节令入了白露，天气便一日凉过一日。这天孩子问我有没有想去的地方散散心，说要开车带我出去转转，我当即应道：“要去就去涨渡湖吧。”于是我们从阳逻出发，穿过双柳航天城，途经挖沟，拐入阳大公路，一路朝着湖区驶去。进了湖区后，我们便放慢车速，走走停停，时不时下车细细领略沿途的秋光。

秋日的涨渡湖，自有一番沉静悠远的气韵。夏日里青郁连天的芦苇，梢头已经蒙了层薄霜似的白穗；池杉林也换了装束，从盛夏的翠绿转成沉郁的绛红，整整齐齐立在浅水里，笔直、肃静，密匝匝连成一片，远看像极了插在水中的火把。天映在水里，树也映在水里，暖融融的红波漾开，连湖水都像是被这层暖意焐热了。芦苇在路的这一侧摇着白穗，池杉在路的那一端举着红林，白衬着红，像是早商量好的妥帖搭配。湖水退了不少，露出些平日难见的黑泥滩，秋风裹着草根的腥气扑过来——这气味我熟得刻进了骨血。年轻时在湖区种过田、驾过船、捕过鱼，日日浸在鼻尖的，就是这股子混着泥土与水汽的清腥气。

距莲湖村还有一里多地，远远就望见了那座碑。它坐西朝东，安安静静立在旷野里，像在守着什么未了的心事。早听当地老人说过：这碑高九米六，宽一米六，厚一米二。为何偏偏定在九米六？只因涨渡湖抗日根据地，正是1939年9月6日建立的。

碑的正面，“涨渡湖抗日根据地纪念碑”十一个字，是刘西尧先生题写的。这名字，新洲老一辈人没有不熟识的。抗战时期他是黄冈中心县委书记，后来官至国家教育部部长，活了一百零三岁，与这片湖水的缘分，一辈子都没断过。我站在碑前仰头望着那十一个朱砂红的字，素白的花岗石衬着秋日高天，颜色透亮，庄重肃穆。我揣度着，他当年落笔之时，心里翻涌的，怕远不止碑名本身——还有芦苇荡里捱过的漫漫长夜，林子里猝然响起的枪声，以及那些年轻发亮的面孔。那些面孔后来渐渐消散，沉进湖底，埋进厚土，如今这漫野的池杉，汲着的正是他们留下的养分。

风从湖上卷过来，带着水腥气，裹着芦苇的簌簌声；池杉林那边也传来回响，比芦苇声更沉些，像有人压着嗓子低声说话。听着听着，我忽然就想起了父亲。那是我十来岁时的旧事了。

父亲总爱在每天傍晚坐在门槛上点一锅烟，给我们讲过去的故事。有一回，讲的是民国二十八年的秋天。他说那年九月“夏家山事件”后，国民党顽固派残害了不少我方同志，文祥、张体学一行人从黄冈龙王山突围，领着队伍一头扎进了涨渡湖的芦苇荡。

“那时候的湖啊，”父亲拿烟锅子朝南边点了点，“芦苇长得比人还高，船一钻进去，外面啥都瞅不见。敌人不敢往里闯，怕迷路，更怕挨冷枪。”

我忍不住插嘴问：“那队伍在里头吃什么呢？”

父亲磕了磕烟灰：“吃鱼，吃藕，吃泥蒿。全是老百姓偷偷给送的。莲湖畈那一带，家家户户都掩护过新四军。有一回日本兵进村搜人，一个老太太把两个伤员藏进自家菜窖，自己坐在窖口纳鞋底。日本兵拿刺刀顶着她脖子逼问，她眼皮都没动一下。”

父亲说这些的时候，烟锅里的火光一明一灭，映着他那张爬满褶子的脸。后来我长大成人，才慢慢咂摸出这些话里，藏着一片多大、多沉的岁月。

从1939到1945，涨渡湖根据地整整支撑了七年。李先念来过，陈少敏来过，郑位三也来过。新四军五师的后方机关悉数迁进了湖区：学校、医院、银行、印钞厂、兵工厂、被服厂，还有那份《七七报》。别小看这一片水荡子，当年可是五师东进南下的桥头堡。刘西尧后来写文章说：“涨渡湖抗日根据地，是新四军第五师东进的依托地，转战大江南北的桥头堡，同时也是东进南征的前进阵地。”这七年里，单是新洲境内，前前后后就打了两百五十多仗，五百多位烈士，永远埋在了这片土地底下。五百多个人啊——要是真把这些名字挨个念一遍，能从日出念到太阳偏西。

