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电影，演电影

            文/张云玲

60 年代在皖南农村长大的我，儿时记忆中最好看的除了电影还是电影。那些电影大都是由周边驻军（解放军）或公社的放映员，在村头路边，甚至刚收获过的红薯地里放映的。

记忆最深的是最早看过的一部朝鲜影片《卖花姑娘》。现在还记得片中歌词、曲调、场景，花散落一地，失明的妹妹跪在地上用手四处摸找，姐姐花妮在街上一边卖花一边唱“卖花，卖花，卖花卖花……”可怜凄婉的场景。

秋高气爽，月明星稀，我和村人在刚收获过的暄腾的红薯地里席地观看《卖花姑娘》。边看，乡亲们边哭声一片。当时只有七八岁的我，被影片感染，也跟着众乡亲伤心地哭成个泪人。

 后来，这部电影一连走村放映了好多天，村里大娘大婶们凑到一起，一说起来还不停地抹眼泪，我在一旁听了，会不由得哼唱：“卖花、卖花，卖花卖花。”打这之后，我就迷上了电影，只要打听到晚上哪儿放电影，无论多忙、多晚、多冷、多热我都要赶去看。记得初三备考时，我们全班同学为了看电影，有一天晚自习，竟变着法儿把老师刚换的汽灯灯泡烧坏一个又一个，直到最后老师没灯泡可换，我们终于大功告成，大获全胜地一口气集体跑到银幕前。

三九寒天，银幕前一改往日人头攒动，少有的几个观影人，或躺或坐地在马路上观看露天电影《鸡毛信》。 我们来晚了，电影已放到儿童团团长海娃一边放羊一边给鬼子带路，急中生智他把鸡毛信绑在大绵羊的尾巴上。看到这，不由想这个勇敢聪明的海娃就是自己了，这么一想那叫一个美呀！全然忘了天冷。那时来回放映的电影就那么仅有的几部，光《鸡毛信》我看了不下十遍。然后是《地道战》《地雷战》《闪闪的红星》《红色娘子军》《智取威虎山》《红灯记》《沙家浜》等，少得能一一数得过来。

70年代中期，父亲把我从皖南老家接到他工作的单位，青海省铁卜加草改站读书。在这一望无际的草原上，树不见一棵，菜不见一棵，电影看得却比在老家多起来。像《马路天使》《渡江侦察记》《秘密图纸》《洪湖赤卫队》《小花》《冰山上的来客》《天云山传奇》《少林寺》等数不胜数。

那时只要一听见小站的汽车从西宁又拉来了电影，大家就像过年似的，欣喜地跑到车前，不停地向司机打问，啥电影，谁主演的，是不是爱情片，一听是，年轻人一下子欢腾起来，孩子们也过年样地紧着回家搬板凳，去放电影的大礼堂抢占座位，一旁寒暄的妇女们停止了谈话，笑盈盈地忙着回家做晚饭。小站那个长得有点儿像王心刚的放映员，我是认识他的，他和我家住在同一排平房，每次从他家路过我都要朝他家多望两眼。有一天，我路过他家门口，见他远远站在窗外，手拿着一根长竹竿，心生疑窦，仔细看，原来他正用长竹竿，戳窗内那个正在喝中药的农村媳妇。自此，我从他家经过，看见他，觉得他的驼背好难看。

许是我电影看多了，平时，我和孩子们放学后在一起,唱得最多的都是无师自通的各种电影插曲，说得最多的也是电影里的各种台词，扮得最多的是电影里的各种人物。我家里订了一本《电影画报》，光看还嫌不过瘾，末了将画报上赵丹、田华、达式常、 陈佩斯、朱时茂等演员的大幅剧照从画报上撕下来，贴在床头 。尽管这样还觉得不够劲，后来，我们放学后，干脆在学校路边，一辆报废的汽车里，饶有兴致地排演起那些我们刚看过的电影来。

在所有的电影里，我们尤对《渡江侦察记》情有独钟，百排不厌，百演不烦。不用安排，每个孩子都熟门熟路地对号入座、自告奋勇担当角色。演出途中，当那个家庭富有的上海姑娘小丽，打扮得花枝招展，嘴里嚼着上海泡泡糖，提着篮子，头扎花头巾，嘴里喊着卖香烟、洋火、桂花糖上场时，大家先是一愣，然后一万个不答应地连连轰她下台：“江南游击队女队长刘四姐是你能演的吗？你演那个坏蛋侯登科的小老婆还差不多。末了，在大家一致的反对声中，硬是让我这个平时连水果糖都见不着的穷丫头替换了小丽。我性格内向，一向不爱出风头，被大家推搡上台后十分别扭。但一上台，腰里别上用木头做的小手枪，我好像一下子找到了女英雄的感觉，顿时豪气冲天。

   小丽把侯登科的小老婆简直演活了， 自此她就成了演反面角色的 代名词。尤其是她在《黑三角》里演的那个卖冰棍的女特务—— 于老太太，阴险歹毒，让人过目不忘。我呢？成功出演刘四姐后，成了演正面英雄人物的专业户。没想到这幼时的游戏，英雄情结，长大后，竟无形地影响着我的人生，爱憎分明、 嫉恶如仇，寻真向善，在我人生的字典里，我不允许自己或他人有一点两面三刀、狼心狗肺、为虎作伥等坏蛋的印迹，一旦发现我必须立刻改正或马上删除。

时光如白驹过隙，一眨眼这都是五十多年前的事了。假若时光能倒流，我多想回到从前，在铁卜加草改站，再演一次电影《渡江侦察记》呀！对了，一定要把小丽叫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