廉江文联主席张勇进专评尹玉峰《工魂》世界文学艺苑·京港澳台世界头条

廉江文联主席张勇进专评尹玉峰《工魂》世界文学艺苑·京港澳台世界头条精华热点

2026-09-19 21:30:35 4244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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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诗：工魂

作者：尹玉峰

我攥着半瓶散装老雪花站在

旧家属院门口，锈死的铁门

在风里晃了三十年

没被人回头望过的

焊痕；只是墙皮上一团发黑

的印子，我的指尖蹭过那道

当年亲手焊的焊缝

那钢花四溅的夜晚

就顺着裂纹重新溅到眼前

锅炉房后面那片没人打理

的野菊在煤渣

堆旁开了一年

又一年，没有被念想接住的

花瓣只是风里一把细碎的黄

我蹲下来盯着它看的那一秒

连煤尘都裹着淡香；厂区里

所有沉睡着的旧时光

都在等一颗心来认领

有趣的灵魂从来不向外打捞

什么，它走过哪条落满树叶

的柏油路，哪条路上的

旧故事，就会从积灰里

坐起来，跟我碰一杯；喜鹊

叼着半截废铜屑，从烟囱的

砖缝里斜飞出来，我

指尖还留着焊枪的烫

那些被横幅盖住名字的人，没散

只是在我心里，重新点了一根烟

坐下来，把洒满上机油的

扳手；挨个摆成当年班组

的模样，搪瓷缸碰出的脆响，在

齿轮转不动的日子，骨头还在转

[ 作者简介：张勇进中华诗词学会、中国散文学会、广东省作家协会会员，《海外文摘》《散文选刊》签约作家，民间武术家，曾任廉江市武术协会首席顾问。]

焊痕里的骨头，风雪中的刀

——读尹玉峰《工魂》有感

文/张勇进

读尹玉峰先生这首《工魂》，像是在翻一本自己亲手签过字的旧档案。那些字迹已经发黄，可每一页都还带着当年的体温。我这一生，有两个身份始终缠在一起：一个是在文件上签字的政府干部，一个是骨子里浸着武侠魂、心里搁着一把刀的诗人。前者让我见证了廉江卷烟厂、安铺糖厂的政策性关停，见证了四建公司的改制；后者让我在那些攥着搪瓷缸站在厂门口不肯走的人面前，始终不敢把脸别过去。

我常说，侠之大者，不在杀伐，在守护。可那些年我才明白，真正的侠者，有时候连守护都做不到，只能站在废墟上，替那些被时代碾碎的人，认领一份迟到的尊严。

“锈死的铁门在风里晃了三十年，没被人回头望过的焊痕”——这“焊痕”二字，让我想起安铺糖厂停工前一天。锅炉房的师傅最后一次添煤，火光照在他脸上，他说：“张主任，这火一灭，我这辈子就白干了。”我当时没接话。以侠者的眼光看，那师傅何尝不是另一个无名剑客？他一生只练一招，就是把煤添进炉膛，把命焊在钢铁上。火灭了，招就断了。我那时没接话，不是无话可说，是侠者面对另一个侠者的陨落，任何言语都是轻薄。焊痕，其实就是刀痕——是时代这把刀，在普通人身上划下的印子。风一吹，裂纹里溅出来的不是钢花，是一个人整个青春的血。

“那片没人打理的野菊在煤渣堆旁开了一年又一年”——卷烟厂改制后，我去看过那块地。厂房拆了，堆着碎砖烂瓦，可墙角真的有一丛野菊，黄得扎眼。我当时站了很久。尹先生写“没有被念想接住的花瓣只是风里一把细碎的黄”，我读到这句时，心里咯噔一下。我们这些在文件上签字的人，有时候就是那个“没有接住”的人。不是不想接，是手伸出去的时候，时代已经把花瓣吹散了。我站在那里看野菊，就象一个侠者在废墟上低头——我不是来拯救的，我是来认领的。认领那些“没有被念想接住的花瓣”，认领那些“被横幅盖住名字的人”。

