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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心如大海
沈阳“九君子”非虚构小说
体裁：小说笔法的非虚构
核心原则：所有人物、时间、地点、事件均有史料依据；场景、对话、心理基于史料合理还原
目录
序章 蓝布包
第一卷 暗夜
第二卷 淬火
第三卷 回声
尾声 蓝布包
后记
序章：蓝布包
日内瓦的冬天，湖面是铅灰色的。
巩简跟着馆员走进联合国图书馆的档案室。空气里有旧纸和皮革的味道，很淡，像某种被时间封存的气息。走廊很长，两边的铁架从地面一直顶到天花板，上面塞满了文件夹、纸盒、卷宗。灯光是冷白色的，照在水泥地面上，反出一层薄薄的光。
馆员是个中年女人，说英语，语速很慢。她在铁架前停下，踮起脚，从上层抽出一个蓝布包裹，双手捧着放在桌上。
布是深蓝色的，已经褪了色，边缘磨出了毛边，有些地方露出了底下的白线。正中央绣着一个红色的英文单词，针脚细密，红丝线在灯下微微发暗。布面上有几道折痕，很深，像是被人反复折叠又打开。
TRUTH。
馆员看了巩简一眼，说了一句话：“你是第一个来查阅这份档案的中国人。”
巩简的手悬在布包上方，停了几秒。她想起父亲跟她说过的话。父亲说，你太爷爷那辈人做的事，我们家里人几十年都不知道。后来知道了，也只知道个大概。具体的，都在那份材料里。
她解开系带。系带是两根蓝布条，打了两个结，已经有些松了。她轻轻拉开。
里面是一沓纸。三百多页，英汉双语，每一页都压得平整。纸边泛黄，有些地方有水渍。不是水，她想。是汗。七十多年前，有人握着这些纸，手心出了汗。
第一页是扉页。上面有九个签名，竖排，从右到左。第一个是“巩天民”。她曾祖父的字，笔画硬，收笔重。她见过家里保存的巩天民手稿，字迹和这个一模一样。第二个是“刘仲明”，字写得很正，一笔一划。第三个“张查理”，签得很快，笔画潦草。第四个“毕天民”。第五个“于光元”。第六个“李宝实”。第七个“刘仲宜”。第八个“邵信普”。第九个“张韵泠”。
九个名字。九个人。
巩简翻到第二页。是一份日军布告的影印件，中文原文，旁边附了英文翻译。英文翻译的字体很工整，像是用钢笔一笔一划写出来的。她在档案说明里读到过，这些英文是于光元做的。他通晓四国语言，译完后由刘仲明最后定稿。
她继续往后翻。照片。黑白的。画面里是被炸毁的房屋，木梁横在瓦砾堆里，有的还在冒烟。另一张照片上是一排尸体，盖着草席，只露出脚。还有一张是日军列队的场景，士兵们站得很整齐，背景是一面墙，墙上贴着布告。
她翻到最后一页。纸上的折痕很深，像是被人反复打开又折起。最后一页是一段话，中文原文加英文翻译。中文写的是：“中国人自然要当中国人，并且永远当中国人。”
巩简想起家里老人说过的那句话：“你太爷爷一辈子话少，该说的，都写在纸上了。”
她合上蓝布包。布面粗糙的纹理蹭过掌心。
窗外，日内瓦湖上有一艘船缓缓驶过。汽笛声闷闷地传进来，像从很远的地方来的。
她把蓝布包重新系好，双手推回馆员面前。馆员接过去，放回铁架上。巩简站在原地看着。那个蓝布包被塞回文件夹里，又被推回铁架深处。灯光照不到那个角落，布包很快就隐没在阴影里。
她忽然想到一件事。七十多年前，她曾祖父把这份文件交给倪斐德的那个晚上，是不是也这样看着对方把布包收起来，然后转身离开？
她不知道。没有人知道。
第一卷：暗夜
第1章 柳条湖
一九三一年九月十八日，夜。
巩天民在志城银行的办公室里对账。月底了，账目堆了一桌。煤油灯的火苗跳了一下，他伸手把灯罩扶正。窗外传来一声闷响，很远，像夏天的雷滚过天边。他手里的笔顿了一下，抬起头。
窗外什么也看不见。奉天的秋夜黑得早，九点一过，街上就没什么人了。路灯稀稀拉拉，隔老远才有一盏，灯光昏黄，照不出几步远。
他低下头，继续算。
又一声。比刚才近了一点。他放下笔，走到窗前。远处，大概是北大营那边，有一片橘红色的光在往上漫。那光不是一下子亮起来的，像是有人在地平线下面点了一堆火，火慢慢烧大了，光就顺着天边往上爬。他站了很久。直到那光慢慢暗下去，夜重新合拢。
他回到桌前，坐下来，拿起笔。但账上的数字变得很陌生，他看了两遍也没看进去。
那天夜里他没有回家。他在银行的值班室里躺了一会儿，没睡着。天快亮的时候，他听见街上传来汽车的声音。是军车。引擎声很沉，不是平时那些商号的车。
刘仲明是被学生叫醒的。
“刘老师！刘老师！”有人在砸门。他披上衣服打开门，一个学生站在外面，脸涨得通红，说话上气不接下气。“日本人打过来了！北大营那边，炮都响了！”
他跟着学生跑到操场。奉天医专的操场上已经站了不少人，都朝着北边看。北大营方向的天是红的。有火光，也有烟。炮声不密，但一声接一声，沉沉的，像有人在敲一面很大很闷的鼓。每响一声，脚下的地就微微颤一下。
“打起来了。”有人说。
“谁跟谁打？”
没有人回答。
刘仲明在操场边站到天亮。他后来在回忆里写，那天夜里他一直在想一件事：医专的课还要不要上。后来发现，这个问题根本不重要了。
天亮了。他回宿舍换了件衣服，往附属医院走。街上很安静，安静得不正常。平时这个点，卖豆腐的、拉洋车的、挑担子的都出来了。今天没有。只有几条野狗在巷口转悠，看见人也不叫，夹着尾巴跑了。
医院门口站了两个人。不是医院的人。穿黑衣服，胳膊上戴着白箍。刘仲明走近了，那两个人看了他一眼，没拦他。他进了医院，走廊里已经有人在等。几个护士站在值班室门口，小声说着什么。
“伤兵有吗？”他问。
“没有。”一个护士说。“来了几个老百姓，擦伤的，受了惊。”
“东北军的人呢？”
护士摇了摇头。“没来。”
刘仲明没有再问。他换了白大褂，去查房。病房里躺着一个老人，从北大营那边跑过来的，腿上有伤，不重，是被人踩的。老人坐在床上，眼神发直。刘仲明给他处理伤口的时候，老人一直在念叨一句话，声音很小，听不清楚。刘仲明凑近了，才听见他说的是：“打起来了，打起来了，打起来了……”像在跟自己确认。
第二天早上，巩天民照常去了银行。街上的情况不对。日本兵站在城墙上，土黄色的军装，枪上的刺刀在晨光里反着白。有几个行人低着头快步走过，不看两边。
银行照常开门。但来办业务的人少了一半。伙计们站在柜台后面，你看看我，我看看你，没人说话。巩天民坐在办公桌后面，隔着窗户看见一队日本兵从街上走过。皮靴踩在石板路上，咔、咔、咔。声音很整齐，像一个人走的。
下午，他听说了一件事。日本人贴了布告，落款是“大日本关东军司令官本庄繁”。布告上写的是“安民”的话，说日军来是为了“保护”奉天，中国军队“挑衅”在前。
巩天民走出银行，沿着街走了几百步，在城墙根下找到了那张布告。布告是石印的，纸还很新，贴上去没多久，浆糊没干透，边角翘着。他站在布告前看了很久。旁边有人小声念，念到一半就不念了。
他回到银行，拨了一个电话。电话那头是刘仲明。
“看到了。”巩天民说。
“看到了。”刘仲明说。
两个人沉默了几秒。
“不能就这么算了。”刘仲明说。
“得让外面知道。”巩天民说。
电话那头又沉默了一会儿。然后刘仲明说：“我晚上去找你。”
那天晚上，两个人在巩天民的办公室里坐到半夜。煤油灯的芯子换了一根，灯光亮了一些。刘仲明把医院里的情况说了。巩天民把银行里的情况说了。两个人一致的是：日本人不会停。沈阳只是第一步。
