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华热点 《董一欧传》
——涞涿抗战中的“小个子军师”
作者：心如大海
目录
· 第一章 岐沟少年（1914—1937）
· 第二章 联庄会军师（1937—1940）
· 第三章 七区区长（1941.3—1941.6）
· 第四章 实业科长（1941.6—1944.6）
· 第五章 武工队长（1942.11—1945.5）
· 第六章 涿县县长（1945.5—1946.5）
· 第七章 南下广西（1946—1985）
· 第八章 守护诗稿（1945—1958）
· 第九章 尾声：岐沟的麦子（1985—2017）
· 附录
· 后记
第一章 岐沟少年（1914—1937）
一、台中旺村
1914年12月，河北省新城县台中旺村，一个男婴降生了。
台中旺村不大，百十户人家，村东头有户姓董的人家。接生婆抱出来一看，叹了口气：“这孩子，个小。”谁也没想到，这个“个小”的男婴，日后会在涞涿平原上掀起多大的风浪。父母给他取名“一欧”，大概是希望他能有出息。
董家是村里的中等人家，有几亩薄田，勉强供得起孩子读书。董一欧的父亲是个老实巴交的庄稼人，最大的愿望是儿子能识几个字、会算账，将来不受人欺负。母亲是个勤快的农妇，纺线织布、洗衣做饭，把家里操持得井井有条。
董一欧从小就显露出与众不同的机灵劲儿。他个子长得慢，比同龄的孩子矮一大截，但脑子转得快。村里的孩子笑话他，他也不恼，眨巴着眼睛说：“人小好，省布。”这话后来传开了，村里人都说，董家的那个小个子，嘴皮子利索，心眼儿也多。
七岁那年，董一欧被送进了村里的私塾。私塾先生是个老夫子，教的是《三字经》《百家姓》，也讲些《论语》《孟子》。董一欧读书用功，记性也好，先生教过的课文，他听一遍就能背个八九不离十。但他最感兴趣的，不是那些圣贤文章，而是先生偶尔讲起的历史故事——杨家将抗辽、岳飞抗金、文天祥抗元。每当先生讲到这些忠臣良将精忠报国的故事，董一欧就听得入了神。
台中旺村离岐沟只有三里地。岐沟，那是一个在涿州历史上赫赫有名的地方。一千多年前，宋辽之间在这里打了一场改变中国历史走向的大战——岐沟关之战。公元986年，宋太宗赵光义发动雍熙北伐，曹彬率领的东路军在岐沟关遭遇辽军主力，惨败而归。这一战，彻底断送了北宋收复燕云十六州的希望。历史的烽烟早已散尽，但岐沟一带作为军事要冲的地位从未改变。这里的百姓尚武、重义、抱团，世代传颂着杨家将抗辽的故事。董一欧从小听着这些故事长大，那些忠勇报国的英雄形象，深深烙印在他的心里。
二、新城简易师范
1930年，十六岁的董一欧考入了新城县简易师范学校。
这所学校是当时新城县最高学府，设在县城文庙旁边，几排青砖灰瓦的平房，围着一个不大的操场。简易师范培养的是乡村小学教员，学制三年，学生大多是家境一般的农家子弟。在民国时期，“师范生”是一个特殊的群体——他们毕业后回到乡村教书，既是有文化的人，又与底层百姓有着天然的联系。这批人后来在抗战中发挥了巨大作用，许多人成为敌后抗日根据地的骨干。
董一欧在师范学校的日子是充实的。他不仅学到了国文、算术、历史、地理等文化课，还接触到了教育学和心理学。更重要的是，他开始接触到一些进步思想。学校里有几位年轻先生，常在课堂上讲起时事，讲起国家的前途和民族的命运。
1931年9月18日，日本关东军发动九一八事变，短短几个月内占领了东北三省。消息传到新城师范，校园里炸了锅。学生们自发组织起来，上街游行，高呼“打倒日本帝国主义”“收复东北失地”的口号。董一欧站在队伍的最前面，虽然个子最矮，但喊口号的声音最响亮。他带着同学们到县城各商铺宣传抵制日货，号召大家不买日本货。有的商铺老板不配合，他就站在人家店门口讲道理，一讲就是半个钟头，讲得老板面红耳赤，不得不把日本货收起来。
三、卢沟桥事变后
1937年7月，卢沟桥事变爆发。日军大举进攻华北，国民党军队节节败退。消息传来，学校再也放不下一张平静的书桌。董一欧和同学们组织了反日罢课运动，但校方迫于当局压力，贴出告示：凡参加反日罢课者，一律开除。董一欧榜上有名。
他抱着铺盖卷走出校门，回头看了一眼。那几排青砖灰瓦的平房，那个不大的操场，那些教过他的先生，那些一起读书的同学——三年的时光，就此结束。他没有留恋，也没有后悔。他知道，从今往后，他要走的路，不在教室里，而在战场上。
1937年9月，涿州沦陷。日军的铁蹄踏过这片土地时，留下了满目疮痍。涿州城内的商铺被抢掠一空，乡村里，日伪军三天两头“清剿”，烧杀奸淫，无恶不作。岐沟村东面七八里地远的地方，就发生了两起著名的惨案——“东阳屯惨案”和“泽畔惨案”。据亲历者回忆，日军把村民赶到一起，用机枪扫射，然后又放火烧村，妇孺老幼无一幸免。那些天，涞涿平原上浓烟滚滚，哭声震天，空气中弥漫着血腥和焦糊的气味。
董一欧回到村里，当起了小学教员。白天教孩子们认字，晚上就和村里的年轻人议论时局。他个子虽小，脑子却快，说话有条有理，村里人都爱听他的。有人问他：“一欧，你说这鬼子能打跑吗？”董一欧想了想，说：“能。但光靠咱们一个村、几个人不行，得把大家都组织起来。”
就在这时候，同村的何灿回来了。
四、何灿其人
何灿在台中旺一带是个有头有脸的人物。他家有一百多亩地，还在高碑店镇上开着一家“益顺杂货铺”，算得上是殷实人家。高碑店是京畿重镇，南来北往的商旅络绎不绝，“益顺杂货铺”虽说不上日进斗金，但生意一直不错。
更重要的是，何灿仗义疏财，爱交朋友。谁家有个灾有个难，他都会伸手帮一把。村里有人交不起租子，他替人垫上；有人出门在外遇到难处，找上门来，他管吃管住还送路费。因此，方圆几十里的村子，提起何灿，没有人不竖大拇指的。
何灿还是个有血性的人。日军烧杀抢掠的暴行传来，他拍案而起，大骂“小日本不是东西”。他的二儿子何付华，外号“何老土”，是个天不怕地不怕的愣头青，带着几个后生用土枪打鬼子，结果被日军发现，乱枪打死。噩耗传来，何灿老泪纵横，攥着拳头说：“这个仇，我记下了。”
但他也明白，单凭一个村、几个人的力量，根本对付不了装备精良的日军。要保境安民，必须把周边各村的力量联合起来。他找来了附近几个村的头面人物，关起门来商量了三天三夜。最后，大家一致同意：成立“联庄会”，有枪的出枪，有人的出人，有粮的出粮，共同保卫家园。
五、岐沟古关
1937年底，何灿联合附近十二个村的头面人物，正式组建了“联庄会”自卫团。
何灿的“联庄会”发展很快。他以台中旺为中心，西到涞水南拒马河以东的八个皇甫、王村，东到南马村、碑子，北到孙家庄，控制了三十多个村庄。队伍也迅速扩充到一千五百多人，编成五个连。
司令部设在哪里？何灿选择了岐沟村。
岐沟村在台中旺村东北三里地，是涿州西南的一个大村。村子不大，但城墙巍峨。那是古代留下来的城墙，高达十余米，虽历经沧桑，仍然坚固。城墙西面是岐沟河，河面宽约千米，冷兵器时代是天然的护城河。岐沟曾经是涿州通往山西、内蒙的古道隘口，自古就是兵家必争之地。村中的老人还记得，当年直皖大战时，军阀三进三出岐沟城，吴佩孚亲临指挥，炮轰岐沟，横尸遍野。那一幕，谁想起来都浑身发冷。
何灿把司令部设在岐沟，还有一层考虑：岐沟是涿县、新城、涞水三县交界处，属于“三不管”地带，日伪势力尚未完全控制，比较安全。况且，岐沟城墙高池深，万一有变，可以据守待援。
何灿需要一个能写会算、能出主意的人当秘书。他想到了董一欧。
六、司令的“军师”
一天，何灿找到董一欧：“一欧啊，你在家也没事干，跟我干吧。咱这‘联庄会’，得有个会写字、会算账的人。你来给我当秘书，帮我管管事。”
董一欧有些犹豫。他读过书，知道“秘书”这个名头听着不大，实际上是“二把手”的角色。何灿的“联庄会”，虽然在保境安民，但毕竟不是正规军，属于民间武装。参加了这个，就等于把自己绑在了何灿的战车上。
但董一欧也想得明白：鬼子已经打到家门口了，躲是躲不掉的。与其坐以待毙，不如拿起枪来干一场。何灿这个人还算正派，跟着他，至少能保一方平安。
“好，我干。”董一欧答应了。
那年他二十四岁。
从此，董一欧成了“联庄会”的秘书，实际上就是何灿的“军师”。他负责处理日常事务，协调各连队的关系，还兼管文书、财务。何灿对他很信任，许多事情都交给他去办。
董一欧身高只有一米五几，站在一米八几的何灿身边，显得格外矮小。但很快，人们就发现，这个“小个子”不简单。他脑子转得快，遇事沉着冷静，处理问题有条有理。更重要的是，他有一种别人没有的本事——看人看得准，看事看得透。
“董小个子心眼多。”这是“联庄会”里人对他的评价。
何灿手下的几个连长，有的是本地的庄稼汉，有的是流落到此的东北军老兵。本地人和东北人之间，难免有些隔阂。董一欧就在中间调和，今天请这个喝酒，明天找那个聊天，把两拨人的关系捋得顺顺当当。他还制定了一套简单的财务制度，把各连的粮草、弹药、军饷管得清清楚楚，减少了不必要的纠纷。
七、等待时机
“联庄会”成立后，何灿和董一欧面临一个尴尬的局面：日伪军来拉拢，八路军也在争取，国民党方面也在联络。何灿需要在这三方之间周旋。
从内心讲，何灿是坚决抗日的。他的二儿子何付华，就是被日本人打死的。这个仇，他记在心里。但何灿也明白，凭他这一千多人、几百条破枪，跟日军硬碰硬，无异于以卵击石。所以，他表面上对日伪敷衍，暗地里跟八路军联系。
董一欧在这个时期发挥了特殊作用。他既了解何灿的心思，也接触过八路军的宣传。1937年底，他参加过王巍组织的“抗日军政训练班”——那是涿县教育界师生在路西山区举办的学习班，实际上是共产党地下组织的活动。在那次训练班上，董一欧第一次听到了关于共产党、八路军的介绍，第一次知道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这个词。
