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父亲的西北征途

 

前言：

        父亲离开我们已有十多年了。每当静夜展读旧日笔记，那些烽火岁月便一幕幕浮现在眼前。 前些年事务纷繁，父亲生前留下的回忆录只零散记于笔记本，未曾整理定稿。后来二哥远赴新疆，寻访父亲曾经生活战斗过的旧迹，才重新翻出这批跨越数年的口述笔录，进行整理时，父亲已不在身边，不觉怅然。岁月悠悠，时隔几十年，不少人名、地名仅凭口头记忆留存，只能暂以同音字记下，尚有一部分已经难以确切考证。

   

        回忆分为《少小离家》《转战陕西》《挺进西北》《进军新疆》四部分。

 

一、少小离家

        一代人有一代人的足迹，一代人有一代人的使命，一代人有一代人的功业。那是一个艰苦的岁月，那是一个沸腾的岁月，那是一群可爱的人。他们于风雨之中砥砺前行，于战火硝烟里奋勇抗争，以血肉之躯直面炮火。在血与火的洗礼之下，书写历史，见证中华民族一步步走出苦难，走向新生，走向辉煌。 

      民国三十三年，即公元1944年的夏天，我15岁。旧历五月，农事正忙，田野之间到处都是忙于耕耘收割的乡亲。一天，国民党军队来到村里抓壮丁。当时保长尹作夫，小名尹四娃，人称尹捉夫，副保长何香甫，还有一位姓屠的乡役，加上负责乡管所防卫的回龙乡兵队责任人杨怀荣，一同来到梓潼村四组抓人。原本要征的是我的二哥，可二嫂刚刚生下何云阳，尚不满四十天。家中尚有我这个不到15岁的弟弟，于是服兵役的责任就落在我的身上，我当天就被强行抓去顶替二哥应征。

 

        我被关押进回龙粮站的仓库之中，昏暗的库房之内，关着从各村抓来的惶恐不安的青年，年龄多在14-18岁之间。地面铺着薄薄的干草，夜里寒气袭人，大家席地而卧，人人心中都揣着不安，故乡对于他们中有的人，永远成为了记忆，而对前路又是茫然不知。 而家里的人，只有我的二姐曾经特意赶到回龙来探视过我。库房高墙只开一方小小的窗口，隔着栅栏，光线微弱，她仅仅能望见我的半边脸颊。姐弟二人咫尺却不得相见，她禁不住伤心落泪，私下也怨责二哥一家人，连起码的探望都没有来过。

 

        如今回头想来，乱世浪潮汹涌，普通人恰似水面一叶浮萍，个人的命运实在难以由自己主宰。人情人性在那样残酷的时代，早已没有了温情，而我们那代人身处那样的时代，又能够怎么样呢？待到凑齐整整一个连的新兵，我们便被押往南充，再继续送往湖北建始县。一路受尽磨难，途经南充花桥、渠县的卷硐门。行军途中我不幸染上痢疾，身体虚弱不堪，连裤子都难以把持，一路苦熬，脚上一双烂草鞋，山道上步履蹒跚，一边赶路一边忍受病痛的折磨，狼狈不堪，直至抵达万县之后病情方才渐渐好转。

 

       抵达湖北建始，师管区把这批新兵移交国民党第86军音乐队，我当上一名吹号手。不久部队开赴潜江的柳阳秀山(同音待考)。我们音乐队也被派到篾工厂，整整一个冬天都在赶制斗笠。三九天里，手指冻得红肿开裂，依旧不能停歇，后来我又调回军部担架卫生队。部队再一次返回建始，行至潜江，天降滂沱大雨，道路泥泞难行，队伍只得就地暂停休整。酉时，看管新兵的军官酒后沉沉睡去。我瞅准这难得的空隙，悄悄约上一位来自南部县的同龄伙伴，趁着夜色逃出军营。一路仓皇，一路奔逃，当地一位好心百姓撑小木船，冒险把我们渡过水域逃离险地。逃亡路上饥寒交迫，整整一天粒米未进。我们辗转乘船到彭水，再去往重庆，之后一路沿路乞讨，历尽千辛万苦，终于回到阔别已久的故土家乡。

 

        民国三十四年，也就是1945年旧历九月，尹作夫、何香甫、杨怀荣以及那位屠姓乡役又到村里搜捕壮丁，我第二次被抓走。依旧先关押在营山回龙；凑够一连新兵之后，押送至南充龙门场的一座古庙拘禁（庙宇名称已经记不清）。旧历十月，交由川中师管区、南充团管区接收管理。

 