“得做点什么。”刘仲明说。
“做什么？”巩天民问。“我们手里没兵，没枪，什么也没有。”
刘仲明站起来，走到窗前。窗外是奉天的夜，路灯昏黄。远处的城墙上，日本兵的哨位亮着灯，灯光在城垛之间移动，像一只只眼睛。
“我们有的，”刘仲明说，“是他们没有的。”
巩天民看着他。
“他们做的那些事，”刘仲明说，“他们自己写的那些布告、命令、文件。总有一天，有人会来查。到那时候，这些东西就是证据。”
巩天民没有说话。他低下头，看着桌上那本摊开的账册。账册上的数字，突然变得不那么重要了。
第2章 不抵抗
接下来的日子，奉天一天比一天安静。
不是太平的那种安静。是所有人都把声音收起来了的那种安静。店铺一家一家关门，门板上贴着“暂停营业”的纸条，纸条被风吹得哗哗响。日本兵在主要路口设了岗，中国人经过要鞠躬。不鞠躬的，就要被拉出来打。巩天民亲眼见过一次。一个拉洋车的，没鞠躬，被一个日本兵从车上拽下来，扇了四个耳光。拉洋车的站起来，擦了擦嘴角的血，鞠了一躬，拉着车走了。
刘仲明在医专的附属医院里忙。伤兵不多，因为根本没有怎么打。来的多是些受了惊的老人和孩子，还有几个被流弹擦伤的市民。有一个东北军的士兵被送进来，腿上有伤，不重。刘仲明给他处理伤口的时候问他：“你们怎么不打？”
士兵别过脸去，不说话。
过了一会儿，他说：“上面不让打。”
刘仲明手上的动作停了一下。他把纱布缠好，用胶布固定住，然后站起来。
“谁不让打？”
“少帅。”士兵说。“还有南京。”
刘仲明没有再问。他走出病房，在走廊里站了一会儿。走廊尽头的窗户开着，风吹进来，带着一股秋天的凉意。他想起那个士兵的脸，很年轻，大概不到二十岁。
巩天民这些天跑了好几个地方。商会、青年会、相熟的商号。他话不多，听得多。听来的消息一件比一件坏。吉林那边也在动，日本人的兵车往北开。张学良在北平，东北军的主力不在关外。蒋介石那边没有什么动静，据说在等国联。
“国联是什么？”一个商会的伙计问他。
“国际联盟。”巩天民说。“管事的。”
“管用吗？”
巩天民没有回答。他想起他在报纸上看到过一条消息，说国联开了会，讨论了九一八的事，但没有结果。他又想起那个拉洋车的挨了耳光之后鞠的那一躬。他把这两件事放在一起想，觉得有什么东西不对，但又说不清楚。
十月的一天，巩天民和刘仲明在奉天基督教青年会碰了面。
青年会的房子还在。但气氛不一样了。以前这里是年轻人聚会、打球、读书的地方，走廊里经常有人唱歌，球场上有人喊叫。现在走廊里走路的人都放轻了脚步，说话的声音也压低了。球场上没有人，篮筐在风里微微晃着。
他们在二楼一间小房间里坐下。房间里只有一张桌子，两把椅子，窗上挂着一层薄纱帘。外面的人看不清里面，里面的人也看不清外面。
“国联在讨论派调查团。”巩天民说。他从口袋里掏出一张英文报纸，是从一个外国朋友那里弄来的。报纸是《京津泰晤士报》，日期是十天前的。上面有一篇报道，说国联正在讨论向远东派遣调查团的事。
刘仲明接过去看了很久。他的英文不算差，但看得很慢。他看完了，把报纸放在桌上。
“调查团要是来了东北，”巩天民说，“日本人肯定要给他们看排好的戏。”
刘仲明看着报纸上的那篇报道，没有说话。
“他们会带调查团去看‘满洲国’的学校、医院、工厂，”巩天民继续说，“让他们看中国人‘欢迎’日本人的场面。他们会把一切都安排好了。调查团看到什么，听到什么，都是他们说了算。”
刘仲明抬起头。
“那我们得给他们看真的。”他说。
巩天民点了点头。
“你有人吗？”巩天民问。
“有几个。”刘仲明说。“小友团的。以前跟着我读书的，后来散了。但还能找到。”
“我也有几个。”巩天民说。
两个人都没有说具体的人名。这种事情，在电话里不能提，在信里不能写。
窗外，街上传来一阵皮靴声。咔、咔、咔。两个人都没有说话，一直等到皮靴声走远了。
“我先找人。”巩天民说。“找到了，碰个头。”
“好。”刘仲明说。
他站起来准备走。走到门口的时候，巩天民叫住了他。
“仲明。”
刘仲明回过头。
“这件事，”巩天民说，“不是一天两天的事。”
“我知道。”
“我是说，”巩天民顿了一下，“可能一年，可能两年。可能——”
“我知道。”
刘仲明走了。楼梯上传来他下楼的脚步声，不重，但很稳。
巩天民一个人坐在房间里。薄纱帘外面，天色暗下来了。他坐了很久。直到天完全黑了，他才站起来，推开门，走了出去。
第3章 日内瓦
消息是分几步传回来的。
先是在沈阳的外国记者圈子里传开：国联开会了，中国代表施肇基在会上说了九一八的事。然后报纸上有了简短的报道，中文的、英文的都有。巩天民每天看报，把有关的段落剪下来，夹在一个牛皮纸袋里。纸袋越来越厚。
日内瓦的会上，中日两边的人在吵。
中国代表施肇基说，日本军队侵略了中国领土，请国联制止。日本代表芳泽谦吉说，这是“地方性事件”，是“偶发”的，日本会自己处理。施肇基说，那就派调查团来查。芳泽不说话了。
消息传回沈阳的时候，已经是一九三二年一月。巩天民从英文报纸上读到“调查团”三个字，反复看了两遍。
一九三一年十二月十日，国联理事会通过决议，决定派调查委员会到当地调查一切能危及国际关系、破坏中日和平之事件。理事会主席在表决前说了一句话：“本理事会深信，调查委员会必能以最充分之自由，最诚恳之合作，完成其任务。”
这句话被报纸登出来了。巩天民剪下来，放进牛皮纸袋里。
当天晚上，他去了刘仲明家。
刘仲明正在书房里翻一本医书，但看得很不专心。桌子上摊着几份报纸，有的折了角，有的画了线。巩天民把报纸放在桌上，指了指那篇报道。
“要来了。”他说。
刘仲明看完，抬起头。“来的时候，日本人在东北已经待了快一年了。”
“所以得让他们看到，”巩天民说，“日本人来之前是什么样，来了之后又干了什么。”
刘仲明站起来，走到窗前。窗外是奉天的夜，路灯昏黄。偶尔有一辆日本军车开过，引擎声很响，震得窗玻璃微微发颤。
“调查团来了，住哪儿？”刘仲明问。
“日本人肯定安排好了。”巩天民说。“住最好的宾馆，走最好的路线，看最好的风景。”
“那我们怎么把东西送进去？”
巩天民没有回答。
“直接送肯定不行，”刘仲明说，“我们这些人，在日本人那里都是挂了号的。你，我，张查理，毕天民，都上过他们的名单。”
“所以得找个不在名单上的人。”巩天民说。
“谁？”
“我还没有想好。”
两个人在书房里坐了一会儿。刘仲明给巩天民倒了一杯茶。茶已经凉了，巩天民端起来喝了一口，没有说什么。
“叫上人吧。”刘仲明说。
“什么时候？”
“后天晚上。在我这儿。”
巩天民站起来，把茶喝完，放下杯子。
“我走了。”
“路上小心。”
巩天民走到门口，回过头。“仲明，你说调查团来了，真能管用吗？”
刘仲明没有回答。他站在窗前，看着外面那条黑漆漆的街。
“不管用，”他说，“也得做。”
巩天民走了。
刘仲明一个人在书房里坐到半夜。他把桌上的报纸一张一张翻出来看。有一张报纸上登了国联开会时的照片，施肇基站在讲台上，手里举着一份文件。照片是黑白的，看不清他的表情。刘仲明把这张照片剪下来，夹进一本书里。
那本书是《传染病学》，他教了十几年的课本。夹进去之后，他把书合上，放回书架。
他站在书架前看了一眼。那本书和其他的书挤在一起，看不出有什么不同。