“厂区里所有沉睡着的旧时光，都在等一颗心来认领”——这句话让我想起那些年我接待过的上访工人。他们反复说的不是钱，是“我那台机器还在不在”“我们班组的搪瓷缸还有没有人管”。他们等的就是一颗心。尹先生用“认领”这个词，比“怀念”更重，比“纪念”更亲。以我侠者的心肠看，认领就是拔刀。刀拔出来，不是为了砍人，是为了把那些被遗忘的名字重新刻回活人的日子里。我当年在四建公司改制会上说过一句话：“企业可以关停，但人不能散。”这话放在武侠里，就是“剑可断，气不可断”。

“喜鹊叼着半截废铜屑，从烟囱的砖缝里斜飞出来”——这个意象让我拍案。废铜屑，那是工厂最后的遗物；喜鹊叼着它飞走，像是把工厂的魂带到了另一个地方。我见过一个老班长，每年大年三十都要给班组的兄弟打电话，电话接通了就说：“来，碰一个。”电话那头是空的，可他碰得脆响。这就是侠者的“认领”：哪怕对面空无一人，他也要把那杯酒碰出声来。刀锋所向，不是敌人，是遗忘。

最后那句“齿轮转不动的日子，骨头还在转”——这是全诗的诗眼，也是对我这个亲历者最深的安慰。企业改制，齿轮停了，可人的骨头没停。那些下岗工人，有的去摆摊，有的去开摩的，有的去学校或医院看门当老保安，他们用骨头在转。尹先生没有用“坚强”这种轻飘飘的词，他用“骨头”，这是只有真正蹲下来看过煤渣堆旁野菊的人才能写出的词。我读到这里，心里也有一把刀在响：刀可以入鞘，可以生锈，但刀骨不能断。我签过字，我愧疚过，我深夜抽过烟，可我的骨头也在转——转的是那份不敢忘、不能忘、不愿忘的心。

我写这些，不是以一个评论家的身份。我是以一个在关停文件上签过字、在改制会上被工人指着鼻子骂过、在深夜办公室里对着名单一根接一根抽烟的人的身份，来跟尹先生碰这一杯。他写的是诗，我读的是命。这首诗里那些“被横幅盖住名字的人”，我一个都不敢忘。尹先生替我把他们重新点了一根烟，坐下来，把搪瓷缸摆好。这杯酒，我敬他，也敬那些骨头还在转的人。

刀入鞘，心未冷。焊痕如刀，侠者如诗。刀会锈，诗会黄，可骨头还在转。这，就是我这个藏着武侠情结的人，读《工魂》时最想说的一句话。

辣手书生

丙午丁酉乙未夜

【附】陈中玉读尹玉峰《工魂》有感

(陈中玉( 闻名海内外名医作家诗人）

钢花落尽见真魂

——读尹玉峰《工魂》有感

作者：陈中玉

锈门半掩三十年，焊痕犹带火星燃。

野菊不知人去尽，煤尘犹裹旧时烟。

喜鹊衔铜穿缝去，残杯碰影入心田。

莫道横幅遮名姓，一缕工魂万古传。

——陈中玉《七律·读〈工魂〉有感》

玉峰先生的《工魂》，是一首以工业废墟为背景、以工人记忆为内核的现代诗。全诗不过三十余行，却以极简的笔触勾勒出一个时代的背影，以极深的温情打捞起一群人的灵魂。

然而，一首好诗的价值，不仅在于它“写了什么”，更在于它“如何写”以及“写到了什么程度”。《工魂》的动人之处，在于它以精准的细节、克制的抒情、朴素的语言，完成了一次对工人灵魂的“认领”。但它是否也存在某些值得商榷之处？它的“工魂”书写，在何种意义上继承了工业题材诗歌的传统，又在何种意义上实现了突破？更重要的是——“工魂”这个概念本身，是否隐含着某种需要被追问的悖论？