他还多次到八路军抗日根据地学习参观。每次回来，他都把所见所闻讲给何灿听，也讲给“联庄会”的骨干们听。八路军纪律严明、官兵平等、真心抗日——这些印象，深深印在了董一欧的脑海里。
他在等待一个时机。
第二章 联庄会军师（1937—1940）
一、八路军来了
1937年8月，八路军东渡黄河，开赴华北抗日前线。9月，115师取得平型关大捷，打破了“日军不可战胜”的神话。
1937年10月，杨成武、邓华的独立团到达涞源，开辟了太行涞易抗日根据地。1938年2月，邓华支队挺进平西，开辟了平西抗日根据地。
平西，就是北平以西的山区，包括房山、涞水、涿州西部、宛平一带。这里山高林密，地势险要，是华北平原通往晋察冀根据地的必经之路。八路军在这里站稳脚跟后，急需向平原地区发展，打通与冀中根据地的联系。
但平西山区贫瘠，粮食产量极低，根本养不起那么多部队和机关。要解决吃饭问题，必须到平原去征粮。而涿县、新城、涞水交界的岐沟一带，正是从平西进入华北平原的咽喉要道。
这条通道，必须打通。
二、王巍来到涞涿
1938年，一个朝鲜人来到了平西。
他叫王巍，朝鲜名字叫朴一禹。他是朝鲜独立运动的职业革命家，早年流亡中国，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他曾在涿县东古丘上高小当过教员，对涞涿一带的情况非常熟悉。八路军四纵挺进冀东时，王巍担任邓华支队民运科长。1938年10月，冀东暴动失利，四纵退回平西，王巍被任命为“宣涿怀”联合县长。
1939年，为了解决平西根据地的粮食问题，四纵组成了以王巍为团长的“政治工作团”，对外称“战地动员会”。王巍的任务，就是到涞涿平原开辟根据地，打通红色通道。
王巍需要一个熟悉当地情况的助手。他想到了他的学生——郑福顺（郑君）。
三、郑福顺其人
郑福顺，字君，涿州岐沟村人。1923年出生，比董一欧小九岁。他也在东古丘上高小读过书，王巍是他的老师。1937年卢沟桥事变后，年仅十四岁的郑福顺跟随王巍参加了“抗日军政训练班”。1938年2月，他随王巍到涞源找杨成武、邓华的八路军，在五台山参加了八路军并入党，时年十五岁。王巍是他的革命引路人和入党见证人。
郑福顺虽然年轻，但办事干练、胆大心细，很快成为王巍的得力助手。他先后担任王巍的秘书、“宣涿怀”联合县政府秘书、蓟县县政府秘书兼“第十六抗日暴动总队”政委、八路军四纵政治工作团秘书。
1939年初，郑福顺随王巍回到涞涿平原，开始了他长达十年的本土抗战生涯。
四、秘密接头
王巍和郑福顺要打通岐沟一带的通道，必须先摸清“联庄会”的态度。郑福顺是岐沟村人，与董一欧是邻村乡亲，两人早就认识。于是，郑福顺被派去找董一欧“碰头”。
一天傍晚，郑福顺来到台中旺村，找到了董一欧。
“一欧哥，我是岐沟的郑福顺。王巍老师让我来找你。”
董一欧打量着眼前这个年轻人。郑福顺虽然只有十六岁，但说话办事透着一股成熟劲儿。
“王巍？就是那个朝鲜人王老师？”
“对。他现在是八路军四纵政治工作团的团长。我们想跟何灿司令谈谈，借道过境。”
董一欧沉默了一会儿。他知道，这件事关系重大。何灿的“联庄会”虽然名为“自卫”，但实际上谁都不敢得罪。日伪军来拉拢，何灿表面应付；国民党方面来联络，何灿也敷衍。现在八路军来了，要借道过境，何灿会同意吗？
“这样，”董一欧说，“我先跟何司令说说。你们等消息。”
五、董一欧的斡旋
董一欧找到何灿，把郑福顺的话转告了他。
何灿皱起了眉头：“八路要借道？他们想干什么？”
“听郑福顺说，他们是想从平原运粮食到山里。平西那边太穷，养不起那么多人。”
何灿想了想：“八路我听说过，是真心抗日的。但借道这事，不能白借。你跟他们说，借道可以，但不许在我的地盘上搞事。不能影响我的政权。”
董一欧把何灿的条件转告给郑福顺。郑福顺又向王巍汇报。
王巍说：“可以。我们只借道运粮，不干涉他的内部事务。你告诉董一欧，我们还可以帮他们训练队伍、提供情报。”
董一欧把王巍的意思转告何灿。何灿点了点头：“那行。你安排我跟王巍见一面。”
六、岐沟谈判
1939年2、3月间，王巍在郑福顺的陪同下来到岐沟，与何灿见面。
这是董一欧第一次见到王巍。这个朝鲜人中等身材，戴着一副眼镜，说话不紧不慢，但每一句话都有分量。他向何灿详细解释了八路军的抗日主张和统一战线政策，最后说：
“何司令，我们只有一个要求：借道运粮。你的人、你的枪、你的地盘，我们都不动。你如果愿意，我们可以把你的‘联庄会’编为八路军的外围武装，给你一个番号。这样，你对外也有个名分。”
何灿沉吟片刻：“行。我同意。但有一条——你们不能在我的地盘上搞‘红’了。”
王巍笑了：“放心，我们八路说话算话。”
就这样，双方达成了协议。“联庄会”被编为“涞涿人民抗日自卫总队第一纵队”，成为八路军的抗日外围武装。何灿在房涞涿抗日根据地的开辟中发挥了积极作用。
《涿州人民革命史》后来这样记载：“与何灿建立抗日统一战线，为平西地区与冀中根据地的联络工作打开了通道，使抗战物资源源不断地由平原运往山区，有利地支援了平西抗日根据地的建设。”
七、“军师”的心思
谈判成功后，董一欧的心里却并不平静。
他在“联庄会”干了两年多，对这支队伍的感情很深。何灿对他有知遇之恩，郭宗善、何才等弟兄们跟他关系也不错。但他也看得很清楚：“联庄会”毕竟只是一支民间武装，成不了大气候。何灿虽然抗日，但格局有限，守着一亩三分地，没有长远打算。而八路军不一样——他们有主义、有组织、有纪律，是真正能打鬼子、救中国的队伍。
董一欧开始暗中向八路军靠拢。他利用“联庄会”秘书的身份，为王巍、郑福顺提供情报，帮助他们了解当地的情况。他还把一些进步青年介绍到八路军那边去。
但他没有急着表态。他知道，时机还不成熟。
八、1940年的风暴
1940年，局势急转直下。
这一年8月，八路军发动了“百团大战”，给华北日军以沉重打击。日军恼羞成怒，调集重兵进行报复性“扫荡”。冈村宁次亲自指挥两万多日伪军，对平西抗日根据地实行“铁壁合围”。
首当其冲的，就是涞涿平原。
涞涿独立营被打垮了。一中队副中队长张庆云带着三十多人投敌，三中队长刘新民叛变，只有二中队长肖炳林带着部分队员突围。
更糟糕的是，日伪军把矛头对准了岐沟的“联庄会”。
九、岐沟被围
1940年10月，三千多日伪军把岐沟城围得水泄不通。
城上空，日军的飞机盘旋着，不时扔下炸弹。城外，六十多门“小钢炮”架了起来，炮口对准了城墙。日伪军用喇叭喊话：“何灿，投降吧！不投降就开炮炸城！”
岐沟城内，人心惶惶。
何灿把董一欧、郭宗善、何才等人叫到司令部。他的脸色铁青，但语气坚定：“我何灿跟小日本拼了！城在人在，城亡人亡！”
董一欧没有说话。他走到城墙边，看着城外密密麻麻的日伪军，心里在盘算。他知道，岐沟城虽然墙高池深，但毕竟只是一座古代的城池。日军的飞机、大炮，不是城墙能挡住的。更何况，“联庄会”的武器太差了——大多是老套筒、汉阳造，子弹也不多。真要打起来，全城军民都得陪葬。但他也明白，何灿是个要面子的人。如果就这么投降，何灿一辈子都抬不起头来。
这时，村里的“红心”保长边仲三站了出来。边仲三是涿州早期著名书法家边昆的父亲，在村里有些威望。他经过深思熟虑，知道八路军的“涞涿独立营”都被打垮了，“联庄会”肯定守不住。硬拼下去，只有死路一条。
边仲三组织全村村民到何灿司令部外跪着请愿，后来“联庄会”的士兵也参加了请愿。大家跪在地上，喊着：“司令，别打了！留条活路吧！”
何灿站在司令部门口，看着跪了一地的乡亲们，眼眶红了。
董一欧走到何灿身边，低声说：“司令，打下去没有意义。保住弟兄们和乡亲们的命，才是最重要的。”
何灿沉默了很久，终于叹了口气：“罢了。让边仲三去谈判吧。”
十、缴械
边仲三举着白旗从城东门出去，与日伪军交涉。最后，日伪答应：何灿可以缴械投降，但不得伤害城中军民。何灿和大儿子何付怀父子自缚出城投降。城内军队缴械。日伪军随后把何灿父子押解到定兴关押。
董一欧和郭宗善、何才等人，在混乱中藏了起来。他们藏在堡垒户的地窖里、板柜里，听着外面日伪军搜查的脚步声，心里充满了屈辱和愤怒。岐沟城，他们的司令部，他们抗日的起点，就这样被日伪军占领了。
十一、冲出重围
几天后，董一欧和郭宗善、何才等十几个人，趁着夜色，从岐沟城突围出来。他们不敢走大路，只能走小路、穿庄稼地，一步步向山里撤退。
在山里，他们遇到了郑福顺。郑福顺奉王巍县长的命令，带着焦俊荣等岐沟本村人，秘密潜入城中，趁着伪军立足未稳，把他们接到了涞水山区。
王巍县长亲自接待了他们。他拍着董一欧的肩膀说：“你们能出来就好。岐沟丢了，但人心没丢。咱们从头再来。”
董一欧看着王巍，眼眶湿润了。这个朝鲜人，在这片异国的土地上，为了中国的抗战，抛家舍业、出生入死。他还有什么理由不跟着干？
“王县长，我要求参加八路军。”董一欧说。
王巍点了点头：“好。你去找郑福顺，他会安排。”
十二、新的征程
1941年1月，涞涿县政府把突围出来的“涞涿独立营”和“联庄会”人员合编，组建了“涞涿基干大队”。原独立营一中队长孙庆丰任大队长，二中队长肖炳林任副大队长。郭宗善带来的人组成二大队，郭任二大队长。
董一欧先在政府协助县长王巍工作。1941年3月，他接替郑福顺，任涞涿县七区区长。郑福顺任七区区委书记。两人一个管行政，一个管党务，配合默契，成为涞涿平原上一对著名的抗战搭档。
从此，董一欧正式成为八路军的一员。他的抗战生涯，翻开了新的一页。那个从台中旺村走出来的“小个子”，那个在“联庄会”里当“军师”的教书先生，终于找到了他真正的归宿。
第三章 七区区长（1941.3—1941.6）
一、临危受命
1941年3月，涞涿县七区。
