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至一九四九》有我舅爷的事迹    

文/田牡丹

《周至一九四九》是一部纪实性文学著作，由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出版。作者辛凡老师用简明精练的文字讲述了解放战争后期，地处秦岭北麓的周至县，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中共地下党组织团结地方进步人士，迎接人民解放军，与国民党武装力量和反动势力展开了惊心动魄的斗争史实。  

书中第二十三章《激战辛口》和第二十八章《血腥屠杀》记录着我舅爷的事迹,虽是寥寥数笔，却像是茫茫黑夜里点燃的一盏灯。

           （一）范清祥就是我没见过面的舅爷

《周至一九四九》第二十三章《激战辛口》，记述的是解放前马召辛口一带，解放军与国民党残余武装交战的史实。国民党反共势力纠结残余武装在县城边防部署，张开口袋，意图消灭、打击我军，我地下党千方百计得到了敌人的县城边防部署图。

当时，县城各区有自治会，自治会的核心是党组织，其他成员由社会贤达和正义人士组成，城东自治会的地址设立在万寿宫（现在的周至县文化馆）。

其中一段这样写道：……得知咸阳军分区司令员王宝珊率部由咸阳启程经甘河地区西行，准备进驻终南镇，自治会决定先行派人和解放军取得联系，争取实现和平解放。范清祥主动说：“我去！”

范清祥家原住在县城石头巷，身材魁梧，红脸膛大嗓门，为人正直公道能干，被巷子的乡亲们推举为保长。有保长这个身份，活动比较自由，自治会成立后，被选为自治会联络员。五月下旬，他带着县城兵力部署情报，跟解放军取得联系，在户县，见到了司令员王宝珊，两人就解放军进城等事宜谈了很久。

临走时，范清祥问王司令：“咱解放军啥时候去周至？”

出于安全考虑，王司令说：“马上就要解放周至呀，你就不要回县城了。”

范清祥生于1903年，原籍河南开封，因为逃荒来到周至，靠打零工维持生活。县城东街的袁家姑娘嫁到城西，因为从婆家给娘家拿食物被休，1936年经人介绍给范清祥，两人结婚不久，袁氏诞下喜梅，算时日应为前夫之女，范清祥视喜梅为亲生，袁氏感激，从此夫妇齐心，起早贪黑，用三年时间在城东的石头巷盖起了几间瓦房，购置了十几亩田地，日子渐渐好起来，袁氏却因病离世。范清祥续娶李氏，1944年，李氏诞下女儿风琴，患上产后风，九个月后离世，他又续娶被仇家杀了丈夫的辛氏，辛氏有隐疾，不到一岁的风琴被迫寄养在沙河岸一户人家。尽管命运多舛，但是范清祥为人正直，勤快能干，深得大伙信任和好评，被巷子里的人推举为保长。有保长的身份，行动比较自由，范清祥又担起地下交通工作，单线与咸阳的地下党联系，他曾单独护送地下党一位重要领导人到咸阳与组织接头，因为熟悉路线，还带路与地下党成员共同护送十二名进步学生过渭河到咸阳与地下党会合。

范清祥就是我未见过面的舅爷。

王司令考虑到当前局势，劝我舅爷留在部队。我舅爷说：此前国民党反动派对解放军做过抹黑宣传，县上的群众对解放军进城感到恐慌，为了消除县城人民对解放军的误解，有利于对敌展开舆论攻势，还是回去好。回到县城，他给自治会汇报了和解放军接头的情况，还积极利用夜深人静，把解放军的《八大主张》和其他资料如“首恶必办，胁从不问”等标语偷偷贴在了县城的大街小巷，利用各种机会给群众做宣传，说解放军如何如何好，叫大家不要害怕。

 （二）舅爷遇害

《周至一九四九》第二十八章《血腥屠杀》，记录着国民党军队短暂重回周至，拿着黑名单搜捕地下党、进步乡贤，杀害当地革命者的罪证。

书中这样写道：6月24日凌晨，七个便衣特务拐进石头巷，杀气腾腾直扑县城石头巷地下联络员范清祥的家……

姨妈喜梅回忆，我舅爷是那天半夜回家，换了身衣服，吃了点东西，独自睡到堆放杂物的偏厦房。

……枪声惊醒了正在熟睡的喜梅姨妈和小舅婆，小舅婆吓得大小便失禁，瘫软到炕上。

知道父亲在偏厦房睡着，喜梅姨妈打开堂屋的门，冲到偏厦房。偏厦房只有一扇栅栏门，特务们堵着门口进不去，她一边推搡着特务，一边喊着：“别杀我爹，我爹是好人！”一个特务恶狠狠地用枪抵着喜梅姨妈的额头，另一个特务不耐烦地说：“死犊女子，成不了气候，赶紧办正事。”