本文试图回答这些问题。而回答的起点，是一个看似简单却极难回答的问题：当工人不再是工人之后，他们的灵魂归向何处？

一、意象解析：废墟之上的灵魂密码

（一）“老雪花”与“锈死的铁门”：地理坐标与历史坐标的双重锚定

“我攥着半瓶散装老雪花站在／旧家属院门口，锈死的铁门／在风里晃了三十年／没被人回头望过的／焊痕”

“老雪花”是东北地区一种廉价的啤酒品牌。这个细节极其精准地锚定了诗歌的地理坐标——东北老工业基地。但更值得注意的是“散装”二字。散装啤酒，意味着廉价、日常、非正式。它不是宴席上的觥筹交错，不是酒吧里的浅斟低唱，而是工人在下班路上随手拎着的一瓶解乏之物。这一个细节，便将诗人的身份、情感立场与叙述视角全部交代清楚：他不是居高临下的旁观者，而是从那个环境中走出来的人。

“锈死的铁门”则锚定了诗歌的历史坐标。门，本是进出之通道，是连接内外、沟通彼此的媒介。然而这扇门已经“锈死”，在风里“晃了三十年”，却“没被人回头望过”。这意味着什么？意味着这个工厂、这个家属院、这个工人群体，已经被时代所遗忘。门不再是通道，而成为屏障；不再是连接，而成为隔绝。

值得注意的是，“三十年”这个时间跨度。如果从九十年代中后期国企改革算起，三十年恰好涵盖了一代工人的完整生命周期——从壮年到暮年，从在岗到下岗，从被需要到被遗忘。这不是一个修辞性的数字，而是一个具有历史精确性的时间标记。而“没被人回头望过”这一句，则暗示了这种遗忘的彻底性：不是被否定，不是被批判，而是被无视。无视，是最彻底的遗忘。

（二）“焊痕”：劳动的印记与记忆的裂缝

诗中最为核心的意象，无疑是“焊痕”：

“只是墙皮上一团发黑／的印子，我的指尖蹭过那道／当年亲手焊的焊缝／那钢花四溅的夜晚／就顺着裂纹重新溅到眼前”

焊痕，是工人劳动的直接产物，是双手与钢铁对话的痕迹，是汗水与火花交织的证明。它不像雕塑那样被陈列在美术馆中供人瞻仰，也不像画作那样被悬挂在墙壁上供人欣赏。它只是“墙皮上一团发黑的印子”，粗糙、朴素、不事雕琢，却承载着一个工人最真实的生命体验。

“那钢花四溅的夜晚／就顺着裂纹重新溅到眼前”——这里的“溅”字值得反复品味。钢花本来就是飞溅的，而记忆也是飞溅的。它不是线性的、有序的、温和的浮现，而是突然的、猛烈的、灼热的扑面而来。裂纹是焊痕的一部分，也是时间的裂缝。通过这道裂缝，过去与现在打通了，记忆与现实交融了。

然而，这里存在一个值得追问的问题：“钢花四溅”的意象，是否过于诗意化了？在真实的焊接作业中，钢花四溅意味着高温、危险、刺眼的光芒和呛人的烟尘。它是一个工人日复一日的体力消耗，是身体的疲惫与损伤。尹玉峰将“钢花四溅”赋予了浪漫化的色彩，这是否在无意中美化了劳动的艰辛？

但也许，这种“美化”本身就是记忆的机制——记忆总是倾向于过滤掉痛苦，留下诗意。诗人不是在“记录”劳动，而是在“回忆”劳动。而回忆，天然地带有滤镜。这一滤镜的存在，恰恰是“工魂”得以生成的机制：只有当劳动成为记忆，它才能从“谋生手段”升华为“精神遗产”。这不是对历史的背叛，而是对记忆的忠诚。

（三）“野菊”：废墟中的生命与无名的美

“锅炉房后面那片没人打理／的野菊在煤渣／堆旁开了一年／又一年，没有被念想接住的／花瓣只是风里一把细碎的黄”

