被秋天的太阳晒着。一天。两天。三天。
黄显声后来派人去找的时候，找到的是三十几具已经认不出面目的尸体。他站在六分局门口，看着那片地方。地上有很多血，已经渗进砖缝里，变成了暗褐色。
他站了很久。
然后他转身走了。他没有说话，没有敬礼，没有流泪。他只是转过身，走回车里，关上门。
车开走的时候，他坐在后座，看着车窗外沈阳城的街景。街面上空荡荡的，偶尔有日本巡逻队走过。他知道，这座城市，他暂时回不来了。
但他会回来。
他当时不知道要等多久。十四年。但他会回来。
第二章 打
电话机旁边放着一碗凉水。黄显声不记得是谁端来的，也不记得自己喝没喝过。他只记得电话铃一直在响。
第一个小时，电话从各处涌来。南市场分局报告日军从商埠地往南推进，他们已经在街口设了路障。三经街分局说日军一个小队被他们挡在了街口，正在对峙。大东门分局说他们听见了工业区方向传来的枪声，正在往那边靠拢。
黄显声一个一个地接，一个一个地回。他的话很短，大多数时候只有一个字——“打”，或者“顶住”，或者“知道了”。可每一个电话挂断之后，他都能从听筒里听见那些声音：枪声、爆炸声、喊叫声、有人在喊“冲”的声音、有人在喊“别退”的声音。那些声音顺着一根根电话线灌进他的耳朵里，在他的办公室里撞来撞去，又被外面的炮声盖住。
他坐在那里，坐得笔直。
到了后半夜，电话少了一些。不是打完了，是有些分局的电话线被炸断了。黄显声试着摇了几次，听筒里只有忙音。他把那几个分局的名字记在一张纸上，然后继续等。
凌晨两点左右，一个年轻的警察跑上楼来，脸上全是灰，帽子丢了，衣服肩膀上有一道口子，渗着血。“处长！三经街分局的电话断了。最后打过来的时候，里面说日本人已经进了街，他们在往巷子里退。”
黄显声看着他：“你是哪个分局的？”
“三经街的。我奉命跑出来送信。”
“送什么信？”
那个警察站直了身子，喘了几口气，把声音稳住了：“分局长让我告诉您——三经街分局，打到最后一颗子弹了。”
黄显声点了点头。
“知道了。”
那个警察站在那里，像是还想说什么。他张了张嘴，又合上了。然后他转过身，跑下了楼。黄显声听见他的脚步声在楼梯间里越来越远，最后被外面的枪声吞没了。
又过了一会儿，另一个分局的电话断了。再过了一会儿，又一个。黄显声面前的纸上，被划掉的名字越来越多。他每划掉一个，手就停一下。停的时间越来越长。
到了凌晨四点左右，电话基本上不响了。不是打完了，是大部分电话线都断了。他试着摇了几次，听筒里只有忙音。他把听筒放回去，站起来走到窗前。
外面的天还是黑的，但炮火映出的暗红色光已经暗了一些，像是那片野火被人压住了，只剩下一点余烬在闪烁。枪声也稀了，偶尔响一两声，像是在打扫战场。他站在那里，看着那片天。天边开始泛出一线灰白，那是黎明前的光。
他知道，天一亮，日本人就会进城。
他转过身，坐回桌前。电话机旁边那碗凉水还在，他端起来喝了一口。水很凉，从喉咙滑下去，让他的脑子清醒了一些。
他拿起笔，在纸上写了几行字：各分局位置、最后报告的时间、失联的时间。写完之后，他把纸折好放进口袋里。然后他又拿起电话听筒，摇了摇。
这一次，有人接了。
“喂？”
“熊飞？”
“处长！我在工业区这边。六分局——”
“我知道。”
电话那头沉默了一下。
“处长，六分局没了。我派人去看过，里面的人都没了。”
“我知道了。”黄显声说。
“现在怎么办？”
“你那边还有多少人？”
“不到一百。都是各分局撤出来的。”
“撤。”黄显声说，“往北撤。经新民往锦州走。”
“那你呢？”
“我还在公安局。”
“处长——”
“别管我。你先带人走。在锦州等我。”
他挂了电话。然后他站起来，走出办公室。走廊里比之前空了，只剩几个警察还在守着。他们看见他出来，都站直了身子。
“你们也走。”黄显声说，“跟熊飞的人汇合，往北撤。”
“处长，您呢？”
“我最后走。”
他走回办公室，站在窗前。外面的天已经亮了，灰白的光照在沈阳城的屋顶上，照在那些被炮弹炸塌的墙角上，照在空荡荡的街面上。街面上没有人，只有几个日本兵的巡逻队从远处走过。
他看着这座城。他生活了三十五年的城。他在这座城里读了讲武堂，成了家，当了警察局长。他走遍过每一条街巷，认识每一家铺子。可现在，他得走。
他走到桌前，把那碗凉水喝完了。然后他拿起那件旧军大衣，披在肩上，走出了办公室。他下楼的时候脚步很稳，每一步都踩得很实。到了一楼，他回头看了一眼那根他挂了电话的柱子，看了一眼那盏他看了无数次的走廊灯。然后他推开门，走了出去。
外面的空气是冷的，带着硝烟的味道。他站在台阶上，深吸了一口气，然后朝城北的方向走去。他的步子不快不慢，像是在这座城里散步。可他走的每一步，都在离开这座城。
走了大约半里地，他听见身后传来了马蹄声。他回头看了一眼，一个骑兵从后面追上来，翻身下马：“处长！熊总指挥让我来接您！”
黄显声看着他：“谁让你来的？”
“熊总指挥。他说您不能落在后面。”
黄显声沉默了一下，然后接过了缰绳。他翻身上马，回头最后看了一眼沈阳城。晨光里，那些屋顶的轮廓在雾气中渐渐模糊了。他把头转回来，一抖缰绳，马踏着碎冰往北走了。
枪声还在身后响着，稀稀落落的，像是这座城在跟他说再见。
第三章 六分局
一
一九三一年九月十八日夜·沈阳工业区
枪声是从南边先响的。
六分局的院子不大，一栋两层灰砖楼，前后两进，前院停着几辆自行车和一挂马车，后院是厨房和库房。院子外面是一条窄街，街对面是几家铁匠铺和杂货店，铺子都关了门，门板关得严严的。
分局长姓李，四十来岁，脸上有一道从眉骨到下巴的旧疤，是早年剿匪时留下的。他站在二楼的窗户旁边，看着街口方向。街口那盏路灯还亮着，灯光昏黄昏黄的，照出一小片圆形的路面。路面上没有人，可他能听见声音——脚步声、铁器碰撞声、还有低沉的说话声。那些声音从街口拐角那边传过来，越来越近。
他回过头，对屋子里的人说了一句话：“都到齐了？”
屋子里站着三十几个人。有穿制服的警察，有几个没来得及换衣服的文职人员。有人手里提着步枪，有人别着手枪。他们大多很年轻，二十出头，脸上还带着白天巡逻时的倦意。
“到齐了。”一个年轻警察回答。
李分局长点了点头。他走到桌前，拿起电话听筒摇了摇，电话通了。
“喂？我是六分局。日本人已经到了街口。请求指示。”
电话那头沉默了一下。然后黄显声的声音传了过来：“非到不能抵御时，决不放弃驻地。”
“明白。”
李分局长挂了电话，转过身，看着那些年轻的脸。
“上面说了，不抵抗。”他的声音不大，每个字却都很清楚，“可咱们是警察。警察的职责是保护老百姓。日本人来了，咱们不走。”
他把腰间的手枪拔出来，拉了一下枪栓，咔嗒一声，子弹上膛。
“各就各位。”
三十几个人散开了。二楼的窗户被推开，几支步枪从窗口伸出去，枪口对着街口方向。一楼的大门口，两个警察蹲在门后面，把门栓插死了。后门也留了人。院子里的人趴在墙根底下，枪架在墙头上。
那盏路灯还亮着。灯光照在路上，把街面照得泛着青灰色的光。
脚步声越来越近了。然后是影子——从街口拐角处，一队日本兵端着枪走了进来。钢盔在路灯下泛着暗绿色的光，刺刀在灯光里亮了一下。
“等近了再打。”李分局长趴在二楼窗口旁边，压低了声音。
日本兵走进了街。他们走得很慢，像是知道这条街上有事。走在最前面的那个兵停下来，朝六分局的方向看了一眼。他看见了那栋灰砖楼，看见了窗户里黑洞洞的枪口。
他张了张嘴。
枪响了。
第一枪是从二楼打出去的。紧接着是第二枪、第三枪，七八支步枪同时开火。日本兵倒下了两个，其余的人立刻散开，有的贴着墙根蹲下，有的躲到了街对面的铺子门口。机枪子弹打过来，噗噗噗地钉在灰砖墙上，砖屑飞溅。
李分局长又打了一枪，把一个正试图往这边移动的日本兵撂倒了。然后他缩回墙后面，换了一排子弹。
“别停！打！”他喊了一声。
一楼的大门口，子弹打在外面的铁门上，发出当当的响声。两个蹲在门后面的警察，一个人透过门缝往外看，一个人从门上面刚凿开的一个小洞里往外打。枪声就在耳边，震得耳朵嗡嗡响。可他们手没抖。
打了大概十几分钟，日军的枪声停了。
李分局长从窗边探出头看了一眼——街面上倒着七八具日本兵的尸体，剩下的人退到了街口拐角那边。
“停了？”
“停了。”
他还没来得及松一口气，外面的声音变了。他听见了另一种声音——更沉、更闷，像是某种机器在启动。然后一颗炮弹落在了院子外面，轰的一声，地面猛地一震，窗台上的灰扑簌簌地往下掉。
“炮！”有人喊了一声。
第二颗炮弹落得更近，打在了院子东边的围墙上。土墙塌了一大片，碎砖和泥土飞溅起来，院子里的人被气浪掀得往后一仰。
“撤到楼里去！”李分局长喊。
院子里的人爬起来往楼里跑。有人被碎砖砸了脑袋，血从额头上淌下来，他用手背抹了一把，继续跑。
一楼的门被炸开了。铁门歪在一边，门框上的砖块掉了一地。日军从缺口涌进来，端着刺刀。蹲在门后面的两个警察来不及退，迎面撞上了冲进来的日本兵。其中一个扣了扳机——枪没响。子弹卡壳了。另一个一枪托砸过去，砸在了一个日本兵的肩膀上，被后面的刺刀捅穿了胸口。
李分局长在二楼听见了楼下的喊声。他带着人往楼梯口跑。楼梯是窄的，只能容两个人并排走，他把这里当成了最后一道防线。
日军往上冲。一个警察趴在楼梯口，一枪一个，打了三发，打中了两个。第四个日本兵冲上来的时候，他的枪空了。他站起来，抱着那个日本兵一起滚下了楼梯。
楼下传来一声闷响。
李分局长把二楼剩下的人叫到一起。十几个人，只剩下七八个了。他们退到了楼顶。楼顶是一小块平地，四周有一圈矮矮的砖垛，平时用来晒衣服的。现在他们趴在砖垛后面，把枪架在上面。
下面的院子里站满了日本兵。他们仰着头往上看，钢盔在晨光里反着光。
李分局长数了数剩下的子弹。每人不到五发。
“等他们上来再打。”他说。
日本兵开始往楼顶冲。第一批冲上来的人被打了下去，楼梯口堆了几具尸体。第二批又上来了。然后是第三批。子弹打光了。李分局长把空枪扔在地上，从腰后面抽出了那把短刀。其他人也跟着抽出了刀。
楼梯口传来了脚步声。密集的，沉重的。
“打。”
他握着刀冲了上去。
二
天亮之后，工业区六分局的院子里安静了。
没有人走出来。
局门外那条窄街上，横七竖八地躺着三十几具尸体。有的倒在院子里，有的倒在楼梯上，有的倒在楼顶的砖垛旁边。他们的衣服被血浸透了，血已经干了，凝成一层暗褐色的壳。有一个年轻警察的手里还攥着半截断了的枪托，指头抠进木头里，掰都掰不开。另一个人的眼睛睁着，望着灰白色的天空。他的脸上没有痛苦的表情，只是安静地睁着眼，像是临死前看见了什么。
秋天的太阳升起来了，光照在那些尸体上。几只苍蝇在空气里嗡嗡地飞。
街对面的铁匠铺子门板关得严严实实，里面的人透过门缝往外看了一眼，然后缩回去。杂货店的老头把门板上了三道栓，背靠着门板坐在地上，嘴唇在抖。整条街没有一个人出来。
一天。两天。三天。
那些尸体就躺在那里。太阳晒着，风刮着，苍蝇围着。路过的老百姓低着头快步走过去，不敢看，又忍不住看一眼。有人把拳头攥得指节发白，指甲掐进掌心里。有人转过身去，用袖子擦了一下眼睛。
没有人敢收尸。
到了第四天，日军才派人来把尸体拖走。拖到什么地方去了，没有人知道。
三
几天之后，锦州。
黄显声接到了从沈阳辗转送出来的报告。报告是一个从工业区逃出来的警察写的，字迹潦草，纸的边角上沾着血。报告上只有几行字：
“六分局全体三十余人，与日军肉搏三小时，弹尽援绝，全部殉国。局门外尸体横陈三日，无人掩埋。”
黄显声把报告看了两遍。然后他把报告折好，放进贴身的衣服口袋里。
他从桌子后面站起来，走到门口。外面是锦州的秋天，天很高，风从北边吹过来。他面朝沈阳的方向站着，站了很久。
熊飞从外面进来，看见他站在门口不动，停住了脚步。
“处长。”
黄显声没有回头。
“六分局没了。”他说。
熊飞没有说话。他站在黄显声身后，也面朝沈阳的方向。
“三十几个人。最大的四十，最小的十七。”黄显声的声音很平，平得像是从嗓子眼里挤出来的。
他转过身来，看着熊飞。
“告诉各分局、各路人马，从今天起，凡与日军遭遇，不必请示，直接开火。”他说，“不许退。退了的，军法处置。”
熊飞点了下头：“是。”
黄显声转身走回桌前。桌上摊着辽西各县的地图。他坐下来，拿起铅笔，在沈阳的位置上画了一个圈，在旁边写了一行字。
字很小，但每一个字都很重。
“六分局，三十余人，九月十八日夜殉国。记之。”
他把铅笔放下，看着那行字。窗外有风，吹得桌上的纸角沙沙响。他坐在那里，一动不动。
第四章 出城
一
一九三一年九月二十日夜·沈阳
枪声到了第三天，已经变得稀稀落落。
城里的街道上，白天能看见日本兵的巡逻队，十个人一队，端着枪，靴子踩在石板路面上咔咔响。偶尔有零星的枪声从某条巷子里传出来，那是没撤走的警察或散兵还在打。可每次枪响之后，很快就会有一队日本兵往那个方向跑去，然后就是几声更密集的枪响，再然后，就安静了。
黄显声坐在公安局二楼的办公室里，面前摆着那张已经磨毛了边角的地图。地图上被他用铅笔标了不少记号——各分局的位置、最后报告的时间、失联的时间。那些铅笔线一道一道地画着，越画越密，像是在纸上结了一层网。
他已经在这把椅子上坐了三天。除了上厕所和偶尔站起来走到窗前，他哪儿也没去。
桌上那碗凉水换过几次，可他记不清是谁端的了。饭也送过，放在桌角上，他有时候吃两口，有时候一口没动，放到凉透了才想起来。他的眼睛一直没离开过电话机。
三天里，电话铃从最初的密集到后来的稀疏，从十几个分局同时报告，到最后只剩下零零星星的两三个。他一个一个地接，一个一个地记，一个一个地发指令。到最后，电话几乎不响了。他试过摇几次，听筒里只有忙音。
他把听筒放回去，拿起铅笔在地图上的最后一个联络点上画了一条横线。然后他靠在椅背上，闭上了眼睛。
门被推开了。
“处长。”
他睁开眼。是熊飞。熊飞站在门口，身上穿着一件老百姓的灰布褂子，头上扣着一顶旧毡帽，腰里鼓鼓囊囊的——别着枪。他的脸上全是灰，下巴上的胡子长出了一截，嘴唇干裂着。
“你还没走？”黄显声问。
“走不了。”熊飞走进来，把门关上，“我在城里转了一圈，各分局的电话全断了，联络不上了。日本人已经在城里布了岗哨，大街小巷全是巡逻队。白天不敢动，只能夜里走。”
“还剩多少人？”
“我数了一下，城里还能联系上的，大概一百多。分散在各处，有的藏在老百姓家里，有的躲在胡同里。电报局那边还有人，可线路被日本人控制了。”
黄显声站起来。他走到地图前面，用手指在沈阳城的位置上点了一下：“熊飞，你带能联系上的人，今晚分批出城。往北走，经新民到锦州。”
“你呢？”
“我最后走。”
熊飞看着他，嘴唇动了一下，像是想说什么。黄显声摆了摆手。
“我是局长。我不能先走。你先带人出去，把队伍拢住。到锦州等我。”
熊飞没有再劝。他点了点头，转身往外走。走到门口，他回过头来。
“处长，你什么时候走？”
“明天晚上。”
“我去接你。”
“不用。我自己走。”
熊飞看了他一会儿，然后推开门走了。脚步声在楼梯间里响了几下就消失了。
黄显声又坐回椅子上。他面前的桌子上放着那张地图、那碗凉水、一个没动过的冷馒头。他把馒头拿起来咬了一口，嚼了两下，咽了。凉的，硬邦邦的，可他没有放下，一口一口地把它吃完了。
吃完之后，他站起来走到窗前。外面的天已经暗了，夕阳把西边的云染成暗红色的，像是远处有人在烧荒。街面上没有人，只有几只野狗在垃圾堆里翻东西。远处传来一阵脚步声——是日本巡逻队经过，咔咔咔，整齐得让人发闷。
他站在窗前看了很久，然后回到桌前，从抽屉里翻出一张纸来。那是他下午写的几封信，一封给张学良，报告沈阳失守的经过；一封给省警务处，交代各分局撤退的部署；还有一封，是写给他妻子的。
那封信只有几行字：“沈阳已失，我暂不退。你带耀华先走，去北平投亲。不必挂念。”
他把信封好，放在桌上。然后他把那件旧军大衣从椅子上拿起来披上，推门走了出去。
走廊里空空荡荡的，只剩下几盏灯还亮着，光线昏暗，把墙壁照得发黄。他一步一步地走过走廊，靴子踩在水磨石地面上，声音在空旷的楼道里传出去很远。
到了一楼，院子里也空了。库房的门敞着，里面没剩多少东西了。角落里还堆着几箱子弹，他看了一眼，没有动。他推开大门，走了出去。
外面是沈阳的夜。
二
出城的路比想象中难走。
黄显声从公安局后门出来之后，沿着一条小巷往北走。巷子很窄，两侧是高墙，墙头上还长着草。他走得很慢，每走几步就停下来听一下动静。
出了巷子，是一条小街。街面上没有人，路灯灭了大半，只剩几盏还在亮，光昏黄昏黄的。他贴着墙根走，脚步放得很轻。前面出现了一队日本兵的巡逻队，他闪身躲进一个门洞里，屏住呼吸，看着那些钢盔从他面前走过去。脚步声咔咔咔地响着，越来越远。
他继续往前走。穿过几条街，到了一个叫大北门的地方。城门已经关了，城门口站着两个日本兵，枪立在身边。他绕开了城门口，往东走。东边有一段城墙被炮弹炸塌了，砖头塌了一大堆，堆成了一个斜坡。他爬上去，翻过城墙，落在了外面的野地里。
野地里是收割之后的苞米地，只剩下枯黄的茬子。他深一脚浅一脚地往前走，脚下踩着烂泥和碎秸秆。天上有月亮，被云遮了大半，只能漏出一点淡淡的清辉。远处有狗叫，一声两声的，被风扯碎了。
他走了大约半个时辰，到了一个叫柳条湖的小村子。村子不大，几十户人家，土墙草顶，屋顶上的烟囱没有冒烟。他摸到村边一户人家门口，轻轻敲了三下门。
里面没有动静。
他又敲了三下，压低了声音说：“是我。”
门开了。开门的是一个老汉，六十多岁，佝偻着背，手里提着一盏油灯。灯光照着他的脸，满是皱纹，眼睛眯着。他看见黄显声的时候愣了一下，然后赶紧把他拉了进去。
“黄局长！您怎么还在这儿？城里都是鬼子了！”
“老周，帮我个忙。”黄显声进了屋，把门关上，“附近有没有去新民的路？”
“有。村北有条小路，穿过一片林子，再走十几里就到公路了。”
“有牲口吗？”
老周想了想：“后院有一头驴。老了，走不快。”
“能走就行。”
老周把油灯递给黄显声，自己去了后院。过了一会儿，他牵着一头瘦驴过来了。驴不大，灰扑扑的，背上的毛掉了大半，可眼睛还算亮。黄显声拍了拍驴脖子，驴打了个响鼻。
“老周，这驴算我借的。将来还你。”
“别说还不还的。”老周摆了摆手，“您走吧，天快亮了。”
黄显声翻身上了驴背。那头老驴走得不快，他也没催。出了村子往北，是一条窄窄的土路，两边是收割后的苞米地和一片片矮树林。月亮从云后面移出来，把路照得灰白灰白的。
他骑着驴走了大概一个时辰，天边开始泛白了。路越来越宽，前面是一片开阔地。他看见远处有一条公路，公路旁边有几间房子，像是道班房。他正要催驴往前走，忽然听见身后有动静。
是马蹄声。从后面追来的，很急。
他勒住驴，回头看了一眼。来的是一个人，骑着马，身上的灰布褂子被风扯着。他跑近了，黄显声才看清那张脸。
是熊飞。
“处长！你怎么不等我！”
“你怎么来了？”
“我把人带出去了。一百多号人，昨天晚上分三批走的，走的是另一条路。我留下来接你。”熊飞翻身下马，喘着气，“前面公路上有日本人的巡逻车，过不去了。得绕路。”
“绕哪里？”
“往西。有一条小道，从林子边上过去，能绕到新民。路远一点，但安全。”
黄显声从驴背上下来。他看了一眼熊飞，又看了一眼他牵来的那匹马。马是匹枣红马，身上出汗了，毛湿了一小片。
“你从哪儿弄的马？”
“从一个汉奸家里牵的。”熊飞把缰绳递过来，“处长，上马。”
黄显声接过缰绳，翻身上了马。熊飞牵着驴跟在他后面。两个人一前一后，钻进了路边的林子。
林子很密，树是杨树和柳树，叶子还没落完，遮住了大半的天光。林子里很暗，脚下的落叶发出沙沙的响声。走了大约半里地，前面有一条小溪。溪水不深，可底下全是淤泥，马蹄踩进去就陷到了膝盖。黄显声下了马，牵着马蹚过去。水很凉，没过小腿肚，冷得他脚趾发麻。他把裤腿挽到膝盖上面，踩着淤泥一步一步往前走。熊飞牵着驴跟在后面，驴走不动，他半拖半拽地把它拉过了溪。
过了溪之后，路好走了一些。林子开始稀疏了，能看见远处有一片开阔地，再过去就是一条土路，通往新民。
他们上了土路，加快了些速度。黄显声骑在马上，面朝前方。太阳从东边升起来了，光线穿过树梢，照在路上，把他的影子拉得很长。风从北边吹过来，带着一股子干冷干冷的味道。
走了大约两个时辰，前面出现了一个镇子。镇子不大，几十户人家，在路边上。镇口有一座石桥，桥下是条干涸的河沟。有几个老百姓站在桥头，看见他们来了，有人招手喊了一声：“是黄局长吗？”
黄显声勒住马，点了点头。
“到了。新民到了。”
他下了马，把缰绳交给熊飞。站在桥头，他面朝南边站了一会儿。南边是沈阳的方向，是六分局的方向，是那座他生活了三十五年的城的方向。
风从南边吹来，带着一点硝烟的味道。
他站了一会儿，转过身，往镇子里走去。
三
在新民歇了一夜，第二天继续赶路。
从新民往西，走的是大路。路上能看见一些人——有拖家带口往西逃的百姓，有赶着大车的商贩，有零零散散从沈阳撤出来的士兵。他们大多不说话，低着头走路，脸上的表情是相同的——那种被人从家里赶出来之后才会有的空白。
黄显声骑在马上，走在路上。那头老驴被他留在了新民，给了一户农民。他现在骑的是熊飞弄来的枣红马，熊飞自己骑着一匹从新民镇上借来的白马。两个人并排走着，谁也不说话。
走到下午，天上开始阴了，风变大了，把路边的枯草吹得东倒西歪。快到沟帮子的时候，前面出现了一队人马。大约几十个人，都穿着灰制服，有的骑着马，有的步行，队伍走得有些散。走在最前面的是一个年轻警察，看见黄显声的时候愣了一下，然后翻身下马跑了过来。
“处长！”
黄显声勒住马。他认出了这个年轻警察——是三经街分局的，姓周。
“你怎么在这儿？”
“我带着几个人从沈阳撤出来的。三经街打到最后，只剩了我们几个。我们往北走的，路上又收了几个人。现在有三十多个。”周警察喘着气，声音又急又快，“后面还有人在陆续赶过来。”
黄显声看着他：“多少人？”
“暂时三十七。可能还会多。”
“归队。”黄显声说，“到锦州待命。”
