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谁为一条河喊魂？

拜读周步所著的《弱水三千》，总令我想起河西乡间老人对走失孩子“喊魂”的做法：黄昏到来后，有人拿笤帚站住门槛，慢条斯理地叫出乳名，语气拉得很长，像是要把散落的魂灵由暮色中带回到躯体。而周步做的是同样一类事。所不同者是，他不专唤某一个儿童，而是把河西走廊诸项名称一并提起：弱水、焉支、甘州、山丹，以及李陵、昭君、玄奘、林则徐——过去被历史遗忘或风蚀的人和地，在其笔下又复现、又开始有脉动、有呼吸的可能。

这部散文集自有其特殊性。它不是一般常说的那种“写家乡”——此类文字多而常见，或为游子归来的温柔回忆，或为外人初至时的猎奇眼光。周步写下的文字与上述两种都不一样。他住在北京二十多年了，但写作中一直把河西当作中心，八十个篇章、三十万字左右，基本都属甘州题材，他是在为一条河喊魂。评论家马学忠曾提出一句有意思的看法：“按某种说法看，周步先生一生未真正离开甘州。”乍看似乎矛盾，其实很准确——地理上他早有出行，心理上却始终不曾走远。也正由于这种状态，此书获得罕见的质地：远望与贴近并存、记忆和现实交织，历史考证与文学激情同样得到满足。

所要谈的正是这类“远”与“近”、“冷”与“热”的矛盾：对于散文来说，若同时把史学、把诗都纳入考虑，是否就不是完全脱离体裁而行事的写作了呢？有人花了二十年精力专写某类地方，他实际是想获得怎样的满足或成果？

一、史笔与诗心同频 一种文体的边界突围

1 . 一条河的名字，和一个游子的不甘

《弱水三千》刚开始叙述，周步即提出令读者不能不注意的情况：历史上极有名的弱水，现在实际上已少有知道的人。“造成此景的原因是这条河流早先被称作黑河。”单靠这么一句解释，就可看出更名之草率、记忆之短暂，二者所涉的文化断裂是极大的缺口。

周步绝非甘于现状的人。对于《弱水源》及《弱水谣》所论的那条河，他几乎是用考古式的态度、按步骤来“补全户口”——把《山海经》《尚书》中有关弱水的材料找出来，按山丹河走向查证源头，又将传说、民谚乃至地方史加以对照分析，最后确认弱水即黑河（只是不同年代所称的同一流）。

文章到末尾时有这样的话：“弱水是黑河幼年时代的所在。它变成黑河之后，就不再称弱水。”语调平和，但其中所含的、对“孩提岁月”遭湮没的悲凉已很清晰。

这就是周步散文的绝妙之处：考据不等于堆砌旧书中的材料，而是带着体温的追问。对弱水来龙去脉的探究是必要的，因为那条河本身不只是地理上的存在，也属于文化记忆的一部分（“弱水三千”的成语有其诗性、哲性，不能简单地以“黑河”概括）。当旅游地出现“弱水源”一类的标牌时，“顿然间眼前一亮”的感觉便出现了，可这种欣喜恰恰说明某种事实的冷峻性：山丹本乡人差不多已失却文化起点的知觉。于是考据成为招魂术，散文化为挽歌——此时文体获得了非常规的力量。

 2 .如何让一个“叛将”重新呼吸

若说以河流为题材是知识类散文较常见的写法，那么周步将历史人物重新加以描绘就超出常规。《李陵，从张掖走向大漠的悲情英雄》是全书篇幅最沉郁的篇章之一。读完之后我一直在想：周步到底用了什么办法，让一个在史学传统里被定性了两千年的“叛将”，重新变得可感可悯？

答案或许在于他选择的视角——不站在朝堂之上评判功过，也不躲在史书后面复述事迹，而是贴着李陵的命运线走进去，感受每一步选择背后的撕扯。于是我们看到的李陵，不再是“降匈奴”三字所能覆盖的扁平符号，而是一个“每一步都踏在家国忠诚、生存本能与个人尊严的尖锐棱角上”的人。棱角扎痛了他自己，也扎痛了千年之后的读者。