野菊，生长在锅炉房后面，生长在煤渣堆旁。这是一个被遗忘的角落，一个被废弃的空间。然而，野菊不管这些。它开了一年又一年，不需要人打理，不需要人欣赏，不需要人念想。它的花瓣是“细碎的黄”，不是牡丹的雍容，不是玫瑰的艳丽，而是最朴素、最不起眼、最容易被忽略的颜色。

“没有被念想接住的花瓣”——这个“接住”用得太好了。念想是抽象的，花瓣是具体的；念想是主观的，花瓣是客观的。诗人将“念想”拟人化，仿佛它是一双伸出的手，本应接住那些飘落的花瓣，却因为主人的缺席而落空。花瓣无人接住，只能“在风里一把细碎的黄”。

然而，野菊的“细碎的黄”是否也在暗示某种集体性的消解？野菊不是一朵，而是“一把”——不是个体，而是群体。它们细小、密集、彼此相似，仿佛在暗示那些工人：他们作为个体是模糊的，作为群体是沉默的，只有在“一把”的聚合中，才能被辨认出颜色。这或许是对“无名”的另一种注解：不是没有名字，而是名字太多、太密、太相似，以至于无法被一一记住。

（四）“喜鹊叼着半截废铜屑”：希望还是希望的幻灭？

“喜鹊／叼着半截废铜屑，从烟囱的／砖缝里斜飞出来”

喜鹊，在中国传统文化中是吉祥的象征，是报喜的使者。废铜屑，是工厂废弃的残骸，是工业时代的遗物。喜鹊叼着废铜屑，从烟囱的砖缝里飞出来，这个画面既荒诞又真实，既悲凉又温暖。

荒诞的是：喜鹊本该叼着树枝筑巢，却叼着废铜屑；它本该在树林中飞翔，却从烟囱的砖缝里飞出来。这说明什么？说明自然已经被工业所改变，生命已经被废墟所包围。然而，温暖的是：喜鹊还在飞，生命还在延续，哪怕是在废墟之上，哪怕是在烟囱的砖缝里。

但这里也存在一个象征的紧张：喜鹊是“报喜”的，但诗中“喜鹊”出现的时刻，却是在一片废墟之中。它叼着“废铜屑”——一个既非食物、也非筑巢材料的无用之物。它“斜飞出来”——不是从容地飞翔，而是仓促地逃离。这究竟是在暗示“希望”，还是在暗示“希望的幻灭”？

也许，诗人在这里保持了刻意的暧昧：喜鹊是报喜的，但它报的是什么喜？在废墟之上，喜鹊的存在本身，就已经构成了一种悖论性的希望——不是对重建的希望，而是对“生命依然在延续”这一事实的确认。哪怕工厂死了，喜鹊还在飞。这或许是最低限度的希望，却也是最不可摧毁的希望。而“斜飞”这个动作，恰恰暗示了这种希望的脆弱性与临时性：它不是从容的，而是仓促的；不是安稳的，而是逃离的。

二、情感结构：从“认领”到“碰杯”的灵魂之旅

（一）“认领”：一颗心对一个时代的承诺——兼论“等待”的焦虑

“厂区里／所有沉睡着的旧时光／都在等一颗心来认领”

“认领”这个词用得太好了。它不是“回忆”，不是“怀念”，不是“纪念”，而是“认领”。回忆是被动的，怀念是伤感的，纪念是形式化的，而认领是主动的、承担的、负责任的。认领意味着：这些东西是我的，我要为它们负责；这些记忆是我的，我要让它们复活；这些灵魂是我的，我要让它们安息。

但“认领”也隐含着一个权力关系：认领者有权认领，被认领者只能等待。那些“沉睡着的旧时光”，是被动的、沉默的、无力为自己发声的。它们只能“等一颗心来认领”。这颗心，是诗人的心，也是每一个愿意倾听、愿意铭记、愿意传承的人的心。然而，这颗心什么时候来？会不会来？如果永远不来呢？诗人没有回答。这个“等待”的结构，本身就暗示了某种焦虑：记忆不会自动保存，灵魂不会自动安息。它们需要有人去认领，但认领者未必出现。