他关了灯，上楼睡觉。卧室的窗帘没有拉，月光照进来，在地板上铺了一层白。他躺下来，闭上眼。但很长时间没有睡着。
第4章 九个人
第一次聚会在刘仲明家的书房。
来的人不多，但来得都很快。刘仲明打电话的时候只说了一句“有事商量”，没有多说。但来的人都猜到了是什么事。
巩天民坐在靠窗的椅子上。他来得最早，面前的茶没有动。茶已经凉了，他也没有喝。
刘仲明坐在书桌后面，桌上摊着几张纸。纸上没有字，是空白的。他准备记点什么，但还没有想好怎么开头。
张查理来得最晚。他进门的时候带着一股外面的寒气。他是从医学院直接过来的，白大褂还没换，只在外面套了一件外套。
加上先到的毕天民、于光元、李宝实、刘仲宜、邵信普、张韵泠，九个人到齐了。
房间里的沉默持续了一会儿。然后刘仲明开口了。
“都知道了吧。”
没有人说话。但所有人的目光都在等他往下说。
“国联要派调查团来。”刘仲明说。“日本人会给他们看他们想让看的。如果我们不做点什么，外面的人就只会看到那个。”
“做什么？”张查理问。他是留英回来的，说话直接。
“搜集证据。”巩天民接话。他的声音不高，但每个人都听清了。“日本人自己发的布告、命令、文件。他们自己写的，自己印的。用他们自己的东西，证明他们在撒谎。”
房间里安静了几秒。
“以日本之矛，刺日本之盾。”于光元说。他说话一向慢条斯理，但这句话说得很轻很稳。
刘仲明点了点头。他看了看在座的人。医学教授，银行家，教育家。没有军人，没有政客。都是手无寸铁的人。
“有一条。”刘仲明说。“碰面的时候，各饮苦水一杯。”
“什么意思？”邵信普问。
“卧薪尝胆。”刘仲明说。“提醒自己，我们在做什么。”
没有人反对。
然后开始分工。
刘仲明是召集人。他在奉天医专任教多年，在医学界人脉广。九个人里，有五个是医学界的。他负责卫生医药界的信息渠道，以及最后定稿。
巩天民负责银行工商界。他是志城银行的经理，在商会里有关系。他能接触到一般人接触不到的东西。伪满的财政文件、日军的物资调配单、各大商号的往来账目，这些东西在别人手里是废纸，在他手里是证据。
张查理负责核对每份材料的来源。他是奉天医学院院长，做事严谨，每份材料都要追溯到具体的出处。
毕天民负责照片。他有一台127型柯达相机，是九个人里唯一会拍照的。他的任务最危险，需要到现场拍摄日军的布告、公告、命令。
于光元负责英文。他通晓英、日、德、俄四国语言，是九个人里外文最好的。所有材料的中文原文都要译成英文，由他审校。
李宝实负责医学界的信息渠道。他是耳鼻咽喉科的专家，在医学界人脉广，能接触到各种消息。
刘仲宜负责掩护。他是同仁医院院长，医院是最好的中转站。收来的材料，先送到医院，再由他转给刘仲明。
邵信普管钱。他是营口银行的经理，活动经费从他那里出。
张韵泠负责教育界。他是教育家，联系各学校的进步教师和学生。
分工定了，房间里又安静了一会儿。
“还有一件事。”巩天民说。他顿了一下。“我每次出门，都跟我家里人说一句话。”
“什么话？”张查理问。
“如果我回不来，不要去找我。”
没有人接话。
窗外的街上，一辆日本军车驶过。灯光扫过薄纱窗帘，在屋里一晃就没了。
巩天民站起来，走到门口。他回过头，看了一眼在座的八个人。
“从明天开始。”他说。
然后他推开门，走了。
其他人陆续离开。刘仲明把每个人送到门口。最后走的是张查理。他站在门口，握了握刘仲明的手。
“你觉得，”张查理说，“我们做得成吗？”
刘仲明没有回答。他把张查理的手握紧了一些，然后松开。
“路上小心。”他说。
张查理走了。刘仲明关上门，回到书房。他在椅子上坐下来，把那几张空白的纸收起来。他从抽屉里拿出一个本子，在封面上写了两个字。
日期。今天是一九三二年一月的一天。
他把本子合上，放回抽屉。然后他关了灯，上楼。
第5章 内线
搜集工作从第二天就开始了。
巩天民第一个目标，是伪满财政厅的一份机密文件。
他认识一个人。伪满财政厅的，姓什么不重要，史料里没有留下名字。这个人只是个经手文件的科员，不是朋友，只是认识。巩天民在一家茶楼里请这个人喝了两次茶。第一次聊的是天气、生意、家常。第二次聊的是时局。第三次的时候，这个人把文件带出来了。
是傍晚。巩天民在志城银行的一间小屋里等着。房间不大，靠墙摆着一张桌子，桌上有一盏煤油灯，一个账本，一支笔。窗外天色暗下来了，街上没什么人。
门响了。三下，停了一下，又两下。是约定的暗号。
巩天民打开门。那个人站在外面，手里夹着一个牛皮纸公文袋。两个人没有多说话，只是对视了一下。那个人把公文袋递过来，转身就走了。脚步声在走廊里越来越远。
巩天民关上门，把公文袋放在桌上，解开系绳。里面是一份文件，厚厚的一摞，纸很新，油墨味很重。他翻到第一页，是一份日军从东北各银行“接收”款项的清单。数目很大，列得很细。每一笔都有日期、金额、接收人。
他拿出毕天民那台127型柯达相机，把文件一页一页摊开，放在灯光下拍照。闪光灯一亮，纸上的字就印进了底片里。拍到第三页的时候，楼下有动静。
他停下。把文件塞进抽屉，拿起一本账册翻到中间。门开了。是一个值夜班的伙计。
“巩经理，还没走？”
“对账。”巩天民说。语气和平时一样。
伙计站在门口，看了他一会儿。巩天民没有抬头，继续翻账册。伙计转身走了。门关上了。
巩天民等了一会儿，确认脚步声走远了，才重新打开抽屉。他继续拍。拍到最后一页的时候，手有点酸。他把文件收好，放进公文袋。然后他拿着公文袋，从银行的侧门出去，走到街上。
那个人已经在巷口等着了。巩天民把公文袋交给他。两个人还是没有说话。那个人接过公文袋，点了点头，消失在夜色里。
巩天民回到银行，关上门，在暗房里冲底片。他一个人站在红灯下，把底片从显影液里捞出来，挂在绳子上。底片上的字是反的，但看得很清楚。他看了很久。
直到天边发白，他才从暗房里出来。
那天夜里，他回到家已经很晚了。妻子呼泽生还在等他。桌上的饭菜用碗扣着，还温着。他坐下来吃饭，妻子坐在对面，没有说话。
吃完，他站起来准备去书房。走到门口，他回过头。
“如果我回不来，”他说，“不要去找我。”
妻子看着他，点了点头。
巩天民走进书房，关上门。他在书桌前坐下来。抽屉最底层，有一个笔记本。他翻开，在上面写了一行字：一九三二年一月。第一次。
然后他合上笔记本，放了回去。
毕天民的路子更险。
关东军司令部门口有一块布告栏。木框的，玻璃面，里面贴着几张纸。最上面一张是新贴的，落款是“大日本关东军司令官本庄繁”。内容是宣布对奉天城的“军事管制”。
布告栏正对着一家商铺。商铺不大，两层，一楼是卖布匹的。二楼是库房，平时没什么人。商铺的房顶是瓦面的，斜的，和布告栏差不多高，但隔着一条街，距离远了点。
毕天民去看了一次，觉得不行。又去了一次，觉得可以试试。
他选了一个阳光刺眼的中午。太阳在正南，岗哨的日本兵会眯眼，视线受影响。他扛着一架短梯，扮成修瓦的工人，从商铺侧面的僻处爬上房顶。梯子是旧木头的，每踩一级都吱呀响。他尽量把重心放在脚掌外侧，减少声音。
爬到房檐，他停了一下，探头看了看下面。关东军司令部的大门正对着这条街。门口站着两个哨兵，刺刀在太阳底下亮得刺眼。街上有几个人在走，但没人抬头看房顶。
他把身体贴在瓦面上，相机从房檐的缺口伸出去，对准布告栏。取景框里，纸上的字模模糊糊，但能辨认出行款。