董一欧从王巍县长手里接过区长的担子时，七区已经名存实亡。岐沟城被伪军李春芳中队占领，周围三十多个村庄全部沦为敌占区。原来的区干部跑的跑、散的散，有的叛变投敌，有的躲进山里不敢露面。整个七区，实际上只剩下一面旗子和一颗公章。
董一欧心里清楚，这个区长不好当。但他更清楚，七区是涞涿的“老窝”，是岐沟“联庄会”起家的地方，也是平西根据地通往平原的咽喉。丢了七区，涞涿就丢了一半。必须打回去。
王巍县长给他的任务是：先站住脚，再想办法把岐沟拿回来。
“一欧，你在七区熟，人熟地熟，老百姓认你。你先回去摸清情况，把关系接上，把人心拢住。”王巍说，“武器弹药我想办法，但你得先给我一个落脚的地方。”
董一欧点了点头。他没有提困难，没有讲条件。他知道，王巍比他更难。这个朝鲜人，为了中国的抗战，把命都豁出去了，他一个中国人，还有什么可说的？
郑福顺任七区区委书记。两人在七区密切配合：董一欧管行政、管军事，郑福顺管党务、管情报。一个在台前，一个在幕后，配合得天衣无缝。七区的老百姓都说：“董区长和郑书记，一个点子多，一个路子广，俩人搭班子，鬼子汉奸没好日子过。”
二、潜回七区
回七区，不能大摇大摆地走。董一欧换上粗布衣裳，戴了顶破草帽，背上搭了个褡裢，扮成一个走村串户的小货郎。他从山里出来，绕过封锁沟，躲过岗楼，一路摸回了台中旺。
台中旺是他的老家，村里的每一户人家他都认识。但他不敢回家。他知道，日伪军在他家附近安了暗哨，就等着他自投罗网。他悄悄摸到了村东头一个堡垒户家里。这家姓张，老两口都是老实巴交的庄稼人，儿子在“联庄会”里跟过何灿，后来跟着董一欧参加了八路军。
“张大爷，是我，一欧。”
老张头开门一看，差点没认出来。董一欧瘦了一圈，脸上的胡子拉碴的，但那双眼睛还是那么亮。
“哎呀，一欧！你可算回来了！”老张头一把把他拉进屋，关上门，又探头往外看了看，“鬼子天天在村里转，你可不能露面。”
董一欧在老张头家里住了下来。白天藏在后院的地窖里，晚上出来活动。他先找了几个原先“联庄会”的老弟兄，了解情况。这些人虽然没跟着他参加八路军，但心里还是向着他的。他们告诉董一欧：李春芳的伪军中队有三百多人，驻扎在岐沟城里，每天派一个班到各村巡逻，催粮催款。伪保长们被逼着给日伪办事，但大多是“两面派”——明里应付鬼子，暗里给八路军通风报信。
董一欧心里有了底。他知道，七区的人心没有散，只是被打怕了。只要有人挑头，大家还是愿意跟着干的。
三、重整旗鼓
董一欧把了解到的情况向王巍汇报后，提出了自己的计划：先恢复区小队，把散落在各村的“联庄会”旧部和愿意抗日的青年组织起来，打小仗、打巧仗，逐步扩大影响。
王巍同意了。他从基干大队里抽了十几条枪，又派了几名老战士，交给董一欧。董一欧把这些人和原先“联庄会”的旧部合在一起，组建了七区小队，一共二十多人。
人不多，枪不好，但董一欧有他的打法。他给区小队定了三条规矩：第一，不打硬仗，专打小股伪军和汉奸；第二，打了就跑，不给敌人报复的机会；第三，每打一仗，就要发动群众，扩大影响。
区小队的第一次行动，是打一个伪军巡逻班。
那天傍晚，董一欧得到情报：第二天一早，伪军一个班要从岐沟到松林店去催粮，走的是岐沟河边的土路。董一欧带着区小队，半夜就埋伏在路边的庄稼地里。天刚蒙蒙亮，七个伪军扛着枪，稀稀拉拉地走了过来。董一欧一声令下，区小队从三面开火。伪军猝不及防，当场被打死两个，剩下的五个乖乖缴了枪。
这一仗打得干净利落。董一欧让人把缴获的枪支和俘虏都带回山里，交给王巍。俘虏经过教育，有两个愿意留下参加八路军，剩下的三个放了回去。
消息很快传开了。七区的老百姓说：“八路又回来了！董小个子带的队伍，专打白箍！”伪军们则人心惶惶，巡逻不敢走远了，催粮也不敢单独行动了。
四、堡垒户
董一欧在七区能站住脚，靠的是堡垒户。
堡垒户，就是那些真心拥护八路军、愿意冒着生命危险掩护抗日干部的百姓。董一欧在七区工作多年，人熟地熟，几乎每个村都有几户可靠的堡垒户。他今天住这家，明天住那家，敌人来了就钻地窖、躲夹墙，敌人走了就出来活动。
台中旺的老张头，岐沟的李文焕，泽畔的肖家，松林的刘福田家——这些都是董一欧的“家”。他每到一处，老乡们就给他腾房子、做饭、放哨。有的堡垒户，为了掩护他，宁可自己挨打受骂，也不吐露半个字。
董一欧对这些堡垒户，也是真心相待。他每次从山里回来，都带些盐、药品、布匹，分给最困难的乡亲。他常说：“老百姓是我们的靠山。没有他们，我们寸步难行。”
有一次，董一欧住在岐沟村李文焕家。那天晚上，伪军突然来查户口。李文焕急中生智，让董一欧钻进后院的地窖，又在地窖口上压了一扇石磨。伪军进来翻了一遍，什么也没找到，骂骂咧咧地走了。李文焕吓出了一身冷汗，但脸上始终挂着笑，给伪军递烟倒水，把他们送出了门。
事后，董一欧从地窖里出来，握着李文焕的手说：“文焕哥，你这是拿命护着我啊。”
李文焕摆摆手：“说啥呢。你们打鬼子，我们出点力，应该的。”
五、策反李春芳
七区要真正恢复，必须解决岐沟城里的伪军中队。董一欧和王巍、郑福顺反复商量，决定对李春芳部实施策反。
李春芳是东北派伪军。当时缴械何灿后，日伪要在岐沟建立据点。岐沟是董一欧、郭宗善和何灿的老窝，何灿的三儿子何付禄、四儿子何付贵、五儿子何付海都憋着报仇，当地派伪军深知底细，各个推辞不敢去住。只有李春芳的东北派不知深浅，在岐沟住了九个多月。
何家人和郭宗善、董一欧本想直接把他们弄死报仇，但王巍考虑，伪军大部分是当地人，若直接打死李春芳，容易树敌过多，促成敌人死心塌地。因此，王巍决定利用伪军内部东北派、地方派和周文龙、王凤岗派的矛盾，采用“有打有拉、时打时拉”的策略，争取李春芳反正。
策反工作分两路进行。郑福顺负责与李春芳的副官马庆恩交朋友——马庆恩和李春芳是同乡，爱喝两口小酒。郑福顺就常请他喝酒，送烟送酒，慢慢套近乎。董一欧则负责外围的政治攻势——写策反信、贴标语、散布消息。
董一欧亲自执笔，以八路军首长的名义给李春芳写了一封信。信写得不长，但字字戳心：
“李队长：你是东北人，九一八后家乡沦陷，你也是受害者。现在给日寇当差，助纣为虐，将来有何面目见东北父老？望你三思，弃暗投明。”
这封信，通过马庆恩秘密交到了李春芳手里。
他又组织人员在岐沟城内外张贴标语，内容是“中国人不打中国人”“伪军弟兄们，调转枪口打鬼子”。伪军们看了，心里直打鼓。
他还让亲友在台中旺等村散布消息，说“八路军要攻城了”“岐沟的伪军跟八路有联系”。消息传到涿州城，伪县长杨开明坐不住了。
最关键的一招，是把李春芳的家属接来。董一欧让人以“过年团圆”为名，把李春芳的妻子吴树春和女儿吴正坤接到了岐沟。表面上是关心，实际上是牵制。
六、王巍亲临
王巍县长决定亲自出马。
1941年初，王巍在郑福顺和董一欧的陪同下，秘密潜入岐沟附近，与李春芳会面。地点选在岐沟城西一个堡垒户家里。
李春芳来了。他穿着便衣，带了两个贴身警卫。一进门，看到王巍，愣了一下。他没想到，八路军的大官敢亲自来见他。
王巍站起来，伸出手：“李队长，你好。”
李春芳犹豫了一下，握住了王巍的手。
两人坐下来，谈了一个多时辰。王巍向他详细解释了八路军的抗日主张和俘虏政策，最后说：
“李队长，我们给你时间考虑。如果你愿意反正，我们欢迎。如果你不愿意，我们也不勉强。但有一点——你不要再祸害老百姓了。”
李春芳沉默了一会儿，说：“王县长，我心里有数。给我点时间。”
七、紧急起事
1941年5月底，麦子熟了。
驻涿州的日军和伪县长杨开明，给岐沟伪军中队摊派了几十万斤小麦的抢夺任务。同时，关于李春芳“私通八路”的小报告不断飞到伪县长案头。杨开明决定对李春芳下手。
消息传来，李春芳觉得形势紧急，派人急告涞涿县政府。
此时，王巍已启程去太行山桐峪八路军总部，参加“朝鲜抗日同盟大会”，准备再去延安参加党的“七大”。临行前，他举荐蓟县抗救会主任卜庸代理县长。卜庸是冀东过来的，不大安心在涞涿工作，两个多月就回冀东去了。后来，卜庸在冀东被叛徒出卖，壮烈牺牲。
上级又派平西“挺进报”经理许烈来代理县长。许烈虽然不熟悉涞涿情况，但依靠郑福顺、董一欧等本地骨干，积极开展策反工作。经商议请示，决定6月1日凌晨起事。
6月1日凌晨，天还没亮。郑福顺、董一欧等化妆潜入岐沟城，安排部署。八路军“挺进军”也派出部队接应。
李春芳召集全队官兵，站在操场上宣布起义。
天亮了。李春芳率领三百余名伪军，携带全部武器，开拔向平西抗日根据地。沿途，他们受到了百姓的热烈欢迎。
《涿州人民革命史》这样评价：“驻防岐沟的伪军中队长李春芳，在我涞涿抗日政府的秘密策反下，毅然反正，率部三百多伪军弃暗投明，奔赴解放区，壮大了平西军民的抗日力量，在涿州和邻县的伪军中产生了极大的影响，沉重地打击了侵略者的嚣张气焰。”
但董一欧和肖炳林私下里对李春芳的“反正”一直不承认，说是被我们打怕了才“投降”的。李春芳到了政府后，董、肖等人总是拿他取笑：“怎么样，最后还是得投降吧？”当时政府里也就二十几个人，李春芳待不下去，半年后年底，就跑到平北龙赤县，投奔原县长许烈（也是东北人）去了。
李春芳走后，岐沟城再没有伪军敢驻守。因为都知道董一欧、郭宗善一伙儿厉害，这里是他们的老窝，谁住谁倒霉。后来本地伪军宁可让岐沟空着，也再没建过据点。村里解放后被镇压的那几个人，也早吓得跑到新城县去住了。
八、边缘化
1941年6月，涞涿县与房良县合并，成立房涞涿县。
合并后，房山来的人多，占据了县委、县政府的主要岗位。许烈也被挤走了，县长由房良的干部担任。董一欧和郑福顺这些涿县本地干部，受到了排挤。董一欧被从七区区长调任实业科长，郑福顺被从区委书记改做情报工作。两人从台前转到了幕后。
有人替他们抱不平。董一欧摆摆手：“说什么呢。干什么不是干？”