（二）“碰一杯”：与旧时光的平等对话——兼论“对话”的不可能性

“有趣的灵魂从来不向外打捞／什么，它走过哪条落满树叶／的柏油路，哪条路上的／旧故事，就会从积灰里／坐起来，跟我碰一杯”

“碰一杯”这个动作，极其生动，极其温暖。它不是凭吊，不是祭奠，不是居高临下的怜悯，而是平等的、亲切的、带着温度的交流。诗人不是站在废墟之外叹息，而是走进废墟之中，与那些旧故事、旧灵魂坐下来，喝一杯酒，聊一聊过去。

但“碰一杯”也隐含着一个不对等：诗人是活着的，旧故事是死去的；诗人是当下的，旧故事是过去的。所谓“平等的对话”，在某种意义上是一种想象性的弥补。诗人无法真正与那些工人对话，他只能与自己的记忆对话，与自己心中的“旧故事”对话。这种对话的温暖，恰恰来自于它的不可能。正因为不可能，所以才珍贵；正因为珍贵，所以才需要以诗的形式将它固定下来。

（三）“重新点了一根烟”：纪念的最高形式——兼论“私人记忆”的局限

“那些被横幅盖住名字的人，没散／只是在我心里，重新点了一根烟”

“被横幅盖住名字的人”——这是一个极具历史感的表述。在工厂的宣传栏上，在车间的墙壁上，在表彰大会的横幅上，那些工人的名字曾经被高高挂起，被表彰，被赞颂。然而，当工厂倒闭，当时代变迁，那些横幅被撤下，那些名字被遗忘。横幅盖住了名字，也盖住了历史。

然而，诗人说：他们“没散”。他们没有消散，没有消失，没有死去。他们“只是在我心里，重新点了一根烟”。这个意象太妙了。烟，是工人的象征。在工厂门口，在车间角落，在休息时间，工人们总是聚在一起抽烟。烟，是他们短暂休息的标志，是他们交流情感的方式，是他们面对艰难生活的姿态。

“重新点了一根烟”——这意味着：那些工人没有消失，他们只是换了一个地方抽烟。他们从工厂的门口，搬到了诗人的心里。这是纪念的最高形式：不是立碑，不是写史，不是拍纪录片，而是在心里为那些逝去的人、逝去的时光，重新点一根烟。

但这里也隐含着一个悖论：如果“工魂”只存在于诗人的心里，那么它的公共性何在？它的历史意义何在？如果每一个诗人都只在自己的心里为工人点一根烟，那么那些“被横幅盖住名字的人”，是否就永远只能存在于私人记忆之中，而无法进入公共历史？这或许是这首诗最深层的焦虑：当公共记忆失效之后，私人记忆能否承担起历史的重任？

三、历史语境：工业时代的落幕与工人群体的命运

（一）从“领导阶级”到“被遗忘者”：工人身份的历史坠落

要真正理解《工魂》这首诗，必须将其置于东北老工业基地的历史语境中来考察。但比“背景介绍”更重要的是：诗歌如何书写这一历史进程中工人身份的转变？

在计划经济时代，工人是“领导阶级”，是“国家的主人”。他们的名字被写在横幅上，被高高挂起，被全厂职工仰望。他们是“劳动模范”，是“先进生产者”，是“技术能手”。他们的身份，与工厂的荣誉紧密相连，与国家的建设紧密相连。

然而，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随着市场经济的推进，随着产业结构的调整，东北老工业基地逐渐陷入了困境。工厂倒闭，工人下岗，厂房废弃，家属院荒芜。曾经热闹非凡的厂区，变成了寂静无声的废墟。曾经引以为豪的工人身份，变成了无人问津的历史。