所用的写法把散文同小说之间原本的界线冲淡了。不是按常规历史随笔的方式用叙述或议论来展开，而是借“在场感”使读者直接进入历史现场（例如周步就在李陵旁边，目睹他仰头看那道大漠最后的炊烟）。对于昭君的描写同样适用此理。

《焉支山下读昭君〈上元帝书〉》采用的是很特殊的视角：没有把“出塞”当作主要悲喜事件，而是以昭君实际写过的书信为着眼点。在周步的论述里，所涉书信“不是政治和亲附带的文件，而是个体女性面对命运、借笔墨做最后抗争或表白的一种努力”。由此出发，昭君不被简化成毛延寿画中柔弱的美人，而是在历史缝隙中主动提笔的女人。

原来已被风沙所埋的名字现在又开始站立起来。这不是对历史作“戏谈”，而是对历史作“体温的还原”——周步没有歪曲事实本身，但以角度的变换及细节的展开使无温的姓名重归人世的热度。所用的文体也已不是纯粹的某一种类：它把历史随笔同抒情写法结合，把叙述同思考并置，恰似大河到了分岔点而同时奔向两种不同的前方。

  3 . 从周坑村到河西走廊：空间的折叠与情感的展开

《小城山丹》中有一段话被我多次重读过：“我的精神所归属的家园不就是眼前的小城，而是距它30公里远、称作周坑的那个村子。那里保存着最初的生命之血。那里有第一次流下的汗水。不过所依附的城市大树已把那村子当作一片绿叶，若从4000里外异乡来望，所见的只是城市本身及它大体的形状。”

从上述内容来看，基本解开周步有关空间书写的疑问。按其感知地图来分，地理空间有层次：最核心的是周坑村——生命开始、汗水初生的地点；向外一步即为山丹县城——离家太远后仍可望见的极限区域；而河西走廊整体是更远的一层——属于他实际写作所涉的疆域。

特别值得注意的是文中这种程度感和空间度的倒置：最小区域的描写往往带有最强烈的感情，大范围的观念因太过遥远反而只是“粗略的轮廓”。所称的倒置现象恰好对应异乡人特有的心理倾向——近处的景物更易令人心烦，远方反而较能容忍、较不清晰。

若已知所言内容的含义，就可以解释《弱水三千》的命名方式。“弱水”同时是河西地区某条实际河流的名称及三千年历史的某种象征。而周步所要完成的写作，正由极小处（如周坑村或弱水源）着手，最后将河西走廊的全部精神纳入视野。他把空间作了折叠与展开的处理——每种折叠都可提取感情的精华，每次展开又正好对应历史的图景。

可见，作家笔下既有史的诗性，也有诗的史性。他不仅是在写河西，更是在写一种精神——那种来自荒原、来自历史、来自血脉的坚韧与苍凉。他写霍去病、写李陵、写昭君、写玄奘，写那些被风沙掩埋的名字，也写弱水、写焉支山、写黑河、写敦煌，写那些依旧流淌的地理印记。

二、一个旅居者的精神地图

  1. 四千里远的地方，为何“始终未出”？

“按某种说法来理解，周步先生实际上没有离开过甘州。”马学忠所言的这句话恰好点明旅居写作的某种宿命。

周步的人生被切割成两半：河西土地是前半生所经历的、实际生活了三十多年的所在，北京是后半生的谋生地（近二十年）。就时间而言两部分基本对等，感情上却没有平衡状态——他写得最多的是故乡。这般“偏执”有类似沈从文离湘西之后的写作倾向，也类似贾平凹离商州之后的回忆。若作家因客观条件而不能留在故土，那么故土便以更强烈的形态进入记忆，成为用之不竭的心灵资源或写作动力。

周步所写与沈从文的湘西又不完全一样。对沈从文来说，湘西是一种“重构”的对象：他要将原本粗犷又生动的境地纳入文学的合法范畴；而周步笔下的甘州基本上是“确认”一类的写作——他并不想用河西来证明什么特别之处，而是要让思想回到文字上、重新扎根于某片土地。因此他坦率地提到“反复写一个地方，反复写一座城”，语气不含愧疚，只以认命似的坚定来面对此事。这样的坚定来自距离的启发：四千里外远望甘州，倒能清楚地定位它于自身生命的意义——非“故乡”这类泛指可以概括，而是与水井、树木或河流有直接联系。