        民国三十五年，即1946年，队伍自南充龙门出发，取道遂宁，过绵阳，穿越剑阁险道，抵达广元之后翻越莽莽秦岭；再搭乘火车来到渭南县。经南充团管区移交国民党整编第29军27师31旅92团九连一班，成为炮兵连一名士兵。这支29军始建于卢沟桥事变，首任军长宋哲元，赫赫有名的大刀队便出自该部，先后参加武汉会战、第二次长沙保卫战等七场重大会战。此时的军长已是刘戡。27师师长王应尊，副师长李奇亨，31旅旅长是位嘴部歪斜的军官，姓名已经无从记起。（后来查证，31旅旅长是周由之，时隔数十年，父亲记忆中的那位嘴部歪斜的军官是否就是周由之，他未必就记准确了。）

 

        部队开至甘肃平凉地区，开始操练大炮的架设与撤收。自西北戈壁卷来的风沙吹得人睁不开眼睛，每日搬抬炮身，肩膀磨出厚厚的硬茧。两个多月之后，队伍调往西安、咸阳一带，归胡宗南统一调度，大军磨刀霍霍，准备进攻延安。开赴延安顶耳山(同音待考，疑是今天的凤凰山)布防，东面不远便是赫赫有名的宝塔山，我们在此担负城防任务。1947年，党中央主动撤出延安。过完新年以后，部队撤守，退回陕西洛川一带整训。

         1948年2月下旬，关中咽喉之地宜川突然被解放军的重兵包围，守军旅长张汉初急电胡宗南求援，胡宗南令刘戡率部前往。刘戡奉令亲率第29军四个旅增援，我们也随同大部队一路急行军，踏入瓦子街狭窄的山谷之间，不知不觉走进了彭德怀司令员布下的口袋。漫天飞雪，山谷之内寒气刺骨，枪炮骤然打响，厮杀之声震天动地，这也是我平生第一次亲历大规模的沙场血战。

 

        行军半途，刘戡的先头旅发现两翼有解放军正在接近，有包围之势。刘戡立即发电报请示胡宗南，意欲先打退外围伏军之后再去增援宜川。胡宗南却认为解放军没有那么多的兵力，不可能吃下他的一个军；加之宜川当时外围已被攻破，城内守军急待援兵，遂严令刘部继续前进，向宜川靠近。对胡宗南既不符合实际、又不权衡利害的回电，刘戡以及部下几乎是完全绝望了，刘戡不得已屈从于上级的命令，愤愤说了一句：“打完了算！”

 

        第29军行至瓦子街时，遭到解放军重兵围攻。入夜，刘戡仍然主观判断解放军吃不掉自己这支主力部队，于是就地宿营，就此陷入西北野战军雪夜合围之中。在被围之后，刘戡迅速调兵抢占瓦子街以南高地，这个战术判断十分精准。一野战军军史当中指出：“如不迅速堵住这一缺口，将给敌留下突围逃窜的道路。”围绕这处高地，解放军第358旅与刘戡的第53旅争夺得异常血腥。不到200平方米的阵地上，死伤超过千人。解放军第358旅第714团团长任世鸿、参谋长武治安，国民党第53旅副旅长韩指针、第158团团长何怡新全都战死在阵地上。解放军将士拼死冲杀，牢牢封住了敌军向南逃跑的唯一缺口，为全歼援国民党军队创造了条件。

 

        这一场瓦子街血战，彻底打掉了胡宗南这支主力劲旅，西北战场也由此发生重大转折，解放军从此由防御转向战略进攻，也为收复延安铺下了基石。双方恶战两日两夜之后，到3月1日，大雪依旧纷纷扬扬，刘戡所部被解放军分割包围成好几块，阵地节节失守，军心彻底溃散。刘戡虽亲自上前线督阵，也无力挽回败局。解放军战士已经冲杀到距离军部指挥所仅仅一百米处，军部的警卫人员四散奔逃。刘戡走出南山脚下小小的寨子，也就是敌军军部所在地，先捡起一枚手榴弹，警卫员慌忙抢下扔出去；谁也没料到他又抓起第二颗手榴弹，警卫员来不及阻拦，轰然一声巨响，刘戡自杀身亡，终年四十二岁。风雪之中，我就在不远处，恰好亲眼目睹了这惨烈的一幕。

 

          二十七师师长王应尊被俘之后，趁战场一片混乱寻机化装逃走。瓦子街硝烟散尽，经历这场大战之后，我获得解放，毅然加入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人民解放军，那一年我还不满二十岁。

         回望那段解放战争的岁月，像我这样原先在旧军队、战场上获得解放之后参加人民军队的战士为数甚多。许许多多穷苦子弟原本都是被强征抓壮丁入伍，并非甘心为国民党腐朽政权效力。正是这一批又一批解放战士汇入革命洪流，使得人民解放军兵员不断得到补充，越打越强。我只是千千万万解放战士之中普普通通的一员。

                  (第一部分结束，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