周警察站直了身子：“是！”他转身跑回去，招呼他那三十几个人跟上。那些警察一个个从黄显声面前走过去，有人喊了一声“处长”，有人只是点了点头。他们的脸上全是疲惫和灰尘，可眼睛是亮的。
黄显声看着他们走过去，继续催马往前走。到沟帮子的时候已经是傍晚了。他在镇子里歇了一脚，喝了碗水，又继续赶路。
天完全黑下来的时候，他到了锦州城外。城门口有人站岗，是熊飞提前派出来接应的人。他们看见黄显声骑马过来，立刻跑上来牵住缰绳。
“处长，到了。”
黄显声翻身下马。他站在锦州城外的土路上，回头看了一眼南边的方向。那边是沈阳，是六分局，是他回不去的家。他看了几秒钟，转过身，走进了锦州城。
四
第二天一早，黄显声在城北三屯的操场上清点人数。
站在他面前的，是从沈阳撤出来的残部。零零散散的，一队一队地列着。有人是坐大车来的，有人是骑马来的，有人是走着来的。他们的衣服上全是灰和泥，有的破了口子，有的带着血。可他们站在那里，腰板是直的。
黄显声一个一个地看过去。他从头数到尾，又从尾数到头。数完了，他站在操场前面，面朝那些人。
“沈阳丢了。”他说。
操场上很安静，只有风从北边吹过来，吹得旗帜猎猎响。
“可咱们还在。”他继续说，“咱们从沈阳撤出来，不是为了跑。是为了站住脚，等着打回去。”
他停了一下。风把他的衣摆吹得扑扑响。
“从今天起，所有撤到锦州的人，统一改编为三个公安骑兵总队。在城北三屯一带整训。”
他扫视着每一个人的脸。
“咱们打下去。打到底。”
没有人说话。可操场上那些站得笔直的身影，替他做了回答。
他转过身，走到操场边的指挥部里。桌上摊着辽西各县的地图，上面标着各县公安局的位置和兵力。他坐下来，拿起铅笔，在锦州的位置上画了一个圈。然后他在圈的旁边写了一行字。
“锦州。收拢残部。整编待命。”
窗外的操场上，风还在吹，旗还在响。
（第一卷完）
第二卷 锦州·编军
第一章 收拢
一
锦州城北三屯的操场，是一片被踩平了的荒地。地边上长着几棵老榆树，叶子已经黄了大半，风一吹就哗哗地往下掉。操场东边搭着两顶帐篷，帐篷布是灰的，上面落了一层土，风把边角吹得扑扑响。操场中间站着人。稀稀拉拉的，不算多。
黄显声站在操场边上，手插在口袋里，看着那些人。他从头数到尾，又从尾数到头。数完了，他没有说话。
到锦州已经好几天了。从沈阳撤出来的人陆陆续续地到，有的是成建制来的，由分局长或队长带着，一队一队地列着；有的是三三两两自己摸过来的，穿着便衣，背着枪，到了操场边上站着，不知道往哪儿去。也有的人是半路跑了的，黄显声不怪他们。从沈阳到新民，从新民到沟帮子，从沟帮子到锦州，这一路上到处是溃兵、难民、日本人的巡逻队。能走到这儿的人，已经不容易了。
他走到操场中间，面朝那些人。风把他身上的灰布褂子吹得贴在身上。
“沈阳丢了。”他说。
操场上安静了一瞬。风把老榆树的叶子吹下来几片，打着旋落在地上。
“可咱们还在。”
他的声音不大，可每个字都送进了那些人的耳朵里。他把手从口袋里拿出来，指着操场上那些稀稀拉拉站着的队伍。
“从今天起，撤到锦州的所有人，统一改编。原来哪个分局的、哪个总队的，都打散了重编。编成三个公安骑兵总队。”
熊飞从旁边走上来，手里拿着一个本子，站在黄显声旁边。黄显声看了他一眼，继续说：“熊飞任总指挥。各总队由原来的分局长和队长担任营连长。在城北三屯一带整训。”
他停了一下。
“枪不够的，先发子弹。子弹不够的，先记着。等各县的枪收上来了，再补。”
他转过身，走到操场东边那两顶帐篷前面。帐篷里摆着一张旧桌子，桌上摊着辽西各县的地图，地图旁边压着一摞纸。他拿起最上面一张纸，看了一眼，放回去。
“各总队回去之后，先清点人数、枪支、弹药。报给熊总指挥。”
二
那天下午，操场上的人开始动起来了。分局长们把自己的队伍叫到一块儿，按花名册点名。有人在报数，有人在领子弹，有人在擦枪。榆树底下的两顶帐篷被当成了临时指挥部，进进出出的人络绎不绝。熊飞坐在帐篷里一张从老乡家借来的方桌前面，面前摆着花名册，一个一个人地登记。
黄显声没有待在帐篷里。他走出操场，沿着三屯的土路往南走。路两边是收割后的苞米地，只剩下枯黄的茬子，一排一排的，像人剪短了的头发。他走了一段，停下来，回头看了一眼操场的方向。操场上的人还在动，有人在列队，有人在搬东西，榆树底下升起了一缕炊烟，大概是有人在生火做饭。
他转过身，继续往前走。走到土路的尽头，是一片高地。高地上长着几棵松树，松树的枝丫被风扯得向一边歪。他站在高地上，面朝南边。南边是沈阳的方向。天很高，云很淡，远处的山影一层一层地叠着，淡蓝色的，像是用水彩在纸上洇开的。
他站在那里，站了很久。
熊飞后来找到他的时候，天已经快黑了。熊飞从土路那头走过来，走到他旁边站住了。
“处长，登记完了。”
“多少人？”
“到目前报上来的，不到两千。”
黄显声没有接话。他从口袋里摸出烟袋，装了一锅烟，点上了。烟头的火光在暮色里一明一灭。
“各县的枪，收得怎么样了？”他问。
“派人下去了。有的县交上来了，有的县还在拖。”
“光派人不行。”黄显声把烟袋从嘴里拿下来，在鞋底上磕了两下，“要开会。把各县公安局长都叫到锦州来，我当面跟他们说。”
他吸了一口烟，慢慢吐出来。烟雾在风里散得很快。
“两千人。”他说，像是在自言自语，“不够。”
他把烟袋收起来，转过身，往回走。
“回去。明天还有事。”
三
会议在锦州城里一间借来的会议室里开。屋子不大，一张长条桌，十几把椅子，墙上挂着一张辽西地图。来的人有锦西、义县、兴城、绥中、北镇、黑山、盘山、台安八个县的公安局长，有的穿了制服，有的穿了便衣，有的脸上带着赶路的倦色。屋子里生着一个铁炉子，炉膛里的煤烧得通红，暖气把窗玻璃蒙上了一层水雾。
黄显声坐在桌子一头，面前摊着一张地图和那本记着发枪名单的册子。他没有客套，等人到齐了就开了口。
“沈阳丢了。你们都知道。”他的声音不高，但屋子里每个人都听得清清楚楚，“从现在起，各县公安局直接跟锦州联系，听锦州指挥。有枪的出枪，有人的出人。”
他停了一下，目光从每一张脸上扫过去。
“各县的警力，抽调一部分补充公安骑兵总队。抽调多少，会后一个一个定。谁不交，按抗命处理。”
有人张了张嘴，像是想说什么。黄显声看了他一眼，那个人把嘴合上了。
“不是我逼你们。”黄显声把语气放平了一些，“鬼子占了沈阳，下一个就是锦州。锦州丢了，辽西就没了。辽西没了，你们的县，一个一个都得丢。”
屋子里安静了。铁炉子里的煤噼啪响了一声，几颗火星从炉盖缝隙里迸出来，在地上亮了一下就灭了。
那天的会开了一个下午。散会之后，各县的公安局长陆续走了。黄显声站在会议室门口，看着那些人消失在锦州的街面上，然后转过身，走回了指挥部。
第二章 二十万支枪
一
那些枪，最早是九一八之前发出去的。
九月初，黄显声把熊飞叫到办公室，桌上摊着几张纸。纸上密密麻麻地写着字——是库存枪支的清点结果。
“你看看。”黄显声把纸推过去。
熊飞拿起来看了一遍。沈阳库存的旧枪，是历次入关作战缴获的，堆在库房里有些年头了。汉阳造、辽十三、日式三八式，杂七杂八的，什么型号都有。枪管上蒙着一层灰，有的枪栓都拉不动了。清点结果写着：步枪约二十万支，子弹每支可配五十发。
“这些枪，”黄显声说，“再放下去就锈成铁疙瘩了。”
熊飞把纸放下：“处长想怎么用？”
“发下去。”
“发到哪儿？”
“各县。五十八个县，每县都发。”黄显声站起来，走到窗前，“日本人要来了，手里得有枪。”
熊飞沉默了一下：“上面能同意吗？”
“我去找少帅。”
第二天，黄显声去了北平。他在张学良的官邸里待了半个钟头，出来的时候，手里多了一张批条。批条上只有四个字——“准予办理”。下面盖着张学良的印章。
回到沈阳，黄显声没有耽搁。他以警务处的名义下了一道命令，发到全省五十八个县的公安局：各县公安队，速到沈阳领枪。每支配发子弹五十发。
命令上没有写理由，也没有写用途。可各县的公安局长都明白。
二
发枪从九月初开始，一直发到九月中旬。
黄显声站在库房门口，看着那些枪被搬出去。库房是砖砌的，铁门敞着，里面一排一排的枪架望不到头。枪管上涂着防锈油，油还没干，摸上去滑腻腻的，带着铁和油混在一起的凉气。几个工人从里面往外搬，一箱一箱的，扛的扛，抬的抬。箱子是木头的，边角磨得发白，上面用黑漆写着型号和数量。
来领枪的人，有穿制服的，有穿便衣的。有的县派了车来拉，大车停在库房门口，车板上铺着干草，枪一捆一捆地码上去。有的县派人来背，一个人扛两三捆，用绳子扎紧了，往肩上一甩就走。有的县只来了一个人，站在库房门口看了半天，然后扛起一捆枪走了，步子很沉，走几步就换一下肩。
黄显声一句话也没有说。他站在门口，看着那些枪被搬出去，看着那些人的背影消失在沈阳的街面上。风从北边吹来，带着秋天的凉意，把库房门口的枯叶吹得打着旋。
熊飞从里面出来，手里拿着本子：“处长，今天发了三个县的，还有几个县没来。”
“没来的催。”
“有的县说，路太远，车不够。”
“那就让他们派人来背。”黄显声把烟袋从口袋里摸出来，装了一锅，点上，“枪放在库里是铁，发下去才是枪。”
他吸了一口，慢慢吐出来。烟雾在风里散得很快。
发枪发了将近半个月。五十八个县的公安队都领到了枪，有的领得多，有的领得少，根据各县的人数和治安情况分配。黄显声在库房门口站了半个月，每天从早到晚，看着那些枪一箱一箱地运出去。最后一天，库房空了。枪架上什么都没有了，只剩下地上散落的几根草绳和几片碎纸。
他走进去，站在空荡荡的库房里。脚下的水泥地面很凉，墙上还留着枪架靠过的痕迹，一道一道的，颜色比周围的墙深一些。他站在那里，看了一圈。然后他转过身，走出了库房，把铁门关上了。
钥匙在他口袋里。他把钥匙揣好，转身走了。
那些枪，后来在义勇军手里响了。
锦西的民团用它们打死了古贺骑兵联队。大凌河车站的伏击战，用的就是从各县收上来的汉阳造。邓铁梅夜袭凤城的时候，大刀队后面跟着的步枪手，手里的枪大半是当初从沈阳领回去的。老北风三打海城，缴获的枪里有不少也是义勇军早年发下去的那些。它们从沈阳的库房里出发，经过各县的公安队、民团、老百姓的手，最终又回到了战场上。
那是后话了。
三
九一八之后，那些枪散在了各处。
沈阳撤出来的人带了一部分，可大部分还留在各县。有的在县公安队手里，有的在民团手里，有的被老百姓藏了起来——藏在柴火垛底下，埋在菜窖里，塞在房梁上。日本人占了沈阳之后，开始往各县派兵，收枪就成了当务之急。
黄显声到锦州之后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开了一个会。
锦州城里一间借来的会议室，一张长条桌，十几把椅子。来的是锦西、义县、兴城、绥中、北镇、黑山、盘山、台安八个县的公安局长。有的穿了制服，有的穿了便衣，有的脸上带着赶路的倦色。屋子里生着一个铁炉子，炉膛里的煤烧得通红，暖气把窗玻璃蒙上了一层水雾。
黄显声坐在桌子一头，面前摊着一张辽西地图和那本记着发枪名单的册子。他没有客套，等人到齐了就开了口。
“沈阳丢了。你们都知道。”
他的声音不高，但屋子里每个人都听得清清楚楚。
“从现在起，各县公安局直接跟锦州联系，听锦州指挥。有枪的出枪，有人的出人。”
他停了一下，目光从每一张脸上扫过去。
“各县的警力，抽调一部分补充公安骑兵总队。枪也要调。当初从沈阳领回去的，现在要交回来一部分。”
有人张了张嘴，像是想说什么。黄显声看了他一眼，那个人把嘴合上了。
“不是我逼你们。”黄显声把语气放平了一些，“鬼子占了沈阳，下一个就是锦州。锦州丢了，辽西就没了。辽西没了，你们的县，一个一个都得丢。”
屋子里安静了。铁炉子里的煤噼啪响了一声，几颗火星从炉盖缝隙里迸出来，在地上亮了一下就灭了。
“当初发枪的时候，我说过一句话——枪放在库里是铁，拿出来才是枪。”黄显声看着那些人，“现在，是该拿出来的时候了。”
他翻开册子，从第一页开始念：“新民，步枪三百二十支。黑山，二百八十支。北镇，二百一十支。义县，一百七十支……”
一个一个地念下去。念完了，他把册子合上。
“三天之内，第一批枪和人送到锦州。剩下的，后续陆续交。谁有困难，现在说。”
没有人说困难。
散会之后，各县的公安局长陆续走了。黄显声站在会议室门口，看着那些人消失在锦州的街面上。风从街口吹过来，把地上的落叶卷起来，打着旋飘远了。他转过身，走回了指挥部。
四
枪和人陆续到了。
有的县动作快，几天之内就派人把枪送到了锦州。大车停在城北三屯的操场边上，车板上码着一捆一捆的枪，卸下来往墙根底下一靠，堆了半人高。有的县拖拖拉拉，说人手不够，说枪不够用，说日本人可能随时会来。黄显声让熊飞一个一个地催。催不动的，他亲自写信。
信很短，只有几句话：“沈阳已失，锦州危在旦夕。各县之枪，放在柜子里是铁，拿出来是命。三日之内不到，勿怪言之不预。”
信发出去了。枪和人陆续到了。
到锦州那天下午，黄显声站在院子里，看着从各县收上来的枪一排一排地靠在墙根底下。有新有旧，有长有短。有些枪的枪管锈得发黑了，有些枪的枪托裂了缝，有些枪连枪栓都拉不动。他走过去，从墙根底下拿起一支。那是一支老式的汉阳造，枪管上的烤蓝已经磨没了，露着灰白色的铁。他把枪栓拉了一下，咔嗒一声，还能用。
“这些枪，”他说，“修。修不好的拆零件。零件凑不够的，先把能用的挑出来。”
他把那支汉阳造放回墙根底下，拍了拍手上的灰。
“挑出来的，先配给骑兵总队。”
那天下午，院子里摆开了几张长条桌，几个会修枪的老兵坐在桌前面，把收上来的枪一支一支地拆开来看。零件摆了一桌子，枪管、枪栓、弹簧、螺丝，密密麻麻的。有人用砂纸打磨锈迹，有人用布蘸着油擦枪管，有人把不匹配的零件挑出来放在一边。铁锤敲击金属的声音叮叮当当地响着，一直响到天黑。
到傍晚的时候，修好的枪一支一支地靠在了墙根的另一边。比原来少了一些——那些实在修不好的被拆了零件。可修好的那些，枪栓拉起来都顺了，枪管擦干净了，枪托上的裂缝也被用铁箍箍住了。
黄显声走过来，拿起一支修好的枪，拉了一下枪栓。咔嗒一声，清脆的。他把枪举起来对着暮色看了一下，枪管里的膛线还清楚。
“好。”他说。
他把枪放回墙根底下，转身走回了指挥部。
那天晚上，他回到住处，从抽屉里翻出一本旧书。书是《孙子兵法》，线装的，纸页泛黄，边角卷起来了。他翻开书，找到“计篇”，用手指点着那些字，一行一行地看下去。
“兵者，国之大事，死生之地，存亡之道，不可不察也。”
他把这句话念了一遍，合上书，放在桌上。
“兵者，”他自言自语，“死生之地。”
他站起来走到里间，在床上躺下。床很硬，铺着一层薄褥子，褥子下面垫着干草。他把那件旧军大衣盖在身上，闭上了眼睛。
窗外有风，吹得窗户纸沙沙响。远处有狗叫，一声两声的，被风扯碎了。
明天还有事。发出去的枪，要收回来。收回来的人，要编成队伍。编成队伍的人，要派上用场。
他睡着了。
第三章 编委方案
一
消息传得比马快。
不到半个月，锦州城里就挤满了人。有穿军装的，有穿便衣的，有骑马来的，有赶车来的，有带着十几个人的，有带着几百人的。他们从辽西走廊的各个角落涌来——新民、黑山、北镇、义县、兴城、绥中——甚至更远的地方。有绿林绺子的头目，有民团的团总，有联庄会的会首，有溃散的东北军军官，有丢了土地的农民，有扛着猎枪的猎户。
他们都听说了同一件事：锦州有个黄显声，在拉队伍打鬼子。
城北三屯的操场上，每天都有新面孔出现。操场上搭了几顶帐篷，帐篷不够用，有人就在树底下铺一块布，坐着等。有人在城里找亲戚朋友借住，有人干脆睡在城隍庙的屋檐底下。
黄显声没有急着见他们。他让熊飞先把人登记造册——叫什么名字，哪里人，带了多少人，带了多少枪，以前干什么的。熊飞带着几个人，在操场旁边摆了一张桌子，桌上放着纸和笔，一个一个地记。
记了三天，册子上记了将近三百个人名。这些人带来的队伍，多的上千，少的几十，还有不少是光杆一人，只带着一把刀或一杆猎枪。
第四天傍晚，黄显声把册子翻开看了一遍。他从头看到尾，又从尾看到头。然后把册子合上，放在桌上。
“这些人，”他对熊飞说，“都见。”
二
第二天一早，操场旁边的破庙里摆了一张长桌，桌上放着几摞纸、一盒墨、一支毛笔。黄显声坐在桌子后面，熊飞站在旁边。门口站着一个卫兵，一个一个往里叫人。
第一个进来的是一个黑脸汉子，个子不高，腰里别着一把匣子炮，进门的时候用手按了按腰间的枪，像是怕它掉下来。
“叫什么名字？”
“张海天。报号‘老北风’。”
黄显声抬起头看了他一眼。这个名字他听说过。辽南一带有名的绿林绺子，枪法好，讲义气，在台安、海城一带活动。
“带了多少人？”
“一千多。”
“枪呢？”
“七百多条。”
黄显声点了点头。他想起一件事——凌印清。
那是上个月的事。日本关东军以重金收买了前国民党“关东招抚使”凌印清，委任他为“东北自卫军总司令”，司令部设在盘山县沙岭镇，派了仓岗繁太郎等十五名日本军官为顾问，所有饷械弹药均由日军提供。凌印清率伪军由海城出发，携带军械弹药渡过辽河，到达盘山境内的三道沟，以高官厚禄诱降项青山、张海天和盖中华。
黄显声和熊飞得到消息后，立即派人去见张海天和项青山，向他们揭露了凌印清的汉奸面目。张、项表示“杀凌锄奸”。十月底，项青山和老北风亲自带队，趁天降大雾冲入凌印清的司令部，将凌印清和日本顾问全部擒获。黄显声派熊飞率两个公安骑兵总队前去增援，一举消灭了这股伪军。凌印清和仓岗繁太郎被公开处决。
这件事就发生在眼前这些人来锦州之前。打那以后，辽南一带的各路武装都知道了锦州有个黄显声，敢打鬼子，也敢杀汉奸。
黄显声从桌上拿起一张纸——那是事先印好的委任状模板，上面空着名字和番号。他拿起笔，在纸上写了一个名字和一个番号。
“从今天起，你是辽宁抗日义勇军第二路司令。”
他把委任状推过去。张海天接过来看了一眼，纸上还湿着墨。他把那张纸折好放进怀里，什么话也没说，转身走了出去。
第二个进来的是项青山。项青山原名项忠义，盘山县马家坊人，是盘山县“抗日扶民救国军”的首领。凌印清事件中，他和老北风一起动手擒获了凌印清，立了首功。黄显声给了他第一路的番号。
第三个叫盖中华。他也是盘山一带的农民武装首领，跟项青山、老北风一起擒获了凌印清。黄显声给了他第三路的番号。
三
一个接一个地进，一个接一个地出。有的进来时紧张，话都说不利索；有的进来时大咧咧的，往椅子上一靠，拿眼睛四处踅摸。黄显声不看那些表情。他只问三个问题——多少人，多少枪，以前干什么的。问完了，他写一张委任状，推过去，下一个。
到中午的时候，桌上那摞纸薄了一半。发出去十几张委任状。屋子里的烟味浓得呛人，他把门推开一条缝，透了口气。门口还有十几个人排队，有人蹲在墙根底下抽烟，有人靠着树干打盹。
他忽然想起一件事。九一八那天晚上，他在公安局走廊里说了一个“打”字。那些警察跟着他冲了出去。后来那些警察有的死了，有的跑了，有的跟他到了锦州。可那个“打”字，不只是给警察说的。
那个“打”字，是给所有不愿意当亡国奴的人说的。
他把门关上了。坐回桌子后面。
“下一个。”
进来的是一个年轻人，二十出头，穿一件灰布褂子，袖口卷着，露出小臂上的一道疤。他身后还跟着两个人，都背着枪，枪擦得锃亮。
“叫什么？”
“赵亚洲。”
“带了多少人？”
“三百多。都是矿工，以前在抚顺下井的。”
“枪呢？”
“两百多条。有些是从矿上保安队手里缴的，有些是自己凑钱买的。”
黄显声看了他一眼。三百多人，两百多条枪，还带着两个卫兵。这个年轻人不简单。
“以前干什么的？”
“在抚顺煤矿做工。九一八之后，矿上日本人的气越来越不好受。我们几个商量了一下，与其在井下憋死，不如出来打。”
黄显声点了点头。他拿起一张委任状，写了一个名字和一个番号。
“第三十九路。”
赵亚洲接过委任状，没有马上收起来。他低头看了看那张纸上的字，抬起头来：“司令，我听说——”
他停了一下，像是在斟酌怎么措辞。
“听说义勇军里有不少是以前的胡子。”
黄显声看着他，没有说话。
“我不是说胡子不能抗日。”赵亚洲继续说，“可他们——”
“你是想说，他们不可靠。”
赵亚洲没有接话。但他也没有否认。
黄显声从桌子后面站起来，绕到前面，站在赵亚洲面前。他比赵亚洲矮半个头，可他的目光让赵亚洲不自觉地往后退了半步。
“你知道‘义勇’两个字是什么意思吗？”
赵亚洲摇头。
“义，就是该做的事。勇，就是敢做。这两个字合在一起，就是该做的事，敢做。”黄显声看着他，“不管是警察，是农民，是矿工，还是以前的胡子——只要愿意打鬼子，就配得上这两个字。不愿意的，来了也待不住。”
他停了一下。
“你的番号是第三十九路。回去告诉你的人，从今天起，他们就是义勇军了。以前的事，不提了。以后的事，看他们自己。”
赵亚洲没有再说什么。他把委任状折好放进贴身的口袋里，转身走了出去。
四
那天下午，来的人更多了。黄显声发出的委任状从第一路编到了第二十几路，覆盖了辽西、辽南、辽东的各个方向。有的路只有几十人，有的路有上千人。有的路有枪，有的路没枪。有的路有马，有的路只有两条腿。
到傍晚的时候，他把册子合上，站了起来。走到庙门口，外面操场上站满了人——一队一队的，稀稀拉拉地排着，有人在交头接耳，有人在抽烟，有人把枪立在地上，靠在枪管上打盹。
他站在台阶上，看着那些人。风从操场那边吹过来，把旗帜吹得猎猎响。那些旗帜有的是红布做的，有的是白布染的，有的上面写着字，有的只有一块颜色。它们被风扯着，在暮色里飘着，像是在跟什么东西招手。
他转过身，走回庙里。桌上那摞纸只剩最后几张了。他坐下来，把那几张纸收好，放进抽屉里。
熊飞从外面进来，身上带着凉气：“处长，明天还有人来。”
黄显声把抽屉合上：“来多少收多少。”
“可咱们的番号不够用了。一路一路地排下去，排到一百怎么办？”
黄显声笑了一下。那个笑很浅，嘴角动了一下就收了。
“排到一百就排到一百。排到一千就排到一千。”
他站起来，走到墙边那张大地图前面。地图上已经用红笔标出了二十几路的番号和活动区域，红色的线条从锦州出发，像毛细血管一样往四面八方延伸。