他等。等一辆汽车经过。他需要的是发动机的声音，那种轰隆隆的、能盖住快门“咔嗒”一声的响动。
半小时过去了。太阳晒得后脖子发烫。他开始觉得腿麻，从脚趾头往上，像有无数根细针在扎。他调整了一下姿势，膝盖压在瓦片上，稍微缓解了一点。
一辆卡车从东边开过来。引擎声很大，排气管冒着黑烟。毕天民把相机端稳，屏住呼吸。卡车驶到司令部门口的时候，他按下了快门。
咔嗒。
声音被吞掉了。
他慢慢往后退。退到梯子旁边的时候，左腿已经完全麻了，膝盖一软，脚后跟蹬到了房檐边的一块瓦。瓦片滑出去，在空中翻了个个儿，砸在下面的人行道上，碎成几瓣。
毕天民的整个身体贴在瓦面上，一动不动。
下面的哨兵抬起头。他先看了看碎瓦，又往房顶上看了一眼。阳光直射，他眯着眼，什么也没看清。院内有人喊了一声“捉贼”，涌出来几个人往房顶上张望。
毕天民趴在房脊后面，不敢大声喘气。他的脸贴着瓦片，能听见自己的心跳。一下，两下，三下。
过了一会儿，人散了。
又一辆汽车驶过。他趁着引擎声，撑着梯子，一级一级往下挪。下到地面的时候，后背的衣服已经湿透了，贴在脊梁上，冰凉。
那天晚上碰面的时候，他把底片放在桌上。
“拍到了？”刘仲明问。
“拍到了。”毕天民说。“差点没回来。”
“怎么了？”
“瓦掉了。”
房间里安静了一下。张查理问：“他们看见了？”
“看见了。没上来。”
九个人互相看了看。没有人说“下次小心”这种话。这种话没有意义。
巩天民把底片收起来，说了一句：“我去冲。”
九个人围着桌子坐下。桌上摆了九个粗瓷杯子，每个杯子里是半杯苦水。不知道谁准备的，水是深褐色的，闻着有一股苦味。
刘仲明端起杯子，其他人跟着端起。
“各饮苦水一杯。”他说。
九个人同时喝了。没有人皱眉。
巩天民放下杯子，说了一句：“从今天起，我每次出门，都当回不来。”
没有人接话。窗外的街上，一辆日本军车驶过。灯光扫过薄纱窗帘，在屋里一晃就没了。
第二卷：淬火
第1章 房顶
关东军司令部门口的那张布告，毕天民后来又去拍了两次。
第一次是两天后的上午。他换了一件衣服，戴了一顶旧毡帽，从商铺的侧面上房。这一次他选的位置比上次靠后，退到房脊后面，只把相机镜头从瓦缝里伸出去。角度不如上次好，但安全一些。
他等了四十分钟。太阳从东边升起来，照在布告栏上，纸上的字反光，看不清楚。他等了又等，等到太阳偏了一点，光线不那么刺眼了，才等来一辆汽车。他按下快门，然后慢慢退回去，下房，走了。
第二次是四天后的下午。这一次他没有上房。他站在街对面的一个巷口，用相机的长焦镜头拍了一张。距离远，字拍不清楚，但他要的是布告的整体布局，以及周围的环境。这张照片后来被放在《TRUTH》的照片部分，作为“地点说明”。
三次拍摄，他拍到了四张布告。其中两张是关东军司令部的，一张是伪满奉天市政公署的，还有一张是日本宪兵队的。每一张都拍到了全文，字迹清晰可辨。
但他最险的一次，不是在房顶上。
那天下午，他从商铺后门出来，拐进了一条巷子。巷子很窄，两边是砖墙，墙上长着青苔。他走了没几步，对面来了两个日本兵。便衣，但走路的样子一看就是军人。
他不能退。退了就是心虚。他把相机往怀里塞了塞，压低帽檐，继续往前走。两个日本兵迎面走过来。巷子太窄，三个人错身的时候，肩膀几乎擦着肩膀。
其中一个日本兵看了他一眼。毕天民没有停。他继续走，脚步不快不慢。日本兵也没有停。三个人错过去了。
他走出巷口，拐了一个弯，才停下来。后背的衣服又湿透了。
那天晚上碰面的时候，他把四张底片放在桌上。刘仲明一张一张看。
“司令部的两张，宪兵队的一张，市政公署的一张。”毕天民说。“宪兵队那张拍得不太清楚，距离太远了。”
“够用了。”刘仲明说。
张查理拿起一张底片，对着灯看。“这张司令部的，布告全文都在。落款、日期、印章，都拍到了。”
“嗯。”毕天民说。“就这张，我拍了三次。”
“三次？”
“第一次瓦掉了。第二次光线不好。第三次才拍清楚。”
张查理把底片放下。“你胆子太大了。”
“胆子不大，拍不到东西。”毕天民说。
巩天民在旁边一直没有说话。他把四张底片收起来，放进一个牛皮纸袋里。
“我去冲。”他说。
九个人围着桌子坐下。桌上摆了九个粗瓷杯子。刘仲明端起杯子。
“各饮苦水一杯。”
九个人同时喝了。
第2章 风琴
整理资料的地点在奉天基督教青年会二楼的一间小房间里。
房间不大。一张长桌，几把椅子，窗上挂着厚纱帘。桌上堆着收集来的材料。有的是原件，有的是蓝图，有的是照片底片。原件用牛皮纸袋装着，蓝图上压着镇纸，底片放在铁盒里。桌上还有几支铅笔、一把尺子、一瓶墨水。
于光元坐在靠窗的位置。他面前摊着一本英文词典，旁边是一沓稿纸。他把每一份中文材料译成英文，然后逐字核对。他译得很慢，一个词一个词地抠。有时候一个句子，他要改三四遍。改到最后，稿纸上满是划掉的句子和插进去的词。
楼下礼拜堂里有一架脚踏风琴。巩天民的夫人呼泽生坐在琴凳上。她的任务，是弹琴。约定的暗号很简单：弹一首特定的曲子，就是安全；换一首，就是有情况。
那天下午，于光元正在校一份日军布告的英文译稿。
这份布告的中文原文是日方发布的，但日方为了“国际宣传”，又附了一份英文版本。于光元对照两个版本，发现英文版比中文版“温和”得多。中文版里写着“如有违抗，格杀勿论”，英文版里译成了“如有违抗，将采取必要措施”。中文版里写着“严惩不贷”，英文版里译成了“依法处理”。
他在页边用铅笔写了一行小字：“此处英文与中文不符，原文更严厉。”
刘仲明在桌边翻看一本伪满的财政文件。这份文件是巩天民通过内线弄出来的。纸张厚实，油墨味很重。他翻到第三页，停住了。这一页上列着日军从东北各银行“接收”的款项数额。数目之大，让他皱起了眉。
他抬起头，正准备跟于光元说什么。
风琴声变了。
换成了另一首曲子。调子沉，像送葬。
于光元的手停在纸上。刘仲明把文件合上，塞进桌下的暗格里。张查理从椅子上站起来，快步走到墙角，把一床毯子拉过来盖在桌上散落的照片上。毕天民把相机装进一个布包里，塞进书架最下面一层，上面压了几本旧杂志。
刘仲明从暗格里抽出一副麻将牌，哗啦倒在桌上。于光元拿过一只茶杯，倒上水。张查理坐到桌边，摸了一张牌，看了一眼，说：“三筒。”
楼梯上传来脚步声。皮鞋，不重，但踩得很稳。
门开了。
一个穿灰布衫的男人站在门口。四十来岁，脸很瘦，眼睛不大，但看人的时候很直。他扫了一眼屋里：一桌麻将，几个人在喝茶，窗帘拉着，光线昏暗。
“找谁？”刘仲明问。语气很随意，像是被打扰了牌局。
“不找谁。”那人说。“路过，看看。”
他站在门口，没有进来的意思，但也没有走。目光在房间里转了一圈，落在桌上的麻将牌上，又落在墙角那条毯子上。毯子下面，照片的边角露出来一点。
刘仲明的心跳快了一下。
但他没有动。
那人看了几秒，转身走了。脚步声下楼，越来越远。
风琴声没有变。还是那首送葬的曲子。
又过了几分钟。原先那首安全的曲子重新响起来。
于光元长出了一口气。张查理把麻将牌收起来，从暗格里重新拿出文件。毕天民从书架下面把相机取出来。
刘仲明坐回椅子上，拿起那本财政文件，翻到刚才那一页。他的手有点抖，但字还是看得清的。
“继续。”他说。
那天晚上，九个人碰面的时候，刘仲明把这件事说了。
“那个人，我认识。”巩天民说。“是伪满警察厅的便衣。”
“他为什么上来？”