《工魂》书写的，正是这一历史坠落。“被横幅盖住名字的人”——这个意象精准地捕捉了工人从“历史主体”到“被遗忘者”的身份转变。横幅，曾经是工人荣誉的象征，如今却成了遮蔽他们名字的屏障。这是一种双重的遮蔽：既被横幅遮蔽，又被时代遮蔽。他们的名字，从公共空间中被抹去，从历史叙事中被删除，只剩下“墙皮上一团发黑的印子”——一个无人认领的痕迹。

（二）“工魂”的悖论：怀旧还是反思？

“工魂”这个词，是全诗的核心概念，也是诗人对工人群体最深情的致敬。然而，“工魂”这个概念本身，也包含着某种内在的悖论。

一方面，“工魂”是对工人精神的肯定：劳动的光荣、创造的激情、坚韧的意志、团结的力量、奉献的品质。这些品质，不会因为工厂的倒闭而消散，不会因为时代的变迁而消亡。

另一方面，“工魂”这个概念也可能产生某种遮蔽效应：当我们把工人的价值归结为“魂”——一种精神性的、非物质的、超越历史的存在时，我们是否在无意中回避了工人所遭受的具体的、物质的、历史的苦难？下岗、失业、贫困、疾病、家庭破裂、社会排斥……这些不是“魂”的问题，而是制度的问题、结构的问题、历史的问题。将一切归结为“工魂”，是否有可能将历史的悲剧转化为精神的颂歌，从而消解了反思的力度？

这或许是《工魂》一诗最值得商榷之处：它太温暖了，太深情了，太“诗意”了。它以“碰一杯”“点一根烟”的方式，将工人从历史的苦难中打捞出来，安置在记忆的殿堂里。但记忆的殿堂，是否有可能成为历史的避难所？当我们为工魂“点一根烟”时，我们是否也在无意中熄灭了追问的火焰？

四、比较视野：工业题材诗歌的传承与突破

（一）从“歌颂”到“追忆”：书写姿态的转变

中国工业诗歌，有着悠久的历史脉络。从“五四”时期的劳工神圣，到左翼文学的工厂书写，到延安时期的工农兵文艺，到建国后的工业建设诗歌，工业诗歌始终是中国文学的重要组成部分。然而，传统的工业诗歌，往往具有强烈的意识形态色彩。它们歌颂劳动，歌颂建设，歌颂集体主义。它们的主人公，往往是“铁人”王进喜式的英雄人物。它们的语言，往往是宏大的、激昂的、口号式的。

尹玉峰的《工魂》，则走出了一条不同的道路。它不再歌颂，而是追忆；不再宏大，而是细微；不再激昂，而是深沉。它写的是废墟，是遗忘，是记忆，是灵魂。它不再塑造英雄，而是打捞凡人。它不再使用口号，而是使用口语。这是一种从“宏大叙事”向“个体记忆”的转变，从“英雄书写”向“凡人书写”的转变。

（二）与当代工人诗歌的对话：三种书写路径

在当代诗坛，工人诗歌逐渐成为一种重要的创作现象。许立志的《新的一天》、陈年喜的《炸裂志》、郭金牛的《纸上还乡》等作品，都以工人的视角，书写了当代工人的生存状态与精神世界。将《工魂》与这些作品进行比较，可以发现三种不同的书写路径：

许立志：当下工人的绝望书写。许立志写的是“此刻”——正在发生的、正在承受的、正在吞噬生命的工厂经验。他的诗歌充满疼痛感、窒息感、绝望感。他不写“工魂”，他写“工殇”。

陈年喜：流动工人的漂泊书写。陈年喜写的是“在路上”——爆破工、矿工、农民工的漂泊经验。他的诗歌充满地理的迁徙感、身份的撕裂感、生存的挣扎感。他不写“工魂”，他写“工痛”。

尹玉峰：过去工人的记忆书写。尹玉峰写的是“回望”——已经过去的、正在消逝的、正在被遗忘的工厂记忆。他的诗歌充满怀旧的温度、记忆的韧性、灵魂的坚守。他写的是“工魂”。