  2 . 胡杨与左公柳：万物皆可为史

《弱水三千》所用的叙事方法很特别，即以“物”作为言说者。

有关胡杨的文字是单独成篇的。周步曾说胡杨有“生而千年不死，死而千年不倒，倒而千年不朽”的特性，这种说法不新——凡写胡杨的都须提一提它。但作者随即又将胡杨所代表的精神带入全书各部分的思考：古道边有它站立的形影，老井上可辨其倒映的轮廓，迁徙者经过时它正随风沙隐现于原野。胡杨这时不是草木本身，而是气质、是象征——河西人、历史、文化种种坚韧都可在它年轮中找到合适的类比或对应。

左公柳也是所涉的贯穿性意象。左宗棠当时种过的柳树，现在丝路沿线尚有部分存活，周步走的时候便去查证过。“已经过了百余年，它们仍活着。”——这样简单的陈述并不张扬，实际却负载着时间的巨大分量。柳树没有死，过去亦未完全消失。周步写到这类“物”的时候，技巧上并不做过分渲染，只把它们当作自然存在带入叙述，在叙述中慢慢走来、踱向远方。可读者又明白：这里不是泛指树木，而是记忆的实体存在。

所谓“物叙事”把原来空泛的时间性转化成可以触摸、可以体验的日常事实。按周步所写的方式看，老井边沿已有体温，涝池的水面上正照见天色，干柴的火焰仍记得往冬的余热。历史不能靠“讲述”来成立，而应由这类细节“慢慢渗”出。由此散文得到一种类似人类学实地考察的体例——所考察的是物的过去，所用的观察方法是诗人特有的目光与感受。

  3 . 一个人的故乡，千年的过客

读完全书，一个强烈的感受是：周步所说的“故乡”现在已不单指山丹县的周坑村，也不只限于张掖。他所认为的故乡即河西走廊本身，就是走廊历史中出现的所有人物（霍去病、李陵、昭君、玄奘、高适、王维、岑参、左宗棠、林则徐等）——他们全被他当作精神上的同乡。

所称的“故乡的扩容”在散文集的构造上是极清楚的体现。第一辑“甘凉风物”由《古甘州》开始，把《甘凉古道》《弱水源》《大迁徙》诸文当作河西历史的骨架来写；第二辑“古道情韵”又按边塞诗人足迹的顺序整理材料，把文学及地理都纳入一张细密的网中。就全书而言，从首篇到末篇有很明确的精神定位的进展：先说山川，再提人名，最后使有关诗篇依古道的脉络而复活。

“精神还乡”的最根本意义似乎应作如此理解：不单是回到出生地，而是回到某片土地的完整历史及文化上。若写作者所依附的精神有两千年那样的时间深度，他便没有孤立无援之感，而是整条长廊中可以信赖、能值一守的夜巡人。

三、招魂之后：弱水书写留下了什么

  1 . 对抗遗忘的笨功夫

《弱水三千》所写到的“笨”是少见的。

如今人人都想轻快地读、想读到爆款、想让所读之物“出圈”，而周步却走的是反面路线：把心沉下来，认真对待每一条河、每一个名字、每一首边塞诗的来源与写作时间。他所称的“笨”最初是考据上的一种耐心——有关“弱水”古今用法的种种疑问，他查过多少书、走过多少地方，这些细节对读者是可见的；其次又是写作时的节制——不因人、不因乡而动情，情感虽有但不过分外溢，在冷静叙述中反而显得真实、有分寸。

现在所称的“笨”倒是很可贵。我们对一种事件（物）整体性的遗忘：不单忘了过去，也忘了怎样去记取历史。对于遗忘来说，周步的“招魂”是一种对抗。他把“弱水”旧名找回来，补上因改名而断裂的文化联系；他讲到李陵、讲到昭君，把小人物从大叙述中解救出来。所写的文章皆属“喊魂”一类，喊的正是将要随风逝去的各种名字。