“不知道。”巩天民说。“可能是路过，可能是有人举报。”
“那我们这个地方还能用吗？”张查理问。
巩天民没有回答。他看了看刘仲明。
“再用一次。”刘仲明说。“如果再来人，就换地方。”
没有人反对。
巩天民端起杯子。其他人跟着端起。
“各饮苦水一杯。”
第3章 三百页
材料越积越多。
刘仲明家的书房里，桌上、椅子上、地板上，到处都是纸。有的原件是从日军布告栏上揭下来的，边角还带着浆糊的痕迹。有的是蓝图，蓝底白线，像是从某个工程图纸上临摹下来的。有的是照片，黑的白的，画面里是被炸毁的房屋、倒在路边的尸体、日军列队的场景。
刘仲明、张查理、毕天民三个人轮流编排。
刘仲明定结构。他把材料按时间、按类别、按证据类型分章。第一章是日军侵占沈阳的证据，第二章是伪满成立的证据，第三章是日军暴行的证据，第四章是经济掠夺的证据。每一章下面又分若干小节。他用一张大纸画了结构图，贴在墙上，每天对着看。
张查理负责核对每份材料的来源。他把每份材料编了号，在笔记本上记下来源、时间、获取方式。比如“日方布告，编号七，一九三二年二月三日，关东军司令部布告栏”。这种法理式的严谨，是刘仲明坚持的。他说，调查团要的不是情绪，是证据。
毕天民负责照片部分。他把底片冲洗出来，挑选清晰的，配上简短的说明。有的照片拍的是布告，他在说明里标注了布告的标题、日期、落款。有的照片拍的是现场，他在说明里标注了地点、时间。
于光元的工作最慢。
他要把所有中文材料译成英文。他通晓英、日、德、俄四国语言，熟知英国上层社会的语言习惯。经他修辞润色的英文稿件，完全是一篇地道的英式英语。
他在每一页译文下面，用铅笔标注原文的位置和类型。比如“日方布告，原件照片见附件三”，或者“伪满内部文件，蓝图，来源编号七”。
秘密奋战了四十多天。从二月初到四月中旬，材料从最初的一叠，变成了一摞，最后变成了一本。三百多页，英汉双语，图文并茂。
最后一页，是于光元坚持加上去的。他摘录了一段九个人共同认可的话，译成英文。中文原文是：“中国人自然要当中国人，并且永远当中国人。”
刘仲明看了这段话，没有改一个字。
然后是最危险的一步。
按照国联调查团采信证据的规则，提供材料者必须在文件上签字，否则不具备法律效力。这意味着，九个人要在文件上写下自己的真名。
签了，就等于把命交出去了。
刘仲明把文件放在桌上，翻到扉页。他第一个拿起笔。
“我先来。”
他签下“刘仲明”。字写得很正，一笔一划。
张查理接过笔。他签得很快，像是怕自己犹豫。
毕天民。于光元。李宝实。刘仲宜。邵信普。张韵泠。
最后是巩天民。
他拿起笔，在纸上停了一下。他想起了自己每次出门跟妻子说的那句话。“如果我回不来，不要去找我。”
然后他签下了名字。笔画硬，收笔重。
九个人签完，没有人说话。
过了一会儿，刘仲明说：“这可能是我们最后一次聚在一起了。”
张查理笑了一下。“那就再喝一杯苦水。”
九个人围着桌子坐下。桌上摆了九个粗瓷杯子。刘仲明端起杯子。
“各饮苦水一杯。”
九个人同时喝了。没有人皱眉。
第4章 蓝布包
文件装订完成的那天，张查理夫人宫菱波带来了一个包裹。
蓝缎子的外皮，方方正正，比一本书略大。布面光滑，在灯下泛着暗蓝色的光。正中间用红色丝线绣着一个英文单词，针脚细密，字母端正。
TRUTH。
她把文件装进去，拉好系带，放在桌上。
九个人围着桌子看了一会儿。
问题很实际：怎么送出去？
日军对国联调查团即将到达的消息已经传开。沈阳城里的气氛一天比一天紧。调查团到达之后，日军必然会严密布控，外人根本无法接近。直接递交，等于自投罗网。
刘仲明说了一个名字：“倪斐德。”
倪斐德，爱尔兰人，法库基督教教区牧师，在沈阳多年，与九君子相识已久。更重要的是，他和国联调查团团长李顿是旧识。
“他能接触到李顿。”刘仲明说。“而且，他是外国人。日本人不敢轻易动他。”
“但是，”于光元说，“他为什么要冒这个险？”
刘仲明没有回答。
第二天，他带着蓝布包去找倪斐德。
倪斐德住在教会院子里的一栋小楼里。刘仲明到的时候，他正在书房里看一份英文报纸。看到刘仲明手里的蓝布包，他放下了报纸。
刘仲明把布包放在桌上，解开系带，翻到第一页。九个签名，整整齐齐。
倪斐德看了很久。
然后他抬起头，看着刘仲明。
“如果我死了，”他说，“我是为了一个伟大的事业而死的。”
刘仲明没有说话。他把蓝布包重新系好，推到倪斐德面前。
倪斐德接过去，放在自己手边。
“我会想办法。”他说。“李顿那边，我来安排。”
刘仲明站起来。他走到门口，回过头。
“倪斐德。”
“嗯？”
“谢谢。”
倪斐德没有回答。他低下头，继续看那份报纸。报纸上的字，他一个也没有看进去。
第5章 宴会
调查团到达沈阳的时间，是一九三二年四月。
日方安排了盛大的“欢迎”仪式。街道上挂满了旗帜，有日本的，有伪满的。报纸上连篇累牍地报道“满洲国”的“民意”。调查团下榻的宾馆周围，便衣宪兵和特务密布。任何中国人接近，都会被拦下盘问。
倪斐德的计划很简单，也很冒险：以私人身份宴请调查团成员，在宴会上递交材料。
他利用与李顿的旧识关系，通过一位中间人传话，说希望以老朋友的身份请调查团几位成员吃一顿便饭。地点选在另一位英国传教士谭文纶的家中，不在宾馆，不在公共场所，避开了日方的耳目。
宴会那天，倪斐德把蓝布包放在一个公文包里，像带一份普通文件一样带进了谭文纶的家。
调查团来了几个人。李顿本人没有到场，但来了几位核心成员。
饭吃到一半，倪斐德从公文包里取出蓝布包，放在桌上。
“这是一份材料。”他说。“你们应该看看。”
他把布包打开。三百多页的文件，第一页上是九个中国人的签名。
调查团的成员互相看了看。有人拿起来翻了几页，看到的是日军自己的布告、命令、文件，每一页都有英文翻译，每一份都有来源标注。
“这些文件的真实性，”倪斐德说，“我可以用我的人格担保。”
他拿出一支笔，在文件的扉页上签下了自己的名字。谭文纶也签了。在场的第三位英国友人雍维林也签了。
“如果这些材料有假，”倪斐德说，“你们可以追究我的责任。”
宴会结束后，蓝布包留在了调查团手里。
调查团在沈阳待了几天。日方安排的行程满满当当，参观“学校”，走访“民众”，一切都是排好的戏。
但《TRUTH》已经到了他们手里。
调查团的成员在私下里翻阅了这份文件。他们看到的是日军自己的布告，落款是关东军司令官本庄繁；是伪满内部的文件，上面有日文的批注和印章；是照片，黑白的，画面里是被炮火摧毁的村庄和倒在路边的尸体。
这些东西，和日方给他们看的，是同一个世界吗？
一九三三年二月二十四日，国联特别大会以四十二票赞成、一票反对、一票弃权，通过了基于李顿报告书的决议，确认东北为中国领土、否认伪满洲国。投反对票的，是日本自己。日本首席代表松冈洋右当场率代表团退出会场。
消息传回沈阳。九个人在一间屋子里碰了面。桌上的苦水杯子还在。没有人说话，但刘仲明看到巩天民的眼角有点湿。
“该来的总会来。”巩天民说。
九个人端起杯子。
“各饮苦水一杯。”
第三卷：回声
第1章 抓捕
一九三五年十月十三日凌晨，巩天民家的门被砸响了。
不是敲，是砸。木门在撞击声里发颤，门框上的灰簌簌往下掉。巩天民从床上坐起来，没有开灯。他看了一眼身边的妻子，呼泽生也醒了，睁着眼看他。
“不要怕。”他说。