姨妈喜梅逃过一劫，躺在炕上的舅爷已经不能动弹，面对持枪的特务，他轻蔑地笑着，骂道：“狗日的，我知道，你们贼心不死，迟早会来报复的，来吧，给爷个痛快！”

七个特务每人朝我舅爷打了一枪，快速逃离现场，喜梅姨妈惊慌地爬到炕上，她一边用床单捂住舅爷身上流淌的鲜血，一边说：“爹，爹，我叫人救你，叫人救你。”舅爷微笑着，闭上了双眼，喜梅姨妈一口气跑到万寿宫。天气灰蒙蒙的，街道上没有一个人，她拍打着万寿宫的大门，失声喊叫：“杀人了！杀人了！赶紧救我爹！救我爹！”

那年，我的舅爷46岁。是石头巷的乡亲帮着料理的后事，小舅婆病情加重，好心人带着她离开了家。喜梅姨妈不愿跟小舅婆一起走，独自在家，夜夜被噩梦缠绕，后被进步人士田先生照顾，后结为连理，走的时候，她还记得锁住了前门和正屋的门。

喜梅姨妈家的表哥、表姐说，从记事起，他们家没放过鞭炮，表哥结婚也是在仪式上象征性地放了一点炮。每逢年节，别人家放炮，喜梅姨妈躲进被子里不敢出来，田先生守在旁边，在被子从外面紧紧捂着姨妈的耳朵。

（三） 娇惯的我无法想象她的经历

风琴是我的生母。我是养父母带大的，小时候体弱多病，在奄奄一息时，养母听了她母亲的话，央求生母为我“挽缰绳”，保我平安。我的生身父母就成了意义上的干爸干妈，两家人也像亲戚一样正常往来。

我的儿童时代很快乐，14岁时奶奶说出了我的身世。知道身世后，我觉得自己就是被抛弃的人，各种心理落差使我很快进入叛逆期，也让两个父亲和两个母亲备受煎熬。

18岁那年，过“忙罢会”，养母逼着我到生母家走亲戚，我带着养母准备的礼物和一百个情绪回到家。哥哥姐姐弟弟和几个亲戚看见我很喜欢，把我围在中间问长问短、嘘寒问暖，现在想起这个画面是多么温馨，可那时候的我觉得自己就像个笑话。我要离开时，坐在大杨树下的楼观伯叫住了我。他的面前放了一张小木桌，两个小板凳，小木桌上放着几个茶水碗。

楼观伯家住楼观，和我的生父共同参加过赣南剿匪战，是生死之交的战友和兄弟，他慈祥的眼里带着几丝威严，迫于压力，我坐了下来。楼观伯说：“你长大了，有些事总要明白的。”

从楼观伯的讲述中，我才知道了有个给解放军送情报的舅爷，才知道生身父母的不易，更忘不了，姐姐、哥哥和弟弟听楼观伯讲述舅爷英勇的事迹时，眼眸里那个异样的光彩。

（四）母亲的吼声

生母失去父爱，从掌上明珠沦为养女，寄人篱下的日子，使她比一般孩子更坚强，更勤快。她虽然断断续续上了两年学，却在成人夜校认识了不少字，十五岁便随着大人们修骆峪水库，因为身材瘦小，机灵识字，被安排为赤脚医生背药箱，她也因为勤学好问，跟着赤脚医生学习了不少草药知识，17岁结婚，因为没有娘家人撑腰，在那个大家庭受尽欺凌。

我出生在“文革”初期，为了给家里弄些吃的，生父被迫加入红色组织的队伍，领导得知他参过军会打枪，还准备重用他，结果第二天就遇到面粉厂爆炸事件。生父看着白花花的面粉在烈火中焚烧，很快加入到救火的行列，救火时，他私自藏了半袋子没烧焦的面粉，到了半夜，他趁人熟睡把私藏的半袋面粉偷偷送到家里，黎明返回营地时,被红卫兵发现，因为裤脚被露水打湿，说不出子卯，当天就关了禁闭。因为斗争激烈，关他禁闭的领导被调走，组织不久撤离，他就被遗忘在禁闭室。幸运的是，有个拾荒的聋哑老人，隔三岔五从门缝给他送些吃的。