郑福顺也没吭声。他把区委书记的担子交了，隐名埋姓，开始做情报工作。他心里明白，组织上让干什么就干什么，不挑肥拣瘦。但他也明白，自己和董一欧这些涿县本地干部，从此成了“难兄难弟”。
但上面也有上面的考虑。董一欧是涿县人，在涞涿平原上土生土长，哪条路通哪个村，哪户人家靠得住，哪个伪保长是“两面派”，他都装在脑子里。这种“熟悉”，是外来干部花几年都换不来的。所以，边缘化归边缘化，最危险、最需要本地关系的工作，还得他去。
于是就有了一个看似矛盾、实则顺理成章的结果：政治上靠边站，工作上往前线推。董一欧被从七区区长调任实业科长，但实业科的主要工作，恰恰是深入敌占区征粮、做买卖、摸情报。郑福顺被从区委书记改做情报工作，但他的情报网，恰恰建立在本地亲邻关系上。他们被排挤，但又不可替代。
董一欧心里明白。他没有闹情绪，也没有撂挑子。他对郑福顺说：“干什么不是干？实业科也得有人干。再说，敌占区那套关系，离了咱俩，他们还真玩不转。”
郑福顺也没吭声。两人从台前转到了幕后，但配合依然默契。他们心里清楚，自己和董一欧这些涿县本地干部，从此成了“难兄难弟”——一起被排挤，一起被推到最危险的地方，一起在敌占区里钻来钻去。
边缘化的不只是董一欧和郑福顺。原涞涿县委书记黄叶（黄秋萍）被调到平北怀柔一带任职，后被捕，放出来后历史说不清，一直未能翻案，只在北京一家书店当了一般职员。陈辉到涞涿后，几个月只挂了个武委会委员；陈琳待了两个月。他们都问郑福顺怎么办，郑福顺说：“等等看。”当时大家都很憋屈——不是为自己，是为这片土地和这片土地上的人。
王巍走后，郑君就成了原涞涿这帮人的主心骨。各路诸侯凑到一起，内部关系复杂，只有郑君这个老好人的性格，才能把人拢住。他一路护着陈辉，因为父亲是个老好人，也是对党的干部负责。
第四章 实业科长（1941.6—1944.6）
一、冷板凳
1941年6月，董一欧走马上任房涞涿县实业科长。
这个任命，他并不情愿。房涞涿县合并后，房山来的人占了多数，他和郑福顺这些涿县本地干部被排挤，实业科长这个位置，说白了就是“冷板凳”。但他没有计较。他这人一辈子就是这样——组织让干什么就干什么，不挑肥拣瘦，不讨价还价。
况且，实业科的工作，看起来不起眼，实际上关系根据地的生死存亡。没有粮食，部队打不了仗；没有药品，伤员救不活；没有纸张，宣传搞不了。董一欧心里清楚：这个“冷板凳”，坐好了，比当区长还管用。
此时，平西抗日根据地进入了抗战以来最艰难的时期。
日军对平西根据地实行“囚笼政策”，在涞涿边界挖了一条宽五米、深六米的封锁沟，北起房山周口店，经张坊、洛平、岐沟，到涿县与新城交界的泽畔村，全长三十五公里。每隔三里修一座岗楼，五里建一个据点。封锁沟两侧还拉上了铁丝网，挂了铃铛，一到晚上，风吹草动都听得见。根据地的范围大大缩小，涞涿平原几乎全部沦为敌占区或游击区。
屋漏偏逢连夜雨。1941年到1942年，华北遭遇大旱，庄稼几乎颗粒无收。平西山区本来就贫瘠，山多地少，百姓多以杂粮为生。大旱一来，连杂粮都收不上来，军民吃饭成了大问题。战士们每天只能喝两顿稀粥，粥里掺着野菜、树叶，有时候连盐都没有。冬天没有棉衣，战士们把破棉被裹在身上站岗，冻得直打哆嗦。
就在这种情况下，董一欧走马上任了。
二、筹粮
董一欧任实业科长后，最主要的工作就是筹粮。
平西山区贫瘠，粮食产量极低。根据地军民的吃饭问题，主要靠从平原地区征集。而涞涿平原的四区、五区，正是征粮的重点区域。四区是岐沟一带，五区是松林店、泽畔一带。这两个区当时都是游击区，日伪军也在这里抢粮。董一欧和郑福顺等人，就是在这种环境下与日伪“抢”粮食。
征粮的对象，主要是地主大户。董一欧的原则很明确：贫苦农民家的粮食一粒也不能动。他们趁着夜晚，爬山越岭，宿坟墓、饮河水，拿着枪弹上膛到各村地主家“拜访”。
“拜访”这个词，是董一欧的幽默说法。实际上，就是带着枪去要粮。但董一欧的“拜访”，跟别人不一样。他不一进门就吹胡子瞪眼，而是先坐下来，跟主人聊家常，讲抗日道理。
“大叔，您这日子过得还行？”董一欧往炕上一坐，笑呵呵地问。
地主陪着笑脸：“托您的福，还过得去。”
“过得去就好。可您知道，山里的八路军，连稀粥都喝不上了。他们在前方打鬼子，咱们总得让他们吃饱饭吧？”
地主面露难色：“董科长，不是我不愿意，实在是……”
“我知道，鬼子也来找您要粮。您两头为难。可您想想，鬼子要粮，是拿去养他们的兵，打咱们中国人。八路要粮，是打鬼子，保咱们的家。这粮给谁，您心里得有杆秤。”
一番话说得地主低下了头。最后，多多少少都会拿出一些粮食来。
董一欧后来总结出一套“征粮经”：先找大户，后找中户，贫苦农民不动；先讲道理，后讲政策，实在不行再施压；今天要一点，明天要一点，不能一次要太多，得给人家留活路。
这套办法很管用。秋天一次，四区就征集粮食十五万斤，运往根据地。
三、运粮
征粮难，运粮更难。
从平原到山区，要经过日伪的封锁沟、封锁墙、岗楼、据点。封锁沟宽五米、深六米，人掉下去爬不上来。岗楼上的探照灯一夜到亮地转，巡逻队不时来回走动。要把几十万斤粮食安全运过去，谈何容易。
董一欧和郑福顺等人，发动群众，利用内线，想尽了办法。
他们有时走小路。涞涿平原上有很多田间小路、河堤小路，日伪军不熟悉，但本地人闭着眼睛都能走。董一欧就是本地人，哪条路通哪个村，哪条沟能过人，哪片庄稼地能藏身，他都一清二楚。
他们有时走河道。拒马河、岐沟河的水不深，有些河段可以蹚过去。运粮队趁着夜色，赶着骡马，从河滩上走，水声哗哗响，正好盖住了马蹄声。
他们有时趁着夜色强行通过封锁沟。事先派人摸清日伪军的巡逻规律，选在换岗的空档，用木板搭在沟上，人和牲口快速通过。粮食一袋袋扛过去，骡马一匹匹牵过去。过了沟，就是根据地，就安全了。
遇到日伪军巡逻，就躲进庄稼地、坟地里。有一次，董一欧带着运粮队正走到封锁沟边，突然发现远处有日伪军的巡逻队。他当机立断，让所有人就地趴下，把粮食袋压在身下，一动不动。日伪军的皮鞋声由远及近，手电筒的光柱在庄稼地上扫来扫去。董一欧屏住呼吸，心里默念：千万别发现，千万别发现。好在日伪军没有仔细搜查，转了一圈就走了。等他们走远，董一欧才让大家爬起来，继续赶路。
“运粮度荒”的故事，在涞涿一带广为流传。那些粮食，是平西军民的救命粮。没有这些粮食，根据地撑不过1942年。
四、做买卖
除了征粮，实业科还要想办法挣钱。
根据地需要的东西太多了：食盐、药品、纸张、笔墨、电池、武器配件，还有战士们穿的布匹、用的毛巾。这些东西，山区不产，只能到城里去买。买，就需要钱。钱从哪里来？实业科得想办法。
董一欧常隐名埋姓，化妆巧扮，长袍马褂，上京下府。有时把山里的牛羊、编筐扁担、农副产品弄到城里换钱，然后买回那些稀缺的必需品。
他化妆成商人，戴一顶礼帽，穿一件长袍，手里提着个皮包，看上去像个跑买卖的。他个子小，穿上长袍更显得矮，但走起路来昂首挺胸，说话不紧不慢，很有几分商人气派。
他到城里去，先找几家熟悉的商铺，把山货出手，换成现钱。然后拿着钱，到药铺买药品，到杂货铺买纸张笔墨，到黑市上打听武器配件的行情。这些事，都得偷偷摸摸地干，不能让日伪特务发现。
有一次，他在保定城里买了一批药品，装在几个大箱子里，上面盖着布匹，雇了一辆大车往城外运。走到城门口，伪军拦住了，要检查。董一欧不慌不忙，从口袋里掏出一张“良民证”，又塞给伪军几块大洋，笑着说：“老总，都是些布匹，做买卖的，行个方便。”
伪军接过钱，掂了掂，又掀开布匹看了两眼，见没什么可疑的，就摆摆手：“走吧。”
董一欧赶着大车出了城，后背已经湿透了。那几箱药品，后来救了根据地不少伤员的命。
五、乔刘凡脱险
1941年底，快过年了。
山里根据地的军民，过年连顿白面饺子都吃不上。董一欧坐不住了。他对郑福顺说：“我回老家一趟，弄点猪羊，换点钱，给大伙过个年。”
郑福顺不同意：“太危险了。新城那边汉奸多得很。”
董一欧笑了笑：“我化妆去，扮成跑海的买卖人。没人认得出来。”
他穿上长袍马褂，戴了顶礼帽，背上搭了个褡裢，活脱脱一个小商人。从山里出来，绕过封锁沟，越过岗楼，一路摸到了新城中旺——他的老家。
他在村里收猪收羊，和乡亲们谈价钱。一切都顺利，眼看就要把东西运走，却没想到，有人认出了他。
那是原先“联庄会”里的一个人，后来到高碑店投了日伪。那天正巧回村，一眼就看见了董一欧。他装作打招呼，转身就去告了密。
当天晚上，董一欧被伪大乡队抓了。
伪大乡队，就是投靠日伪的地方武装，一帮地痞流氓。他们抓住董一欧，一口咬定他是“八路”，连夜审讯。
“说！你是不是八路派来的？”
董一欧不承认：“我就是个买卖人，跑海的。”
伪军不信，灌辣椒水。董一欧个子小，一碗辣椒水灌下去，呛得满脸通红，眼泪鼻涕一块儿流。但他咬死了不松口：“我就是买卖人。”
伪军审了一夜，什么也没问出来。天亮前，他们把他绑在院子里，说：“再不承认，天亮就挖坑活埋了你。”
董一欧心里明白，这帮人最想要的是钱。他们也知道，万一哪天八路打回来，杀了八路的人，是要偿命的。但他们又不甘心白抓一场。
就在这时候，郑福顺得到了内线的情报。
郑福顺当时是四区区委书记，一听董一欧被抓，连夜紧急筹措了五十块大现洋，又备了些烟酒礼品，带着两个可靠的人，摸黑走了几十里路，赶到了乔刘凡伪大乡。
他一进门，就笑脸相迎：“各位老总，辛苦辛苦。我听说你们抓了个买卖人？那是我表弟，跑海做生意的，不是八路。这年头，做点小买卖不容易，各位高抬贵手。”
伪大乡长见钱眼开，又听郑福顺说得在理——董一欧确实没什么真凭实据是八路。加上郑福顺在当地也有些名气，伪军们心里也犯怵：万一哪天八路真打回来，得罪了这些人没好处。
于是顺水推舟：“既然是你表弟，那就带走吧。不过下次别在这一带乱跑了。”
郑福顺连声道谢，把董一欧领了出来。