  2 . 为一条走廊立传

有人把周步所写的东西解释为对文明“通道魂魄”的考察或招魂。此话不无道理。

河西走廊是中国历史上一个非常特殊的所在——既非终点，亦非孤立体，而是枢纽与通道、熔炉。有征战、有迁徙、有朝圣、有通商，大量人、大量事都曾借由它而通行、交汇。周步所著各书反复思考此点：走廊的魂魄是靠这种无尽的“经过”来完成的。霍去病军队扬起的尘土、昭君车队带有的驼铃都是例证；玄奘独自向西的行程、林则徐被放逐时的诗作亦属其内含。各种经过者彼此叠合之后，便构成走廊的本质——刚强若胡杨，宽广若弱水。

《弱水三千》所载的意义大概就是给河西走廊以文学上的“户口本”一类的东西。如果现在要回答：河西走廊的魂魄到底为何物？可把此书当作线索来查证，借文字看弱水流动、匈奴旧曲、边地诗篇乃至远方甘州人对家乡所发的、跨越四千里而来的那一声长调。

  3 . 在所有人都奔向远方的时候，一个人选择回头。

现在所处的时代是“向前看”的时代。城市把乡村一并吞没，全球化的浪潮使地方失去特色，年轻人对故乡的感情正以前所未有的方式衰退。就这样的现实来说，周步所做的选择几乎可算逆流——不随时代去追逐遥远的未来，而是多次回望、思考自身究竟源自何方、怎样来此。

所称的“回头”不等于怀旧式的撒娇，而是清醒的抵抗。对周步来说清楚地知道自己的立场，在自序中已经说明“我是以河西走廊为地域来思考文化的写作者”——非谦词，而是誓言。他有意识地把范围“限定”起来，不主张“广泛”。现在是各种跨界、各种破圈大行其道的时候，而他的自我限制恰恰是一种姿态：所写皆为本地之物，写作只献给此地的文明。

所言亦即如此：《弱水三千》不单是散文集，而是对精神的记述，对某条河流或某片走廊所作的郑重、温情的承诺。若要查证河西走廊到底有何灵魂，就可将此书带入思考——在适当的时候（也许正是黄昏）忽有远声自纸上传来，类似河西老辈人唤走失的小孩回魂，经过时间、经过四千里原野之后，又以各种方式来到每个愿意接受召唤、愿意倾听的人的心中。

   在行走中，掬起的那一瓢。

“弱水三千”是古语中的一句话，传统上以它来比喻取舍——水虽有三千，只舀一瓢。周步所处理的是三千年河西史，不能把全貌都写出，所以要有所选择。由此而生的书作有《八声甘州》的古风与今情，有《焉支山下话杨广》对帝王、百姓的追忆，有《在黑河的河道里走走》那样轻松或深沉的思考。各篇不冗、不繁琐，但凑成整体时，恰似细密之网，把整条走廊的历史魂灵都网罗其中。

在《自序》的结尾作者写道：“我花二十年来完成所写的一切。”二十年、八十篇、三十万字——所列的数字本身就有种沉厚的分量。时间把多数事物都带走了，却有部分东西非经时间不能保存。弱水虽曾换名、断流、失忆、误认，还是原样存在，依河西的戈壁和绿洲而行，缓慢地、一寸寸地向前流去。

午夜，合上书本，河流、房舍、人物、草木画面感还在脑海里回放。你会发现，周步所写的话恰是现代时代中这条河流的回声。语气不强烈，若长时间听下去，倒会感觉到整个走廊各处都以某种低沉方式在轰鸣。

作者简介：

邱桂丽，笔名秋语，广西钦州人。中国作家协会会员、广西作家协会理事。文学创作多以散文、评论为主，作品散见《散文海外版》《散文选刊》安徽文学》《广西文学》等刊，部分作品获省、市级奖项，出版散文集《落雪无声》《守望无垠》。现为广西钦州市文联党组成员、副主席。