他穿上外衣，走到门口，把门打开。门外站着四五个人。穿便衣，但站姿是军人的站姿，脚上的皮靴擦得很亮。领头的那个人手里拿着一份文件，看了一眼巩天民，又看了一眼文件。
“巩天民？”
“是我。”
“跟我们走。”
没有多余的话。但巩天民没有立刻动。他转过身，走回屋里。那几个便衣没有拦他，但跟了进来，站在门口看着。
写字台上有一份材料。巩天民走过去，像是要拿什么东西，胳膊肘在桌面上拐了一下，那份材料无声地滑落在地。他用脚轻轻一踢，把它拨进了写字台底下。
“和家里还有什么说的没有？”领头的便衣问。
巩天民知道这句话意味着什么。他看了一眼呼泽生。她站在卧室门口，怀里抱着最小的孩子，五儿正在发高烧，哭叫不止。但呼泽生的眼睛是清醒的。她看着巩天民，等着他说什么。
巩天民的目光扫过房间。他的视线落在书桌下面的一个账本上。那是“卫生会”的分账本，上面记着百余位爱国同志的名字和往来记录。如果被日本人搜出来，后果不堪设想。
“以后柴、米、油、盐账，”巩天民说，语气很平静，“让老大记下去。”
呼泽生愣了一下。家里从来没有生活账。但她立刻明白了。她走过去，拿起那个账本，没有打开看，迅速裹进怀里孩子的小被子里。
“把孩子抱出去。”巩天民说。
呼泽生抱着孩子，连同那个账本，一起走了出去。她的脚步很稳，没有回头。
巩天民这才转过身，跟着那几个便衣走了。门在身后关上。外面的天还是黑的，巷口停着一辆黑色的汽车，引擎在响。
呼泽生抱着孩子走到隔壁院子里，站在墙根下。她听见汽车发动的声音，越来越远，直到消失在夜里。她的腿开始发抖，但手始终紧紧抱着那个小被子。
同一天夜里，刘仲明、毕天民、张查理、于光元、李宝实、刘仲宜、邵信普也分别被捕。
刘仲明是在家里被带走的。他走的时候，把书房的门锁上了。钥匙塞进了衣服内袋里。
毕天民是在路上被截住的。他刚从外面回来，走到巷口，一辆车停在他身边，下来两个人，一左一右把他架走了。他没有挣扎，只是低头看了一眼手里的布包。布包里是刚冲洗出来的底片。
张查理在医院值夜班，被人从值班室叫出来。他跟着走了，白大褂都没来得及脱。
于光元、李宝实、刘仲宜、邵信普，八个人，在不同的地点，同一个夜里。
后来刘仲明在回忆里写，他被押上车的时候，脑子里想的不是自己。他想的是那份《TRUTH》，正本已经到了日内瓦。他想的是那些底片，不知道藏在什么地方，有没有被发现。他想的是其他人，是不是也被抓了。
张韵泠没有被捕。
他是九个人里唯一的例外。史料没有解释原因。也许是他不在抓捕名单上，也许是他恰好不在家。后来刘仲明在回忆里提到过一句，说张韵泠“幸免”，没有多说。张韵泠自己也很少提起这件事。他活到了看见新中国的那一天，但那一夜他是怎么度过的，没有人问过。也许是上天留了一个人，来记住这一切。
第2章 审讯
巩天民被带到了日本宪兵队。
审讯室不大。一张桌子，两把椅子，墙上挂着几根皮鞭和电线。灯光很亮，照得人睁不开眼。空气里有铁锈的味道，还有汗，还有别的什么东西，巩天民不愿多想。
首先审问他的是日本宪兵队队长山本。矮个子，戴眼镜，说话很慢，中文说得不错。
“巩先生，”山本说，“你是银行家，有身份的人。我们不想为难你。”
巩天民没有说话。
“你是不是共产党？为什么看共产主义的书？”
巩天民看着他。“我是搞经济的，”他说，“读的书很多。日本人写的书我也读。”
山本笑了笑。他换了个话题。“你们不是良民。向国联控告我们，引起国际社会对日本进行攻击。”
巩天民没有回答。
“告诉我们，”山本说，“谁指使你的？材料是谁写的？怎么送到国联去的？”
巩天民看着他。“你问的这些，”他说，“我都不知道。”
山本站起来，走到巩天民身后。巩天民听见身后有动静，像是铁器碰在水泥地上的声音。然后是一阵剧痛。
是电。
电流从他手腕上的铁环穿过身体，肌肉不受控制地抽搐。他咬住牙，牙关紧得发疼。嘴里尝到了血腥味。不知道过了多久，电流停了。他趴在椅子上，大口喘气。
“再想想。”那个声音说。
巩天民没有抬头。“不用想了。”
接下来的日子里，灌辣椒水、刺指甲、滚钉板、卧短凳，轮番来过。每一次，审讯的人都以为他会撑不住。他们觉得，银行家这样的“文化人”，是经受不住这种折磨的。
但他们不知道，巩天民年轻的时候，师从过关东著名武术家胡奉三。他的身体底子比看上去要硬得多。更重要的是，他心里的东西比身体更硬。
他被关押了四十九天，始终没有吐露一个字。
四十九天里，他见过刘仲宜。
刘仲宜被押进来的时候，已经不成样子了。他是在同仁药房被抓的。日军从药房的天花板上搜出了一台油印机和一些传单，认定他是共产党。
“你们看，”审讯的人对巩天民说，“你的朋友已经疯了。”
巩天民看着刘仲宜。刘仲宜的眼神是散的，嘴角有血，衣服烂成一条一条的，身上到处是伤。他站在那里，晃了一下，倒了下去。
“仲宜。”巩天民叫了一声。
刘仲宜没有反应。
他被拖走了。巩天民后来再没见过他，直到出狱。但那四十九天里，他经常在半夜醒来，想起刘仲宜倒下去的那个样子。
刘仲明的审讯和巩天民不同。
他没有被上刑。至少一开始没有。审讯他的人问他是谁。刘仲明没有躲。
“我是爱国小组的召集人。”
审讯的人愣住了。他以为刘仲明要招供，拿起笔准备记录。
“我是揭露日本侵华罪证《真相》的集大成者。”
审讯的人放下笔，盯着他看。
“我是向国联递交《真相》的送达人。”
房间里安静了。刘仲明看着审讯他的人，一字一句地说下去：
“善有善报，恶有恶果，正义必将战胜邪恶。你们今天炫耀的辉煌战绩、胜利果实，反过来看，正是你们明天受审的罪证。”
主审特务放下笔。他没有再问。他盯着刘仲明看了很久。那目光里有不解，有恼怒，也有一种说不清楚的东西。
刘仲明被关押了四十天。
刘仲宜的遭遇最重。
他被关押的时间最长，半年。审讯他的人认定他是共产党，反复审，反复打。他们用电流通他的脑，用辣椒水灌他的鼻子，让他滚钉板，让他卧短凳。钉板上的钉子扎进背和腿，血顺着钉孔往外渗。短凳让他身体弯成一张弓，脊梁骨像是要被折断。
他不承认。始终不承认。
他是“九君子”中受刑最多、关押时间最长的一个。
出狱后，他的精神失常了。同仁药房关了门。他很少出门，偶尔在院子里坐一会儿，不说话。家人照顾了他很多年。他活到了1983年。但1925年那个在青年会里读《共产党宣言》的年轻人，在1935年的冬天就再也没有回来过。
第3章 出狱
放人的决定，不是日本人良心发现。
盛京施医院出面了。这座英国人创办的医院，是“九君子”中数位医学教授的工作单位。医院方面向日本当局施压，要求释放被关押的医生和教授。英国背景，在当时还是有点分量的。
加上日方确实没有找到确凿的证据。《TRUTH》的正本已经到了国联手里，副本埋在丁香树下，他们搜不到。社会舆论也在发酵，各界人士通过各种渠道为九君子奔走。
巩天民在被关押四十九天后，经朋友保释出狱。刘仲明四十天后被放出来。其他人陆续获释。
出狱那天，巩天民从宪兵队的侧门走出来。
外面的阳光很刺眼，他眯着眼站了一会儿。没有人来接他。他一个人走回家。
街上没有什么变化。日本兵还在城墙上站着，伪满的旗帜还在飘着。但走在街上的人，脸上的表情不一样了。有的人低着头走得更快了，有的人抬着头走得更慢了。
巩天民走得很慢。他走了半个多小时，才走到家门口。
呼泽生在家门口等他。她瘦了，颧骨突出来，眼窝凹进去，但站得很直。
