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华热点 北京的冬天，天黑得早。广安门南街的写字楼一层层黑了灯，就剩七层那一扇窗还亮着。
窗里的人五十多岁，把写到一半的稿子推到一边，站起来去拉书柜。柜子里塞着多年的样刊和剪报，他随手抽出一沓——四开小报，油墨味很冲，是《新莞人》。纸泛黄了，边角卷着。
他拿着报走到窗前。玻璃上照出他的脸，也照出窗外密密的京城灯火。
十年前刚进北京，他在这条街上租了办公室。那时他常跟自己说：你是从家乡田野挪到城里的一株高粱，根得扎进水泥缝，穗子还得朝上长。
他叫张子保，河南正阳人。外人眼里，他是资深媒体人，是作家，是替老百姓说话的“啄木鸟”。他自己心里清楚，他还是那个高考落榜、赶过鸭子、在田埂上做梦的知识青年。
这一回，他要在北京再“插队”十年。
淮河的一条支流从豫南丘陵里淌过去。岸边有个常闵村，属正阳县陡沟镇。村子让岗坡和大田围着，通外头只有一条曲里拐弯的小路。张子保就生在这个村里。
父亲是村会计，算全村少有的文化人。家里有几本书，《红楼梦》《青春之歌》，张子保翻来覆去地看。那年月村里没通电，夜里黑得伸手不见五指。夏天，他和伙伴们举着蒲扇在苇塘边追萤火虫，一边追一边唱：“萤火虫，萤火虫，你来家，俺帮你搭个小家家……”捉来的萤火虫装进玻璃瓶，挂到蚊帐里，就是一夜的亮。他就着这点亮，读完了《高山下的花环》《铁道游击队》《红日》。字是暗的，心里是亮的。
初中时碰上两个老师，语文老师常三俊，体育老师付新远。两个老师教他写小说、写散文，付老师还自己掏钱给他订了一份《新闻爱好者》。校刊上第一次印出他名字，他说那高兴劲儿，“像猫娃舔的一样舒服”。打那以后，他心里就有了个文学梦。
1989年6月，高考落榜。通知书没等来，人回到了常闵村。麦收时节，田里的麦子黄了。父亲没多说啥，就一句：“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现在是改革开放年代，三百六十行，行行出状元。你还是跟你二哥学养鸭子吧。”
他真就跟二哥放鸭子去了。早出晚归，三伏天也好，刮风下雨也好，一个人守在空旷的田野里，跟前就一群鸭。日子难熬，他就一趟一趟往镇文化站跑，一摞一摞往回借书。鸭子在水湾里游，他坐在田埂上看；看完书，掏出本子写。写的东西往县广播站寄、往报纸寄，寄着寄着，竟成了全县都晓得的“土记者”。
后来陡沟镇的党委书记和派出所所长张锡东看中他，把他招进镇政府当专职报道员。他自己知道底子薄，越发拼命读书写稿，一个月的工资差不多都买了书。那几年他骑着自行车跑遍了四乡八里，还一个人去采访过作家王怀让、二月河、刘国新、孙玉坤。一个乡镇报道员，坐在大作家跟前记笔记，腿肚子打颤，眼睛倒是亮的。
再后来，正阳县电视台招记者，他考上了。台领导惜才，推荐他去河北新闻传媒学院免费进修。在牛林、肖全德两个老师跟前，他系统学了新闻理论，创作也上了个台阶。他还主动申请下乡，到彭桥乡搞报道。乡里路难走，他爬坡蹚水，天天泡在田间地头。
九十年代一个春天，彭桥乡有人把积压三年、失效变硬的磷肥磨碎，贴上“外国磷肥”的牌子公开卖给农民。张子保听到信，连夜赶到受害农户家，又冒着风险暗访。那几天他几乎没合眼，赶出《彭桥乡查处假劣化肥》的稿子寄到省城。河南的媒体很快报道了，全省都惊动了。
这一回他算明白了，手里的笔，能替庄稼人说话。
后来《农民日报》搞“法在生活中”征文，他写的通讯《嫁不出去的姑娘》得了个二等奖。颁奖在人民大会堂。他头一回进那座大楼，后来又上了八达岭长城。
长城上风大。他站在那儿想明白一件事：想写更大的世界，得先走出这片黄土地。打那天起，他铁了心。
九十年代末，张子保离开了淮河水浇过的地，一个人下了南方。
他投奔的是东莞的表哥罗晔，同镇不同村。表哥在伟成厂当经理，家乡报纸登过他的事，题目叫《从杂工到业务经理》。厂门口保安捏着他的记者证看了半天，盘问了一通，才往保安室拨电话。
表哥说：“你是记者，进写字楼当文员吧，别丢了我的面子。”写字楼里八个女同事，就他一个男的。活儿是接电话、招工、管保安。日子过得平平静静。后来有一天凌晨，厂里一个保安偷了喷油部五十把喷油枪，让村治安队逮住了。老板火冒三丈，表哥为保自己，拿他这个“管保安的”顶了缸，把他炒了。
这是他南下的第一课：城里的水，比淮河深。
老家把身份证寄过来，他进了《东莞企业风采》杂志社当拉单记者。拉单就是拉广告。半年下来，一单没拉着，积蓄倒花了个差不多。