这三种书写路径的差异，不仅仅是主题的差异，更是时间位置的差异。许立志站在“工厂内部”，陈年喜站在“工厂边缘”，尹玉峰站在“工厂之外”。不同的时间位置，决定了不同的情感结构：绝望、漂泊、怀旧。而《工魂》的独特价值，恰恰在于它填补了一个重要的空白：当工人不再是工人之后，他们的灵魂如何安置？这是一个许立志和陈年喜尚未触及的命题，也是《工魂》最具原创性的贡献。

（三）《工魂》的限度：记忆书写的边界

然而，《工魂》的记忆书写，也面临着它的边界。与许立志的“工殇”书写相比，《工魂》缺少了一种切肤之痛。许立志的诗歌之所以震撼人心，是因为他写的是“正在发生的死亡”——他自己的死亡，他工友的死亡，一个阶层的死亡。而《工魂》写的是“已经过去的记忆”——它温暖、深情、诗意，但缺少了那种血淋淋的现场感。

这不是说《工魂》不如许立志的诗歌，而是说它们面对的是不同的写作任务。许立志的任务是“见证”，尹玉峰的任务是“铭记”。见证需要疼痛，铭记需要温度。两者不可偏废。但如果只有铭记而没有见证，如果只有温度而没有疼痛，那么“工魂”就有可能变成一种过于光滑的纪念——它安抚了生者的良心，却未必能唤醒生者的追问。

五、结语：钢花落尽见真魂——兼论“工魂”书写的可能与限度

读罢尹玉峰的《工魂》，我久久不能平静。这首诗，以其精准的细节、深情的笔触、深刻的思考，为我打开了一扇通往工业时代记忆的门。透过这扇门，我看到了那些被遗忘的工人，那些被废弃的厂房，那些被遮蔽的故事。

“钢花落尽见真魂”，这是我读这首诗最深的感悟。钢花，是工业时代最壮丽的景观，是工人劳动最诗意的象征。然而，钢花终会落尽，工厂终会倒闭，机器终会停转。那么，当钢花落尽之后，还剩下什么？剩下的，就是“真魂”——工人的灵魂，劳动的精神，创造的激情，坚韧的意志。

但“真魂”的书写，也面临着它的限度。当我们将工人的价值归结为“魂”时，我们是否在无意中回避了那些更艰难的问题？那些具体的苦难，那些结构的困境，那些历史的债务？“工魂”可以成为记忆的殿堂，但不应该成为反思的终点。真正的纪念，不仅仅是“点一根烟”，更是追问：为什么他们会“被横幅盖住名字”？为什么他们的工厂会倒闭？为什么他们的灵魂需要被“认领”？

尹玉峰以诗为器，以情为火，在废墟之上重新点燃了一根烟。这根烟，是写给那些“被横幅盖住名字的人”的，也是写给每一个愿意倾听、愿意铭记、愿意传承的人的。它告诉我们：那些工人没有散，他们只是在我们心里，重新点了一根烟。

但烟的尽头，不应是沉默。烟的尽头，应该是追问。

因为，只有追问，才能让“工魂”不只是记忆的余烬，而是未来的火种。

锈门半掩风犹在，焊痕深处火重燃。

野菊不知人世改，煤尘犹抱旧时烟。

喜鹊衔铜穿缝去，残杯碰影入心田。

莫道横幅遮姓字，工魂一缕万古传。

更待追问燃未冷，莫将记忆作长眠。

——陈中玉《七律·再读〈工魂〉》

2026年9月19日中玉写于雷州鹏庐书苑

尹玉峰：金砖国家国际艺术品数字产业委员会新闻发言人、I0—WGCA国际组织世界绿色气候机构东北亚—东盟（中国）总部国际书画鉴定评估委员会副主席、Ⅰ0—WGCA国际书画鉴定评估研究院副院长、Ⅰ0—WGCA国际书画首席鉴定专家、《世界诗人之眼》评论社首席至尊评论家、“国际乡村诗歌理事会” 终身名誉主席、世界文学艺苑总编辑、京港澳台世界头条总社长、总编辑、都市头条编辑委员会主任。

现代诗：工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