“回来了。”她说。
“回来了。”他说。
他走进家门，在椅子上坐下来。呼泽生给他倒了一杯水。他喝了，放下杯子。
“孩子们呢？”
“在屋里。”
“叫他们出来。”
呼泽生把孩子们叫出来。三个孩子站在他面前，看着他，不敢说话。
巩天民看着他们，也没有说话。
过了一会儿，他说：“我没事。”
张查理和毕天民出狱后没有留在沈阳。他们去了关内，继续参加抗日斗争。张查理辗转到了大后方，继续行医，也继续参与救亡活动。毕天民也走了，带着他的相机，但再也没有拍过那样惊心动魄的照片。
李宝实出狱后，害怕再次被捕，立即离开了沈阳。他回到了老家，和妻儿匆匆见了一面，然后开始了流亡生涯。他辗转武汉、昆明、重庆等地，一路行医，一路抗日。抗战胜利后到了上海，直到上海解放。他后来成了中国耳鼻咽喉科的泰斗，但很少提起沈阳那段日子。
于光元也离开了。他去了关内，继续医学研究和教学。他后来成了皮肤病学的奠基人之一。邵信普回了营口，继续经营银行。他没有再和九君子中的其他人密切联系，但他也没有忘记那四年共同走过的路。
刘仲宜被家人接回了家。他的身体和精神都没有恢复。同仁药房关了门。他的妻子和孩子照顾了他很多年。他活到了1983年，是九个人里最后一个走的。走的时候很安静，没有留下什么话。
张韵泠留在了沈阳。他是九个人里唯一没有被捕的，也是唯一继续留在东北的。他继续办教育，在奉天贫儿学校教书。他很少提起那段往事。有人问他的时候，他只是说：“事情是大家一起做的，我没有什么特别的地方。”
第4章 第二次入狱
巩天民没有停下。
出狱后，他意识到一件事：继续从事抗日活动，必须有一个显赫的社会地位做掩护。于是，在朋友帮助下，他在志城银行入股，担任董事兼总经理。
志城银行，取“众志成城”之意。行址在沈阳北关区火神庙胡同，一栋不起眼的二层小楼。一楼是营业厅，二楼是办公区。从外面看，和城里其他几十家钱庄没什么区别。
但二楼最里面的一间办公室，门总是关着的。
巩天民把中共东北情报站的成员安排进银行，成立了秘密读书会“觉社”。表面上，这是一个银行职员的读书兴趣小组，每周三下班后活动，读的是经济学、金融学方面的书。实际上，“觉社”是中共晋察冀分局社会部直接领导的秘密情报组织。
成员们聚在一起的时候，读的是《资本论》和《共产党宣言》。讨论的内容是日伪的经济动向、军事部署、物资调配。巩天民坐在角落里，听得多，说得少。他偶尔插一句话，但每一句都落在关键处。
银行的地下室，藏着电台。
东北情报站的主要领导机关，就隐蔽在志城银行里。巩天民每天照常上班、照常会见客户、照常处理账目。行里的伙计们看到的，是一个穿着考究、说话慢条斯理的银行总经理。没有人看得出他在做什么别的事。
他的行动受到日伪警宪的严密监视。但监视他的人看到的，只是一个规规矩矩的生意人。
志城银行不仅收集情报，还承担着转移人员和护送机密材料的任务。潘汉年、车向忱、高崇民等共产党员都曾在这里被安排和转移过。有一次，潘汉年离开沈阳前往上海，临行前不幸被国民党军统特务发现。巩天民得到消息后，迅速把潘汉年藏在志城银行二楼的密室里。特务追到银行门口，巩天民站在营业厅里，不慌不忙地迎上去，说：“这里是银行，你们要找的人，这里没有。”
特务搜了一遍，什么也没有找到，悻悻地走了。当天夜里，潘汉年被藏在志城银行的运钞车里，由警卫人员护送，安全离开了沈阳。
运钞车出城的时候，巩天民站在二楼窗口，看着车子消失在夜色里。他站了很久。
抗战胜利后，他没有停。
根据党的指示，他继续留在沈阳，由潘汉年领导。志城银行仍然是情报据点，只不过监视的对象从日伪变成了国民党。他继续以银行家的身份出入各种场合，和国民党的军政要员周旋，在觥筹交错之间搜集情报。
一九四七年十二月，巩天民因被出卖遭国民党逮捕。
被谁出卖的，史料没有细说。但可以肯定的是，有人把他供了出去。国民党警备司令部的人深夜闯进他家，把他带走。和十二年前那次不同，这一次来的人穿着军装，没有便衣。
审讯他的时候，敌人严刑逼供，他仍然没有承认自己的身份。但这一次不一样。蒋介石亲自过问了“中共北方情报网”一案，国民党东北行辕主任陈诚批示：“此案为重案。”
他们准备把他移送南京。
巩天民在监狱里等着。他不知道南京意味着什么，但他知道不会比日本宪兵队更差。他已经挨过一次了，不怕第二次。
监狱里的日子很难熬。沈阳的冬天很冷，牢房里没有取暖设备。他蜷缩在角落里，身上盖着一条薄毯子。但他没有垮。他每天早上在牢房里打一套拳，那是他年轻时跟胡奉三学的。动作很慢，但每一式都很稳。
但历史没有给他们时间。
一九四八年十月，解放军兵临沈阳城下。国民党东北剿匪总司令卫立煌乘飞机跑了，其他军政人员忙着逃命，没人管监狱的事了。
十月三十一日，监狱大门被打开。
巩天民走出监狱的时候，外面的天是灰的，但空气里有炮声，很远，但很清晰。他站在监狱门口，深吸了一口气。
他再一次与死神擦肩而过。
第5章 不说
一九七八年十月二日，巩天民在沈阳去世。享年七十八岁。
他走的时候很安静。妻子呼泽生守在床边，几个孩子也在。他没有留下什么遗言。或者说，他留下的遗言，都写在那些他从来没有跟家人说过的秘密里。
家人整理遗物。他们翻了他的抽屉，看了他的笔记，把那些旧纸片一张一张看过。抽屉里有银行的账册，有开会的记录，有几张照片，还有一封没有写完的信。信是写给一个叫“安子文”的人，内容只有半页，写的是关于某次情报传递的时间节点。
他的儿子巩国威和巩国贤把那些纸片摊在桌上，一张一张看。他们发现了一些东西——一些用暗语写的记录，一些看不懂的代号，一些像是密码的数字排列。他们看了很久，然后开始拼。
然后他们发现了一件事。
巩天民是共产党员。
不是“曾经接触过共产党”，不是“同情共产党”。他是一九二五年入党的。那年九月，任国桢在奉天成立中共奉天支部，巩天民被编入中共银行小组，活动地址就设在日本人开办的满洲银行里。他是沈阳建立中共党组织时第一批入党的党员之一。
他的儿子巩国贤后来回忆：他和父亲生活在一起四十多年，家里人一直不知道这件事。
他的妻子也不知道。呼泽生和巩天民一起生活了几十年。她给他抄过传单，给他放过哨，给他藏过“卫生会”账本，在他被捕的那些日子里一个人撑着一个家。但她不知道他的真实身份。
为了证实这个身份，有人去向安子文求证。安子文明确回答：“这个事儿我知道，关于巩天民党员问题周恩来有过指示：‘巩天民是1925年入党的老党员，这么多年一直以资本家的身份为党做工作，所以，现在不能公开，这样对党的工作更有利。’”
又有人去向邓颖超求证。邓颖超说得更简单：“巩天民的事我知道，确实是周恩来总理安排的。”
一九八四年七月，中共辽宁省委根据巩天民生前的要求，经过调查，作出决定，恢复巩天民中共党员的党籍。
从一九二五年到一九八四年，五十九年。
他的妻子不知道。他的儿子不知道。所有人都不知道。
他一个人扛着这个秘密，扛了半个多世纪。
巩国贤后来说，他想起父亲每次出门前对母亲说的那句话。“如果我回不来，不要去找我。”他小时候听到过很多次。他一直以为那只是父亲出门前的随口一说。后来他才知道，那不是随口一说。那是巩天民每次出门前都在做的准备——准备好回不来。
周恩来曾经评价巩天民说：“巩天民是20年代的老党员，负有党交给的重要使命，他以‘资本家’的身份活跃在不同历史时期的对敌斗争前沿，发挥着无人能替代的重要作用。”