两人走出伪大乡大门，董一欧回头看了一眼，低声说：“老郑，这五十块现洋，我记着。”
郑福顺摆摆手：“说什么记不记的，回去再说。”
回到山里，董一欧把收来的猪羊交给供给部，换了些钱和物资。那一年过年，山里的军民吃上了肉，买回了盐和药。
但董一欧心里那口气，一直没咽下去。他对郑福顺说：“那个告密的汉奸，我早晚收拾他。”
后来，那个汉奸果然被武工队处决了。
六、处决叛徒
1943年，涞涿地区的斗争形势更加严峻。日伪军不断“扫荡”，汉奸特务活动猖獗，一些意志薄弱者相继叛变投敌。
县委副书记王伍携款带枪逃跑，涿固新县委书记尹中甫叛变投敌。区委书记范耀辉，区长郭汉勋、孙山、高金榜等也先后叛变。这些叛徒熟悉八路军的情况，对根据地造成了极大危害。
干部奇缺，郑君临危受命，任负责敌占区武装斗争的县委副书记，二度出任游击支队政委。
董一欧对这些叛徒深恶痛绝。他常说：“叛徒比鬼子还可恨。鬼子是明面上的敌人，叛徒是暗地里的毒蛇。”
有一个叛徒，原先是四区的干部，叛变后投靠了日伪，带着伪军到处搜捕抗日干部和堡垒户。他熟悉各村的堡垒户，知道谁家藏过八路军。不到两个月，就有三个堡垒户被他带着鬼子抄了家，两个堡垒户的主人被活埋。
董一欧下了决心：这个人，必须除掉。
他通过内线摸清了叛徒的行踪：这个人每个月初一、十五回老家看老婆孩子，晚上住在家里。董一欧带着三个武工队员，连夜摸进村子，翻墙进了叛徒家的院子。叛徒正在屋里睡觉，听到动静刚要摸枪，武工队员已经破门而入，把他按在了炕上。
叛徒认出了董一欧，跪在地上磕头：“董科长，饶命！我上有老下有小……”
董一欧看着他，冷冷地说：“你害死的那几个堡垒户，他们也有老有小。”
当天夜里，叛徒被处决在村外的河滩上。第二天一早，尸体旁边贴了一张抗日民主政府的布告，上面写着这个叛徒的罪行。
消息传开，伪军汉奸胆战心惊。有些原先动摇的人，也打消了叛变的念头。“董小个子，下手狠着呢”这句话，就是在这个时候传开的。
七、坚持到胜利
1944年，形势开始好转。
八路军在华北各战场发起局部反攻，平西根据地也逐步恢复。7月，房涞涿武装连续拔掉了三县边界境内的所有据点，使平原与山区根据地连成一片。9月，房涞涿三县分建。10月，涿县抗日民主政府在房山县十渡成立。
董一欧仍在涿县（路西）任职。因情报工作的需要，郑福顺被调到新涿县三区任区委书记。临上任时，上级问郑福顺有什么要求，郑福顺说：“服从组织安排，要求只有一个——我想介绍董一欧入党。”上级同意。1944年11月，经郑福顺介绍，董一欧光荣加入中国共产党。
董一欧被调任涿县武工队长，和陈辉搭档。他们带着武工队，深入敌后，锄奸、征粮、发动群众，为即将到来的大反攻做准备。
第五章 武工队长（1942.11—1945.5）
一、打到外线去
1942年，是平西根据地最困难的一年。
日伪的“囚笼政策”把涞涿平原切割得支离破碎。封锁沟从房山周口店一路挖到泽畔村，三十五公里长，宽五米、深六米，每隔三里一座岗楼，五里一个据点。沟北是山区根据地，沟南是敌占区，一沟之隔，两个世界。
山里的日子越来越难过。大旱之后，庄稼几乎绝收，军民每天两顿稀粥，粥里掺着榆树叶和野菜。冬天没有棉衣，战士们裹着破棉被站岗，冻得嘴唇发紫。更让人揪心的是，不断有人叛变投敌。
地委书记李德仲在房山平峪村召开各县领导干部会议，拍着桌子说：“不能在山里等着饿死！必须打到外线去，扰乱敌伪政权，征集粮食，解决根据地的吃穿问题。”
房涞涿县委决定，组建“敌后武装工作队”，打回平原去。
二、先遣队
1942年初夏，麦子刚抽穗，青纱帐还没有完全起来。县政府决定先派一支小队伍摸进敌占区，探探路，摸摸底。
六个人：泽畔村的肖炳林，台中旺的董一欧、何才，松林村的刘福田，前铺的张汉卿，岐沟村的郑福顺。
这六个人都是本地人，在涞涿平原上土生土长，哪条路通哪个村，哪片庄稼地能藏人，哪户人家靠得住，都装在脑子里。他们从平峪出发，顺着拒马河往下走，经过下庄、都衙、十渡、张坊，到了孙庄，就进入了涿州地界。
再往前，就是封锁沟。他们等到天黑，摸到沟边，用事先准备好的木板搭在沟上，一个一个爬过去。过了沟，就是敌占区。他们分散行动，各回各的村，投奔亲戚朋友家，白天藏在屋里，晚上出来活动。
董一欧回到了台中旺。他没有回家，而是住进了村东头老张头家。老张头的儿子在“联庄会”里跟过何灿，后来跟着董一欧参加了八路军。老张头一见董一欧，眼眶就红了：“一欧啊，你可算回来了。鬼子天天在村里转，我这心一直悬着。”
董一欧在老张头家住了三天。白天藏在后院的地窖里，晚上出来找几个老弟兄了解情况。他了解到：岐沟的伪军中队自从李春芳反正后，换了一批人，但人数不多，只有一百来人；各村的伪保长大多是“两面派”，明里应付鬼子，暗里还愿意给八路军办事；老百姓被日伪欺负得厉害，听说八路要回来，都盼着。
其他几个人也陆续摸清了各自区域的情况。几个月后，六个人回到山里，向县委汇报。县委书记贾吉平听完，拍板：时机成熟了，正式组建武工队。
三、二十几人的队伍
1942年11月，房涞涿县“敌后武装工作队”正式成立。
队长肖炳林，政权委员董一欧，政委郑福顺（兼）。队员二十几个人，都是从县大队和各区抽调来的，条件只有两条：熟悉涞涿平原情况，有武装斗争经验。
董一欧分到了一支手枪和五颗手榴弹。手枪是老旧的“撸子”，子弹只有十几发。他掂了掂，笑了笑：“家伙什儿不怎么样，但够用了。”
武工队的装备之差，今天的人很难想象。有人拿的是“三八大盖”，有人拿的是“汉阳造”，还有几个人只有大刀和手榴弹。但他们有一个别人没有的优势：都是本地人，人熟地熟，往老乡堆里一蹲，根本认不出来。
出发那天，月色朦胧。二十几个人分两路，从横岐出发，一路由董一欧带领，顺北拒马河南岸走；一路由肖炳林带领，从北岸走。郑福顺随董一欧一路，负责情报联络。
他们的任务很明确：处决铁杆汉奸，开辟堡垒户，以抗日民主政府的名义与各村头面人物建立联系，改造伪政权。
四、除奸
武工队进村后做的第一件事，是锄奸。
涞涿平原上出了不少汉奸特务。有的人是日伪安插在村里的坐探，专门监视抗日干部的行踪；有的人是地痞流氓，为了几块大洋就出卖乡亲。这些人比鬼子还可恨，因为他们藏在暗处，熟悉本地情况，往往比日伪军更危险。
董一欧对锄奸有自己的一套办法。他不主张乱杀，只杀那些“死心塌地干坏事的”。每次行动前，他都要先摸清情况：这个人害死了多少同志？有没有悔改的可能？杀了他，对群众有什么影响？
1943年初，董一欧决定除掉一个叫王麻子的汉奸。
王麻子是台中旺村附近的一个地痞，好吃懒做，日伪军来了以后，他主动投靠，当了伪军的坐探。他熟悉各村的堡垒户，知道谁家藏过八路军，谁家给武工队送过粮。不到半年，就有两个堡垒户被他带着日伪军抄了家，一个堡垒户的主人被活埋，另一个被迫逃往外地。老百姓对他恨之入骨，但敢怒不敢言。
董一欧早就想收拾他。1941年底在乔刘凡被伪大乡队抓住，就是这个王麻子告的密。董一欧当时就说过：“那个告密的汉奸，我早晚收拾他。”这笔账，他记了两年。
王麻子行踪不定，今天在高碑店，明天在松林店，很少在一个地方过夜。而且他身边总跟着一两个伪军，不好下手。
董一欧通过内线摸清了王麻子的一个习惯：他每个月都要回台中旺村看他的老母亲，每次都是晚上去，天亮前走。他自以为行踪隐蔽，没有人知道。但他不知道，他的行踪早已被堡垒户们看在眼里，报给了董一欧。
一天晚上，董一欧带着三个武工队员，埋伏在台中旺村外的土路旁。月亮被云层遮住了，田野里一片漆黑。他们趴在沟里，一动不动地等着。
半夜时分，一个黑影从村里走出来，正是王麻子。他缩着脖子，快步往村外走，手里提着一包东西，大概是老母亲给他做的干粮。
董一欧等他走近了，低声喊了一声：“王麻子！”
王麻子一愣，刚想转身跑，武工队员已经从三面围了上来，把他按在了地上。他认出了董一欧，吓得浑身发抖，连声求饶：“董科长，董科长，饶命！我再也不敢了！”
董一欧看着他，冷冷地说：“你害死的那两个堡垒户，他们也有老有小。”
王麻子还想说什么，董一欧摆了摆手。当天夜里，王麻子被处决在村外的河滩上。第二天一早，尸体旁边贴了一张抗日民主政府的布告，上面写着王麻子充当汉奸、残害抗日群众的罪行。
消息传开，伪军汉奸胆战心惊。松林店据点的一个伪军小队长私下对翻译官说：“以后可得小心点，董小个子下手狠着呢。”
有些原先动摇的人，也打消了叛变的念头。“董小个子，下手狠着呢”这句话，就是在这个时候传开的。
五、征粮与堡垒户
锄奸的同时，武工队还要征粮。
征粮的对象是各村的地主大户。董一欧的原则不变：贫苦农民一粒不动。他带着武工队员趁着夜色到地主家“拜访”，先讲道理，后讲政策，实在不行再施压。
“大叔，山里的八路军连稀粥都喝不上了，”董一欧坐在炕沿上，语气不急不缓，“鬼子也来找您要粮，您两头为难。可您想想，鬼子要粮是养兵打中国人，八路要粮是打鬼子保家。这粮给谁，您心里得有杆秤。”
一番话说得地主低下了头。多多少少，都会拿出一些粮食来。
征来的粮食要运到山里，必须过封锁沟。董一欧和郑福顺想了各种办法：走小路、蹚河道、趁着夜色搭木板过沟。有一次，运粮队正走到沟边，突然发现远处有伪军巡逻。董一欧让所有人就地趴下，把粮袋压在身下。伪军的皮鞋声从身边走过去，手电筒的光柱在庄稼地上扫来扫去。等伪军走远，大家才爬起来继续赶路。
到1943年底，武工队在四区、五区开辟了上百个堡垒户。这些堡垒户像钉子一样扎在敌占区，为武工队提供食宿、情报和掩护。董一欧后来回忆说：“没有堡垒户，我们一天也待不下去。老百姓是我们的命根子。”
六、陈辉来了
陈辉是湖南常德人，1920年出生，比董一欧小六岁。他个子也不高，和董一欧站在一起，像两个半大孩子。但他有一双明亮的眼睛，说话时带着湖南口音的尾调，听起来很亲切。
