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间有一种人，活着的时候默默无闻，像墙角里一盏不起眼的灯，光晕不大，却恰好照亮了那些在黑暗中赶路的人。待到灯火熄灭，赶路的人成了星辰，回过头来才发觉，那盏灯的位置，原是这样紧要，这样暖人。夏娘娘，便是这样一盏灯。

她原名黄友梅，1870年生，是江苏武进人。二十岁上与浙江海宁的夏祖洛订婚，三十岁上才到丈夫的任所完婚。这样迟的婚嫁，在那时是不多见的。婚后丈夫去世，她带着女儿夏之栩，从宜昌乘船东下，预备转道武昌回浙江婆家去。谁知这一去，便是一生的转折。到了武昌，恰逢武昌起义，兵荒马乱里，她在浙江会馆住了下来，从此定居武汉，靠为人洗衣、做零工，拉扯着女儿过日子。

日子是清苦的，可女儿夏之栩争气，考进了湖北女子师范。那学校里，常有新鲜的思想在涌动。女儿结识了陈潭秋、刘子通这些共产党人，回到家来，便讲给母亲听。黄友梅听着，也不大懂那些深奥的道理，只觉得这些人是真心为穷人说话的，是好人。后来学校里闹学潮，校长要开除进步教师刘子通，学生们不答应，夏之栩便是带头的一个，果然被开除了。黄友梅没有骂女儿，反倒跑到学校去，代表被开除学生的家长，跟校长当面理论。一个洗衣妇人，站在学阀面前，心里大约也慌，可脊背是直的。

就是从那时起，她的家，慢慢变成了革命者的家。武汉共产党支部的秘密机关，从刘子通家，悄悄移到了她这里。接着是湖北地委、区委，一个个秘密机关都设在她家中。她的角色是“坐机关”——听起来简单，不过是看门、烧水、洗衣、做饭。可在那时，这便是把身家性命都押上了。深更半夜，有文件要送，她提着篮子，借着月光，穿过武昌的街巷。有人来开会，她便坐在门口纳鞋底，眼睛却警醒着，望着巷口，若有生人来，便以约定的暗号示警。同志们叫她“娘娘”，起初是跟着夏之栩叫的，后来叫的人多了，连周恩来、陈潭秋、赵世炎，都这样叫。这声“娘娘”里，有信赖，有亲昵，也有一种说不清道不明的敬重。

北伐军围武昌那年，她已经五十六岁了。党组织要人把一份《告武昌市民书》贴趁到闹市去，动摇敌军，安定民心。这样的任务，年轻同志去，尚且危险。她却不声不响地接了，夜深，把告示一张张贴在了最醒目的地方。第二天城里传开了，说北伐军有告示进来了。谁贴的？没人知道。一个洗衣的老妇人，谁又会去猜疑她呢？

大革命失败后，上海成了白色恐怖最浓的地方。她又被调到上海，在江苏省委和中央机关“坐机关”。她的家，依然是同志们的家。周恩来、邓颖超、任弼时这些人，出入其间，开会、接头、藏身。她照料他们，像照料自己的孩子。谁的衣服破了，她补；谁没吃饭，她端上来。在上海那些年，她被捕过三次。有一次被关在南京宪兵司令部，又押到苏州反省院，敌人拷打她，要她说出党的秘密。她只是一个“烧饭的老太婆”，什么也不知道。这种“无知”，是一种最坚硬的沉默。后来经周恩来多方交涉，她才出了狱。出狱时，身子已经坏了大半，可人还是那个人，神情淡淡的，仿佛什么也没发生过。

女婿赵世炎牺牲的消息，她大约是最后知道的。赵世炎是夏之栩的丈夫，年轻的革命家，二十六岁上，被国民党杀害了。女儿失去了丈夫，她失去了女婿。白发人送黑发人，这样的痛，她大约咽下去了，没有对人说起过。她只是继续着她的“坐机关”，继续洗衣、烧水、看门，继续做着那些“平凡”的事。

1948年秋，她到了西柏坡。这年她虚岁七十九，按“做九不做十”的老例，给她做八十寿。地点在中央机关的大伙房里，收拾得干干净净。毛主席来了。他本是反对做寿的，自己五十四岁生日，工作人员想张罗一下，他坚决不答应，说战争时期，许多同志流血牺牲，为我祝寿不合情理，况且群众粮食紧缺，搞庆祝是浪费。可他来了，来给夏娘娘鞠躬。他快步走到她跟前，恭恭敬敬地鞠了一躬。夏娘娘慌了，站起来，又被搀扶着坐下。墙上挂着毛主席题的字：“祝娘娘高寿八十”。周恩来也来了，他说：“她是革命的母亲，大家的娘娘，党的光荣！” 朱德、刘少奇、任弼时，都来了。任弼时和邓颖超联名写了祝寿词，朱德和康克清也写了。这大约是她一生中最热闹的一天。她坐在那里，看着满屋子的人——这些她看着长大、护着走过险路的人，如今都成了大人物，可还叫她“娘娘”。她笑了，笑得慈祥，也说不出更多的话来。

夏娘娘比毛主席大二十三岁，比周恩来大二十八岁，比朱德大十六岁。她入党，却是身后的事。1954年她去世时，中央组织部追认她为中国共产党正式党员。也就是说，她为党工作了三十余年，掩护了无数机关，保存了无数文件，传递了无数消息，坐了无数次牢，却始终没有一纸党员的身份。她是在党外，做着一个党员该做的事，甚至更多。

这让我想，什么是赤诚？一个人做了该做的事，却从不问该不该得到什么，这便是赤诚了。她“坐机关”几十年，做的都是“小事”，烧水、洗衣、看门、送信。可这些“小事”，串起来，便是革命的一条暗线，一条生命线。没有这些“小事”，那些“大事”——那些会议、那些决策、那些胜利——又在哪里开呢？忠贞不是悬挂在嘴上的，它是长在骨头里的。她三次被捕，受尽折磨，却从未动摇过。她的忠贞，不是对哪一个具体的主义的忠贞，而是对她认定“是好人”的那些人的忠贞，是对她亲眼看到的、亲身经历的那份事业之正义的忠贞。这种忠贞，质朴得像泥土，却坚硬得像山。

她一生没有过什么惊天动地的举动。她只是在每一个需要她的时刻，安安静静地站在那里。需要她开门，她便开门；需要她送信，她便送信；需要她坐牢，她便坐牢。这样的人，在历史的长河里，往往是被忽略的。可正是这无数被忽略的“娘娘”，托起了那些不被忽略的星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