“每一路都是一个人，一把刀，一杆枪。”他看着那些红线，“加在一起，就是一面墙。”
那天晚上，他回到住处，把那本《孙子兵法》又翻开了。他翻到“势篇”，用手指点着那些字，慢慢地念：
“激水之疾，至于漂石者，势也。”
他念了两遍，合上书，靠在椅背上闭上了眼睛。煤油灯的火苗在黑暗中轻轻跳着。窗外有风，有狗叫，有远处操场上隐约传来的人声。那些声音混在一起，在夜色里沉沉地浮着。
他睁开眼睛，把灯吹灭了。
明天还有人来。
第四章 张学成
一
消息来的时候，黄显声正在城北三屯的操场上检阅新编的队伍。
传令兵骑着马从西边冲过来，马蹄在土路上扬起一溜黄尘。他翻身下马，跑到黄显声面前，喘得说不出整句话。
“司令——黑山那边——张学成的队伍——打过来了——”
黄显声接过电报，看了一遍，又看了一遍。
张学成，张作霖的侄子，张学良的堂弟。九一八之后从天津跑回沈阳，跟日本浪人接上了头。关东军司令本庄繁任命他为“东北自卫军总司令”，他把司令部设在了黑山县高山子附近。张学成收编了胡匪和凌印清残部，队伍扩充到了四千多人，下设八个支队。他骑着高头大马在阵前冲杀，高呼“我是张学成，速速来降”，义勇军阵前几次交锋都败在他手下。
原因很简单——没人敢开枪。
东北义勇军的骨干多是原东北军官兵。他们都知道张学成是谁。张作霖的侄子，张学良的弟弟。张作霖被日本人炸死在皇姑屯，大帅府在沈阳，张家在东北的根基比任何一家都深。谁敢动张学成？打狗还得看主人。张学良自己都没说话。
黄显声把电报折好放进怀里。
“备马。”他说。
“去哪儿？”
“北平。”
二
从锦州到北平，黄显声走了两天一夜。他在山海关歇了一次，在天津歇了一次，到了北平是第二天傍晚。他直接去了张学良的官邸。
张学良在客厅里见了他。副官端上茶来，两个人都没有动。
黄显声把那张电报放在茶几上。
“少帅，张学成投了日本人。他的队伍在黑山、北镇一带打咱们的义勇军。义勇军的弟兄们不敢开枪——都知道他是谁。”
张学良坐在沙发上，两只手交叉放在膝盖上。他的脸比上次见面时憔悴了许多，眼窝陷下去，嘴唇抿着一条线。
“我知道。”他说。
“您知道？”
“我知道。”张学良重复了一遍，“学成是二大爷的长子。父亲在世时，多次叮嘱我，一定照顾好学成，不能让你二大爷在九泉之下不得安生。就因为这个原因，他多次反对我，我都没有与他计较。”
他的声音很平，但每个字都像是从牙缝里挤出来的。
“可是，”他继续说，“我万没想到，他竟然越走越远，投到了日本人的怀中，成了国家的敌人。”
黄显声没有说话。他在等。
张学良沉默了一会儿，站起来走到窗前。窗外的天已经暗了，院子里亮着几盏灯，灯光照在梧桐树的叶子上，影子落在地上，一晃一晃的。
“叫学文来吧。”他说。
张学文是张学成的弟弟。他当时正好从巴西回国省亲，住在北平。副官去请了，过了半个时辰，张学文到了。
张学良转过身来，看着他的弟弟。张学文站在门口，看看张学良，又看看黄显声，没有说话。
“学文，”张学良说，“学成投了日本人。他的队伍在辽西打义勇军。我打算——把他灭了。你什么意思？”
张学文站在那里。他的嘴唇动了两下，可最终只说了三个字：
“听大哥的。”
三
那天晚上，张学良在官邸召开了一次家庭会议。除了张学文，还有几位在北平的张家亲属。会议开了一个多时辰，没有记录，没有人知道具体说了什么。但会后张学良对黄显声说了一句话。
“回去告诉熊飞——把张学成灭了。”
他停了一下，又补了一句：“以遏乱源。”
黄显声当天夜里就离开了北平。他没有在北平过夜，连夜赶回了锦州。
到锦州是第二天下午。他直接去了三屯的指挥部，把熊飞和各路义勇军的负责人叫到一起。
“张学成的事，少帅有令。”他站在地图前面，手指点在黑山县的位置上，“熊飞，你带公安骑兵总队去，集中兵力，在高山子围剿。其他各路配合，切断张学成的退路。”
有人问了一句：“可他是——”
黄显声打断了他：“谁投降日本做汉奸，都应当消灭他。张学成也不能例外。”
他的声音不大，可每一个字都像钉子一样钉在了墙上。
“出发。”
四
熊飞带着公安骑兵总队从锦州出发，经北镇向黑山方向开进。队伍大约两千人，都是骑兵，马刀挂在腰间，步枪背在肩上。出发那天早晨天很冷，霜铺在地上，马蹄踏上去嘎吱嘎吱响。
张学成的队伍驻扎在高山子附近的一个村子里。村子不大，几十户人家，被张学成的四千多人挤得满满当当。他们把司令部设在村里一户地主的大院里，门口架着两挺机枪，院子里拴着十几匹高头大马。张学成把队伍分成了八个支队，分布在村子周围的几个高地上，把守着通往村子的几条路。
熊飞把队伍分成三路。一路从正面进攻，吸引张学成的注意力；一路从右侧迂回，包抄村子后面的高地；一路从左侧绕远路，插到村子南边，截断退路。
进攻在拂晓时分开始。
正面的一路骑兵冲上去了，马蹄踏碎了地上的薄冰，雪沫飞溅起来，像一层白雾罩在马队上面。张学成的人从高地上往下射击，机枪声和步枪声混在一起，在空旷的田野上回荡。正面的一路被火力压住了，伤亡不小。
可右侧的一路已经摸到了村子后面的高地底下。他们弃了马，改徒步，顺着山坡上的沟坎往上爬。张学成的人在高地上架着机枪，可他们没料到有人从后面摸上来。爬上去的战士从背后开了火，高地上的机枪手被打倒了，阵地被撕开了一道口子。
左侧的一路也绕到了村子南边。他们冲进了村子外围的一处阵地，跟张学成的人打了起来。刺刀、枪托、手榴弹——近距离的混战在村子里展开。
张学成在司令部里听到了四面传来的枪声，知道情况不对。他从院子里牵出马，带着几十个卫兵往外冲。他想从村子西边的一条土路突出去，可那条路已经被熊飞预判到了，提前布置了堵截的人马。
他骑着马从村子里冲出来的时候，身上还穿着那件黄呢军大衣。那件大衣太显眼了。西边的伏兵远远看见一个穿黄大衣的人骑马冲出来，十几支枪同时开了火。张学成的马中弹了，前腿一软，把他从马背上甩了出去。他从地上爬起来，还想往前跑。可腿已经动不了了。
枪声停了。
熊飞带着人围了上来。张学成坐在地上，黄呢大衣上沾满了泥。他的腿断了，可他抬起头来，看着那些围上来的骑兵，张了张嘴。
“我是张学良的弟弟，”他说，“你们——”
熊飞没有让他说完。他把那张盖着张学良印章的命令展开，让张学成看了一眼。
“少帅有令，以遏乱源。”
张学成看着那张纸，看了几秒钟。他的嘴唇哆嗦着，像是还想说什么。可熊飞已经把那张命令收起来了，转过身去。
“就地正法。”
枪响了一声。
张学成倒在了那片雪地上。他死的地方，离他父亲张作孚当年殉职的地方不远。他父亲死在剿匪的战斗中，死的时候是张家的英雄。他死的时候是汉奸。
张学成的队伍在高山子被全部歼灭，四名日本顾问同时被击毙，伪旅长荣庭被俘。
五
消息传到锦州的时候，黄显声正在城北三屯的操场上。他把战报看了一遍，放在桌上。
他沉默了一会儿，然后对身边的参谋说了一句话。
“通电各路义勇军：张学成已灭。从今往后，凡投降日军者，一律照此处置。”
他站起来，走到操场边上。操场上的队伍正在操练，马队从眼前跑过去，蹄声如雷。风从北边吹过来，带着雪粒，打在脸上生疼。
他想起张学良在北平说的那句话：“以遏乱源。”
乱源。什么是乱源？张学成是乱源。可张学成背后是日本人。日本人背后，是更大的乱源。
他站在那里，看了很久。
天快黑了。操练结束了，队伍散了，操场上安静下来。他一个人站在操场边上，手插在口袋里，看着暮色中的山影。那些山影层层叠叠的，一直延伸到关外。关外是他的家。他的家，还在日本人手里。
他转过身，走回了指挥部。桌上放着新送来的情报——日军正在向锦州方向调动。
他在桌前坐下，拿起笔，把情报上的几个数字圈了起来。然后他翻到笔记本新的一页，在上面写了一行字：
“十一月十七日。张学成已灭。锦州外围仍有日军调动。各部加紧整训，准备迎敌。”
他把笔记本合上，放回抽屉里。
煤油灯的火苗跳了两下。窗外有风，有狗叫，有远处操场上隐约传来的马嘶声。
他吹灭了灯。
（第二卷完）
第三卷 血战
第一章 军歌
一
一九三一年九月二十七日，锦州。
高鹏振站在一面土墙前面。那面墙是村口一户人家的院墙，黄泥抹的，墙头上长着枯草，秋风吹过来就簌簌地响。墙前面站着一百多号人，穿着什么衣裳的都有——灰布褂子、黑棉袄、破皮袄，手里拿着什么家伙的都有——步枪、猎枪、大刀、长矛，还有几个人什么也没有，空着手站在那里。
高鹏振三十四岁，新民县人，早年当过警察，后来落草，在辽西一带是个有名的绺子头目。九一八事变的消息传到辽西的时候，他正在新民县沙岭岗子一带活动。他听完消息，把手里的烟袋往地上一磕，站起来对身边的人说了一句话——“我不干了。”
手下人问：“不干什么了？”
“不当胡子了。”他把烟袋收起来，“打鬼子。”
九月二十七日这天，他把一百多号人聚到锦州城外的一个村子里，宣布成立“东北国民救国军”。他自己站在土墙前面，手里攥着一张纸，纸上写着誓词。他不识字，那张纸是别人替他写的，他照着念：
“起来！起来！不愿做亡国奴的人们！民族已危亡，山河已破碎！留着我们的头颅何用？拿起刀枪，携手并肩，冒着敌人的枪林弹雨向前冲。前进啊！前进！前进！豁出命来向前冲！”
他念得磕磕绊绊的，因为有些字他不认得，是旁边一个人小声提醒他才念下来的。可他的声音很大，一个字一个字地砸在那面土墙上，砸在那一百多号人的耳朵里。
念完了，他把那张纸放下，看着面前那些人。
“从今天起，咱们就是救国军了。”他说，“以前的事，不提了。以后的事，就是打鬼子。”
一百多号人没有喊口号，没有鼓掌。他们站在那里，看着高鹏振。风从村口吹过来，把他身上的灰布褂子吹得贴在身上，也把那些人的衣角吹得扑扑响。然后有人喊了一声：“打鬼子！”接着第二个人跟着喊了，第三个人，第四个人。声音越来越大，越来越齐，最后变成了一片。
那是辽西的第一支抗日民众武装。
二
十月，北平抗日救国会派了一个人到高鹏振的队伍里来。那个人叫王立川，三十来岁，戴一副圆框眼镜，像个教书先生。他是来协助领导这支抗日队伍的，可他来了之后做的第一件事，是给高鹏振的那段誓词谱曲。
王立川把高鹏振的誓词拿在手里看了几遍。他想给这段词配一个调子。东北的民间曲调他不太熟，可他会唱古曲《满江红》——“怒发冲冠，凭栏处，潇潇雨歇”。那个调子悲壮苍凉，在东北的军营和乡间传了很多年，几乎人人都会哼两句。他把誓词一个字一个字地嵌进《满江红》的旋律里，反反复复地试。试到第三天，他对高鹏振说：“成了。”
高鹏振说：“唱来听听。”
王立川清了清嗓子。他唱得不大好，声音有些发涩，可调子是稳的。他唱完第一句的时候，高鹏振的身子往前倾了一下。唱到“拿起刀枪向前冲”的时候，旁边围着的几个士兵跟着哼了起来。等王立川唱完最后一句“杀！杀！杀！”，院子里安静了一瞬。然后高鹏振说了一句话。
“教全军唱。”
王立川把这首歌教给了全军将士。在行军的时候唱，在操练的时候唱，休息的时候也唱。歌词是这样的：
“起来！起来吧，不愿做亡国奴的人们！山河碎，家园毁，父母成炮灰，留着我们的头颅有何用？拿起刀枪向前冲！杀！杀！杀！”
“杀！杀！杀！”三个字，一个比一个重。不是唱出来的，是喊出来的。一百多个人同时喊出这三个字的时候，声音撞在山谷里，撞在树林里，撞在每一个人的胸腔里，把那些从沈阳撤出来时憋着的一口气，全都撞了出来。
这首歌很快在辽西各路义勇军中传唱开来。后来有人统计过，锦州东北义勇军研究会副会长张桂芝等学者认为，高鹏振创作的《义勇军誓词歌》是较早产生的一首义勇军军歌。
三
同一年的十月，辽东清原县，中寨子村。
孙铭武坐在堂屋里，面前摆着一盏油灯。灯芯结了灯花，火苗跳了一下，把墙上几个人的影子晃了一晃。他旁边坐着他的弟弟孙耀祖，对面坐着张显铭。桌上摊着一张纸，纸上写着几行字。
孙铭武四十二岁，原来是东北军的一名上校营长。九一八事变那天晚上，他在沈阳。炮声从北大营方向传过来的时候，他站在街角，看着膏药旗升起来。他没有低头，可他的手在抖。他回到住处，把门关上，对妻子说了三个字：“回清原。”
他回到清原之后做的第一件事，是把他家的房子和田产全部卖了。一百五十亩水田，十五间瓦房，两辆大车，三头牛，六口猪，一样一样地变成了现大洋，又变成了一堆枪。一百支枪，一万多发子弹。他把枪堆在院子里的长条桌上，乡亲们围在院墙外面看着。
然后他开始找人。
他把那些愿意跟着他干的人聚到一起，一共一百二十七个人。一百二十七条枪，有长有短，有新有旧。他们需要一面旗，一首歌，一个名字。
张显铭说：“枪有了，人有了。还少一样东西。队伍靠一口气撑着。那口气从哪儿来？从嗓子里来。一百个人一起唱，那口气就在一块了。”
孙铭武说：“你有词？”
张显铭说：“有。”
他在日本留过学，会写诗，会谱曲。他把写好的歌词摊在桌上，一个字一个字地念给孙铭武和孙耀祖听。念完了，孙铭武点了点头，说：“改两个字。”张显铭问改哪儿。孙铭武把纸拿过来，用手指点着最后一句——“全国人民团结一致，战斗！”他说：“改成‘起来！起来！全国人民团结一致，战斗！战斗！战斗！战斗！’”
张显铭把那几个字改了，又唱了一遍。这次是用《苏武牧羊》的调子——“苏武留胡节不辱，雪地又冰天”那个老调子，在东北传了几十年，几乎人人会唱。孙铭武听完，把烟袋从嘴里拿下来，在桌上磕了两下。
“行。”
歌词是这样的：
“起来，不愿当亡国奴的人们，用我们的血肉唤起全国民众，我们不能坐以待毙，必须奋起杀敌！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起来！起来！全国人民团结一致，战斗！战斗！战斗！战斗！”
这是我国最早的一首义勇军军歌。
四
十月十九日，清原县大苏河乡，虫王庙前。
风很大，把庙前的旗子扯得猎猎响。旗子是红布做的，上面写着“血盟救国军”五个黑字，墨迹还没干透就被风吹得洇开了一点。香案上摆着五炷香，香烟刚升起来就被风扯散了。五把火铳上了膛，并排在案面上摆着。
一百多人站在庙前的空地上。他们大多数是农民，也有猎户、伐木工人、矿工，还有几个从沈阳撤下来的散兵。他们手里的枪有一半是孙铭武卖房子换来的，另一半是从附近的警察所和民团手里缴的。孙铭武站在最前面，身后是孙耀祖和张显铭。
他开口了。风把他的声音送出去：“九一八那天我在沈阳。炮声一响我就知道——咱们中国人从今往后没有好日子过了。亡国奴是什么？亡国奴就是人家让你跪，你就得跪。让你死，你就得死！”
底下有人喊了一声：“绝不当亡国奴！”
一百多条嗓子跟着喊了起来，震得庙前的枯草簌簌往下落。
孙铭武拔出腰间的短刀，在所有人面前划破了自己的左手掌心。血涌出来，顺着指缝往下滴。他蘸着血，转过身，在庙前那根木柱上写了四个大字——血盟救国军。然后他把流血的手举过头顶。
“同心抗日，倘有二心，弹穿我胸！”
一百多双手举了起来。
然后张显铭站了出来。他用力一挥手：“唱！”
一百多个人的嗓子同时响了起来。那首借了《苏武牧羊》调子的歌，被东北的秋风扯着、拽着，往山谷里传，往更远处传——
“起来，不愿当亡国奴的人们……”
虫王庙前的黄土被风扬起来，落了每一个人一身一脸。可一百多个人没有一个闭眼，就那么直直地站着，唱完了整首歌。
那天晚上，孙铭武在日记里写了一行字：“今日立誓。以后的日子，每一天都是捡来的。捡来的日子，不能白过。”
五
同一个月，锦州。
黄显声坐在指挥部里，面前摊着一张纸。纸上是高鹏振送来的《义勇军誓词歌》的歌词和血盟救国军的歌词。他看了两遍，把那张纸折好，放进了抽屉里。
熊飞从外面进来：“处长，高鹏振那边来人了，问下一步怎么打。”
黄显声站起来，走到墙上那张大地图前面。地图上标着各路义勇军的位置，红色的线条从锦州出发，往四面八方延伸。他在高鹏振的队伍的位置上点了一下，又在孙铭武的队伍的位置上点了一下。两个点之间隔着好几百里，可它们都亮着。
“告诉他们，”他说，“各打各的。打响了就行。”
熊飞出去了。黄显声又坐回桌前，把那张纸从抽屉里拿出来，重新看了一遍。
“起来！起来吧，不愿做亡国奴的人们……”
他把这两句在嘴里念了一遍。窗外有风，吹得窗户纸沙沙响。他把那张纸折好，放回抽屉里，站起来，走到了窗前。
外面的天已经暗了。锦州的街上亮着几盏灯，昏黄昏黄的。他站在窗前，看着那片灯火，看了很久。
他想起那个从北平来的王立川，想起高鹏振，想起孙铭武。他不知道孙铭武后来会死在汉奸手里，不知道高鹏振后来会死在叛徒的枪下。他只知道，那首歌已经在辽西的山谷里响起来了。那首歌唱的是“起来”。起来是什么？起来就是从趴着变成站着。就是从“挺着死”变成“拿起刀枪向前冲”。
他转过身，走回桌前坐下。桌上摊着新送来的情报——日军正在向锦州方向调动，骑兵第二十七联队已经开到了锦西附近。
他把情报看了一遍，拿起笔，在地图上圈出了锦西的位置。
“该打仗了。”他说。
第二章 锦西战斗
一
一九三二年一月三日，锦州失守。
日军第二十师团占领了锦州，张学良的锦州行政部门宣告瓦解。黄显声率领公安骑兵总队和省政府工作人员撤离锦州时，途经锦西县城——江家屯镇，在县城暂住了一宿。
那天晚上，黄显声下榻在县公安局。他睡不着，把县公安局长苑凤台叫到了屋子里。
苑凤台四十来岁，本地人，个子不高，说话带着浓重的辽西口音。他进门的时候，黄显声正坐在桌前看地图。
“苑局长，”黄显声没有抬头，“锦州丢了，下一个就是锦西。你打算怎么办？”
苑凤台站在桌子对面，沉默了几秒钟。“打。”
黄显声抬起头看了他一眼。
“锦西全县有多少枪？”
“八千多条。”苑凤台说，“各乡民团加起来有七八千人。可光靠民团打不了鬼子，他们没打过仗。”
黄显声把地图推过去：“你看这里。”
他的手指点在锦西县城西边的一片区域上。“鬼子从锦州往西打，必经江家屯。出了城往西是上坡子、龙王庙子、西园子。那一片地形起伏大，沟坎多，适合打伏击。”
他抬起头来看着苑凤台。“你手里有人，有枪。缺的是什么？”
“缺会打仗的人。”
“缺的是敢开枪的人。”黄显声站起来，走到苑凤台面前，“你去找绿林。”
苑凤台愣了一下。
“锦西、锦热边界上有好几股绿林武装。刘春山，报号德全，手下有一百多条枪。刘存启，报号亮山，也有百十号人。这帮人打过仗，有实战经验。你去找他们，告诉他们——国难当头，以前的事不提了。民团和绿林，一起打鬼子。”
苑凤台站在那里，没有说话。他当然知道那几股绿林。民团和绿林打了好几年的冤家，可现在黄显声说的这句话，把那些恩怨放到了一边。
“国难当头，”黄显声又说了一遍，“以前的事，不提了。”
第二天一早，黄显声带着公安骑兵总队离开了江家屯，继续往西撤。苑凤台站在城门口送他，看着黄显声的马队消失在土路的尽头。
二
苑凤台回到苑家屯，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去找刘春山。
刘春山的家在一座山坳里，几间土房，院墙上挂着几串干苞米。苑凤台到的时候，刘春山正蹲在院子里擦枪。他四十来岁，黑脸膛，手上有茧，一看就是常年摸枪的人。
苑凤台没有绕弯子：“锦州丢了。鬼子要来了。我来找你打鬼子。”
刘春山把枪放下，看着苑凤台。“苑局长，你我打了多少年了？”
“八年。”
“八年。”刘春山站起来，“你来找我打鬼子？”
“国难当头，”苑凤台说，“以前的事，不提了。”
刘春山看着他，看了好几秒钟。然后他把枪背到肩上，说了一个字：“走。”
他跟着苑凤台去了刘存启的窝棚。刘存启比刘春山年轻几岁，个子矮，眼睛很亮。苑凤台把那句话又说了一遍。刘存启听完，把他手下的几个头目叫过来，当众宣布：“从今天起，跟着苑局长打鬼子。以前的恩怨，一笔勾销。”
刘春山把他的手下一百多条枪集中起来，刘存启也把他的人叫齐了。两队人马合在一起，一共三百多人，大多是猎户出身，枪法好，山里的路熟。
苑凤台又把“西五会”民团的首领周玉贵、刘国璋叫到一起。民团和绿林面对面站着，彼此看着对方，谁也没说话。苑凤台站在中间，看着这两拨人。
“你们手里拿的是枪，不是菜刀。”他说，“枪应该对着谁，你们比我清楚。”
刘春山先开口了：“苑局长说了，以前的事不提了。”
周玉贵看了他一眼，点了点头。
绿林和民团合在了一起。全县八千多支步枪，七八千人的武装，在江家屯周边布下了第一道防线。苑凤台站在人群中间，看着这两拨曾经水火不容的人站在了一起，他没有说话，可他心里清楚——这场仗能不能打，关键不在枪，在这些人能不能把后背交给对方。
三
一月六日，日军第二十七骑兵联队侵入锦西县城。
联队长古贺传太郎，日本佐贺县人，陆军士官学校骑兵科毕业，参加过日俄战争，在中国东北打了十几年仗，是关东军侵占东北的“急先锋”。他带着一百三十余人——骑兵第二十七联队主力、石野步兵小队、松尾粮秣输送监视队——浩浩荡荡地开进了江家屯。
因为县长张国栋叛国投敌，日军顺利占领了县城。古贺把联队部设在了县教育局的大院里，门口架着两挺机枪，院子里拴着十几匹高头大马。
古贺进城之后做的第一件事，是派兵把守城门，不许人进出。第二件事，是贴出告示——所有民间枪支，限三日内交到县公署，不交者按抗日论处。
告示贴出去的第一天，没有人来交枪。
第二天，也没有。
第三天，古贺派兵出城搜缴。
四
一月九日上午，古贺率骑兵团向锦西县城西部进发，意图围剿在这一带活动的义勇军。他骑着马走在队伍中间，身上穿着黄呢军大衣，腰间的军刀在晨光里泛着冷光。骑兵的队伍拉成了一条长长的线，从城西的上坡子经过龙王庙子，往西园子方向推进。
刘存启趴在西园子北边的一个土坎后面，看着远处的尘土。他数了数——骑兵大约八十人，后面还跟着一队步兵，再后面是辎重队。他回头看了一眼身后的人，三百多人趴在沟坎和矮墙后面，枪口对着土路。
古贺的马队走进了伏击圈。
刘存启把枪举起来，朝对面山头上的刘春山那边看了一眼。刘春山也把枪举起来，朝天上放了一枪。
枪声就是命令。
三百多条枪同时开火。子弹从沟坎后面、从矮墙后面、从树丛里射出来，打在骑兵的队伍里。古贺的兵从马上栽下来，马受了惊，嘶叫着往两边跑。古贺喊了一声什么，拔出了军刀，可他的声音被枪声盖住了。