陈辉是1938年到延安的，在抗大学习后分配到晋察冀，先当记者，后来到涞涿地区做地方工作。1940年10月，正是百团大战的时候，他来到涞涿县，任青救会委员，后任青救会主任。当时形势严峻，组织上一直让他留在山里，没让他到平原。1942年12月，形势好转，他才被派到平原。1943年7月至1944年3月，他任四区区委书记。后任城南武工队政委，直到牺牲。
陈辉在涞涿打游击时，常住在岐沟村郑福顺家中。他和郑福顺的母亲郑刘氏认了干亲，管郑刘氏叫“干娘”。郑刘氏不识字，但知道这个“干儿子”是有大学问的人，是打鬼子的英雄。郑君一路护着他，因为父亲是个老好人的性格，也是对党的干部负责。当时陈辉也不起眼儿，邓华、肖克等湖南老乡走时都没有带他走，他留在了涞涿。
1944年6月，董一欧任涿县城南武工队队长，陈辉任政委。
董一欧和陈辉搭档后，配合得非常默契。董一欧点子多，熟悉本地情况；陈辉有文化，善于发动群众。一个管军事，一个管政治；一个出主意，一个去落实。
陈辉常对武工队员说：“咱们一手拿枪，一手拿笔。枪打敌人，笔写诗。”他的诗在涞涿一带流传很广，青年们都爱读。“英雄非无泪，不洒敌人前。男儿七尺躯，愿为祖国捐。”这首诗，后来被刻在了他的墓碑上。
七、韩村的雪
1945年1月底，新涿县县长兼书记尹景芬在涿县边界的交渠村被王凤岗伪大队包围战死。上级派张馨代理书记，涞涿的干部们正在开会研究下一步工作。
陈辉这些天一直不太舒服，上吐下泻，浑身没劲。但他不肯休息。他当时任武工队政委，与队长董一欧搭档。因为他是南方人（老侉子），在本地没根基，郑君一直把他当亲兄弟护着，郑刘氏也把他当干儿子照顾着。
2月8日这天，陈辉也没和队长董一欧打招呼，就跟郑刘氏说：“干娘，我出去办点事儿。”郑刘氏不放心，叮嘱他：“早点回来。”
陈辉这一走，就去了铁路东。他不知什么时候到了国家务村（郑桂元姥姥家），叫上了董一欧家分店跑外的王厚祥（也是秘密给八路输送物资的人），两人一起到了韩村。
他万万没有想到，一个叛徒发现了他的行踪，向松林店的日伪军告了密。日伪军一百多人迅速出动，悄悄包围了他们。陈辉听到动静，抓起手枪与敌人射击。日伪军退到院外，开始向屋里扔手榴弹。一颗手榴弹从窗口飞进来，陈辉躲闪不及，左腿被炸伤，鲜血直流。敌人想活捉陈辉，从屋顶上扔进燃着的高粱杆子。陈辉拖着一条淌血的腿，从屋里冲了出来。十几个敌人围上来，他拉响了最后一颗手榴弹。
一声巨响，陈辉倒在了血泊中。他没有当场牺牲，而是重伤被捕，奄奄一息。残暴的敌人铡下他的头颅示众，身体被狼狗撕咬。
八、取头
陈辉牺牲后，日伪军把他的头颅挂在松林店据点的树上示众。
消息传回村里，郑刘氏几天没睡着觉，整天转转悠悠地干活儿，心里全是自责。等郑君赶回来，奶奶红着眼说：“都赖我，没问他去哪儿……”
郑君什么也没说。他知道，陈辉没和队长董一欧在一起，自己独往独来，又是外地口音，这才被伪军盯上。伪军不敢动本地人，抓的就是他这样的外来户。郑君压抑着悲痛，去找了董一欧和区长王文哲。
那天晚上，下着大雪。董一欧、郑福顺、王文哲带着李宗尧等武工队员，冒着大雪摸到松林店据点外。据点里的伪军缩在屋里烤火，外面只有两个哨兵。他们摸掉哨兵，把陈辉的头颅从树上取下来，用布包好，迅速撤离。
回到北马村，他们把陈辉的头颅埋在一个叫“香堂”的破庙西墙根下。请涿州早期的书法家边昆在石柱上写碑文，写到一半，日伪军二百多人追来，他们只好向北撤。因已进入大反攻阶段，敌人也不敢远追。
大家说，以后一定给陈政委立一块碑。
九、诗稿
陈辉牺牲后，董一欧想起了一件事：陈辉的诗稿。
陈辉在涞涿打游击时，常住在岐沟村郑福顺家中。他把写好的诗稿藏在郑家老屋西墙的砖缝里，和郑家的房契地契放在一起。那些稿子写在旧报纸边、账本背面、烟盒纸上，字迹有时潦草，有时工整，但每一行都带着热血和火光。
郑福顺的母亲郑刘氏——一个不识字的农村妇女——知道这是陈辉留下的东西，是“字”，是重要的东西。她守着那面墙，从1945年陈辉牺牲，一直守到1953年董一欧回来取走。
十、最后的号角
1944年底到1945年初，涞涿平原的形势已经大为好转。
武工队先后拔除了义安、孙庄、张坊、横岐、岐沟、常村等多个日伪据点，光复了路西涿州的所有村庄，使涞涿平原和房涞山区抗日根据地连成一片。到1944年8月，四区基本被八路军掌控，五区也大部分恢复。
董一欧带着武工队，配合县大队和各区小队，在涞涿平原上纵横驰骋。征粮、锄奸、拔据点，每一项任务都完成得干净利落。到1945年初，武工队已经从最初的二十几人发展到上百人，成为涞涿平原上一支让日伪军闻风丧胆的力量。
1945年5月，董一欧出任涿县抗日民主政府县长。他把政府办公地设在岐沟——那个他战斗了八年的地方，那个“联庄会”起家的地方，那个陈辉藏诗稿的地方。
他站在岐沟城墙上，望着远处的拒马河。春天来了，河边的柳树抽出了新芽。麦田绿油油的，一直铺到天边。
董一欧想起陈辉写的那句诗：“英雄非无泪，不洒敌人前。”
他在心里说：陈政委，你等着。等把鬼子打跑了，我给你立碑，把你的诗印成书，让后人都知道，在这片土地上，有一个拿枪的诗人，为祖国流尽了最后一滴血。
第六章 涿县县长（1945.5—1946.5）
一、上任
1945年5月，董一欧出任涿县抗日民主政府县长。
任命是在房山县十渡宣布的。那天，县委的几位领导都在场。县委书记韩巨金刚刚牺牲不久，大家心里都压着一块石头。组织部长念完任命文件，看着董一欧说：“一欧同志，你是本地干部，涿县的情况你最熟。这个担子，你得挑起来。”
董一欧站起来，个子在人群里显得格外矮小，但腰板挺得笔直。他说：“我服从组织安排。但我有一个请求。”
“你说。”
“让郑君回来。他在新涿县三区，熟悉涿县情况。我们配合多年，有他在，我心里有底。”
组织部长点了点头：“我们考虑过。郑君同志回来，任县委书记兼抗敌后援会主任。”
董一欧松了口气。有郑福顺在，他心里就踏实了。
上任后的第一件事，是选县政府驻地。有人提议设在十渡，那里是山区，安全。董一欧摇了摇头：“县政府设在深山里，平原上的老百姓找谁办事？我们要打回去，把办公地设在涿县境内。”
他带着几个人，从十渡出发，顺着拒马河往下走。过张坊，进涿州地界，一路勘察。最后，他选中了孙家庄村。
孙家庄在岐沟西面，离涿州城几十里，背靠丘陵，面对平原，进可攻、退可守。更重要的是，这里的群众基础好，堡垒户多，日伪势力相对薄弱。
几天后，县政府在孙家庄正式挂牌办公。说是“办公”，其实就几间借用的民房，一张桌子，几把椅子，连个像样的文件柜都没有。但董一欧不在乎。他说：“县政府不在房子好坏，在于能不能给老百姓办事。”
二、最后一任县长
董一欧是涿县抗战时期的最后一任县长，也是唯一一位始终坚持在涞涿本土的本地县长。
从1940年涞涿县建立，到1945年抗战胜利，六年换了十一任县长。最短的任期只有三个来月。有的是因为工作调动，有的是因为牺牲，有的是因为叛变。县长换得太频繁，老百姓都记不住谁是谁。
董一欧不一样。他从1941年当七区区长开始，就一直在这片土地上。他当过区长、实业科长、武工队长，每一个岗位都在涞涿平原上。他认识每一个村的堡垒户，知道每一条小路的走向，熟悉每一个伪保长的底细。老百姓叫他“董小个子”，伪军汉奸也叫他“董小个子”，但语气完全不同——前者是亲切，后者是畏惧。
他上任后，县政府的工作很快打开了局面。各区干部都是本地人，和董一欧配合默契。政令畅通，情报灵通，群众拥护。到1945年夏，涿县路西的大部分村庄都恢复了抗日村政权。
三、日本投降
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
消息传到孙家庄，县政府里炸了锅。有人欢呼，有人流泪，有人把帽子扔到天上。董一欧站在院子里，听着远处的鞭炮声，沉默了很久。
他想起了很多人。何灿、郭宗善、陈辉、陈琳、韩巨金……那些在抗战中牺牲的战友们，没能看到这一天。他想起了岐沟城破的那个夜晚，他藏在地窖里，听着伪军的脚步声。想起了1942年在芦苇荡里趴了一整夜，日军的刺刀在头顶拨来拨去。想起了在乔刘凡被灌辣椒水，差点被活埋。
八年了。从1937年卢沟桥事变，到1945年日本投降，整整八年。涿县这片土地上，死了多少人，流了多少血，烧了多少房，已经数不清了。但最终，他们赢了。
董一欧让县政府组织庆祝活动。岐沟村搭了戏台，唱了三天大戏。老百姓从四面八方赶来，敲锣打鼓，扭秧歌，放鞭炮。董一欧站在戏台上，对着台下黑压压的人群，只说了一句话：
“乡亲们，咱们赢了。往后，好好过日子。”
台下掌声雷动，许多人哭了。
四、锄奸反霸
抗战胜利了，但工作没有结束。
日伪时期作恶多端的汉奸、特务、叛徒，还散落在各地。有的摇身一变，成了“地下工作者”；有的藏匿起来，企图蒙混过关；有的逃到国民党那边，继续与人民为敌。老百姓要求清算这些人的罪行，呼声很高。
董一欧领导县政府，开展了锄奸反霸运动。
他定了三条原则：第一，首恶必办，胁从不问；第二，罪大恶极、民愤极大的，公开审判，就地正法；第三，有立功表现的，可以从宽处理。
岐沟村有个伪保长，日伪时期带着鬼子搜捕抗日干部，害死了两个堡垒户。抗战胜利后，他藏在地窖里不敢出来。群众举报后，武工队把他揪了出来。公审大会在岐沟城隍庙前召开，上千群众参加。受害者家属哭诉他的罪行，台下群众义愤填膺。董一欧当场宣布：判处死刑，立即执行。
另一个叛徒，原先是四区的干部，叛变后带着伪军抓人。他听说抗战胜利了，连夜逃跑，躲在亲戚家。武工队追了三天三夜，在一个偏僻的山村里把他抓获。押回涿县后，公审处决。
锄奸反霸运动持续了几个月，处决了一批罪大恶极的汉奸叛徒，震慑了坏人，鼓舞了群众。老百姓拍手称快，说：“董县长给咱们做主了。”
五、减租减息
锄奸之后，是减租减息。