这句话，巩天民本人大概从来没有听到过。
第6章 丁香树下
关于《TRUTH》，还有一个细节。
文件其实有两份。正本交给了国联调查团。副本埋在了张查理寓所庭院里的一棵丁香树下。
谁埋的，什么时候埋的，史料没有细说。只知道“九君子”被捕后，日本人审讯时反复问那份材料的下落。没有人说。巩天民没有说。刘仲明没有说。毕天民没有说。刘仲宜被折磨了半年，也没有说。
丁香树下的那本《TRUTH》，在沈阳的冬天里，静静地躺着。
一九三五年十一月，日本宪兵队实行大搜捕，“爱国小组”成员除张韵泠和邵信普外，全部被捕入狱。情势紧迫。张查理的夫人宫菱波做了一个决定。
那天深夜，她一个人走到院子里。丁香树的叶子已经落光了，只剩光秃秃的枝干。她蹲下来，用一把小铲子，在树根旁边挖。土很硬，冻住了，挖了很久。她终于挖到了那个包裹。蓝布已经烂了，里面的纸也烂了。冬天下了几场雨，雨水渗进土里，把文件泡透了。纸页粘在一起，字迹模糊，大部分已经辨认不清。
她把文件从土里捧出来，在月光下看了一眼。那些曾经清晰的布告、命令、照片，现在只是一团湿漉漉的、腐烂的纸浆。
她没有犹豫。她生了火，把文件一页一页地投进去。火光照亮了她的脸。她没有哭。
纸烧完了。灰烬被风吹散，散在院子里。丁香的枝干在火光里晃了晃，什么也没有说。
后来，丁香树下的副本始终没有被找到。沈阳“九一八”历史博物馆保管部主任关雯心说：“当时的保存条件很差，加上兵荒马乱，副本早已找不到。”
巩天民和刘仲明在世的时候，多次通过外交途径寻找正本的下落。
一九六〇年，巩天民从北京开会回来，登门去看望刘仲明。巩天民提到，周总理非常重视抗日史料的搜集整理，各省正在收集中国民众抗日活动的历史资料，阎宝航同志负责东北地区的收集。如能找到一九三二年间他们交给国联调查团的材料，可交给阎宝航。
巩天民走后，刘仲明一个人坐在书房里。他想起了那些日日夜夜。他是《TRUTH》的核心人物，负责其中一部原文的整理翻译编写，又是文件的集成者。他对内容印象较深，绝大部分可以回忆起来。
他拿起笔，开始写。一个字一个字，一页一页。他写了很多天。写完，他把它寄给了老友阎宝航。
那一年是1960年。距离《TRUTH》递交国联，已经过去了二十八年。
一九八一年，为纪念九一八事变五十周年，刘仲明在北京又写出《九·一八事变后沈阳爱国小组抗日救国行动纪实》，直接交给全国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
后来，刘仲明和张韵泠又共同写作了一篇题为《东北爱国人士向国联调查团揭露日寇侵略罪行经过》的文章。这三篇文章，成为那段历史最完整、最翔实的记载。
但《TRUTH》的正本在哪里，没有人知道。
第7章 日内瓦
二〇〇八年，巩辛坐在电脑前。
巩辛是巩天民的孙子。他在网上看到了一本书，叫《闯关东的爱尔兰人》，作者是马克·奥尼尔。马克的祖父叫弗雷德里克·奥尼尔，中文名倪斐德——就是当年接过蓝布包的那个人。
巩辛联系了马克。两人没见过面，但他们的祖父在七十六年前有过一面之缘。那面之缘，改变了一段历史的走向。
然后，巩家后人做了一件事。他们向联合国日内瓦图书馆提出了查阅请求。
图书馆最终锁定了编号为EASBOBX OWS23011-12000，NO9811-231的资料。它被称为“抗议者的材料”。
二〇〇八年六月二十六日清晨，日内瓦联合国图书馆档案资料负责人接待了一位特殊的客人。
“这份档案收藏至今已经有76年，请问您查阅的目的是？”负责人问。
“它记录了一段发生在中国的真相。”
“那您是……”
“我是作者的孙女。”
“您也是第一个查阅这份档案的中国人！”
这位中国客人名叫巩捷，是巩天民的孙女。她和弟弟巩辛等家人为了找寻这份“真相”，用了半个多世纪。
巩捷走进图书馆的档案室。馆员把蓝布包放在桌上。布包比一本书略大，深蓝色已经褪成了灰蓝色，红字“TRUTH”的丝线也暗了，但还在。
她打开布包。三百多页文件。纸边泛黄，有些地方有水渍。第一页，九个签名。她祖父巩天民的名字，笔画硬，收笔重。
她翻到最后一页。纸上的折痕很深，像是被人反复打开又折起。她想起家里老人说过的那句话：“你爷爷一辈子话少，该说的，都写在纸上了。”
她在图书馆待了一整天。一页一页地翻拍，一页一页地看。七十多年前，她的祖父和另外八个人，冒着生命危险，把这些纸送到了这里。现在，她来了。
二〇〇八年，巩捷用照相机一页一页将“TRUTH”翻拍下来，并委托其留学德国的侄女巩简带回沈阳。
二〇一〇年九月十七日，九君子的后人集体将复制件带回国内，捐赠给沈阳“九·一八”历史博物馆。
巩辛说了一句话：“这不是我们的私人财产。这是激励所有国人不忘过去的证物。”
尾声 蓝布包
巩简的手悬在布包上方。
她解开系带，翻到第一页。九个签名。第一个是她曾祖父。第二个是刘仲明。第三个是张查理。第四个是毕天民。第五个是于光元。第六个是李宝实。第七个是刘仲宜。第八个是邵信普。最后一个，是张韵泠。
张韵泠。九个人里唯一没有被捕的那个。唯一活到看见新中国的那个。也是唯一没有出现在审讯记录里的那个。
巩简翻到最后一页。纸上的折痕很深，像是被人反复打开又折起。她想起家里老人说过的那句话：“你太爷爷一辈子话少，该说的，都写在纸上了。”
她合上蓝布包。布面粗糙的纹理蹭过掌心。
窗外，日内瓦湖上有一艘船缓缓驶过。汽笛声闷闷地传进来，像从很远的地方来的。
蓝布包还在。红字“TRUTH”还在。
九个人的名字，签在纸上，也签在了时间里。
（第三卷完）
（全书完）
后记
关于本书的写作说明
本书是“小说笔法的非虚构”，不是严格意义上的非虚构文学，也不是虚构小说。
核心史实均有所本：九君子姓名与身份、搜集证据的方式、碰面“各饮苦水一杯”的仪式、巩天民“如果我回不来，不要去找我”的原话、“以日本之矛刺日本之盾”的编辑原则、三百多页英汉双语汇编、蓝缎外皮与红字“TRUTH”、九人亲笔签名、倪斐德等三位国际友人签字担保、1935年10月八人被捕、刘仲明审讯时的“三点声明”及“罪证”之言、巩天民1925年入党及1984年身份公开、第二次入狱与1948年10月31日出狱、TRUTH副本埋在丁香树下、2008年巩家后人赴日内瓦查阅原件、2010年捐赠影印资料——均有史料支撑。
以下内容属于基于史料的合理还原：具体场景描写、人物心理活动、场景中的器物细节、以及部分未经史料确认的对话。
特别说明：于光元通晓四国语言、负责英文审校，经他润色的英文稿件为地道英式英语，这些均有据可查；“因为李顿是英国人所以坚持用英式英语”这一因果推断属于文学化合理推测。刘仲宜出狱后精神失常、被关押半年、受刑最烈，有后人回忆和党史文献记载，具体病症表现属文学还原。巩简为巩天民重孙女，巩捷为巩天民孙女，两位后人于2008年先后赴日内瓦查阅资料，本书对这一过程的描写综合了两位后人的经历。关于张韵泠未被捕的原因，史料无明确记载，书中不做推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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