第一波射击打完了，第二波接着来。骑兵被打散了，有人往城里的方向跑，有人往路边的沟里钻。石野小队的步兵试图组织反击，架起机枪朝义勇军的方向扫射。子弹打在土坎上，把土块打得乱飞。
古贺带着残兵往县城方向撤退。他撤到西园子北土坎子附近的时候，一颗子弹击中了他。他从马上摔下来，军刀掉在地上，刀身磕在石头上，叮的一声。副官米井和小队长石野也在混乱中被打死了。
这场战斗历时五个小时。根据战后统计，击毙日军联队长古贺传太郎以下官兵四十九名，重伤二十二名，缴获了大批武器。这是东北民众第一次歼灭日本联队主力，也是九一八事变以来第一次击毙日军中佐以上将领。
消息传到沈阳关东军司令部的时候，日本人大为震惊。他们不相信一群“胡子”能打死一个联队长。可古贺的军刀被义勇军捡回来了，刀身上刻着他的名字。
五
战斗结束的当晚，刘存启带着人进了城。
日军撤出了锦西县城。刘存启部进驻江家屯，以当地民团组织连庄会，维持城内秩序。这是抗战以来中国民众第一次收回了县城。
苑凤台站在城门口，看着刘存启的队伍从街上走过去。刘春山走在队伍的最后面，他路过苑凤台身边的时候，停了一下。
“苑局长，”他说，“我打了半辈子仗，没打过今天这样的。”
苑凤台问：“什么感觉？”
刘春山想了想，说了一句话：“以前打仗是为了钱，今天打仗是为了命。”
苑凤台看着刘春山的背影消失在街角。他想起几天前在黄显声面前说的那个“打”字，想起刘春山把枪背到肩上时说的那个“走”字。他站在城门口，风吹过来，把地上的枯叶卷起来又落下。他没有再说话。
消息传到锦州的时候，黄显声正在城北三屯的指挥部里看地图。传令兵跑进来，把战报递到他手里。他把战报看了一遍，放在桌上。
“好。”他说。
他站起来走到门口。外面是锦州的冬天，天灰蒙蒙的，远处有山影在雾里若隐若现。风从北边吹过来，带着雪粒。他站在门口看了一会儿，转过身，走回桌前。
他拿起笔，在日记本上写了一行字：“一月九日。锦西大捷。古贺被击毙。这是辽西民间抗战第一枪。”
他把笔放下，看着那行字。窗外的风还在吹，吹得窗户纸沙沙响。
他忽然想起一件事——他在江家屯的那个晚上，对苑凤台说过一句话：“国难当头，以前的事不提了。”那时候他不知道自己说的那句话后来会变成什么。现在他知道了。那句话变成了一场胜利。
第三章 大凌河车站
一
一九三二年一月下旬，大凌河车站南方五华里，凌河堡。
一座破庙里，十几个人围着一张桌子坐着。庙不大，屋顶漏了几个洞，冷风从洞里灌进来，把桌上的油灯吹得忽明忽暗。墙上挂着几张手绘的地图，线条潦草，但标注清楚。
坐在主位上的是由督范。他原来是东北军的一名军官，九一八之后奉张学良的命令从锦州来到大凌河东北方的一家峪屯，结识了爱国志士谢朝品，共商抗日救国大计。他收编了活跃在这一带的全则州、李质龙、李化民、苑九占等人的队伍，一共有了一千多人，成立了第二十六路义勇军。由督范任军长，谢朝品为旅长，李质龙为团长，全则州为营长。
今天来开会的，就是这几位。
“大凌河车站，”由督范用手指在桌上的一张简图上点了一下，“在沟帮子和石山站之间，东边是大凌河，北面和西面环山。车站北侧有一座铁路桥，是日军向北调兵的要道。桥上有兵把守，车站里有守备队，具体多少人，还不清楚。”
他看了看全则州。“你去侦察。”
全则州点了点头。
二
一月二十四日，大凌河甸镇的集日。
因为临近春节，赶集的人比往常多。卖年货的摊子一个挨着一个，卖猪肉的、卖粉条的、卖鞭炮的、卖对联的，把镇上的土路挤得满满当当。叫卖声、讨价还价声、鞭炮声混在一起，热闹得像一锅沸水。
全则州混在人群里，穿着老百姓的棉袄，头上扣着一顶旧毡帽。他赶着一头驴，驴背上驮着两袋粮食，看起来跟其他赶集的人没什么两样。他慢慢地在人群里走，一边走一边看。走到车站附近的时候，他把驴拴在路边的一棵树上，蹲在路边假装歇脚。
车站不大，一排灰砖房子，前面是站台，后面是铁轨。铁轨往东伸出去，横跨大凌河上的铁桥。桥头站着两个日本兵，端着枪，刺刀在冬天的阳光下闪了一下。车站门口也有兵，进进出出的有几个穿便衣的人，大概是便衣特务。全则州数了数，能看见的日本兵，大概有十几个。
他蹲了半个时辰，把日军的换岗时间、哨位的位置、车站周围的地形都记在了脑子里。
然后他站起来，赶着驴慢慢往车站西南方向走。那边有一排房子，其中一座是粉房，门口挂着一块木牌子——“一德堂”。粉房不大，一共十一间房，外面围着一道砖墙，墙不高，人爬得上去。全则州站在粉房门口看了一眼——从这里到火车站，大约有四十来米。他目测了一下距离，又看了看粉房围墙的高度和厚度。
“就是这儿了。”他自言自语。
他赶着驴回到了凌河堡，把侦察到的情况报告给了由督范。
三
由督范听完汇报，把几个领导人又叫到了一起。他把那张简图摊在桌上，用铅笔在上面画了几道线。
“全则州侦察清楚了。车站的鬼子不多，但铁桥上的守兵是关键。如果打起来，东边的援兵从桥上过来，咱们就顶不住。所以——”
他把铅笔点在地图上的三个位置：“兵分三路。东路由苑九占指挥，歼灭守桥之敌，剪断电话线，拆毁铁桥上的铁轨，阻止东来的援兵。西路由李化民指挥，埋伏在车站西面，阻击西来的援兵，扒毁路轨，设置障碍，切断敌人的退路。全则州带一支队伍，从正面进攻火车站。”
他又补了一句：“蓝天林率部袭击石山站火车站，牵制邻站的日军，防止他们来增援。”
“什么时候动手？”
“今晚。”
四
一月二十四日，夜。
天黑透了之后，由督范带着一千多人从凌河堡出发。队伍分成三路，在东、西、南三个方向同时向大凌河车站推进。没有月亮，天很黑，路两边是收割后的苞米地和一片片矮树林，脚踩在冻土上发出嘎吱嘎吱的声音。没有人打火把，没有人说话，只有脚步声和远处偶尔传来的狗叫。
全则州带着正面进攻的队伍，摸到了“一德堂”粉房附近。他把人分成了两队，一队翻墙进入粉房院子，从围墙里面往外打；一队埋伏在粉房外面的土坎后面。全则州自己翻墙进了院子，脚落在墙根下面的干草上，声音很小。他摸到围墙边，探头往车站方向看了一眼——车站门口的灯还亮着，一个哨兵站在那里，背对着他的方向，枪扛在肩上。
他回头朝墙外挥了挥手。墙外的人跟着翻了进来。
苑九占带着东路的队伍摸到了铁桥附近。桥头的两个哨兵一个在打哈欠，一个在来回走动。苑九占趴在桥头旁边的土坡后面，等那个走动的哨兵转过身去的时候，他第一个冲了上去。匕首捅进哨兵的后背，那人没有出声就倒了。另一个哨兵刚要张嘴，被第二个冲上来的人捂住了嘴。桥头的电话线被剪断了，铁轨上的道钉被撬开了，几个人用撬棍把铁轨撬弯，横在桥面上。
西路的李化民带着人扒开了铁路，在路上堆了石头和木头，设置了障碍。
全则州从粉房围墙后面打出了第一枪。
枪声在夜里格外响亮，砰的一声，在空旷的田野上回荡了好几圈。车站门口的哨兵应声倒地。紧接着，粉房围墙后面的步枪同时开了火，子弹打在车站的砖墙上，溅起一片碎屑。车站里的日军从睡梦中惊醒，有人穿着衣服往外跑，有人抓了枪趴在窗台上往外打。
全则州带着人从粉房冲出来，往车站方向推进。他们跑过四十多米的空地，冲到车站门口。院子里有几个日军正在架机枪，被全则州一枪撂倒了一个。剩下的人退回屋里，关上了门。
东边的铁桥方向传来了枪声。苑九占的人跟桥上的守兵打了起来。西边的李化民也遇到了从沟帮子方向赶来的日军援兵。蓝天林在石山站那边也打响了。
整个大凌河车站周围，枪声响成了一片。
五
战斗持续了大约一个时辰。
天亮之前，由督范下令撤退。全则州带着正面进攻的人从车站撤出来，沿着来时的路往凌河堡方向走。他们身后，车站的砖墙上全是弹孔，院子里躺着十几具日军的尸体。铁桥上的铁轨被拆弯了好几根，枕木上留着撬棍的痕迹。西边的铁路上堆着石头和木头，路轨被扒开了几段。
全则州走在队伍的中间。他的棉袄袖子上被子弹穿了一个洞，没伤到肉。他一边走一边回头看了一眼大凌河车站的方向。车站里的火还没有完全熄灭，有几处亮着红光，像是有人在烧东西。
“炸了没有？”旁边有人问他。
“炸了。”他说，“铁轨弯了，桥上的路也断了。鬼子要修，得修好几天。”
他们走回了凌河堡。天已经蒙蒙亮了，东边的天际线上泛着一层灰白。由督范站在村口等着他们，看见全则州回来了，点了点头。
“伤亡多少？”
“死了三个，伤了五个。”
由督范沉默了一下。“鬼子呢？”
“车站里至少有十几个。桥上守桥的那些，加上从沟帮子赶来的援兵，估计也不少。”
由督范看着远处大凌河车站的方向。那边还有烟在升起来，直直地升上去，在冬天的天空里凝成一道灰色的柱子。
“够了。”他说，“这一仗，打得够了。”
这次奇袭大凌河车站之战，后来被研究者称为义勇军游击战的经典范例。第二十六路义勇军以一千余人的兵力，兵分三路袭击日军车站和铁桥，切断了北宁铁路的交通，牵制了日军的“扫荡”部队。战后，日军的铁路运输中断了数日，不得不从沈阳调来工兵修复桥梁和铁轨。
由督范后来在给张学良的报告里写了一句话：“此役虽小，然铁路中断三日，敌之军运为之一滞。”
第四章 邓铁梅夜袭凤城
一
一九三一年十二月二十六日，夜。凤城县城西郊。
邓铁梅蹲在一片矮树林里，面前是一条冻得硬邦邦的土路。他身后是一千五百多人，分成了两路，趴在路两边的沟坎后面，等着。天很黑，没有月亮，只有远处城里的灯火在夜色里泛着一层昏黄的光。
邓铁梅四十来岁，原名邓古儒，凤城县人。他当过凤城县警察大队长和公安局长，对这座县城的大街小巷了如指掌。九一八事变之后，他深感亡国之痛，于十月召集旧部一百五十余人，在凤城顾家堡宣布成立东北民众义勇军，后改称东北民众自卫军。到十二月，作战人员已经发展到一千五百余人。
凤城是安奉铁路上的重镇，又是辽东的交通中枢。日伪在凤城车站驻有铁道独立守备队和警察署。邓铁梅决定打下这座县城，给日伪一个教训。
战前，他多次派人进城侦察，摸清了日伪兵力配置和分布情况。在进攻的前一天，他又派了一批机智勇敢的队员，扮作进城办事的农民，秘密潜伏在主要街道及日军驻地附近的居民家里，等待攻城战斗打响后充作内应。
他把一千五百人分成了两路。第一路由他自己指挥，两个步兵营和一个五百人的大刀队，负责包围并消灭日军独立守备队和伪警察大队。第二路由孙跃庭指挥，同等兵力携带机枪、迫击炮攻打火车站。
邓铁梅看了一眼怀表。时针指向十点。
他站起来，把手一挥。
“走。”
二
午夜十二点，攻打火车站的战斗首先打响。
孙跃庭带着人摸到了车站外围。车站里亮着灯，日本警察和宪兵还没有睡。枪声一响，车站里顿时乱成了一锅粥。日本警察和宪兵被突如其来的攻击打得措手不及，衣服也穿不上，枪也找不着，电话线已经被提前潜入的队员割断了，想联系外面也联系不上。他们只好龟缩在车站的地下室里，凭借建筑物的墙壁负隅顽抗。自卫军用机枪和迫击炮朝地下室的方向猛轰，子弹打在砖墙上，碎屑飞溅。有人试图从地下室的窗口往外冲，刚探出头就被打了回去。
与此同时，邓铁梅亲自率领的另一路自卫军，分别从城南和城东南角进城，直奔凤凰城南大街。那里驻扎着伪警察大队。邓铁梅指挥各部组成密集的火力向敌人开火。伪警察队的官兵很多是邓铁梅当公安局长时的旧部，听到邓铁梅的名字，又看到自卫军来势凶猛，经自卫军喊话动员，很快就放下了武器，缴械投降。
邓铁梅留下了一部分人监视俘虏，自己带着主力转向车站，协助孙跃庭部围攻日军。
车站的日军大部被歼。残余的日军退到了车站地下室的角落里，靠着厚实的墙壁继续抵抗。邓铁梅没有恋战，他分出了一部分兵力去包围日本铁道独立守备队队部，同时派人捣毁了县衙、公安局，砸开了监狱的大门。被关在里面的爱国群众被放了出来，有人跪在地上磕头，有人抱着自卫军战士嚎啕大哭。邓铁梅没有停下来，他带着人又去了城南街娘娘庙附近的日本特务机关。
战斗打到了凌晨两点多。
三
就在这时候，外围的枪声响了。
从安东方向和从连山关、鸡冠山方向，日军的增援部队连夜赶来。邓铁梅早有准备，他派出了两支部队分别对这两个方向的援敌进行阻击。阻击部队在城外的路口设了路障，用机枪和步枪封住了通往县城的道路。援敌被堵在城外，打了一阵子，没能突破阻击线。
到了凌晨四时，鸡冠山、连山关方向的援敌终于赶到了凤城车站外围。可那时候邓铁梅已经带着自卫军撤出了县城。
撤退的命令下得很及时。自卫军带着缴获的战利品——步枪三百余支、轻机枪三挺、迫击炮两门和大批弹药——从城北的小路撤了出去，消失在冬天的夜色里。等援敌冲进车站的时候，只看见满地的弹壳和被砸开的监狱大门。
此次夜袭凤凰城战斗，共毙伤日伪军警五十余人，缴获步枪三百余支、轻机枪三挺、迫击炮两门和大批弹药。日伪当局遭此痛击，大为震惊。民众听到消息，无不为之欢欣鼓舞。自此，邓铁梅和他率领的东北民众自卫军威名远扬。
四
第二天早上，邓铁梅带着队伍回到了根据地。他把队伍安顿下来之后，一个人坐在一棵松树底下，把那把在战斗中缴获的日本军刀放在膝盖上。
那把刀是他在车站地下室的角落里捡到的。刀鞘是黑色的，刀柄上缠着布条，刀身上刻着一行小字，他看不懂，大概是日文。他把刀抽出鞘来看了看，刀刃上有一道小小的缺口，是砍在什么地方磕的。他把刀收回鞘里，放在一边。
他的警卫员从旁边走过来，递给他一块干粮。他接过来咬了一口，嚼得很慢。
“司令，”警卫员蹲在他旁边，“咱们什么时候再打？”
邓铁梅把干粮咽下去了。“等鬼子缓过劲来，咱们就去打他们的据点。让他们缓不过来。”
他站起来，拍了拍裤子上的土，把那把日本军刀挂在腰上，走回了营地里。营地里有人在生火做饭，有人在擦枪，有人在唱一首不知道名字的歌。歌声被风吹过来，断断续续的。
他走了几步，停下来，回头看了一眼凤城的方向。那边的天是灰的，没有烟，也没有火光。县城已经恢复了平静，可他知道那种平静维持不了多久。他还会回来的。他会一直回来，打到鬼子滚出东北为止。
他转过身，走回了营地里。
第五章 老北风三打海城
一
一九三二年三月，海城。
海城地处沈大线要冲，是辽南的重镇。日军在这里驻有守备队，城墙上架着机枪，城门口有伪军站岗。城里的伪警察局有几百号人，城外八里河还有一个警察分所。日本人把海城经营得像一座铁桶，以为这样就能吓住那些想打海城的人。
可他们不知道，“老北风”已经来了。
张海天，原名张贺年，海城县高力房村九台子人，因为走起路来健步如飞，在江湖上报号“老北风”。他早年是辽南一带的绿林绺子，练得一手百步穿杨的好枪法。九一八事变之后，他毅然放弃了胡匪生涯，率部走上了抗日救国的道路。凌印清事件中，他和项青山一起动手擒获了凌印清，立了首功，被张学良任命为东北民众抗日义勇军第二路司令。到了1932年6月，他的队伍已经发展到七千余人，编成十三个大队，四十二个中队。北平的东北救国会委任他为辽南地区义勇军前敌总指挥。
三月十七日，他指挥着近万名义勇军，向海城的日伪军展开了攻势。
义勇军分了几路，铺天盖地地涌向海城及附近的乡镇。有的是骑马来的，有的是坐着大车来的，有的是步行来的。他们的武器参差不齐——有汉阳造，有辽十三，有猎枪，有火铳，还有人拿着大刀和长矛。可他们的人数太多了。近万人从几个方向同时压过来，远远看去像是漫山遍野的人潮。
龟缩在各个据点里的日伪军被这个阵势惊呆了。
八里河警察局第一个被冲垮了。义勇军的人从几个方向同时涌进院子里，伪警察们有的往外跑，有的把枪扔在地上举起了手。城里的伪警察局也没能撑多久，大批军事设施被捣毁，警察局局长在混乱中被俘。
这一仗打得不算激烈——敌人几乎没有像样的抵抗。义勇军的声势太大了。可声势本身也是一种力量。近万人同时出现在海城周围，这件事本身就足以让日军胆寒。
张海天骑在一匹黑马上，从八里河往海城方向走。他身边跟着几十个骑兵，马蹄踏在冻土上，发出沉闷的响声。路过一个被捣毁的伪军据点时，他勒住马看了一眼。院子里乱糟糟的，枪扔了一地，几顶伪军的帽子散落在角落里。他看了一眼，没有说话，催马继续往前走。
这一仗之后，日军加强了海城的防守。可张海天没有打算停手。
二
同年八月初，张海天再度攻击海城。
这次他选准了一个目标——日军的一个兵站。这个兵站是日军在辽南地区的重要补给点，里面堆着粮食、弹药和军需物资，由一个中队守卫，周围拉着电网，门口架着机枪。
张海天没有硬冲。他派了几个“敢死队员”，趁着夜色摸到了兵站外面。敢死队员用绝缘的钳子剪断了电网，然后一把火点燃了兵站旁边堆着的草垛。风很大，火势迅速蔓延。草垛的火苗蹿起来，被风一吹，直接卷向了兵站的方向。整个兵站成了一片火海。日军从里面冲出来，被埋伏在外面的义勇军打了回去。弹药库被火引燃，接二连三的爆炸声把方圆十几里都震动了。
张海天站在远处的一个高地上，看着兵站的火光。火光照亮了他的脸——一张黑瘦的、棱角分明的脸。他的嘴角没有什么表情，可他的眼睛是亮的。
“撤。”他说。
义勇军消失在了夜色里。
三
一九三二年秋天，张海天第三次袭击海城。
这一年秋夜，“老北风”率部第三次袭击了海城。这一次进攻的目标是海城火车站。
秋天的夜里，天已经凉了。义勇军从几个方向同时向海城火车站方向移动。他们先把各个据点和车站之间的联系切断了——电话线被剪了，路口的哨兵被摸了，从各个方向通往车站的道路上设了路障。等日军发现情况不对的时候，火车站已经被围住了。
张海天亲自指挥了这次进攻。他骑着那匹黑马，从外围往车站方向冲，身后跟着几百个骑兵。马蹄声在夜里像是一阵闷雷，从远处滚过来，越来越近，越来越响。
火车站里的日军只有一个小队。义勇军从几个方向同时压上去，日军的防线很快就被冲垮了。有人在站台上被打倒了，有人退到了站房里，有人钻进了火车底下。义勇军冲进站区的时候，火光冲天，站房被点着了，仓库被点着了，连停在铁轨上的一列货车也被点着了。火光照亮了半边天，几十里外都能看见。
日军增援部队赶到的时候，张海天已经带着人撤走了。他们带走了缴获的大批枪支弹药，留下了满地的弹壳和一整片被烧毁的站区。
四
张海天的队伍平时分散在各处。有时候他把队伍化整为零，躲在日军的眼皮底下，到了用兵之时，很快就能拉起数百人、数千人的队伍。日军既摸不到义勇军的踪迹，又搞不清是什么打法，只好缩在据点里，惶惶不可终日。
有一天夜里，海城郊区响起了枪声。据点里的日伪军立刻炸了营，以为是义勇军攻了上来，便毫无目标地开炮放枪乱打一通。打了半夜才闹明白——原来是当地的农民得了病，放鞭炮祛病消灾。日伪军恼羞成怒，用炮火进行报复性轰击，把整个村子夷为平地。张海天的部队得到消息，官兵们气得咬牙切齿，决心叫侵略者血债血还。那一年秋夜，他率部第三次袭击了海城。
在一年多的时间里，张海天率部在台安、大石桥、田庄台、牛庄、高丽房等地与日伪军进行了五十多次战斗。他打过田庄台，打过沙岭，打过耿庄，打过牛庄，火烧过海城日军兵站，多次炸毁铁路和桥梁。“老北风”三个字，成了辽南一带日军最怕听到的名字。
后来有人问张海天，为什么要从绿林改成抗日。他想了一会儿，说了一句话：“我当胡子的时候，抢的是老百姓。现在我打鬼子，护的也是老百姓。同样是拼命，前面那个是罪，后面这个是义。”
第六章 五攻沈阳
一
一九三二年三月，伪满洲国成立。溥仪在长春就任“执政”，改年号为“大同”。消息传到东北各地，抗日义勇军愤怒不已。
东北民众抗日救国会向各路义勇军发出号召——主动出击，打击日伪。救国会沈阳分会的委员们通知第三十九路义勇军攻打沈阳，他们愿做内应。第三十九路义勇军，是在九一八事变后由沈阳铁路警官赵亚洲等人在抚顺、铁岭交界处的山区组织起来的队伍，初期叫“抗日总队”，后接受救国会领导，改称义勇军第三十九路。
赵亚洲得到联络后，派人潜入沈阳，探听城里的日伪军部署情况。他带回来的消息是——日军在沈阳的驻军不多，主力已经调往各地“讨伐”义勇军。城里的防守主要靠伪军和伪警察。
“打。”赵亚洲把探听回来的情报往桌上一拍，“趁他们兵力空虚，打进去。”
二
三月九日，溥仪就任伪满“执政”的这一天，赵亚洲率领三千余人的义勇军抵达了沈阳附近的百官屯一带。
三月十日拂晓，进攻开始了。
金山好率部抢先攻城。金山好原来是辽北一带的绿林首领，手下的骑兵有二百多人。他们从城北发起进攻，沿奉海铁路向大北边门疾进。金山好的人佩戴着伪奉天暂编第一旅的臂章，事先已侦悉伪警的问答口令，顺利通过了伪警哨所。等伪警反应过来的时候，金山好的骑兵已经冲到了面前。他们趁敌不备，迅速包围了沈海车站，攻占了伪警第十一分局及附近的伪警分所，将一百五十余名伪警缴械。
赵亚洲率领的主力从大小东门方向攻入。他带着前哨部队冲到了小东门附近，眼看就要突入城内了。可他不知道的是，日军已经提前得到了义勇军要攻打沈阳的情报，在各个城门都布下了伏兵。
赵亚洲的前哨部队冲进小东门的时候，迎头撞上了埋伏在那里的日伪军。机枪从两侧的房顶上扫下来，子弹像雨点一样泼在街面上。赵亚洲的人被压在街口，抬不起头。后面的部队赶上来的时候，在东陵一带又遭到了伪军的袭击。城外的义勇军和城内的日伪军打成了一锅粥。
金山好那边也出了问题。他的骑兵攻进大北边门之后，在太清宫和交通银行胡同一带受到了伪警马队和步队以及日本宪兵队的迎面堵击。金山好的骑兵一部分下马对抗，一部分散到了东西各胡同里，进攻队形大乱。金山好本人此后下落不明，再未出现在义勇军的记录中。
战斗打到天亮。城外的义勇军先后撤退了。第一次攻打沈阳，没有成功。
三
一九三二年六月，救国会决定在九一八周年之前，动员东北各地义勇军再次主动出击。七月，救国会派王兰田到沈阳，通过沈阳救国分会与义勇军第二十一路司令赵殿良见了面。王兰田建议赵殿良的第二十一路义勇军担任这次攻打沈阳的主力，还给了赵殿良四千元现洋作为攻城准备的经费。
赵殿良是沈阳北大营教导队的学员，九一八事变后与黄宇宙在陈相屯组织沈阳救国分会。他为了攻打沈阳，做了大量的准备工作。他派人去凤城部署破坏草河口和本溪火车站，又派人去安奉线石桥子、南满线沙河站一带联络当地抗日武装炸毁该地大桥，以阻止敌人增援。从八月上旬到中旬，辽宁各地义勇军采取“多方误敌”的战术，主动出击打击日伪军，并拆毁铁路多处，使日伪在沈海路的运输中断。日军不得不调动沈阳、大石桥等地日伪军前往各处增援，驻防沈阳的日伪军更显空虚。