抗战时期，根据地实行“减租减息”政策，即地主减租减息、农民交租交息。这个政策既照顾了农民利益，又团结了地主阶级共同抗日。抗战胜利后，涿县继续实行这一政策。
董一欧对减租减息有自己的理解。他常说：“咱们不能把地主都打倒。抗战的时候，地主也出过粮、出过钱。现在胜利了，要把他们都打倒，以后谁还敢跟咱们合作？”
他主持制定了涿县的减租减息实施办法：地租一律按原租额减少百分之二十五；借贷利率一律降至月息一分；地主不得随意收回佃户租种的土地；佃户有优先承租权。
办法公布后，农民欢欣鼓舞，地主有些抵触。董一欧没有简单粗暴地强制执行，而是先搞试点，再逐步推广。他选了岐沟、横岐等几个村作为试点，带着干部挨家挨户做工作。
在岐沟村，有个姓李的地主，家里有二百多亩地，租给几十户农民耕种。减租政策下来后，他表面答应，暗地里却威胁佃户：“谁要是少交租子，明年就别种我的地了。”
佃户们害怕，不敢减租。董一欧知道后，亲自到李家做工作。
“李大叔，”董一欧坐在李家堂屋里，喝着茶，不紧不慢地说，“您这地，是祖上传下来的吧？”
“是啊，三代人的心血。”
“那您想想，要是鬼子占了涿县，您这地还能保住吗？鬼子可不管您祖上不祖上。是八路军打跑了鬼子，您的地才保住了。现在让您减点租，支援一下农民，也算是为抗日做贡献嘛。”
李地主低下了头。
董一欧又说：“您放心，减租不是分您的地。地还是您的，佃户还是您的佃户。就是租子少收点，让农民也能活下去。农民活不下去，谁来种您的地？”
一番话说得李地主点了头。他当场答应按新政策减租，还把多收的租子退给了佃户。
试点成功后，减租减息在全县推开。到1946年春，涿县大部分村庄完成了减租减息，农民生活有了改善，生产积极性也提高了。
六、土改风波
1946年5月，涿县开展土地改革。
地委宣传部长李陶庭带着二百多人的土改工作队来到涿县。工作队是山里一分区派来的。那时涿县又属于易水地区，不是平西了。工作队来势汹汹，要“彻底消灭封建土地制度”，把地主的土地和财产全部分给贫雇农。
董一欧和郑福顺对土改是支持的。他们都知道，农民没有土地，就没有真正的翻身。但他们不同意工作队的一些做法。
工作队提出：给地主分坏地、荒地，把地主的正房分给贫协骨干住，把地主家的浮财全部分光。
董一欧和郑福顺坚决反对。
“当年我们动员支持八路的粮食款项，大都是从他们那里争取来的，”董一欧在工作队会议上说，“贫雇农哪有粮食给我们？现在把地主扫地出门，以后根据地的经济怎么办？”
郑福顺也说：“党的土改政策说得很明确，为什么非要一下子把地主都打倒？地主也分好坏，有的开明绅士对抗战有贡献。不分青红皂白，统统打倒，这是‘左’倾蛮干！”
工作队火了。李陶庭拍着桌子说：“你们屁股坐歪了！你们是替地主说话！你们还是不是共产党员？”
董一欧毫不退让：“我是不是共产党员，我自己知道。但我也是涿县的县长，我得替涿县老百姓的长远利益考虑。”
双方僵持不下。工作队向地委汇报，说董一欧和郑福顺“右倾”“包庇地主”“对抗土改”。
地委决定：撤销董一欧涿县县长职务，撤销郑福顺涿县县委书记职务。
消息传来，董一欧沉默了。他没有辩解，没有申诉。他只是把县政府的工作交接完毕，收拾好自己的东西，准备离开。
七、告别
离开涿县那天，是个阴天。
董一欧背着个包袱，从孙家庄出发，往西走。他要先去地委报到，然后听候安排。
走到岐沟村口，他停住了。岐沟的城墙还在，残破的城墙上长满了野草。他想起1940年那个夜晚，他带着十几个人从城里突围出来，钻进芦苇荡，趴在泥水里，日军的刺刀在头顶拨来拨去。
他又想起1941年策反李春芳的那个凌晨，三百多伪军调转枪口，奔向平西根据地。那些东北汉子，后来有的牺牲了，有的活到了胜利。
他还想起陈辉。陈辉的诗稿，还藏在郑福顺家的墙缝里。他答应过郑刘氏，要把诗稿整理出版。这件事，他一定要办。
董一欧在岐沟村口站了很久。然后，他转身，往西走去。他没有回头。
郑福顺来送他。两人握着手，谁也没有说话。
过了很久，董一欧说：“老郑，陈辉的诗稿，你替我保管好。等我安顿下来，回来取。”
郑福顺点了点头：“你放心。”
董一欧走了几步，又回过头来，说：“老郑，这些年，谢谢你。”
郑福顺的眼眶红了。他摆了摆手：“说什么谢。你走吧。”
董一欧走了。他从涿县走到冀中，从冀中走到河南，从河南走到广西。他不知道什么时候还能回涿州。
第七章 南下广西（1946—1985）
一、冀中实业科
离开涿县后，董一欧被调到晋察冀冀中分区工作，任实业科长。
在冀中，他继续做他的“老本行”——筹粮、筹款、搞物资。虽然不在涿县了，但他对涿县的关注从未减少。他时常打听涿县的情况，打听郑福顺的消息，惦记着陈辉诗稿能否保存好，因为还在打仗。
二、随军南下
1948年6月，解放战争进入战略反攻阶段。董一欧随军南下，到豫西担任鲁山市市长。
离开河北前，他又去了一趟岐沟，嘱咐老人家把诗稿保存好。那时全国还没解放，战争还在继续，他没法带着那些东西上路。
三、鲁山与郑州
董一欧南下的第一站，是豫西鲁山市。
鲁山是豫西的一个小城，刚解放不久，百废待兴。董一欧被任命为鲁山市市长，负责接管工作。他组织人员接收国民党留下的机构，恢复生产，稳定物价。一个从河北来的“小个子”，说话带着浓重的乡音，但办事干练、待人诚恳，很快赢得了当地干部和群众的信任。
1948年12月，郑州解放。董一欧调任郑州市民政局秘书主任。当时不设局长，由秘书主任主持工作，他还兼任南下大军办公室主任。郑州是中原重镇，南下大军的必经之地。董一欧负责接待南下部队，安排食宿、调配物资，工作繁重而琐碎，但他毫无怨言，把每一项工作都安排得井井有条。
四、扎根广西
1949年12月，董一欧调到广西省南宁市。
从此，他在广西扎下了根，一干就是三十多年。
他先是负责接管农、林、工、矿企业。1950年1月，南宁市人民政府设立工商局，董一欧被任命为局长。当时南宁刚解放，市场混乱，投机商人囤积居奇，物价飞涨。董一欧带着干部整顿市场，打击投机倒把，恢复城乡贸易。
1952年12月，南宁市组建合作社联合社筹备委员会，董一欧兼任筹委会主任委员，联合社成立后兼任主任。他一边管工商，一边抓合作社，把城乡物资流通的渠道逐步打通。
1954年5月，广西省人民政府批准成立广西省工商行政管理局，归统战口领导，董一欧出任局长。他主持制定了广西对私营工商业的改造方案，逐步推进公私合营。1955年11月省工商行政管理局撤销后，他继续在省工业厅私营工业局工作。
五、梧州与化工
1960年5月，董一欧任中共广西壮族自治区梧州地方委员会书记处书记。
梧州是广西东部的一个地区，地处西江畔，是广西通往广东的门户。董一欧在这里工作了两年多，为当地的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做出了贡献。
1961年12月，董一欧调任广西壮族自治区化学工业局副局长。化工，对董一欧来说是一个全新的领域。但他凭着在抗战中练就的学习能力和实干精神，很快进入了角色。他深入工厂、矿山，了解生产情况，解决实际问题。
当时广西化工基础薄弱，全区化工企业不过几十家，产品品种少，生产能力低。董一欧到任后，重点抓了小化肥、小硫酸、小纯碱的生产，组织筹建南宁、柳州化工厂。到“文革”前，广西化工企业发展到上百家，初步形成了化工原料、化肥、化学药品、橡胶加工等行业体系。
六、“文革”岁月
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
各级党政机关受到冲击，广西化工局的正常工作秩序被打乱。董一欧也受到了审查——有人翻出他早年在“联庄会”当秘书的经历，说他“当过地主武装的军师”。他的女儿董春苑，也因父亲“说不清当时的事儿”，从广西被下放回村劳动。
董一欧沉默着。他不辩解，也不申诉。他知道，有些事说不清，也不需要说清。那些年在涞涿平原上打鬼子、筹粮食、策反伪军的日子，他自己心里清楚，那些牺牲的战友们在天上看着。
1969年11月，自治区直属机关精简机构，化工局撤销，合并成立轻化工业公司。董一欧被下放到基层。直到1971年恢复成立燃料化学工业局，他才重新回到化工战线。
七、最后的岗位
1981年3月，董一欧任广西壮族自治区石油化工局副局长。
此时他已年近七旬，但精神矍铄，工作起来仍然不知疲倦。他跑遍了广西的石化企业，从南宁到桂林，从柳州到北海，每到一处都深入车间，和工人、技术人员交谈。他不懂技术，就虚心向专家请教，硬是从一个“外行”变成了“内行”。
1985年，董一欧离休，享受省级政治生活待遇，后享受自治区政府副主席级医疗待遇。
第八章 守护诗稿（1945—1958）
一、郑刘氏守稿（1945—1953）
1945年2月，陈辉在韩村牺牲。
他留下的诗稿，藏在岐沟村郑福顺家老屋西墙的砖缝里，和郑家的房契地契放在一起。那些稿子写在旧报纸边、账本背面、烟盒纸上，字迹有时潦草，有时工整，但每一行都带着热血和火光。
郑福顺的母亲郑刘氏——一个不识字的农村妇女——知道这是陈辉留下的东西，是“字”，是重要的东西。她把那个油布包重新塞进墙缝，用泥巴封好。从那以后，她天天守着那面墙，不让任何人动。
八年，从1945年陈辉牺牲，到1953年董一欧来取，郑刘氏守着那面墙，守着陈辉的诗稿。她不识字，不知道那些纸上写的是什么。但她知道，那是陈辉留下的，是重要的东西。
二、董一欧取诗稿
1953年，董一欧回了趟老家，还到了岐沟。
那时广西刚刚解放，大山剿匪还没结束。他利用回河北出差的机会，专程去了一趟岐沟村，看望郑福顺一家。
到了郑家，郑福顺不在，郑刘氏接待了他。董一欧和老人攀谈起来，说起陈辉，说起那些年在岐沟打游击的日子。
董一欧问郑刘氏：“陈辉是您的干儿子，他就没留下点儿什么？”