生父没了音讯，刚出满月的生母，把五岁的大女儿和不到两岁的儿子交给婆婆照管，自己抱着刚过满月的我到县城找人，谁知，刚进县城就遇上了“红总指”和“工联”的“武斗”。

那天的街道上没有一个人，听着响声，生母以为是放鞭炮，她望着那些“金线”像穿梭子一样，有的穿破路边的树皮，有的在机械厂的铁门上蹦出火花，正在茫然中，一条金线飞了过来，她感到危险，胳膊本能松弛下去，那条金线带着呼声从她的前胸和我的耳尖穿了过去，紧要关头，一位戴着“工联”袖章的女人匍匐着把我们救到了安全地带。再后来，生母依旧把五岁的大女儿和不到两岁的儿子交给婆婆照管，却把不到两个月的我放在炕上，出门前，给我的枕边放一个装着清米汤的奶壶。

有一次，她半下午才回来，用钥匙打半间偏厦的门，铺着半张烂席片的炕上却没了我的踪影。她起初以为婆婆好心把我抱了回去，到了婆婆家才知道没人看我，也没人知道我去了哪里，生母像发疯一样跑到外面，在城壕里找，在柴火堆里乱刨。五岁的姐姐也被吓傻了，站在炕边痴呆呆地看着空荡荡的炕，突然，炕脚下的树条笼子轻轻地晃动了一下，姐姐一个激灵，拉开树条笼子，才发现被屎尿泥巴糊了一身、奄奄一息的我。

楼观伯知道这件事后，出主意把我卖给山里人，给家里多换点粮食度饥荒。当山里夫妇头裹毛毡背着棉花和粮食，迈着山里人特有的脚步走进家门的时候，生母反悔，紧紧地抱着我不松手，她害怕我长大了也成了那个样子，没过几天，我就被现在的养父母抱回家。每个家庭都有一本难念的经，养父母担心我遭遇意外，还把特意把姐姐和哥哥接回家陪伴我，看护我。直到现在，两鬓斑白的姐姐哥哥还说，在我家陪伴我的时光，是他们童年里最美好最快乐的记忆。多年后，养父母生下了两个儿子，村里人都说，我的养父母积了德，惜牵别人的娃，存下自己的根。两个小弟更是在父母的教导下尊我为长姐，一家人和睦相处，相敬相爱。

生母对生父不离不弃、不知疲倦的找寻感动了众亲友，

楼观伯托军中的关系，终于在废弃的营地禁闭室找到了饿得皮包骨头的生父。后来时局稳定，生父回忆起当年的情景，无不感慨，他说，禁闭室虽然让他九死一生，也庆幸没有犯下更大的错误。

再说楼观伯，因我的送养问题薄了面子，得罪了山里的好朋友，他想在好兄弟处讨个说法，结果被我的生父好一顿奚落，说他是趁人之危，趁火打劫，楼观伯气得割袍断义，发誓跟我的生父一家老死不相往来。

“文革”结束后，县街道办叫我的生母继承石头巷的房产。生母在石头巷队长的引领下走进陌生的家，她看着杂草丛生的院子，挂满蜘蛛网的门窗和房檐，心里是莫名的空寂和欣喜。接下来，一连三天，她带着三个孩子清除杂草，打扫尘埃，擦洗门窗。第三天的下午，母子四人开开心心地眼看着眼前的大房子，幻想着住进大房子的快乐光景，街道办的同志来了，拿着文件叫我的生母签字，条件是，住这个房子，就要给范清祥顶立门户，必须让一个孩子改姓范。生母听到这个条件，先是愣了，紧跟着攥紧拳头，浑身哆嗦，对着街道办的同志吼道：“我已经把一个女子给了人，再把一个儿子改姓，我还有啥脸活到这世上，我死后咋给伢先人交代？！”

那个年代《继承法》不完善，街道办的同志无法理解一个母亲的心情，他看着眼前瘦小的女人突然变得气势汹汹，像是受到惊吓般站在原地一动不动，眼睁睁看着一家人离开了打扫得干干净净的房子和院子。