八月二十七日晚，赵殿良率第二十一路义勇军从黄泥坎、浑河堡等处出发，潜伏在沈阳大、小南门外及飞机场附近一带。可一直等到清晨，没有听到城内接应的枪声。赵殿良只好下令撤回。
四
八月二十八日下午四时，赵殿良重新部署了兵力。他带着人在老爷庙前誓师，然后于夜十一时半向沈阳城内发起了进攻。
各部将电线割断，以手枪和步枪向敌人猛烈射击。赵殿良亲自率领一支突击队，猛攻日军航空处仓库。仓库门口有哨兵，赵殿良的人摸上去解决了哨兵，然后冲进仓库。仓库里停着飞机，有战斗机，有侦察机，一排一排地停着。赵殿良下令放火。火从仓库的一角烧起来，很快蔓延到了停着飞机的区域。飞机被点着了，油箱一个接一个地爆炸，火光照亮了半边天。这一仗，他们烧毁了其中的飞机，缴获步枪七十余支、机关枪四挺及大批军用品。
可各部之间的通讯不畅，无法联络。赵殿良在航空处打完的时候，其他几路的情况他不清楚。他派人去联络，跑回来的传令兵说——有的路被打散了，有的路根本没打进来。赵殿良只好下令撤退。
五
八月二十九日夜，赵殿良又组织了一支敢死队，向沈阳城发起了第三次进攻。可这一次日伪军已经有了防备，城门口的沙袋垒得更高了，机枪阵地也增加了。敢死队冲了几次，都被打了回来。激战了两个小时之后，义勇军被迫退到了娘娘庙一带。不久，其他几路义勇军赶到，稍事休整后，立即联合攻城。可日伪军的火力太猛了，城墙上的机枪封锁了所有的通道。天亮之前，义勇军再次撤退。
五次攻打沈阳，没有一次成功。可每一次，义勇军都让日伪军付出了代价。据统计，义勇军攻打沈阳的武装斗争先后达十七次之多，其中发生在1932年的就有十四次。
每一次攻打，都像是在日伪的心脏上扎了一针。他们打不进去，可他们让日本人知道——沈阳不是日本人的。沈阳是中国人的。中国人还在打。
消息传到了黄显声那里。他在锦州的指挥部里看完了战报，放在桌上。战报上写着：“八月二十八日夜，第二十一路义勇军攻入日军航空处仓库，烧毁飞机，缴获步枪七十余支、机关枪四挺。”
黄显声把战报看了两遍。然后他站起来，走到墙上那张大地图前面。地图上已经密密麻麻地标满了各路义勇军的位置和活动区域。红色的线条从锦州出发，往四面八方延伸，有的伸到了辽南，有的伸到了辽东，有的伸到了沈阳城下。他在沈阳的位置上用手指点了一下。
“打了几次了？”他问熊飞。
熊飞翻了翻本子：“五次。”
黄显声点了点头。他站在那里，看着沈阳的位置，看了很久。那是他生活了三十五年的城市。他的家在那儿，他的队伍在那儿，他的六分局的弟兄们的坟也在那儿。他回不去。可他的队伍还在打，还在往那座城的方向冲。哪怕冲不进去，也要冲。
他转过身，走回桌前坐下。桌上摊着新送来的情报。他拿起笔，在笔记本上写了一行字：
“八月二十九日。义勇军五攻沈阳。虽未克，然敌胆已寒。”
他把笔放下，看着那行字。窗外的风还在吹，吹得窗户纸沙沙响。他坐在那里，一动不动。
（第三卷完）
第四卷 孤军与撤退
第一章 通电
一
一九三一年十一月二十七日，新民县青岗子。
天还没亮透，黄显声就到了阵地。
青岗子在新民县城西边，是一条横在公路两侧的土岗，岗子不高，可地势好——往东能看见好几里地，公路上有什么动静一目了然。岗子上长着些矮树和枯草，冬天里都干透了，风一吹就簌簌地响。黄显声蹲在岗顶的一棵老榆树底下，面前是熊飞连夜让人挖的一道战壕。战壕不深，可够趴人。
“鬼子到哪儿了？”他问。
熊飞从岗子东边跑过来，喘着气：“到了白旗堡。离这儿不到二十里。先头部队是骑兵，后面跟着步兵，大概有一千多人。”
黄显声点了点头。他把望远镜举起来，朝东边看了一眼。望远镜里什么都看不清，天还没亮，东边的天际线上只有一层灰白色的光。他把望远镜放下，回头看了一眼身后的人。
土岗上趴着将近两千人。有公安骑兵总队的，有从锦州周边赶来的义勇军，有项青山的人，有张海天的人，还有新民、黑山一带的民团。他们穿着什么衣裳的都有，拿着的家伙也参差不齐。可他们都趴在战壕里，等着。
黄显声站起来，走到土岗中间。风把他身上的旧军大衣吹得扑扑响。
“今天这一仗，”他的声音不大，可每个人都听得见，“是咱们义勇军成立以来，头一回正面跟鬼子干。以前咱们打的是据点、是车站、是埋伏。今天，咱们就在这儿等着他们来。”
他停了一下。
“鬼子的先头部队是骑兵。骑兵冲得快，可到了岗子底下就上不来了。咱们在岗上，他们在岗下。咱们往下打，他们往上冲。谁占便宜，不用我说。”
有人笑了一声。黄显声也笑了一下。那个笑很短，可它让土岗上紧绷的空气松了一松。
“等他们到一百米再打。谁先开枪，我处分谁。”
他回到那棵老榆树底下，把枪架在枝丫上，等着。
上午九时左右，日军的骑兵出现在了公路的东头。先是几个黑点，然后是十几个，然后是几十个。马蹄踏在冻硬的土路上，声音从远处传过来，沉闷而密集，像是有人在远处擂鼓。骑兵后面是步兵，黄乎乎的一片，钢盔在晨光里泛着暗绿色的光。
日军的骑兵冲上了公路，朝青岗子的方向压过来。到了岗子底下，马跑不动了——土岗的坡度虽然不陡，可冬天里冻得硬邦邦的，马蹄踩上去打滑。骑兵勒住了马，有的下马步行往上冲，有的拨转马头往两侧迂回。
黄显声把枪举起来，等骑兵冲到离战壕不到一百米的时候，他扣下了扳机。
第一枪打出去之后，整个土岗上的枪都响了。将近两千条枪同时开火，子弹从岗顶往下扫，像是一阵暴雨从天上泼下来。日军冲在前面的骑兵倒了一片，后面的被压住了，趴在公路两侧的沟坎后面抬不起头。
日军的机枪架起来了。子弹打在土岗上，把冻土打得碎块乱飞。一颗子弹从黄显声头顶飞过去，把榆树的一根枝丫打断了，树枝落下来，砸在他肩膀上。他把树枝拨开，继续打。
打了一个多时辰，日军的第一次冲锋被打退了。公路上留下了几十具尸体和十几匹死马。黄显声数了数自己的伤亡——死了七个，伤了二十多个。他把数字记在脑子里，没有说出口。
日军的炮上来了。炮弹落在土岗上，把战壕炸塌了好几段。有人被埋在土里，旁边的人把他刨出来，他抹了一把脸上的土，继续打。炮击持续了将近半个时辰。等炮声停了，日军又冲了上来。这一次他们改变了打法——骑兵从正面佯攻，步兵从两侧的洼地里迂回，想包抄土岗。
黄显声看出来了。他把预备队调到了两侧，等日军的步兵摸到半坡的时候，从侧翼打了一个反击。两侧的枪声同时响起来，日军的步兵被压在洼地里，进退不得。正面佯攻的骑兵也被打退了。
战斗打到下午三时左右，日军撤了。公路上留下了近百具尸体，还有大批的枪支弹药。黄显声站在土岗顶上，看着日军撤退的方向，看了很久。风从东边吹过来，带着硝烟的味道。
熊飞跑过来：“处长，鬼子退了。”
“我知道。”
“追不追？”
黄显声摇了摇头：“不追。把伤兵抬下去，把弹药收了。天黑之前撤出阵地。”
他转过身，走下了土岗。走到岗子底下的时候，他回头看了一眼。土岗上还冒着烟，几处战壕被炮弹炸塌了，露出底下冻硬的黄土。那些阵亡的士兵被抬到了一起，并排放在岗子后面的一个洼地里，身上盖着从老乡家借来的白布。
他站在那里，看了很久。然后他转过身，走了。
青岗子阻击战，义勇军以伤亡百余人的代价，毙伤日军近百人，是辽西义勇军成立以来正面阻击日军的第一场胜仗。可这场胜仗没能改变大局。日军的兵力还在不断增加，锦州的外围阵地一道一道地被突破。
二
一九三一年十二月二十九日，锦州。
东北军开始撤了。
第一批撤走的是正规军。从锦州西门出去，沿着通往山海关的公路往西走。黄显声站在城北三屯的指挥部外面，看着那些队伍从土路上走过去。汽车、马车、驮马、步兵，拉成了一条长长的线。没有人说话，只有车轮碾在冻土上的嘎吱声和马蹄踏在冰面上的笃笃声。
他数了数——至少三万人。三万人从他面前走过去，往关内走。他们没有回头。
第二天，又走了一批。第三天，再走了一批。
黄显声每天站在同一个位置，看着那些队伍从眼前消失。他身后站着熊飞，还有几个公安骑兵总队的队长。他们也在看，看着那些正规军从眼前消失。有人小声说了一句：“都走了。”
黄显声没有接话。他站在那里，看着最后一批人消失在公路的尽头。风从北边吹过来，带着雪粒，打在脸上生疼。他把大衣领子竖起来，转过身。
“回指挥部。”
指挥部里很冷。铁炉子里的火快灭了，有人往里添了几块柴，火苗跳了一下又落下去。黄显声走到桌前，桌上摊着一张辽西地图。地图上密密麻麻地标着各路义勇军的位置——锦西、义县、北镇、黑山、盘山、台安，几十个红色的点散布在辽西走廊上。
可正规军走了。三万人走了。现在锦州前线，除了他率领的公安骑兵总队和这些零零散散的义勇军，再也没有别的人了。
他坐下来，看着那张地图。地图上红色的点很小，很小。他从沈阳带出来的人，不到两千。加上各路义勇军，全部加起来不到三万人。三万人对日本人。而日本人正在从沈阳、从沟帮子、从营口三个方向往锦州压过来。
“处长，”熊飞站在旁边，“咱们怎么办？”
黄显声没有马上回答。他从抽屉里摸出烟袋，装了一锅烟，点上，吸了一口。烟雾在冷空气里散得很慢。
“先通电。”他说。
三
十二月三十日，锦州。
一间不大的屋子里，十几个义勇军的将领围着一张桌子。有项青山、张海天、盖中华，有赵亚洲，有从辽东赶来的代表，还有几个从辽南赶来的负责人。他们大多数人是从前线阵地赶回来的，可他们都来了。黄显声昨晚让熊飞连夜派人送信，说今天有大事要议。
黄显声站在桌子一头，面前摊着一张纸。纸上是他昨晚写好的通电稿，字迹工整，一笔一画。
“正规军撤了。”他开口了。声音不大，可屋子里每个人都听得清清楚楚，“锦州前线，就剩咱们了。”
屋子里没有人说话。铁炉子里的柴火噼啪响了一声，几颗火星从炉盖缝隙里迸出来。
“咱们要发一个通电。让全国知道，辽西还在打。义勇军还在打。”
他把那张纸拿起来，一字一句地念：
“我三千万民众，决以此满腔热血，溅于白山黑水之间，以灌溉中华民族自由之花，敌氛未靖，誓不生存！”
念完了，他把纸放在桌上。
“有意见的，现在说。”
项青山第一个开口了。他站起来，两只手按在桌面上，脸涨得通红：“我同意。鬼子来了，咱们打。打不过也打。让人家知道，辽西不是空着的。”
张海天坐在角落里，一直没有说话。他黑瘦的脸上没有什么表情，可他的手在桌下攥着拳。等项青山说完了，他才开口：“我没意见。打就是了。”
其他几个人也一个一个地说了。有说“同意”的，有说“早该这么办”的，有说“我的人还在前线，我得回去”的。说完了，黄显声把那张纸收起来，交给旁边的参谋。
“今天发出去。发到北平，发到南京，发到上海。让全国都知道。”
他站起来，走到屋子中间。他的目光从每一张脸上扫过去。那些脸，有年轻的，有年长的，有黑瘦的，有冻得发红的。可那些眼睛里，都亮着一团火。
“从今天起，义勇军各部听我指挥。我不强求谁留下。要走的，现在就可以走。留下的——”
他停了一下。
“留下的，打到底。”
没有人走。
那天晚上，通电从锦州发了出去。发报机滴滴答答地响着，电波穿过夜空，穿过日军的封锁线，把辽西的声音传到了关内。第二天，北平的报纸登了，上海的报纸登了，南京的报纸也登了。“我三千万民众，决以此满腔热血，溅于白山黑水之间”——那行字被印在报纸的头版上，油墨还没干，被人争相传阅。
可在锦州前线，黄显声知道，通电发出去之后，仗还是要自己打。没有人会来救他们。北平不会来，南京不会来。他们只有自己。
四
一九三二年一月三日，锦州失守。
日军的进攻从元旦那天就开始了。先是飞机轰炸，然后是炮击，然后是步兵和骑兵的联合冲锋。黄显声把剩下的人全部拉上了防线，在锦州城东的饶阳河一带布防。可日军的兵力太多了，炮火太猛了。打了两天，防线被突破了好几处。
一月三日上午，日军从东、北、南三个方向同时向锦州城发起总攻。黄显声在城北三屯的指挥部里，听着外面的炮声越来越近。他把桌上的地图折好放进怀里，把那本《孙子兵法》也塞进了大衣口袋，然后站起来，走出指挥部。
院子里，剩下的人已经集合好了。不到一千人，站在冬天的风里，等着他。
他站在台阶上，看着那些人。
“锦州守不住了。”他说，“撤。往西撤，退到义县。”
没有人说话。可那些人的腰板是直的。
他带着残部从锦州西门撤出去，沿着公路往西走。走出城门的时候，他回头看了一眼。锦州城的轮廓在晨雾里模糊不清，城墙上还有几处火光在跳。他看了一眼，转过身，继续往前走。
走到半路的时候，他遇到了从锦西方向撤下来的苑凤台。苑凤台的人已经不多了，几百个民团和绿林武装，在经过几次战斗之后，只剩下不到两百人。苑凤台骑着马从对面过来，看见黄显声的时候勒住了缰绳。
“处长。”
“锦西丢了？”
苑凤台点了点头：“丢了。古贺被打死之后，鬼子从沈阳调了兵来，把县城围了。我们突围出来的。”
黄显声看着他，沉默了几秒钟。
“人呢？”
“不到两百。”
黄显声没有再说。他转过头，继续往西走。
那天晚上，他在义县的一间民房里坐了一整夜，没有睡。桌上放着地图，地图上锦州的位置已经被红笔圈掉了。他盯着那个圈，一句话也不说。
第二天早上，熊飞从外面进来，递给他一份电报。电报是从北平发来的。他把电报看了一遍，放在桌上。
“少帅说什么？”熊飞问。
“让咱们继续打。没有援军。没有补充。能打多久打多久。”
屋子里安静了。熊飞站在那里，嘴唇动了动，可最终什么也没说出来。
黄显声站起来，走到门口。外面的天是灰的，风从北边吹过来，带着雪粒。他站在门口，面朝锦州的方向，站了很久。
他想起一个月前，他在城北三屯的操场上清点人数。那时候他有两千人。现在他还有多少人？他不知道。他没有数。他不敢数。
可他转过身来的时候，脸上的表情跟之前一模一样。
“告诉各路义勇军，”他说，“锦州丢了，可辽西还在。咱们还在。打下去。”
他坐回桌前，拿起笔，在笔记本上写了一行字：
“一月三日。锦州失守。义勇军通电全国。敌氛未靖，誓不生存。”
他把笔放下，看着那行字。窗外的风还在吹。他坐在那里，一动不动。
第二章 白马关
一
一九三二年秋，北平。
张学良把黄显声叫到了他的官邸。客厅里的光线很暗，窗帘拉了一半，只有一盏落地灯亮着。张学良坐在沙发上，面前摊着一份文件，文件上盖着南京方面的印章。
“你的骑兵总队，改编为骑兵第二师。你任师长。”
黄显声站在窗前，背对着张学良，没有回头。
“让我打哪？”
“先驻防。等着。”
“等什么？”
张学良沉默了一下。“等时机。”
黄显声转过身来，看着张学良。他想说什么，可最终只是点了点头。
“好。”
骑兵第二师在北平外围驻了下来。黄显声忙着整训部队，把从辽西撤出来的义勇军骨干编入了骑兵第二师。张海天、项青山、赵亚洲的人马，有一些跟着他进了关，被编入了骑兵第二师的序列。可大多数人留在了关外，继续打游击。他们不能走。他们走了，辽西就真空了。
黄显声每天都在操场上看着骑兵训练。马队从眼前跑过去，马蹄踏在黄土上，扬起一片灰尘。他站在操场边上，手插在口袋里，看着那些马队。他想起锦州城北三屯的那个操场，想起那些从辽西走廊涌来的绿林、民团、农民。那一切好像已经过去很久了。
可他知道，那场仗还没有打完。
二
一九三三年春，长城抗战打响。
日军占领山海关之后，继续往西推进，目标直指长城各口。中国军队在喜峰口、冷口、古北口一带与日军激战。消息传到北平时，黄显声正在骑兵第二师的师部里看地图。他把电报看了两遍，放下，站起来，走到了墙上那张大地图前面。
他的手指点在长城的位置上，从山海关往西慢慢移动，经过义院口、界岭口、喜峰口、罗文峪，一直点到了白马关。
“白马关。”他说。
当天下午，他召集了各团团长开会。他把地图摊在桌上，指着白马关的位置：“日军占领山海关之后，正在往西推进。白马关是长城的重要关口，一旦被突破，整个长城防线就会出现缺口。我们骑兵第二师的任务，是出关迎敌，在白马关一线阻击日军。”
有人问：“上面的命令呢？”
“有。”
他把命令展开，给各团团长看了一遍。命令上写着：骑兵第二师出关迎敌，在白马关一带阻击日军。
散会之后，黄显声站在师部门口，面朝东北方向。那边是长城的方向，是关外的方向。关外是他的家。他打了两年仗，一直想打回去。现在，他终于要出关了。
三
骑兵第二师从北平出发，经古北口出关，向白马关方向推进。
出关的那天，天很冷。风从北边吹过来，把路边的枯草吹得东倒西歪。骑兵的队伍拉成了一条长长的线，从古北口往北走。马蹄踏在冻土上，声音沉闷，像是有人在远处擂鼓。黄显声骑在队伍中间，身上穿着那件旧军大衣，腰里别着手枪。他面朝前方，看着远处的山影。那些山影层层叠叠的，一直延伸到关外。过了那些山，就是他的老家。他走了两年，终于又往那个方向迈了一步。
到了白马关，黄显声把部队部署在关口两侧的高地上。白马关地势险要，关口两侧是陡峭的山坡，只有中间一条窄路通往关外。他把骑兵分成了两部分——一部分下马，在关口两侧的山坡上构筑阵地；一部分留在后面，作为预备队。
日军的先头部队出现在关外的时候，是清晨。天刚亮，山间的雾气还没有散。先响的是炮。炮弹从关外飞过来，落在关口上，炸起的碎石和积雪一起往山下滚。然后是机枪，子弹打在关口的石墙上，溅起一串串火星。
黄显声趴在关口左侧高地上的一个石堆后面，用望远镜看着关外。他看见了日军的步兵正在往关口方向推进，黄色的军装在枯黄的草丛中格外显眼。他放下望远镜，对身边的传令兵说：“等他们进了关口的窄路再打。”
日军的先头部队走进了关口下面的窄路。两侧的山坡上埋伏着的骑兵同时开了火。子弹从高往低打，把日军压在窄路上，进退不得。有人往两侧的山坡上爬，被上面打下来的子弹压了回去。有人往后退，退路已经被关外的火力封住了。打了一个多时辰，日军的先头部队被打了回去。
可日军的炮火更猛了。炮弹落在关口两侧的高地上，把阵地炸得七零八落。马匹被炸惊了，嘶叫着往山下跑。黄显声下令把马匹撤到后山，所有人下马作战。
日军又冲了上来，这一次兵力更多。黄显声带着人从高地上冲下去，和日军在关口下面展开了肉搏。刀对刀，枪托对枪托，喊杀声震荡山谷。他身边的一个骑兵被日军的刺刀捅穿了胸口，倒在他面前。他蹲下去看了一眼，那是个年轻的骑兵，他叫不上名字，可那孩子昨天还给他递过一碗水。
他站起来，端着枪继续打。
打到第三天，日军的增援部队到了。关外的公路上出现了长长的车队，卡车拖着大炮，往关口方向开。黄显声站在高地上，用望远镜看着那些车队，看了很久。
“撤。”他说。
参谋长愣了一下：“师长——”
“撤。”黄显声把望远镜放下，“再打下去，人都打光了。”
骑兵第二师从白马关撤了下来。
四
撤退的路上，他们遇到了国民党第二十五师。
第二十五师是从侧翼开过来的，没有打日军，而是跟在了骑兵第二师的后面。黄显声骑着马走在队伍中间，回头看了一眼那些跟在后面的队伍。他明白了。
第二十五师是来监视他们的。
那天晚上，部队在一个村子里宿营。黄显声坐在一间民房里，面前摊着地图。他拿起铅笔，在地图上从白马关往关外的方向画了一条线。那条线越过长城，穿过热河，一直延伸到辽西。那是他回不去的方向。
第二天，他接到了命令——骑兵第二师撤回关内，不得继续出击。
他把命令看了两遍。然后他把命令放在桌上，站起来走到门口。外面的天是灰的，长城在远处的山脊上若隐若现，像一条灰色的带子横亘在天际线上。他站在门口，面朝关外的方向，站了很久。
风从关外吹过来，带着一股干冷干冷的味道。那是东北的味道。他把大衣领子竖起来，转过身，走回了屋里。
那天晚上，他在日记本上写了一行字：
“四月。白马关。出关迎敌，鏖战三日，后因二十五师尾随监督，被迫撤回。长城上看得见关外，可回不去。”
他把笔放下，看着那行字。窗外的风还在吹。他坐在那里，一动不动。
骑兵第二师撤回了关内。黄显声站在长城上，看着关外的方向。那是他回不去的东北。可他知道，他会回来的。
（第四卷完）
第五卷 转变
第一章 骑兵军
一
一九三五年秋，西安。
黄显声走进张学良官邸的时候，天刚下过一场雨。院子里湿漉漉的，石板缝里积着水，倒映着灰白色的天。张学良坐在客厅里，面前摊着一张地图，地图上标着陕甘一带的驻军位置。他看见黄显声进来，抬起头，招了招手。
“坐。”
黄显声坐下来。张学良把地图转了个方向，推到他面前。
“骑兵军。何柱国任军长，你任副军长兼参谋长。驻防陕甘。”
黄显声低头看了一眼地图。陕甘一带。那是红军活动的地带。他抬起头，看着张学良。
“让我打红军？”
张学良沉默了一下。“上面是这么定的。”
黄显声没有马上接话。他把地图推回去，靠在椅背上。客厅里很安静，窗外的雨又下起来了，淅淅沥沥地打在玻璃上，水珠顺着玻璃往下淌，把外面的梧桐树影模糊成了一团。
“少帅，”他说，“我打了四年仗，跟日本人打的。从沈阳打到锦州，从锦州打到长城。我的弟兄们死了一大半。现在你让我去打红军？”
张学良没有回答。他的目光落在地图上，落在那片被红蓝铅笔标得密密麻麻的陕甘大地上。他知道黄显声说的是实话。他知道。可他没有选择。东北军三十万人，没有地盘，没有粮饷，寄人篱下。蒋介石给粮给饷，条件是——剿共。
“你去不去？”张学良问。
黄显声站起来，走到窗前。外面的雨还在下，院子里的积水映着天光，灰蒙蒙的一片。他看着那片积水，站了一会儿。
“去。”他说。
二
骑兵军的军部设在西安城外的一处旧营房里。院子不大，几排灰砖平房，院里种着几棵槐树，秋天里叶子落了大半，地上铺了一层黄的。黄显声到任的那天，军长何柱国在门口迎他。何柱国比他高半个头，说话慢条斯理的，握了握他的手：“来了就好。”
黄显声点了点头，没有多说什么。他走进军部，把行李放下，第一件事是去看各团的花名册。他翻着那些册子，一个一个地名看过去。有的团里，他还认识几个人——东北军的老底子，从关外带出来的。他把那些名字记在心里。
第二天，他把刘澜波叫来了。
刘澜波是中共地下党员，在骑兵军里以秘书的公开身份活动。黄显声到任之前就听说过这个人，是张学良身边的人告诉他的。说这个人有本事，能写能说，在东北军的少壮派军官里很有影响。黄显声把他叫到办公室，关上门，看了他几秒钟。
“你是共产党。”