郑刘氏说：“有，有他写的字。我把和房契地契放一起了，我去取出来。”
老人起身，从西墙的砖缝里取出那个油布包，交给董一欧。那些写在旧报纸边、账本背面、烟盒纸上的字，和郑家的房契地契放在一起，从1945年陈辉牺牲，到1953年，整整保存了八年。
董一欧接过油布包，打开看了一眼。那些字迹虽然有些模糊了，但依然清晰可辨。他重新包好，郑重地收好。
“大娘，您放心。我一定把它印成书。”
郑刘氏点了点头。
三、戈枫和田间
董一欧带着诗稿回到广西，一放就是几年。
他没有急着整理，也没有四处宣扬。他在等。
几年后，戈枫和田间找到了董一欧。他们是陈辉在晋察冀的老战友，一直在打听陈辉遗稿的下落。董一欧把诗稿交给了他们。田间读后，含泪写下了引言。
1958年6月，诗集由作家出版社出版，书名《十月的歌》。全书253页，定价0.95元，收录了陈辉的44首遗诗。
田间在引言中写道：“他含着笑容，倒在我们的身边。他的手上，拿的是枪、手榴弹和诗歌。为人民、为祖国、为世界，写了一首崇高的赞美词。”
四、诗稿的后续
《十月的歌》出版后，陈辉的诗传遍了全国。“英雄非无泪，不洒敌人前。男儿七尺躯，愿为祖国捐。”这首诗，被无数青年人抄在笔记本上。
2021年，人民文学出版社在参照1958年版《十月的歌》及手稿的基础上，重新编辑出版了《陈辉诗选》。编者在后记中特别感谢了郑刘氏、郑福顺和董一欧：“正是他们冒着生命危险保存了陈辉烈士的诗稿，才使这些用热血写就的诗句得以传世。”
第九章 尾声：岐沟的麦子（1985—2017）
一、乡音未改
九十年代，郑桂元因工作关系常去南宁，有时去看望董一欧老前辈。
董一欧住在南宁的一栋老式楼房里，屋子不大，陈设简单。墙上挂着一幅字，是陈辉的诗句。书架上摆着几本旧书，其中有那本《十月的歌》。
两人寒暄之外，谈起抗战的艰苦岁月。董一欧很是健谈，用新城县老家乡音说那时的故事——岐沟的城墙，拒马河的水，何灿的“联庄会”，策反李春芳的那个凌晨，在芦苇荡里趴了一整夜的那个晚上。
“那时候，我们这些人，谁也没想过能活到今天。”董一欧说，“陈辉才二十四岁就走了。何灿被俘后差点被活埋。郭宗善1941年就牺牲了，也没过上今天的好日子。跟他们比，我已经赚了。”
郑桂元后来写道：“可惜当时我们还不注重历史，让我们失去了很多真实的一手史料。”
董一欧也谈过土改那件事。他说，他和郑福顺被免职，心里是有委屈的，但从来没有怨恨。他说：“那时候，大家都在摸索。谁对谁错，说不清。但有一点我敢说——我们当年那么做，是为了涿县的老百姓。”
二、最后一次会面
1996年秋天，郑福顺的儿子郑桂元到南宁出差，专程去看望董一欧。
董一欧已经八十多岁了，但精神还好，说话依然带着新城口音。见到故人之子，老人家格外高兴，拉着郑桂元的手问长问短。
“你爹身体还好吧？”
“好着呢。就是腿脚不太利索了。”
“他那腿，是打游击的时候冻坏的。”董一欧叹了口气，“1942年冬天，我们在大雪天里跑了一整夜，裤腿都湿透了，冻得硬邦邦的。从那以后，他的腿就落下了毛病。”
两人聊起了涿县的旧事。董一欧问起岐沟的老城墙还在不在，问起拒马河的水还清不清，问起那些堡垒户的后人现在过得怎么样。郑桂元一一回答。
董一欧沉默了一会儿，说：“我老了，回不去了。你回去跟你爹说，我想他。”
郑桂元点了点头。
临走时，董一欧从书架上取下那本《十月的歌》，翻到扉页，指着郑福顺的那行字说：“你看，这是你爹的字。那时候我们都年轻，现在都老了。”
郑桂元看着那行字，眼眶湿润了。
三、郑福顺的最后岁月
董一欧南下后，郑福顺留在了涿县。
1946年5月，郑福顺被免去县委书记职务后，留在涿县配合新来的县长林彤工作，做他的秘书。他继续利用自己的情报关系，为涿县的解放事业出力。
1948年，路西涿县解放。郑福顺先后任四区第一任区委书记、县长秘书、城工部长。他是目前知道的在涞涿本土坚持了八年抗战和三年解放战争的唯一革命前辈。
新中国成立后，郑福顺在涿县继续工作。“文革”期间，他因长期从事地下情报工作，被诬为“特务”“叛徒”，受到审查。他那些年在敌占区隐名埋姓、深入虎穴的经历，被说成“说不清的历史问题”。
郑福顺沉默着，像董一欧一样。他不辩解，也不申诉。那些年在涞涿平原上出生入死的日子，那些牺牲的战友们，是他心里最深的记忆，也是他最深的痛。
“文革”结束后，郑福顺的问题得到平反。他恢复了工作，后来在涿县政协任职，直到离休。
晚年的郑福顺，常想起董一欧。两人分居两地，一个在河北，一个在广西，见面不易。但每逢年节，总有一封信往来。信不长，无非是问候身体、聊聊家常，偶尔提起当年的老战友，唏嘘几句。
1998年12月，郑福顺在涿州病逝，享年75岁。
消息传到南宁，董一欧沉默了很久。他对女儿董春苑说：“你郑叔叔走了。在涿县那几年，没有他，我可能就交代了。他救过我的命。”
那天晚上，董一欧拿出《十月的歌》，翻到扉页。扉页上有一行字，是郑福顺的笔迹：“一欧兄存念。郑君，一九五八年秋。”
他看了很久，然后把书合上，放在枕边。
四、最后的嘱托
2017年1月16日9时35分，董一欧在南宁逝世，享年103岁。
讣告发在《广西日报》上，寥寥几行，概括了他的一生：河北新城人，1939年9月秘密参加革命工作，1944年11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原广西壮族自治区石油化工局副局长，享受自治区政府副主席级医疗待遇。
讣告没有提到岐沟，没有提到“联庄会”，没有提到陈辉。但涿州的老人们知道，那个“董小个子”走了。
董一欧生前留下遗愿：不开追悼会，不搞遗体告别，一切从简。他的骨灰，一部分留在南宁，一部分撒在了拒马河里。
拒马河，那条他战斗了八年的河。河水流过岐沟，流过张坊，流过十渡，一直流到平西根据地的深处。河水带走了他的骨灰，带不走他的名字。
五、岐沟的麦子
2017年春天，岐沟村的麦子又返青了。
拒马河的水还在流，岐沟的城墙只剩下残垣断壁。当年董一欧藏身的地窖，早已填平。当年郑刘氏藏诗稿的墙缝，也早已拆掉了。
但村里的老人们还记得董小个子。
“董小个子，点子多，下手狠着呢。”
这句话，还在涞涿平原上流传。说这话的人，有的是当年和他并肩打鬼子的老战友，有的是被他收拾过的汉奸伪军的后代，更多的是那些在青纱帐里听过他传奇故事的老百姓。
郑桂元有一次回岐沟。他站在城墙上，望着远处的拒马河，想起父亲郑福顺生前常说的话：“你董大伯，个子小，但胆子大，点子多。我们那时候，谁也离不开谁。”
他又想起董一欧说的那句话：“陈辉才二十四岁就走了。跟他们比，我已经赚了。”
郑桂元站在城墙上，沉默了很久。
风从拒马河上吹过来，吹过麦田，吹过城墙，吹向远方。麦浪滚滚，像一片绿色的海。
董一欧走了。但他的故事，还在涞涿平原上流传。就像拒马河的水，流了一千年，还会再流一千年。
（全书完）
附录
董一欧生平年表
时间 职务/事件
1914年12月 生于河北新城县台中旺村
1930年 入新城简易师范读书
1937年7月 因参加反日罢课被开除，回村任小学教员
1937年底 任何灿“联庄会”自卫团秘书
1939年9月 秘密参加革命工作
1940年秋 岐沟被围，突围后参加八路军
1941年3月 任涞涿县七区区长，郑福顺任区委书记
1941年6月 涞涿县与房良县合并，任房涞涿县实业科长；参与策反李春芳
1942年11月 任房涞涿县武装工作委员会委员、武工队长
1944年6月 任涿县城南武工队队长，陈辉任政委
1944年11月 经郑福顺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
1945年5月 任涿县抗日民主政府县长，请求调郑福顺回涿县任县委书记
1946年5月 因土改分歧被免职，调冀中工作
1948年6月 随军南下，任鲁山市市长
1948年12月 任郑州市民政局秘书主任
1949年12月 调广西省南宁市
1950年1月 任南宁市政府委员、财委副主任
1953年12月 任广西省工商行政管理局局长
1960年10月 任梧州地委书记
1961年12月 任广西壮族自治区化学工业局副局长
1981年3月 任广西壮族自治区石油化工厅副厅长
1985年 离休
2017年1月16日 在南宁逝世，享年103岁
主要参考文献
《涿州人民革命史》
《平西抗战史》
《涿州抗日战争史略》
文化涿州丛书《古郡历史集·历史人物卷》
郑桂元《父亲郑福顺（郑君）革命生涯》系列文章
陈辉《十月的歌》（1958年作家出版社版）
后记
写这部传记，源于一个朴素的想法：不能让这些抗战英雄的故事被时间淹没。
董一欧不是那种家喻户晓的英雄。他没有显赫的战功，没有惊天动地的壮举。他只是在民族危亡之际，做了一个中国人该做的事。但正是千千万万个像他这样的人，撑起了中华民族的脊梁。
这部传记的写作，得到了郑桂元先生文章的启发。郑桂元是郑福顺（郑君）的儿子，他用多年时间整理父亲的革命生涯，留下了大量珍贵的史料。没有他的努力，董一欧的故事可能就永远散落在历史的风尘中了。
由于年代久远、史料零散，这部传记难免有疏漏和不足之处。有些细节，可能不够准确；有些事件，可能不够完整。希望知情者、研究者能够补充和指正。
最后，谨以此书，献给董一欧，献给郑福顺，献给陈辉，献给所有在涞涿抗战中牺牲和奋斗的先辈们。
他们的名字，或许不为很多人所知。但他们的精神，将永远照耀着这片他们用鲜血和生命守护的土地。
——2023年9月19日，于涿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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