2001年，他应聘到油柑埔兆业厂当生产主管，工资不低。白天上班，晚上应酬，日子看着挺好，他心里却空落落的，总觉得不是自己要过的生活。干了一段，他辞了。
后来进了嘉利集团。这家厂讲企业文化，有厂刊，有图书室，图书室里订着几十种全国报刊。张子保觉得，就像回了家。他从普通员工干起，一步步做到组长、主管，后来当了企业主编。公司给他分了房，配了电脑。白天干满八小时，夜里一个人安安静静地写。
图中：张子保主编的《新莞人报》
图中：香港作家协会主席以及香港文学主编蔡丽双为新莞人报题词
2007年8月1日，他办起《新莞人》报。小报不起眼，专写打工人的悲欢，却越办越有样，会员发展到五百人，《广州日报》《南方都市报》都报道过，香港作协主席、《香港文学》主编蔡丽双还亲自题了词。
打工文学的队伍里，多了他一杆笔。那些年是他创作的黄金期，全国报刊和网络媒体上发表了两百多篇，拿了八个全国大奖、六个省级奖。能写，又肯替人操心事，他的名声渐渐就大了。
后来，一位赏识他的社长——他总叫她“伯乐李社长”——向他伸出手：来北京吧。
进京那年，他已经不年轻了。
先到鲁迅文学院作家班进修，那是多少写作者想去的地方。再往后，2013年，他调到北京一家媒体，正式当上记者。新岗位节奏快、任务重，采编采访写稿连轴转。他住在广安门南街，办公室的灯常常亮到后半夜。
十年怎么过的？
节假日，别人领孩子串亲戚、逛公园，他开车到处采访；晚上在单位附近的小饭馆扒拉一口，回去接着写到半夜。到兄弟单位交流，别人抽空逛京城，他舍不得放过向老社长请教的机会，常窝在招待所里通宵改稿。故宫、十三陵、八达岭、八大处、潭柘寺、白云观，这些名字他背得下来，可哪一处都没正经去过。有人问北京哪儿好玩，他笑笑：等退休吧。
有一回，他跟同事从北京飞到重庆，没惊动当地宣传部门，下了飞机打个车，摸到乡下农民家里采访。山路颠簸，他一路记一路问，回来又是连夜写稿。稿子见报那天，当事人打来电话，声音发颤，就一句：“张记者，谢谢你。”他说那一刻觉得，这十年没白跑。
他从普通记者干起，稿子一篇篇上了头条，后来做到副社长、社长。位置高了，习惯没改：每月至少一篇深度调查，往基层跑，往现场跑。他有一句话让不少人记住：“新闻是弱势群体的阳光。”
这份工作给了他认同，也把他一点点磨成了北京城里的人。可有一样东西，他搁下了——文学。
图中：左六：原新华社高级朱记者和右一张子保留影留念
2013年进京以后，忙，他几乎再没写过小说、散文，以为自己这辈子就跟文学断了。直到有一天，一位广东作家告诉他：早些年广东省作协开会，杨克主席专门提过他，说他的散文、小说有潜力，是值得培养的青年作者，当时好几家文学杂志都准备重点推介。谁也没想到他后来一头扎进新闻行业。杨克很惋惜，说他放下创作，是文坛的一大损失。
张子保听完，心里说不清是什么滋味。这些年忙着生计，连他自己都忘了那个梦，可一位前辈，隔了这么多年还记得他、认可他的文字，还替他可惜。
他一下子想通了：工作忙，不是放下热爱的理由。记者这行当让他贴近人、走进生活，那些见闻和冷暖，正是文学要的东西。谋生和从文，本来就不冲突。
五十岁上下的年纪，他又提起了笔。不指望有大把时间，他给自己立了条规矩：每天写半小时，有感就写，有悟就记。写着写着，文字里少了年轻时的青涩，多了生活的分量。他在一篇文章里写：“半生烟火谋生，半生笔墨寄心。”
如今张子保还坐在广安门南街的办公室里，抽屉里压着那沓泛黄的《新莞人》报。窗外京城的灯火一年比一年密，窗里他还像当年坐在田埂上那样，伏着案写。
回头算算，进京十年了。
十年工夫，他从南方来的打工文学作者，变成了京城媒体里的“老新闻”；从高考落榜的农村青年，变成了在首都立住脚、还能替人说话的人。家安在了北京，根也扎进了这座城。
可有些东西一直没变。他还是会想起常闵村夏夜的萤火虫，想起鸭群游过的河湾，想起煤油灯下小人书上的字。他常说自己是从家乡田野移植到都市的一株高粱——土换了，秆还是那根秆，穗子往下垂，是籽粒实了。
当年的知识青年，把青春“插队”在了黄土地上；如今这株高粱，又在北京这座更大的村庄里，插了十年队。
夜深了。他关了台灯站起来，窗外的灯火一片一片，像流动的萤火，铺向很远的地方。
他想起父亲那句话：“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
他还想写下去，为普通人的日子，为这十年，也为那个一直没醒的作家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