刘澜波愣了一下。他没有否认，也没有承认。他站在那里，等着。
“不用紧张。”黄显声从桌上拿起烟袋，装了一锅，点上，吸了一口，“我叫你来，不是要抓你。是想问你一件事——红军那边，到底想不想抗日？”
刘澜波看着他，沉默了一会儿。“想。”
“怎么个想法？”
“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红军愿意跟一切愿意抗日的军队合作。”
黄显声把烟袋从嘴里拿下来，在桌上磕了两下。他站起来，走到窗前。窗外是操场，骑兵正在训练，马队从眼前跑过去，蹄声如雷。他看着那些马队，看了一会儿。
“你留下来。”他说，“留在我身边。当我的秘书。”
刘澜波站在那里，没有动。
“骑兵军里，凡是愿意抗日的，你都给我联络上。”黄显声转过身来，看着他，“我不问你他们是谁，不问你他们在哪儿活动。你就做一件事——让这个骑兵军，变成一个真正能打日本人的队伍。”
刘澜波看了他很久。然后他点了一下头。“好。”
三
从那天起，骑兵军里多了一些不寻常的动静。
刘澜波以秘书的身份，在军部里来来去去，跟各团的军官接触。他把一些共产党员安插到了骑兵军的各个岗位上——有的当文书，有的当参谋，有的当连长、排长。黄显声对这些人的来历心知肚明，可他从来不问。他只做一件事——凡是刘澜波推荐的人，他都批。批完了，他把名单往抽屉里一放，该干什么干什么。
有人来找他告状。说骑兵军里共产党太多了，说七团、十六团里有共产党在活动，说刘澜波那个人靠不住。黄显声听完，把烟袋点上，吸了一口。
“你说他们是共产党，证据呢？”
告状的人拿不出证据。
“没证据的事，不要乱说。”黄显声把烟袋在桌上磕了两下，“骑兵军是打日本人的队伍。谁愿意打日本人，我就用谁。不管他是什么党。”
告状的人走了。黄显声坐在办公室里，把抽屉打开，看了一眼那份名单。名单上的人，有的是刘澜波推荐的，有的是他之前就认识的，还有一些是他自己找来的。他把名单合上，放回抽屉里，锁上了。
他知道自己在做什么。
蒋介石建立骑兵军的目的，是为了“剿共”。可黄显声把骑兵军变成了一个不打红军的地方。骑兵军的七团和十六团，在刘澜波等人的活动下建立了共产党的组织。骑兵军的巡逻路线，总是“恰好”避开了红军活动的区域。骑兵军的情报，总是“恰好”慢了半拍。
东北军驻防西北的部队里，骑兵军成了唯一一支没有与红军发生冲突的队伍。
这件事后来传到了南京。何应钦派人来查过，说骑兵军“红到底了”。可查来查去，什么也没查出来。黄显声坐在办公室里，接待了一拨又一拨的调查人员。他给他们看花名册，看训练记录，看巡逻报告。每一份文件都干干净净的，看不出任何问题。调查人员走了，他把门关上，把烟袋点上，继续坐在那里。窗外的操场上，骑兵还在训练，马队从眼前跑过去，蹄声如雷。
四
一九三五年冬，骑兵军里来了一批新军官。
他们是张学良从东北军的少壮派里挑出来的，送到骑兵军来当团长、营长。黄显声一个一个地见他们，跟他们谈话。他问他们同样的问题——你打过仗吗？你杀过日本人吗？你愿意打回东北去吗？
那些年轻的军官，有的说“打过”，有的说“没打过”，有的说“愿意”，有的沉默着不说话。黄显声看着他们，想起自己二十四岁的时候，也是这样站在一个老军官面前，等着他问自己。他问了同样的问题，那些年轻人给了他不同的回答。他把那些回答记在心里，然后把那些愿意打回东北去的人留了下来，编入了骑兵军的各个团。
有一个叫刘桂五的团长，是从骑兵第六师调过来的。他早年在热河一带打过游击，枪法好，打仗猛。黄显声见了他一面，问了他一句话：“你是愿意打日本人，还是愿意打红军？”
刘桂五说：“打日本人。”
黄显声点了点头。“留下来。”
刘桂五后来在骑兵军里干得很好，再后来，他在西安事变中成了捉蒋的主力之一。
还有一个人叫白凤翔。他原来是热河一带的绿林头目，被东北军收编后当了骑兵师的师长。黄显声到骑兵军之后，把他手下的几个团调到了自己的防区。他找白凤翔谈过一次话，谈了什么，没有人知道。可从那以后，白凤翔开始跟刘澜波、王再天接触，慢慢地接受了“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主张。后来在西安事变中，白凤翔也是捉蒋的主力之一。
黄显声在骑兵军里做的事情，就是把这些愿意抗日的人，一个一个地拢到一起。拢到一起之后，让他们知道——打回东北去的路，不在“剿共”的战场上，在抗日的战场上。这条路，只有联合红军才能走得通。
五
一九三六年春，骑兵军的防区里出了一件事。
一个排的骑兵在巡逻的时候，遇到了红军的游击队。两边对峙了一阵，谁也没有开枪。骑兵排的排长让人把马牵到一边，让开了路。红军的游击队从骑兵排面前走过去，连头都没有回。
这件事传到了南京。何应钦又派人来查。来的是一个少将，穿着笔挺的军装，戴着白手套，坐在黄显声的办公室里，把一份报告摊在桌上。
“黄副军长，你的骑兵军，不打红军。”
黄显声把烟袋点上，吸了一口。“我的骑兵军打日本人。”
“可红军就在你的防区旁边——”
“我的防区在陕甘。日本人在东北。”黄显声把烟袋从嘴里拿下来，看着那个少将，“你让我去打红军，可我的弟兄们都是从东北来的。他们的家在日本人的铁蹄底下。你让他们去打红军，他们打不下去。”
少将的脸涨红了。“你这是抗命。”
“我没有抗命。”黄显声站起来，走到地图前面。地图上陕甘一带标着红蓝铅笔的线，红的是红军，蓝的是东北军。“我只是不打中国人。”
少将走了。他走的时候，把报告收起来，夹在腋下，头也没回。黄显声站在窗前，看着那个少将的背影消失在营区门口。他转过身，坐回桌前，把抽屉打开，看了一眼那份名单。
名单上的人还在。骑兵军还在。抗日的心还在。
他把抽屉合上，锁好。窗外的操场上，骑兵还在训练。马队从眼前跑过去，蹄声如雷。
他坐在那里，听着那些蹄声，一动不动。
第二章 入党
一
一九三六年八月，西安。
那是一个闷热的夏夜。
黄显声是被一封信叫去的。信很短，只有几行字，写在一张普通的信纸上，没有抬头，没有落款。信上说，晚上八点，城东一间屋子里，有人要见他。有重要的事。
他把信看了两遍，放在桌上。他认得那个笔迹，是刘澜波的。可刘澜波这几天不在西安，去了外地。那封信是从哪儿来的？他把信折好，放进口袋里，没有跟任何人说。
晚上八点，他骑马出了军部，往城东走。西安的夜比白天凉快一些，街面上还有人在走动。他把马骑得很慢，穿过几条巷子，在一个巷口下了马，把马拴在一棵树上。然后他步行进了巷子，走到巷子深处的一间屋子前面。
门没有锁。他推门进去。
屋子里点着一盏煤油灯，灯芯不大，光线很暗。一张旧桌子，两把椅子。桌子上放着一本书，书页翻开着，扣在桌面上。一个人坐在桌子后面，背对着门。听见门响，那个人转过身来，站了起来。
那个人穿着一身灰布长衫，像是一个教书先生。脸上没有什么特别的表情，可他的眼睛很亮，看人的时候带着一种沉稳的、让人安静的力量。他站在桌子后面，看着黄显声，没有马上说话。
黄显声站在门口，也没有说话。他见过这个人的照片，不止一次。在报纸上，在情报里，在张学良的办公室里。他知道这个人是谁。
周恩来。
“黄将军，”周恩来说，“请坐。”
黄显声走过去，在桌子对面坐下。他把帽子摘下来，放在桌上。煤油灯的光照着他的脸，照着他眼角的皱纹和下巴上的胡茬。他坐在那里，等着。
周恩来也坐下了。他把桌上那本书拿起来，合上，放在一边。那本书的书名黄显声没有看清，可他记住了那个动作——周恩来把书合上的时候，书页之间夹着一片薄薄的纸，像是书签，又像是别的什么东西。
“黄将军，”周恩来说，“你在骑兵军里做的事，我们都知道。”
黄显声没有说话。
“你不打红军，你让刘澜波在骑兵军里活动，你把愿意抗日的人拢在一起。”周恩来的声音不大，可每个字都清清楚楚，“这些事，我们一直看着。”
黄显声从口袋里摸出烟袋，装了一锅，点上。他吸了一口，烟雾在灯光里慢慢散开。他把烟袋从嘴里拿下来，看着周恩来。
“你叫我来，就是为了说这个？”
“我叫你来，是有别的事。”周恩来把两只手放在桌面上，十指交叉，“黄将军，你打了五年仗。从沈阳打到锦州，从锦州打到长城。你的义勇军，你的骑兵师，你的弟兄们，死了多少人？”
黄显声没有说话。他吸了一口烟，慢慢吐出来。
“你想打回东北去。”周恩来说，“可你打了五年，打回去了吗？”
黄显声的手停在烟袋上，没有动。他打了五年。从沈阳到锦州，从锦州到长城，从长城到西安。他拉起了义勇军，他打了锦西战斗，他组织了五攻沈阳，他率骑兵第二师出关迎敌。可每一次，最后都撤回来了。每一次。他打过胜仗，可那些胜仗加起来，也没能把东北打回来。
“蒋介石不会让你打回去的。”周恩来的声音很平，像是在说一件早就知道的事，“他要的是‘攘外必先安内’。他要你先打红军，再打日本人。可红军打了，日本人就进来了。日本人进来了，东北就回不去了。”
黄显声把烟袋从嘴里拿下来，在桌沿上磕了两下。他站起来，走到窗前。窗外的巷子里没有灯，黑漆漆的一片。他站在那里，背对着周恩来，看着那片黑暗，站了很久。
他想起了一件事。那是一九三一年九月十八日的晚上。他挂了荣臻的电话，走出办公室。走廊里站着几十个警察。他说了一个字——打。从那以后，他打了五年。五年里，他拉起了义勇军，打过锦西，攻过沈阳，出过长城。可每一次打完之后，他都得退回来。五年了，他还在关内。东北还在日本人手里。他打不回去。不是因为他不拼命，是因为他身后的人不让他拼命。
“你说，”他终于开口了，声音比刚才低了一些，“我该怎么办？”
周恩来站起来，走到他身边。两个人并排站在窗前，看着外面那条黑漆漆的巷子。
“加入我们。”周恩来说。
黄显声没有回头。
“你已经是我们的朋友了，”周恩来继续说，“你帮我们做了很多事。可朋友还不够。朋友可以转身离开，可以后退。你要打回东北去，就不能只是一个朋友。”
黄显声站在那里，一动不动。巷子里有风吹过来，从窗户的缝隙里灌进来，把煤油灯的火苗吹得跳了一下。
他想起了一件事。那是他在锦州城北三屯的操场上清点人数的时候。两千人。他从沈阳带出来的警察，不到两千。他把他们编成了三个公安骑兵总队。后来，那些人在锦西打死了古贺，在大凌河车站炸了铁桥，在凤城砸了监狱。他们打了五年，死了很多人。可东北还在日本人手里。他在锦州的时候就想过这个问题——光靠义勇军，打不回去。后来他在长城上又想过——光靠骑兵第二师，也打不回去。现在周恩来告诉他的，是一个他早就知道、可一直不愿意承认的答案。
“我需要做什么？”他问。
“举起你的右手。”周恩来说。
黄显声转过身来。煤油灯的光照着他的脸，把他的影子投在墙上，很长。他把烟袋收起来，放进上衣口袋里。然后他举起了右手。
没有党旗。没有宣誓的会场。没有其他人在场。只有一盏煤油灯，一张旧桌子，两把椅子，和两个人。一个穿着灰布长衫的教书先生，和一个穿着军装的东北军将领。
周恩来也举起了右手，站在他面前，低声念了一段誓词。黄显声跟着他，一个字一个字地念。他的声音很低，可每一个字都很清楚。念到最后一句的时候，他把手放下来，看着周恩来。
“从今天起，”周恩来说，“你是中国共产党特别党员。你的身份不公开。你的任务不变。继续在东北军里工作，继续打回东北去。”
黄显声点了点头。
“我的代号是什么？”
“不需要代号。”周恩来说，“你只需要做一件事——记住你今天晚上举过手。”
他伸出手。黄显声握住了那只手。那只手很凉，可握得很紧。两只手在煤油灯的光里握在一起，没有多余的力气，可握了很久。
那天晚上，黄显声从巷子里走出来的时候，西安的夜已经深了。街上没有人，路灯昏黄昏黄的。他走到拴马的那棵树前面，解下缰绳，翻身上马。他骑在马上，没有急着走。他坐在马背上，面朝东方，停了几秒钟。东边是关外的方向，是他回不去的东北。他看了几秒钟，然后一抖缰绳，马踏着夜色往军部的方向走了。
回到军部的时候，刘澜波在门口等着他。
“怎么样？”
黄显声下了马，把缰绳交给卫兵。他看着刘澜波，没有马上说话。他从口袋里摸出烟袋，装了一锅，点上，吸了一口。
“从今天起，”他说，“你的事，我都知道了。”
刘澜波看着他。两个人的目光在夜色里碰了一下。刘澜波点了点头，什么也没有再说。
黄显声拍了拍他的肩膀，往办公室里走去。他走进办公室，关上门，在桌前坐下。他把那本《孙子兵法》从抽屉里拿出来，翻开，找到“计篇”。他看了一遍那行字——“兵者，国之大事，死生之地，存亡之道，不可不察也。”
他把书合上，靠在椅背上，闭上了眼睛。煤油灯的火苗在桌上跳着。他坐在那里，坐了很久。
那天晚上，他写了一份报告，准备发给张学良。报告上写的是骑兵军的训练情况和防区部署。可他在报告的最后加了一行字——那是他之前从来没有写过的。
“东北军应停止内战，一致抗日。”
他把报告折好，放进信封里，封上口。明天一早，这封信会发到张学良的办公桌上。他不知道张学良看完之后会怎么想，也不知道这封信会带来什么。可他知道一件事——他举过手了。
他站起来，把信封放在桌角，吹灭了煤油灯。
窗外有风，有狗叫，有远处哨兵走动的脚步声。他躺下来，面朝着墙壁，闭上了眼睛。
第六卷 被捕
第一章 汉口
一
一九三八年二月，汉口。
黄显声坐在桌前，面前摊着一本翻了一半的书。
书是《孙子兵法》，线装的，纸页泛黄了，边角卷着。他翻到“九变篇”，手指点着那些字，慢慢地看。煤油灯的光照在书页上，把那些竖排的铅字照得清清楚楚。
屋子里很安静。窗外是汉口的夜，偶尔有汽车从街上开过去，喇叭声短促地响了一下就远了。他的皮箱放在床脚，已经收拾好了。里面装着几件换洗衣物、一封写好的介绍信、一份去延安的路线图。明天一早，他就要动身了。
去延安。
周恩来给他安排好了。到延安之后，他准备以中共特别党员的身份，组建一支新的东北军，继续抗日。这是他从一九三一年以来，一直在等的一件事。他打了六年仗，从沈阳打到锦州，从锦州打到长城，从长城打到西安。可东北还在日本人手里。他一直在等一个机会，一个真正能打回东北去的机会。
现在这个机会来了。
他把书翻到下一页，看了几行字，可他的眼睛没有落在那些字上。他的脑子里在想别的事。他在想延安。那个地方他没去过，可他知道那是一个什么样的地方——黄土高原上的一个小城，窑洞、小米、粗布军装。可那里有一群人，跟他打的是同一个仗。他们有一个明确的目标——抗日。不像蒋介石，今天说打，明天说不打。不像东北军，今天驻扎，明天调防。他们一直在打。
他把书合上，放在桌上。然后他从口袋里摸出烟袋，装了一锅，点上。他吸了一口，烟雾在煤油灯的光里慢慢散开。他坐在那里，看着那些烟雾散开，散开，最后看不见了。
二
敲门声响了。
黄显声抬起头。这个时候谁来？他看了一眼桌上的表——晚上九点多。他把烟袋从嘴里拿下来，站起来，走到门口。他拉开门的瞬间，看见两个人站在门外。
两个陌生人。穿着便衣，一个人戴着鸭舌帽，一个人穿着灰布褂子。鸭舌帽的人先开口了，声音压得很低：“黄将军，我们是延安来的。有要事相商，请您出去一趟。”
黄显声看着他们。他看了几秒钟。延安来的？他脑子里闪过一个念头——周恩来知道他要走，派人来送他？可他很快就否定了这个想法。如果是周恩来派来的人，应该会提前有信。刘澜波会通知他。可这几天刘澜波没有消息。
“什么事？”他问。
“重要的事。”灰布褂子的人说，“不能在这里说。车在外面等着。”
黄显声站在门口，犹豫了一下。他回头看了一眼屋子里——桌上的书，床脚的皮箱，墙上的地图。他的目光在那本地图上停了一瞬，那是他自己画的地图，上面标着从汉口到延安的路线。
“好。”他说。
他转过身，拿起挂在墙上的大衣，披在肩上。他走出门，把门带上。走廊里很暗，只有尽头有一盏灯。他跟在那两个人后面，往楼下走。楼梯是木头的，踩上去吱呀吱呀地响。
走到楼下的时候，黄显声看见一辆黑色的汽车停在门口。车灯亮着，引擎没有熄。他站住了。他打量了一下那辆车——车身很新，不是延安来的车。这种车，只有军统或者警察局才有。
他转过身来，看着那两个人。
“你们不是延安来的。”
鸭舌帽的人脸上闪了一下，可他没有否认。他从口袋里掏出一张纸，在车灯的光里展开，让黄显声看了一眼。纸上写着几个字，黄显声没有看清，可他看见了纸上的印章——那是军统局的印章。
“黄将军，”鸭舌帽的人说，“我们奉命请您走一趟。”
黄显声站在那里。他没有动。他回头看了一眼身后那条黑暗的走廊，看了一眼楼梯口那盏昏黄的灯。他生活在这个城市的时间不长，可这是他住了几个月的地方。他在这间屋子里见过周恩来，见过刘澜波，见过从东北来的旧部。他在这间屋子里写过报告，画过地图，准备过去延安的路。现在，这间屋子就在他身后，可他回不去了。
几个特务从汽车后面闪了出来。他们一拥而上，抓住了他的胳膊。黄显声没有反抗。他只是伸手，把披在肩上的大衣拉了拉，盖住胳膊。然后他看着那个鸭舌帽的人。
“我犯了什么罪？”
“你联共反抗中央。”
黄显声看着他。他站在汽车旁边，风从街口吹过来，把大衣的下摆吹得扑扑响。他没有再说话。他知道，这句话是什么意思。这句话后面，是十一年。
他被带上了汽车。车门关上的那一瞬间，他回头看了一眼那栋楼。楼上的窗户还亮着灯。
三
汽车在汉口的街上开了一阵，拐进了一条巷子。巷子尽头是一栋灰砖房子，门口挂着两块牌子，一块写着“武汉稽查处”，另一块写着“军统局武汉站”。黄显声被带进去，关进了一间很小的房间里。房间里只有一张桌子、两把椅子、一盏灯。墙上什么也没有，光秃秃的。
第二天早上，有人来审讯。
来的是一个穿着中山装的人，四十来岁，戴着一副金边眼镜，脸上没什么表情。他坐在桌子对面，把一份卷宗摊在桌上，翻开，看了几行。
“黄将军，”他开口了，声音很平，“你知道为什么把你关在这里吗？”
“不知道。”
“你联共反抗中央。”
黄显声看着他。“蒋委员长都同意联合抗日了。我给共产党的队伍提供了武器，不也是为了抗战？”
中山装的人把卷宗合上，放在桌上。“这不是我能回答的问题。我只负责审讯。”
“那你审吧。”
中山装的人看着他，沉默了几秒钟。然后他从抽屉里拿出一张纸，上面印着密密麻麻的字，推到他面前。“这是一份自白书。你签个字，就可以出去了。”
黄显声低头看了一眼那张纸。他没有看内容，只看了一眼抬头——“自白书”三个字。他把目光从纸上移开，抬起头来看着中山装的人。
“我不签。”
“黄将军，你在这里关了两天。外面的人还不知道你在哪儿。你不签，就出不去。”
黄显声站起来，走到房间的墙角。墙角有一个很小的窗户，铁条封着，窗外什么也看不见。他站在窗前，背对着那个审讯的人。
“我不会签的。”他说。
中山装的人没有再说什么。他把那张自白书收起来，放回抽屉里，站起来走了出去。门在他身后关上了。
那天晚上，黄显声被押上了一列火车。火车往南走，走了一天一夜。他不知道要去哪里。他坐在车厢里，靠着板壁，看着窗外的景色从江汉平原的稻田变成了湖南的山地。火车在一个小站停下来的时候，天已经黑了。他被带下火车，押上一辆汽车，送到了一座监狱。
益阳。
他被关在了一间单人牢房里。牢房很小，一张窄床，一个尿桶，一扇铁门。他把大衣脱下来，搭在床沿上，坐了下来。他坐了很久。然后他从口袋里摸出烟袋，可他没有火。他把烟袋在手里攥了一会儿，放回了口袋里。
四
在益阳关了将近一年。
这一年里，他每天都在那间单人牢房里度过。早晨醒来，把囚服叠好，叠成军营里的样子。然后在牢房里来回走。他没有地图可以看，没有霉斑可以描。他就那么走，从铁门走到墙壁，从墙壁走到铁门，一步一步的。走累了就坐下来，靠着墙，闭着眼睛。
他想了很多事。他想沈阳，想锦州，想那些从辽西走廊涌来的绿林、民团、农民。他想那个笑了一下的少年，想刘春山说的“今天打仗是为了命”，想苑凤台站在城门口看着黄显声的马队消失在土路的尽头。他想那些在战斗中倒下的人。他想张学良。他想周恩来。
他想起周恩来说的那句话——“记住你今天晚上举过手。”他记得。他一直记得。
一九三九年，他被转囚到了贵州息烽集中营。从益阳到息烽，走了好几天。火车、汽车、步行。他不知道那条路是怎么走的，因为他被蒙着眼睛。到了息烽之后，他被关进了一间比益阳大一些的牢房里。那里有霉斑，有裂纹。他第一天进去的时候，就看见了墙上那些斑痕。他伸出手，用手指描过那些纹路。
然后他坐在床沿上，看着那些霉斑。
息烽集中营很大，关着很多人——有共产党人，有进步青年，有国民党的“异己分子”。黄显声被关在一间单人牢房里，可他不是一个人。每天放风的时候，他能在院子里看见其他难友。他看见一个戴圆框眼镜的人，在院子里走来走去。他后来知道那个人叫宋绮云，是杨虎城的秘书。
有一天放风的时候，宋绮云走过来，站在他旁边，看着院子里那棵枯树。
“黄将军。”
“嗯。”
“我在西安的时候，读过您的事。九一八那天晚上，您没听命令。”
黄显声没说话。他看着那棵枯树。
宋绮云也没有再说什么。两个人就那么站着，看着那棵树。放风时间结束的时候，宋绮云说了一句话：“那时候我在西安，给杨主任写文件。我们写的那些东西，跟您在沈阳做的事，是一回事。”
后来他们就熟了。宋绮云会跟他讲外面的消息。宋绮云的消息比他灵通。有时候宋绮云会在墙上敲暗号，告诉他今天听到的什么事。他也会在墙上敲回去。他们用那种方式交换了很多话。
有一天晚上，他躺在窄床上，面朝着墙壁。墙上有一道裂纹，从天花板一直延伸到地面。他把手掌按在墙上，按在那个裂纹上。他想起了一句话。那是他在汉口的时候，周恩来对他说的——“记住你今天晚上举过手。”
他记得。他把手收回来，放在胸口上。他的手很凉。可他记得。
（第六卷完）
尾声 步云桥
一
一九四七年秋，重庆白公馆。
黄显声被关进来的时候，牢房里已经住着两个人了——一个姓陈，一个姓刘。都是政治犯。他进来之后，牢房里就满了。三张窄床，一张破桌子，一只缺了口的碗，墙角一个尿桶。墙上有霉斑，黑褐色的，一片一片地晕开，形状像什么地图。他第一天进来的时候就看见了那些霉斑。他伸出手，用手指描过那些纹路。