听楼观伯讲到这里，我才知道，我也是生母心里过不去坎，解不开的结。

也许是楼观伯看到我心里的变化，他喝了口茶，示意姐姐给碗里再加些开水，这会我才发现，大杨树下不知什么时候围坐了很多亲戚。

（五）窗外的黑影

我的生母又一次被迫离开了石头巷的家，不久，一个自称姓范的人住进了舅爷的房子。

过了几年，生母得了怪病，犯了病就心痛，吃药打针不见效，眼看着心痛病把人折磨得不成样子，无奈之下，生父找楼观伯想办法。瘦如枯槁，破衣烂衫的生父，步行三十里到了楼观伯家，楼观伯全家人都以为是讨饭的乞丐。听生父说明缘由，楼观伯那还顾得往日的恩怨。

楼观伯认识楼观台的隐士，经常听“道”上的事，他说这事邪乎，得从迷信上看。那时候还在除“四旧”，楼观台的道士白天在生产队干农活，晚上偷偷在楼观台念经修行，当地人叫他们隐士，楼观伯是生产队的队长，明里暗里跟这些人都有交情。

楼观伯领着楼观台的道士悄悄来到家里，道士在屋里屋外看了一遍，又掐了掐手指，说道：“老人看你来了，你不理他，父女连心，他心里难受，你就会心痛。”生母不相信有这事，赶忙说：“我从小失去父亲，都不记得他是啥样，他咋会来？”隐士说：“你是不是每次梦见窗外站着一个黑影，就心痛病发作？”

生母这才想起经常做这样的梦，梦醒就忘了，也没给谁说过这件事。

隐士接着说：“你老人的房子叫别人住了，开始几年还没事，后来人家的气运强大，家神护主就把他赶了出来，他的魂魄无处安身，好不容易寻到你门上，你不理他，你家的土地、门神也不让他进门，他有执念，就站在窗外看你。只是阴阳有隔，他每来一次，你都会大病一场。”

那时候物资匮乏，这事也不敢声张，隐士点燃了一张纸，念念叨叨，就完了事。生母的身体好了，生父在自家的“祖宗容”前敬奉了舅爷的牌位，逢年过节与祖宗同受香火。中年后的生母又诚心学佛，她用佛学的知识超度我舅爷的亡魂，期望他脱离苦海，早得正果。

（六）红色的种子

之后，生母回想起小时候的事，对父亲高大的形象也从模模糊糊到渐渐清晰。她记得父亲时常穿一身黑色短衣，肩上搭一个白布褡裢来养父家看她，褡裢里装着她喜欢的糖果，有时候父亲提来一大包河北的硬面锅盔。有时候，父亲骑着大马来看她，还把她扶在马背上在沙河岸堡子转游，有时还把褡裢搭里的糖果分给沙河岸堡子的小孩吃。生母还想起在骆峪水库跟着赤脚医生治病救人的日子，那时候就有人告诉她父亲的英勇事迹，还有人特别叮嘱着照顾好她。那时候，她对父亲的印象不深，别人对她讲父亲的事，她表面像听别人的故事一样新鲜好奇，其实那颗红色的种子已深深地扎根在她年少的心里。在最困难的日子里，她没有伸手向组织要过一颗粮食，没有白拿生产队一分钱。下雨天，闲暇时间，她一遍遍地给孩子们讲述舅爷的英勇事迹。再后来，她用“三白汤”为大家防治流行性感冒，在瘟疫期间，她领着人挖甘草，搭配草药，熬大锅汤，为村民防病治病。

时间抹不去岁月的痕迹，文字留存下精神的印迹。

也许是舅爷的精神在感召，小舅婆的子女、姨妈的子女和我们姐弟，都对生活充满希望，积极上进，家庭圆满。特别是我的哥，从小就对解放时期的故事感兴趣，这个爱好陪伴他参加工作直到现在，而他在采访中收集的资料、在各个报刊上发表过的文章，都被嫂子悄悄地整理收订，正是他们的默默付出，才为《周至一九四九》的出刊奠定了基础。

盛世繁华，一切安好。谨以此篇，告慰在解放战争年代挺身而出、乐于奉献的社会贤达和乡间勇士，也慰藉我们踏实前行的岁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