碑院的南墙是烈士碑墙，“抗日烈士永垂不朽”八个大字镌刻其上；北墙是史料碑墙与抗战文化墙；西墙上，二十一位老领导、老首长的题字密密匝匝排布着。我在南墙跟前站得最久，那些名字黑压压挤在一处，有些从前听老人讲过，还有许多陌生。可每一个名字背后，都曾是一条活蹦乱跳的生命，都是爹娘含辛茹苦拉扯大的孩子，大多才二十出头，搁在今天，正是读大学的年纪。

南面的大理石上，刻着县团职、区营职干部十五人，财税烈士一百零二人。一百零二位收税的同志啊。你想想那是什么年月？日本兵、伪军、顽军三面环伺，可根据地的税收一天都没停过。那些收税的同志背着账本，从各处收拢税款，冒着枪林弹雨穿过封锁线往湖区运送，说不定哪一天，就再也回不来了。我老家的李训清烈士便是这样牺牲的——被叛徒出卖，绑在张店西门岗，被敌人一刀一刀活活刺死。

我在碑前站得久了，太阳慢慢偏西，光影从碑的西侧一寸寸挪到东侧，碑上的红字在斜阳底下愈发亮堂。这碑是1996年12月立的，到今年整整三十年。三十年前牵头修碑的那拨人，不知还有几位健在。再过三十年呢？再来这碑前驻足的人，还能记得这些名字吗？

我转身顺着水泥路往回走，路边的池杉林红得愈发深沉，夕阳从树缝间漏下来，碎金似的铺在水面上，整片林子静悄悄地立着。芦苇是当年就有的，它们藏过队伍、护过伤员、听过枪声；这片池杉是后来才栽的，种下的时候，仗已经打完好些年了。可它们分明记得那些夜晚，记得湖面上划过的船影，记得有人曾在这片水域里拿命蹚出过一条路——不然它们怎会每年秋天都准时红得透亮，像举着一支支接力相传的火把。

再往前走，路边有一棵三百年的杜梨树，树旁立着块汉白玉碑，刻了四个红字：“树下哨兵”。听当地人说，当年根据地的哨兵就藏在这棵树上，望见日本兵来了，便学鸟叫报信。三百年过去了，这树还稳稳当当立在原地。

太阳落进湖里，水面铺了一层金红，有渔船慢悠悠划过，船老大哼着调子：“莲湖畈的谷子黄又黄，涨渡湖的莲子甜又甜……”芦苇在风里沙沙响，池杉也在风里沙沙响，两种声音搅在一处，像有人贴在耳边絮絮叨叨，说着那些尘封已久的过往。

“涨水为渡，落水为湖。”水涨水落，来来去去，唯有这碑不走。它就守在那里，守着五百多个名字，守着一段不该被冲淡的岁月。我们这些老家伙，多少还能记一些，还能到碑前站一站，把那些名字念给后辈听。可后辈呢？后辈的后辈呢？

碑立在这里，本就是为了不让那些名字被湖水冲走。

我转过头，最后望了一眼那座碑。夕阳刚好落在碑后头，给它镀了一圈暖融融的金边。九米六的高度，在平原上格外显眼，从莲湖畈任何一个方向望过去，都能看见它。芦苇在湖边摇着，池杉的红映着碑身的白，像这片湖的过去和现在，肩并肩站着。

风又起了，裹着水腥气，裹着芦苇与池杉混在一处的沙沙声。

返程的路上，车子不紧不慢地跑着，田野和村舍在暮色里糊成一片。忽然想起去年来涨渡湖，也是这样的秋天黄昏。从纪念碑出来走到莲湖畈村口，村里小学刚放学，几个孩子背着书包从坡上跑下来，脸蛋红扑扑的，一个追着一个，笑声撒了一路。有个孩子从我身边跑过去，回头看了我一眼，又扭过头追伙伴去了。

我站在路边看他们跑远。他们还不知道那座碑意味着什么——天天从碑前过，像经过一棵树、一条水沟那样稀松平常。池杉就在路对面，也不觉得有什么特别。这不怪他们。碑立在那儿是给人看的，林子长在那儿也是给人看的，可要想看懂，心里得先装些沉甸甸的东西。我忽然又想起自己十来岁的时候，坐在门槛上听父亲讲古，那时候也不懂，只觉得新鲜有趣：芦苇荡里能藏人，鱼和藕能养活一支部队，一棵老树上能蹲哨兵。是后来，一年一年过去，那些故事渐渐和这片土地缠在一处，像水退下去，沉在水底的东西才慢慢露了出来。

那天看着孩子们跑远，我心里想，他们也会长大的。总会在某一天忽然停下脚步，认认真真去看那座碑。到那时候，他们心里装的，就不光是课本上那几行干巴巴的字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