他被关进来之前，在息烽集中营已经待了好几年。从汉口到益阳，从益阳到息烽，从息烽到白公馆。他数了数——九年了。九年里，他的头发从花白变成了全白，他的背从挺直变成了微驼。可他每天早上还是照常起来，把囚服叠好，叠成军营里的样子。
牢房里的三个人不怎么说话。姓陈的原来是个教书先生，话少，每天靠墙坐着，拿一根小树枝在地上画字。姓刘的是个年轻人，才二十出头，进来说是被抓壮丁逃了，关了两年多。黄显声来了之后，他们也没多问。牢房里的规矩就是——不问来路，不问去处。
日子过得很慢。每天放风的时候，他们被带到院子里走一圈。院子很小，四面都是高墙，墙头上架着铁丝网。院子中间有一棵老槐树，树干粗，枝叶不多。黄显声每次都走到那棵槐树底下站着。他站在那儿，面朝北方。北边是关外的方向。他站一会儿，然后走回牢房。
二
一九四七年初冬的一天，看守带了一个孩子到他的牢房门口。
那孩子站在门槛外面，瘦得几乎站不住，像一根插在破鞋里的竹竿。脑袋大得不成比例，头发稀稀疏疏地贴在头皮上。脸很小，颧骨却鼓出来，眼睛大得惊人，像两颗还没长熟的青枣嵌在干瘪的皮囊里。他穿着一条大人的裤子，裤腰用绳子系着，裤脚在地上拖。上身是一件过大的灰布褂子，领口松垮，露出两根细得几乎能捏断的锁骨。
看守的手搭在孩子肩膀上，看了黄显声一眼，嘟囔了一句：“上面交代了，每天下午来，学完就走，不准出这个楼。”
说完，他把孩子往前推了一步，转身走了。
黄显声后来才知道，小萝卜头六岁那年到了上学的年纪。宋绮云和徐林侠向狱方提出让孩子出去读书，看守一口回绝。宋绮云回到牢房，开始绝食。同牢房的难友跟着绝食。隔壁牢房的人跟着绝食。许晓轩主持狱中党支部，决定用绝食逼狱方让步。特务觉得可笑。一个政治犯，还想让孩子上学？但绝食真的开始了。一天。两天。三天。到了第四天，有人撑不住了。狱方怕事态扩大，怕上面追究，最终妥协。
妥协的条件很苛刻：不能外出学习，只能在狱中楼上黄显声的牢房里学。不是因为他“合适”。是因为他关在楼上，孩子不用出监狱大门。特务的逻辑是：既然拦不住，那就控制在眼皮底下。
而黄显声，是在罗世文牺牲之后，接替他成为小萝卜头老师的。
三
第二天下午，小萝卜头又来了。
还是那个年轻看守带来的。看守把他往门口一推，说了句“学完就走”，就走了。孩子站在门槛外面，手里攥着一样东西。黄显声看了一眼。是一根树枝。磨尖了的树枝，一头削出了尖，另一头用布条缠着，好让手能攥住。
“爸爸给的。”孩子说。宋绮云把树枝在地上磨尖，给他当笔。
黄显声坐在桌子后面。桌上摆着一张旧报纸，是从看守那里讨来的。报纸上压着半截红蓝铅笔，笔头磨得只剩一小截。
“过来。”
孩子走过来。走到桌子旁边，刚好够得着桌沿。
“会写字吗？”
孩子摇头。
“认字呢？”
“认识几个。妈妈教的。”
“认识哪些？”
孩子想了想，蹲下来，用手指在地上画。歪歪扭扭的，一个“人”字，一个“口”字，一个“大”字。画完了，抬头看黄显声。
黄显声看着地上那三个字。笔画是散的，但方向没错。他点了点头，说：“好。今天教你写‘中’。”
他拿起那半截红蓝铅笔，在报纸的空白边上，一笔一画地写了一个“中”字。然后撕下那个角，推到孩子面前。
“照着写。”
孩子接过报纸角，蹲在地上，把报纸铺在膝盖上。他的手指很短，铅笔捏得很紧，写出来的“中”字，中间的竖歪了，口字扁了。
黄显声没有纠正他。只是看着他写，写了一遍又一遍。第七遍的时候，那个“中”字终于立住了。孩子举起来给他看。
“好。”
孩子笑了。很轻很浅的笑，嘴角动了一下就收了。但黄显声看见了。
“这个字，”他说，“就是中国的‘中’。”
孩子看着那个字，又看看他。“中国在哪儿？”
黄显声没有马上回答。他看着孩子，想起昨天夜里，孩子问的也是差不多的问题。国家在哪儿，远不远，你打过仗吗。这些问题，从一个在牢里出生、在牢里长大的孩子嘴里说出来，每一个都带着一种天然的荒诞。他不知道沈阳在哪儿，不知道东北有多大，不知道长江有多长。他的世界就是几堵墙，一条走廊，两个牢房。
“中国很大，”黄显声终于说，“比这座山还大，比重庆还大。在东北那边，有大片的平原，一眼望不到头。冬天的时候下雪，雪把整个地面都盖住，白得像糖。”
孩子听得很认真。铅笔尖停在报纸上，不动了。
“你去过吗？”
“去过。我就是那儿的人。”
“那你怎么到这儿来了？”
黄显声沉默了一下。从沈阳到锦州，从锦州到汉口，从汉口到息烽，从息烽到白公馆。八千里的路，九年的牢。一个孩子，能听懂多少？
“因为打仗。”他说。
“跟谁打？”
“跟坏人打。”
“打赢了吗？”
黄显声想了想。外面，抗战打完了。里面，他还在牢里。
“打跑了，”他说，“坏人被打跑了。”
“那你怎么还不出去？”
黄显声没有回答。他把报纸角翻过来，在背面又写了一个字。
“这个字念‘国’。”
孩子跟着念了一遍：“国。”
“中国。”
“中国。”孩子念完，又抬起头，“你什么时候教我写‘中’和‘国’？”
“等你把‘中’写好了。”
孩子点了点头，低下头继续写。牢房里安静下来，只有铅笔在报纸上摩擦的沙沙声。黄显声靠在墙上，看着他写。光线从铁窗透进来，落在孩子的侧脸上，把那条细得吓人的颧骨照得发白。
他忽然想起一件事。昨天看守说“上面交代了”。他知道那四个字是怎么来的。小萝卜头六岁那年，宋绮云向狱方提出让孩子上学，特务一口回绝。宋绮云回到牢房，开始绝食。隔壁牢房的难友也跟着绝食。黄显声当时也饿了三天。有人在墙上敲暗号告诉他：“孩子的事，我们在争。”那三天里，他每天照常坐在草铺上，照常描墙上的霉斑。但他没有吃饭。送来的碗放在门口，他看都不看。到了第四天，暗号又来了：“成了。楼上。”
他后来才知道，狱方妥协的条件是：只能在监狱里上课，不能外出。老师是“被关在楼上的东北军将领黄显声”。不是因为他合适。是因为他关在楼上，孩子不用出监狱大门。
这个孩子能坐在他面前，用一根磨尖的树枝学写“中”字，是有人饿出来的。
到中午的时候，小萝卜头要走了。他站起来，把那块报纸角小心翼翼地折好，塞进衣服口袋里。又把那根树枝笔攥在手里。
“明天还来吗？”黄显声问。
孩子点头。“妈妈说明天还让我来。”
“好。明天教你写‘国’。”
孩子走到门口，又回头看了他一眼。看守在走廊里等着，把他带走了。脚步声在走廊里远去，越来越轻，最后只剩下铁门关上的回响。
牢房重新安静下来。
黄显声坐在桌子后面，盯着孩子刚才蹲过的那块地方。地上的“中”字还在，歪歪扭扭的，但立住了。他看了很久，然后弯腰，用手指把那个字轻轻擦掉。
他坐回草铺上，背靠着墙。牢房又空了。没有人问他问题，没有人听他说话。
他忽然意识到，这九年来，没有人听他讲过这些事。没有人问他沈阳在哪里，东北远不远，你打过仗吗。那些事在他心里堆着，像一面被水泡过的墙，一层一层地剥落，越来越模糊。
现在，一个孩子来了。一个什么都不知道的孩子，蹲在他面前，仰着头，问他那些最简单的问题。他没有办法用大词回答。他必须用最简单的话，把那些事说出来。而说出来的那一刻，他发现那些事还在。那些脸，那些声音，那些夜晚，还在。
那天晚上，他躺在窄床上，面朝着墙壁。霉斑在黑暗里看不清了，只有那道裂纹还在，从天花板一直延伸到地面。
明天，他想，教那个孩子写“国”。
然后他闭上眼睛。牢房里很静。走廊尽头那盏灯的微光从铁门小窗透进来，在地上画了一个小小的方框。他就看着那个方框，慢慢地，睡着了。
四
日子一天一天地过。小萝卜头每天下午来，学一个字，听一个故事。黄显声教他写了“人”“口”“手”“大”“小”“山”“水”。每教一个字，孩子就问一个问题。有的问题他能答，有的问题他答不上来。答不上来的时候，他就说：“明天再告诉你。”到了明天，孩子还会问。他只好编。编着编着，有些事就串起来了。
有一天，孩子问他：“黄伯伯，妈妈说，你以前是将军。”
黄显声没有接话。孩子蹲下来，把昨天的报纸角摊在桌上。
“将军是什么？”孩子问。
“就是……带兵打仗的人。”
“你带过多少兵？”
“很多。”
孩子想了想，忽然问：“你怕不怕？”
黄显声看着他。孩子的眼睛还是那么大，那么空，但今天里面多了一点东西。一种孩子对“打仗”这个词天然的、未经污染的向往。他不知道打仗是什么。他只知道黄伯伯打过仗，而黄伯伯是他认识的唯一一个打过仗的人。
“不怕。”黄显声说。
“为什么不怕？”
“因为我是老虎。”
孩子愣了一下。他没有见过老虎。他只在妈妈讲的故事里听过，山里有很大的动物，会叫，会咬人。但那些故事里的老虎都在山里，不在牢房里。
“老虎在笼子里，”孩子说，“就不厉害了。”
黄显声沉默了一会儿。他伸手把报纸角拿过来，翻到背面，在上面画了一个歪歪扭扭的圈。然后在圈里画了几道横线。
“这是什么？”孩子问。
“笼子。”
他又在圈中间画了一个东西。四条腿，一个尾巴，脑袋上一横一竖，勉强像只老虎。
“这是什么？”
“老虎。”
孩子看着那个圈和圈里的东西。他想了想，说：“老虎出不来。”
“对。”
“那它还是老虎吗？”
黄显声抬起头。他看着孩子的脸。那张小脸绷着，眉头皱着，像是在认真思考一个很难的问题。
“你问得好，”他说，“今天讲个故事。”
孩子立刻放下报纸，蹲到草铺边。黄显声靠在墙上，看着铁门上的小窗。走廊里的灯还亮着，光从窗口透进来，在地上画了一个方方的亮块。
“那个地方，”他开口了，“叫息烽。”
孩子安静地听着。
“那个地方跟这里差不多。有铁门，有高墙，有看守。我刚到那里的时候，有人来找我。”
“什么人？”
“一个穿着中山装的人。他说他是来‘帮助’我的。他给我看一本书，让我学。说是蒋委员长写的。”
“你学了吗？”
黄显声摇了摇头。
“我跟他说，作为蒋某人的个人见解可以，但如果拿它来指导中国革命，是荒谬的。我还说，丧权误国之人，还能写出什么好东西。”
孩子听不懂“丧权误国”是什么意思。但他听懂了黄显声的语气。那语气很平，像在说一件跟自己无关的事，但每个字都硬邦邦的，像石头。
“那个人生气了。”黄显声说。
“后来呢？”
“后来他走了。又换了一个人来。”
“又换了一个？”
“对。这个人不穿中山装。穿的是军装。他的脸很干净，头发梳得很亮。他坐下来，很客气。他说，黄将军，我们谈谈。”
孩子没有插嘴。他听得很认真。
“他问我，你为什么要违抗命令。在沈阳那天晚上，上面让你不要动，你为什么还叫警察打？”
“你怎么说的？”
“我说，日本人打进来，我的部下问我怎么办。我不能告诉他们‘站着死’。”
“站着死是什么意思？”
黄显声没有回答这个问题。他继续说。
“那个人又问我，你为什么跟共产党走。我说，因为共产党打日本人。他说，国民党也打日本人。我说，国民党打日本人，是在日本人打到家里来之后。共产党打日本人，是在日本人还没打进来的时候就说了要打。”
“共产党是什么？”
“是一群想让大家过好日子的人。”
孩子想了想，问：“你是共产党吗？”
黄显声点了点头。
孩子没有追问。他不觉得这有什么特别的。在他的世界里，所有在牢里的人都是“犯人”，而“犯人”都是“坏人”。但黄伯伯不是坏人。黄伯伯教他写字，给他讲故事。所以“共产党”大概不是坏事。
“那个人又问我，你写不写悔过书。写了就放你出去。”
孩子立刻抬起头。“你写了吗？”
“没有。”
“为什么不写？写了就能出去了。”
黄显声看着孩子。这个问题，很多人问过。外面的人问过，里面的人问过。有人觉得他傻。有人觉得他硬。有人觉得他不识时务。但没有人像这个孩子一样，用这样一种认真的、困惑的、甚至有点替他着急的语气问过。
“因为，”他慢慢地说，“我没有做错事。”
“可是你被关起来了。”
“对。”
“那怎么没做错事？”
黄显声没有立刻回答。他低头看着自己的手。那双手放在膝盖上，手心向下，指节粗大，指甲剪得很干净。
“你知道老虎为什么被关在笼子里吗？”
孩子摇头。
“不是因为老虎做错了事。是因为有人怕它。”
孩子不太懂。但他喜欢这个答案。他觉得黄伯伯就像一只老虎。瘦，但骨头很硬。说话不多，但每一句都站得住。
“后来呢？”孩子问。
“后来那个人也走了。他们又换了很多人来。有的骂我，有的劝我，有的威胁我。有一个人说，你只要写一个字，就可以出去。我说，一个字也不写。”
“一个字也不写？”
“一个字也不写。”
孩子沉默了一会儿。然后他小声说：“你真厉害。”
黄显声没有接这句话。他转过头，看着铁门上的小窗。走廊里的灯不知什么时候灭了。天暗下来，牢房里只剩那道方方的亮块，比刚才淡了一些。
“后来我在墙上刻了一句话。”他说。
“什么话？”
“虎入笼中威不倒。”
孩子一个字一个字地在嘴里念了一遍。念到“虎”的时候，他看了一眼黄显声画在报纸上的那只歪歪扭扭的老虎。念到“笼”的时候，他看了一眼那个歪歪扭扭的圈。
“什么意思？”
“意思就是，老虎关在笼子里，它还是老虎。”
孩子低下头，把报纸角翻过来，翻到背面。他看着那个圈和圈里的老虎，看了很久。然后他拿起铅笔，在圈的外面，画了一道线。
“这是什么？”黄显声问。
“门。”孩子说，“老虎可以把门打开。”
黄显声看着那道线。那道线歪歪扭扭的，从圈的外边一直画到报纸的边缘，像一条路。
他忽然想起了一件事。
锦州失守之后，他带着残部往北撤。有一天晚上，他们在一个村子边上歇脚。他坐在破屋子里，手下的一个人进来报告，说抓到了一个逃兵。他问，怎么回事。那人说，这人是义勇军第二路的一个排长，打了败仗，带着几个人想往关内跑。他让人把那个排长带进来。那是个年轻人，大概二十出头，脸上全是灰，眼睛里全是血丝。他跪在地上，说，司令，我不是怕死，我是怕这么打下去，人都打光了，家还是回不去。黄显声看着他。他想起自己。他想起那些被他发过枪的人，那些接过他旗子的人，那些他连名字都不知道的人。他想起那个笑了一下的少年。他蹲下来，跟那个排长平视。他说，你起来。排长不起来。他说，起来。排长站起来了。他说，你往南走，我不拦你。但你记住一件事，你走的是回家的路，不是逃命的路。排长看着他，眼泪从灰脸上冲下来两道白印。后来那个排长走了。再后来他再也没有听到过那个排长的消息。
他看着报纸上的那条线。孩子画的“门”，从老虎的圈里一直延伸到报纸的边缘。那条线穿过笼子的墙，穿过他画的那个歪歪扭扭的圈，伸向外面。
“这门开在哪儿？”他问。
孩子想了想，指了指牢房的门。
“开在那儿。”
黄显声看着那扇铁门。门上的小窗黑着。走廊里没有光。他转过头，看着孩子。
“好，”他说，“等门开了，你陪黄伯伯出去。”
孩子笑了。这是他第一次真正地笑。嘴角咧开，露出缺了一颗的门牙。他拿起铅笔，在“老虎”旁边又画了一个小东西。黄显声问那是什么。孩子说：“我。”
黄显声看着报纸上那只歪歪扭扭的老虎，和旁边那个更小更歪的小人。他伸手把报纸角折好，递给孩子。孩子接过去，塞进口袋里。
“今天不写了，”黄显声说，“你睡一会儿。”
孩子躺下来，蜷在草铺上。他闭上眼睛，但嘴角还留着一点笑。过了一会儿，他小声说：“黄伯伯。”
“嗯。”
“老虎真的不怕吗？”
黄显声没有马上回答。他低下头，看着孩子。孩子的眼睛已经闭上了，呼吸开始变慢。他在等答案。
“怕，”黄显声说，“老虎也怕。但老虎不跑。”
孩子没有再问。他翻了个身，呼吸渐渐匀了。
黄显声坐在草铺边，看着孩子的后背。那后背很窄，肩胛骨在灰布褂子底下凸出来，像两只收拢的翅膀。他伸手把被角掖好，然后站起来，走到桌子前面，坐下。
桌上什么都没有。报纸给了孩子，铅笔也给了孩子。他的桌上只剩下一只缺了口的碗，和一碗凉水。
他低头看着自己的手。这双手，握过枪，发过枪，写过信，刻过印章。那枚印章还在。他把它藏在草铺下面，一块碎布包着。印章上刻着一行字：“骑富士山头展铁蹄，倭奴灭，践踏樱花归。”他刻这枚印章的时候，是1947年，在白公馆。那时候抗战已经胜利了。日本人被打跑了。但他还在牢里。他刻下那句话，不是为了纪念胜利，是为了记住自己曾经想过要做什么。
他想过要骑着马，踏上富士山，把日本人的旗子踩在脚下。他没有做到。他的马早就死了。他的兵早就散了。他的枪早就锈了。但他还活着。他还坐在牢房里。他的手上没有枪，只有一枚小小的木头印章。
他忽然想起陆游的一句诗。他忘了是什么时候第一次读到这句诗的。也许是在北大念书的时候，也许是在讲武堂。总之他记得。他常常在心里默念。有时候夜里睡不着，他就念给自己听。念着念着，眼泪就下来了。
报国欲死无战场。
他是一个军人。军人应该死在战场上。死在自己人的监狱里，算什么？
他把手收回来，放在膝盖上。他坐得很直。他的背靠着墙，肩胛骨抵着冰冷的墙面。他闭上眼睛，深深地吸了一口气，又慢慢地吐出来。
孩子睡着了。呼吸很浅，很匀。他在做梦。他的嘴角还留着那点笑。
黄显声看着他的脸，看了很久。然后他站起来，走到草铺边上，躺下。面朝着孩子。牢房里很黑。他看不见孩子的脸了，但他能听见孩子的呼吸。那呼吸很轻，像一根线，细细的，连着一个人的命。
他把手放在胸口上。他的心跳很慢，很沉。那心跳像是什么东西在地底下烧着，被压着，出不来。他想起墙上的那道裂纹。裂纹从天花板延伸到地面，像一道没有愈合的伤口。他忽然觉得，那道缝里有什么东西在动。很慢，很沉，像岩浆。烧着，流着，找不到出口。
他想，明天教他写“回”。
“回”字，一个口，里面一个口。一个家，里面还有一个家。那个孩子大概不懂。但他会懂的。
他闭上眼睛。牢房里很静。
他等着。
五
小萝卜头学会“回”字花了三天。
第一天写歪了，第二天写扁了，第三天终于立住了。他把报纸角举起来给黄显声看的时候，脸上的表情像是在说：你看，我做到了。
“好。明天开始写‘中国’。”
孩子把那两个字在嘴里念了一遍：“中国。”念完之后，他把报纸角折好，塞进口袋里。那块灰色的布也在口袋里，和报纸角挨在一起。他拍了拍口袋，像是里面装着什么了不得的宝贝。
那天下午，孩子没有急着要听故事。他蹲在草铺边上，从口袋里掏出一样东西。黄显声看了一眼。是那半截红蓝铅笔。笔头已经磨得比之前更短了，只剩一小截红色露在外面。
“妈妈帮我削的。”孩子说，“用碎碗片。”
黄显声接过铅笔。笔杆上缠着一圈布条，是徐林侠从衣服上撕下来的，为了让儿子的手能攥得住。他捏着那截铅笔，觉得比任何时候都沉。
“你用这个写。”
“那你呢？”
“我还有。”
这是假话。他只有这一支。但他不需要了。他教孩子写字，用手指在地上画就行。铅笔应该留在孩子手里。
孩子把铅笔接回去，攥得很紧。然后他仰起头，问：“今天讲什么？”
黄显声看着他。孩子今天问的是“讲什么”，不是“你打过仗吗”。他已经默认每天都有故事了。讲故事这件事，从第一夜的心血来潮，变成了他们之间的规矩。每天下午，小萝卜头来了，写字，然后听故事。听完故事，他就在草铺上睡一会儿。等醒来的时候，看守就来带他走了。
今天，黄显声没有马上开口。他伸手从桌子下面摸出一张报纸。那是前天看守给他的。他一直没看，压在碗下面。
报纸是《中央日报》，日期是十月十日。他翻开，扫了一眼。第一版是蒋介石的讲话，满篇的“戡乱”“建国”。他翻过去。第二版是战事消息，说国军在华北“转进”。他翻过去。第三版是国际新闻。他翻过去。第四版是副刊，有一首诗，写的是秋天的落叶。
他把报纸合上，放在桌上。
“今天不讲故事了。”
孩子有点失望。“那干什么？”
“今天教你读报纸。”
他把报纸摊开，指着第一版上最大的那个标题，一个字一个字地念给孩子听。孩子跟着念。念到一半，他停下来，问：“这是什么意思？”
“意思是，有一个人说了很多话。”
“什么话？”
“不重要的话。”
孩子不懂。但他喜欢读报纸。报纸上的字比报纸角上的多得多，密密麻麻的，像一群蚂蚁。他用手指在报纸上滑，找到一个他认识的字，喊出来：“中国的中！”
“对。”
“在这里！”他又找到一个，“家的上面！”
黄显声看着孩子在报纸上找字，手指在那些竖排的铅字之间穿来穿去。他忽然想起一件事。白公馆里，他是少数可以看报的人。看守隔几天会给他一张报纸，看完了再收走。但报纸到了他手里，就不会只是一张报纸。他把报纸上的重要消息用指甲掐上印记，然后通过秘密孔道传给隔壁牢房的陈然。陈然再把消息抄在香烟纸上，在难友中传阅。那就是《挺进报》的白公馆版。
他不能看报纸太久。看久了，看守会起疑。所以他看报的速度很快，眼睛扫一遍，掐几个印子，就传出去。有时候报纸上的消息让他一整天都坐不住。比如那一天，他看到了一条消息，说解放军在东北打了一个大胜仗。他表面上什么表情都没有，把报纸翻到副刊，看了几行诗。然后他把报纸还给了看守。那天晚上，他在草铺上翻来覆去，一直到天亮。
他不能跟任何人说。不能跟看守说，不能跟其他难友说。但他心里有一团火在烧。那个火光照着他，让他觉得这间牢房没那么冷了。
现在，他看着小萝卜头在报纸上找字。孩子的手指停在一条消息上，抬起头问他：“这是什么？”
黄显声低头看了一眼。那条消息只有几行，说的是某地“战事激烈”。他想了想，说：“那个地方在打仗。”
“谁跟谁打？”
“坏人跟好人打。”
“谁赢了？”
“还在打。”
孩子想了想，说：“那老虎呢？”
黄显声愣了一下。然后他明白了。孩子说的是那只笼子里的老虎。他画在报纸上的那只。
“老虎也在打。”
“在哪儿？”
“在老虎的地方。”
孩子点了点头。他好像懂了，又好像没懂。他低下头，继续在报纸上找字。过了一会儿，他找到了一个“回”字。他指着那个字，又指了指自己的口袋。口袋里装着那块报纸角，上面写满了“回”字。
“我把字带回去了。”他说。
“好。”
“明天我还来。”
“好。”
孩子把铅笔收进口袋，站起来，走到门口。他站在门槛上，回头看了黄显声一眼。然后他忽然跑回来，从口袋里掏出那截铅笔，放在桌上。
“你留着用。”
“你拿着。”
“我用完了。明天来再给我。”
孩子说完就跑了。看守在走廊里喊了一声，孩子跑了出去。铁门关上，脚步声远去。
黄显声坐在桌子前面，看着那截铅笔。笔杆上的布条松了，铅笔尖秃了。他拿起来，用手指捏了捏。笔杆上还留着孩子手心的温度。
他把铅笔放在掌心，握了一会儿。然后他翻过报纸，在第四版的空白处，写了一行字。字很小，很工整：
“民国三十六年十月，教振中写‘中国’二字，已能成篇。”
写完之后，他把报纸折起来，压在碗下面。
六
那一年冬天特别冷。
牢房的墙上结了霜。每天早上，黄显声醒来的时候，都能看见草铺边缘那一圈白。他把囚服裹紧，坐起来，先把霉斑描一遍。霜让那些纹路变得模糊了，描起来像在雪地上画地图。
小萝卜头还是每天来。孩子比往常瘦了一些，衣服挂在身上更空了，但精神还好。他的口袋里多了一样东西——一块石头。圆圆的，从放风时偷偷捡的。他说那是他的“宝贝”。黄显声问他为什么是宝贝，他说因为石头不会被人拿走。
“为什么不会？”
“因为我放在嘴里。”
黄显声笑了。那是他在白公馆里第一次笑。笑得很轻，嘴角动了一下就收了。但孩子看见了。孩子说：“黄伯伯，你笑了。”
“没有。”
“有。我看见了。”
黄显声没有接话。他低下头，看着桌上的报纸角。孩子已经能写很多字了。“中国”“人民”“家”“年”“回”。歪歪扭扭的，但都能认出来。他开始教孩子写句子。第一个句子是“我是一个中国人”。
孩子写了一遍，把报纸角举起来。黄显声看了一眼，点了点头。
“黄伯伯。”
“嗯。”
“你儿子叫什么名字？”
黄显声的手停了一下。
“黄耀华。”
“他在哪儿？”
“在外面。”
“他跟你一样高吗？”
“比我现在高。”
“他写字好看吗？”
“好看。比我好看。”
孩子想了想。“你见过他写字吗？”
黄显声沉默了一会儿。他见过。耀华小时候，他教过他写字。一笔一画地教，握着儿子的手。那时候耀华的手很小，比小萝卜头的手还小。后来他去了西安，去了息烽，去了白公馆。他再也没有握过耀华的手。
“见过。”
“他写什么字？”
“他写……‘爸’。”
孩子没有追问。他低下头，继续写那个句子。铅笔在报纸上沙沙地响。黄显声靠在墙上，看着孩子的侧脸。孩子的颧骨还是很鼓，但脸颊上终于有了一点肉。徐林侠把自己的饭省下来，喂给儿子吃。她在用自己的命，换孩子的命。
他忽然想起一件事。那是1945年，抗战胜利的消息传进息烽的那天。他站在牢房里，整了整衣领，对着铁门敬了一个军礼。那天晚上他失眠了。他躺在草铺上，想的不是自由，想的是耀华。他想，耀华该长大了。他想，耀华会不会来重庆找他。他想，如果他出去了，第一件事就是去找耀华。
后来他没有出去。后来他才知道，耀华考上了军校。后来他才知道，孙明病死了。后来他才知道，他可能再也见不到耀华了。
但今天，孩子问他这个问题的时候，他忽然觉得，耀华还在。那个在北平念书的孩子还在。那个考上军校的孩子还在。那个在信里写“父亲大人安好”的孩子还在。
他在外面。他在某个地方。他在活着。
“黄伯伯。”
“嗯。”
“你出去以后想干什么？”
黄显声看着孩子。“谁说我出去？”
“我妈妈说的。她说北边打过来了，你就能出去了。”
黄显声没有接话。他低头看着自己的手。那双手放在膝盖上，手心向下。手指很瘦，骨节突出，但指甲修剪得很干净。他想起那枚印章。那枚刻着“骑富士山头展铁蹄，倭奴灭，践踏樱花归”的印章。他想过骑着马踏上富士山。他想过把日本人的旗子踩在脚下。他没有做到。他的马死了。他的兵散了。他的枪锈了。
但他还活着。
“出去以后，”他说，“我想去吃一碗面。”
“什么面？”
“沈阳的面。打卤面。面条很宽，汤是骨头熬的，上面放几片肉。”
孩子咽了一下口水。“好吃吗？”
“好吃。我小时候常吃。我母亲做的。”
孩子想了想。“我妈妈也会做面。她说她以前在西安做过。”
黄显声点了点头。“西安的面也好吃。”
“黄伯伯。”
“嗯。”
“你出去的时候，能带我去吗？”
黄显声看着孩子。孩子的眼睛很亮。那双眼睛在牢房里长了七年，里面什么都没被污染过。它只知道，外面有面，有山，有河，有很多像他一样的孩子，在院子里跑，在学堂里念书。它不知道，外面的世界可能比牢房还危险。它不知道，一个在牢里出生的孩子，到了外面，可能连路都不会走。
“能。”黄显声说。
孩子笑了。他低下头，继续写字。他的铅笔在报纸上移动，一笔一画地写。黄显声看着他写。牢房里很静。外面的炮声比往常近了。他能感觉到，那炮声在震动墙壁。霜从墙上落下来，一小片一小片地，像雪。
孩子写完最后一个字，把报纸角举起来。上面写满了“我是一个中国人”。字迹歪歪扭扭的，但每一笔都很用力。
“黄伯伯，这个送你。”
黄显声接过报纸角。他看着那些字。孩子的字比昨天好了。比上个月好了。比第一天的“中”字好了不知道多少。
他把报纸角折好，放进口袋里。
“今天不讲故事了，”他说，“今天教你一首歌。”
“什么歌？”
“一首歌。我小时候学的。”
他清了清嗓子。他已经很久没有唱歌了。他的声音很低，很哑，像从很深的地方传上来的。
“我的家在东北松花江上……”
他唱了一句，停下来。孩子看着他。
“后面呢？”
他继续唱。声音很轻，像是怕被墙外的人听见。
“那里有森林煤矿，还有那满山遍野的大豆高粱……”
孩子跟着哼。他不懂歌词的意思。但他喜欢这个调子。很慢，很沉，像是有人在很远的地方喊他回家。
黄显声唱完了。牢房里安静了很久。孩子问：“松花江在哪儿？”
“在东北。”
“远吗？”
“远。”
“你回去过吗？”
黄显声摇了摇头。
孩子低下头，看着自己的手。过了一会儿，他问：“黄伯伯，你想家吗？”
黄显声看着铁门上的小窗。走廊里的灯亮了。光从窗口透进来，在地上画了一个方方的亮块。
“想。”
孩子没有再问。他躺下来，把头枕在黄显声的膝盖上。黄显声低下头，看着孩子的脸。那张脸仰着，眼睛半睁着，睫毛在颧骨上投下两小片阴影。
“黄伯伯。”
“嗯。”
“等出去了，我陪你回东北。”
黄显声没有回答。他把手放在孩子的头上，轻轻按着。孩子的头发很软，很稀，像刚发芽的草。
“好。”他说。
孩子闭上眼睛。他的呼吸渐渐慢了。他睡着了。
七
那天早上，黄显声醒来的时候，就知道有事。
牢房外面的走廊里有脚步声。比往常早。比往常急。不只一个人。好几个人的脚步，从走廊那头传来，越来越近，越来越响。不是换班。不是送饭。不是提审。是那种脚步声。他听过。九年里他听过很多次。每次听到，就意味着有人要被带走了。
他坐起来，没有叠囚服。他坐在草铺上，听着。脚步声停在某一间牢房门口。他听见铁门被打开。他听见有人在说话。声音很低，听不清说什么。然后他听见一个女人的声音。是徐林侠。她的声音比平时尖，比平时快，像是在争辩什么。然后是一个男人的声音。宋绮云。他在说“好”。就一个字。很清楚。
然后孩子的声音。
黄显声站了起来。他走到铁门边上，把脸贴在小窗上。走廊里看不见什么，只能看见对面墙上的一道光。光在晃动。有人在走动。
他听见小萝卜头的声音。很远，很细，像是在喊什么。他听不清。然后那个声音没有了。然后脚步声又响起来，往回走，越来越远。
他站在铁门后面，站了很久。铁门的铁条很凉。他握着一根铁条，握得很紧。然后他回到草铺边上，坐下来。
他等着。
那天下午，小萝卜头没有来。
他在草铺上坐了一整个下午。坐得很直。他的手放在膝盖上。他没有描墙上的霉斑。他没有看报纸。他没有等炮声。他坐着一动不动，看着铁门上的小窗。
到了傍晚，看守来送饭。碗放在门口。他没有动。
第二天，也没有来。
他照常坐在桌子前面。他把那张报纸角摊开，放在桌上。上面是孩子上次写的“我是一个中国人”。他看着那五个字，看了很久。然后他把报纸角折起来，放进口袋里。他走到草铺边上，躺下。面朝着墙壁。
第三天。第四天。第五天。
他每天照常起来，照常把囚服叠好，照常坐在桌子前面。但他不再描墙上的霉斑了。那道裂纹还在那里，从天花板延伸到地面。他看着它，但不再用手指去描。他怕碰到它。
第六天傍晚，看守换班的时候，他听见两个看守在走廊里说话。一个说：“那一家子都走了。”另一个说：“还有杨将军。”一个说：“什么时候的事？”另一个说：“就前几天。松林坡。”一个说：“那个孩子也……”另一个说：“嗯。”
黄显声靠在墙上，闭着眼睛。他听见了。他什么都听见了。
1949年9月6日，小萝卜头宋振中和他的父母宋绮云、徐林侠，以及杨虎城将军父子一起，在重庆松林坡被国民党军统特务残忍杀害。小萝卜头牺牲时，未满九岁。
他坐在草铺上，面朝着墙壁。墙壁上的霉斑还在。沈阳。锦州。岫岩。他描过无数遍的那幅地图，还在。他把手掌按在墙上，按在那个他标着“沈阳”的位置上。墙很凉。他的手很凉。
他收回手，站起来，走到桌子前面。桌上放着一块报纸角。是孩子最后一次来的时候留下的。上面写满了“我是一个中国人”。歪歪扭扭的，但每一笔都很用力。他把报纸角拿起来，看了很久。然后他打开砖缝，取出里面藏着的东西。那张写着“中国”的纸。那截红蓝铅笔。那枚木头印章。他把它们排在桌上，一样一样地看。
他拿起那截铅笔。铅笔尖已经秃了。笔杆上的布条松了。他把布条重新缠紧，一圈一圈地缠。他的手在抖。他缠了好几次才缠好。
然后他把东西一样一样地放回砖缝。最后，他手里只剩下那张写着“我是一个中国人”的报纸角。他把它折好，放进贴身的衣服口袋里。
他坐在桌子前面，看着铁门。
他想起了一件事。那天下午，孩子问他：“黄伯伯，你见过杨虎城将军吗？”他说：“见过。他很高。很壮。说话的声音很大。”孩子说：“他跟爸爸一样，也是因为打日本人被关起来的？”他说：“对。”
然后孩子说：“那他们现在在哪儿？”
他说：“在一个很远的地方。”
现在，他们都去了很远的地方。
他想起宋绮云。那个戴圆框眼镜的江苏人。那个在息烽的院子里跟他一起看枯树的人。宋绮云说：“黄将军，我们写文章的人，笔就是枪。”他说：“我知道。”宋绮云说：“你发枪的时候，想过那些枪会打到哪儿吗？”他说：“想过。打到日本人身上。”宋绮云笑了笑，说：“我写文章的时候，也想过。想过那些字会打到谁身上。”
后来他们都没有再说话。
现在，宋绮云去了很远的地方。他的妻子去了很远的地方。他的儿子去了很远的地方。
那个孩子。那个在牢里出生、在牢里长大的孩子。那个问他“老虎在笼子里还是老虎吗”的孩子。那个把半截铅笔攥在手心里舍不得用的孩子。那个说“黄伯伯，你出去的时候能带我去吗”的孩子。
他走了。
黄显声坐在桌子前面。他没有哭。他的脸上什么表情都没有。他只是坐着，看着铁门。走廊里的灯亮着。光从窗口透进来，在地上画了一个方方的亮块。
他忽然想起孩子第一天来的时候。那天是秋天。重庆的秋天，雾很大。孩子被推进来，站在门槛里，两只手绞着衣角。他问：“你是什么人？”孩子说：“宋振中。”他问：“多大了？”孩子说：“不知道。”
他不知道自己的年龄。他不知道自己的生日。他不知道沈阳在哪儿，不知道松花江在哪儿，不知道外面的天有多大。
但他知道怎么写“中国”。
黄显声把口袋里的报纸角掏出来，展开。他看着那五个字。孩子写的。歪歪扭扭的。每一笔都很用力。
他把报纸角重新折好，放回口袋。然后他站起来，走到墙壁前面。他伸出手，找到那道裂纹。他的手停在半空，没有碰上去。他怕碰到它。他知道那道缝里有什么。那是烧着的东西。它没有灭。它还在。
他回到草铺边上，躺下来。面朝着墙壁。他把手放在胸口上。那块报纸角贴着他的皮肤，很轻，很薄，像一片叶子。
他闭上眼睛。牢房里很静。外面的炮声比往常更近了，震得墙壁在微微颤动。霜从墙上落下来，一小片一小片地，落在他的脸上。
他没有动。
他就那样躺着，一直到天亮。
八
那天夜里，他做了一个梦。
他梦见自己站在一条大路上。路很宽，两边是金黄的庄稼。天很蓝，很远。远处有一匹马跑过来。马上坐着一个孩子。穿着不合身的灰军装，骑在一匹瘦马上。孩子从他面前跑过去，回头笑了一下。他想喊住他，但喊不出声。然后他看见路的那一头，又走过来一个孩子。瘦瘦的，脑袋很大，眼睛很大。孩子走到他面前，仰着头看着他。
“黄伯伯。”
“嗯。”
“我认识好多字了。”
“我知道。”
“我会写‘中国’了。”
“我知道。”
孩子笑了。他伸出手。那只手很小，很轻。黄显声伸出手去握。但那只手从他的手指间滑过去了。
孩子走了。他沿着那条大路，往远处走。越走越远，越来越小。最后变成了一个黑点，消失在天边。
黄显声站在路上，看着那个黑点消失的地方。风从庄稼地里吹过来，带着一种熟悉的味道。那是泥土的味道，是秋天的味道，是东北的味道。
他醒了。
天还没有亮。牢房里很黑。墙上的霜在黑暗中泛着微微的白光。他把手从胸口拿开，放在草铺上。草铺很凉。
他躺着，睁着眼睛，看着天花板。那道裂纹还在。从他进这间牢房的第一天起，它就在那里。从天花板一直延伸到地面。它不会断。它不会走。它会一直在那里。
他忽然想起孩子问过的一个问题。
“黄伯伯，老虎真的不怕吗？”
他说：“怕。但老虎不跑。”
他闭上眼睛。
孩子走了。那个骑马的孩子走了。那个写“中国”的孩子走了。他们还活着。活在他的心里。
他躺在黑暗中，听着远处隐约传来的炮声。那炮声越来越近了。他等着。慢慢地，他听见了另一种声音。从很远的地方传来，像潮水，像风声，像很多人在走路。
那是解放军的炮声。
他闭着眼睛，嘴角动了一下。
天快亮了。
九
一九四九年十一月二十七日，下午四时。
重庆步云桥。
天灰蒙蒙的，雾很重。歌乐山在雾里只能看见一个轮廓。空气很冷，潮湿的，带着硝烟的味道。桥很短，横跨一条小溪。溪水很浅，在石头间流过，发出很小的声音。
黄显声被押着走过院子。脚下的石板路很滑，长着青苔。他走得很慢，但每一步都很稳。他看见前面有一辆车，停在桥附近。走到桥边的时候，押解的人停下来了。黄显声也停下来。他看了看周围。桥的那头是一片荒地，长着枯草。桥的这头是他站的地方。他站在桥和路之间。
他忽然明白了。
他把手伸到腰后，握住那把短刀。刀柄很凉。他的手指合拢，握紧。后面的兵喊了一声。他没有回头。他听见了拉枪栓的声音。那种声音他听过很多次。在沈阳听过。在锦州听过。在很多地方都听过。这次，是对着他。
他慢慢转过身。面对着那些枪口。他的右手还握着刀。他把刀抽出来。刀很短，刀刃很窄，但很亮。晨光落在刀刃上，反出一道细细的光。
他站着。背挺得很直。肩很宽。瘦了九年的身体在这一刻绷紧了。他看着那些枪口。那些枪口对着他的胸口。他握着刀，刀尖朝前。
他想起了一件事。那是很多年前了。在沈阳。他挂了电话，走出办公室。走廊里站着几十个警察。他们说：“处长，怎么办？”他说：“打。”然后那些脸就动了起来。他再也没见过其中的大多数。
他握着刀。他站着。他没有冲过去。他知道冲不过去。但他也没有跪下。
枪响了。
第一颗子弹打中了他的胸口。他没有倒。他握着刀，往前迈了一步。第二颗子弹打中了他的肩膀。他的身体晃了一下。第三颗。第四颗。他的手指松开了。刀掉在地上，碰在石板上，发出很轻的一声响。
他的膝盖弯了。他慢慢倒下去。他的脸朝着天。天很灰。雾很重。他看见了很多东西。他看见了沈阳。他看见了锦州。他看见了那个骑马的少年。他看见了黄彤光在油灯底下写字。他看见了耀华隔着铁栏杆喊他。他看见了宋绮云站在枯树下面。他看见了小萝卜头蹲在草铺边上，仰着头问他：“黄伯伯，你怕不怕？”
他说：“怕。但老虎不跑。”
然后他看见了一个孩子。那个孩子蹲在地上，手里攥着半截红蓝铅笔，在报纸角上写字。歪歪扭扭的。一笔一画的。
“我是一个中国人。”
他笑了一下。
他的胸口有什么东西在烧。从很深的地方，从被压了九年的地方，从那些裂纹的深处。它终于出来了。它冲上来，烧过胸口，烧过喉咙，烧过眼睛。它烧穿了他。它烧穿了这个早晨。
他看见了一道光。
天亮了。
1949年11月27日下午4时，东北军将领黄显声和张学良的副官李英毅被押往步云桥，被敌人枪杀，“11·27”大屠杀由此开始。
特务们走了。他们把他的尸体拖到桥的那一边，扔在荒地上，用枯草盖了盖。他们要去忙别的事。解放军进城了。重庆要解放了。他们得跑。
那天早上，附近的农民路过步云桥，看见了那具尸体。一个瘦高的老人，穿着破旧的囚服，脸朝着天。他的右手还保持着握刀的姿势。他的胸口的衣服被血浸透了。那血已经凝固了，变成暗褐色。
他们不认识他。但他们知道这是白公馆里出来的人。他们把他埋在了桥边的荒地里。没有棺材。没有墓碑。只是挖了一个坑，把他放进去，用土盖上。
他死的时候，口袋里有两张纸。一张写着“中国”。一张写着“我是一个中国人”。字迹歪歪扭扭的，是孩子写的。血浸透了那两张纸，把铅笔字染成了暗红色。
那些字还在。还在纸上。还在他的胸口。还在这片他用命去保卫的土地里。
三天之后，重庆解放了。
白公馆的铁门被打开。牢房里空了。那些曾经关在这里的人，有的已经死了，有的还活着。活着的走出去了。他们看见了外面的天。天很蓝。雾散了。
在黄显声住过的那间牢房里，墙壁上有一道裂纹。裂纹旁边，是霉斑画成的地图。沈阳。锦州。岫岩。在草铺下面的砖缝里，有人发现了一枚木头印章。印章上刻着一行字：“骑富士山头展铁蹄，倭奴灭，践踏樱花归。”
印章的旁边，是一张台历。台历永远地停留在1949年11月27日。
那一天，重庆还在国民党手里。再过三天，这里就是解放区了。
他没有等到。
但那个孩子写的字，还在。
黄显声将军遗骸后来安葬于北京八宝山公墓。
后记
一
为什么写黄显声？
因为一个简单的疑问：一个在九一八事变之夜违抗“不抵抗”命令、打响抗日第一枪的人，为什么最终死在了自己人的枪口下？
1931年9月18日夜，日军炮轰北大营，东北军主力执行“不抵抗”命令撤出，唯有他指挥的沈阳警察队伍奋起还击，成为当时沈阳唯一未执行“不抵抗”命令的武装力量。工业区六分局三十余名警察与日军肉搏三小时，弹尽援绝，全部殉国。此后他组建辽宁抗日义勇军，在辽西、辽南坚持抗日。
然而，1938年2月，当他准备前往延安时，被国民党军统局以“联共反抗中央”的罪名在武汉逮捕。此后十一年，他被辗转关押于武汉、益阳、息烽、白公馆。抗战胜利了，他没有被释放。国共谈判了，他没有被释放。新中国成立的消息传进牢房了，他没有等到那一天。1949年11月27日，重庆解放前三天，他被杀害于步云桥。
一个替民族打响抗战第一枪的人，被自己效力的政权关了十一年，最终死在黎明前夜。
二
但黄显声的狱中十一年，并非一片空白。
在息烽集中营，他以“虎入笼中威不倒”自勉，拒绝写悔过书，拒绝有条件释放。在白公馆，他利用看报的“优待”，将重要消息通过秘密孔道传给隔壁牢房的陈然，陈然再抄成纸条在难友中传阅，这就是“《挺进报》白公馆版”。他用木头和铅笔刀刻了一枚印章，印身刻着“骑富士山头展铁蹄，倭奴灭，践踏樱花归”——那是一个军人至死没有熄灭的抗日热血。
他还在狱中做了另一件事。他教一个在牢里出生的孩子写字。
小萝卜头宋振中，八个月大时随父母入狱，在暗无天日的牢房里长到七八岁。经过狱中难友的多次争取，狱方最终同意让他在监狱内接受教育，由黄显声担任他的老师。黄显声教他语文、算术、武术、俄语，把半截红蓝铅笔作为学习奖励送给他。孩子珍惜得舍不得用，只在写作业时才拿出来，牺牲时，那半截铅笔还紧紧攥在手里。
一个被自己人关在牢里的抗日将军，用最后几年的时间，教一个同样被关在牢里的孩子写“中国”两个字。
三
这本书是非虚构小说。
它的骨架，是真实的历史事件：九一八之夜的抗命、二十万支枪的发放、辽宁抗日义勇军的组建、1936年的秘密入党、1938年的被捕、息烽和白公馆的关押、拒绝悔过、拒绝逃跑、1949年11月27日步云桥的枪声。
它的血肉，是“合理重建”的对话、心理活动和日常细节。黄显声在牢房里如何度过每一天，他给小萝卜头讲了什么故事，孩子睡着之后他想了什么——这些没有史料记载。但一个在狱中拒绝悔过、坚持教孩子写字、刻下“倭奴灭”印章的人，他的行为逻辑是清晰的。作者的任务，是从这些行为中倒推出他可能的内心世界。
书中所有涉及的人物——宋绮云、徐林侠、小萝卜头、黄彤光、陈然、李英毅——都是真实的历史人物。他们的命运在1949年的重庆交汇，然后在不同的时间、不同的地点走向终点。小萝卜头于1949年9月6日被杀害于松林坡，黄显声于1949年11月27日被杀害于步云桥。相隔不到三个月。
四
黄显声在狱中写过一封信给他的儿子黄耀华。信里说：“我现在虽然坐牢，但没有犯法，是为团体、为国家、为义气而坐牢，问心无愧，将来生死存亡在所不计。”
“问心无愧”四个字，大概是他对自己一生最后的总结。他违抗了不抵抗的命令，无愧。他组建了义勇军，无愧。他秘密加入了共产党，无愧。他拒绝了悔过书，无愧。他拒绝了逃跑的机会，无愧。
他没有死在抗日战场上。他死在了自己人的枪口下。但直到最后，他握刀的手没有松开。
五
这本书叫《义勇军》。
义勇军这三个字，是黄显声起的。1931年12月，他从沈阳撤到锦州，手里攥着两千多名警察，没有正规番号。他给这支队伍起了一个名字——辽宁抗日义勇军。后来这个名字传遍了东北，传遍了全国，被写进了国歌。
义勇。义，就是该做的事。勇，就是敢做。这两个字合在一起，就是该做的事，敢做。不管是警察，是农民，是矿工，还是以前的胡子——只要愿意打鬼子，就配得上这两个字。
黄显声在锦州编军的时候，把一面面旗交出去。旗上写着“辽宁抗日义勇军”。那些接过旗的人，后来有的打过胜仗，有的投了降，有的死了。可那面旗一直在。那首歌唱“起来”的歌，后来被田汉和聂耳写进了《义勇军进行曲》。那个“起来”的调子，最早就是从辽西的黑土地上喊出来的。
黄显声没有死在抗日战场上。他死在了自己人的枪口下。可他起的那个名字，被唱进了国歌。他发出去的那些枪，后来在义勇军手里响了。他教孩子写的“中国”两个字，被那个孩子攥在手心里，攥到了最后一刻。
义勇军没有打完。他们只是换了名字。后来叫抗联，叫解放军，叫所有那些不肯跪下的人。
六
黄显声将军遗骸安葬于北京八宝山公墓。小萝卜头宋振中被追认为革命烈士，成为共和国年龄最小的烈士。
他们最终都得到了应有的铭记。但铭记还不够。读他们的故事，写他们的故事，是为了让后来的人知道：曾经有一个人，在1931年9月18日的夜晚，在所有人都选择服从的时候，说了一个“打”字。
那个字，值十一年牢狱。
那个字，值一条命。
那个字，还在。
作者：
编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